6月26日，由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联合歌路营推出的“善行电台”在网易云音乐上线。“善行电台”旨在关爱在学校寄宿的儿童，利用睡前15分钟给孩子讲一个故事，使寄宿儿童获得更好的睡眠环境，解决寄宿儿童孤独、自卑等心理问题，让寄宿儿童能够更好地成长、学习。同时，“善行电台”也希望能给广大听众带来温暖和慰藉。     聆听善行播撒希望 用关爱寄宿儿童     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因多方面因素，很多父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导致寄宿儿童总数不断上升。     据分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爱、陪伴，会造成孩子性格、心理等方面缺失，进而造成自卑、自闭等问题。因此，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联合歌路营推出“善行电台”，以睡前15分钟作为切入点，给寄宿儿童讲睡前故事，使寄宿儿童获得陪伴感，为解决寄宿儿童孤独、不合群等问题做出实际行动。     声音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纽带，而温暖的声音对于人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抚慰作用。本次活动将邀请十余位央视著名主持人担任“善行电台”的主播，他们将会化身善行大使，在以朋友的身份讲述故事的同时，还将分享自己的成长感悟，用亲身经历感染听众，传播社会正能量。故事筛选上，“善行电台”围绕分享、爱心、善行、宽容、担当五个关键词，精选中外优质童话故事，寓教于乐，帮助寄宿儿童树立完整的人生观、价值观。     点亮慈善版图 倾听他们的声音     表达能力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一环，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建立人际关系，而寄宿儿童往往表达能力较弱。CCTV慈善之夜将联合歌路营在全国的2000所项目学校，举办第一届“童声故事王”故事诵读活动。以寄宿儿童的视角解读童话故事，使他们不再只作为故事的倾听者，更成为故事的讲述者，锻炼表达能力的同时，增强自信心。     在传播上，本次活动以新媒体平台为阵地，打开垂直通道，实时上传故事音频，打造“互联网+公益”生态圈。在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官网，每上传一条故事音频，便会点亮“慈善版图”中的一个地点，让善行播撒在中国大地，使善行的力量深入人心。     同时，活动开放点赞功能，如果你从某一条故事中获得力量，那么，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获得温暖和感动的同时，点赞数最多的“童声故事王”，将有机会参与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晚会录制。     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用善行改变中国     第四届“CCTV慈善之夜”是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公益宣传活动，秉承“善行改变中国”的理念，致力于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树立慈善业界新风气。三届以来，先后推选出以曹德旺、王奕鸥、李亚鹏、濮存昕、曹国伟、邓迎香、姚明为代表的三十位“CCTV年度慈善人物”。     本届“CCTV慈善之夜”延续“慈善版图”理念的同时，还发布“找人、找事、找组织”活动。以“30+1+1”形式将善行故事、线上直播、线下晚会有机结合。     “30”即30个善行故事展播短片，“1+1”即1场中华慈善日直播，1台“CCTV慈善之夜”晚会。     “CCTV慈善之夜”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和广大媒体组织精诚合作，建立媒体联盟，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编者按： 根据王小林介绍，自己14岁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坐在教室的座位上身体会像面团一样往下滑，他后来到县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孩子营养不良”，当时他是第一次知道“营养不良”这个词。15岁那年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扶贫项目，他们家养了两头荷斯坦奶牛，他从此每天会喝掉1.5斤牛奶。王小林感慨，当时人们对牛奶的处理方法基本分三种，人稍微喝一点，剩下的喂猪，最后倒掉，因为那时候牛奶在农村几乎没有市场。王小林对记者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健康与自身的知识、教育有关，与扶贫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采访从这个小故事开始。     记者：对于“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中提出的目标，我们该如何理解？     王小林：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是指到2020年国家确定的现在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文件中指出“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指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有利于贫困人口的，也就是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如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发展的差距才会缩小。这个强调的是增长的结果，通过自力更生的奋斗以及收入的再分配，老百姓、特别是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贫困地区指的是832个国家贫困县，从地区的概念实现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增长。     文件还有一句话，叫作“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那么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的什么呢？