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鸡场的鸡就要产蛋了，储存在窑洞里的鸡饲料却快见底。12月1日，灵石县的残疾人任大宪双膝着地坐在窑洞前的空地上，脸上写满焦急。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顾不上擦掉黏在双膝护具上的鸡粪，拨通了电话…… 　　接到任大宪的电话时，田勇正在回家的路上。“大宪，你别着急，我马上给你送钱过去。”听到任大宪的为难事后，田勇立即安慰他。 　　今年36岁的田勇，是2015年“灵石好青年”荣誉获得者。他热心公益，每当残疾人遇到困难，他都会伸手帮一把，田勇因此被残疾朋友亲切地称为“救火队长”。 　　几年来，田勇为公益事业付出了很多精力、金钱，不少亲友劝他停下来，认为他这么做实在“犯傻”，但他自己却乐在其中。 　　1　帮助残疾人找回自信 　　田勇是灵石县吴庄村人，大学毕业后曾在学校短期任教，目前经营着家族的养蜂场。2012年，他开始参与公益事业，因此结识了很多像任大宪这样的残疾人朋友。2013年下半年，田勇还与残疾人朋友们共同发起成立灵石县残疾人帮扶协会，并在县民政局进行了注册。 　　任大宪是田勇相识最久的残疾朋友之一。 　　任大宪是灵石县平泉村人，因患有小儿麻痹，导致双腿肌肉严重萎缩，丧失正常行走能力，只能依靠双手支撑身体在地面上来回挪动。因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任大宪成年后一直依靠亲友接济生活。2011年，他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希望能够自食其力。结果因为很多人赊欠、打白条，小卖部难以为继，最终关门。这次经历，让任大宪产生强烈挫折感，他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有了厌世情绪。2013年，田勇上门为任大宪做心理疏导，两人由此相识。为了帮任大宪重拾生活信心，田勇曾带他参加过多次公益活动。在一次校园助学活动中，任大宪捐出了自己积攒很久的爱心款。他的义举令学校校长为之动容，特别吩咐同学们蹲下身体再与任大宪说话。几次公益活动下来，任大宪体会到来自他人的尊重，逐渐找回了自信。任大宪也渐渐把田勇视为“真正懂自己”的知己，遇事拿不定主意时，就喜欢找田勇商量。 　　2015年，在田勇等众多慈善人士帮助下，任大宪办起了养殖场，开始第二次创业。 　　知道任大宪的养殖场遇到难处，田勇很是着急。12月2日上午，他从县城出发，赶往任大宪建在山里的养殖场。 　　任大宪的养殖场，距离灵石县城有50多公里远，在紧靠马路边的山坡上。这里原本是任大宪哥哥的一处承包地，如今，这片山坡地被辟出一片平整的土地，建起了一间鸡舍、一个羊圈，山前还挖出几孔窑洞，用来贮存饲料。 　　鸡舍里亮着灯，沿过道两侧，搭着两排铁丝编成的鸡笼。见有人靠近，笼里的鸡发出咯咯的叫声。鸡舍旁边的羊圈里，饲养着20多只绵羊，个个膘肥体壮。在鸡舍旁的空地上，建着一间简陋的平房。自养殖场建成后，任大宪就住在这里，一步不离地守着自己的养殖场——在他的心底，这个养殖场是他走向新生活的希望。 　　2　做公益改掉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我的养殖场现在饲养着1000多只鸡，最近开始进入产蛋期，每天能收90多个鸡蛋。”接受记者采访时，任大宪高兴地说。养殖场所产的鸡蛋，由他的哥嫂送到镇上销售。只要鸡蛋市场价格每斤高于3元，他就能赚钱。 　　因为鸡刚进入产蛋期，产量不高，收入很少，资金周转不过来，库存的鸡饲料仅够5天之用，任大宪无奈向田勇求助。 　　在任大宪居住的平房里，田勇将钱交到任大宪手里。任大宪脸上的愁容消解了，露出感激的笑容。这1000元钱能购买10袋鸡饲料，满足1000只鸡5天的喂食需要，解了任大宪的燃眉之急。 　　田勇没有告诉任大宪，这1000元自己拿出来也不容易。 　　去养殖场的路上，田勇不经意间告诉记者，为了给自家的养蜂场申办质量认证，他今年投入几十万元改造蜂蜜灌装车间设施，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样捉襟见肘。但是，他仍准备了1000元，希望能帮任大宪渡过眼前的难关。“自从开始做公益，我改掉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田勇笑着说，他的家境很好，上大学时曾迷上摄影，家人就花了3万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尼康相机；他身上的服饰，从来没有下过千元。现在，他总想着省下一点钱就能帮助更多残疾朋友，再舍不得买昂贵的衣服、物品。记者能够感受得到，田勇为自己的改变感到很骄傲。 　　3　渐渐学会如何真正关怀、帮助残疾人 　　对残疾朋友的理解，让田勇的公益助残行动细腻而贴心。这一切，源自他4年前的一次濒死经历。 　　2012年夏天，田勇身遭意外，颅骨严重骨折。经医生抢救，他保住了生命，却一度留下后遗症：右肢、右手失去活动功能。在家乡养病期间，也许是同病相怜，田勇与几个因煤矿事故导致截瘫的乡邻开始频繁接触。他由此渐渐了解了残疾人，体会到他们精神的顽强和生活的不易。“这次伤病经历，让我意识到生命的可贵，让我渴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2013年夏天，田勇身体完全康复，他决定为残疾朋友们做点事：带他们去灵石县石膏山景区旅游。好多残疾人都是多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个个神情激动，热烈地讨论着路上的景物。在一处风景秀丽的景点，汽车停了下来。然而，因为行动不便，面对身边的美景，他们却只能打开车窗远眺欣赏。 　　这次特殊的旅游，让田勇坚定了帮助残疾人的信念。“我看到他们需要他人的理解与帮助，我想为残疾人多做点事。”从此，他开始积极参加公益活动，重点是帮助残疾人。 　　随着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残疾朋友，田勇渐渐学会了如何真正关怀、帮助残疾人。 　　一次，他邀请残疾朋友聚餐。一个居住在居民楼上的残疾朋友因行动不便下楼困难，他决意背对方下楼，却遭到人家婉拒，当时他感到十分郁闷。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他才知道，这位残疾朋友之所以谢绝他的好意，确实有难言之隐。“很多截瘫残疾人排尿排便功能出现障碍，要借助外力挤压刺激腹部皮肤才能排出尿液。我背着下身瘫痪的残疾朋友下楼，对方腹部受到挤压可能会排出尿液。他是担心弄脏我的衣服，才拒绝我背他。”此后，田勇开始更细致地了解残疾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忌讳。 　　12月2日下午，田勇带着记者来到平泉村通往县城大道路边一个单位的传达室。残疾人刘永喜在这里工作，看到田勇进来，他连忙迎上来，端茶倒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田勇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还掀起刘永喜的裤腿仔细观察。刘永喜的腿部皮肤露出一个创口，有米粒大小，田勇看到后，松了一口气。 　　