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监事柴俊勇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袁祥、副秘书长朱玉山、王林、项目部部长赵武军等人介绍该校发展现状

 

    柴俊勇向嘉定区工读学校原老校长周全天介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袁祥等领导 

柴俊勇介绍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挂牌的历史

 

在现任校长杨惠明的带领下参观流浪儿童宿舍、餐厅以及活动室

 

这是流浪儿童的宿舍

 

这是流浪儿童的乒乓球活动室

 

参观阅览室 

 

这是过去已经受助的流浪儿童

 

参观结束后，儿慈会副理事长袁祥等人与该校现任校长杨惠明合影留念

    6月19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袁祥、副秘书长朱玉山、王林、项目部部长赵武军等在原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柴俊勇的陪同下访问了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

     参观结束后，大家来到该校会议室，听取了老校长周全天和新校长杨惠明以及教育局等领导的详细介绍。并推介《中国教育报》的深度报道《一所流浪儿童学校的“给予极限”》，该文章总结了嘉定区工读学校2009年度工作，描述了流浪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
    文章内容链接： 
                                      

                    一所流浪儿童学校的“给予极限” 

                                              本报记者　俞水

   
    为了帮助流浪儿童找回“学生”与“孩子”的身份，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为流浪儿童的教育救助奋斗了10年。然而，一所学校能够给予他们的毕竟有限，当他们离开学校，他们将拥有怎样的明天？正是这种“给予极限”，呼唤着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也值得更多的教育者思考。

         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里的流浪儿童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过了多少年华……——摘自《流浪歌》

　 夜上海，南京路上灯火通明，上海女孩脚踩高靴、着时髦长裙的曼妙身姿从霓虹灯下闪过，熙熙攘攘的游客在琳琅的商铺中沉醉。就在这繁华街头，几位少年在分发广告传单，路边躺着残疾孩子在要钱，时有脏兮兮的孩童拽着路人的衣角乞讨……

　11岁的小天萌曾是其中一员，端着碗在外滩地段乞讨，时常招来白眼甚至喝骂。小涛从生下来就开始流浪，以捡瓶子为生，睡在天桥底下。王猛则心怀他的江湖梦常在闸北一带与兄弟们“摆场子”、打群架，靠下地铁偷手机维持生活。陈江左胳膊的副骨被同伴故意打断了，以受工伤为借口到工地上骗钱。小宁的生活重心则是打网络游戏和偷车……

　这些流浪的孩子来自不同地方，用各种方式在传说里遍地黄金的大上海寻找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许，他们曾不止一次在上海街头擦肩而过，但他们的流浪人生却从未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交集，直到他们被送到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

　　         向他们敞开大门

　　一所工读学校，向流浪儿童敞开了大门，为流浪儿童能够“转身”回归正途奋斗了10年，也实现了学校自身突破瓶颈、拓展功能的成功“转型”。

　 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是一所工读学校，位于远离了华丽与喧嚣的嘉定区外冈镇，从1998年开始接收上海街头有不良行为的流浪儿童，到如今已整10年。因在教育救助流浪儿童方面的探索与坚持，这所学校在工读教育界和流浪儿童救助领域都小有名气，很多人习惯称其为“流浪儿童学校”。

　校园里，刻着“点石成金”4个大字的石碑立在正中，两栋教学楼相对而立，一边是初中工读生部，一边是流浪儿童部。那是两个世界，工读生部里的孩子都曾是普通学校里的小霸王，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承载着父母的厚望，来到工读学校后，继续为升学而努力。而在流浪儿童部，很多孩子从未受过家长的呵护，也没有升学的目标，学校首先要保证这些流浪儿童“无逃跑、无伤残、无死亡”。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目标很可笑？”“现实，其实这个目标很现实。”新春学校校长杨惠明自问自答。

