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不只是考验，也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成长机会。
巨大灾难带来的不仅是伤害和伤痛，也有更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力量、互助的力量。鉴于民间公益组织组建形式比较灵活，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可发挥灵活联动的合作关系。
“救灾应急响应”，不只是政府，民间亦在行动。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0年玉树地震，我国民间公益力量历经洗礼，在实践中摸索成长起来，形成了一套日渐专业的民间救灾系统。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地震发生后，这套系统迅速启动、运转起来。不再是盲目地冲进灾区，而是评估先行，有序救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合作，哪里需要去哪里。
迅速、有效、协作，昭通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一批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启动“民间救灾应急机制”：现场救援、评估灾情、了解需求、发布消息、筹款、调配物资、捐物……民间公益力量与政府力量协同配合，进行着一场全链条、全天候、专业化的民间灾后大救援。
抗震救灾中，作为政府部门的得力助手和行动补充，社会组织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
四类响应级别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到达离彝良县城10多公里的虎丘村，受地理环境影响，帐篷只能密密麻麻地搭建在不多的空地上，有些离山坡还是很近的，一旦发生强降雨还是非常危险的。”9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官方微博上写道。
9月7日，云南昭通地震发生后，接到灾情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立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紧急向云南灾区调拨夹克衫、棉被2000床、帐篷、家庭包等物资，由副会长郭长江带队的救灾工作组亦迅速出发奔赴灾区一线。
灾情信息第一手
面对灾情反应迅速，当然要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的法定职责中就有参与人道救助这一项。“我们红会也是国家减灾委的成员单位，红十字总会平时负责救灾的部门和国家减灾中心、国家气象局、国家地震局平常就有紧密的业务联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李立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每当全球范围内有自然灾害发生时，比如地震，红会负责救灾的赈济救护部和灾害管理处的负责同志的手机都会直接收来自我们国家地震局了解到灾情信息。”另外，国家民政部针对灾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以手机报形式发出，这样国家减灾委的成员单位就会拿到政府救灾行动的第一手资料。
应急预案共四级
在得到灾害消息后，红会的第一动作是了解灾情。了解灾情一般是先通过受灾当地，当地民政和红会都有报灾程序，查灾员、信息员、灾情报告员等会逐步把消息送来。当地红会将从政府部门或者查报员等那里获得第一手消息上报给总会，总会会对灾情进行评估。“评估看灾情达到几级，我们就启动几级应急响应。”李立东说。
针对此次云南地震，红会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事实上，红会针对灾情一直有应急预案，同时红会的应急预案也纳为国务院应急办整体体系中的一部分。据介绍，在应急预案中，一是对红会各个部门发生自然灾害时的分工非常明确，二是发生自然灾害后会有分级为四级的应急响应。“其中，一级响应是特别重大灾害，不仅总会领导会带队考察灾情，还会向国际联合会通告灾情、发出国际呼吁，并且总会会启动24小时值班等措施。”李立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四种级别是根据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受灾人口、毁田面积、紧急转移安置人数、倒塌房屋等指标划分；根据相应的级别，红会会启动国际呼吁、国内呼吁、省内募捐等不同援助措施。而针对灾区的援助物资也是根据应急响应的级别有相对固定的价值标准，在标准范围内，再根据灾区实际情况来确定不同物资的需求比例。
记者了解到，红会根据每一年的自然灾害情况进行分析，都会提前有相应的救灾物资储备，并且根据每年不同的灾情适当调整。
救灾成员有组织
此次云南地震，红会派出了由副会长郭长江带队的救灾工作组。在红会的四级响应机制中，根据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也会有相应的救灾组赶到现场，当然根据灾情的实际情况也会有所调整。“一般情况下，救灾工作组的构成是这样的：由会领导带队，赈灾救济部和灾害管理处至少有一名人员，有时候也会带一名宣传部门的人。近几年香港澳门红会参与的很多，很多时候也带他们去。有时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在北京办事处的代表也会跟我们一起去。”李立东为记者介绍了参与救灾时工作组的组成情况。
救灾过程中，各地红会也会互相帮助。此次，上海市红会从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棉被2000条、单帐篷60顶、生活应急包800个，以最快的速度把救灾物资发往灾区。四川省红会7日下午也派出搜救队赶往彝良。
灾区现场多配合
“除了了解灾情及灾区需求、发放物资、慰问群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当地红会的救灾工作。”李立东告诉记者，这一次救灾组就给当地红会提出了建议：比如建议县红会人手不够可以组织志愿者帮助红会发放物资登记管理等工作、建议昭通市红会组织周边没有受灾的红会增援。“当然，对我们红十字自己的救援队也会随时进行沟通。”