刘永喜早年因工伤导致下身瘫痪，田勇第一次对他进行走访时，他腿部的褥疮创口“可以塞进一个馒头”。田勇心疼得差点掉下眼泪。为了让刘永喜储存药品、清洗纱布，田勇给他买了冰箱和洗衣机，并多次出钱带他去医院治疗。在田勇的帮助下，刘永喜的褥疮日渐好转，还找到了工作。 　　“现在，他家的经济情况也好了很多。”田勇欣慰地说。 　　4　投入公益资金达150万元，从没想过回报 　　固执、倔强、好打抱不平、有侠客之风，田勇如此总结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以此归结自己热心公益的心理根源。 　　为了公益事业，田勇还在家族的养蜂企业设立了田再田公益基金，拿出销售收入的10%用于教育、生态环保建设、残疾人创业等项目的帮扶。这些年，他自己也记不清为公益事业付出了多少精力和金钱。2014年年底，民革晋中市委曾对田勇进行调查和考核，发现他的公益活动涉及助教、助残、助农、帮扶创业等多个方面，投入公益资金达150万元。对于这个数字，田勇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做公益，都是自觉去做，没有想过回报，也没有做过记录，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么多事。”田勇说。 　　但是，很多受到帮助的人，把他做过的事牢牢记在心里。70岁的退休工人韩如明一见到记者，就流着泪说，田勇曾救过自己的命。 　　2014年年初，韩如明在田勇的帮助下成立了“夕阳红互助会”。目前，会员已发展到六七十人。老人们在互助会组织下，在社区担任安全巡视员，守护社区安全；有老人生病，大家还互助送菜送药。 　　2014年年底，韩如明遭遇车祸，老人当时觉得没什么，自己回了家。没想到，几天后老人出现大便不通的症状。田勇正好有事找韩如明，发现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就马上开车把老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的大夫一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不敢下手治疗。田勇情急之下，用手给老人掏出了大便……说到这里，韩如明泣不成声。 　　采访结束时，田勇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新想法：“我个人的经济实力有限,做公益，我希望好钢能用在刀刃上，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帮助人解决困难。”

　　▲出事前的佳佳乖巧可爱 　　前晚，重庆晚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14岁女孩为救父亲严重烧伤。昨晨，城市还笼罩在一片大雾中，刚出炉的重庆晚报摆上报摊，就有读者联系重庆晚报记者说：看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女孩郭佳佳的报道，震撼了我们的心灵，止不住的哭泣，于是决定下午举办一场特殊的捐赠会。随后，重庆晚报全媒体旗下的重庆晚报网、重庆晚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重庆一分钟视频等相继推出《跳拉丁舞的14岁少女 我们还想看到你曼妙舞姿》报道，迅速引来全国数十家媒体转载。截至昨日傍晚，全国各地的热心人向佳佳妹捐款101万元。 　　阿里巴巴：让我们给她勇气和信心 　　重庆晚报全媒体矩阵报道后，引起全国读者强烈反响。昨日，由重庆晚报联合阿里巴巴及全国百家媒体发起的公益项目——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马晓慧联系重庆晚报记者表示，看到报道后他们深受感染，特地申请奖励佳佳妹2万元正能量奖金，为佳佳妹的孝行点赞。 　　天天正能量颁奖词：这世上最不计回报的感情，非亲情莫属。“我进去找爸爸，但是我没有看见爸爸。”面临生命危险，她想到的不是自己逃生，而是去救爸爸。危难之时见孝心，爸爸是她身处火海之中最牵挂的人，最想保护的人，是她宁愿用生命去保护的人。父女亲情，人间挚爱，在灾难降临之时感天动地。水火无情，女孩的伤势令我们痛心，全身烧伤面积79%，一个爱跳拉丁舞的14岁少女，却有可能截肢。如此小的年纪本不该承受这样的苦痛、遭遇如此的人生打击，她不应该独自面对。让我们向佳佳妹一家人传递爱心，将涓涓细流汇成奔涌的大爱之海，包围她，温暖她，给她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祝福佳佳妹能早日康复，乐观对待将来的生活。

编者按：时值岁末，寒潮不时席卷大地。然而寒冷的天气，挡不住中国互联网上持续涌动的爱心。不断壮大的互联网公益，让人们在回眸这一年时备感温暖。 　　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借助互联网持续发力，不断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爱心。借助互联网公益慈善平台，许多人得以参与到扶贫、扶持弱势群体、建设公共事业等公益行动中来。尤其是2016年以来，众筹、公益助农等新慈善形态的出现，使公众对慈善的关注度、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互联网慈善天然的透明优势也便于慈善项目在阳光下运行。但是，创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监管不到位，假慈善、骗捐现象滋生蔓延，伤害了人们的爱心。互联网公益如何才能走得更好?半月谈记者奔赴各地进行了深入调研。 创新，让互联网公益激发善能量 　　我国公益慈善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中称，2015年“指尖公益”不仅解构了传统慈善的捐赠方式，给予公共募捐和大众捐赠以去中心化的新诠释，还通过移动互联在同一时间连接多地、多点、多项目和网上、网下的捐赠，让公益俨然成了最具文化创意的行业。 　　激发更多爱心能量，推动公益模式升级 　　今年9月7日至9日，腾讯“99公益日”再次为中国互联网书写了一个温暖的新纪录。而配捐的形式，更是激发了更多人参与捐款。据统计，这场活动共677万人次通过微信平台捐款3.05亿元，腾讯和各企业配捐近3亿元，超过10家慈善基金会募款过千万元。受助的3643个在筹公益项目涵盖扶贫、助学、疾病救助、助残、扶助妇女儿童、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公共建设、人文关怀、社会创新等各领域。 　　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说，“99公益日”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短短几天的捐款数额，而是让“指尖公益”融入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尤其是当移动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被充分运用起来。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个人捐助中的移动端用户高达85%左右。