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万鹏制图          编者按：“千禧一代”在中国被泛指为80后、90后，数量是美国同代人的5倍，他们的财富理念和价值观，将主导未来10年甚至更久的经济走向。中国大学生作为“千禧一代”中最年轻的群体，已经登上社会舞台。洞察这一代人的消费情况，并进行引导，对中国消费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联合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就全国4000多所高校及职业院校、1000多万在校大学生的消费数据进行了专门的梳理。这份账单涵盖购物、出行、理财、人际、公益等维度，同时细化了大学生关注的校际、性别、星座等方面的收支差异。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期待通过这份账单，更好地分析大学生消费习惯、收支状况，贴近式观察当今大学生的消费观、金钱观、价值观，对治理校园金融乱象、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互联网原住民生活在世界移动支付之国          两张100元、几张1元面值的纸币已经在吴琳的钱包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周。          她记得最近一次花现金还是2016年圣诞节前，她去医院复诊，花9元挂了主任号。因为零钱不够，她向爸爸“借”了挂号费。“我爸问，挂号不能用手机支付啊？我说，好像还不能。”吴琳笑着说。          吴琳是天津一所高校大三的学生，她觉得身边的大部分同学跟自己一样，在学校里，“钱包天天扔宿舍，出门手机外加一张校园卡。”因为在她看来，学校里几乎没有不能手机支付的地方，复印3角钱她也选择手机支付。          “连学校里卖糖葫芦的小哥都能接受手机转账了！”那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推车，每串糖葫芦4元。她坦言，离开学校去别处时自己会带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也没多大用，”吴琳补充道，“所以每次爸妈问钱包里有钱吗，我都说有。一直就那两三百元，也不花，可不有嘛。”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大学生乐于体验方便、快捷的新事物。而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让他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无现金支付、讲究速度和便捷的时代。          吴琳曾觉得移动支付可能只在年轻人之间流行，但现在她认为，从60后到00后都会用。父母通过支付宝给她打生活费，她陪母亲去小商品批发市场发现母亲都选择用手机支付。“我姥爷都会发红包。就是我姥姥不用，要不然我们家过年打麻将都可以不用‘毛票’了。”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90后移动支付占比近92％。中国大学生在支付宝上的人均支付金额（含转账、网购消费、发红包、理财等数据）约为40839元，较2015年增长97％。在大学生2016年人均支付笔数前50名的高校中，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以人均支付925笔位列第一。这50所高校的人均支付为670笔。          四川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邵冲坦言，自己大一入学时，还需要用现金充值校园卡。但大三之后，就全面用手机支付功能进行充卡、完成各种校园缴费，包括学费、四六级考试等其他费用。          但不同的地区仍有不同的状况。在甘肃一所高校读书的张禾认为，手机支付在自己的学校不是特别普遍。“大家习惯排队取现金，也习惯用现金支付”。          从美国天普大学读完研究生，陈婷选择回国工作。校园的移动支付她一时还不能适应。7年前，她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校园里都是用学生卡和现金。在美国读书时，学校几乎到处都刷银行卡，“连1美金1瓶的水也是刷卡付，更安全和方便吧。”陈婷回忆，国外的校园用移动支付的地方很少。        男生也花得不少，女生追求独立          在上海一所高校读书的陈涛计算了一下自己2016年移动支付平台上的花销，总额近1.2万，占全年花销的60％左右。其中，服饰方面开支占近50％，书籍开支占近10％。“我以为买书花的钱最多，没想到买衣服竟然花了这么多钱。”除了网购衣服和书籍，陈涛的花销主要用于给女朋友买礼物，“买礼物的频率比较高，还得走心。2016年买的最贵的礼物是一支钢笔，花了600元。”他表示，恋爱后自己的花销明显有所增加。不过，陈涛猜测“女生的年度总花销会更高”。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大学生在淘宝平台的购物中，服装占全部支付金额的20.77％，话费占11.02％，美妆占8.04％，紧随其后的是数码产品、运动户外、鞋箱包、食品、手机、家居等。同时，女大学生在淘宝平台上的支付总笔数占全体大学生支付总笔数的56.61％，明显高于男生的43.39％。但是在支付总金额上，女生占49.78％，略低于男生的50.22％。          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中国大学生，对自己更有规划，独立意识也在增强。          夏荷在陕西一所高校读书，过去的2016年，她在移动平台上的支付总额近1万元，包括交通费、化妆品、衣服、宠物用品等。“最多的花销应该是交通费，我2016年往返西安、淮南6次，加上假期旅游的路费，总共花销4000多元。”夏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除了交通费，化妆品和服饰也占较大比重，不过她会控制自己每个月的花销额度。“如果这个月买了化妆品，就不买衣服，”夏荷说，她每个月的花费大概在1000元左右，          在夏荷看来，恋爱中的女生应该经济独立，虽然有男朋友，但她的日常花销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家里给的生活费，我还有奖学金和实习补贴，可以自己供得起自己。”她说。          赵瑞在2016年最大的一笔花销是买手机，“手机是在‘双十一’买的，花了近4000元，对我来说还是很贵的，但比平日便宜些。”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2016年她通过移动支付消费超过1万元，“其他的花销用在买日用品和衣服上，有时候网购更加实惠，可以省钱呢。”赵瑞说。          尽管移动支付花销占王鹏2016年总花销的90％，但他几乎不在网上购物。“8月到12月，我通过手机花销有9000多元，主要用于交通费和充值校园卡。”王鹏是安徽一所高校的学生，他在采访中说：“把钱充到校园卡里，自己缺什么就去实体店买，很便利。”不过，王鹏还是在“双十一”进行了网购，“没时间回家，给爸妈买了些坚果。”