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阿姨和孤儿们在一起。

朱智红在护理病中的孤儿。

“爱之家”里快乐的孩子。

“爱之家”承接了中华儿慈会的童缘项目。

朱智红正在查看暖箱里的早产儿身体状况。

　　□本报记者 樊霞 本报通讯员 朱先锋

　　●“我是一名普通护士，10年来先后和同伴们一起义务救助了近500名孤残儿童。”

　　●“家庭、工作、公益活动，我该怎么选择？”

　　●“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一名自卑的小女孩，渴望理解与呵护。”

　　3月2８日上午，朱智红接到了一个电话，平顶山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通知她，“爱之家”可以注册了！

　　这真是一个让她激动的消息。之前，“爱之家”申请注册一直未果，现在“爱之家”终于要有合法身份了。

　　朱智红是平顶山市民间公益组织“爱之家”的负责人。“爱之家”主要救护重症孤儿，联系医疗资源，参与孤儿的转运、治疗、康复，经过治疗的孤儿，再由福利院联系收养。

　　然而，“爱之家”获准注册，却依然无法让朱智红走出彷徨：“家庭、工作、公益活动，我该怎么选择？”

　　“爱之家”

　　平顶山市新华区李庄新村有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这是“爱之家”孤儿寄养点。

　　3月11日下午6点，天阴沉沉的。“爱之家”几名保育员有的在院子里晾小孩子的衣服，有的在屋里给小孩子喂饭。3岁多的男孩钱亚辉和5岁多的女孩党蕾看见有外人进来，跌跌撞撞从屋里跑出来，含糊不清地嚷嚷着，热情拥抱来人。他们都是轻度脑瘫康复后的孤儿，等待办理收养手续。

　　二楼治疗室，两名不满月的早产儿静静躺在保温箱里，戴着眼罩接受蓝光治疗。而隔壁护理室等待救治的还有四个襁褓中的婴儿，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缺陷。

　　“爱之家”救助的孩子均来自平顶山境内条件有限的福利院或救助站。“他们基本是0～3岁被遗弃的婴幼儿，其中90%以上的孩子患有疾病，疾病类型很多。我们大致把这些孤病儿分为三类：一是养育困难、严重营养不良的；二是需要申请紧急医疗援助、尽快实施手术的;三是患有先天艾滋病、梅毒之类需要特殊照顾和帮助申请专业机构的。”朱智红说。

　　“爱之家”是一个特殊的民间公益组织，2003年就有雏形，但当时的帮助孤儿行动多是断断续续且不成规模。2007年10月，在大姐朱春红极力倡导下，朱春红、朱永红、朱智红三姐妹成立了“爱之家”。此后数年,“爱之家”先后与国内20多家基金会以及公益医院建立联系，和周边近8所公办福利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构建起自己的孤病儿救治网络，救助了495名孤残儿。“爱之家”也因此被舆论界称作“中国家庭作坊式”的民间慈善机构。

　　“爱之家”的孩子来来去去，不同的孩子，却有着同样渴望活着的眼神，这眼神吸引着朱智红和她的小团队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爱之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前不久就陷入了“被解散”的恐慌。

　　“兰考火灾”事故之后，民政部要求对个人和民间机构收养孤儿情况进行大排查。因为当时无法进行注册，“爱之家”被列为“非法机构”。当地有关部门曾下发通知，要求“爱之家”在一定时间内遣散孤儿。

　　朱智红蒙了：“爱之家”有些孩子正在外省接受治疗或康复训练，还有些病中的孩子等待救助。所幸，数天之后，省、市两级民政部门联合到“爱之家”检查，对于“爱之家”运作模式给予了肯定。之后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爱之家”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民政部门会考虑将其纳入政府管理范畴。解散风波就此平息。

　　实际上，解散风波只是“爱之家”磕磕绊绊前行中的“小插曲”。从成立到小有名气，朱智红和“爱之家”不仅获得了支持和掌声，也承受着更多的质疑和压力。在3月11日那个寒冷的早春夜晚，坐在爱心人士捐赠的旧沙发上，这名36岁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感染科女护士低头轻叹：“我很累。”

　　奔跑与挣扎

　　3月12日，平顶山市细雨霏霏，春寒料峭。

　　早上8：00，朱智红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的病房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配药、治疗、记录病人病情。她所在病区的病人大多是肝炎患者，病期长、情绪不稳定，护士必须及时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患者。

　　“我很喜欢护士这个职业，原来工作积极性很高。”朱智红说。

　　一切因为开始救助孤儿而改变。她坦言，现在自己只能做到努力工作：“孩子们那么依赖你，只有靠着你的帮助，他们才能活下去。”

