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南都基金会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合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项目》，拟通过定量、定性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梳理四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尤其是公民公益的发展过程，分析内在的机制、实践逻辑，更进一步地探究公益慈善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未来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启发和建议。
2019-2020年，项目团队针对全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西北、西南、中部六大片区14个典型城市开展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并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组织调研等；收集了全国与各地与公益慈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制了中国公益慈善大事年表；同时对中国个体和家庭捐助和志愿服务行动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
我们将通过系列文章分享项目产出成果，敬请关注。本文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报告》总括，报告指出：互嵌的社会与政府成为新时代公益的新常态。在这一新时代的情境下，公益慈善需要调整战略，很可能仍然要回归“野草公益”的时代。志愿者的互联网自组织，企业为主体的基金会公益和互联网公益，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公民化的宗教慈善可能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新的社会增长点。
中国的公益慈善在过去三十年的跌宕起伏是当代中国社会继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之后的某种另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策的演变，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对原有计划体制经历了一个脱嵌、扩张、强化甚至反向嵌入，促进官办慈善社会化的过程。
而在新时代，公益慈善又被治理所吸纳，重新嵌合到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去。这种重新嵌合以最近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作为最新的标志。第三次分配强调以公益慈善为主要资源的分配体制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对于这样的政策，显然不能仅仅从国家的视角加以观察，也需要从社会的视角来进行审视。
而基于社会本位，可以看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仍然会是一个社会与政府的互嵌的过程。一方面政府会加大力度继续渗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干预到公益慈善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社会同样会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参与性。基于志愿性、平等性、公共性的现代公益，也仍然会努力卷入到国家的各项政策过程中去，影响到政策的实际走向。互嵌的社会与政府成为新时代公益的新常态。
社会嵌入政府表现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的吸纳。中国的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政府的改革开放国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正当性的。
但社会组织的正当性并未充足，所谓社会的独立常常是非制度和非正式的，其实在各个层面为国家权力所渗透。无论是“行政吸纳社会”还是“行政吸纳服务”，都揭示了在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的主导性和社会的依附性。这种治理吸纳模式的主要内容就是政府以治理的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政府以此实现了对社会的“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
在国家的迫力下，不少民间公益组织逐渐被吸纳进治理体系中，服从于国家战略的大局，而那些力图保持独立的公益组织则容易受到政府慈善和商业慈善的双重挤压，不得不再次被边缘化。他们遇到空间被压缩、资源停滞、公共选择失向等挑战。不少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由于难以得到基金会支持或者转型社会企业的失败，逐渐呈现空壳化，原有的枢纽型组织和公益性的公共空间也开始逐渐消失。
但是，尽管有上述的无奈，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新时代”的情境下也仍然有着政府被嵌入到社会的发展空间。因为，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和人口的流动、普通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风险社会的所谓VUCA特征，政府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难以只依靠自己，还是需要社会合作和公众参与。
因此，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组织仍然有可能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继续近代以来的社会建设的脉络，也仍然有可能形成一种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隐形力量，甚至能够参与到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去，新冠疫情期间，环保组织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就是明显的一例。。
而青年志愿者的互联网自组织和互联网慈善，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基金会公益，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本土化的宗教慈善这四方面可能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新的社会增长点。
青年志愿者基于互联网的自组织和互联网慈善
85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开始全面进入数字化生存的阶段，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一出生就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塑造。这使得他们不再对科层制等级化的现代组织有太多兴趣，而更愿意在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生存。而互联网的慈善和志愿服务可以是青年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这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显性事实。例如支付宝公益平台数据就显示，在捐赠人数比例方面，70后、80后和90后分别占到9%、35%和48%；90后青年群体已经持续成为主力军。
青年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组织也成为他们重要的参与方式。今天的青年人不再更多参与组织化的公益工作，而是依托互联网等科技技术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形成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化”。由于他们不需要承担正式组织的成本，而又能依托互联网技术提高效率，因此这些青年人的互联网公益行动似乎呈现出比正式的公益组织更高的效能。
2019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由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互联网自组织的活跃就是特别明显的例证。而政府需要适应这种新阶层青年和数字化的公益方式。
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基金会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与企业家的公民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趋势。在新冠病毒的武汉抗疫中，以企业家精神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基金会为平台的救援给人印象深刻。
以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以及公益金融等为主题的商业慈善在最近这些年引人注目，尤其是商业领域中的科技与慈善的结合，一方面畅通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和布局影响力投资的渠道，提升了其高新技术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助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中国进入慈善经济时代，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有广阔的前景，其中就包括养老、儿童、大健康、残障人士等各种服务领域，而这个体系的构造可以说正刚刚起步，但发展神速。如果科技慈善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中，那将不仅仅是给公益赋能，而是会让整个公益慈善事业有一个革命性的提升，为中国第三次分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地域公益生态体系
社区处于治理体系的基层，但却是人们彼此之间能面对面接触交流，相互之间有认同和归属的公共空间。由于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漏斗效应，都逐渐渗透和转移到基层小区，这些问题很容易形成政府和市场都很难包揽解决的“公地悲剧”，所以小区也往往会欢迎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来参与解决。因此多样化的社区公益的价值链可以帮助到这些社区的治理。
上端的社区基金会可以根据小区需求和问题，通过支持建设公共设施，并依据小区以往的文化传统塑造小区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社区社会组织又通过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文化活动来发掘和培育小区中的公益骨干；在这些活动中，社会组织和居民志愿者一起来讨论和建立各种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上，逐步由小区中的公益领袖建立小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志愿团体；进而，这些自组织可以和地方政府、社区商铺一起来解决小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推动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和共享。
不过今天的社区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社区自身能够解决，因此，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民公益的地方性生态系统来加以支持。这个生态系统除了包括一线社区社会组织外，还应该包括基层政府、基金会、支持性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以及卷入公益中的企业CSR部门。基金会逐步和一线的民间公益组织形成合作伙伴，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资助、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催化公益创新等方式来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
支持性公益组织则是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管理乃至领导力方面的支持，包括培训、孵化、网络以及咨询等功能。这些支持性机构很多时候是担当陪伴、培力和协力的角色。这种角色使得它能够成为枢纽，连接不同的公益组织，并成为这些组织和企业、政府的中介，给公益组织输入各种能量。在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让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们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开展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形成公益的行业集群。
世俗化的宗教慈善
宗教乃慈善之母。各种类型的宗教和信仰，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到儒教都对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宗教慈善其实极其广泛而普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慈善一般并不被考虑在现代公益的范畴内。其实不少研究都业已指出：很多宗教在现代社会都进入一个世俗化和公民化的过程。
国内爱德基金会、海外慈济功德会以及最近涌现出出来的国学基金会，都展现出世俗化的宗教慈善的巨大潜能。而且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国家也鼓励更多的宗教徒参与慈善活动。这就使得宗教慈善有可能更多地发生现代化转型，从而形成现代的宗教慈善。
总体而言，公益慈善领域中社会和政府的互嵌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他者的现代性”，社会更强调跟政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但社会依然会提倡个人权利，同时也强调社群主义视角下的公民责任。
未来公益的积极意义取决于这种互嵌格局的新常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助于现代国民的养成。（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