　在流浪儿童部，学生的牙刷、筷子都被统一管理，打火机、硬币等物品一律没收，因为这些物品都曾被这里的流浪儿童吞下，有个学生甚至把水龙头拧了下来往嘴里塞；这里的玻璃全是钢化的，因为曾有学生打碎玻璃、满手鲜血；床不能是上下铺式的，因为上铺离电扇太近，学生有可能利用转动的电扇伤害自己；这里不能铺木地板，因为地板的“踢角线”被学生拽下来就可能成为武器……杨惠明说：“很多流浪儿童刚被公安人员送来时都会想办法让自己受伤，好在就医的路上逃跑。他们要么不适应受约束的生活，要么怕被公安人员查出更多案底而坐牢。”

　杨惠明曾经统计过，在学校近两年接收的流浪儿童中，曾经偷窃的占85%、贩黄毒的占3%、倒票的占4.6%、设赌的占4.7%、诈骗的占2.7%。其中，有的孩子曾在一年里偷过上千辆自行车，仅从“大哥”那领取的“奖金”就有1万多元；有的孩子一天能偷40多部手机；有的半天之内就诈骗他人7000余元。

　接收这样的流浪儿童，对一所学校来说需要勇气，也必将历经坎坷。

　1998年，流浪儿童现象引起了上海市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流浪儿童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流浪儿童给上海市的治安埋下隐患。上海市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把有不良行为却又无法迅速找到其监护人的流浪儿童送到少管所去。但上海市的想法是，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失学儿童，在为他们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不应把他们关起来，而应让他们接受教育。于是，上海市有关部门开始寻觅能为这些流浪儿童提供教育救助的学校。

　上世纪90年代末，工读学校发展走入瓶颈。由于家长怕孩子“交叉感染”、学校在经费上没有造血功能、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等原因，全国大部分工读学校都生源锐减，生存堪忧。那时，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只剩十几名学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处境。

　就这样，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希望对流浪儿童进行教育救助，此前，没有学校愿意接手这一“烫手山芋”。新春学校希望接收流浪儿童的意愿，一时间招来了同行非议，他们成为了“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

　经过上海市有关部门与新春学校的努力，原本心存顾虑的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也点头支持。1998年4月，“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简称‘儿保中心’）（2）班”落户新春学校。“（2）班”负责对上海街头有不良行为或难以找到父母的流浪儿童进行救助，同时，民政部门在此阶段为这些流浪儿童寻找家人。“1班”则设在救助管理站内，主要接收因迷路等原因而自愿寻求救助、没有违法行为的流浪儿童。

　迎来第一批流浪儿童时，新春学校由于工读生数量萎缩，规模锐减，已经搬到了位于嘉定区东部的一所破落村校。8年后，学校因接收流浪儿童的成功探索而走上良性循环，不仅工读教育部度过了“寒冬”，新春学校还实现了功能拓展和重新振兴。那年，学校搬回了原来的校址，校舍都是新建成的。

　2008年，“儿保中心（2）班”成立10年，救助的流浪儿童已经超过6000名。 

　　         走进他们的世界

　乞讨、打架、偷东西是这6000名流浪儿童的昨天。校长杨惠明说，越是走进他们的世界，就越希望他们曾经的经历能够真正成为过去。

　小天萌在“儿保中心”生活两年了。11岁的他，看上去只有1米高，瘦瘦的，说话时口齿不是很清楚。

　来这里之前，他与爷爷在上海街头乞讨。他说自己当初不想来上海，但爷爷身上长满了疙瘩，一定要带他出来讨钱治病。奶奶和姐姐都不同意，爷爷就在一天晚上趁小天萌睡着的时候悄悄把他抱了出来。

　他们的“城市生活”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小天萌就和爷爷兵分两路，爷爷在上海火车站讨钱，小天萌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占地盘”。中午，小天萌吃路人给他的东西，晚上，爷爷带他去一个熟识的老板娘那里买一块钱一碗的面，之后随便找个地方睡下。

