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情感社会学为视角，基于有表述情感能力的留守儿童和儿童期有留守经历的中青年个体的口述，研究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忽视和生活缺席加之进城务工的社会现实状况交织，塑造了留守创伤的内隐记忆和消极的情感体验。父母的缺席使家庭情感支持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焦虑、自卑、被边缘化等情感枯竭状态以及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现象。建议提升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适时弥补留守记忆，对隔代抚养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倡导全社会形成重视情感社会化的氛围。

关键词：留守儿童；父母缺位；情感陪伴；内隐记忆

1.   少年期：缺乏情感支持导致社交边缘化

少年期留守的个体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情感和生计问题，他们在家庭中不仅需要面对“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压力，还需要承受“自己是替代扶养人额外负担”的隐性情绪。与父母交流的缺乏导致他们负面情绪疏导途径的欠缺。在生活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支持错位，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边缘化，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

XH（12岁）：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家还有一个弟弟。我毕竟不是她们家的孩子，要尽量表现得听话不惹麻烦。我挺孤单的。

LQ（11岁）：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平时同学们一起去玩我都用各种理由避开，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怎么理我了，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JH（13岁）：我知道父亲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但是我依然抗拒跟他说话，害怕接他电话，也很反感时隔一年不见面之后还要装出很亲密的样子。

HW（14岁）：家人和亲朋总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为了我出去打工的付出，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我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讨厌他们所有人。

访谈资料显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出人际交往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社会群体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在替代扶养家庭中的“家庭边缘状态”，二是在学校与同龄群体交往中被孤立的“校园边缘状态”，三是社会化的错误走向导致的“社会边缘状态”。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导致留守儿童整体被边缘化，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的获得与未来发展受限。

2.  青年期：情感过早疏远造成社会适应障碍

曾经的留守儿童在进入青年期后，留守经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卑、自我中心观和叛逆心理强。在留守时期，父母难以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使他们在面对学业、生活、人际交往等困境时独自解决成为常态。由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进入青年期后，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将对父母情感的渴望隐藏在内心深处，逐渐演变为对父母的怨恨和与父母的情感疏离。

XZ（19岁）：小时候爸妈每次过完年走，我就和弟弟妹妹站在村口哭。一堆亲戚使劲扯着号啕大哭的我和弟弟妹妹不让我们追车。之后多年这个场景总是在我脑子里闪现，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

LT（22岁）：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留守儿童。十几年的分离导致爸妈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我尽量尝试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每次见面我还是觉得很煎熬。

进入青年期的个体逐渐与父母进行情感与生活上的剥离。与没有留守经历的青年相比，有过留守经历的青年与父母情感剥离的时间较早，在成年之后情感状态容易不稳定。有些受访者表示：“自己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可能是没有父母一直陪伴的缘故”（SH，20岁），“自卑是有的，自私、攀比的不正常心理也有”（ZH，20岁），而这种自私、攀比的异常心态是自我中心观念强的表现。隔代抚养的教养方式通常是“溺爱”，对儿童缺乏正确的理念引导与榜样示范，导致留守儿童的自律意识和能力较差。他们长大之后，当面对物质诱惑时，会“花钱大手大脚，不顾结果”（LG，18岁）；当面对困难时，则“过于暴躁易怒，不能及时反思”（HC，17岁）。

XY（19岁）：小时候教室外面来接孩子的家长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爸妈，被同学欺负了只能忍着，回家之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被亲戚冷言冷语也只能笑笑，但是每次想着这些不知不觉就哭了。

CL（20岁）：成年后有再多的成就也永远都抵不过小时候别人的一句“这孩子没爸妈管教就是不行”。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别人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会多想，不允许别人觉得我有一点点做得不好。

留守经历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5]。访谈发现，寄人篱下的成长环境容易造成留守儿童的早熟，导致其情绪敏感度较高，在日常交流中，对于他人的言语、行为过于敏感且易产生负面理解，给自己带来情绪负担。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其青年期的主观幸福感冲击力越强[6]，并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7]。

3.   中年期（这里的中年期并不是指人口学意义上以年龄划分为标志的中年期，而是强调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阶段）：难以摆脱留守经历造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具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中年后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较明显的退缩型人格[8]，认为自身心理存在问题的比例较高。大量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因生活中的住房、工作、家庭、社交等问题焦虑。