　　“爱之家”的阿姨们平均每个月需要看护20多个孤病儿。从包车去福利院接孩子、放在“爱之家”精心抚养，等待基金会提供资金、联系医院，再到送治孩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细心与耐心，任何小小的疏漏都可能导致一个小生命的逝去。

　　朱智红通常会在下班之后来到“爱之家”，查看孩子们的状况。在这个民间组织里，朱智红负责的是对外联络和基本医疗帮助，而这恰是最关键的一环。

　　朱智红认为自己能将工作和公益活动分得很清楚，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是，包括朱智红的同事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2010年，因为工作分心差点出了纰漏，朱智红一度被召去谈话。自此，她上班不接电话，不谈工作之外的话题。

　　更多的质疑声似乎从未停息过。比如“爱之家”是靠孩子赚钱的，是为了获取名利等等。

　　而真实的情况是，“爱之家”的资金全部来自于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捐款，各种物品也是捐赠而来。为显示账务透明，“爱之家”会定期在网络论坛上公布资金明细，财务报表也请第三方来做。

　　朱智红受到的指责还来自家人。大姐朱春红是“爱之家”最早的发起人，然而却半路退出，朱智红接任。原因很简单：一是二人对救助对象是否要有年龄限制争执不下，二是朱智红被批搞“一言堂”。最终朱春红离去。

　　“虽然俺姊妹俩也经常为孩子的事儿吵，其实最后我还是赞同朱智红，毕竟‘爱之家’需要理性发展。”二姐朱永红说。

　　为此，朱智红积极为阿姨们争取培训学习的机会。现在9名阿姨已经有6名通过育婴师考试，3名通过孤残儿童护理员考试。

　　从热情出发，到理性坚持，朱智红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精力和时间，这让她越来越感到疲惫不堪，“我是一边拼命奔跑，一边无力挣扎。”

　　爱是什么

　　无论是对朱智红还是“爱之家”，2012年都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这一年，“爱之家”成功申请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与河南省慈善总会的两个项目，工作量陡增。

　　这一年，朱智红和阿姨们送孩子去北京上海求医，最多时，一个人要带四个孩子上火车。有时为了照看几个同时输液的病儿，朱智红甚至顾不上回家。

　　这一年，“爱之家”走访平顶山市周边县区153户困境儿童家庭，资助儿童73名；参与救助208名孩子，其中197名为孤儿。

　　对朱智红而言，忙碌之中还有伤感。她长年奔波在单位和“爱之家”之间，家庭逐渐由生活的焦点慢慢淡化成生活的背景。

　　朱智红常常晚归。有时，女儿妞妞躺在沙发上等妈妈，一觉醒来妈妈还没回家。今年10岁的妞妞哭着对妈妈说：“我理解你照顾那些孤儿，可你也要管管我啊。”

　　家里放着成箱的方便面，朱智红的丈夫和女儿经常泡方便面吃。女儿妞妞告诉朱智红，爸爸有时候烦，就去喝酒，就着方便面。“方便面吃完了，爸爸对你的心也凉透了。”

　　2012年年初丈夫失业了，朱智红竟然毫不知情。直到半年之后，丈夫眼神冷漠，才让朱智红猛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朱智红试图和丈夫沟通，但丈夫愤怒地说：“我快乐的时候没人分享，我失落的时候没人陪伴，失了业也没人来安慰我！”

　　女儿的哭诉，丈夫的怨恨，让朱智红无比自责又痛彻心扉，“结婚12年，我没有尽到对家的责任。”3月11日晚上，简陋的“爱之家”办公室里，朱智红低着头：“我不知道丈夫的爱好是什么，甚至没陪过他散步。”

　　朱智红说，自己真的没有时间顾家，那么多病情危急的孩子等着救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她抬起头，昏黄的灯光映出眼睛里的点点泪花，她努力睁大眼，不让眼泪流下来。

　　旁边的朱永红很想安慰妹妹，却无法开口。前几天，为了是否救助刚失去母亲的婴儿刘思涵，姐妹俩争执了几句，朱智红突然号啕大哭。一向沉静镇定的妹妹情绪如此失控，这让朱永红手足无措。她并不知道，近年，随着救助孩子的增多，朱智红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伤感。

　　“我的热情和最美的青春都献给了孩子们，但却受到各种质疑。”在微博上，朱智红吐露自己的郁闷。

　　10年的坚持，朱智红内心五味杂陈。“爱之家”刚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住院费用拮据。有天晚上，她抱着一个身患新生儿黄疸的弃婴去住院，手里只有两百元钱，医院不收治，她几乎要下跪。“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辛，我不敢回头看。渐渐发现自己很脆弱，很多时候想痛哭释放……这条路，很艰难。”

