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工基于文化敏感性和地方性知识视角，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需进一步提高留守儿童和监护人对性侵害问题的认识及维护留守儿童性安全的能力。

1. 社工担任多重角色，联结各方力量

   
   

留守儿童性侵问题复杂，对社会工作服务类型存在多样化要求，社工在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教育中需承担多重角色。

第一，教育者角色。社工在农村留守儿童性教育服务过程中，承担性知识普及者、儿童性权力倡导者、儿童性观念革新者等角色。同时，社工还应围绕行动系统成员开展相应的性教育服务，即以“指导培训者（Trainthe Trainer）”的形式，为学校、村委会、妇联、当地共青团组织等提供性教育培训指导，再由他们直接培训需要服务的留守儿童。

第二，资源链接者角色。社工需要提供适合当地性教育的书籍、影像、道具等，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性教育资料，引导受众合理运用相关资料，提高他们的性教育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水平，帮助当地行动系统完成性教育工作。

第三，倡导者角色。社工扮演的倡导者角色属于在农村留守儿童性教育服务中宏观工作领域的角色，指社工在农村社区进行性教育过程中，围绕为留守儿童营造安全的社区环境，创造保护儿童性安全的社会氛围承担的角色。社工应利用村落社区宣传栏、宣传单张、专题报道、新闻绘画、宣传标语等形式，在学校、社区、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等民众经常活动的场所开展留守儿童性侵预防倡导工作。这些场所内的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性安全，这关乎留守儿童安全生活环境的营造，他们能否为儿童提供性安全协助能够体现社会支持力量的强弱[18]。倡导者角色的任务不仅在于提高社会公众对留守儿童性侵害、性安全的认识[19]，还在于发现风险情境，提高留守儿童的防范能力，以及对潜在性侵者的警示、感化作用，间接抑制其犯罪冲动。

2.   提高帮扶对象的性侵害预防识别能力，构建留守儿童保护网络

第一，提高帮扶对象及其生存系统内其他成员的性侵害预防意识和识别能力。性侵识别及预防能力的提高与性教育关系密切，在学校性教育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社工应将此作为工作重点。社工应根据村落社区的基本状况、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留守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学校开展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教育状况等，采取适宜的介入形式。同时，还要确保社会工作能有效嵌入当地社会权力结构和现有帮扶模式，并督促基层政府建立配套制度[20]，开展以家庭、社区、学校为依托的性侵预防教育服务[21]。社工应引导社区村主任、书记等开展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这些“乡村能人”既是社工进入村落社区最先接触的对象，也是社会工作协作系统中的重要成员。此外，村落社区中的家族长辈以及活跃的社区成员等也是合作的对象，他们能减轻社工进入社区时的阻力。

第二，促进留守儿童保护网络的构建是社工介入留守儿童性侵预防的主要工作内容。社工应通过社区组织力量，逐步号召、吸引留守儿童家长加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时，社工还应与留守儿童父母等建立直接联系，由他们与留守儿童的祖辈等替代监护人沟通，提高监护人参与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社工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服务模式，如通过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形式为监护人提供关于留守儿童性侵预防等方面的服务。农村中小学是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社工可在留守儿童同辈群体的协助下，开展儿童性侵预防教育，并通过学校进一步将监护人整合到性侵预防教育工作中。同时，社工仍然需要利用已有的留守儿童关爱组织网络，通过与其中正式、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力量合作，借助协作系统中的村委、乡镇政府、共青团、妇联、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等机构和人员，进一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保护体系。

3.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服务的内容

家庭是教育留守儿童保护自己免于侵害的基本环境。在“谈性色变”和儿童性权利、性话语被忽视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监护人明显缺乏与儿童谈论性侵害防护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实施预防性侵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工作支持采取以家庭为中心、以关系为取向的介入理念，监护人参与儿童性侵教育预防项目能提高他们对儿童性权利以及儿童性侵预防的意识[22]，还能对儿童性权利和性话语祛魅，降低性话题的敏感性，及时发现可能遭受性侵的儿童，对儿童的个人需求也更为敏感[23][24]。研究发现，儿童年龄越小对预防性侵技能的掌握和知识的理解效果越差[25]，而年龄较大的儿童更能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26]。社工需帮助监护人营造支持性的家庭氛围，让留守儿童感到安全和自信，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下定决心告知家人自己遭遇侵犯的事实。