　有一天，小天萌和爷爷走散了，他哭着想起路人常指着他说“你再缠着我，我就打‘110’”。于是他也拨了一次“110”，警察叔叔就来了，可他们也没有帮他找到爷爷。警察把他送到了救助站，救助站的阿姨想送他回家，但小天萌只记得自己是山西人，家乡有山有水还有果树，救助站的阿姨只好先把他送到了新春学校。

　至于爸爸妈妈，小天萌说他们出走了。他两岁那年，出去放牛的妈妈哭着跑回了家，家里的牛偷吃了别人采的药材，牛被打死了。小天萌的爸爸打了妈妈，妈妈一气之下跑了，爸爸出去找妈妈，两个人再也没回来。

　虽然多数路人不给他钱，还有人骂他，但小天萌还是觉得上海比家里好。他说：“在上海平时就能吃上肉，在家里过年才能吃上。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在晚上特别亮，我们那边黑漆漆的。”

　在新春学校工作了十多年的“儿保中心（2）班”主任悉佐超说，像小天萌这样很小就出来流浪的孩子，多是因为家境贫寒。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国流浪儿童来自农村的占83%。“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浪儿童研究报告”显示：认为自己家境富裕或比较富裕的流浪儿童只有13.2%。

　在儿保中心，还有很多孩子走过了这样的成长轨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

　老家在河南的小宁今年1５岁，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来上海打工了。今年，他被父母接到了上海，进了一所私立高中。“我不爱学习，高一刚开学，我就逃了5天学，我跟我爸说不想读书了，他张口就骂我，我妈就知道打麻将。后来我从家跑了出来，住在网吧里，没钱了就跟着朋友去偷车，我爸妈也没找过我。”他说。

　１６岁的王猛8年前来到上海，是因为有一个“闯荡江湖”的梦。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铁里偷东西，运气好时，一天能偷十多部手机，卖上七八千块钱，每天都吃饭店、住宾馆。他还常常在闸北一带与“道”上的人“摆场子”“火拼”。他在上海交了一个女朋友，在他打架受伤后会照顾他，他从此更不想回家了。他说他从不想父母，因为他们就知道吵架和赚钱。

　陈江闯荡江湖的经历比王猛的要惨烈。今年２月，他被在网吧里认识的几个朋友按住手脚，“大哥”举起了一根钢管，朝着他的左胳膊就拍了下去。他当时疼得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左胳膊的副骨断了。第二天，他们到一个建筑工地上报了名。干了几天活之后，陈江就假装突然受伤，疼得在地上打滚。同伴们找工头要钱，工头看陈江真的骨折了，就给了他们一万块钱。凭着这条断了的胳膊，他们在不同的工地上骗了十多万，不过陈江只拿到了1500块钱。

　来上海之前，陈江住在江苏农村的养父母家里，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母亲去世、父亲疯了而被送了人。养父母对他不算好，收养他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被卡车撞死了。他不爱学习，总惹他们生气。他指着自己头顶上一道长长的伤疤说：“这是我养父在教训我时用割草的工具打的。”

　悉主任说，像王猛和陈江这样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年龄小，可能早就进了监狱。他们走上违法道路的轨迹一般是这样的：因为家庭教育不当、不适应学校生活而出走，到了社会上，要么因生计所迫而犯罪，要么因受到不法之徒的教唆或强迫而犯罪。“中国流浪儿童研究报告”显示，流浪儿童中靠违法犯罪行为谋生的达到32.9％，如果不对他们加以保护和引导，日后犯罪的可能性会更大。

　　        找回他们的身份

  这些流浪儿童原本应该享受着父母的关爱，坐在教室里快乐地读书。新春学校希望他们能“归位”，找回自己丢失的“孩子”与“学生”身份。

　陈江来到新春学校，是因为他的左胳膊痊愈了，“大哥”又打断了他的右胳膊。那天晚上，他疼得想死，趁同伙睡着时偷偷打了“110”。王猛和小宁则是在偷东西时失手被捕。当时，他们都以为会被送进监狱，想法出奇相似——“这辈子完了”。“警察说要送我去一个学校，我根本不相信，直到我看到新春学校的牌子，才知道他没骗我。”小宁说，“这样，我从这里出去以后，就可以跟朋友说到别的学校念了一阵子书。”那时，小宁在被抓后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学校的性质让他们感到安心，”这是悉主任这些年来最深的感受，“在学校里，流浪儿童的身份只有两个——孩子和学生。”