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陈鹏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开支相对理智，所以大学生是对产品价格敏感性很强的群体，理性化程度相对较高，涉及金钱时，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晓彤认为，大学生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必须从自身角度进行有效地规范，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在消费前做好规划，哪些东西应该买，哪些东西必须买，哪些东西可以买，哪些东西可买可不买，从而对社会资源也不会造成过大的浪费。          大学生愿意为环保和公益支付          “我已经在阿拉善地区拥有一棵树了。”朱江是甘肃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2016年10月初，朱江开始加入支付宝“蚂蚁森林”公益行动，12月10日，他收到了一张“种树证书”，他“养成”的“梭梭树”将被种植到阿拉善地区。          随着社会总财富增加，衡量社会价值的维度更多元。而中国的年轻一代，环保和公益意识更胜以往。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朱江的“梭梭树”其实是由自己“碳账户”的额度捐赠而来。在支付宝客户端里，首期“碳账户”概念着重突出用户碳减排的公益价值，“碳账户”被设计为一款“蚂蚁森林”游戏公益活动：用户如果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就会减少相应的碳排放量，可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树”长成后，项目的公益合作方会将其“买”走，在现实中种下一棵树。          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模式、金融服务模式和信用体系正在出现。20多年前，林登实验室的Second life只是一个搭建虚拟世界的尝试。而今天，像“蚂蚁森林”这样鼓励年轻人记录低碳减排行为，从种一棵虚拟的树到种一棵真实的树，让现实和虚拟并不想以往那样明确区分了。          今天的大学生适应这样的世界，并乐于通过这种方式对地球和他人尽一份力。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8月开通的“蚂蚁森林”功能中，大学生已种下75789棵树，每棵树需大学生在蚂蚁森林账户中减排量达到17900g。其中合肥工业大学以764棵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江西科技学院664棵，安徽农业大学583棵，安徽大学477棵，南昌大学473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62棵。          这不是朱江第一次参与公益行动，2015年，作为学生负责人，朱江在他的学校里组织了“康宝莱·全国大学生迷你马拉松公益挑战”（简称“‘迷马’挑战”），吸引8000人次参跑，每个人完成5公里挑战，公益支持单位就会向听障儿童捐赠100元。这场公益跑也只是全国“迷马”挑战赛中的一个小节点。3年来，“迷马”挑战已覆盖全国41座城市的100多所高校，共举办548场，超过25万人参与挑战，累计80余万公里的路程，为听障儿童募集公益基金超过1000万，直接影响超过2000万大学生。          “随手的一个行为，可以做公益，何乐不为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在朱江看来，公益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大学生在公益爱心捐赠中，行走捐（用户每走5000步，可兑换一定数额公益基金，1万步可兑换1元，兑换步数不封顶）项目中，国家法官学院以全校学生人均捐赠次数6.21次位列第一，浙江海洋大学以4.50次位居第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随着社会近些年教育水平的提升，学校也更强调学生参与公益类服务，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都有所增强。对于大学生群体，校园里有专门的公益型社团，包括政府和公益机构的加入，外部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对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提高了。他认为大学生的公益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帮助弱势群体，包括捐款捐物，二是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公益活动，比如反歧视、维护权利的行为等。        理财意识增强，财富手段不灵          赵瑞从2015年3月开始购买理财产品。“当时买的那款理财产品有一定的风险，一开始赚了几百元，没多久就赔了，总之一共赔了700多元。”赵瑞回忆，后来，赵瑞发现了一款没有风险的理财产品，有闲钱时会购买一些，“日利率是0.2‰，现在赚了几百元。不过算上之前亏本的，可能刚刚够本钱。”          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商”并不呈现强相关。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购买余额宝的大学生用户中，博士研究生占1％，购买金额占3％；硕士研究生占6％，购买金额占13％；本科生占63％，购买金额占59％；专科生占30％，购买金额占25％。          北京市一所高校的金融学硕士研究生高慕表示，自己没有购买余额宝，但自己手上有几支股票和其他基金产品。高慕从3年前迈入股市，但他坦言，自己虽然修过相关课程，但在实践上并不能“得心应手”。他认为这与课堂上的考试成绩无关。“我们班一个‘学霸’，成绩很好，去年入市一个月，本金‘腰斩’，她有一个月都不敢看手机。”高慕说，他身边也有很多同学盲目跟风，在股市开户，或者购买并不了解的理财产品。“买理财产品跟买土豆似的，感觉看着差不多就行了。”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金煜认为，大学生理财变得越来越重要，跟技术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之后，理财产品越来越受大家的重视，这对大学生管理自己财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大学生对金融产品的选择需求或偏好不是很多，但此时形成的习惯或是模式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和理财行为，”金煜说，在大学生阶段培养“财商”是非常重要的。他建议大学生首先要了解这些金融产品，有识别骗局的能力，包括技术上的陷阱。在进入金融市场后，需要一个过程去学习产品知识，更要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财务状况等。          金煜认为，对于大学生而言，现阶段收益到底有多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产品，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学习相关的知识。