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第十条明确指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继续谋良策、聚共识、商国是。本期《两会慈善之声》共收录了18位两会代表委员在慈善行业、乡村振兴、儿童保护、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的建言献策，让我们一起感受两会上的公益力量。

张朝晖提出，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吸纳就业人数逐渐增多，成为重要的就业渠道。发动社会组织助力“稳就业”“保就业”，是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吸纳青年就业创业仍受到一些制约。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吸纳青年创业就业的潜力，张朝晖委员建议，要为社会组织吸纳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推行高校毕业生公益创投计划。落实社会组织在创业就业资金扶持、技能培训、户籍迁转、档案与工龄认定、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与企事业单位人员同等政策待遇。将吸纳青年就业情况纳入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和品牌社会组织创建，对于吸纳毕业生数量多、解决青年就业成效突出的社会组织，适当给予政策或资金支持。

同时，要为青年创办社会组织提供充足条件。建设市级、县级三级社会组织创业基地，引导社会组织协同社区、社会工作、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建立青年公益创业“五社联动”机制。打造青年众创空间、公益创业孵化基地与孵化器。

张朝晖还表示，要健全社会组织人才市场体系。引导线上、线下人才招聘网站开辟社会组织人才服务板块，引导社会组织和高校毕业生参加供需对接和交流活动。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牵头举办毕业生招聘会和提供就业资源，挖掘行业增量。依托志愿服务组织、社工机构等，提供就业结对“一对一”帮扶，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千方百计促进就业。

吕红兵认为，遗产捐赠需求转化为现实捐赠，将大幅提升慈善捐赠总额，引导“善资金”助推公益慈善繁荣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在他看来，遗产捐赠制度目前存在慈善法未明确对遗产捐赠作出规定；遗产管理人配套制度尚不完善；遗产捐赠流程相对复杂，多主体协作机制尚缺；我国非货币类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尚未健全，社会组织接收捐赠风险较大等四方面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他建议，首先在慈善法修订中将遗产捐赠写入法条。规定自然人基于慈善目的将其合法所有的财产以遗嘱方式捐赠给慈善组织或受益人的，适用慈善捐赠的规定。自然人立遗嘱捐赠遗产生效后，遗产管理人应当依规定向慈善组织或者受益人交付捐赠财产。自然人捐赠遗产的，可以与慈善组织协议约定由第三人行使捐赠人的权利；未约定的，遗产管理人可以行使捐赠人的权利。其次，出台遗产管理人制度配套机制，明确遗产捐赠中遗产管理人权利。再者，国家民政部门牵头制定遗产捐赠工作规范。此外，健全遗产捐赠税收减免制度。建议制定并推进实施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用途的遗产捐赠尤其是不动产、股权等财产捐赠的税收减免制度，由受赠组织向税务部门提出税收减免申请，并由税务部门依法作出批准。

郭桂义表示，新农村发展离不开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乡村人才的数量、质量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效。但是目前，很多乡村地区面临人才队伍不稳定，学历、职称结构不均衡等困境。对此，郭桂义提出建议：

第一，建议国家强化涉农专业招生和就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奖助贷补力度，鼓励更多优质生源报考。

第二，加大地方政府和高校的协同合作力度，地方政府提前谋划当地各行各业所需人才专业、学历、岗位、数量等需求清单，由学生与地方政府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以及就业协议。

第三，为确保涉农专业毕业生真正在乡村“留得住”，地方政府也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三农”特岗，面向涉农专业毕业生定向招聘。

作为残疾人事业工作者，王川发起“新的希望”全国脑瘫儿童公益救助项目，多年来以专业医疗技术为桥梁，投身脑瘫儿童公益救助工作。在王川看来，我国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工作面临资金投入不足、医疗技术水平落后、医疗设备研发投入不足、社会关注度不够等问题。

王川建议，完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实现脑瘫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康复救助。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慈善事业税收优惠制度，完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补短板强弱项，激发全社会关心慈善、参与慈善的热情。加大针对脑瘫儿童救助工作的资金投入，并保障各项救助政策的有效衔接与执行。

此外，倡导国企带头和全民参与，搭建社会性更强的公益慈善捐赠平台。探索设立全国脑瘫儿童公益专项基金，服务于广大儿童的健康成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以公益慈善捐赠形式参与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团结凝聚更广泛的社会爱心力量。鼓励国有企业以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带动社会企业和公众参与专项基金公益慈善捐赠，积极奉献爱心、履行社会责任。

“现阶段，我国AED配置及使用情况是典型的‘数量少、找不到、监管弱、不会用’。”孙达表示，我国AED保有量不足、设备管理及信息较为杂乱，导致人们在紧急状态下难以快速找到最近且可用的AED。

为此，孙达建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尽快增加AED数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设立公开募捐慈善项目，动员AED厂商直接捐赠设备，动员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捐赠资金购买AED设备，捐赠给有需要的地区。通过社会化、商业化运营模式增加AED数量，促进AED规范、快速落地推广。”孙达认为，应建立健全标准化的AED设备信息管理机制，建设标准化的AED急救地图，出台统一的AED急救地图信息管理标准，规范AED急救地图与各大商用地图的整合，让人们打开任意一款地图都能快速找到AED。