“红会会为蓝天救援队提供后勤保障，比如此次救援中他们缺少帐篷，红会就迅速协调好。”李立东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
多项措施同步 准备工作先行
■ 本报记者 闫冰
“为保证救灾物资和车辆能尽快抵达灾区、保持道路畅通，昭通通往彝良的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只有救灾车辆能通行。就在我们的车辆登记时，一个眼睛红肿、满脸焦急的学生扒着窗户问我们能否搭车。他是昭通一中的学生，老家在彝良洛泽河镇，家里电话不通，老父亲独自在家。他的同学去他家看过，房子已经倒塌但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他想回家但客运大巴已经取消。我们带上了他，他一路上都在说谢谢，但可以看得出来眼泪一直在他眼眶里打转。途中他接到了电话，好消息是，父亲平安……”
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和同事们的“云南彝良救灾日志”，日志发布在官网首页，记录着他们每天的工作动态、灾情最新进展、物资调配发放情况、资金使用明细等。从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到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再到“9.7”云南彝良地震，每次有特大自然灾害发生，王军都要第一时间冲到最前线。作为几次大灾救援的亲历者，他笑着说，经过几年的历练，扶贫基金会有了一套完善详细的应急机制和工作流程，所以在面对大灾大难时“成熟了，也淡定了”。
评估筹款同步进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介绍：“当时得知消息后，根据受灾情况、当地贫困程度、扶贫基金会现有的资源等，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当晚知道死亡人数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派人过去。”
此次云南彝良发生地震的当晚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召开紧急会议，第二天当时距离灾区最近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赶往现场，进行灾情的快速评估工作、了解当地灾民需求。同时基金会启动灾难应急响应机制，通过自己的网站和媒体发布捐款倡议、开通捐款渠道、开始逐级动员，调配了100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往云南彝良灾区，其中包括10万元在当地采购的物资。
可以说，现场灾情评估、了解需求、消息发布、筹款、调配物资、捐物等一系列事情是在同一天内同步进行的。
王军回忆起当年的汶川地震，他坦率地说：“去的时候，大体有个初步的想法，但是当时具体要做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现场拍板决定，现在想来，那是一次练兵、是摸索中前进。”
4年之后的云南彝良，王军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时候，快速评估、联络当地政府和扶贫机构、向总部发送物资需求等工作，先前的同事一个人就完成了很多。“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灾情评估准则和工具，有了到达灾区后的详细工作流程，每一步都有完全的流程和参照，物资的采购也有现成的标准和合同，所以工作有效率、心里有底。”王军说。
据9月17日扶贫基金会阶段性救援工作报告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6日，扶贫基金会共计收到捐赠款物总价值701.8万元，其中物资捐赠价值225.9万元。
准备工作保障救援及时高效
2003年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成立了紧急救援项目部，但成立之初，部门可以算是一穷二白、缺资少物。
“2002年雪灾发生后，我们筹到物资很兴奋，可是送到老乡手里都过了1个多月了，已经失去了紧急救援的意义。所以那时我们就在思考怎样使准备工作更加完善，那就是工作要提前。”秦伟说。
于是，基金会做了这样几件事。
在民政部的天津物资储备库租用部分地方，常规年份有几千万元的物资储备，包括衣物、毯子和卫生包等易于储备的救灾急需物资。
因为基金会大部分资金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定向筹款、专款专用，所以为突发性自然灾害留有预算但是不会很大，这就体现出储备库的存在价值。此次云南彝良地震后，扶贫基金会就在第一时间从储备库向彝良紧急发送了卫生包。
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包括扶贫系统的联络网、企业个人的捐赠网络、各地的信息采集网络等。“我们第一时间到了之后，能找到自己的依托点，就是当地的扶贫系统，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能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把需求消息发送出去。这也是整个扶贫系统的优势和完善。”王军如是说。
“把应急培训、网络建设、物资储备还有很多渠道的东西都提前做好，所以发生重大灾难时候我们才能快速高效的工作。大家知道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后，有了灾情也自然就有人来找到我们。”秦伟介绍。
灾后重建是工作重点
“紧急救援阶段组织和志愿者涌入的比较多，但是后续工作时候又会潮水一般的退去。”王军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汶川一直坚持到了2010年的年底才撤去，那时候基本已经没有公益组织还留在那里了，而在青海玉树地区，援建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在云南彝良地区，工作人员在进行深入的评估和调研。