大学生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对自身的投资。同时他强调，大学生应该要去接触新的知识、产品，对投资、融资等方面的了解，这对未来创业很有帮助。“大学生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在年轻的时候规划好方向，”他补充道，“对于创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有好的规划、创意、知识，能接触到很好的群体，实际上融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金晓彤也认为，大学生亟待提高自身“财商”。“大学生应该学会让手中的现有资金保值、增值，但他们缺少生活阅历，对理财还没有足够的思考，存在随意性和冲动性，可能造成非理性消费和炫耀消费。”在她看来，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给予大学生正确的引导，可以通过案例的方式向大学生们传递正确的理念，让他们知道理财、学会理财。          金晓彤建议，大学生应考虑选择稳妥的理财方式，可以尝试购买一些保本的理财产品，要坚决杜绝高风险的理财和投资。（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谢湘/摄 　　中国政府在积极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方面取得的进展让世界瞩目。 　　自2011年国家推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简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已有29个省份超过3360万学生从中受益，其人数是联合国同期在全球资助的62个国家1700万享受同类计划学生的一倍。 　　“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学校供餐规模超过了我们世界粮食计划署所做的整体的覆盖量。”今年11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北京举行第四届“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改善”国际研讨会上，WFP的代表、副国别主任凯琳·里格若女士感慨地说，“我们期待从中国获得更好的经验向世界推广。” 　　从世界范围来看，“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是那种简单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单一行动，而是一举多得的一揽子计划，它所要改善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转变观念：将健康教育设为必修课 　　“由中央财政提供的营养膳食补助，不是我们平常听到的简简单单的免费午餐，这个概念需要有所纠正”。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说。近几年，为支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年过半百的她，三天两头到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学生营养餐的试点调研、讲课、实施监测与评估，所跑的路程大概超过了她前半辈子行走的全部路程。 　　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每到一处宣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时候，总是不忘强调免费午餐与营养午餐的区别，“吃得饱”和“吃得好”的区别。她说，“吃得好的‘好’，不是大鱼大肉的好，而是营养学意义上的‘好’”。 　　2008年～2009年，胡小琪和她的同事们受教育部委托到中西部14个省和直辖市搞营养情况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普遍不佳，尤其是微量元素缺乏，这对孩子们的体格和智力发育，以及对疾病的抵抗力，都有很大影响。于是她们写报告给教育部上报到中央，要求提供一定的膳食补助以改善和满足孩子生长发育的需要。 　　国家膳食补助的钱款拨下来了，作为营养学专家的胡小琪，在基层所见到的“不营养”现象比比皆是。 　　——在重庆奉节县一个寄宿制初中，每天有近半数的学生会拿钱去买碳酸饮料或零食。 　　——在陕西淳化县一所乡村学校，学生把不愿意吃的鸡蛋藏在抽屉里。 　　——在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学里，学生吃包子不吃馅，包子变成了馒头。 　　…… 　　一项针对性调查发现，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学生的体格发育水平增高、贫血率有所下降，学生就餐和出勤率有所提高。但同时学生饮食行为不合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每天吃一次以上零食的学生占79.7%，每天喝一杯以上饮料的学生占48.9%，最常喝的就是碳酸饮料。 　　而食堂工作人员缺乏营养知识，仅有1/10的学校食堂在配餐时使用了“电子营养师”。 　　这些让胡小琪意识到，除了国家给钱，学校营养知识和食品安全的知识和配餐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对广大学生而言，在学校开展营养知识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十分必要。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项目官员艾美利(Amelia Martin-Darras)博士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爱美丽。她在《全球学校营养策略与经验》中介绍了世界不同国家儿童的营养特点，及其各具特色的儿童营养改善策略、措施和取得的成果。 　　爱美丽认为，营养和健康以及教育这三者之间存在联系，在学校层面可以做好健康教育的活动，在向学生提供健康的食物的同时，应该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膳食习惯。 　　依据最新科研的成果，爱美丽呼吁保护学生健康一定要注意“三大杀手”：第一个是盐，第二个是糖，第三个是脂肪。她说，“现在学生吃了太多的糖和盐，这对健康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学会感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到邻国日本访问过的人，一定会对这个国家的食育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每顿饭开餐之前，餐前礼仪是必不可少的。面对盛放上桌的食物，每个进餐者都需虔诚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默默感谢上天的恩赐、感谢父母的哺育，并大声喊道“我开始吃饭啦！”然后才能端碗动筷。 　　日本家庭的餐桌，很少奢华，通常都十分清淡简单。这种饮食习惯，他们从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开始着意培养了。