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这三项就是最基本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果这三项公共服务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就解决了“困”，属于一个社会困境之中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条件，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也是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一个起点的工程。我们说这个转型叫作社会的转型，社会向着包容型的发展方向转型，这是我们纲要中减贫目标里面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度的减贫目标，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减贫目标后面两句话更为重要，实现收入上的有利于穷人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更加包容的社会转型。后两者的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是可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脱贫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     记者：结合您的工作，您认为这几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目前进展如何？     王小林：其中我想简单解释两个点——教育和健康。     教育，国家普遍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832个贫困县里目前相当一部分实行的是“9+3”年义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以后也是3年。832个贫困县里还有更加贫困的地区目前实现的是“3+9+3”，向学前拓展。实际上社会政策的研究告诉我们，向学前教育的拓展对孩子的健康和发展更加重要，这就体现了教育扶贫的重要性。     健康扶贫，目前我们和国家卫计委第一次对所有患病贫困人口的数据有了全面的采集，这使得我们在健康领域健康扶贫的干预指向性、目的性更加明确。     根据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监测，2014年我国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是4%，也就是说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衡量贫困，其中一个维度是健康，健康里有个指标是营养。我们把这十个指标分解来看，在4%的多维贫困人口中，我国最为贫困的是营养的贫困，他的发生率是3.3%，可见营养的扶贫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多维度减贫目标时，实际上在营养的改善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建档立卡的数据使得营养的精准干预成为可能，干部驻村的帮扶制度，使得儿童营养的干预工作也有人实施。     如今“互联网+”的运用以及社会组织对于扶贫领域广泛的涉足，使得我国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的前景更加光明。我们相信，到2020年，我国的儿童可以实现全面脱贫，我国的扶贫攻坚目标可以实现。

    近年，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下，农村不富裕的家庭就会选择外出务工，把孩子留在老家，让长辈来监护孩子。但是老年人的文化知识有限、精力也有限，如果把辅助学校教育的职责和担子压在老年人身上，显然满足不了儿童求知的需求。更有甚者，由于代际沟通的障碍，使孩子们精神的匮乏更甚于物质匮乏。     近日，央视一则关于留守儿童的专题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报道内容是贵州省铜仁市的一个山村小学。这所小学有个特别的名字，叫“酸汤小学”。据酸汤小学校长黎源讲述，该小学最高峰的时候有700多个学生。2007年以前还有四五百人，而现在小学部6个年级只有93人了，另把学前班36人加在一起也只相当于10年前的1/4。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上述现象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国家近年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民政部每年都出台关于留守儿童的保护意见。因此，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都有很大提高。外出务工的家长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外出挣钱也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     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放弃了到远方去挣钱的机会，选择就近务工，这样既能解决收入问题，也能在孩子身边监督孩子健康成长。而选择外出务工的家庭，只要一有条件也陆续地把孩子带到务工所在地共同生活。     另外，现在农村人口逐步城镇化，有很多农村外出务工挣到钱的家庭，就在离自己村子最近的城镇购房，这样小孩也就跟随着房子到城里边去上学了。     综上原因就造成了农村小学的生源逐渐减少。那些跟着父母去务工的孩子是幸运的，那些离开村子去附近城镇上学的孩子是幸福的，而那些留下的孩子就真正成为了留守儿童，那么他们的世界里又是怎样情景呢？     开头讲到的央视报道中，酸汤小学一位叫赵雪慧的老师说：“我之前一直在铜仁市里边，那些孩子完全不一样。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孩子们坐着就坐着，他不会说像城里的孩子会到处跑啊，你得说很多遍不要跑了。这里的孩子他就是坐着，然后你问他什么，你跟他互动，他完全就是一脸茫然地看着你，感觉他什么都不知道。”     “留守的孩子不喜欢跑动，静静地坐着，一脸茫然地看着你。”赵雪慧老师说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实际上，心理问题才是农村留守儿童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长期远离父母，使留守儿童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得到父母的关爱，家长也不能随时了解孩子的心理、思想变化。这种亲情的缺失使孩子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严重地影响到了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孩子们存在的这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疏解，更容易受社会上反面现象的影响，养成一些不良行为，如叛逆、不听话。     