包括阿里、腾讯、百度等拥有超级流量入口的互联网企业，正让更多人“遇见”更好的公益慈善。新浪微公益自上线以来累计有超过5300万位爱心网友参与捐款、转发及关注公益项目。互联网企业搭建的平台成为“互联网+公益”最直接的体现，改变了公益的参与方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7.1亿，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利用数字化方法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公益发展正成为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国别主任谷青说，公益事业不断发展得益于互联网的推陈出新，创新性的筹资平台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筹资渠道，媒体高效的信息传输使公益发展获得了新的空间和动力。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说，善于抓住和运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实际已成为公益机构的必选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公益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公益参与者。近几年，一些慈善组织开发了适合公众参与、捐赠额度低、捐赠者和受助者双方可以沟通、受益明确的项目，让公众看到自己的捐赠落到实处，公众参与慈善正逐步走向成熟。 　　公众参与感受：更自由，更有趣 　　生活中一些事情与公益发生了美妙的关联，让公益变得更酷、更自由，成为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2016年以来，直播成为最热的互联网互动方式，直播业态也成为互联网+公益的一种有益探索。日前，多家慈善机构联合发起“爱心一碗饭”公益直播活动，由挑战者直播做饭或吃饭，并@微博好友进行爱心接力，参与公益直播所产生的打赏收益将全部用来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改善午餐营养。目前这个活动一共筹得137万元。新浪微公益总监杨光说，通过社群互动，爱心在关系链中滚雪球一样倍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公益的杠杆效应。 　　在随时随地的公益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是互联网公益带给每个普通人的改变。两年前，没有谁能想到步行也可以做公益。杭州白领李静忙碌的一天是从走路开始的，半个小时到单位的路程有6000多步。现在，一天下来手机计步器记录的1万多步数，最后转换成了支付宝的“行走捐”。“只需要走路就能做公益，何乐而不为。”李静拿出手机展示，30天里她一共捐了53万步，兑换成善款53元。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支付宝“行走捐”已收到626.1万份爱心。而微信“益行家”平台，自去年7月上线到今年8月份，超过1.1亿用户捐出近1.7万亿步，累积捐赠2.2亿元。 　　公益慈善人士、长腿叔叔留守儿童计划发起人姜贤正说，公益可以与任何形式嫁接，它是整合各类爱心资源的“最大公约数”。现在可以不花钱做公益，越来越多轻量化、更有趣的公益形式正在出现，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人们参与公益的绊脚石。 　　公益优惠券，在“买买买”中献爱心。“路人甲”创始人韩靖介绍，这是一个带有答谢机制的公众小额定额捐赠平台。“路人甲”与爱心商家合作，个人在捐出10元后，可以得到一个价值不止10元的优惠券，让个人在衣食住行的消费能够与公益挂钩。 　　精准透明、随时随地：直指传统公益痛点 　　移动终端的普及、社交方式的创新带来多元化公益方式，把行动的选择权、主动权真正归还给公众。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说，互联网可以让公众看见更多脚踏实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并参与其中。 　　透明、信任是公益的灵魂。当善款纷至沓来，其用途的透明程度考验着“互联网+”模式下整个公益生态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表示，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披露成本，公益项目越透明，越能获得用户的信任与支持，而那些不透明、欠缺反馈的项目会被逐渐淘汰。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近日与蚂蚁金服合作，在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上线筹款项目“听障儿童重获新声”。与以往项目不同的是，这一公益项目运用了区块链技术。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解释，区块链是一种具有不可篡改特性的数字账簿，便于公众监督以及审计。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表示，公益透明度决定了中国公益的发展速度。这个项目所有公开的信息，都是根据后台数据推演生成的，从技术上保障了公益数据的真实性。 　　精准高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说，以往个人发布的求助信息要么零散、传播效果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募集到位，要么面临超额捐赠不好处理、支取使用方式不透明等风险。而通过公募基金会进行募捐往往需要一定周期，对于“救急”需求难以第一时间满足。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公众参与，随时随地。在我国，企业一直是公益捐赠的主力军，全国捐赠资源的70%左右来自企业，个人捐赠只占约20%，而在美国，超过7成的捐赠来自个人。传统公益受限于地域、规模和效率问题，很难成为真正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也消耗了社会参与者的热心。互联网+公益将有望激发个人捐助的潜力。 　　畅想：互联网+公益的无限可能 　　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专家曹惺璧认为，互联网慈善的未来可能会朝着以下三个方向演进：通过结合社交网络等平台，增强公益资讯的传播能力，同时也为公益组织提供筹募渠道与方式。互联网慈善通过提供公益项目网站及运营工具，例如云计算能力，可帮助公益组织降低信息化成本，推进公益组织业务信息的透明化和及时化。