小朋友的餐盘里，摆放着由营养师按所需营养比例搭配的肉食、蔬菜、水果，各样一点点，色彩很丰富。孩子吃米饭，老师、家长叮嘱孩子只需吃得八分饱，不要吃饱吃撑。 　　胃是有记忆的。你会发现，经过这种食育文化培育的日本人，他们吃饭做事是相当有节制的，在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人的忍受力相对也比较强。 　　食育不限于餐桌，还可以延伸到课堂上、课堂外。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学校可以让老师带领学生开辟小苗圃、小菜园，让学生自己动手养殖小动物、种植蔬菜、水果。这样的过程，不仅增加了孩子们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还可以增强他们的劳动观念，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观察自然的能力，培养他们做事的热情、韧性和持久性。 　　一种好的教育目标就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景之下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张开双臂：让农民参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中国每年进入“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学生人数至少3300万人，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这是多么令人惊喜的巨大市场！此外，还有大城市、发达地区的庞大学生群未计入其内。 　　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具有刚性需求的广阔市场，我们的农民兄弟却一直站在大门之外。 　　2015年，一位从事食品安全检测的专家敲响过警钟，目前劣质农产品最大的藏身地是在学校——它们是最大的采购方。由于国家所拨发的膳食补助额是一定的，那么到市场去选购的采购人员在选择粮油及副食品时一般都会在价格上打算盘，不买贵的，只买便宜的是普遍的习惯动作。从某种角度来说，食品安全的隐患是一种实际存在。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当年推出“学校供餐及学生营养改善”项目之初，就是按照“双赢”“多赢”的思路设计的，而最为成功的“本土学生营养午餐”的模式，实现了该项目的利益最大化。目前全球已有37个国家采纳了这一模式。 　　正如WFP代表凯琳·里格若女士所表述的那样，“学校供餐项目不仅是有助于改善人们的营养情况，而且从教育的层面也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可以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可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可以减少一些性别不平等的情况，让更多的女童有机会上学。此外，还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经济状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强调说，“尽可能地利用地方的食材，而且最好是当地的农民种植养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让孩子和家庭、社区共同受益的一个做法。而且他们所提供的这些食物的品种与传统的学校供餐项目来比更加多样化了，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更加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在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已经立法，当地教育部门为学校营养餐采购的时候，至少30%都应该直接的从小农户进行采购。一旦纳入到法律之中，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强力推动的事情，其执行力将会更强。而且从加强技术指导入手，从源头上把握了优质农副产品的质量。 　　对于正在努力消除贫困的中国来说，组织贫困地区的农民参与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来，无疑是一个精准扶贫的好方案。 　　与前三届同一主题的会议相比，第四届“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改善”国际研讨会将“学生营养改善”与“学校供餐”两个并列词组的先后顺序作了一个调整，看似平常，实际上是有特殊考虑的，那就是要突出学校供餐在学生营养健康方面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将在营养效益、教育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收益。

  12月28日，南京市物价局发布了一则关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回应了社会对一些公益性的图书馆、纪念馆、体育馆等管理单位，提供相关服务收取费用的问题。通知中明确，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以及不需要增加投入或者专门服务的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直接提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收费实行政府定价。通知自2017年2月1日起实施。 　　据了解，通知中所称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服务收费，是指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等管理单位，利用所管理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收取的费用，也就是说，这些管理单位直接提供相关服务的，收费则执行政府定价。 　　物价部门指出，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服务收费实行分级管理，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市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的收费标准，以及全市收费监管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工作；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区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的收费标准，并对辖区内收费行为进行监管。