LJ（33岁）：生活中各种困难都压在我头上，而我又告诉自己必须坚强、乐观，导致频繁出现失眠和头痛，而我也很难拥有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在访谈中，多数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提到与父母的不亲近使得他们对赡养父母这件事倍感焦虑和无力，甚至存在逃离的想法。在社交方面，他们内向、自卑、敏感、讨好，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来源于早年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失后学会的情感隐藏和自我隔离造成的自我情感调节缺陷[9]。此外，社交困难程度与留守时间呈正相关，留守时间越长对其影响越大[10]，以至于出现被动社交乃至人际回避的情况。总之，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中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个体情感社会化会产生这样的“传递”结果：自身在社会化初期被怎样对待，就可能依照此种模式对待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下一代。一些具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留守的环境下成长，在婚育之后很有可能延续其父母的养育方式，很难意识到父母情感陪伴缺失的后果，他们的孩子也在很大概率上仍旧是留守儿童。

ZM（25岁）：小孩子让爷爷奶奶带着没啥要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YL（22岁）：想孩子，但是真没办法，总得谋生计啊，孩子只能放在老家了。

在育儿方法与态度方面，也有部分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意识到父母缺席的消极影响从而反向弥补。他们深知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情感渴望，不愿把这种体验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因此通过反向弥补中断了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

WY（24岁）：再苦再累孩子也要自己带，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承受不能在父母身边长大的难过。

LY（26岁）：孩子我自己带的，怕他长大了会跟我一样恨父母不带他。我已经拥有痛苦的童年了，一定要让我的宝贝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父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反思中断“留守”的代际传递，但是曾经“留守”的中年人却无法弥合与上一代疏离的亲子关系。在对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个体的访谈中，大部分被访者表示至今仍与父母有隔阂或情感生疏。

YJ（32岁）：我跟父母日常没有任何交集，孩子由我、老公和婆婆一起带，不需要父母支援，我对父母也不会有关怀。

一些具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中年人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一场交易，由于自己儿时未能与父母建立良好的情感链接导致其习惯于在需要帮助时独自面对，而日常困境的频繁出现使其不断积攒对父母的怨恨。怨恨的产生使单个的行动者没有解决之道甚至只能制造伤害，而承认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是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11]。没有情感支持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将来没有情感链接的社会生活。在留守儿童早年经历中，父母强硬的离开、哭喊的无效以及独自面对困境时的无助，降低了留守儿童的个体尊严感与意义感，而缺少父母的认同和鼓励也造成其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在访谈中发现“不知道该如何与父母相处”（LT，22岁）、“觉得对他们尽孝是一种道德绑架”（YJ，32岁）等想法的出现频率较高。而此种怨恨情绪一旦形成，便会脱离成因，成为心灵毒素蔓延开来[12]。具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即使在生育后也没有改善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有化对立为陌生的趋势，“会尽基本义务，但不会再有真心”（QM，34岁）是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对待赡养父母义务的态度。

1.   教养者对情感社会化的忽视

（1）幼时分离的创伤记忆

儿童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互动建立影响其一生的重要的社会认知[14]。幼儿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存活，发生在幼时的留守经历造成幼儿在与周围互动的过程中缺乏可依恋的亲密关系，产生被迫分离的创伤记忆，这成为其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进而可能导致其形成敏感、自卑的人格及交往障碍等。

早期积极的亲子互动能为个体未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5]。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与从小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程度较强的情感交流防备状态，大多数表现为说话声音较小或只回应少量肢体语言如点头、摇头。幼时与父母分离时无助哭喊的情景使留守儿童将自身的情感表达封闭，被迫分离的情感体验伴随其一生，创伤记忆在其面对相似的无助情境时不断出现并被迫体验，造成少年、青年、中年阶段的边缘化状态和社会适应困难，甚至到为人父母时仍旧延续着与父母疏离的代际关系。

（2）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的消极情感回应

留守儿童父母对其的消极情感回应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共同生活的情感体验；二是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联系往往存在延时性和空间距离导致情感浓度在传递过程中降低；三是对情感认知的不足，这也是中国父母的共同特征，对子女的情感表达和回应都比较含蓄、内敛，意识不到情感在儿童社会化中的作用。