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形式，及时有效获取公益项目执行进度，从而加强对公益事业的信任，有效改善中国社会的公益环境。 　　新浪微公益总监杨光说，互联网+公益，不仅提高了公益慈善的效率，也在促使公民转变公益理念，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模式。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资深专员傅昊说，电商公益将整合更多资源，让网友在“买买买”中发掘爱心的正能量和公益的趣味性，而商家将获得美誉度。线上公益也会与线下场景结合，形式更加丰富。 　　长腿叔叔留守儿童计划发起人姜贤正说，新技术会给公益带来不一样的变化。未来，甚至是人工智能都可以与公益碰撞出火花，一切皆有可能。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新华公益打造的“互联网+公益”系列访谈第四期开录，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孟昭莉就“互联网+公益”话题与网友交流。     许多年来，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亟待远方的援手，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找不到好项目，普通民众拿着钱不知道该捐给谁，但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机构，同时也面临着传播难、筹款难等问题。     社会的痛点也正是公益行业的起点，从2015年开始，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为公益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经过多年探索，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也将主要路径和目标都聚焦在通过互联网力量推动传统公益行业发展上。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企业＋公益”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如腾讯公益搭建了网络捐款平台，倡导发起99公益日。据腾讯公益平台历年用户捐赠数据显示，从2007到2014年7年的时间中，捐赠的总额2.5亿，2015年到现在不足两年时间捐赠金额超15个亿，这是前7年总和的6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指尖公益”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拥抱互联网，借助网络捐款平台使得筹款更加便捷、公开。     移动互联网强连接、低成本、长尾化的特性让公益行业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现象。“互联网+公益”正在为公益行业建立着一个各方共生的生态系统，让公益向着更加良性、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为传统公益行业赋能，同时也为“企业＋公益”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主持人：作为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为中国公益事业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增强了公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您认为“互联网企业+公益”是否会成为公益组织拥抱互联网的一种新形势呢？     孟昭莉：我认为不只是“企业+公益”，推动“互联网+公益”的浪潮，首先是技术让人人都有了随手做公益的能力，技术底子是互联网产品，产品底色是公益。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指尖上的公益”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拥抱互联网，随之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筹款更加便捷，公益组织的运作也会变得更加高效、透明，公益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正如腾讯公益平台历年数据，互联网生态演化非常迅速，我们也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前沿技术推动社会进步，“互联网+公益”还有更多、更美好的想象空间值得我们期待。     主持人：互联网的发展，让公益组织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更便捷、广泛地被公众所熟知。我们是如何推动互联网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的？     孟昭莉：一方面，用透明构建信任，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激发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养成“指尖公益”的行为习惯。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指尖公益”，意味着通过社交网络、朋友圈将朋友与圈子连接，可以将公益的影响力成倍放大。另一方面， 腾讯公益更多是做“连接器”，倾力支持合作伙伴，赋能于公益机构。     同时，在上百家企业、公益机构、明星名人的共同跨界发力下，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渠道，“互联网+公益”的大生态也爆发出了空前的力量。互联网+公益，正在为公益行业建立着一个各方共生的生态系统。爱心网友可以轻松快乐的参与公益，公益组织可以自主的成长，企业伙伴为公益形成跨界合力。     除了99公益日，腾讯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人员培训等多维度，助推行业提升新媒体传播能力和筹款能力，鼓励核心的公募机构开放自身的公募权，通过合作的模式帮助更多草根机构成长，让整个行业协同共赢。     主持人：近年来，公众捐赠日趋理性化，选择资助时会充分考虑慈善组织信息是否透明、善款是否落实到位、项目实施是否具有成效等等。面对公众的期许，公益组织如何通过移动互联网，更好地提升信任度、践行社会责任？     孟昭莉：平台上线9年来，我们发现，公益项目越透明，用户就会越支持。公益组织都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过互联网发布项目相关情况，更好的连接公众。     