另外，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调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服务收费标准时，应当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并综合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和设施的可持续利用等因素，同时，还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2016中国公益年会举行  发布2016十大公益新闻  表彰年度公益人物、公益企业、公益记者 12月27日，2016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年会以“共享 共创 共精彩”为主题，回顾了2016年公益行业的发展历程，发布了“2016十大公益新闻”；对百名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百家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50位2016年度中国公益记者进行了表彰。 来自社会组织、企业、学术机构、媒体等相关行业的千余名公益代表齐聚一堂，就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弱势群体发展、公益金融、公益与商业等公益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分享了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团、企业等不同机构实施的公益创新案例，并就行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 格局：十家公益领军机构共同发起 2016中国公益年会由《公益时报》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九家代表扶贫、妇女、儿童、社会救助、儿童救助、互联网、社会工作等领域的领军机构共同发起。 在年会的第一篇章“格局”中，十家发起机构的代表就公益与联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强调，公益机构要有服务、创新、效率和效益意识，用大家的力量共同为中国困境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发布：2016十大公益新闻 聆听了专家的洞见之后，主办方发布了经过公众投票和专家推荐评选出的“2016年度中国公益十件大事”，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一年公益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 1、《慈善法》及配套法规政策出台，推动慈善行业进入法治时代。 2、阿里XIN公益大会、腾讯99公益日相继举办，互联网巨头用技术改变公益生态、推动公益变革。 3、罗尔事件不断发酵，个人网络求助的规范化面临挑战。 4、马化腾、熊新翔、徐传化、陈天桥等企业家的大额捐赠不断涌现，中国富人财富观实现转型。 5、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902万留守儿童保护工作被纳入国家战略，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实现制度化。 6、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污染企业赔偿两千余万元，该案件解决了“污染损害评估”的难题，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标杆。 7、公安部推出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儿童失踪信息发布有了官方渠道，全社会对失踪儿童寻找的重视程度提高。 8、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社会工作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9、民政部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工作，公布多批“山寨社团”，年检不合格基金会数量上涨，社会组织领域得到净化 ，有助于改善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 10、《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进一步规范、引导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保障了境外组织的合法权益。 这些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公益事业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机遇期！   年会还通过沙发论坛的形式，邀请年度公益人物、企业代表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表彰：年度公益人物、公益企业、公益记者 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机构的成长离不开那些有影响力、有使命感，努力推动公益事业进程的人；离不开那些有底线、有责任感、助力公益生态的企业。为此，主办方评选了“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和“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并在现场发布了名单，进行了表彰。 据主办方介绍，“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的评选主要依据个人年度公益行为的影响力、持续性、美誉度、号召力等因素。“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主要依据企业年度公益行为的影响力、创新性、发展性、公信力和企业多年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 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合影 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左三） 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助理兼9958救助中心项目总监王昱（右三）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主播、中华儿慈会起点工程项目爱心形象大使栗娜（左三） 100人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他们来自公益、商业、学术、娱乐等多个不同领域，在2016年，以政策倡导、捐赠、执行、推广等不同方式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理念的深入人心。 