首先，要教育留守儿童监护人认识性侵害。社工应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现有的公共设施和组织网络，如利用乡村公共空间或者村委会办公室、礼堂等开展讲座或者座谈会，根据参加人员的年龄、知识结构向其传授儿童预防性侵的相关知识。其次，为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支持。

社会组织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出现有赖于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将社会成员与制度密切结合，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组织的出现。由于社区空心化以及村落文化凋敝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区凝聚力降低，家庭获得的社区支持减少，主要仰赖亲友支持系统。社工应不断扩大家庭能够获得的支持资源，协助家庭增进复原力的社区保护因子，如稳固留守家庭的社会网络，提高留守儿童同辈群体对儿童的支持，等等。

最后，建立以留守儿童为本、家庭为中心、社区为基础的关爱保护体系。一方面，社工应协助留守儿童和留守家庭脱离性侵风险情境，防止留守儿童性侵的持续和再次发生；另一方面，社工应为留守家庭提供个别化服务，如深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性侵的认识、修复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重建家庭支持功能等。同时，社工还应帮助留守儿童重建和强化初级关系网络，如朋友群体等。初级关系是留守儿童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关系，能够为他们提供心理抚慰、情感支持，缓解他们的情绪压力和精神紧张。此外，社会工作还可以采用学校社会工作的形式，结合性教育课程进行，提高留守儿童对性安全的认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实践方略

1.   整合式危机处遇模式及实践原则

由于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自身面临危机的程度不同，社工介入服务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同。对于受危害影响较轻的留守儿童，社工应重点采取帮助儿童脱离危险情境，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减轻再次遭受性侵的风险等举措。对于受影响程度较深的留守儿童应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和家庭治疗模式等多种方式进行重点干预。同时，社工还应根据家庭和留守儿童的个别化需求，提供适宜的治疗方案。在受侵害留守儿童服务的不同阶段，应采用不同的介入模式，见表1。结合相关危机处理模式，社工应遵循以下实践原则：

首先，应确保留守儿童的安全。一方面，社工和其他留守儿童保护部门应确保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由于留守儿童性侵害者来源不明，因此社工应保证消除留守儿童继续遭受性侵害的危险环境，保证留守儿童面临的性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性侵害犯罪者不会再出现在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中，留守儿童能够获得足够、及时的外部支持，确保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再遇到侵犯者等。保证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需要跨部门、多专业协作，基层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公检法等司法机构、民政、妇联、共青团、公益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应该联合行动，共同维护留守儿童的安全，特别是已经遭受性侵害的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心理安全感也是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需要介入的重点问题。心理安全感是留守儿童能感知到的依附关系、周围环境的安全感及其对情绪的掌控感。在遭受性侵害后，留守儿童面临严重的心理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社工及其他服务提供者应教导他们学会表达和处理恐惧情绪，提升自我觉察和反思能力，以此重建其心理安全感。同时，社工需要改善留守儿童和其父母的关系，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改变其监护、照料的方式，以增加其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提高自我效能感。

其次，要维护留守儿童利益最大化。在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中，家内性侵害是主要的侵害类型之一，其亲属是主要作案者，社工在维护留守儿童利益的过程中也可能造成其亲属关系网络和家庭结构的破坏。社工应注意维护救助对象的利益最大化，优先维护留守儿童的福祉。当留守儿童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注意平衡两者关系，确保儿童利益不受损害。同时，社工应确保针对留守儿童的性侵犯已经终止，向遭受侵害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等表明性侵害事件的发生不是儿童的责任，是性侵害者的责任。

再次，与留守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平等、合作的专业关系。在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社工应在案主自决（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规范，确保案主在社工服务过程中（本文中指的是留守儿童、监护人等）能够对介入的方式、内容等独立做出决定）、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逐渐获得留守儿童、父母等人的信任，注意聆听和理解监护人以及儿童等对性侵害事件的意见，建立专业的助人关系。

2.   采取全面介入服务的实践方略

性侵不但会对留守儿童造成生理、心理伤害，而且使其面临来自社区、亲属等多方的压力。其家庭面临私了、报警以及漫长多变的司法过程等，社工应在不同阶段针对留守儿童、家庭、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等开展协助工作。