腾讯公益更鼓励另一种透明化方式：由公益组织邀请公众作为志愿者、项目执行员前往项目地亲身探访，并通过公益平台和社交平台把所见所闻实时反馈出去。每一个热爱公益的公众，都有机会受到公益机构邀请，亲眼见证屏幕背后的公益项目实际，树立对公益的信任度。     为进一步推动公益行业的透明化制度建设，腾讯公益将引入大数据技术，鼓励公益机构通过平台主动公开披露相关信息，也让公益机构的披露更有价值。     主持人：我们看到，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的特性，可在短时间内汇集大众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群，此外，您觉得互联网为传统公益事业又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发展意义？     孟昭莉：各级慈善组织的定位和职能正在逐步发生着变化。移动互联网强连接、低成本、长尾化的特性让公益行业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现象。不管多大规模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打造出自己独特的能力，大家各司其职正在让公益向着更加良性、更加专业的方向上发展。     例如大型公募基金会除了关注自己的项目外，也开始乐于为小型组织甚至是个人提供服务，从2015年的腾讯捐款平台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型公募基金会为自己发起的项目筹资达到53%，服务于其他公益组织和个人所带来的筹款达到了47%。受限于人力和影响力，之前较小体量的公益组织筹资和发展都相对困难，通过移动互联网的连接和公募机构的服务+自身项目的有效运行，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     同时，互联网新生态自身具备净化和进化的功能，一个公益项目要想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和认可，很大程度取决于项目是否有完备的理念、高效的项目执行、透明的反馈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受到公众认可、获得公众信任的项目，就会慢慢被淘汰。     主持人：在您看来，“互联网+公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孟昭莉：正如小马哥在今年99公益面向腾讯公司全员发布的内部邮件所提到的，“99公益日”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短短几天的捐款数额，它的影响力也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指尖公益”融入到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中去。

向社会公开道歉、全部“打赏资金”原路退回……一场源自感动、千万人参与的网络捐助，在舆论关注之下，仍未平息。但深圳“罗尔事件”之后，又有人开始自发捐赠。当前网络捐助正在加速兴起，此类纷争日益增多，“罗尔事件”折射的现象和引发的思考，不应被放过。　 罗尔接受媒体采访 网络募捐性质如何认定？ 在深圳罗尔网络捐赠事件中，仅依靠个人和一家没有慈善资质的公司发布的两篇微信文章，就在几天内募集到200多万元捐赠款。这让人见识到国内网络捐助的蓬勃力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个人捐赠达到169.30亿元，其中，个人小额捐赠（单笔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的总额从2014年的58.6亿元上升到75亿元。而国内主要网络捐赠平台共筹款9.66亿元，较2014年增长127.29％。 然而，快速增长的网络慈善却常常“遇人不淑”。去年6、7月间，4岁南京重病女孩柯某获648万余元捐款，但其父母却被质疑滥用捐款，有数十名网友以涉嫌“诈捐”的名义报案，要求返还善款。 公众号、朋友圈等社交圈中，时常会遇到各类求助信息，有的是患病求医疗费、有的是贫困求学费……感动之下，动手转发或解囊相助的很多，但当事人如此募捐是否合法？信息发布方是否需要具有相关资质？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个人进行公开慈善募捐，应当与慈善组织合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个人和不具有慈善资质的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具体个人的求助信息属于“个人求助”，而非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法律并不禁止个人求助。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则认为，个人求助是在有限空间内进行的私人行为，但是通过互联网公众号转发就带有了公共性，而“罗尔事件”中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慈善组织，本身没有公开募捐资格，该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要由执法部门根据事实来认定。 信息披露怎样避免“鱼目混珠”？ “罗尔事件”之所以遭遇舆论围剿，是由于部分重要信息未向公众披露。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最怕信息失实失真。记者梳理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多个网络募捐热点事件发现，舆论都在聚焦信息的真实性。 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罗尔事件”中，罗尔只提及女儿的遭遇、妻子长期没有工作、父亲得重病等信息内容，而未披露其家庭有房有车，以及白血病女儿的治疗费用情况。 无中生有说假话。去年8月，广西防城港市一女子利用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谎称家人遇难，不仅骗取了数千网民同情，还诈骗近10万元捐款。 部分真实但“借鸡生蛋”。去年10月，安徽利辛女子李某自称下班路上为救女童而被恶犬咬成重伤，收到数十万善款。后经调查，李娟其实是在男友的狗场被咬伤的。从“见义勇为”到“骗捐善款”，舆论哗然。 家有难事向社会求助无可非议，但前提是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胜柱说，“罗尔事件”表面上看是信息不对称、沟通不畅通等问题，实则暴露了现有募捐体系缺乏必要的信息证实机制，仍待规范。 艾瑞咨询分析师李超认为，网络募捐突破了传统募捐的时空限制，传播快、影响大、互动强、效率高，可及时有效地为受助者排忧解难。