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活的困境

3月17日，一个关于“食盐”的谣言通过电话，手机和网络以及人对人的直接传播，中国全国爆发了一股抢购食盐的狂潮，半天时间内，很多地方超市和商店里的食盐都被抢购一空。卷入这个事件中的人们既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有可以保证食盐正常供应的能力，也没有从正常的渠道去证实消息的真伪，甚至在政府开始出面辟谣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民众的切实相信，抢购狂潮直到第二天，通过最后眼见为实的证据，人们发现我们的食盐供应完全充足才得以平息。这样的场面我们并不陌生，在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中，我们还抢购过口罩，抢购过醋，抢购过大米和食盐。

面对谣言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而我们当中很多人却宁愿相信谣言而不去寻找理性的证据。在至少5年以来，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对房价远远超出购买能力的焦虑当中。有意思的是，在人们对房价的“想象”中，所有的事实和规律都失去了作用，每个人都认为房价是不合理的，但是绝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房价只会上涨不会下跌，并且为此找出无数个理由，而对于政府的强势调控和相反的证据却视而不见。同类事件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政府不够信任。

第二，我们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为对正规渠道的信息通常都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因而更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信息传递和小道消息，同时也更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而不容易相信看不见的“道理”。

第三， 我们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失去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和物质基础，常常处在焦虑中。

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经济、物质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产生出很多新的问题。社会是一个群体概念，正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处在这个群体之中，所以群体可能会面对同样的压力与焦虑。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中国人们所面对的房价压力、医疗服务困难的压力、收入增长压力、物价上涨压力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人面对的压力比其他人更为沉重，不管是由于地域、家庭、教育背景还是偶然事件造成的，他们面对的压力比别人大，因而也比别的人更加脆弱，更容易爆发，在爆发的时候首先伤害到自己，同时也为对周围的人群带来伤害。应该说，整个社会都是脆弱的，因为我们已经暴露在压力下，高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可能面试失业、病痛、焦虑、家庭变故等各方面的潜在压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压力潜伏在什么地方。


二、每个人都是弱势群体


历史从来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无数新的发明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已经把我们的物质生活带进了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彩世界，生活的便利和对物质的享受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荣耀面前，并对着无数面前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却依然处在一个被遗忘的境地，不能享受到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的无知感受。有很多人，有的是在心理上，有的是在物质上，由于某些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弱势，使他们没有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甚至被越来越快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在了后面。

我们说到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过弱势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既有经济条件的弱势，身体特征所带来的弱势，社会地位的弱势，也有心理方面的弱势。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的，高收入的员工因为买不起房，害怕失业而把自己看作弱势群体；政府职员因为职业发展道路的不可拓展性和特殊行政文化所带来的压力把自己看作弱势群体；农村人口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等不到平等的教育、医疗、职业机会而成为自然的弱势群体。那些受到自然灾害和紧急事故冲击的人群，以及那些因为某些特殊社会问题而沦为弱势群体人群也是必然的关注对象，包括受到性别、疾病、身体状况、地域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影响的人们（儿童、老年人、穷人、HIV/AIDS感染者等等）。从这一点上来说，弱势群体本身也是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概念，因为弱势从根源上来说一种限制，一种不自由，对资源使用的不自由，一种平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不能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所以常常感慨“满大街都是弱势的朋友”，但是，当大多数人都感到弱势的时候，本身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生活中的人常常都要面对各种焦虑,对收入的压力,对工作的压力,对购买房子的压力,孩子教育的压力,社会地位和舆论的压力等。诸多的压力让我们感到不自由，不愉快。压力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特殊或者不平凡的现象，相反，压力恰恰是正常社会的产物，因为世界总是充满了矛盾的，压力也是一种社会驱动，但是如果压力过多、过大，就会让人的健康和心理失去平衡，痛苦万分。对个人的压力过大容易导致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出问题，如果整个社会群体中的压力和焦虑变得普遍，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

