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就中国公益透明话题展开讨论。本报记者黄英男摄

    8月29日，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两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隆重的原因不在于“庆生”，而是因为这一天将要发布中基透明指数FTI，该指数是动态展示中国基金会的“透明英雄榜”。当天，与会者们热烈地在网络上发布这个公益透明的“利好”消息，然而，尽管信息汹涌，但回复者仍以公益业内人士为主。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尽管各方对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呼声都日渐强烈，然而，真正推动中国公益实现透明的力量在现阶段仍不算强大，中国公益透明，尚行走在艰难“破茧”的阶段。
    ◎行业 透明呼声伴杂音
    截至8月29日，中国基金会的数量已达2753家，其中北京地区343家。然而参加29日发布会的基金会仅有69家，此外，还包括8家民间公益组织以及35家国际机构。无论是公益组织从业者还是与会专家，出现在当天会场的，多半仍是老面孔。尽管近年对中国公益行业透明呼声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也在向透明方向努力，但在整个中国公益业内，“透明”仍非所有组织的愿望。
    FTI指数系统开发专家、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系统研发的10个月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有些基金会基本上没有任何信息公开，但是照样通过了年检，照样可以生存。有些基金会非常不透明，尤其是它的收入、支出、项目信息方面，但是仍然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捐赠。同时，虽然国家对于基金会的收入支出比例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我们计算发现，很多基金会在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收支比例情况下，仍然从容过关。”
    在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一位外地的基金会领导就曾对记者说：“透明只是这一群人的要求而已，我们没有筹款危机，发展得很好，干吗非要投人投力投钱自己去折腾搞什么透明？”
    不必透明仍然可以“健康生存”，正是这样的原因，让为数不少的中国公益组织并不热衷甚至于排斥透明。
“向老百姓筹款是成本最高、难度最大的，因为募集的钱不多，你又要告诉人家钱是怎么用的，公募基金会大都有点政府资源，所以企业也愿意给这些基金会捐款，捐上一千万，基金会只要给企业写个报告说钱是怎么用的就行了，多方便。”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如此分析。
    筹款不难、政府背景让许多中国的公益组织对透明不够积极，“在行业基金会方面有两类值得关注：一是人民教育基金会，二是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这两个行业基金会透明指数均值非常低，值得社会大众和监管部门高度重视。”程文浩说。
    ◎公众 日常关注尚不足
    “这两年每次发生负面事件，公众关注度都空前高涨，骂声一片，但真正平时我们想吸引公众来关注、推动公益组织透明，觉得太难了。”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人员袁媛说。
    作为近年推动中国公益透明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公众的力量一直为各方所重视，但公众如何能在没有负面事件的情况下，也能积极地参与到透明进程中，是许多公益人努力而尚未实现的期望。
    今年以来，基金会中心网搞了两次透明日活动，通过网络、熟人转告等各种线上线下方式来让普通老百姓走进公益组织，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了解公益组织的运作情况。每次透明日尽管做足了宣传工作，但最后的结果仍非常不让人乐观。第一次的中国扶贫基金会透明日一位普通公众的身影都没有，第二次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的透明日来了一些普通公众，也基本上是相关熟人带来的。
    “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依赖普通民众的关注、参与，但目前除了丑闻时期，公众普遍对公益是不关注、不参与的，公益界的裸晒更像没有看客、孤独的脱衣舞娘。”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经理段德峰用如此表达对公众参与度不够的无奈。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谈说：“如果我们费了这么大努力（做这个透明指数），而社会却不太了解，或者不知道的话，那我们的作用可能就没有这么大。”
    让捐款人看到钱的清楚流向，从而决定是否捐钱，这是希望工程创始人、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很多年的愿望：“‘透明指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给公众一把打开基金会透明大门的钥匙，捐款人可以参考这个指数‘用脚投票’，通过了解哪个基金会的透明度比较高，再决定是否捐款。”
    无论是给出钥匙也好，“用脚股票”也好，没有公众的关注与参与都是空谈，“怎么能让公众在平时像关注负面事件一样去关注日常透明，我真的觉得这是当前最难的。”袁媛说。
    ◎政策 准入严格监管不够
    无论是行业自身的需求，还是公众的日常参与，其有效性都不及一个科学规范的制度，而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本身也应该建立在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之下，而不能替代制度本身。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中国公益组织面对入门门槛过高，而一旦进入后监管又不够到位的难题。
    目前，中国名正言顺的公益组织分别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类形式存在,分别受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个国务院法规管理，而这三个法规在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上都无一例外地实行“双重管理”制度,即公益组织需要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实现注册，让民间公益组织去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可想而知殊为不易。在此情况下，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只能转而通过工商注册来活动，而工商注册却不营利这种名实不符的身份，又在非营利的现实中遇到了等同企业的交税困境。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找到主管单位拿到民政注册身份的公益组织来说，想做到透明又不知从何下手。
    以基金会为例，目前《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从字面上不难看出，一年一次的工作报告究竟应该对基金会各项工作信息精确上报到什么程度并未有明确说明，同时，对于公益组织如何向公众公示信息也未有切实的考虑，毕竟相对专业的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很难让普通公众一目了然。
    中国人民大学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年审理论上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近年来爆出的丑闻几乎没有一个是被年审审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不小心被媒体抓到或者内部狗咬狗咬出来的。”
    ◎建议 公平参与严管
    让公益组织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开放的空间和环境，相较于美国11万家基金会的数量，中国在拥有13亿人口的数量上只有两千多家基金会，而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尚停留在不能实现正规注册的门槛之外，所以，从政策上为不同的公益组织提供公平的准入制度是关键的第一步。
    在今年三月份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发展社会互助团体和组织，鼓励企业、团体、家庭及个人开展社会互助和慈善活动。”从中央到地方，正在为公益门槛的降低而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只有公平准入、抛弃特权，才能让中国公益组织集体发出透明呼声，从而增加自律、形成合力，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吸引公众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和监督，“公益组织应该努力去培养挑剔的捐款人，如果捐款人不够挑剔，我们永远不会成长，我们要做到像卖矿泉水一样卖我们的透明指数，卖我们的品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段德峰说。
    另外，重要的一点则是政府对公益机构严格、科学的监管。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是，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要想获得免税资格，需要向国税局提交免税申请表，申请表的内容详尽到包括机构收入前五名人员的各项信息、理事会成员父母子女配偶等亲属是否有该机构有利害冲突的情况说明等，而这个申请表需要一个全职工作人员的20个工作日才能填完。
    “透明只是基石，仅仅是公益繁荣的前提条件。透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不透明，所有的问题都会找上门。”段德峰这样评价透明的意义。
    当下，虽然社会对透明呼声甚高，但在追求透明的路上，许多公益人仍感到孤独。一项事业在打基石阶段，大抵都要经过艰苦而孤独的摸索，作为公益繁荣的前提条件，公益人期待这个时期不会太长，在实现透明的路上，内在的合力与外在的助力早日来临。
    本报记者黄英男

来源：京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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