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可以说一直是“喧闹在别处”，“破圈”已经成为基金会行业老生常谈的话题。北京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人许知远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曾表示：“所有的封闭系统都会带来某种停滞萎缩，因此我们不能内卷，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系统。”行业内部，便有这样一群人，通过持续对行业生态和关键人才的关注，努力让行业保持内生动力，并用思想的碰撞打破圈层、触达人心。
践行此事的一群人来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其早在2008年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形式成立，后于2016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并以“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为使命。在此次以“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为主题的年会举办之前，他们以“大事记”的形式对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进行了梳理，并对来自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度专访，“40年专项”（“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专项）是他们对此的统称。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总监史成斌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作为行业枢纽平台，希望能够通过‘40年专项’的一系列活动形式对行业发展历史脉络进行呈现，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行业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和未来，引导‘基金会人’逐渐产生对这个行业的身份认同感。”
十余篇万字专访发布之后，引发了公益慈善界的高频转发和热议。然而史成斌坦言，点击率并非其团队的最终追求，多元跨界思想的碰撞，跨越老、中、青三代的视角变迁以及对基金会行业历史和现实的承接反思，才是他们期待呈现的东西。为此，记者对史成斌进行了专访，试图了解究竟有哪些思想火花在此次碰撞中产生。
架起思想的桥梁
《华夏时报》：请谈谈做“40年专项”的背景、目的，以及它和基金会论坛以往的工作有何不同？
史成斌：我们其实很早就想在基金会行业的思想碰撞层面做一些尝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是一个行业枢纽平台，我个人认为它本质上是一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可以连接业界、学界、党政以及媒体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思想碰撞，我们希望把“桥梁”的作用发挥到最好，产生一些真正的影响。
从2017年开始，基金会论坛每年都会拟定一个主题做思想峰会，但以往都是小范围的闭门会议，从所能触及的人群、达到的效果层面来讲都非常有限。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内地基金会发展第40年，“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而新冠疫情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基金会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课题，于是我们决定以“40年”和“新征程”作为此次专项的关键词。
在行业内部，身份认同感不强、主体意识较弱的问题一直存在。由于目前基金会的成立和项目开展主要还是依附于企业或政府，受牵制较多，真正发挥独立法人作用的基金会偏少，甚至有部分声音质疑“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何谈40年？‘行业’二字以何为标准确定？”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专项唤醒更多人对基金会行业的认同感。
我们主要开展的工作有两项，一是重新编撰修订了《中国基金会发展40年大事记（1981-2021）》，把40年来行业发生的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一一梳理。二是专访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深前辈，引发基金会从业者特别是年轻从业者，思考基金会行业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起到一定的行业倡导作用，这也是此次专项的重头戏。我们的目标是专访20位行业前辈，目前已经完成13人的专访。
从已经专访的行业前辈年龄上看，平均年龄接近70岁，其中很多前辈都是从自身经历谈起，这对于反映他们青壮时代参与公益慈善发展的经历、那个时代的慈善氛围和脉络都是很好的素材。
专访所谈及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对行业内部经常谈及的问题予以呈现，诸如行业的法律法规变迁与完善问题、整个行业发展的“稳”还是“进”的问题、行业的自律与他律问题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当下政府推动的公益慈善改革做了深入了解，去探究政府层面对公益慈善事业和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意志意愿，探究我们该如何呼应“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国家发展议程等。
通过专访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专家所呈现的观点十分多元。就拿如何理解“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这一话题来讲，学术界专家认为应保持清醒冷静、与其拉开一段距离进行观察才能下定论；业界人士认为这无疑是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利好”，应把握机会共同推动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有政府部门从业经验的前辈则认为，要准确领会中央的精神，肯定是发展机遇，但不应过分解读，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驱动下的自愿行为，尤其不意味着“均贫富”。多元声音的交互，让人思想跌宕。
历史与个体
《华夏时报》：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系列专访中，你认为基金会行业发展的40年历程整体上是否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下的个体经历和命运又是怎样的？