毫无疑问，当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个人活动的范围缩小，频率变得更高的时候，精神的焦虑和压力必然会增加。同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有一种既定的态度，对诸如社会地位、工作、收入，房产等方面的认知和认同形成了一种预期。如果达不到这些标准，就会让人认为已经被排除在社会主流群体之外，从而产生压力和焦虑，而现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化，强化了物质生活的作用，也让更多的人不得不面对这种被放大了的压力信号，因而变得更加脆弱和焦虑。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通常把经济上的弱势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只要有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在选择产品和服务上自由的程度可以决定一个人弱势或者的强势的程度。


三、弱势群体和社会发展的悖论


正是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发展的不均衡，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让许多人由于经济地位的弱势使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享受只有非常有限的选择空间，从而被越来越远的被排除在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享受之外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由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流动和自由配置本身毋庸置疑，并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才提高了生产力，让优势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才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物质的激励也成为人们努力奋斗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对人类伦理的挑战。人类很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对自己同类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使人不会坐视自发的竞争和市场规律自然发展，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以至于他们同主流人群之间对资源和物质的联系纽带最终被完全割裂开来。很多宗教、慈善机构和个人的善举都跟源于此。他们往往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人为地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把更多对社会资源和物质享受的支配权分配给已经被“弱势”了的群体。他们但仍然不能取代政府的作用，但是却常常在政府不能完全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

第二个是对社会长远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当社会的一部分群体不断地“被弱势”，被边缘化的时候，他们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成为木桶效应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诉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可能会成为一股不稳定的社会力量，可能会带来变革，也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和发展不和谐的因素。当然，如果“弱势群体”长期被边缘化还会对那些目前还没有变成“弱势”的群体带来潜在的风险。目前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长时间已经成了很多“仇富”心理的根源。


四、价值观迷失的危机

由于人类社会的群体性以及理性发展等一些特征，人类社会本身对于危机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他会通过不同的自我调节和修复来缓和矛盾，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危机。一般情况下，自动形成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对人的行为有一个指导和约束，让人们的行为处在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范围之内，当行为超出这个规范的时候就会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干预和谴责，因而这个规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随着社会变革和发展、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更多地因素分散了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力，物质和金钱的影响在生活里比以往更多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样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人们更容易通过经济和物质条件来评判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使那些经济和物质条件处于弱势的人在心理上自动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和脆弱的地位上。第二，由于对经济地位物质和的追求变成首要的生活目的，对取得资本和物质的手段的约束和拷问便不再那么引人关注，更多的人只看到了由于经济地位改善所带来的好处，从而便会在取得经济收入的方式上放低道德要求，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平。

中国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仇富”的问题。但是仇富只是一个表象，他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原因。“仇富”的根源实际上是对“不公平”的敌视。很多流行的社会观点认为很大比例的富人致富的道路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竞争，而是通过贿赂、占用社会资源和不公平竞争达到的。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并得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对于公共舆论的怀疑的摒弃。

