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13日，由老牛基金会资助，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发起主办了“中美传媒·慈善领袖访问交流”项目。在十多天访问交流期间，代表团先后抵达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夏威夷，依次走访了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美中关系委员会、华尔街日报、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半边天基金会、伯克利大学、谷歌公司、脸谱网、斯科尔基金会、亚洲基金会、赠与亚洲、商务社会责任机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Manoa遗产中心、夏威夷社区基金会。

    “郭美美”、“卢美美”、“尚德诈捐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中国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降至冰点，公益组织获得的捐款额甚至一度减少九成。一直在业内有较强公信力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对外宣称，受“郭美美”影响，筹款目标仅完成一半。国内公益组织公信力缺失，面临空前发展困境。

　　为探讨“郭美美”等事件发生的根源，找到中国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本次赴美之前，我曾主持一场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我不无失望地发现，专家们将目前公益组织所面临困境的矛头都指向“体制问题”--显然，这里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10月1日-13日，跟随“中美传媒·慈善领袖访问交流”项目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期间，我一直在思索：恰逢中国公益领域“多事之秋”之时，此番去美国到底应该向美国公益组织学什么？能在美国这个公益慈善文化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寻找到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困境之锁的钥匙吗？

　　我就像一位公益信徒，怀着虔诚的心去问道于美国，希望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组织的成长，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爱江山更爱公益”的美国人

　　在美访问期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人“爱江山更爱公益”.从总统到华尔街精英、商界大佬，无论这些人人生的上半场在政界商界有多辉煌精彩，人生的下半场却在公益领域里发光发热，似乎唯有公益才是其最终安放灵魂之处。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位期间，就已在谋划成立克林顿基金会，而且像克林顿这样在位期间就谋划成立基金会的美国总统不止一位。现任中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竟然是雷曼兄弟亚太区的原总裁。曾在美国商业领域呼风唤雨的牛人，现在到美国公益组织去任职的有很多。比尔盖茨将自己的余生和财富都投入到盖茨基金会中去的“散财”故事，相信中国人都已经耳熟能详。

　　在克林顿基金会访问时，我终于忍不住向基金会工作人员吐出心中疑问：美国政界和商界精英纷纷投身公益，是不是与美国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关？对方给出的答案正如我所料想，也与我的忘年交朱传榘先生当年所给出的答案一样。

　　答案是，当然是的。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公益。当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发明人之一，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的朱传榘先生，曾在人民大会堂掷地有声地告诉来宾：美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美国的民主，美国的高科技，更不是因为美国的军事，而是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公益。

　　捐钱人是道德高尚的人

　　因为美国核心价值观念是公益，所以无论是在美国公益组织工作，还是去捐钱、捐时间做公益的人，都能够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只要当下行善，即使有钱人那原始财富积累阶段有多少不堪过往，于美国公众而言那真的是不会去在意的浮云。

　　2010年，美国捐款人的慈善捐赠总额已高达2908.9亿美元。访问伯克利大学时一位华人教授告诉我，在美国，捐钱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

　　捐钱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这种表述让我眼前一亮。在目前中国环境中，正是需要提倡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捐钱做公益的人是需要尊重的道德高尚的人。只有全社会都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中国富人在捐赠时就不用背负巨大舆论压力，受到“动机论”及“财富原罪”的拷问。

　　无论是曹德旺和陈发树的股捐、牛根生的“裸捐”、陈光标的“直捐”,以及以“在台上举牌”的形式给公益机构捐钱的企业家们，无论其捐赠方式有多少可探讨之处，只要为公益捐出的是真金白银，首先需要的是给予捐钱人一种认可和尊重，而不是在各种拷问和质疑声中，让富人们都收回宝贵的公益心，不敢再捐钱行善。2010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量虽达700亿元，但与美国相比依然差距悬殊。

　　其实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任何企业、基金会，无论其捐赠或筹集的款项有多巨额，其资金总量仍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仅中国**公益金一项，累计发行金额就已超过2000亿元，更不用说中国政府那数万万亿元计的庞大的税收收入了。

　　所以，人们捐赠金额的多少固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公益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其实，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尊重做公益的人的价值观念更重要。

　　主观为自己，结果为政府

　　公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三重动力之一。第一重动力是政府的自主改良，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政府自主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第二重动力是社会批评，包括来自媒体、其他党派力量的批评。

　　在美国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是公益的国家里，公益组织又是在怎样发挥第三重动力的作用？1860年，曾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法国学者托克威尔，在其经典着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已指出，美国的活力在于第三部门。我早就惊讶于书中的描述，也希望自己能亲自见识一下美国公益组织的力量。

