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元今年读三年级，她眼睛大大的，个子小小的，比班上大部分孩子矮半个头，最显眼的，是她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粉色的镜框和厚厚的镜片，几乎占据她半张脸。

下课后，小元和伙伴们在操场上跑跳玩耍，大家都喜欢跳绳，一根长长的绳子甩到半空，三四个女孩便高高跃起，发出欢快的尖叫，小元却从不加入她们，因为怕把眼镜甩掉了。

无论是跳绳、跳房子、追逐打闹，还是趁老师不注意窜上石山，小元都不怎么敢参与，常常笨拙地落在伙伴身后。

“你的眼镜有多少度啊？”同学问她。

小元摇摇头，她自己也忘了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开始戴眼镜。“九百度……可能一千度！”旁边有同学大声抢答。围在一起的孩子因为这句调皮话笑作一团，小元又沮丧起来了。

石矮小学位于广东肇庆怀集县梁村镇，坐落在该镇“花石洞天”十三峰的山脚下，一座石山构成了学校北面天然的围墙，面向着学生活动的操场。

从学前班开始，小元就在石矮小学读书，戴眼镜的大多是五六年级学生，像小元这么小就戴上眼镜的比较少。个子矮小又文静的孩子，常常容易成为调皮学生的嘲弄对象，戴上眼镜则无异于又增加了一个“枷锁”，让他们更难融入群体。

在乡村学校，视力的烦恼就像一小片阴云，不时扫过一些孩子头顶的天空，但在乡村教育资源整体匮乏的背景之下，它又显得如此渺小，不容易被看见、被诉说。

小仪是四年级学生，她坐在教室第五列的最后一排。老师用教学一体机播放课件时，她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揉了揉眼睛，还是看不太清，她眯起眼睛看，过了一会就觉得很累，老师讲的也记不住了。

这样一来，她做不了笔记，只能在课后借同学的抄，成绩自然也没法进步。

我可能有一点点近视，她总这样猜着，但也可能不是，到底怎样才算近视呢？小仪的妈妈在外工作，爸爸在家，但她从来不和爸爸说这件事。

“为什么不告诉爸爸？”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让老师帮你调座位呢？”

“我不敢。”

爸爸和老师都并不严厉，然而这种心事，她还是更想和妈妈说。可惜妈妈在家的时间那么少，每次都有好多话想说，就忘记了眼睛的事。

小仪性格并不孤僻，平常会和爸爸、老师聊天，但和不同大人间的对话，似乎有一个固定的范畴，和老师只能聊学习，和爸爸只能谈吃饭穿衣。关于近视的话题，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她只能在自己的世界独自探索，因为不懂，因为没人教过她该不该说、该怎么说。

在乡村，近视的发现和防控、带来的心理影响，更依赖家长、老师和孩子的沟通疏导。但年龄越小的孩子，越不擅长表达，如果没有长期专门的教育引导，他们几乎无法把学习以外的种种烦恼说出口。缺乏沟通引导，成了乡村孩子近视问题的第一道障碍。

从梁村镇石矮村到怀集县城，大约24公里。

镇上的医院规模小，没有眼科，不具备近视筛查资质。孩子有近视的迹象，老师建议做正规散瞳筛查，只能去县里的人民医院。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带不了去县里。坐公交出去，一趟就是大半天，去了医院又要挂号排队，老人家根本不懂，”四年级班主任陈老师说，“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几次县城，还忌讳医院，只要不是得了重病，怎么会大费周章地把孩子带出去呢。”

这些孩子就得等到爸妈年末回家，可大过年的谁愿意到医院去，父母也摸不准医生有没有放假，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就把孩子带到镇上的眼镜店，随意地配上一副眼镜。

眼镜店质量良莠不齐，有孩子跟陈老师说，眼镜店的验光板反光得厉害，他们什么都看不清，还不如看黑板清楚。

“这样配的眼镜，反而可能损害视力。”陈老师很担忧。一再耽误之下，孩子就错过了矫正的时机，近视越来越严重。

教五年级的谭老师则发现，新冠疫情之后，近视的孩子变多了。她带的班，三年级只有一两个孩子戴眼镜，2020年上四年级，有六七个孩子戴了眼镜，到今年五年级，已经增加到十几个了，而一个班也才三十来人。