　　“我没有好好爱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没有好好爱父母和公婆；当然，我也没有好好爱自己。”朱智红泪水夺眶而出：“什么是爱？”

　　无法选择

　　朱智红徘徊在工作、公益事业和家庭之间，选择不易，舍弃更难。

　　在“爱之家”，朱智红一直以义工的身份参与救助活动，没有领取任何报酬。“爱之家”运行前几年，朱智红就曾想辞去工作，或者调一下工作岗位，“哪怕是去扫厕所。”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强烈而坚决的反对。朱智红姐弟5人中，只有她是通过上学分配到医院当护士的，这份工作在家人看来珍贵而荣耀。父亲再三叮嘱：“这是你的饭碗，你必须努力做好。”

　　选择放弃吗？朱智红试图将管理“爱之家”的任务移交给朱永红，但被拒绝。3月19日，朱永红再次表明态度：“不中不中，我跑个腿送个孩子还行，管理‘爱之家’，我能力有限！”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合作，朱智红赢得了国内其他公益机构和数家福利院的信任。这种信任，让朱智红深感责任重大。此时选择放弃，只会令她“于心于情都不忍”。

　　更何况朱智红还有更大的构想：“目前，国家很重视孤残儿救助事业，也正在完善各项制度。‘爱之家’也要随之调整自己的定位，建立新的公益项目，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但朱智红最为纠结的还是如何协调好家庭关系。实际上，朱智红当初决定救助孤病儿，她的父母和丈夫都不同意。“随着越来越多的孤病儿需要照顾，丈夫对我越来越不满，我知道这有我的不对。”

　　如何选择？又怎样放弃？朱智红茫然无措。

　　她想改变现状。今年春节她给公公婆婆买了礼物，一向节俭的公公穿上新棉袄，高兴极了；她尽力抽时间陪女儿；她特意烫了头发，希望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我也在努力。”她说。

　　于是，白天的朱智红认真工作，对待同事和病人热情周到，照顾“爱之心”的孤儿有条不紊。深夜，朱智红却常常一个人哭泣。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月光照进内心深处，自己如同一个自卑的小女孩，渴望理解与呵护。“等待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她这样安慰自己。８

　　公益人观点

　　无法放弃 就坚强面对

　　郭保刚，42岁，驻马店人。从资助第一个艾滋孤儿，到发动身边朋友和志愿者建立公益平台“中华红丝带网络”，他和爱心人士在11年里共救助了400多名艾滋孤儿，针对100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开展综合关怀活动，还救助了50多名家庭贫困的儿童。

　　和朱智红相同的境遇是，公益活动也同样严重影响到郭保刚的本职工作和家庭，他也曾为此困惑不已：“当你跳入水中刚勉强救了一个孩子，却发现还有更多的落水儿童需要你来救，怎么办？”

　　在单位，作为国内首批考取期货从业资格证的专业人员，郭保刚曾凭借优异的业绩从一个普通员工提升为部门经理，再到公司副经理。然而，2002年发起“红丝带”活动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郭保刚因“工作表现不佳”从副经理降职为普通职员，并在2005年12月被迫辞职。

　　在辞职做公益几个月以后，迫于经济压力，在家人催促下，他重新谋了份工作。虽然郭保刚竭力把救助活动安排在工作之余，但是对于到底能否真正处理好本职工作与公益活动的关系，他仍旧没有信心。郭保刚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他不能放弃，因为他心里装满了感动，有那么多的热心人都在为艾滋孤儿们努力。

　　如今，由于工作出色，郭保刚从公司勤杂工升职为部门经理，事业和生活也逐渐走入了正轨。郭保刚强调，人生应当有理想、但做事不宜太理想化。对草根公益者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能凭一时热情，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我无法放弃，就坚强面对。”

　　面对现实 作出选择

　　邓志新，43岁，某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持有中国和英国注册会计师证，天使妈妈基金创始人之一。2010年，她辞去年薪50万元的工作，全心投入公益事业，月薪5000元。

　　邓志新表示，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辞职。在决定是否辞职之前，她也有过内心的挣扎和犹豫。但是如果不辞职，她面对着极大的困难。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她无法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因此她没有过多精力去帮助那些孤残儿童。“我没办法每个方面都做到最好，要面对现实就要选择。”

　　最终，邓志新选择家庭和照顾孤残儿童。“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样你才能说服别人，才能减轻痛苦。”

　　本版照片均由“爱之家”提供。

来源：大河网
原文地址：http://news.dahe.cn/2013/03-31/102079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