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陪读伊始：横向藤蔓式社交的积极拓展与铺陈

孩子中小学阶段，妈妈去县城租房陪读现象比较普遍，陪读妈妈40岁及以下的占50.62%，趋于年轻化[31]。父亲外出务工，孩子在县城就学，母亲陪读成为农村家庭分工决策的主要形式，占总数的38.66%[32]。

农村陪读妈妈离开家庭、家族与乡亲邻里，接触陌生环境，失去了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生产小组组长—妇女队长的具有约束性与归属感的层级式社会纽带，也远离了乡亲邻里左右扩展的藤蔓式社会纽带。陪读妈妈在成长经历中，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较少参与子女的教育，制约陪读妈妈的个人发展。虽然陪读妈妈的发展基本定型，自身阶层上升较为困难，但是她们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中投入大量精力，希望在孩子身上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父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与职业位置，社会分层机制在代际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相对稳定。农村陪读妈妈表现出强烈改变孩子农村居民身份的愿望，她们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清晰认识到，户口和学历是影响她们获得生活机会的主要因素，在没有父辈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的加持下，读书就是改变孩子命运的最重要路径。农村陪读妈妈坚信离乡离家、租房陪读可以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陪读伊始，就满怀希望地积极主动拓展社会交往。

C01：女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租房在县城上幼儿园的事情。家里老人觉得上个幼儿园去县城租房没必要，我不这样想，县城幼儿园的老师、伙食、环境就是比村里民办的幼儿园强许多。我当然也觉得麻缠（方言：很麻烦），但是为了女子，再麻缠也得整。这个院子一共住了七户，都是陪娃上学的，我们有一个微信群，我就勤快些，多打听，哪里的菜便宜分量足，哪里买肉放心，在哪可以给报舞蹈班，群里的人都挺热心的，我现在每天都要翻翻群，看有啥新消息。我还参加了家委会，给老师经常帮个忙，这样老师也会对我女子多关注些。

C02：我一直是一个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人。那时候想起要一个人带女子租房读书就比较发愁，到哪找房子呀，房东人咋样，周围人好不好相处啊。但我后来发现，带着女子来Z镇上小学以后，自己也就变强了，到处联系租房群，都有照片，有的还有视频，可以提前联系去看，看了几家，订的这家，每月贵个50，但是房子大还干净。

陪读妈妈高度集中在距离W小学、C中学较近且房租相对便宜的区域，形成了“陪读圈”。孩子9月份入读一年级的陪读妈妈，一般从5月份开始寻找租房信息，通过微信主动加入租房信息群，租住房屋确定以后，加入租住同一房东房子的陪读妈妈群。开学以后，积极组建班级QQ群、微信群，报名参加家长委员会的意愿较高。新陪读妈妈主动利用各类社交媒体，编织房东、租住同一房东房屋的陪读妈妈、周边陪读妈妈、同学妈妈的横向藤蔓式社会纽带。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加快了新陪读妈妈融入当地环境的进度，同时面对面的线下交往也交错进行，使陪读妈妈较为顺利的铺陈与拓展自己与租住地之间的藤蔓式社会纽带。

（二）陪读中期：亲子冲突与自我认同危机

陪读妈妈在孩子入学一学期后，基本适应了陪读生活。每天早起做花样不同的早餐，搭配好孩子穿的衣服，关注老师群里发的每一条信息，晚上认真辅导孩子做作业。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陪读妈妈把孩子送到学校大门后，会在门口一直逗留，直到保安人员不停催促，她们会在孩子做广播操的大课间，站在校园铁栅栏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活动。可以说，陪读妈妈对孩子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

亲子冲突产生于共同关注焦点、共同理解、彼此意图的识别以及情感状态共享的偏差。[33]249-272陪读早期，亲子关系良好，情感联结紧密，亲子之间互动交流频度高。在日复一日的陪读过程中，陪读妈妈逐渐对自身角色、自己与孩子的关系产生困惑。这种困惑在陪读三年以上的妈妈中表现更为明显，她们因为童年时期缺乏亲子依赖关系，希望对自己的孩子给予关爱补偿，所以对孩子的情绪反应较为敏感，对孩子的各项需求保持高度回应状态。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认知的发展，同伴之间的比较，特别是进入青春期后，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愈发强烈，对妈妈加之自己生活密不透风的控制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不满甚至对抗情绪，对妈妈的陪读行为也逐渐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C04(31岁，女儿10岁）：有一次我做完早饭看女子吃，我说“你看妈妈多辛苦，每天六点起来换着花样给你做早饭”。女子头都没抬说，“谁让你起来做早饭的，同学们的零花钱都比我多，早上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吃”。唉，小的时候很懂事，我有一次摘豆角，就知道给我搬个小凳子过来，怎么越大还越体谅不了大人，我一个人离乡背井的陪她来读书，容易吗！

C06(32岁，儿子10岁）：有一次我看娃班级群表扬听写好的孩子，没有我娃的名字，放学回来就随口问他“我看老师今天听写表扬咋没有你”。没想到他像头狮子一样冲我发火，“你每天都盯着我，自己整天刷抖音，光让我学，烦死啦”。我听后很长时间都没有缓过劲，娃说的话太伤我了。