谭老师认为，乡村孩子看手机的时间更多了：“疫情之后，孩子得上网课，就算家里困难，也要想办法给买一台手机，孩子天天抱着手机看，怎么会不近视呢。”

更少的家庭陪伴，更自由的课余时间，让乡村孩子越发依赖电子产品，对眼睛的威胁不仅仅是近视，弱视、散光等危害也在加深。

如何识别孩子的视力问题，给老师带来了更复杂的考验。

“班上有个女孩子，是孤儿，我发现她眼睛总是不能聚焦，我试过问她，她又不敢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近视，”谭老师说，“还有些孩子一会能看清一会看不清的，有些孩子坐教室中间、坐前排看不清，坐在边上反而能看清了。

“很奇怪的现象，”谭老师直言，“我也不懂，这是假性近视还是远视？能治好吗？”

一年一次的全校体检，防控不了这些细微情况。大部分老师也没受过护眼知识培训，作为发现甄别的第一环，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当老师提醒家长，家长也无能为力，或者不在乎。

其实，那少数能戴上眼镜的孩子已经算是“幸运儿”，有调查显示，偏远乡村孩子的近视配镜率不足30%，远远不如城市，大部分家长或认为太费钱，或觉得乡村小孩近视不是病、会自然“痊愈”，或觉得孩子戴眼镜很呆，会被取笑……

不少家长甚至也把眼镜当成一个“枷锁”，抱着讳疾忌医的心理：一旦戴上眼镜，就会让近视加深，一辈子都摘不掉了。

比不知道更糟的是不理解，比不理解更糟的是抵触心。乡村孩子要获取清晰的视野，障碍不仅仅是村庄到县城的数十公里距离、不仅仅是缺位的眼保卫生制度，更是充斥其中的、混乱落后的认知观念。

近视发生越早，发展为高度近视的概率就会越大。高度近视会诱发眼底病变，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已成为常见的致盲原因之一。

一边是比城市更高的近视增长率，一边是不超过30%的配镜率，乡村儿童近视发病早、进展快、干预差，需要家庭、学校、医院、社会共同探讨和应对。

作为光学和光电子领域的顶尖企业，早在10年前，蔡司光学就预判到了近视低龄化的趋势，并针对孩子的眼睛结构和学习生活方式，最终打造出蔡司成长乐镜片，通过持续的产品升级优化，提出了一套青少年近视防控综合解决方案。此外，蔡司还持续多年开展公益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关爱青少年视力健康。

今年是蔡司成长乐镜片上市10周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瞳爱救助中心联合蔡司公益联盟、广州市蜜的未来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发起“拾FUN·坚持，益起成长”爱眼公益全国校园行活动，致力改善乡村儿童视力保护现状，激发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儿童视力问题的关注。

该公益项目年内走进全国16所乡村学校，组织专业验光师志愿者，为视力4.8以下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覆盖学生超15000名，并向屈光不正的学生捐赠蔡司眼镜；开展线上爱眼知识讲座，培训25所学校317位老师成为“爱眼成长大使”，准备了配套的爱眼课件和资料，组织其向学生上爱眼小课堂，并对学生进行视力初筛和登记，以做进一步防控，力求对学生产生广泛、长期的影响，受惠学生超18000名。

12月8日，“爱眼公益全国校园行”其中一站在石矮小学落地，共筛查学生120多人，检出近视学生多达43人，远视学生9人，已配镜学生仅21人。此外，还有21名学生散光。一名验光师表示：“学生视力减退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但大部分只要及时干预，是可以矫正的。”

初次配镜的孩子，需要家长带到正规医院做散瞳检查，再根据结果，获得捐赠的眼镜。活动方希望这样能激发家长的动力，让他们踏出可贵的“第一步”。每一个近视乡村孩子到清晰世界的距离，都不是不可逾越，每向他们走近一点，就会带去更多光明、更多勇气和希望。

“如果还有更多培训保护视力的讲座，我很想去学习。”谭老师说，这也是很多乡村老师的迫切心声。今年9月3日举办的“爱眼成长大使”的线上培训课中，近一千位老师同步观看了直播，乡村老师最清楚乡村孩子视力的严峻处境，公益力量的关注让他们备受鼓舞，他们也正努力抓住每个机会，守护好每个孩子眼睛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