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免费午餐”计划使众多乡村儿童受益
谋变于公信危机：百家公益慈善组织创新调查
编者按
汶川地震赈灾捐赠井喷，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2011年，慈善在我国遭遇多事之秋。郭美美、卢美美、河南宋基会等戏剧性事件连台上演，频频发酵。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发起了“质疑风暴”、“问责风暴”，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国慈善业能否根治病灶，走出公信危机，重塑健康新自我？
事实上，多事之秋孕育转型之机。2012年7月12日到14日，也即慈善“质疑风暴”发生一年后，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被誉为“最慷慨之城”的深圳闪亮上演。500多家公益慈善组织，成千上万个公益慈善项目，诠释着上善若水、大爱无垠。半月谈记者对百余家公益慈善组织深度调研后发现，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处在变革创新的节点：价值理念重塑、发展模式转型、组织形态嬗变、项目创意拓展、监管立法跟进……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革刚刚破题，转型远未完成，重拾公众的信任尚需时日。但是，被伤害的全民慈善热情可望一点一点得到修复，“人人皆可公益”的现代慈善火炬依然在接力燃烧。
慈善，社会财富的另一种分配方式，可成为初次分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行善，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人类同情心的天然表达，将源源不断释放出正能量。
新组织形态催生慈善转型新格局
经历了多事之秋的空前冲击波，在尚未消散的信任危机中，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开始艰难而理性地谋求转型发展契机。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改革潮势不可逆转；回归民间本色、松绑社会组织，建设性力量期待生成。
从官办慈善会自我革新，到非公募基金审批权下放、民办非企业草根组织直接登记，这一系列改革创新试验尽管还“在路上”，但已深度触及组织架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实践方式，正在孕育着未来我国公益慈善新格局、新生态。
部分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转型提速，还原民间本色
今年7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称，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对30家省级以上慈善会调研发现，29家慈善会会长、理事长均为现任或曾任公务员，其中，8成多享受省部级待遇。
诚然，由于历史渊源，在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初期，各地慈善会、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等，在卫生、民政、共青团和统战等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发展较快，长期承担相关政府部门委托的工作任务，承担在紧急状况下运用政府资源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职能。
然而，慈善的本质属性终究是民间性。中外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主要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社会行为。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的百余家公益慈善组织有关人士普遍认为，由于政府代办代管的背景，一部分官办慈善组织存在论资排辈、效率低下、自主性差、不透明、不规矩等现象，让其饱受诟病。
受访的大多数慈善组织人士同时表示，当前亟待对部分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等去行政化、去垄断化，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法独立运作，与官方慈善机构互补、合作、竞争。
作为深圳最大的官办慈善组织，深圳市慈善会的官办身份近年来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深圳市相关部门不久前完成深圳市慈善会改革调研报告，一场全新的变革即将破除这家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色彩。
半月谈记者从这份调研报告获悉，深圳市区两级慈善会每年接受捐款占到全市70%以上，这对全市其他近20家公募基金会来说并不公平。结余的善款又没有及时以救助项目方式实施，几乎都沉淀到市慈善会的捐款账户上。而全市近800家具有服务和项目承接功能的公益慈善组织却无法从中得到资金支持。
在深圳市慈善会的官方网站，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份发布于2008年2月15日的章程，尽管章程已将深圳市慈善会定性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益性、非营利社会组织，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其当做一个政府机构。事实上，我国各地慈善会法定代表人大都是当地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深圳市慈善会也不例外，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润华在任时曾长期担任深圳市慈善会法定代表人。
从2010年开始，深圳借鉴行业协会商会体制改革经验，对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2011年6月，刘润华毅然辞去深圳市慈善会法定代表人职务。
“这并不是心血来潮。”刘润华对记者说，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开始时很自然就形成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垄断慈善组织和慈善的资源，这在初期有合理性。“现阶段，政府应有意识退出，让社会组织回归其本来的民间属性，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治理结构。”