孙达建议，可以社会化培育和发展急救技能志愿者服务保障队伍，面向学校、社区、工厂、商业区、公共交通等重点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及广大公众，大力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并定期开展复训，建立急救技能志愿者服务保障队伍，加强训练演练，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护能力。

陈爱珠建议，教育部门应将“双碳”教育纳入学校长期发展规划，统一部署、协调，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双碳”教育课程，依据不同年级和年龄特点，规定一周一次或双周一次的“双碳”教育课，并明确各年级课程目标。同时，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借鉴市面较为普及的“双碳”知识读物，开发全国统一的、针对不同年级的“双碳”教育系统教材，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学校根据本地特色，因地制宜开发多样化的地区教材和校本教材。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在促进低碳消费工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然而由于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以及低碳消费的商业模式本身发展不成熟等，低碳消费蓬勃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制约因素，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低碳消费认知有限，消费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为此，丁世忠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完善企业绿色生产的经济激励政策。二是加强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体系建设。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是构建绿色市场体系，引导绿色生产和低碳消费的重要推手。三是打通信息渠道，建立绿色产品发布与选用平台。四是强化对个人绿色行为的正向激励。

“双减”之后如何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课后服务成为新问题。洪伟认为，当前社会机构与资源单位参与课后服务，处于一种相对零散的状态，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洪伟委员提出，家校社协同开展课后服务活动是破解这些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个是“请进来”。洪伟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区、博物馆、少年宫、文化资源单位等各级各类校外活动场所挖掘师资力量、研发相关课程，以“送课到校”的方式加入校园课后服务中来，不断扩大公益性优质校外教育服务供给。

一个是“走出去”。洪伟说，鼓励学生家长、社区志愿者、高校学生、退休教师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就近参与进来，建立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基地，提供“家门口的课后服务”。

再一个是“建机制”。洪伟说，针对学生的课后学习需求，学校、家庭、社会要整体参与进来。出台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校外课后服务地图”“课后服务社会资源白名单”等，同时要注重对参与课后服务的社会力量进行资质审核、价值引领、质量监控，不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形成校内、校外课后服务联动的良好格局。

兰臻认为在乡村教育发展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助力：第一个方面就是稳步构建区域教研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校的层面，也就是“一校带多校”。第二个方面就是扎实推进区域教研的信息化。现在已经是信息化时代了，乡村教育乡村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硬件设施都没有问题。怎么把城市里边的高质量的课能够更快地输送到乡村，让乡村的孩子能够跟城里的孩子同上一堂课，共同享受优质的师资，优质的课堂资源，就要促进教育信息化的畅通。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把牢乡村教师的培训关。在送教下乡培训过程当中，还是有许多的乡村教师接触正规规范、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培训机会还是比较少。如果能够给乡村的老师提供更加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培训，就能够让他们成长得更快。只有乡村教师有力量，乡村的孩子才能有更好地发展。

于春水表示，由于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作待遇低、居家护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低、管理部门宣传引导不足等原因，很难吸引年轻人尤其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年轻人从事居家养老护理工作，导致居家养老护理员队伍规模小，远不能满足我国居家养老的刚性需求。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使居家养老护理工作成为体面的职业。可面向城市待业人员、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宣传，鼓励他们加入居家养老护理员队伍。

于春水建议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开设权威门户网站，建立起居家养老护理员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桥梁。各地可依托当地高等医学院校的优质资源，发挥其服务社会职能，建立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增加高校作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承接政府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面向社会开展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高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应急救助和居家照护技能。

目前老年人护理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加快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孙洁看来，由于没有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各试点城市在保障范围、受益人群、保障水平、评估标准、筹资渠道、筹资标、服务项目、经办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制度公平性和持续性存在挑战。同时，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孙洁认为，应借鉴各国先进经验模式，探索分级养老护理机制，逐步形成以“居家护理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护理为补充”的无缝衔接养老护理服务体系。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原则，促进护理产业发展，并探索基于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养老护理产业的新模式，提高护理服务的便捷性和针对性。同时，大力支持发展各类养老护理服务机构。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老人和儿童大多留守在农牧区。”格西王姆介绍，边远民族地区存在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运行经费不足、医养结合养老和互助养老机构尚未建立等问题。

为此，格西王姆建议，国家要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机构运行经费投入力度，建议政府根据边远民族地区农村实际，研究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从财政资金投入、土地供给、机构落户、人才引进培养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支持、奖励和激励政策，促进养老产业的有序、快速发展。她还建议，鼓励将政府购买服务延伸至公办养老机构管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等养老服务事项中，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适应民族地区养老服务实际的社会组织发展。

印顺针对我国老年介护服务起步晚，相关行业标准及规范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建议从国家政策和立法层面予以保障，建立老年介护行业标准。明确老年介护行业定价标准。加强老年介护行业的社会监管。完善老年介护培训考核体系。建议教育部鼓励高水平职业院校，对标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老年介护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产教融合，加强各培养层次有序衔接，推动院校之间实施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