2016年一份“关于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调查报告”显示，有40.5%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受到歧视、不如别人的想法。在刑事犯罪事件中，青少年犯罪中的留守儿童所占比例高达20%，上述中的比例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还只是某省份的调查，如果从全国来看，这或许是个更庞大的数字。     节目中的赵雪慧老师不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孩子在最活泼好动的年纪只会呆呆地坐着？为什么不愿意和人说话？为什么好像不太懂得如何与人交流，更不懂怎么倾诉自己的情感？于是她和另一位老师一家一家地去孩子们家里家访，寻找答案。     通过家访，赵雪慧老师发现，很多孩子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爷爷奶奶每天早上吃完饭后上山务农，孩子则来学校上学。而小于六岁的孩子就只能每天在家里玩，如果周围有玩伴还好，如果周围没有小孩，就只能整天在家里和狗做伴儿了。晚上，爷爷奶奶从山上回来之后，忙了一天很累啊，吃完晚饭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几乎不跟孩子聊一聊，或听孩子心声。     赵雪慧老师还发现，因为大人觉得经常打电话花钱太多，因此孩子们也很少有机会跟外出的父母通话。在城市里很普及的智能手机、视频聊天软件，这些山村里的留守家庭大多没有机会接触到。因此这里的孩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就像是被周围的大山重重阻隔了一样。每天和孩子们的接触，让赵雪慧老师觉得，对这些山村留守儿童来说，比起物质上，更严重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匮乏。

蔡聪参加凤凰公益沙龙 今年5月，新版《残疾人教育条例》颁布，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成为硬性规定，这意味着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残障孩子上普通学校，同时特殊教育的老师将会进入学校进行辅助教学。 而在此之前，曾不断有残障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孩子被要求从普通学校退学的新闻爆出，2012年深圳市有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学校清退一名自闭症学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舆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2016年末，北京市某小学校门口多位家长拉横幅、喊口号，并联名签署意见书，要求该校一名自闭症儿童退学。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问题再次引发公众热议。 直到融合教育理念出现之前，残障孩子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特殊学校。融合教育又叫全纳教育，俗称“随班就读”。 近期，凤凰网公益频道举办公益沙龙，主题为“全纳教育目前在我国面临的困难”，特别邀请了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秘书长许家成、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经理王星星、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奇葩说》嘉宾蔡聪、心依教育创始人刘岱岳、特殊孩子家长代表沈彤共同讨论全纳教育。其中，蔡聪认为“随班就读”并非根本意义上平等的融合教育，要打破对残障的刻板印象，重新审视对于教育的理解。全纳教育本质上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的发展。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随班就读是全纳教育在我国一个本土化的体现，其实这样的家长联名抗议自闭症儿童退学的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只是很多没有被报道出来。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蔡聪：在深圳，有残障孩子被47个家长联名上诉要求退学，当时其实也有家长就这个事情写过文章，我记得他写的题目叫“课桌易倒，别总拿爱心说事”就是说这个背后可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在融合的环境里面去接受教育，这个是每一个孩子的权利。为何这样的事情还是频频发生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目前缺乏这种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不管是残障孩子也好，还是普通孩子，他们的家长可能对于残障，对于教育这两个的观念可能还有些需要更新的地方。 主持人：普通孩子怎么看待身边这一群较为特殊的孩子的？ 蔡聪：我自己就是在普通学校里面长大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开来看，因为我们谈到残障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学，可能它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这种身体和感官有障碍的，比如说肢体、视力、听力的。另一类可能应该是心智这一类的。因为作为身体和感官有障碍的，可能他在现行的我们这种教育评估体系里面，他还多多少少是可以符合这个教育要求，他很多时候就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可能在现行的这个教育评估体系里面，他可能很难去满足或者符合评估的要求。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目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怎么样去学会融入这个社会，可能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残障孩子是被隔离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面，那试想把他放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怎么可能去很好地成长。他最后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果可能就是我们最初所预设的那个。 主持人：据了解，特殊孩子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之前，都是要经过一系列测试和评估。这些评估和测试的结果往往是一些学校作为阻拦特殊孩子进入普通学校的借口。