对于改革后的深圳市慈善会，其官方网站公布的组织结构图显示：该组织设有理事会、监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秘书处，深圳市民政局局长不再担任市慈善会常务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分区会长联席会负责联系深圳各区、街道、社区慈善会。
深圳市民政局将来仍然履行对全市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职能，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动制定并落实相关立法和决策。但是，一旦改革，深圳市民政局对市慈善会将从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二者行政隶属关系将取消，在职能、人事、财务、资产和办公场地推行“五分开”，实现政社分离。同时，深圳市慈善会基金会职能将从市慈善会剥离出去，成立社团化、民间化的深圳市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保留行业协会职能的社团法人登记，实现“会会分开”。
正在探索官办慈善组织新业态的不止是深圳市慈善会。原属官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逐步走上去行政化蝶变之路。虽然管理有层次、人员有分工，但是基金会里的职位不再和政府级别挂钩。该基金会秘书长王行说：“以前秘书长可能相当于正厅长级别，现在就不是了。我们也没有了事业编制。”
改革后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不用行政力量去募捐，主要采取市场推广手段。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百胜餐饮集团合作开展了“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整个劝捐过程很流畅。
据记者调查，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也尝试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及转基金会。2012年全国两会刚结束，北京市民政局宣布，今年将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组织。去年北京新登记社会组织348个，其中基金会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程立岩介绍，目前联合会的百余家会员单位中，70%已去行政化，无政府背景，无公务人员兼任领导。
然而，也应看到，“事实上，完全去行政化不现实。不仅我国，每个国家都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在首届慈展会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不能简单理解行政化就是政府特权和资源垄断，不是对所有公益慈善组织都去行政化。徐建中认为，我国慈善组织应多元化发展，互补协作。
民间公募基金倒逼体制破冰，非公募基金踊跃参与第三次分配
当官办慈善组织开始酝酿变革，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公募基金已经先行一步，走在了创新前沿。壹基金最早是由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公益组织，但在落户中国内地时遭遇了身份难题。
李连杰曾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成为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进行公募的专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几经辗转，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李连杰曾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自嘲：“壹基金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它没有身份证，没上学。”
2010年底，正在实行社会组织新政的深圳市民政部门向壹基金伸出了橄榄枝。2011年1月，四处碰壁的壹基金绝处逢生，在深圳以公募基金登记。
据半月谈记者最新了解，作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目前的公募行为还只能在登记的地域内进行，但接受捐赠可以跨地域。将来运作壮大后，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地方登记的基金会改为全国登记。壹基金成功破冰，中国有了第一个民间的公募基金会，被视为中国慈善事业重大体制转型的积极信号。
中国目前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由政府各部门创办，民间慈善团体多挂靠到官方主导的公募基金会来开展公募运作。例如，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基会)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挂靠红基会的公益项目就达到几十项，包括崔永元公益基金、长江公益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多数都是个人或者企业发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短短几年，异军突起的国内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为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实现个人公益理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搭建了新平台。半月谈记者专题调研中，受访的不少企业家已不再仅仅通过官办慈善机构捐赠善款，而开始建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从被动、临时、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长期、独立且有系统的捐助。
