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永元看来，忍辱负重可能是乡村教师的一个美德，他们忍得了、负得起，但社会得给予他们尊重。“我希望我们的乡村教师走到哪都得有横幅，就像首长那样，乡村教师完全配得上这份尊重。” （张红峰/图）

    龙腾现在在通道县独坡乡教学质量最好的独坡村小学教书，任教务主任，学校一共有15名老师，一半都是代课老师。 （张红峰/图）

原文标题：照亮别人的同时，能不能不毁掉自己——崔永元“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侧记。
    活了38年，乡村代课老师龙腾生平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前一夜，他凌晨两点半就爬了起来。为了以示庄重，特意用水蘸湿梳子，一遍遍将头发梳得溜光水滑。
    2012年8月1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50米外，警卫人员用一条白绳将普通观众与升旗区隔开。龙腾和同行的另外109名乡村教师站在警戒线内的“禁区”里，距离旗杆不足十米。
    龙腾全程踮着脚尖，睁大双眼，生怕漏过了哪个环节。他要回去讲给他的学生们。“国旗班的士兵们是挎着枪保卫国旗的，像保卫生命一样！”他摇着一面花一元钱买来的小红旗，有些哽咽。
    这天夜里，龙腾和乡村教师们还第一次去“鸟巢”看了一场意大利超级杯足球赛，尤文图斯队对那不勒斯队，他们坐在第一层最靠前的VIP位，分不清哪支队是哪支队，但无论谁进球，他们都学着周围的球迷起身鼓掌，做人浪，吹口哨。龙腾所在的学校里没有足球场，孩子们常常拿着排球当足球在野地里踢。看着球童将球员们领进场，龙腾一脸羡慕，“那些小孩真幸福！”
    龙腾是崔永元公益基金2012年“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的110位湖南乡村教师之一。“爱飞翔”从2007年第一期做起，至今已是第六期。崔永元希望给老师一般人享受不了的“特权”。
    一袋子荣誉证书
    2012年8月10日，“爱飞翔”第六期开班仪式在北京四中大礼堂进行，培训为期十天。龙腾和另一位乡村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将在开班仪式中发言。志愿者告诉他们，讲话不能打草稿，不要说感谢的话，说说自己的故事。
    第二天，“守规矩”的龙腾拿着话筒就停不下来了，他做了三分钟发言，没有停顿。“在贫困山区，代课老师可以说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柱，我是一名代课老师，我不会自卑，我喜欢这份事业……不管今后的道路怎么样，我依然会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拿着粉笔。”发言完毕，龙腾说自己憋了15年眼泪，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龙腾是湖南省贫困县通道县独坡乡金坑村人，1997年龙腾从通道县教师进修学校毕业，成为独坡乡一个苗寨“本土寨”本土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那时他的工资每月80元。
    本土小学距离龙腾家金坑村要走上四五个小时的山路，龙腾是学校里惟一的老师。所谓学校，也就是一间平房，隔成两半，一半作教室，一半作教师宿舍，没有围墙，也没有操场。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一年级六个学生，二年级九个。教室内没有灯，有时加班辅导，需要点上蜡烛。学校与苗寨间隔着一条小河，没有桥，学生们上学、放学就捡来一块木板划过。补课到天黑，学生们放学回家不安全，龙腾就一个一个将学生背回家。
    过了一学期，因为教学成绩突出，龙腾被调回老家金坑村，任小学语文老师。比起本土小学，金坑小学的条件好了许多，学生二百多人，教室也从一层平房，换成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龙腾在金坑小学教了七年，既是班主任，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每年都获得“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称号。那时，他的工资也从80元涨到450元，但这不足公办老师工资的一半。
    2005年，金坑小学来了不少公办老师，代课老师龙腾没了位置。他被分配到最偏僻的教学点通道小学，不通汽车，只能走7个小时的山路。“公办老师不愿意去，只有让代课老师上，如果不去，就连老师也不让当了。”龙腾说，那几年他辗转在通道县的各个偏僻教学点教书，哪里有窟窿，哪里缺老师，他就堵上去。村里的青年们纷纷去沿海打工，他的朋友也劝他出去，就是刷盘子，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元，不要把青春都浪费了，龙腾都拒绝了，“这是一种感情，割舍不了的”。