王军介绍，在紧急救援阶段，政府、武警官兵和专业的救援队伍要进行72小时生命救援黄金时间的紧急搜索，这时候，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要进行了解灾民需求、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亮点，很大一部分在于灾后重建，通过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帮助灾民进行以后的生活。”
“我们有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团队，骨干力量从汶川地震到现在基本是没有变的，经过这三年的历练，基金会成熟沉淀了许多，有了相对完整细致的流程、有了自己的套路。”王军如是说。
经过几次重大灾难，令王军感触颇深的，不论是政府、公益组织、志愿者还是受灾民众，灾后反应都更加镇定、更加成熟。在云南，他看见的是搭建整齐的帐篷，紧张有序的工作现场，有学生现场发放自制的救灾手册，志愿者手牵着手拉出人行道指示方向，受灾民众也在进行生产自救。王军感慨，“这不仅仅是基金会的成长，整个社会面对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都在成熟和理性。”
友成基金会
搭建震后资源协调平台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包括急需的食品、药品、卫生防疫用品等，昨天又接到通知说需要钢丝床，这些物资都正在成都采买中，将分批发放。”9月16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救灾项目负责人乔栋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除了云南当地的合作伙伴，友成基金会在北京的合作伙伴“NGO备灾中心”以及友成志愿者驿站的成员也已经深入到了彝良灾区，列出了物资采购清单。
四级响应
友成基金会在接到灾情的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响应，支持其在云南的NGO合作伙伴进入灾区展开紧急救援行动。乔栋告诉记者，由于合作伙伴距离灾区较近，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深入灾区进行灾情评估和需求调研。“之后，基金会再根据前方反馈的信息，带着救援物资派工作组前往灾区。”
针对合作伙伴，友成基金会则会为其提供运输物资的运费以及出差人员的差旅费，调研所需的各种费用，以保证其在灾区的调研能够正常顺利进行。
在友成基金会，应对民间灾害，有一套成熟完善的响应机制。在这套响应机制里，根据灾害的死亡人数、转移人数、损毁建筑数量（以上指数均为一次灾害受灾程度），将响应级别定为4个等级，一级为最严重，四级为最弱。任何一级的灾害，都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收集灾情并提交救灾方案、协调当地资源进行紧急救灾。
四级灾害原则上不参与灾后重建。一级灾害则除了上述应对外，还需向合作机构通报救灾情况，发布灾害救灾专题简报（网页）并进行媒体通报，协调政府、企业、公众资源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活动，灾后重建完成后进行灾害评估。
资源协调
此次云南地震虽然不是一级灾害，友成基金会还是第一时间向国务院扶贫领导开发小组办公室汇报了灾区第一手灾情资料和目前在灾区开展的工作，试图通过国务院扶贫办与当地扶贫办取得联系，沟通政府与民间组织救灾的最新进展和需求。
近日，“北京市紧急救援队”与友成基金会取得了联系，“北京市紧急救援队”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已经为云南灾区募集到了一定份额物资和捐款，但却苦于没有进入灾区的途径。“找到友成基金会，就是想通过友成搭建的平台实现它进入灾区的落地途径，完成救灾事宜。”乔栋说，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合作细节。
“搭建资源协调平台、整合跨界资源是友成基金会的救灾手段”，乔栋表示，友成基金会正在努力搭建这样一个政府和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的资源协调平台，让救灾人员和物资都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乔栋告诉记者，早在汶川地震时，友成已经开始了成型的资源协调平台的搭建。“当时，友成每天晚上都组织在灾区的各个NGO、政府代表，聚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地方哪个村子需要什么，然后谁家有什么，在一个地图上，把这些因素都标清，再统一分配第二天的工作。”
发挥优势
“尤其是在大的灾害来临时，大量民间组织进入灾区，政府有许多工作需要统筹，这时，友成基金会就可以发挥执行力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将信息和资源进行统一调配，来实现最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效果。”乔栋说。
除了搭建资源平台外，友成基金会还搭建“人的平台”，即落地灾区的志愿者服务机构——友成志愿者驿站。志愿者驿站为专职志愿者提供办公和住宿条件，提供志愿服务津贴、意外伤害保险，更为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岗位和项目。
乔栋说，目前，建立在贫困地区、由专职志愿者和流动志愿者自我管理和运行的友成志愿者驿站，已成成为志愿者的生活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除了为志愿者在当地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外，还形成了一张公益渠道网络，将公益项目、信息、各方资金等有效传递。
据统计，自2008年下半年启动至2011年，友成基金会在全国9个省市建立了15家志愿者驿站。这个志愿者服务平台不但受到志愿者欢迎，还在协调志愿者行动、提高效率、资源对接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也因此得到了其它基金会的支持和认可。此次云南地震，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友成志愿者驿站人民币20万元，用于紧急物资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