“中国首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款累计超过50亿。2011年5月，曹德旺家族捐出35.49亿元等值股票，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开了中国捐赠股权设立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先河，为更多企业家和富人股捐趟出新路。河仁自身并不执行项目，国内慈善机构均可向其申请项目资助，符合条件的签订合同获得资助款项，并无条件接受河仁的全程监管，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不同于传统的公募基金，非公募基金可以独立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记者注意到，河仁主要把救灾、济贫、助学等作为资助方向，此外，平素修炼佛家心慈悲怀的曹德旺父子还捐巨资，在普陀山、九华山等地兴建万佛塔，鼓励宗教人士积德行善。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该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我觉得最满意的还不是具体的成功项目，而是南都基金会理事会良好的治理结构。”
徐永光认为，秘书处和理事会的关系是治理结构当中最核心、也最难处的一种关系。他任秘书长期间，曾去温州谈好了在当地建一所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学校，理事会多次派工作人员考察后提出不同意见，然后理事长又带人到温州谈判。直到大半年后，理事会才表决通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实施方案。徐永光说：“如果没有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没有理事会这样反复打磨，就不会有这样的完美结果。”
在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看来，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在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受助群体需求方面比政府更具优势，可以直接瞄准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点发力，更加快捷、直接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非公募基金多由企业、企业家投资设立，在组织管理上往往引入很多商业操作经验，凸显公益创新能力。深圳桃源居基金会借助企业开发地产的成熟经验，帮助完善桃源居社区自身造血机制，促使这个现代服务型社区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为全球理想人居社区。
首次将公益创业投资理念引进中国内地的是新公益伙伴(NPP)。2006年11月，新公益伙伴在香港成立，在运行一年多之后，NPP在境内成功注册为NPP公益创投基金，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具有公益创投概念的公益组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也将创业投资理念引进公益领域。友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平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现有的非公募基金会多委托专业的理财公司打理，友成则是国内首个注册成立自己资产管理公司的非公募基金会。王平说，友成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流程，在机制上保障受托管理基金资产的安全、可控和保值增值。资产投资必须经理事会批准，理事会下还设有专门把关的风险控制委员会。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以往人们认为基金会公益创投不可以追求经济回报，只能以社会价值体现投资意义，但现在，利润与社会影响力共存的投资回报模式正受到更多人认可。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企业基金，媒体基金“长袖善舞”，正成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一大生力军。媒体和公益慈善机构联合开展公益活动，已经屡见不鲜。在此基础上，不少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整合企业、读者和各种社会资源，成立专项公益慈善基金，如京华天使基金、百度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
去年，深圳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单位发起成立了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关爱基金会很多个案救助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完成的：媒体对需要救助的对象进行报道——市民反响热烈并要求捐助——关爱基金会筹款——基金会对救助对象进行帮扶——媒体跟踪报道善款流向和帮扶效果。
就在去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针对此，许多受访慈善人士向半月谈记者表示，如果将管理登记权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工作量实在太大。一旦下放权限给地方，非公募基金会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记，可以解放更多的爱心生产力。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今年初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称，“将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7月13日，在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在深圳召开)上，李立国向全国各省份民政厅局长强调，“继续下放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权限”。半月谈记者从现场获悉，“江西、广东等省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
李立国还在别的场合透露，对公募基金会，将来仍然是严格审查、合理布局、宏观调控，这是各国通例；但对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对其发起人、理事中近亲人数、命名、每年公益支出的资金数量以及办理程序等，政策都会比较宽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这将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形式，让企业财富流向公益慈善领域，进入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作用于中国社会建设。