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蔡聪：这个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学校拒绝孩子的理由，我们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全纳教育或者什么是融合教育，在我们中国可能目前的体现方式叫“随班就读”，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平等的融合教育，因为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听出来，它似乎就只是一种附属的位置，并不是一个被尊重的主体。 在国际上融合教育做的非常好，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个原则叫零拒绝，是不能以孩子有没有接受普通教育或者接受融合教育的能力去判断他该不该进入这个学校，因为按我们以前做培训的时候，学校跟我们说过“没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孩子，只有没有能力把孩子教好的老师”，这个需要去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老师应该怎么样去提高，而不是把孩子去排出一个三六九等，然后告诉他，你不能在这个学校接受教育。 主持人：蔡老师在之前的很多采访当中都提到过一个观念就是“打破对于残疾人的刻板印象”，您说的这个刻板印象最严重的是体现在哪些地方，以及如何来打破您说的这个刻板印象？ 蔡聪：确实是对残障有一些刻板印象，首先说一下残障，比如说我们会把普通学校认为是正常的学校，然后里面是正常的孩子，残障的孩子是特殊孩子，但其实这个背后，隐含着两个群体的对立，以及说残障的孩子似乎总是不如那些所谓的正常孩子。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刻板印象的来源。从这个出发，我们把残障当成一种缺陷，当成一种问题，当这些残障的孩子要进入这个融合的环境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是对正常环境的干扰。然后我们会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对残障的孩子有什么好处，然后我们还在想对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其实背后的这种思路还是觉得想努力去说服别人说，残障儿童不是一个负担，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其实认为他们是一个负担。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刻板印象，它和教育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现在是所谓的精英式教育，但可能其实教育出来的不见得是精英，因为我们在用一个非常单一的纬度去评价，我们的孩子是否优秀。 我们所说的全纳教育，其实是一种全新的来重新看待、定义教育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它其实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说从残障这个角度切入能够更好，更快地推进它，它本质上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去怎么样尊重每一个孩子个性化的发展，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这种潜力和条件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和成就，而不是说我们要用一套模式，一套标准去评价这些孩子，而简单粗暴地去把他们分出三六九等。 我们应该重新来审视一下的对于教育的理解。而正是基于这些，可能才会有家长觉得残障的孩子在教室里面会影响到正常孩子的学习，说会拖后腿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家长也被这种错误的认知所束缚住了。那我们可能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怎么样让大家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去打破对残障的刻板印象。 主持人：社会上也是有很多的机构会对于全纳教育来做一个帮助的，有人公益基金会对我们的全纳教育做了些什么？作为社会的普通人，能够为这个全纳教育做出一些什么贡献呢？ 蔡聪：比如说推动这个教育的改变，好像说把目光就是聚焦在校园这个环境里，但是事实上教育是跟我们孩子整个人生成长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的。 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和态度，让大家重新来认识什么是残障。就像我所说的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悲剧或者是一个缺陷，它只是一个孩子所拥有的特点，就跟很多孩子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头发长，有的头发短一样。当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可能能够在谈到教育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来接纳孩子，那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很长时间来做的事情。 从具体操作层面，我们也一直在想，就是从中国现行的这个教育体制里面怎么样来做，我们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推动就是视力障碍人士能够参加普通高考，然后通过这种高等教育去反过来促进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它整个就是为了向高考靠拢而改变了，包括家长、老师，还有校长在内的这些人对于因为残障孩子要贴近高考所产生的对教育的这种全新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冲突，比如说视力障碍孩子，他看不见，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学立体几何，学线性代数。然后在往下我们会去思考，他为什么要学这个，他的体育课怎么上，他该不该上。这些问题其实慢慢地会倒逼我们去重新思考对每一个孩子来说教育应该是什么，可能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和一个自下而上去慢慢走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去做，我们也一直在想比如包括我们也会给残障孩子的家长去做培训，告诉大家可能现阶段来说，确实进入普通学校会面临一些问题，那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权衡，包括怎么样去跟校长，跟老师，跟普通孩子的家长打交道等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浩大的工程。 