陪读妈妈对孩子的成绩格外在意，孩子一次单元测试的不理想，也会引起陪读妈妈情绪的波动。适度的替代补偿有益于陪读妈妈将童年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进行消解与转化。但如果这种替代补偿转为对孩子的严格操控，则导致孩子的反抗与对立。面对孩子这种反抗与对立，陪读妈妈显然缺乏心理准备。陪读妈妈对自我形象定位的核心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妈妈，而逐渐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则认为妈妈不去工作来陪读是没有必要、逃避工作、享清闲、自己看手机轻松打发时间，却要时时逼自己学。陪读妈妈不仅无法从孩子那里得到投射性认同，反而获得的是不以为然甚至负面的评价，这两者之间的迥然差异，使陪读妈妈产生了自我认同危机。

（三）陪读后期：在转变与突围中进行自我认同重构

“自我认同获得”能够催进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如高自尊、高认知灵活性、更成熟的道德推理能力、更明确的目标设定及更好的目标实现[34]142，丈夫外出务工，自己离开家庭居住地，长期租住别人的房子生活，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精神有时比较苦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接触给陪读妈妈提供了一个心灵栖息的场所。通过回溯性深度访谈发现，农村陪读妈妈倾向于在具有相同生活背景、相似社会经历和际遇的同伴中寻找认同和归属，除了和周边的陪读妈妈诉说，她们会有意识地在抖音中关注、点赞，转发全职主妇、陪读妈妈的相关视频，通过这些行为获取陪读价值的外部力量认同，再次确认自己的陪读选择是值得的，是帮助孩子上好小学、好中学乃至考上大学，成为大城市一员的重要途径。短视频中的全职主妇、陪读妈妈促成农村陪读妈妈对群体共同性的深刻认识，有助于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她们借助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寻求具有操作性的亲子矛盾解决方案，积极尝试借助短视频抱团取暖、舒缓情绪、学习经验，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所在。

C08(34岁，儿子11岁）：抖音上有一个“玩霸妈妈”，她就是全职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在抖音上教大家怎么教育孩子，比如写作业磨蹭可以给娃买个计时器，语文要大声朗读，不要默读，给娃床头贴一个周计划表，完成一项打钩一项，一星期全部完成就给奖励。这些法子我都试过，还挺有用。

C09(35岁，儿子10岁，女儿7岁）：我喜欢看陪读妈妈把孩子培养成才的，每天都在抖音上看“陪伴教育刘称莲”，为了看得清楚，我专门买了一个华为的平板。刘称莲说家有两个孩子的，老大的作用特别大，老大学得好，不用你多说，老二就会跟着学。刘称莲带着女儿从山西一个小县城到北京，租着十平方米的房子，后来把女儿培养到北大了，国家掏钱又去美国读书了。人家那时候比我可艰苦多了，我就觉得陪读这一步走的还是对的。

C10(37岁，儿子12岁）：我爱刷快手上的农村短剧，张家长李家短的，挺有意思，也不长。后来想着不能这样下去，我也得给娃做个样子，不能成天在出租屋窝着，找了一个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挣得不多，好在时间灵活，觉得自己比以前有精神，娃也说我脾气好多了。

农村陪读妈妈既承担着陪读妈妈、留守妻子的家庭角色，同时具有临时工或失业人群的社会身份，并在这些多元交织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身份中动态切换。在流动妇女研究中，研究者提出“锚定的流动性”（anchored mobility）或“不能动的流动性”（immobile mobility)[35][29]。陪读妈妈虽然属于流动人口，但因为一个人照顾孩子，工作的选择度小。陪读三年以上的妈妈多在周边饭馆、超市、菜市场、蛋糕店、理发店、民宿找一份工作，虽然这份工作不稳定又薪水微薄，但是有了收入，能接触到外部人群，这些给了她们自信。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陪读妈妈内容给她们重要的心理慰藉，使她们从自我认同的困境中一步一步突围，逐渐重塑自我及延伸社会关系半径。

陪读五年以上的妈妈，孩子基本进入小升初阶段。虽然脱离农村在县城上学，但县城里并没有自己的家，依旧是县城里的“陌生人”，倘若考不上县城里的高中，孩子还是要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不同于在城市的女性务工人员希望留在所在城市，农村陪读妈妈并不希望留在孩子上学的这个县城。孩子考入县城高中以后，陪读妈妈设想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她们可以跟随在外务工的丈夫去同一城市打工，还有一部分陪读妈妈考虑去孩子以后上大学的城市务工。虽然陪读时间大多从孩子小学到高中，但对她们而言，陪读还是生命历程中暂时停泊的码头，终究要开启新的航程。孩子进入初中高年级的陪读妈妈们偏好使用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类APP，通过这类APP查询升学信息，搜集时事新闻、学科讲解及试题，有的陪读妈妈会把APP的所在城市调到西安或是孩子向往大学的城市。陪读妈妈利用各类新闻类APP，为脱离陪读生活作了心理预备与知识储备，为自己与孩子融入未来城市生活作了先期铺垫。她们从对孩子生活无缝链接的操控者转为与孩子共进退的伙伴。