草根公益组织：盼来免挂靠，有了孵化器
比起官办慈善机构和基金会，近年来各种草根公益组织更如雨后春笋，数量激增。它们天生具有平民性，为普通人尤其是大学生投身公益慈善所优选。这些以往通常被列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草根社会组织，现在统一有了个法定的称呼：民办非企业单位。半月谈记者注意到，首届慈展会获得参展资格的538家参展单位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共263家，基金会103家，企业135家。慈展会主会场面积最大的6号馆，成了草根公益慈善组织尽展风流的天下。
民间助学组织灯塔计划执行理事甘宁告诉半月谈记者，灯塔计划先后组织3000多人次下乡义教，大部分义工是来自高校有公益情怀的大学生。参与这种公益活动，给这些心态开放但生活阅历扁平甚至有些自闭的新生代青年人，打开了一扇大门。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从这里可以更便捷地沉到社会的底层和平民的日常，在城市的边缘、在大山的深处、在辽阔的乡野，发现原来还有另一方收获成熟的沃土和撞击灵魂的课堂。
然而，长期以来，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大大制约了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发育和公益青年群体的壮大。社会组织登记需要找到主管单位挂靠，而很多有资格充当主管单位的机构嫌麻烦或害怕担责任而拒之，导致一些社会组织长时间内属于没有名分的“黑孩子”，或寄人篱下难以长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令人惊喜的是，今年以来，情况正在向着好的态势加速度转变。
南京市民政局从今年8月起，选择两三个区县开展试点，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这三类组织开展直接登记注册。凡开办资金为20万元以下(不含固定资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均由区(县)民政局负责登记。
在拥有上千家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圳，该市民政局局长杜鹏表示，今年将直接登记的范围扩大到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娱、科技、体育和生态环境等8类社会组织，同时再梳理转移政府公共服务事项74项。
走在探索前沿地带的广东，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突破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半月谈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获悉，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将公益慈善组织纳入重点培育、优先发展之列，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实行直接登记；还允许公益慈善类社会团体使用“字号”，破除垄断化。
“我们将不再是黑户了。”从事8年支教助学的义工李振才和友人最近正向民政部门申请筹建广州市启明关爱促进会，而无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李振才感慨道：“这个规定让我们已等待了8年。”
据李立国部长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已有19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已从部分地方试点渐向全国范围铺开。
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轻装上阵无挂靠后，其运行机制等也发生新变。广州市荔盟社会服务联合会今年1月在广州市民政局直接注册登记，半月谈记者看到其章程有52条规定，对于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和罢免、资产管理和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规定尤为严密，条目也最多。降生才半岁多的荔盟，已密集推出了牵手麻风病康复老人夜游珠江、募捐6万元帮扶被硫酸毁容少女等一系列善举。
免去主管单位挂靠，头上少了一个婆婆之后，是否都一放就灵？在公益领域，草根组织普遍弱小，不缺乏爱心，但缺乏职业化的能力建设，在草创期尤其需要悉心护理，否则，发育不良极易夭折。因此，少了婆婆后，还少不了有个“奶妈”。
半月谈记者在首届慈展会上发现了十几个这样应运而生的“奶妈”。它们是专司培育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承担了孵化器功能。它们大多发轫于南方城市，如杭州恩众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南京新兴社会组织培育促进中心、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等。它们为初创期的中小型社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办公场地、设备等共享设施，提供政策咨询、小额资助、渠道拓展、项目对接、财务托管等全方位服务。
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在2006年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通过恩派系列机构，该模式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克隆。恩派服务对象就是中小型草根公益组织，核心服务理念是提升其能力。同样在上海，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专注于扶持培育今日公益先锋、未来社团领袖，项目官员李雅兰将该组织愿景描述为“推动中国青年高社会化发展的第一公益品牌”。
扶持草根公益组织发育的民间举动，日益获得官方支持，形成良性互动。广东省建立了社会组织孵育基地，设立扶持专项基金，并在多个领域由政府购买服务。
有了孵化器，大大降低中小公益慈善组织的创办风险，迅速提高其成活率和成功率。据半月谈记者了解，于去年启动的瀛公益基金会已在试点城市建立市区两级社会组织服务园，在49个城市建立了志愿者帮扶网络。
同样于去年启动的太原市社区社会组织公益孵化器，首批已经有太原方舟社区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太原市社区家庭危机干预中心等7个项目入住孵化。(《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8期，记者 周清印 吴俊 赖少芬)