（1）提供适宜的介入方案

社工应对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进行适当的评估，如受到侵害的程度（是否存在严重的心理创伤反应等）、留守儿童自身是否面临其他问题和困难（缺乏照料、学习困难等）、留守儿童家庭支持状况（成长环境、监护状况、父母支持状况、其他兄弟姊妹的支持状况）、学校支持状况等，以确定其需要的服务类型。同时，社工还应对自身的能力和拥有的资源等进行判断，在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相应服务的情况下及时转介。

具体而言，社工首先应向遭受侵害的留守儿童了解基本情况，包括询问性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侵害者，以及性侵害持续时间、儿童目前的安全状况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避免要求受侵害对象描述整个事件，以防止发生二次伤害。同时，社工应探明留守儿童与性侵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侵害者是留守儿童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亲友、教师等，留守儿童一般会有较强的心理负担，不愿意揭露相关事件，社工应给予留守儿童鼓励和支持。此外，由于父母在外务工，留守儿童一般由祖辈监护，因此社工应了解监护人对侵害事件的知晓情况、反应以及未来的打算，做好相应预案。社工应了解与儿童性侵有关的知识、求助程序、相关政策以及询问和救助技巧，创造安全、专业的询问环境，与留守儿童建立信任关系，以减轻其心理压力。在了解基本情况后，社工应利用已有举报系统举报，并做好干预工作。

（2）在性侵危机初期进行及时干预

在警务、教育、医护系统发现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后，社工应在发现之初密集式地为受害留守儿童提供危机干预服务，将因性侵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降到最低，协助警务工作者处理受害人的危机事件。

社工在这类服务介入过程中应同前述，先了解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以为初期迅速介入留守儿童的性侵干预提供保障。如了解留守儿童家庭当前的经济是否存在困难，在后续的维权过程和保护工作中是否需要其他资源帮助；了解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监护能力、监护方式，及其监护方式和内容是否与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存在关联，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需要协助留守儿童和当地政府部门更换监护人；了解留守儿童生活空间的安全状况，以确定居住环境与留守儿童性侵害之间的关系；了解父母等是否有条件对留守儿童生活进行监督和照料等。

此外，社工还应了解留守儿童家庭的优势资源，以确定家庭能够获得的支持。面对性侵害事件和风险，留守儿童家庭并非完全被动，社工应帮助家庭分析、寻找现有的支持网络，形成初步的介入安排和跟进计划。

（3）终止留守儿童风险环境

受害者在受到侵害后，若继续生活在风险环境中，既无法巩固心理治疗效果，也无法减轻其负面情绪。因此，社工首先应协助警务等司法部门保护儿童安全，在征求其父母、监护人等意见的基础上，协调外部资源为留守儿童安排入住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等场所。此外，应进一步了解留守儿童学校生活状况，如果教师是留守儿童性侵害主要实施者，社工应及时为留守儿童办理转学；如果校园环境较为安全，应进一步做好教师的工作，如果性侵消息已经被其他老师、同学知晓，社工应做好相关解释、说服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保密并不再谈论相关事件。

（4）提供心理服务及适当的法律支援

在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其安全依附感、自我调节功能、自我正面评价等都受到严重影响[27]。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后，社工需要根据留守儿童受侵害时间的长短和程度，对儿童及其监护人等提供相应的介入服务。Herman曾经提出针对性侵受害者的三阶段治疗模式[28]，据此，针对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社工应聚焦构建和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支持网络，补齐风险防范短板，使留守儿童能够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和帮助者，在面临危险时有安全可靠的支持网络。

性侵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因此社工应处理留守儿童的创伤记忆。社工应运用适合留守儿童的游戏治疗、艺术表达治疗等方法，帮助其重建人际信任，建立正面的自我观。可以通过游戏让留守儿童表达无法通过语言阐述的经验和感觉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挫折等。在运用游戏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社工需要对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表现出的精神、行为异常等保持敏感性，给予安全、包容、接纳、有弹性的温暖氛围，帮助他们恢复和重构内心秩序。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还可以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矫正留守儿童有关自己遭受性侵害的不正确归因。此外，还可采用暴露疗法，在确保治疗环境和留守儿童生活环境已经安全的前提下，引导留守儿童回忆、描述创伤经历，直到他们不再恐惧为止。