　“他们刚来时，根本不像孩子。”“儿保中心（2）班”班主任褚建新说。多年的流浪儿童教育工作让他了解到，流浪儿童的家长对待孩子要么不管，要么瞎管，还常常使用暴力。离家后，流浪儿童为求生存，骗别人也受人骗，损人害己。因此，他们对任何人都充满戒心和敌意，内心孤独、冷漠。

　小宁刚来时，指着送他的警官说：“我出去以后要宰了你。”又对班主任褚建新说：“你可别小看我，我在社会上见识过的比你们谁都多。”悉主任当天就找他谈心，他瞪着眼只说了一句话：“凭什么问我的隐私？”这样的孩子怎么教？悉主任说：“其实，他们越抗拒，越说明他们需要温暖。”

　小宁被送来时，已是晚上8点，还没有吃饭，悉主任泡了碗面放在不理他的小宁面前，一句话也没说。那天晚上，生活老师帮小宁盖好了被子，嘱咐组长照顾新同学。班主任褚老师每天都在小宁的日记后面写上鼓励的话。一个星期之后，小宁在心理咨询课上主动找了悉主任，流着泪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从此就再没有闹过情绪。小宁说：“我在外面的时候，谁对我好，肯定是想让我帮他干坏事，我就是不相信这里的人是真心对我好，可是后来我信了。”像小宁一样刚来学校时有抵触情绪的学生有很多，有的绝食，有的说自己得了爱滋病，有的挑事打架，但最多10天之后，他们就会基本适应学校的生活。

　曾经，学生身份也离这些流浪儿童很遥远。悉主任介绍说，这里的流浪儿童大多对学习十分抵触，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不到5%，读到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占30%，绝大多数只读到三年级以下，甚至没读过一天书。他们的家庭教育状况也令人担心，在他们的父母中，连读过初中的都很少。

　学校为他们“量身定做”了法律法规、心理健康、音乐鉴赏、诗词欣赏等课程。王猛说法律法规课“很实用”，离开学校后要给兄弟们也讲讲。小天萌喜欢认字，他从家里被爷爷带走时，只上完了一年级，他现在认识的字大都是在这里学的。小宁喜欢上影视鉴赏课，他能从中总结出一些生活的道理，他上过高中，文化水平在这里最高。陈江最喜欢心理辅导课，因为可以和悉主任聊天，在外面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他说那么多话。

　如今，小宁被选为组长，负责管理10名同学，他说偷了别人的车，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陈江的右胳膊也恢复了，不想再流浪了，想回家开个养鸡场；王猛说以后看见流浪乞讨的人，要是兜里有钱，一定多给他们点，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偷不抢了；小天萌会背很多诗，见到老师和外人时就会举起右手行礼，在学校讲礼貌出了名。

　校长杨惠明说，流浪儿童救助工作需要救助者真正用心，同时还需要一个完善的体系。在上海，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分为“收、养、管、教、送”5个环节。在对有不良行为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中，“收”和“送”由公安和民政部门负责，“养、管、教”则由新春学校负责。在新春学校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公安部门还会每晚派警力巡逻，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则每周一、周四到学校办公，与流浪儿童进行沟通，设法联系他们的监护人。最重要的是，上海市政法委负责对此工作进行全盘统筹，各部门合作得十分顺畅。

　业内人士将此种流浪儿童救助方式称为“上海模式”。10年来，多个城市的工读学校或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前来取经，但往往因为相关职能部门较难协调而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即便这样，校长杨惠明还是觉得，对流浪儿童的教育救助，学校还有很多遗憾。