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或者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去要坚决地做融合教育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决心。因为事实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说我们去看欧美地区或者是亚太地区的这种先进的经验，但是不管别的国家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其实融合教育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形态，它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如果愿意去做融合这件事情，那可能在我们国家，在不同的城市，我们也会看到这种不同的教育形态的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国学校基金会净资产总量为309.57亿元，占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总量的45.6%。报告称，拥有汇集校友资源的天然优势，学校基金会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开展学校建设、进行奖学助学等。 　　高校基金会急速的扩张除了体现在资产总量上，还体现在基金会数量上。截至2016年底，全国学校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已达712家。根据2015年净资产排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年底净资产为51.73亿元，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年底净资产为40.25亿元，分别位居全国所有基金会的第一、二位。 　　报告分析，学校类别不同，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也有所不同，就2016年、2015年情况来看，几类学校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比例大体相同。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大学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最多，达到了466家，占全国学校基金会总数的66%，是中小学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总数(165家)的2.8倍之多。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3980家非公募基金会中，企业和高校发起的基金会表现最为抢眼。2016年底，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共有763家，占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19.17%。其中，广东省企业发起设立179家基金会，广东成为全国企业基金会数量最多的省份。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2016年是中国慈善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国家与社会更紧密地联手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在2016年度的密集出台，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个人慈善和组织慈善、公募和私募的边界、尤其是在网络慈善上面的问题，慈善法真正做到了厘清，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是要未来在实践中找到原则去厘清的。”

　14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成果丰硕，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9.9万个，基金会总数达5545家。报告还公布了去年中国的十大慈善热点事件，备受舆论关注的“罗尔事件”入选。 　　1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2016年是中国慈善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国家与社会更紧密地联手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年。 　　这份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9.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3.5万个，基金会5523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5.9万个。据基金会中心网实时观测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基金会总数达5545家，较2015年增加674家，年增长率为13.84%。 　　报告还公布了2016年十大慈善热点事件，记者注意到，去年备受舆论关注的“罗尔事件”也入选十大热点事件。 　　去年11月27日，《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文章引发朋友圈的疯狂刷屏，白血病女童罗一笑的父亲罗尔，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的赞赏功能“卖文救女”，其原创文章经朋友的公司推广转发，短短几日就获得网友打赏260余万元。 　　此后，医院、媒体、网友等“知情者”纷纷发布信息指责求助人夸大事实、谴责求助人消费公众同情心。后经慈善监管部门和募捐平台介入，罗尔退回赞赏资金。 　　该报告认为，“罗尔事件”拷问个人求助灰色地带和公众理性捐赠意识，此事件引发“微信打赏是不是慈善募捐”“如何监管个人网络求助行为”“谁有个人求助资格”等争论，公益行业亦在反思如何提高能力回应社会需求、如何规范化管理提升捐赠人信任、如何促进慈善募捐的有序发展以保护公众慈善热情等老生常谈的难题。 　　除了“罗尔事件”，入选该报告2016年度十大慈善热点事件的还有：《慈善法》的公布施行，非政府组织在华境内活动管理进入法治时代，公益股权捐赠税收新政有望催生大额捐赠，网络捐赠成为慈善金矿，首例慈善组织单受托人慈善信托，12家民政部注册基金会年检拟不合格，中国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民政部指定13家慈善信息平台，国务院发文引导社会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