受到性侵后的儿童一般都会接受医学检查，为防止二次伤害，社工有必要陪伴其接受医疗服务，随时为其开展心理疏导和咨询[29]。此外，社工在医疗陪伴过程中还应对被害人实施专业的生理-心理-社会评估，为进一步开展医疗服务提供证据。为降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司法成本，更好地接受法律援助服务，促进司法程序顺利进行，社工应系统参与司法进程中的审前调解/对话服务、诉讼庭审陪伴服务、举证服务及跟进服务等。

3.   提供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当前，我国围绕留守儿童保护的政策和支持措施大多以家庭为中心设立[30]。将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置于家庭整体环境和关系结构中理解，能确保留守儿童获得足够的家庭支持。

首先，社工应注意提升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支持能力，改变其对留守儿童性侵事件的不良观念，提高其对留守儿童的理解和支持水平。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理解、支持、接纳、同情等对遭受性侵的儿童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31]，在支持性家庭环境中儿童更能够放松精神，并表达自己对性侵经历的恐惧和其他感受。留守儿童性侵经历可能对家庭造成创伤，导致家庭团结受到损害。因此，社工应为家庭提供支持性资源。例如：为家长提供情感支持和一定的司法服务，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性侵事件和问题本身，避免对性侵事件采取错误归因和维权措施；改善家庭关系，引导监护人参与留守儿童心理创伤恢复项目，并为其提供心理和安全教育，防范性侵事件再次发生。此外，社工应注意考察长期存在的父权制文化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维权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导监护人挖掘相关文化观念等层面的限制性因素，减少父权制文化对家庭团结和支持的负面作用。

其次，社工在确保客观存在的危险已经被清除后，应重点帮助留守儿童塑造心理安全感。社工应对留守儿童、监护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评估，以确定家庭功能、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状况和角色模式，制定治疗计划。在治疗计划制定阶段，社工应明确留守儿童需要的治疗服务类型，确定当前适合该留守儿童及家庭的治疗服务模式，厘清需要的资源及在资源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采取的措施等，并根据选定的治疗模式建立会面的流程。

社工应首先会见家长，明确家长对留守儿童性侵害问题的看法、对受害儿童的反应、当前的主要顾虑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等。通过与家长的沟通，进一步获得家庭成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支持和理解，减轻家长的创伤性情绪，并对改进亲子关系和优化沟通模式等提出相应的建议。在与家长会面的同时，社工还应与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单独会面。性侵害经历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创伤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并且性侵害带来的混乱和复杂反应也很难被其理解和接受，因此，社工要在评估留守儿童状态和专业关系的前提下，制定与留守儿童会面的程序。随着留守儿童与社工信任关系的建立，逐步了解留守儿童对性侵害经历、家庭成员的支持等的看法和感受。

在与家长、留守儿童单独会谈的基础上，社工可以适当安排家庭联合会谈，邀请家庭成员一起加入小组治疗。社工在小组治疗的过程中，要帮助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家长处理负面情绪，使他们正确理解、回应儿童的需要，学会处理儿童行为问题的方法。当留守儿童性侵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社工应协助家长寻求司法援助、处理相应司法流程、获取医疗和教育支持等，并继续开展家庭会谈，进一步了解家庭其他成员对性侵事件的看法、情绪困扰、面临的困难，为家庭成员提供情绪支持，减轻其心理压力，修复亲子关系，重建家庭安全环境。

最后，社工还应考量家庭外部系统可能为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的支持，链接家庭外的支持资源。在性侵害发生之后，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机构、组织和人员，如派出所、法院、妇联、团委、法律援助机构、社区、邻里、学校、教师、同辈群体等都是潜在的资源提供者，社工应及时帮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链接相关资源，协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维权，并且通过宣讲等方式为留守儿童在学校、社区和同辈群体中营造支持性环境，实现预防留守儿童性侵害的社会工作介入目标。

结语：在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过程中，社工应明晰自身面对的救助对象不仅是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同样需要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社工的介入可以将阻碍家庭成员相互支持以及影响留守儿童权益的因素弱化并消除，最终促进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进而疗愈创伤。同时，社工应明确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事件本身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影响，通过评估制定适宜的介入计划。社工应对专业关系的建立抱有敏感性，由于性侵害事件本身的特殊性，社工应与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建立平等、信任的专业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性侵害事件相关人员持温暖、关怀的态度，并注意反思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性别观念，防止批评、责备监护人和留守儿童现象的发生。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和救助工作，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留守儿童和其家庭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社工应以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工作原则，随时调整救助方案。

尹新瑞：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第7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