新创意项目拓展慈善服务新空间
爱心也创意。在探索组织形态变革创新的同时，许多慈善组织还进行慈善项目实践的创意创新。在传统观念当中，似乎只有悲情泣诉催人泪下，才能达到慈善募捐效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群体和青年人群加入，慈善不再总是充满苦情的字眼，开始变得清新时尚且创意无限。
丰富多彩的慈善项目借助现代网络渠道和金融平台，开拓了慈善服务在传统扶贫济困、赈灾助残之外的新空间、新领域。互动式、参与式、体验式的慈善服务也一改以往那种纯单向的施与受模式，变得活泼而有吸引力。
市场化劝捐：不靠悲催靠创意
2012年的暑假，深圳的中小学生迎来了特殊的夏令营大礼——首届深圳青少年公益大赛。9岁至18岁的个人或团体都可报名参与这场“小梦想大世界”活动，奉献爱心与创意。
与此同时，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也在深圳启动。在7月12日晚大赛颁奖晚会现场，金银铜奖项目60强尽显以创意凝聚善意的风采，令半月谈记者震撼。
这些公益慈善新项目，普遍增强了施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性、体验性，力图让传统公益慈善变得更加人性化、时尚化。
较早进行这一创新的是香港乐施会，从2004年起，中国内地开始兴起“多背一公斤”公益慈善活动。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又称联劝)近年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活动，暴走队员们须在12小时内徒步完成50公里，并以此向亲朋好友们打赌募款。联劝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今年春季，参与暴走的队伍达208支，募集的237万元善款被用于采购鸡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
记者调研发现，基金会数量的跃升带来了募款能力的竞争，多元化劝募、品牌打造、营销创新日显重要。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告诉半月谈记者，壹基金创立之初，就提出“每人每月最低捐出1元钱”，“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捐赠者可通过腾讯月捐平台、银联在线支付、财付通、支付宝等多种渠道进行网上捐赠。
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不具备向公众募款的资格，但它借助形式多样的互联网产品，为多家公募基金会搭建募款平台。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腾讯公益平台先后推出了月捐计划、乐捐平台等一系列网络公益产品，在腾讯的全产品线中植入公益元素，影响和培育数亿网民的公益习惯。例如，月捐是每人每月10元钱的小额持续捐款，网友自主选择愿意支持的公益项目长期认捐。腾讯公益平台每月通过QQ邮件、QQ消息等向爱心网友反馈认捐项目的最新进展。
腾讯公益还开发了与月捐相关的游戏产品、公益图标等。参与月捐的网友可获得爱心公益积分，在QQ客户端、腾讯微博等展现自己的爱心身份。截至2012年6月30日，腾讯月捐已帮助10多家公益慈善机构募集捐款超过4153万元，参与用户超过118万人。
一些官办公益慈善机构也在尝试新的市场化劝捐手段。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近年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手机公益短信劝募新模式，开通特服号码—— 8858，寓意为“帮帮我吧”。
时尚元素：植入传统公益慈善领域
虽然仍将传统的扶贫济困、赈灾助残、救死扶伤等项目作为工作重点，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很多公益慈善组织面对老弱病残，不再停留在单一的捐款、捐物等施舍模式上。
在免费午餐计划大获成功之后，该项目发起人、《凤凰周刊》调查类新闻记者邓飞又发起大病医保计划。今年7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发布会上，邓飞透露，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计划将引入与新华保险合作、与新农合互补、与网民互动的新模式，为0~14岁乡村儿童免费提供一份大病医疗保险，最高可报销20万元。
在首届慈展会上，义卖成为一大亮点。位于会展中心6号馆的公益集市人气很旺，来自各地的19家组织如中华红丝带基金、深圳粉红丝带乳腺关爱中心、上海彩虹公益社、陕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等，都把爱心产品拿到集市上义卖。半月谈记者现场看到，小鸭嘎嘎公益基金会的爱心商品是风筝、笔袋、风车、橡皮鸭等，其原料大多来自所回收的大运会及亚运会宣传旗帜等废弃物，由偏远地区的妇女加工制作。爱心商品义卖后，善款用于资助这些妇女。
2011年1月6日上线的善淘网，则将捐衣物的传统慈善项目做得时代感十足。“每个人的衣柜里都有闲置不穿的衣服，如何让这些衣服流通起来，或是重新设计后再销售，以换取善款，成为善淘网在这中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善淘网CEO周贤向记者称，过去一年所筹集的30多万元善款中，有61%作为公益援助基金，被用于支持来自合作机构的15个公益项目，如一个鸡蛋扶贫项目、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等，剩余的39%则作为慈善商店发展基金。
广度慈善：扩大公益慈善服务新外延
爱心有多大，创意有多大，服务天地就有多大。从半月谈记者采访的百余家公益慈善组织的项目内容来看，捐款捐物是慈善，献智出力、提供服务也是慈善。不论是保障和改善受灾群众、低收入居民、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群体的基本生活，还是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服务，加快扶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大众体育、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社会公共事业，都存在大有作为的广度空间。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寻子基金、湖北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基金会、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服务中心、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极小种群物种保护行动、萤火助学、野百合爱心午餐、重庆同心工作组、老兵关怀计划、女村官种子计划……不胜枚举的创意慈善项目，犹如一条流淌人间同情之心的长河，一片闪烁人类智慧之光的星空。它向人们昭示，凡是有利于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都是公益慈善性的。