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代表合影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领奖人 CSR及环境科经理——张晶 爱钱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领奖人 CMO——汪鼎然 深圳一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领奖人 集团副总裁——钱靖捷 凤凰网  企业领奖人 高级经理——白頔 广东鼎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领奖人 鼎峰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熊思扬 今日头条  企业领奖人 头条寻人项目负责人——曾华 浙江新湖集团  企业领奖人 办公室主任——唐梅英 上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领奖人 致达集团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吴伟 100家企业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不论是国企、民企、外企，在2016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均有突出表现，除捐赠资金量加大外，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引导社会创新、提高社会效率的的成效愈发凸显。 2016年度公益记者合影 公益机构、人物、企业的这些努力都被媒体客观的记录下来。通过创新案例的传播、捐赠数据的收集、爱心人物的采访、热点事件的跟踪，媒体记者们不断发掘、弘扬着公益的精神。他们是中国公益不可或缺的群体，主办方也向他们表示了致敬，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网、经济日报、公益时报、人民网、北京电视台等不同媒体形态的50位记者被评为2016年度公益记者。 慈善重构世界格局，公益改变社会生态。向所有关心公益的人们致敬！ 活动现场精彩图片集锦 年会宣传页 活动启动环节 活动启动环节王林理事长自我介绍 王林理事长现场致辞 王林理事长现场致辞

   如今，互联网所带来的公益效益绝对不仅仅是网上求助、网上捐款和信息传递这么简单。互联网犹如一面放大镜，既能放大公益效应形成口碑，也能聚焦关注度引爆公益事件。回顾2016年的公益事件，能够带给媒体、公益组织、公益平台等领域哪些思考呢？     根据2016年今日头条上的公益文章数据统计，今年1月1日至12月14日，共发布公益文章16.9万条，总阅读数达4.37亿。经过梳理发现，10月的公益文章为全年阅读量最高，共计6910万次。     在领域关注度上，排名最高的是教育，其后依次是儿童、扶贫、助跑、助残、救灾、医疗救助、环境保护、妇女。     单篇文章阅读量最高的是“中关村二小事件”，然后依次是“陈光标事件”“罗尔募捐事件”和“慈善法颁布”。“这一年中，很多公益事件都会结合到《慈善法》上，与《慈善法》相关的文章发布数量是最高的，但是单篇阅读量目前是‘中关村二小事件’最高。”今日头条公益主编黄英男在2016互联网公益新媒体论坛上如是介绍。     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关村二小事件”更多是政策层面的事情，难以讨论清楚，而罗尔事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突然让公益圈的人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做传播的人都在干什么，该怎么做好传播。     宣传与传播的思考     “宣传的重点在宣，主要强调主体说的内容；而传播是驱动公众去传，所有传的结果是要播出去，让社会参与。我们公益人，现在是遇到了最好的时代，所以也应该去面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认为。     他举例说，比如文明养狗捡狗粪便的问题，通常公益组织想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养文明狗，文明养狗，做一个社区的好公民。”后来经过考虑，还是要减少说教的成分增加参与度，让所有养狗的爱心人士一起来参与捡狗粪便，他们会得到一些礼物，通过他们的体验来改善。这就是宣传和传播的一个区别。     说到“罗尔事件”就不得不提到《慈善法》，因为它是在《慈善法》实施将近3个月之后发生的，所以《慈善法》中存有争议的个人救助问题又一次被大众拎了出来。     《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副主任、主任记者王亦君认为，个人求助是一个个体的基本民事权利，不属于《慈善法》调整或者规制的范围。《慈善法》的立法宗旨和要义，是倡导公众通过法定的慈善组织来进行一些慈善行为，包括慈善募捐、慈善捐赠等。而在罗尔事件中，罗尔的个人求助行为并不属于《慈善法》范围。     完善规则的思考     “罗尔事件”也反应了现实的求助困境。大家彼此有诉求，如果平台方做得好，公众做得好，利益则是最大化的。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针对“网络个人求助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基本原则，打破求助困境。个人公开募捐筹款，第一，要避免假筹款，第二，要避免多筹款。第三，钱别乱花。在这3个环节中，慈善组织应该扮演建立和固守原则的角色。如果能做到这3点，未来的求助困境可能会有所打破，平台和公众能够合作得更好一些。”     详细地说，比如北京的救助机构很难知道江西的乡村里的求助人是真是假。在避免假筹款阶段，在原则设定上应该引入第三方，多引入慈善组织的加入。平台需要互通信息。一个人可能在微公益上筹，也可能在腾讯上筹，如果能互通信息，避免多筹款。 基金会也要互通。这个人可能找私人基金会筹，也可能找红基会，这两个机构要建立机制共享信息，避免多筹款。     陶泽认为，要解决这样一个求助困境，应该引入慈善组织，同时在不同环节能够建立相应的机制，确保公众的爱心的呈现。     公益组织的思考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认为：2016年重要公益事件给了我们两点感受：一是个人求助从效率到效果的转换更值得关注；二是公众舆论的风险超乎想象。她表示：“越来越多的个案筹款真假难辨，这或许慢慢会引起公众的麻木与冷漠，甚至会引发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作为媒体与公益慈善机构，如何去更好地引导公众，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针对此事件，有人说“傻傻的善良比聪明的冷漠更好一点”， 崔澜馨却认为，公众需要的不是“教育”，而是“引导”，应该多去学习一些好的求助方法和理念，“我更愿意让我的善良变得稍微聪明一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认可，新媒体公益能做些什么呢？新浪微公益副总监余哲认为：“新媒体平台，不管是微博还是今日头条还是其他，作为一个平台，都有着自身的责任。这里既有把关的责任，也有后续协调的责任。”余哲同时强调，新媒体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是一个赋权。在做新媒体公益传播时，需要注意不能只注重筹款，后续如何服务筹款人，做出及时的反馈，也是极为重要的。     微公益总监杨光由衷地说：“新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公益的践行者，同时也担任起传播者的重任，而新媒体传播也为公益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

