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后，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社会政策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开始凸显，需要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慈善就是捐赠，而养老、儿童和残疾人事业都需要投入，这类社会政策怎么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呢？

其实，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来看，西欧从二次大战以后就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建设福利国家，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又推进以养老服务为代表的、以人的直接照料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业，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又及时总结经验，认识到社会政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府财政支出，更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负担或束缚因素，而是具有生产性要素的功能，对于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等西欧国家兴起的社会企业运动，就代表了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转型的一种新趋势。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交叉与深度融合，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更为突出的成就。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尤其是2020年决胜扶贫攻坚的战略行动。在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下，动员各类社会要素，包括财政支持、对口帮扶、慈善支援等，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贫困人口通过网络化的系统支撑和社会参与而得到了稳定的生产与生活保障，从而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

我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以及确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是不断开发美好生活的需要并生产出满足这些需要的新产品。毫无疑问，这类产品，与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不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服务类需求，包括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改善需求，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等！

如果把美好生活的需求进行量化，不难发现，仅仅养老服务、大健康以及残疾人的需求，就需要上千万的照料护理和康复的专业人员，需要各类康复辅具的开发，需要社区设施的配套，需要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这些需求，如果稍微进行量化，就会发现，有着超过十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量级，也有着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养老助残的巨大内在需求，更有着相关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社会问题在这里转化成了产业发展的机遇，这正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更为突出的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资源日益丰富，仅仅是一些政策调整即可促成海量的产出。仅以公益慈善特别是志愿服务为例，如果能够依托社区建立起超过两亿人的志愿者网络，就可能为基层服务与治理体系的完善产生出极大的促进。至于款物的捐赠与社会企业的发展，当然也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而如果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则会促成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看到，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拓展社会政策，促成社会事业和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许多领域还缺乏系统的经验，特别需要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勇于探索，善于设计，反复试验，不断创新，从而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