三叶草，一簇簇丛生，亲密无间；三叶草故事家族公益组织，则以“我是一棵会阅读的草”名义，将亲子阅读推进到全国6000多个家庭。三叶草视觉总监王呈告诉记者，他们策划了线上线下的系列阅读活动，如社区故事会、新书试读会、专家阅读讲座等，让家庭溢满书香，让阅读丰盈童年。
汶川大地震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巨大损失，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反复考察之后，创设了飞越彩虹项目。该基金会理事王大勇告诉半月谈记者，飞越彩虹已资助了藏族、羌族、苗族、侗族、纳西族等11个民族少儿艺术团，建设了3个民族艺术传承基地。
同样致力于文化传承的公益慈善项目，还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新乡村行动。据翟红新介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后，曾在12个省市援建了31所学校，但传统的援建模式弊端初显，师资力量、教育技能等软件的改善更加迫切。于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转而探索尝试深度公益，新乡村行动应运而生。该项目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中融入民族文化课程，把援建的乡村教育基地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文化素质教育的基地。
一些知名企业家也运用掌握的资源创造性开展公益慈善服务。万科集团王石、新浪网汪延等百位知名企业家，在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区阿拉善高原的沙漠腹地，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自创出授人以渔的“内生式社区发展模式”，并承诺每人每年出资10万元，治理阿拉善的沙尘暴。此前已有专家证实，北京的沙尘天气与此地密切相关。
深度慈善：从民生服务到心灵抚慰
创意无极限，创意有深度。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评出的5个项目创意金奖当中，有3个服务触角都伸向受助人心灵深处最柔软地带，凸显深度慈善之力量。
北京一位义工女孩的“我们在一起”项目，初级预算只有3万余元，主要是为西部边远山区老人及家庭免费拍摄肖像照、全家福。项目策划人焦东子在边远山区旅行时经常给遇到过的老人拍照，再到城市冲洗后寄过去，他们收到后非常开心。有的老人等不到她的照片寄来就已去世，有的游牧家庭没固定地址，很难收到信。“作为一个非著名摄影师，我力所能及的也许就是现场拍摄、打印照片送他们，让他们在想念亲人或被亲人想念时，能有哪怕只是方寸的慰藉。”
小熊猫—儿童零暴力成长计划项目，则以智利诗人的诗句为宣言，提醒童心真的伤不起：“孩子不能等，他的骨在长，他的血在生，他的意识在形成，我们对他的一切不能答以明天，他的名字是今天。”该项目策划是深圳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易松国教授所带团队。易松国介绍，项目采取与社区、学校联动，快速反应介入危机，设法切断家庭暴力的代际影响，对儿童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后的负面心理及时干预。
“我是一个曾因痛失娇女而死去活来的单身母亲，今天能通过天力基金帮几百个单亲妈妈走出精神沼泽，我活得很值。”当单身母亲吴红雅出现在面前，半月谈记者被她那份崩溃之后的从容所感染。8年前，她的独生女儿天力因情感问题被男友害死。
天力遇害前一天曾向她暗示求助，而吴红雅因工作忙没能及时去上海，造成永远的悔。后来，吴红雅在好心人帮助下建起公益工作室，开通QQ群，先后帮助数百名80后女孩和单亲妈妈。如今，吴红雅已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力基金帮扶基地项目负责人，她在“我助人我快乐”的现代慈善之路上，重新找到了自我。
生老病死寻常事，长使人间愁满怀。针对诱发当代人心理危机和自杀冲动的各种现实困扰，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组建了应急分队，免费心理咨询。没车没房怎么办？既无财富又无才能，又该怎么办？针对此类困惑，该中心主任徐景安都认真给出有启发性的建议。直面深圳每年2000人自杀的冷峻现实，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担当起心灵花园的园丁角色，以专业之长和博爱之心，精细呵护每个“怒放的生命”。(《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8期，记者 周清印 吴俊 赖少芬)
重塑公信力考问慈善监管新体制
公开透明无疑是慈善公信力立足之本，犹如水之于鱼。 “质疑风暴”过后，公众对于暗箱操作的零容忍、对透明慈善的诉求，显得格外强烈。
在公信力重塑之路上，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把透明监管作为生命线而探索创新。引入第三方、推动立法进程、加大惩处力度……起步发展中的中国慈善业亟待构建慈善监管新体制。
阳光慈善：给公益慈善组织穿上全透明外衣
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衣加衣等微公益、微慈善近两年之所以受到追捧，一大原因就是信息公开透明。
今年4月初，贵州慈善机构微基金在其一周岁年会上向网友推出了全景式网络监督平台。在此平台，记者清楚地看到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和微基金总支出结构两个图。截至2012年7月20日，捐赠收入为3235259.35元，其中淘宝公益渠道的捐赠占63.79%；捐赠支出为1292711.83元，其中项目拨款占87.10%，行政办公占11.74%。“公益组织有义务对每一点爱心负责，不是应该公示，是必须公示。”微基金执行主席梁树新表示。
对于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简单公布筹款数字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钱怎么用、效果如何等信息的公开，对公益慈善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免费午餐计划主张由学校开微博，将每天的菜单、开销等数据晒到网上，同时还配有图片和视频。半月谈记者看到，免费午餐官方微博目前公布了约20个受助学校的微博链接。免费午餐还组建了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暗访队，抽查和暗访每个县的项目。该项目发起人邓飞说，免费午餐计划自下而上互动，由国家接手后，“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作为了，我们可以回归到监督的角色”。