C11(38岁，女儿14岁，儿子10岁）：不太刷抖音了，太浪费时间了。女子初二了，我现在白天在蛋糕店打工，晚上就到腾讯新闻上给女子收集一些新闻收藏起来，手机太伤眼睛了，我买了一个最大型号的平板，让她每天看看。政治要积累哩，平时多看些国家大事，中考的时候就不会着急忙慌了。

C12(39岁，儿子15岁）：娃在C中学是年级前十，我每天都看“今日头条”，查一查工大附中、铁一中、交大附中、师大附中有没有高中收插班生的消息。班主任说，去年初二有一个娃就通过插班生考试被工大附中招了。今日头条上还有人发“西安五大”的月考、期中、期末试题，我专门买了一个打印机，给娃打出来，让娃做，娃说这些题都比他们学校出的活。

C13(40岁，女儿17岁，儿子13岁）：我爱看“小贝饿了吗”，粉丝特别多。小贝是农林科技大的，以前我都不知道，还是重点大学呢。小贝爱去西安好多大学介绍各种好吃的，交大，西工大，陕师大，理工大，那些大学校园都很大，图书馆也气派，女子能考上陕师大就好了，小贝说了，师范类不愁饭碗，师大的伙食也是西安大学里面最好的。

重要生活事件可以快速锚定对个人最具影响力的互动场景，且所包含行动的意义仅仅产生于人们能够回忆起来且进行反思的时候，只有那些在反思中被触及的感受才是有意义的[36]291。农村陪读妈妈在转变与突围中进行自我认同重构。这个过程中陪读妈妈疗愈自己，童年时期的留守境遇，不能归咎于个人原因。给孩子提供恰当、稳定和持续的关怀，自己与孩子之间依赖、信任的亲子关系也帮助陪读妈妈修复童年创伤，挖掘自身潜能，不愉快的生命体验不具有代际传承性。

C09：在陪读前，我挺害怕的，一个人带俩孩子成不成啊，出来以后发现也没想的那么难。十几岁的时候我最烦心的就是我的牙，爸妈出去打工，没人告诉我长牙的时候不要舔，后来牙都龇出来了，从来不敢笑，那时候特想当牙医，后来上了护校。要是一直在家，那我整天就是带俩娃，护校就白上了。出来以后，头两年，人生地不熟的，后来就慢慢好起来，在这里一个牙科诊所找到一个工作，现在帮人洗牙都没问题。以前心里挺怨我爸妈的，为啥带弟弟去城里上学，把我留老家，现在自己带俩娃在外面上学，感觉娃到外面上学花费确实大，哪哪都要钱。爸妈也是想让我和弟弟都好，可是挣的钱是有数的呀，也是实在没法啊。孩子爸爸在南方打工，我在这里，儿子女子都没耽误，这里教学质量比我们山区那强得多，我觉得自己这个妈还当得真不错。

C10：我在超市理货，娃放寒暑假，我没法管他，就得送回去，娃一回去，我就睡不好，担心娃玩手机，爷婆管不住，吃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食品，不好好吃饭，害怕他一个人去河边耍。小学我有一次没考好，老师说我不好好学，退步大得很，我很委屈，我明明好好学了，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啥事情，快说，还忙着哩，我当时啥也没说，就挂了，心里特别难受，从那以后，有啥事情都不和她说了。现在我边陪读边打工，也明白了，哪有不疼自己女子的妈，在外打工，挣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安排，由不得自己啊。现在只要不忙了，都问问我妈有没有按时吃高血压药，缺不缺啥，感觉比我当姑娘时，倒是和我妈更有话说了。现在娃能在身边，自己也没闲着，心里挺踏实的，我现在进货、理货都有经验，想着再和娃他爸攒些本钱，以后在学校周围也开个小便利店。

生命历程研究试图将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个体发展连接在一起，强调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紧密联系，认同个体是在社会结构框架之中有选择地推进自我生命历程。个人能动作用与自主选择让实际社会变迁与个人生命历程之间存在较为松散的匹配。

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在社会结构框架下与个体所经历的事件之中，这些生命事件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通过影响个体的生活选择而影响个体整个生命历程的走向。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人的社会性发展是社会性组织和社会性影响的结果。生命历程将个体生活和社会变迁、生命的时间性、相互联系或独立的生命、能动性等联系在一起，研究不断流逝的时间和不断变动的情景中个人的生活和发展[2]425。社会性发展是个体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个作用过程中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适应过程及其结果[37]3。农村陪读妈妈童年留守的生命事件对她们的社会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撤点并校的教育政策变迁与个人自主选择的相互作用中，构造了“陪读”这一特殊生命历程，在这一生命历程中，农村陪读妈妈通过与孩子的朝夕陪伴，进行留守童年的替代补偿。在重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个人行为模式、情感、态度和观念转变，长期积累的负面情感体验得到部分释放与转化，在斡旋与接纳中成长，逐步进行自我治愈。在童年留守经历的替代补偿与自我治愈过程中，陪读妈妈也主动、积极地在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态度方面推进自己的社会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