史成斌：通过这次专访，我们能够看到一幅相对完整的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的演进画面：稳步走、上一个台阶、再稳步走、再上一个台阶。当然，中间也会有偶尔的停滞不前和短暂的曲折。
1981年到1988年是我国基金会发展起步的阶段，彼时基金会被当作“金融手段”的一部分去对待，由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业务主管部门三个主体共同管理，短时间内10多万家以“基金会”为名的组织覆盖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区域，“野蛮生长”是那个阶段的代名词，大众并不了解到底何为基金会，这也催生了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出台。那个时代，“清理整顿”并不仅仅是基金会行业面临的形势，而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在行业逐渐规范之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允许私人财富通过建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公益慈善，这让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在专访中谈到，2004年才算是“现代基金会”在中国的开端，在此之前只是基金会发展的“史前史”。
随后，2008年汶川地震让公众的捐赠热情空前高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全民共情和公益慈善领域改革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激励行业再次进步。可以看到的是，65%的基金会都是在2012年之后成立的。
此外，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前进方向和速度的把控紧密贴合。不论是上海市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伊里，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都谈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是总基调，但长期强调的“稳”和短暂出现的“波折”也是正常的。以古论今，当我们看待当下的一些困顿时，也应意识到这只是短暂现象，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会更有耐心，更有信心。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被访者的个人经历其实就像“树叶的缝隙”，让整个行业发展的图画更加细腻和丰富地表达出来。特别是这次被访者不同的人生背景和多元的观点，更是让这幅图画生动形象。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谈了很多人生的“进”与“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谈及了很多参与改革的经历故事，马伊里、刘忠祥（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呈现的是早年间在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岗位工作时的担当和见闻，王名、丘仲辉（爱德基金会理事长）、房涛（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则分享了在政协委员任上为慈善事业不断发声的旅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资中筠（资深学者、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则谈及个人进行慈善基金会研究的学术经历。在每位被访者的万字长文里，流淌的都是大背景之下个体的多元观点，这点使我感触非常深刻，文章发出后也收获了很多同行的反馈和感想。
行业的“春天”要靠自身争取
《华夏时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行业的发展是你刚刚不断提及的。那么以此视角看当下，是否到了公益慈善大发展的“春天”？
史成斌：“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都是老话题，现阶段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在于，总书记鲜明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更大的期待。但是否因高层的意志和意愿，行业的“春天”会很快到来，仍需要冷静观察。
多数被访前辈认为，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机会甚多，只要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能够开放，执行层面快速跟进，未来的发展要“上台阶”不在话下。但“春天”能否来临，外部环境和制度政策的助推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业自身要不断追求进步、不断自我反思，在研究能力、人才培养、依法自治等方方面面达到一定高度。
从行业自身来看，行业内外对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的了解甚为割裂，基金会行业所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很多人谈起“基金会”还等同于金融意义上的“基金”，更有甚者向我们咨询时直言“成立基金会有无洗钱的制度漏洞”，公众对基金会的认知尚浅。从我们专访的资深前辈来看，公益对他们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图景。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刘小钢在专访中说，作为企业家的她在商业领域纵横多年，但一直有很深的纠结，做公益让她不断消解了“我”，让她看到完整的中国。丘仲辉也在专访中表示，做公益让他的生命更加丰富。也许这些话语听上去过于“空泛”，但有过切身体会的人却总是表达诸如此类的真实感受。
基于此般现状，比起谈论“春天”到底是否能来，王振耀认为还是要多想一想行业的不足，才能踏实地做得更好。徐永光也表达了对行业未来的期待，希望中生代公益人能够接续前辈的努力，迅速成长。前辈们对基金会论坛也提出很多期许，比如希望我们更加关注散落在三、四线城市的基金会，给予更多发展空间。此次支持“40年专项”的鄂尔多斯市聚祥公益基金会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第一次以资助的方式参与行业建设，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与每一个“基金会人”息息相关。毕竟，我们需要面向的是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三四十年的发展路程。（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