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除了表现在社会舆论和道德约束上，政府干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社会舆论的作用趋弱的时候，政府在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中的作用便会加强。正确的政府导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有时候政府的措施并不能弥补社会舆论和道德准则的作用，也不能很快产生明显的效果。在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并不能够完全相信政府，相反，他们往往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去，习惯把“民”和“官”放在对立面，认为政府是强势的，而自己是弱势的，并且政府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是冲突的。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政府的措施满足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是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感谢，政府也希望借助民众的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民生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当政府的行为没有达到民众预期，或者他们感觉不到政府带来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对政府的对立和漠视、甚至害怕，即所谓“民怕官”。中国统传统的“恩威并重”的统治思维的也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达，一方面政府必去强化管理职能来保证国家机制的运转，同时又要通过服务职能来满足民众需要。但是如果政府的服务职能顺应了民众的利益，这会被看作是一种对民众的一种恩惠，甚至一种施舍，民众必然会表示感谢。而在更多情况下，民感受到的是为维系国家稳定和统治而开展诸如征税，城市规划等一系列看似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管理职能。于是他们便常常把政府放到自己利益的对立面去。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这种对立情绪，让民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几十年里，由于社会变革速度过快，许多问题对于政府部门也是全新的领域，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舆论导向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而对于这些挑战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经验和专业背景，也不能够把这些问题按照民众所能接受的方法很快的处理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更加增强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舆论常常处在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下。今年三月份由于对日本地震产生的恐慌而导致的“抢盐”事件一天之内席卷了全国便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近年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对于流言的信任都超除了想象，政府的舆论导向在这些事件中完全失效，地震谣言曾经让几个县的人们举家搬离，每次爆发的特殊卫生事件也会让个别药品疯狂畅销，甚至绿豆也能够因为一两个人的宣传而身价百倍。近几年以来民众对于房价上涨所保持的一种荒谬态度也是一个矛盾，年复一年，每个人都认为房价是荒诞的，但是每个人都相信它只涨不跌，并且愿意相信因此而产生的每一个理由。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讯工具的交通的高度发达加速了信息的传播种类、数量和速度，社会主流观点因此而被淡化和缺失，由于传统价值观和哲学思维已经遗失，导致一部分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改变。信息发布和选择自由度加大，面对无数舆论和观点，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倾向于与自己个人价值观相符的观点。而因为物质和资源的占有所带来的益处对每一个人变得更加清晰，人们容易迷失在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当中，并把这种唯财富论当成社会的必然。

2． 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本身改变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变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和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随即产生，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解决这些新问题的经验和方法有限，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加剧了社会群体分化，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变让很多人沦为弱势群体。

3． 经济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快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让人常常感到没有安全感，更容易陷入焦虑的情绪，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

4． 政府和权威部门的主流观念得不到人们普遍认同，许多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并容易把这种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归咎于社会的不公。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和经济基础造成的，也有心理和认知方面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困扰这我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成了社会的隐痛和潜在风险。


五、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社会和个体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和舒缓功能，但是当压力超出一定范围的时候，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就会失效，长期压力下造就的脆弱和敏感必然会毫无征兆的爆发出来。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高压下都会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爆发和释放压力。这也是现在社会上语言和肢体暴力、极端的非主流行为、乃至暴力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骚乱和反抗行为。

我在这里所谈论的社会发展问题，我自己把它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就是要持续的发展，并且让弱势群体同整个社会一起共同发展而不被落下。它既包括全社会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资源的公平分配，也包括尽量减少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和信念问题对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解决目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首先价值观和哲学思维的重塑就不容易，它不像物质资源，政府只要加大投资就可以买得到。其次，对社会发展当中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切实见效，能让目标人群看见效果和产出，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第三，这些行动或措施不能是短暂的，必须有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自动发展的能力。

目前很多欧洲国家一方面会加大社会福利的政府投入，在税收和福利上增强资源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他们也鼓励专业的非政府组织就某一领域开展一些特殊方面的工作，甚至由政府来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来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有其系统性的智能，因此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的智能就不明显或者显得比较苍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机构开始关注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他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很多紧急救灾、社会救助，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并且逐步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传统的观点依然把他们看作是“慈善组织”，很多人认为这些“慈善组织”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募捐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或物质帮助以帮他们渡过难关。但是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非盈利机构倾向于把自己叫做“发展机构”，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一套系统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福利。操作上也更加趋于单纯的经济救助逐步转变为通过理念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同发展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从传统慈善观念中“授人以鱼”的方法变成现在的更多机构所采取的“授人以渔”的模式。

非营利组织（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一般也被叫做非政府组织(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作为非营利组织的Ngo往往在成立的时候都会设定一个使命，往往涉及的领域都是为了服务社会，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福利。他们改变社会，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尝试一般分为三个部分：通过倡导来改变政府、公众和社区的态度来获得支持。通过适当的项目并投入一定比例的投资来启动当地的发展工作来改变现状。工作方法上更加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当地社区和人员的参与，让他们一起规划和实施，来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愿望。

由于我们的政府面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经验，并且面对众多紧迫和重要的问题诸如医疗改革、物价上涨、房价调控和教育等方面都还没有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规划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各类非政府机构作为政府智能的补充，他们的工作将会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们国内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以下这些：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往往在世界上很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包括世界宣明会、乐施会、救助儿童会艾滋病联盟等。