但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募捐信息真假难辨，这就需要提供空间服务的网络平台具有较高的甄别募捐信息真伪的能力，在信息发布前进行核实验证，让受捐者尽量披露更多的个人真实信息资料，并及时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 吕胜柱表示，根据国家网信办2015年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平台要对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如果网络平台出现诈骗、诽谤等事故，平台如未能提供溯源用户的实名信息，要承担相应责任。随着网络募捐的普及与社会慈善需求的扩大，募捐平台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对于网络募捐平台的管理，宜从事前逐步发展到事中事后监管，比如对于网络募捐的信息公开与操作规范制定硬性要求，对接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监管如何平息“花错钱”焦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仅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网络募捐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 今年慈善法实行后，民政部通过了首批13家慈善互联网募捐平台。在不少法律界专家看来，13家“正规军”之外，不少带有慈善筹款性质的网络互助平台，以及利用微信朋友圈、网络论坛等形式发起的“个人求助”行为等，均面临资金监管公信力缺乏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类似案例共同点是“个人求助”者发布信息后，常利用个人账户接收善款，在缺乏第三方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即使求助的情况如病情属实，也可能面临质疑。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络互助平台也面临这样的尴尬：资金善款流向缺乏公信力的第三方监管。在当前行业仍缺乏监管细则的情况下，不少网络互助平台的资金监管常受到网友质疑。保监会于11月发布消息称，网络互助平台不具备保险经营资质及相应风险控制能力，其资金风险、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难以管控，容易诱发金融风险。 蚂蚁互助创始人廖晓平说，网络互助平台多处于经营灰色地带和监管真空地带，希望监管部门推进设定行业行为准则，制定相关监管规则，对潜在风险进行管控。 “网络募捐是个新生事物，希望这次事件成为相关制度完善和成长的契机，更好监督和管理网络募捐资金的使用。”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兰金说。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辫子。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发现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为农村留守儿童。湖南攸县，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3年里猥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比较多，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外界知道。” 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2004年开始研究中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说。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呼吁,今天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发展”的视角。 “重男轻女”观念下的隐形伤害 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26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小时候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她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妈妈跟邻居打麻将时突然说了一句，“养女儿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给别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读书，唯独把她留在镇上的学校。 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几个男孩。男孩的鞋带开了，祖父母会帮他们系好，但没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面条，她只能喝白粥。她还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调研，共调查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调查显示，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别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独的留守女童为42.7%，不仅高出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副研究员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家务，分担劳动负担。这给留守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在安徽调研时，她发现一个现象，公立学校女童多，而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男童多。她猜测，这是重男轻女的体现。 “重男轻女，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叶敬忠对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么严重。”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地区调研过，从中明显看到，这些人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一个家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7岁开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板凳上踮着脚炒菜。