情感社会化主要有观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表达得到回应、接受有关情感的教育三种路径[16]。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情感塑造中的重要他人即父母缺席造成其观察渠道的减少，难以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情感表达行为，只能通过观察替代扶养人及其家庭成员、同伴群体、教师等其他群体的社会情感来补充自身的情感社会化体验。替代扶养人的情感引导与回应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尤其重要。但是替代扶养人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寄养的留守儿童，难以留意到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这种忽视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消极情感体验。

2.   生活中父母的缺席

父亲与母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对儿童的情感塑造和性格确立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母亲角色的缺位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以及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不良影响[17]。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父亲常被儿童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榜样和权威，是儿童与社会间的桥梁，儿童通过对父亲行为的观察理解社会的构成与意义，模仿并学习父亲的行为方式。父亲需要将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的酸甜苦辣传递给子女。父亲角色的缺失会对子女性格、幸福感、学习成绩等产生消极影响[18]。

（1）隔代抚养导致家庭支持不足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环境，家庭支持和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灵适应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19]。家庭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加油站”。当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障碍时，家庭能够为儿童提供情感抚慰、情绪疏通以及方向指引。家庭功能不良如教化功能薄弱、情感功能缺失或者修复整合功能不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20]。

由留守儿童与隔辈人构成的家庭，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功能残缺，一是抚养人文化水平较低导致的教育功能弱化；二是隔辈人情感表达与接受能力不足导致的家庭抚慰功能弱化。隔辈人在育儿过程中强说教、轻理解，缺少积极的情感回应与支持，加之老人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弱化，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情绪疏解功能难以达成。此外，隔辈抚养导致儿童缺乏与父母的真实互动，加重儿童的孤独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可能导致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

（2）亲友寄养导致“外人”与“坏孩子”的双重“确认”

由亲友代为照看的留守儿童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其敏感、自卑、委屈、疑虑等不良情绪。父母与儿童建立的依恋关系难以被任何其他关系替代。留守儿童生活在亲戚家中，在留守儿童心目中，自己属于这个家庭的“外人”。留守儿童不但需要承受与父母分离的思念之苦，还需要承受由于“侵入”他人“陌生”的生活产生的情绪压力。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非但难以拥有正常的家庭情绪疏导渠道与情绪互动机会，还需要强迫自己在替代抚养家庭中表现出“懂事”“担当”的形象。

同时，社会和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会影响留守儿童的教师、同伴甚至抚养者形成消极刻板印象并对其行为进行不当归因[21]。对留守儿童形成的自卑、敏感、多疑、成绩差等刻板印象，给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带来较大的压力。在留守儿童出现错误行为时，寄养家庭容易将其归因为不听话、不爱学习等“坏孩子”因素，难以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情感支持，也因为顾及关系不愿意采取批评等惩教措施，留守儿童“坏”的形象和行为由此得以固化。

3.   父母进城务工的现实

（1）形成“金钱比陪伴更重要”的认知

特纳认为“社会结构通过地位、角色、社会生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微观动力对个体施加影响”[22]。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因的探讨离不开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考察。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23]。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无奈选择：一方面，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就业结构单一导致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城乡户籍壁垒导致进城务工子女就学难，父母只能将儿童留在农村由隔代抚养或亲戚代养并完成学业，造成留守儿童与父母分隔两地，也因此造成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情感体验相对匮乏。

对留守儿童来讲，比情感匮乏影响更深的是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文化。中国自古有“城是国、乡是家”这样的二元分野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相对完善的住房、就医、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城市较农村优越的高势位文化认知，加之父母只有外出务工才可以养活全家的现实使大部分留守儿童内心形成了“城市好、农村差”的价值观，同时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经历会在留守儿童心目中植入“挣钱比陪伴我重要”的概念，因此留守儿童容易形成自卑和敌视等性格特征。

