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肆虐，以公益组织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在抗疫中经受考验。 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是一个舶来品，主要是指区别于政府、企业的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集合。其特征是民间性、志愿性和公益性。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推出的首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显示，中国第三部门不仅数量和种类与西方国家差距巨大，而且受到政府、企业和海外力量等方面影响，处于“傍大款”“跑龙套”的依附式地位。 十年过去，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如何？

近日，康晓光主撰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回顾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且重新审视何谓慈善、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是什么等问题。 

冷热不均，需求多元 

《报告》指出，近十年中国慈善发展中，一些领域增长迅速、初具规模，另一些领域则相对冷清。从获得的社会捐赠看，慈善资源分布冷热不均。 2013~2017年，中国社会捐赠集中流向医疗健康、教育救助、扶贫开发、减灾救灾、文化生态等少数几个领域。其中，教育领域获得捐赠最多，占比27.44%；其次是医疗健康领域，占比24.10%；扶贫开发领域位居第三，占比21.21%。 民政部统计的社会组织数量分布，也证明慈善资源分配不平衡。2009~2017年，教育领域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数量占比从24.61%上升到30.25%。体育、文化、法律、生态环境、职业及从业组织数量则一直位列后五位。 公益慈善是对社会需要结构的回应。从慈善受益对象来看，首先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老、弱、病、残、幼，慈善侧重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报告》显示，2013~2015年，基金会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受益对象的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例，分别为46.7%、38.9%、40.6%。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慈善面对的需求也在变化。《报告》指出，近年来，慈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既有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发起的募捐，也有以实现梦想、环游世界为目标发起的募捐。慈善需求异质、复杂、多边的特点，带来了多元、丰富的的慈善实践。

精英引领，中产崛起 

从慈善行动的主体来说，包括个人、慈善组织和企业，不同的参与者影响力差异巨大。 近年来，以企业家、明星、意见领袖、科学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参与公益日渐普遍，而且向组织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他们占有资源丰富、曝光度高、影响力大，有利于传播慈善理念，推动议题设置，激发社会参与慈善热情。 以企业家捐赠为例，《2019年中国慈善企业家榜》数据显示，许家印捐款金额高达40.7亿元，排名第一。马化腾以10.8亿元位居第二。榜单中42位企业家捐款过亿元，房地产、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家是近年来主要捐赠者，企业家们的捐赠主要用于扶贫、教育等传统慈善领域。 相比耀眼的社会精英，近十年间中产阶层的壮大也引人注目，他们是公益志愿者的主体。 《报告》援引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案例，倡议企业员工参与“爱在后备箱”志愿服务活动，每年有30万名志愿者，开展千余次志愿服务活动，直接受益人均100万人次，间接受益达100万人次，志愿市场200万个小时，创造年度社会价值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 在志愿者中，青年人群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热情高，从项目发起、设计到实施，在志愿活动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近十年间中产阶层的壮大引人注目，他们是公益志愿者的主体。 慈善文化“中体西用” 什么是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它是怎么形成的，又将向何处去？ 《报告》针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爱心包裹”慈善项目，做了646份有效问卷调查，建立了捐赠者的慈善文化模型。关于慈善基础理念，作为最高价值，对“社会和谐”（3.69分）的认可超过了“个人自由”（3.14分）。关于慈善基本策略，认为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观（4.65分），超过道德是个人的私事，个人无权干涉（2.13分）。 可见，中国当代慈善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比如，慈善行被赋予强烈的道德属性，认同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行善顺序，强调政府、行善者、受助人之间的平等，支持“大政府”主义。 慈善行为准则调查显示，获得救济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3.37分），参与公益是为了履行公民责任（3.43分），得分均比较低。这与基于权利与义务、公平交易的西方自由主义慈善文化非常不同。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权利意识尚未发育成熟。 《报告》认为，当下的中国慈善文化以“中体西用”为特点。面向未来，中国慈善文化繁荣，需要赓续中华之体，创造现代之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重建体用合一的新慈善文化。

2020年12月3日，康晓光出席《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发布暨十周年座谈会。

专访康晓光：中国慈善文化初具雏形 

中国慈善家：就慈善捐赠而言，你如何评价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水平？

康晓光：民政部以及一些机构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慈善捐赠数据严重不准确。按照民政部的统计，中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才一千多亿元，但事实上在熟人或陌生人之间，依托血缘、地缘、业缘展开的互助行为非常普遍，仅以水滴筹、轻松筹两家的筹款规模，每年就超过500亿元规模。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刚刚摆脱贫困，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绝大多数人关注的还是一些基本生存性需求，而且这些需求还是特别大的。比如，在扶贫济困方面，官办基金会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社会服务。 中国慈善家：您对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何观察？

康晓光：这些年，中产阶层越来越强大，他们关注社会问题，也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来支持公益事业，感觉自己在这些方面还是有些影响。 但是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改良的力量，对现实有批判也不完全满意，但他们也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总体上来说中产阶级是认可和维护现状的。慈善就是一个改良的力量，你不能指望它改变社会秩序。 

中国慈善家：您如何看待中国慈善的生态？

康晓光：总体来看，自然、民间和政府建构的三种秩序并存，但是发育不平衡。政府塑造的统合结构初步形成，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无影无踪”。 微观层面，政府奉行“掌舵而不划桨”的原则，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给各类社会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和社工机构。宏观层面，数量多、实力强、影响大的组织是政府塑造的，而民间建构的组织数量少、实力弱，影响也乏善可陈。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兴起，重塑了慈善行业生态。吊诡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技术，激活了传统慈善的活力。相比而言，现代慈善利用得并不是很好。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以“99公益日”为例，虽然每年的募款金额都在增加，2019年募款规模为24.9亿元，整个互联网公益募款约54亿元。但传统慈善利用互联网，仅水滴筹和轻松筹年度筹款就超过500亿元。 

中国慈善家：如何评价以“中体西用”为特点的慈善文化？

康晓光：中国的慈善文化大体上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它以中国传统的、本土的文化为主体，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慈善文化，也保留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慈善文化。这三者是一个混合体，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 “中体西用”概念，也就是说在核心的文化层面，它还是传统文化为主导地位。但是，西方慈善文化中大量的工具性、技术性层面，也就是“术”的层面上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广泛地被中国人所信奉。当下存在的慈善文化并不是一个“冷拼盘”，三种慈善文化原型要素通过取舍、磨合，总体上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格局。 当下，慈善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一是“体”含混，二是“用”的水土不服。特别是，专业慈善组织主导的慈善行业文化，长期有意无意地拒斥传统慈善文化，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慈善文化又难以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这是制约中国慈善健康发展的“瓶颈”。 

中国慈善家：什么是新公共管理，如何用于“行政吸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