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急公好义的陈光标，无论说他出于任何动机，一个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都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也正因为如此，批评陈光标是最让人不能不权衡再三的事情。尤其他在地震救灾中表现出的果断勇气，值得我们学习。

　从慈善的角度讲，不知道由谁开始，把陈光标称作“中国首善”，他也毫不谦让，就让人觉得这有很大的问题。论捐赠数额，他不算最大，而且我一直反感纯粹用捐赠数额来排座次的新闻噱头。陈光标的很多捐款，要么是高调地到灾区散钱，要么就是捐给政府，或者政府办的官办基金，我对捐钱给政府的做法一直有怀疑。光是在我认识的人中，真正为了百姓的福祉或者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不乏企业家甚至演员做得要比陈光标要好，比如周庆治推动对农民工子弟的关心，李连杰推动民间的慈善发育。慈善的本质，是要增进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尊严，并改善其发展机遇。拿一麻袋钱到灾区见人就发，固然很符合新闻头条的趣味，但那更像是施舍的性质；把钱捐给政府，固然可以获得领导亲切接见，但那更像是拉关系。我回江苏的时候，听家乡父老讲一些陈光标的逸事，言语中体现出家乡人对他的意见。

    但即使这样，我依然不忍心批评陈光标，就算他对慈善比较外行，他毕竟还是在做好事，就算他花钱水平不高，他至少还在努力和社会分享，当今确实也还有一些彻底为富不仁的人。

　不过最近看到陈光标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从‘中国首善’变成‘首善兼首富’。”我想如果再不提醒他，那样下去，陈光标会害了自己，那样对中国的公益事业也是很大的损失。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我看来首要的责任，就是要向社会讲清楚自己成功的故事，这个成功故事得经得起推敲，哪怕是说一个美国老太太给了他遗产也行。比如黄光裕在我看来就算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企业家，虽然他违法了，被关在监狱里，但他至少发家的历史是让人能够看得明白的，一家家国美连锁店，算是他发家的一步一个脚印。

    黄光裕当首富，从商业模式上好理解，首先他进入家电销售领域非常早，很早就开始向连锁卖场的方向发展。这个领域有很强的品牌性，甚至有独特的用户习惯培养，一旦先行者占据了市场优势，而且是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卖场布局，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就非常高，这就可以保障其持续的对上下游的谈判优势和稳定的利润增长。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在互联网领域的成功也是类似的道理。

    而有的行业尽管看上去利润也很高，但很难形成大企业，因为它不面对直接消费者，品牌性比较弱，又没有独占性的资源，理论上都是通过招标获得合同。除非有别人难于模仿的技术突破或者管理创新。否则只要利润高，就会有很多进入者，通过竞争，最后把利润摊薄到平均市场水平。所以在有的行业，创业机会很多，但很难出现“首富”级别的企业家。

　比如上海曾经的“首善”兼首富张荣坤就是这样，在他出事之前，我听上海的记者朋友描述，就觉得这个人不靠谱，修高速公路怎么能修出上海首富？就算修高速公路能赚钱，怎么全给他一个人赚了？除非全天下的企业家都是傻子。

　一个健康的社会，成功者为什么成功，应该是让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健康的价值观，普通老百姓教育自己的孩子才有可参考的榜样。一个企业家如果发了财，讲不清楚是如何发财的，或者故事讲得云山雾罩，以我的判断肯定有问题，基本上是为了忽悠的目的。

　陈光标就这几年突然红起来，他自己说个人有五十多亿的资产。他办的企业就是黄埔再生资源，主要业务就是拆迁和废品回收。这个领域确实有利润，但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讲都是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品牌性较弱，进入门槛甚至比修高速公路更低，而且市场的区域性很强。除非是像张荣坤一样和政府有很强的关系，获得排他性的机会，或者有独特的技术专利和超凡的管理艺术，否则很难解释靠拆迁和废品回收能挣出五十多个亿来，如果确实有的话，应该成为M BA的经典案例才对。当然像张荣坤那样的成功是无法成为MBA案例的，因为里面有太多放不上台面的东西。

    以我对商业和管理的知识，我很难理解陈光标这些年是如何挣出五十多亿元的。我本来不想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就算在赚取早期第一桶金时有些不规范的手段，成功以后回报社会也毕竟是立地成佛的善举，何必对人家的过去揪住不放呢。但现在陈光标宣称他的目标还要成为“中国首富”，就让我有些受不了了，以我的理解力，难于想象他的商业路径是什么。

　尽管捐钱是件好事，但中国可不缺少像张荣坤那样的“首善兼首富”。

　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干干净净地挣钱，为社会树立一个清白成功的榜样，远比宣称死后裸捐更加重要。(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