有政府支持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他们大多在政策、资源和行政上得到国家支持。包括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

还有一些由个人或者机构发起的，不是由政府控制或者管理的本地非政府组织。其中既有公募基金会（可以公开向社会募款）也有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向社会公开募款），很多都是草根机构。

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决一些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有共同点，但又不是同一个概念。非营利组织这个行业只是一个职业，他们当中很多人直接或间接的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是不管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服务，我们不能把他们都看作是慈善家，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非营利机构的工作并不是给予和施舍，他们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社会地位和人格上他们和工作的目标人群是完全平等的。

对于NGO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并不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品格高尚的慈善家。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和收入都拿出来去贡献给需要帮助的人群。也不能要求他们因为从事非营利行业就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和对物质的享受而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们是一个行业从业者，只有为他们提供社会一般职业水平的待遇和收入才能够保证他们的事业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有比较高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能够按照机构的使命和捐款人的意图去使用资金和实施项目，最终实现机构的使命。

但是，如果他们要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自身就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性，能够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从各个方面一步一步的去开展工作并实现机构的目标。


六、利益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人的动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冲动。第二是愿望，第三是经验。我们通常认为人的行动都是围着某一个目的去的，是理性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活动，希望这些事情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更美好的生活，或者纯粹精神的追求和满足，这些活动是可以满足我们的物质或者精神追求的。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目标驱动的。在大多数情形下的行动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却又是和我们自己利益相违背的，而我们甚至在从事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比如女人明知道买的东西完全没有用处，还是会在打折促销的时候买回一堆从来也不会穿的衣物。男人明明知道自己健康状况不太好，还是会在酒桌上喝得人事不省。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既不会增加我们的经济收入，也不会抬高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对健康或者其他什么方面有一点益处，而仅仅是出于一些有动机或者没有动机的冲动。然后为这种冲动找出一些理由来，认为这些事符合于自己目标和愿望的。

也有很多情况，我们的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动机。既不知道这么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也不是出于冲动，而仅仅是出于经验。比如因为别人都在这么做，或者以前的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非盈利组织，他们要切实解决实惠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让自己的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充分研究行为和动机，充分调动目标人群的动机才能顺利达成项目的目标。

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利益，一个是存在于人们头脑的概念当中的虚拟利益，它鼓动人们去采取冲动行为和理智行为；另一个是实质性的，可衡量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社区和相关人群的集体利益。虚拟利益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人类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包括人类的道德和伦理追求，长远发展的需要，社会和大多数人对发展、安全及心理的需求；。

物质化的利益包括目标对象（可能是项目中的某一弱势群体）的具体利益，包括物质需求的满足，对资源占用的平等机会，公平的社会对待，心理健康等。也包括社会和群体的物质享有、安全、心理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可以看得见和体会到的好处。

从实际情况看来，我们的哲学体系必须要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只强调虚拟利益，通过宗教式的教导人们清心寡欲，安于现状和自我满足来实现幸福，那个是不太可行，也是不符合人的社会和本能特征的，饥饿和贫穷并不是道德高尚的任何特征。所以我们的社会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我们提倡利益和公平又不能违背伦理道德而只讲物质而摒弃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因为只强调物质享受也不符合人类的思维特质，因为人是强调精神导向和富有同情心的。并且前面我们说到中国目前首要的社会问题是普遍价值观的迷失也恰恰是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对于物质和资源感受过分强调和推崇的结果。


七、NGO的价值观和工作方法


客观的说，我们生活的社会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时长久存在的，也有一些问题是最近一个时期才出现的。但是无论哪方面的问题都是围绕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发展的利益要求我们建立的价值体系是能够被社会普遍价值观所接受，所赞扬和提倡的。任何一个非营利组织想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它必须有一个能让人普遍接受和赞扬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必须具有以下的特点：