早起煮饭喂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没有时间写作业。作为一个女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青春期孤独与成长的缺失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回顾留守生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25岁的汪姗承认，别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特质。受留守生活影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6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她今年25岁，已婚。父母仍在广东，打工。 在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南凤凰县山江镇，小学教师隆茂昌听到高年级女生诉苦：“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学，个别低年级住宿生还会尿床，班主任有时要帮忙洗被褥。家长寄回的生活费，老师要帮着去邮局领取并代为保管、记账，因此很多老师随身备着账本。 在镇上多年从事留守儿童公益工作的中学教师吴建辉，也听到学生向父母赌气地说：“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 2016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发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月经初潮体验，得到了一些让人“恐惧、无助、无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年级，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另一位女孩则回忆，第一次来月经时，恰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但我没有卫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在情感支撑方面，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影响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10.8个百分点。 匮乏的常识教育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联合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对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有穿内裤，就被40多岁的男邻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孙雪梅愤怒的是，几年前，湖南祁阳县一名12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她发现，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对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下课后，孩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女童保护”志愿者也常常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特点。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直接影响。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会。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此前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务和侧重服务”，这次明确表述为“关爱保护”。在文件起草和调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2016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携手抗艾，重在预防”。中华红丝带基金在世界艾滋病日期间与多方合作举办“防艾公益宣传城市挑战赛”、“爱与生命”2016世界艾滋病日慈善音乐晚宴、“青春以爱抗艾 • 音乐点亮人生”大型公益演出，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上还录制了《我是大医生》艾滋病日特别节目。     《我是大医生》让公众全方位的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预防、治疗     2016年11月14日，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中华红丝带基金作为活动的支持单位邀请基金理事会员出席。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康辉、春妮发布了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海报，介绍了《我为防艾出份力》主题宣传网络征集活动。北京电视台结合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录制《我是大医生》特别节目，节目将在12月1日北京台播出。活动录制借助舞台道具与影像技术，通过实证实验、大屏动画等多种表现方式，尚红、吴尊友、赵红心、孙丽君四位艾滋病防治专家一一登台，清晰而直观地展示了艾滋病毒对人体的危害、传播途径，以及相关的预防、检测、治疗等知识；接诊过数千位艾滋病人并帮助一位位阳性妈妈产下健康宝宝的孙丽君大夫，在现场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活动中，彭丽媛大使和现场的嘉宾、大学生一起举起防艾宣传牌，倡导全社会行动起来，为防艾贡献力量。     “防艾公益宣传城市挑战赛”五省大学志愿者掀起防艾高潮     今年前9个月，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的达到1.2亿人次，新诊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9.6万余人，94.2%是经性途径传播。从性别和年龄来看，男性感染者明显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为3.7：1；新诊断的感染者以性活跃期青壮年为主。