编者按：“我”有求助需求怎么办？慈善组织应该怎么做？作为公众之一的“我”如何出一份力？随着《慈善法》的普及，人们在了解这部法律的同时，心中也有了更多的疑问。今天让我们用《慈善法》来告诉你，作为一个求助者、一个捐助者或是一家慈善组织在慈善救助中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求助     （一）个人求助有哪些途径？     个人遇到困难，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救助，或是向社会求助，但其行为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如果求助者求助的内容属于《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范畴，包括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符合《慈善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可以向依法登记成立的慈善组织提出求助。需要进行募捐的，依托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     （二）求助者或者捐赠人依托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和捐赠，有哪些好处？     《慈善法》鼓励求助者依托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提倡个人或企业等捐赠人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一是慈善组织的慈善募捐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二是慈善组织对求助者的情况有核实的义务，经慈善组织核实过的慈善募捐，社会可信度较高，公信力更强，也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捐赠；三是慈善组织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募集到的资金物资在管理和使用上受到严格监管，且须履行法定的信息公开义务；四是慈善捐赠中的捐赠人可以依法享受到公益性捐赠税前抵扣的税收优惠，有利于调动捐赠人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也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五是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有利于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资源。     慈善组织该怎么做     （一）慈善组织如何帮助上门求助的个人？     慈善组织接到个人求助后，应当第一时间核实求助者求助信息，可通过查验证件、病史资料、家庭情况、信用记录等方式进行，然后形成救助方案提交组织决策机构审议决策，开展慈善救助活动。     （二）慈善组织该如何开展慈善项目？     慈善组织应当根据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合理设计慈善项目，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明确服务对象，通过标准和专业的手段优化实施流程，提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益。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健全项目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对项目的立项、审查、执行、控制、评估、反馈等环节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要求，设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行使项目管理职责。     （三）慈善组织如何对项目信息进行公开？     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保证信息的真实、完整、及时。     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6个月的，至少每3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慈善项目实施周期超过6个月的，至少每3个月公开一次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结束后3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的，应当及时向捐赠人告知募捐情况、募得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     “我”如何为慈善出一份力     （一）个人和企业如何参与慈善活动？     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     捐赠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慈善组织的情况，选择其认为最能实现其慈善目的的慈善组织或者受益人进行捐赠。     《慈善法》提倡捐赠人更多地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因为慈善组织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的管理，严格的财物管理制度，保证慈善财产有效进行管理和使用，更好的发挥慈善财产的效用。     个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方式参与慈善活动。     （二）社会公众如何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     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以及慈善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民政部门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事实捐赠的，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变相摊派的行为，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并可对相关组织和个人处以罚款。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2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湖南人人健康基金会、中共茶陵县委、茶陵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七十八期全国健康发展暨首期湖南省健康扶贫论坛”在湖南省茶陵县成功举办。 