在道德和理论上，要保证基础的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正确性，是可以经得起推敲的真理。不能和我们现存的伦理和道德观发生冲突。社会普遍观点都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行为都有着圣人和宗教一般的道德闪光，他们的工作极少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基于人们对非盈利机构的这种认识，非营利组织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基础必须是出于高尚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必须被社会所认可，认为是好的，必须的，是人类所值得追求的高尚目标。有了一个正确的哲学基础，我们还要保证理论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实施而不被怀疑。要让这个理论体系成为相关问题的旗帜性理论，让大家都去追求和相信。

有了理论体系的引导和支持，非盈利组织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工作方法来保证他的工作是有效的。只有通过科学的规划，有效的实施和正确的管理和评估，才能让项目落到实处，实现工作对象的实质性利益。

最后，非营利组织的价值观和工作方法必须具有可持续性。理论上有可持续性，也要保证有持续推动的动力，而这个动力简单地说就是利益驱动。可以说正确的理论和哲学体系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可能是无形的，也可以是物质方面的）。科学的管理方法能够实现项目目标也保证了目标对象利益的实现。我们还要保证这些利益对于各相关人群和社会都是明显的，可见的，可以达到的。这个利益还要让相关的人都看到。我们工作中的利益必须要能够让目标对象和其他相关者能够看得到利益和后果，对他们有说服力。这样才能保证项目和工作的发展有持续性。这也需要大量的宣传和倡导工作，让这个理念和项目在利益驱动下最终成为一个经验式的重复，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通过下面的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几个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工作方法上，非营利组织一般通过有着明确目标的项目来逐步实现其机构的使命。规划和目标的可行性和可及性是项目成败的关键。现在很多项目都是目标导向的。他们强调项目的目标、收益人群和目标人群的参与性。项目设计是一个很专业的活动，需要执行机构有着特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和背景，可以简要的把项目设计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

为了实现目标，详细的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把很多精力花在调查上，包括当地的人口结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自然环境和资源、他们面临的问题等。在进行规划的时候需要项目实施各方包括当地社区和受益人群的参与，共同对当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分析他们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开放式的讨论找出开展项目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每个问题来寻找解决方案，最后形成一个可执行性强的方案。项目规划大致的流程图如下：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项目计划，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得以实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然，理论上可行的方法实际上未必真正可行，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所以人力资源建设也是NGO工作的一个重点。


八、NGO在社会问题中的角色


我们目前的问题，既是价值观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政府不能再象以前一样充当灵魂教父的角色，相应的应该淡化精神灌输，淡化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做一个隐形的政府，因为政府的思想灌输已经更多的表现为形式化。另一方面，社会应该通过学校，报社、媒体强化一是宣传，这种宣传不应该是宗教式圣人化的宣传，不是完全为别人毫不为自己，而是尊重人性，尊重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群体利益、道德闪光和个体间的互相尊重。这样才更具有真实性，逐步改变人们因为对虚幻完美道德的遥远和怀疑而造成的迷失，并且在实际上淡化人们对物质的崇拜。

当然，NGO的智能只能是政府职能的补充和延伸，既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不对同政府的法律对立。相反，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的意识。实际上，NGO倡导工作的对象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普通的公众，既要通过对政府部门的影响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促成有利于发展的政策，又要通过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来改变公众的意识和态度。应该说，影响和重塑社会观念也是NGO的一项重要职能，无数NGO通过不断的努力，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在环保，儿童保护以及控烟等方面的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政府还是专业机构都必须承认群体和个体的利益，不能只是把福利和利益停留在口头和表面上。他们要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制定比较科学的工作计划，改变目前工作的随意性和靠对个人的控制来工作的方法，让计划沿着工作表自己去实施，真正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并且让社会和目标群体真正看到和感受到利益，从而愿意相信我们所推崇的工作方法及理念，最后在本领域内为社会发展树立和推广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观念。

随着社会变革速度加快，我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和明显，随着新的一波国际上的社会变革冲击， NGO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造成的各方面问题中作用将会越来越强，他们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和完善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然，在公众意识和社会价值观方面NGO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