　　拥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目前仅基金会的数量就超过7万家。美国的基金会非常强调独立性，保持与企业、尤其是与政府的距离，以更好地发挥第三部门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时的作用。美国的政府也只是在很低限度上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监管。

　　致力于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美中关系委员会，这家在我们访问之前认为很具有美国“官方色彩”的公益组织，也只有20%的资金是来自美国政府，以保证其立场的公正客观，不被政府所左右。

    但独立却并不意味着对立。在走访美国公益组织过程中我发现，美国基金会在保持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的同时，其所提供服务的结果，竟然在客观上高度和政府“捆绑”在一起--高度服务于政府的目标，成为践行美国核心价值观念的主力军。

　　美国公益组织的本质是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政府政策的改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的目的是“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以及让整个人类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像不像美国政府一直津津乐道所推崇的“普世价值观”?与美国核心价值观念是不是有高度的一致性？

　　小力量推动大改变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美国大部分公益组织所做的工作已经超越救助性工作的层面，而是着力在促进国家政策的改变。

　　比如这次去访问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成立75年的福特基金会其机构的使命是：共享民主观念，实现社会公正，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问题。亚洲基金会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开放。克林顿基金会则致力于整个社会的改变。

　　从一定程度而言，美国的公益组织也是政府的探路石和“试验田”.美国公益组织凭着自身的灵活性，进行着各种创新性的探索。如果探索成功，会游说政府去跟进实施，将民间的组织行为上升到国家政府层面进行关注；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其“试错”的成本远比政府犯错所付出的成本小得多。而且，重新从头再来也相对容易。

　　还是在克林顿基金会时，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基金会所做事情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重视，并已有机构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时，他们就会退出这个项目：推动政府关注的最终目的已经达到。

　　其实在国内也已经出现这样的例子。最近由民间力量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所关注的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问题引起了政府重视，中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免费午餐”用民间的力量撬动了政府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政府资源的跟进投入。我认为，这是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大作用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交给公益组织一把钥匙

　　美国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对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到底有何借鉴意义？中国的公益组织到底应该怎么做？突围的出路在何处？通过在美国的10日之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那把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困境之锁的钥匙。

　　我现在愿意把钥匙交给那些放弃把“体制”当做万能的挡箭牌，愿意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并迫切希望寻找到解决方案的公益组织。

　　与美国比起来，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的公益组织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做大多是扶贫、助学、助残等救助层面的工作。但实际上，中国的公益组织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已有公益组织行动起来，但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在救助层面做事情的同时，也要去致力于推动政府政策的改变服务于政府“和谐社会”的目标。

　　诚然，美中两国国家的国情不同，美国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如此发达，是因为传承了欧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先有社会，后有政府，一种长期地自下而上发展模式的积累；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政府主导了经济改革，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虽然美国市场力量很强大，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债券的方式就能够修起铁路；虽然美国公益组织很强大，在2008年时，公益组织数量就达到近250万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下，公益组织承担了大量国内事务。但美国公益组织在客观结果上依然服务于美国政府，服务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目前虽据统计拥有公益组织的数量也已超过百万家，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基金会的数量却只有2000家左右。在中国公益组织的力量整体薄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政府却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公益组织更应该成为政府服务社会职能延伸，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普及公益价值观

　　将目前中国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皆归咎于“体制问题”是无解的死胡同，朱传榘先生早在2004年就提出“公益救国”的观点。越是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越是需要公益，需要中国的公益组织去学习美国的公益组织：尽管其与美国政府的职能截然不同，最终却仍然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目标。中国的公益组织也要为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服务。

　　另外还需要向美国学习的是，公益组织要在社会中普及一种公益的价值观。在美国尊重和认可公益的核心价值观念下，美国人几乎“人人做公益”.早在10多年前，全美就已经有超过75%的家庭对慈善做出过捐赠，每个家庭每年捐赠约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2%左右；而成年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为公益事业捐献过时间。

　　中国公益组织追求自身的公开透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要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在社会上起到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力量的同时，去引导影响和教育公众去尊重公益。要通过媒体在社会上去普及和倡导公益的价值理念，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也愿意投身到公益中。媒体要大力宣传公益可以使心灵得到净化，在公益领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为公益捐赠的人是受人尊重的道德高尚的人。

　　总之赴美归来，感觉收获颇多，这种收获最终化作我交出的这把钥匙。至于钥匙是否真的有用，还需要中国的公益组织拿去尝试，看最终能否真地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之锁。

　　（作者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