去年7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三十周年大会”，发出“基金会‘晒行动’”的倡议书。而今年7月12日，在深圳首届慈展会上，壹基金联合USDO自律吧发起“民间公益透明行动”，呼吁 “清清楚楚做披露，明明白白看公益”。 “有了壹基金招商银行托管账户托管，想不透明都不行。”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坦言。
麦田计划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民间助学团队，于2010年转型为麦田教育基金会。麦田计划秘书处秘书长“种子”(网名)说，麦田在贫困山区发展优秀的地方志愿者，负责上门走访，收集贫困学生和学校资料。资料发布到麦田论坛，资助人可以随时浏览，并与被资助者、学校取得联系，还可以亲自见证、跟踪其项目运作和资金流向。
在通过公开信息满足知情权之外，一些公益组织还通过扩大民主满足各方的参与决策权。对于该资助哪些项目、具体资助多少，集思广益，由捐赠人说了算，“我的善款我做主”。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选择资助的腾讯微爱中的部分项目，就是根据网友的支持来决定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举例，如果某项目在一定期限内不能筹集计划筹款额的50%，则表示这一项目未能得到网友认可，项目失败而不能获得支持。
正是通过腾讯微爱平台获得网友认可，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的小小斑马线项目成功获得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4.8万元的资助。小小斑马线项目旨在预防流动儿童交通事故、溺水、居家触电等意外伤害，网友对此纷纷投票表示“支持”。
然而，综观当前我国整个慈善界，透明度执行状况并不能让人乐观。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显示，慈善组织透明度现状堪忧，信息公开的动力不足。在该报告排行榜上，近年成功开展过幸福工程、幸福微笑、幸福在他乡等幸福系列项目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位列公募基金会年度透明指数第一名；其他一些慈善组织透明度也在提升。
尽管如此，公众给被调查的1000家慈善组织平均打分只有33分(百分制)。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认为，相比基金会而言，整个慈善会系统在信息透明度上还有差距，重点研究的30家慈善会中，已制定信息公开办法的只约占一半。
民政部去年底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但因不具有法定强制力和约束性，很难保证见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今年还将研究计划出台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此外，民政部已经委托民间机构建立一套慈善捐助信息系统。
第三方：另一只眼评判慈善
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仅来自同体监督的自律，更来自异体监督的他律。不少受访的慈善组织呼吁，慈善业要赢得公信力，须尽快改变第三方缺位的现状。
“第三方评估能够动态追踪捐款的到位、使用情况，客观评估慈善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种子”说，可以由具有合法资质、公信度好的第三方，定期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资质、财务状况、信用等级评估并及时公布。
壹基金是尝试第三方监测的公益慈善组织之一。以海洋天堂计划为例，壹基金聘请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对该计划下各NGO的项目进度、成果和受助者进行全程监测评估，定期出报告、提建议。
官方的慈善机构也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今年5月16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经过历时一年的实地调研给出的评估结果显示，在中国红基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的17个项目中，有12个项目被评价为“比较成功”，5个项目被评价为“较不成功”。
由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负责实施的“生态旱厕在受灾保护区水源地的示范和推广项目”是“较不成功”的项目之一。对于该项目“不成功”的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分析，很多非灾区的社会组织到灾区开展异地救援项目时，项目设计与当地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达不到预设目标。
根据第三方评估结果，中国红基会对项目实施效果好的NGO给予后续项目资助支持；对于项目执行不力的限期整改，不达标则停止拨付甚至追回项目款。
在发达地区，这样的第三方组织方兴未艾。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于2010年1月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注册。该中心项目主办任倩囡介绍，中心受有关部门委托，承担了30多个评估及研究项目。中心理事长、主任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徐永祥教授担任，中心还储备了一支由华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和社会学博士、硕士组成的兼职队伍。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目前国内公益慈善组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一般是开展项目评估，而从国外经验看，独立的第三方可以发挥更重要作用，特别是进行财务审计，对违规者予以降级甚至取缔。在慈善业发达的英国，公众对慈善组织年度账目、经营状况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建议，要逐步建立起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媒体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和项目评估机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甚至呼吁设立国家慈善委员会，加强慈善事业的宏观管理与顶层设计。