    每次换个教学点，龙腾必带两样东西，一是衣服，二是一袋荣誉证书。“虽然那已经是历史，但当我觉得自己非常寒酸的时候，翻一下荣誉证书，就觉得好像又可以挺过去了。”龙腾说。
    来北京前，龙腾的生活半径没有超过通道县，他惟一坐过的交通工具是汽车。还有一次，还在上中学的他实在是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就跟着几个小伙伴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运煤的小火车站，爬上运煤车，站在车顶看着道路两旁的树木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到了下一站，满手满脸都是乌黑的。北京对龙腾来说遥远得像个梦。
    当“去北京”就在眼前时，它化成了从金坑村到通道县的两小时中巴车程，从通道县到长沙的8小时大巴车程，从长沙黄花机场到北京首都机场的两小时航程，“一切都是第一次”。
    一下飞机，看着四通八达的马路，龙腾问：“你们这里的马路都是通向各个方向的吗？”在龙腾那里，只有一条通到村里的路，路通到村口就消失了，变成了土路。龙腾的故事，绝不是孤例。
    “你们城里有没有卖小孩的？”
    “开班仪式”时，崔永元来到现场，当他和四中校长从贵宾室出来时，他问一位志愿者自己应该坐哪儿——通常他的位置是第一排正中间。没想到志愿者回答：你们就在边上找一个地方坐着就行了。刚在角落里坐定，另一位志愿者来叮嘱：等会乡村教师进来时，你们要带头鼓掌，记住了吗？崔永元赶紧点头：记住了！
“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种根本不把谁当回事，不是说谁官大谁就厉害、谁有名谁就厉害。既然这个活动的主角是乡村教师，要把所有的荣誉都送给他们。”在崔永元眼里，这些志愿者是“爱飞翔”活动的幕后英雄。600位志愿者争夺20个志愿者的职位，有的人不得不“走关系”才能当上志愿者。
    每年“爱飞翔”选拔乡村教师参与培训时，志愿者们都会提前几个月到乡村实地考察。他们会碰到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有的孩子会问，“你们城里有没有卖小孩的？”
    查建渝是“爱飞翔”上海站最大的“志愿者”，上海站活动的总负责人。一次查建渝偶然听说了崔永元的“爱飞翔”计划，专程跑到北京观摩，并与崔永元沟通，每年也选拔乡村教师到上海看看。2010年，“爱飞翔”上海站成立，迄今为止，做了三期。他记得有一次，一位志愿者去贵州山区，陪同乡村教师们乘大巴到贵阳坐飞机，一位小学校长坐在这位志愿者旁边，从未离开过山区的校长问道：你们上海很大吧，每天出门都是坐飞机的吗？
    有一年，志愿者们在收集乡村教师们带来的学校孩子的“心愿”时，发现许多孩子想要一双球鞋、一本书，惟有一位孩子的心愿是要一张床单。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常年父母不在身边，跟着外婆生活。他发现，外婆的床上有一张白色床单，外婆总是洗了再铺上，永远不换。外婆不是不想换，是她只有这一张床单可用。
8月12日这天下午，龙腾和乡村教师们在北京昌平区吉利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上了一堂心理课。课间休息，一位来自湖南安仁安平中学的乡村教师段海涛哭了起来。段海涛的女儿15岁，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三五年回来一次，父女俩相依为命。平时父女都住在学校，有自己的生活，还算充实；一到周末放假回家，两人的情绪都降到冰点，彼此不说话，心里特别孤单。“我们缺少的是家庭的温暖，这些是外人看不到的。”他说。
    在段海涛的班里，心理压抑的孩子不是少数。有一个孩子住在地下室，因为生活太苦，母亲跑了，父亲外出打工，孩子跟着奶奶生活。奶奶年纪大了，耳背，口齿也不清楚，没法沟通，孩子常常只有一个人。在教室里，他也从来不跟人说话，看人的眼光都是发直的。班里强势一点的孩子常常欺负他，他也不说话，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发呆。
    “百分之七八十的留守儿童是没有父母在身边长大的，这些事情我们无力解决。我们也没法解决贩卖人口、劳动力流失、赡养老人，包括对下一代抚养的问题，下一代的心理问题。”査建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我觉得教师应该是自带蓄电池或者发电机的灯泡。我不敢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但是我敢说他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是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没有这个脚板中国教育早就趴下了。”乡村教师培训“名师讲堂”嘉宾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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