　　        牵挂他们的未来

　学校有出路了，不代表这些流浪儿童也有出路了：“毕业”之后，有的孩子走上了正路，也有的孩子又跑出来流浪，还有的孩子进了监狱。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在牵挂：曾经的流浪儿童，能否找到自己明天的“地盘”？

　按照儿童最大利益的理念，流浪儿童最好的归宿还是回归家庭。但实际上，由于流浪儿童多来自偏远农村，寻找他们的家长比较困难。同时，流浪儿童因不愿回家常常会虚报信息。因此，救助站无法为所有的孩子找到家长。有时，即使联系上了家长，家长也不愿把孩子接回去。就算家长把孩子接走了，也无法保证孩子不再流浪。

　王猛常说：“在‘道’上，我还是有点名气的。”其实，他在“儿保中心（2）班”更有名，因为他前前后后一共来了10次。

　他说，有两次出去后，他把返乡车票撕了。还有两次，他已经回到了东北老家，但又偷偷跑来了上海。第7次被送到新春学校时，他比以前瘦了很多，一米七的个头却只有80多斤，不爱吃饭，总是恶心，因为他染上了毒瘾。老师们找来专业人士，在学校里帮他戒了毒。但是，他此后每次被送回来，都会瘦上一圈。他向记者说起k粉、大麻还有冰毒的区别时，神情严肃、眼睛发亮。

　在新春学校，像王猛这样令人心痛的孩子不只一个，很多孩子走的时候都想从此堂堂正正地做个好人，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会走上老路，被公安人员再次抓到送回学校。这时，他们往往染上了更多坏习惯，对社会也更加仇视，学校的工作更不好做。奚主任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第二次被送到这里时泪流满面地说：“老师我对不起你，可我妈把我领回去后就又不管我了，我不抢不偷没法活啊。”悉主任心里难受，但还得反过来安慰他说：“回到这里一两次是正常的。”还有两个学生，在学校里是优秀学生代表，离开学校后又从家里跑了出来，因为偷车、砸车，一个被判了４年，一个被判了８年。

　面对这种心酸与无奈，校长杨惠明说：“我们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学校，无法替代家庭，无法与不良社会环境对抗。”

　其实，反复救助不仅是新春学校面临的难题，“中国流浪儿童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救助机构中，34.4％的流浪儿童此前接受过救助，其中曾被救助过两次以上的占54.1%。

　新疆女孩小喀什害怕离开这里。她是被父母卖给黑老大的，不偷东西会被老大打，偷东西被抓到时会被路人打，老大不高兴了还会拿烟头烫她。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她偷偷报了警，被送到了新春学校。“你能不能跟这里的老师说说，别送我出去，如果我出去后被老大抓到，很可能会被打死。”她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对记者说。

　小天萌也不想离开这里。因为家里穷，姐姐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他，可他只读完了一年级。他说“儿保中心”没有坏人，想一直在这里读书，读书才能有出息。

　可悉主任说，“儿保中心”无法像普通学校一样为学生提供系统和有针对性的教学。这里的学生流动性强，停留时间多为两个月左右，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浪儿童被公安人员移送至此。且这里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从文盲到高中文化水平的都有，大多数新疆孩子不认识汉字。因此，制定系统的教学计划并不现实。“儿保中心（2）班”的教室数量也不够，教师只有10名，每名教师除了要讲课、批改作业、作心理辅导、负责学生的卫生与安全，还要每隔3天值班24小时，没有精力为学生进行分班教学。像小天萌这样的学生，有的老师会给他“开小灶”，为他找来小学课本从头教起，但也无法长效化、系统化。

　流浪儿童离开这里后重回正规教育系统的也不多。校长杨惠明介绍，这里的孩子被送回流出地后，需要由家长送到学校就读，但有的家长根本不尽职。况且，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有义务无条件接收本户籍地的学生，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些学校会找到各种拒绝的理由。尤其是教育资源比较紧张的学校，更不愿接收这样的学生。有过不良行为的流浪儿童能进工读学校读书算是好的了。其实，送这些孩子进技校读书最现实，但需要家长交钱，又有多少流浪儿童的父母愿意呢？