出席论坛的领导有湖南省工商联主席、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健康促进公益基金管委会主任、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朱定良，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贺丽君，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彭振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专家常兴华、胡长顺，株洲市副市长杨胜跃，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副秘书长徐彤，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彭新军，茶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艳娟等。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彭振国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张健同志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分别从全球视角、政治视角、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四个方面，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健康发展”与“健康扶贫”两大会议主题，代表们普遍反映很受教育、大开眼界。 本次论坛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5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精神。按照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健康发展的要求，通过举办论坛，推介湖南省茶陵县、湖北广水市等地在健康扶贫及健康发展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引导和动员各地与会人员更新思想和转变理念，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创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湖南省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早在世纪之初，基金会就资助湖南省开展了上消化道疾病普查。2007年，基金会资助了湖南省90个农业县市，开展“微笑母亲”—农村妇女病普查普治公益项目，捐赠额度达3600万元，曾引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理事长蒋正华的高度重视，蒋副委员长来湖南省参加项目启动仪式；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出席了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推动了湖南“2020妇女健康行动”，并直接催生了国家妇女“两癌筛查”医改公共卫生政策的出台。近年来，基金会又在湖南省部分地区，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为加快实施医改“分级诊疗”措施奠定了基础。 论坛上领导和专家们的讲课精彩纷呈。张健主任所做的《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与思考》体现了一个海归教授的爱国情怀和一个开拓型领导对健康发展的深广思考。朱定良理事长所做的《健康产业相关问题的思考》初听使人拍案叫绝，再思促人脑洞大开。国家发改委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兴华所做的《全民健康保障工程规划解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胡长顺所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与湖南空间布局及精准扶贫》，都以政策宏观和视野跨界的独特风格令与会人员深受启发。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健康促进公益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长刘小平所做的《公益项目在健康扶贫中的地位与作用》，让基层干部们找到了健康扶贫“抓手”，看到了健康发展的希望。湖南省茶陵县、甘肃省定西市、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湖北省广水市、安徽省定远县等分享了他们与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密切合作推动地方健康发展与健康扶贫的经验，引领大家找到了回去开展具体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茶陵县卫计局局长肖晓勇在大会上闭幕式上发言时十分兴奋地说：“这是茶陵县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论坛大会！” 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朱定良 国家发改委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兴华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胡长顺 湖南省工商联主席、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健 论坛与会人员还见证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张健同志与朱定良同志共同为湖南省人人健康基金会授牌，向茶陵县资助了移动公共卫生查体车。北京健康扶贫基金会与茶陵县人民政府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健康发展合作协议，开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项目，公益规模达1.28亿元人民币。 来自江西、江苏、贵州、河南、安徽等九省（市区）100多个市、县（市区）的政府领导、卫生计生委（局）主任（局长），医院院长，乡镇卫生院长，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有关公益组织及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相关企业代表共计35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其中，来自湖南省51个贫困县的扶贫办领导与卫计委（局）领导受到会议的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