20—29岁是感染人数最多的年龄段，占比达到24.5％。     11月26日由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华红丝带基金、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共同主办的“防艾公益宣传城市挑战赛”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个城市同步拉开帷幕。 在为时8个小时的挑战活动中，五个参赛城市将分别组队完成零艾宣言签名征集、防艾志愿者招募、安全套义卖等挑战任务。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量领先的城市团队，将获得由活动支持单位杜蕾斯提供的防艾公益奖金。     当日，五个城市共有100多个组织和机构的近2000人参与现场宣传活动，共征集签名47000个，招募志愿者27000名，征集照片7000张，活动网站访问量达400多万人次。挑战赛中，完成任务量领先的成都市和其他完成挑战任务的城市将获得由杜蕾斯提供的防艾公益奖金。本次活动安全套义卖所得共计48569.4元，全部捐赠至中华红丝带基金用于防艾公益事业。     “爱与生命”2016世界艾滋病日慈善音乐晚宴，一场全部由义工组织的晚宴     12月1日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华红丝带基金，上海慈善基金会关爱艾滋病专项基金（上海关艾），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中心，共同举办“爱与生命‘2016中华大爱’迎世艾慈善晚宴”并同时启动慈善艺术大展。     慈善晚宴汇聚了社会各界的爱心、慈善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张元龙对到场来宾和义工表示感谢，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红丝带基金执行理事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会上介绍了红丝带基金各项工作，目前中华红丝带基金在防艾事业的投入达1.36亿元，未来也希望能够集结更多力量参与到防艾活动中来。活动上还展示了各个艺术家的捐赠作品，除了来自书画艺术家的捐赠，香港各界妇女协会名誉会长、紫砂皇后赵小蝶女士也为中华红丝带基金捐赠了5把紫砂壶，这些捐赠的艺术品将在未来进行拍卖，所得款项将捐赠与中华红丝带基金的防艾公益项目。活动上爱心企业代表和义工表演歌曲，张元龙和许荣茂为优秀义工发放证书，值得注意的是，晚宴的每一个环节从立项、劝募、执行全部由来自各领域的义工完成。     “青春以爱抗艾 • 音乐点亮人生”大型公益演出，用音乐温暖艾滋病日     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青春以爱抗艾 • 音乐点亮人生”大型公益演出活动于2016年12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和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办，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红丝带基金、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承办。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2000余人将参加此次主题音乐会活动。     2015年，在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调查中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婚前同居行为。大学生们虽然在观念、心理和行为上趋于开放，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堪忧。在我国艾滋病感染低龄化、艾滋病感染进校园成为新趋势的情况下，加大大学生防范教育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     本次公益演出活动以期用音乐的形式服务于艾滋病防治教育这一国际公益事业，用音乐唤起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爱，用音乐唤起社会各界对青少年防艾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机构、爱心人士参与到防艾工作中，真正做到“携手抗艾”！ 来源：新华网

     公益中国讯 2016年11月26日，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助理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主任王昱、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瘢痕医学分会会长章一新教授为首的十位著名医疗专家以及9958爱心大使央视主播长啸老师、南阳市妇联主席等出席了“乡村疤痕儿童筛查义诊救助活动”启动仪式。活动旨在通过这次疤痕儿童义诊筛查活动，唤起大众对于烧烫伤预防和身心康复的关注，让孩子远离烧烫伤，让身边的伤者得到爱护、帮助和尊重。          此次义诊筛查是中国首次的大型乡村疤痕儿童义诊筛查活动，给饱受疤痕的儿童们带来了福音。如今疤痕儿童人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具体资料显示全国每年至少超14万儿童被烧伤烫伤。以磕伤、烧烫伤、电击伤等意外伤害导致不同程度的疤痕，因为家长对疤痕常识欠缺同时高额的修复费用也让家庭望而却步，成为孩子一生惨痛的烙印。          此次义诊筛查的疤痕修复专家皆是来自全国大型公立医院相关烧烫伤治疗和疤痕治疗的著名专家教授，十位国内资深的专家资源作为最前沿技术的引领者为广大疤痕儿童提供免费义诊。活动筛选了以南阳市区域为中心的周边5个贫困县的疤痕儿童，据统计报名的烧烫伤儿童共计800余名，初筛510名儿童，此次义诊服务了共计460名疤痕儿童。义诊结束后专家将整场义诊结果进行了精细分化，9958救助中心将对义诊儿童资料进行梳理和家庭核实，将为符合救助标准疤痕儿童提供免费祛疤服务。          中国儿童死亡原因26.1%为意外伤害，意外伤害成为了我国14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而烧烫伤更是意外伤害中的重中之重。烧烫伤本可以预防，而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有效。此次南阳的义诊中，因烧烫伤导致的疤痕儿童占绝大部分。仅以此提醒大家关注儿童生命安全，远离烧烫伤，用实际行动去诠释对烧烫伤儿童的关爱。 义诊进行中 来源：公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