　“‘儿保中心（2）班’不能为他们提供技能教育吗？”记者问。

　“早就想过，但我们这里的流浪儿童比较特殊，我们首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学习技能就要有工具，即使是学编织，也得用剪刀吧，我们不敢让他们碰，怕他们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他们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够长，无法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杨惠明说。

　采访王猛时，他４天之后就要离开学校，老师们希望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王猛说，其实他也不想这样，只是以前他不偷东西，就没吃没住，但这次离开，他一定不偷了，因为他已经满16岁了，再偷就得进监狱。不过，他又说：“以后我要是出了什么事，肯定也是因为兄弟，我这个人讲义气。”

　这里的老师最担心的学生是小天萌，由于找不到他的家，他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大家谁都不知道。他也不能被收养，因为他不是孤儿，按照我国“收养法”规定，在未查清儿童的监护人之前不得收养，即使有人愿意收养他，他也不具备被收养的条件。

　“学校有出路了，不代表这些流浪儿童也有出路了。”杨惠明说，“学校最近在制定下一步的发展规划，规划的着眼点就是让教育效果更持久，让这些孩子拥有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大一点。”

　记者临走时，小天萌为记者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棵歪歪扭扭的树，树上长满了果子。他说，他家乡的树就长这个样子。问起今后的打算，他说他喜欢上海，要把姐姐和奶奶接来上海住，他再也不找爷爷了，因为每次他走丢了爷爷都不找他。“那你们靠什么生活，住在哪里？”小天萌低头不语，转身离开……（本版图片由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提供，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上海模式”的启示

　20世纪末，流浪儿童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这一问题较为严重。据民政部门统计，我国流浪儿童超过百万，主要集中于大型中心城市。我国对这一问题一直十分重视，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由强制性收容遣送转变为自愿性社会救助，全国建立了130多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当前，流浪儿童保护中心已被纳入“十一五”期间国家公共服务的重点建设工程。民政部还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在全国推行了多种流浪儿童救助形式。

　然而，到目前为止，流浪儿童救助工作主要集中在生活救助和安全保障方面，在流浪儿童教育救助方面尚无十分有效的对策。据统计，近九成流浪儿童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一半以上没读完小学。因此，对流浪儿童的教育救助关系到其发展权的实现和他们未来进入主流社会的几乎全部可能。

　因此，近些年来，各地都在围绕保障流浪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进行救助尝试。例如，郑州的“类家庭模式”和“短平快”教育模式、设立“类学校”的“广东模式”、长沙的“大房子工程”，都在流浪儿童教育救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模式大都是在救助机构中重新开拓教育功能，投入了较大的人力物力，而“上海模式”则是利用现有的学校资源为流浪儿童提供校园式的生活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实角度：通过合理机制将现有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资源最大化利用的过程中，政府以强有力的统筹能力保证了机制的健康运行。新春学校则显示出了可贵的勇气，毕竟，流浪儿童问题主要归属民政部门管理，且十分棘手与复杂。

　当然，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不等于获得了最好的效果。在采访过程中，新春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提到对流浪儿童未来的担忧与无奈，毫不掩饰学校能给予流浪儿童的其实很有限。正是这种“给予极限”，呼唤着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也值得更多的教育者思考。

　流浪儿童问题专家尚晓援指出，当前，流浪儿童教育救助主要存在３个问题：第一是没有明确、长效的教育指导思想；第二是救助机构内的员工文化程度偏低；第三是教育方法过于呆板单调，以仓储式管理方式为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教育系统都能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因此，在流浪儿童教育救助的探索之路上，教育系统能够提供的资源还有很多。对一些有能力并适合提供教育资源的教育者来说，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的参与，与其他领域的救助者共同走上流浪儿童教育救助这条路，说一句“从我开始”？

                                     摄影、整理/刘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