以法看管善心：慈善立法还有多远
半月谈记者对百家公益慈善组织调研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慈善组织的捐赠行为。他们认为，1999年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只是规范一般意义上的捐赠，内容简单，实施困难。其他大量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效力不高、规制少、协调差。由于存在立法盲点，监督无法可依，诈捐、赖捐、索捐和挪用私分善款现象时有发生。
“在公益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程度、标准、程序等各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制度性的刚性约束和统一标准，我们一开始做也非常盲目。”“种子”说，“我们希望慈善法尽快出台，明确要公开哪些内容、在哪里公开、不公开的法律责任等。”
应当看到，某些民间自发成立的微公益、微慈善项目发挥了网络平台门槛低、传播快、互动性强的优势而勃兴，但毕竟缺乏合法性，没有取得公开募捐正规资格，募捐行为和资金使用处于法律监管盲区。如果其达到一定规模，参与人数众多，潜在风险就很可能集中暴露。
不仅仅是微公益、微慈善，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下放审批权限之后，也都面临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缺位的隐患。半月谈记者调研中有此隐忧。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看中慈善业所拥有的社会动员号召力和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享有的特殊优惠扶持政策，于是浑水摸鱼成立这类组织，或者堂而皇之策划运作相关项目。
它们以公益慈善为幌、为诱饵，实则掩人耳目，走捷径牟取商业利益。记者采访的个别组织和项目将公益人道的广告口号喊得很响，但细察其具体项目运作和善款筹集方式，带有浓厚的不正当营利色彩，甚至有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和欺世盗名之嫌。
现在全国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达到46万个，未登记而在活动的组织估计不下100万个。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后，这些社会组织会申请登记，势必导致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增加，监管社会组织的工作量骤然增加。
松绑不等于松懈，放权不等于放任。去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可见，废除双重管理体制后，政府不仅不应放弃而且要加强监管责任和能力。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要主动协调配合，与有关各行业主管部门(业务指导单位)齐抓共管，克服过去“重入口登记，轻过程监管”的弊端。对于政府部门监管的职能和责任，理应纳入未来慈善立法内容。
在加大对行政监管问责力度的同时，还要加大对慈善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捍卫慈善的纯洁性。许多慈善组织和业内人士向半月谈记者呼吁，须在慈善立法中配套相应的惩罚措施细则和纠正问责机制，对披着慈善伪装、混迹“公益江湖”的伪善组织，严加防范、取缔，力避浊流邪气污染慈善生态。
记者调研中，业内人士期待，未来中国这部慈善法律应具有高整合度，原则性和操作性兼顾。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吴洪彪提出：从法律上保证个人慈善捐赠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对利益冲突人与自我交易进行界定；对营利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坚持以非营利为目的，但允许慈善组织具有一定的造血功能，限制其收入用于慈善服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的合力，改变政府是单一管理主体的现行监管体制等。
酝酿长达七八年之久的慈善法何时千呼万唤始出来，一直为业内人士所关注。今年6月4日，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相关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民政部积极推动和参与慈善立法工作，已将慈善事业法初步草稿上报国务院，争取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提前介入这部法律，加快进程。
紧接着，7月13日，李立国部长表示，下半年，要继续推动社会组织三个条例修订工作(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抓紧出台社会团体年检办法、基金会行为规范等文件。
在国家统一的慈善法一直缺位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地区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2010年1月21日，《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获得通过，开创了慈善事业地方立法先河。作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慈善法规，它对慈善组织的设立、内部结构、信息公布、终止后的财产清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各地方性立法尝试，给国家层面的慈善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北京亿嘉律师所主任孙斌、义联中心主任黄乐平等多名公益律师向半月谈记者呼吁，在人人可慈善的全民慈善时代，慈善事业法作为一部社会立法，涉及各方利益，绝不能关门立法，必须透明立法，民主立法。不仅要有专家学者参与，还要社会各方广泛参与辩论、讨论，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意志，以法呵护好爱心、看管好善意。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