（2） 物质“补偿”和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

进城务工带来了家庭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父母也往往因为外出务工不能陪伴子女心生“愧疚”，因而用玩具、零花钱、平板电脑等作为给孩子的“补偿”，但这些物质“补偿”可能造成留守儿童垃圾食品的摄入过多和电子产品依赖等新的问题，而且留守儿童依旧与物品进行互动，缺乏父母情感上的支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呈现出原子化、个体化趋向[24]，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之余追求价值多元和生活消遣。农村不乏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儿童在父母进城务工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容易接触到电子游戏等娱乐方式，也容易受到不良青少年的影响，更由于父母缺席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加之替代扶养人碍于情面难以严格管教、隔辈抚养人精力不足等，致使一些留守儿童沉迷于电子游戏，无法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目标，最终误入歧途[25]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1. 增加抚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

    父母积极的情感回应给予留守儿童强大的家庭情感支撑力量，有利于强化留守儿童积极进行情感表达的行为，改变其由于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环境形成的自卑、不自信的性格特点，使得留守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获得幸福的情感体验。

（1）提高父母共情陪伴的效果

    在儿童适应社会中，父母的共情联动能够增加儿童向外部寻求情感陪伴的内生动力，促进其提高情感互动的能力。“共情陪伴”建立在父母能够理解和感知孩子感受的基础上，以同在和共情的方式陪伴孩子。借助于网络和新媒体，父母可“见缝插针”，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孩子进行日常生活琐事的沟通，增加沟通的时间。同时，父母可以让孩子讲述在家庭和学校的收获与遇到的困难，以此体察孩子的需求，并在必要时给予引导和支持。访谈资料显示，许多父母打电话回家主要询问家人的健康与安全，并与代为照护人讨论家庭大事，与孩子只进行简短的交流，很少有情感方面的沟通，对孩子共情陪伴的时间不足与质量不高。因此，父母可以增加与孩子在情感上的互动，比如分享读书、娱乐、美食感受等，提升留守儿童的幸福感。

（2）增强替代扶养人的情感支持意识

减轻留守儿童的幼时分离创伤需要替代抚养人在留守儿童面对与父母分离的情境时，给予充分的温暖和情感支持，缓解儿童的分离焦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替代抚养人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作用，在不良情绪疏导、正确价值观指引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互动渠道，缓解父母缺位给留守儿童造成的孤独感，缓解“寄人篱下”的自卑情绪，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外出务工的父母需要给孩子选择合适的替代扶养人，并适当通过有偿照料、定时监督等方式促进替代扶养人发挥监护陪伴作用。

2.   对留守记忆的适时弥补与对隔代抚养人的指导

（1）童年期非留守时间的有效弥补

在一项留守儿童父子依恋重塑的研究中，“父亲用孩子爱吃的食物作为自己对儿子最直接并自以为最强烈的情感支持，弥补了感情上的关爱空缺”[26]。孩子内心对父亲的体验，可以不受父亲居家或者非居家的影响[27]。留守儿童怨恨父母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外出务工，而在于对自己的忽视和抛弃[28]。父母可以利用春节等非外出务工时间重塑亲子关系，通过日常饮食、日常表达和共同经历增加对孩子情感上的有效陪伴，增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感。

（2）引导隔代抚养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与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

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宣讲培训的形式，聘请专业人士对隔代抚养人进行教养知识的普及。例如，更新其家庭教育理念，使其摒弃“孩子说怎样就怎样”“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树立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的观念；引导隔代抚养人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对儿童的安全保护和物质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做人教育及健全人格培育。

3.   情感关爱的社会呼吁

（1）培育情感富足的留守儿童

媒体报道的父亲精神分裂、母亲下肢残疾但通过努力考上清华大学的庞众望不仅仅是个例[29]，在现实中有很多虽然父母陪伴缺乏而内心富足的青少年具备较强的抗逆力和感知幸福的能力。留守儿童较之被父母严格监管以分钟计算学习时间的非留守群体具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可能更多的情感体验机会。父母、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有意识的情感引导、共情陪伴、情感理解与支持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生活缺席的不足，给予留守儿童面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力量，帮助其克服自卑心里、人际交往困难等，形成自强、乐于助人的品格。

（2）形成情感关爱的社会氛围

呼吁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教师、同学乃至全社会改变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用接纳的态度、关爱的语言、视为己出的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减少同辈嘲笑、社会歧视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边缘化体验。应当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留守儿童的氛围，为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乃至健全人格的形成提供支持。

孟亚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张璨：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第1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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