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社会捐赠总量稳步增长，慈善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但是，目前慈善资源在行业内的分布还不均匀，许多具有服务专长但规模较小、知名度较低的慈善组织在获取善款方面遇到明显困难，一些知名度高、募款能力强、资金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仍旧沿袭募用一体的运营模式，个别慈善组织还出现了公益事业支出未达标的问题，降低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改善这些问题，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10月15日，民政部下发《关于鼓励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 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着力推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让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间的合理分工、有效协作惠及更多需要帮扶的城乡居民。 款物募用分离的重要意义 《意见》明确，慈善款物募用分离是指在款物募集方面有优势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资助型组织”)负责慈善资源的募集和管理，并以一定方式分配给有服务专长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服务型组织”)运作项目、开展活动，通过筹募与使用的适度分离和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提升慈善款物使用效率的一种做法。 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有利于优化慈善资源配置，缓解基层慈善组织、小微慈善组织等面临的资金难题;有利于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各自优势，形成合力，为帮扶对象提供更加专业、周到的服务;有利于在慈善组织之间形成良性上下游关系，优化行业布局，促进慈善事业改革和发展。 四种方式实施募用分离 《意见》提出了推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的基本原则以及实施募用分离的四种方式。 基本原则方面，首先，要突出分工协作，资助型组织侧重于募集款物，服务型组织侧重于开展服务，二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慈善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第二，要确保公正透明，资助型组织应通过公平、合规的方式，将所募集款物交由服务型组织用于实施慈善项目，并全程公开资源募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杜绝优亲厚友、暗箱操作。第三，强化规范管理，民政部门要完善规章制度，引导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实施募用分离，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款物用于慈善目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实施方式方面，《意见》鼓励资助型组织和服务型组织通过四种方式实施募用分离： 协议委托。资助型组织根据工作计划，通过协议方式，将某一慈善项目或活动委托给服务型组织执行，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采取协议委托方式时，资助型组织要定期跟踪和督查指导服务型组织实施项目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对项目实施效果开展评估。服务型组织要严格按照资助型组织的要求实施项目，及时报告项目开展状况。 公益招投标。资助型组织根据工作计划，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就某一慈善项目或活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服务型组织作为执行方，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开展公益招投标工作时，资助型组织要通过招标公告明确时间进度、技术要求、合同条款、投标人资格和服务质量要求等内容，并组建评标委员会，对投标者进行综合评审，从中择优选定项目的中标人。服务型组织要按照招投标工作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展开公平竞争。 联合劝募。公募基金会、慈善会等资助型组织通过吸纳服务型组织成为会员、依法为服务型组织设立专项基金或共同发起公开募捐等方式，帮助服务型组织募款。在联合开展公开募捐时，双方要建立特别说明制度，向社会公众说明募款主体、募款目的、款物分配方式和使用方式、拟提取的行政支出比例等核心信息。如采取网络募捐方式，还要主动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等提供法人登记证书等证明公募资格的文件。 公益创投。资助型组织根据自身宗旨，通过创投的方式，拿出一定资金对服务型组织特别是初创阶段的服务型组织进行支持，帮助其实施自有慈善项目并加快成长，更好发挥社会作用。开展公益创投时，资助型组织要注重通过查验组织愿景、项目计划书、管理团队等情况，发掘和筛选具有发展潜力的服务型组织，并协商确定资金使用条款和关键绩效指标。资助型组织在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可配套相应的业务咨询、专业培训、资源链接等能力建设服务。 以表彰促款物募用分离 《意见》还明确了各级民政部门对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的支持和监管措施。 一是加强跟踪指导。适时总结和推广慈善组织成功实施募用分离的经验。制订和颁布专用于募用分离的合作协议示范文本，以及慈善组织实施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标准化流程指引。民政部和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分别确定一个试点，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二是健全表彰激励政策。在开展慈善奖、先进社会组织等评选表彰活动时，将实施募用分离情况列为评审内容，逐步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引入对募用分离效果的评价。探索将实施募用分离情况作为慈善组织接受政府购买服务、享受相关优惠的参考条件。 三是支持组建联合型组织。鼓励慈善组织在自愿基础上，以地域范围或服务领域为基础建立联合型组织，发挥联合会员、整合资源和协调行动等作用。支持联合型组织根据会员结构特点对相关慈善活动进行通盘筹划，精心设计筹款项目，组织和协助会员开展联合劝募活动，并指导将所募款物按约定分配给会员使用。 四是积极引进外部力量。引导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智库从事慈善服务规划设计、筹款技术方法、慈善项目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为实施募用分离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定期开展对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培训，引导和帮助其树立行业分工协作理念，掌握募用分离技术和方法。 五是监督做好信息公开。监督慈善组织履行好相关信息公开义务，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与募用分离相关的工作信息，特别是资源募集和分配、项目运行情况等。 六是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完善公众举报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确保募用分离工作目的和效果的公益性，防止出现附加利益回报条件等行为，严禁慈善组织之间利用募用分离开展有损公共利益的交易。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雪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家族财富急剧增长，荣登各种富豪榜的人也多了起来。因此，把中国和美国富豪进行公益慈善比较的事时有发生。网上有个说法就是中国富豪做公益慈善的投入仅为美国富豪的1/50、中国人均公益慈善捐款是美国人均的1/5500，听来很为中国富豪、中国人汗颜。尤其是有些富豪挥金如土、极尽奢华，为什么就不能做成家族基金会，为社会做些公益慈善的事呢? 新中国建立后，在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里，一切靠政府，贫富差距很小，慈善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市场，慈善的概念早已被人们淡忘;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全社会一直处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状态，公益慈善还没提上日程，社会责任还是个生名词;再之后的二十几年，经济社会发展向统筹和科学发展递进，公益慈善也应时而起，法律制度逐步出台，公益慈善组织迅速发展，人们的公益慈善认识也同时得到发展。而这一认识发展过程将是漫长的、逐步的。 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豪也多了起来。但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还有几个数据也十分重要。一是人均财富数据，二是农民比例数据，三是社会保障数据，四是公共设施数据。中国的富豪在现实情况下，要在买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考虑上下几辈人、延续数十年的安全生存和发展，有的甚至要考虑整个家族，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没有足够的自我保障能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实现提高生存质量、家族延续，因为富豪是不会再把贫穷当成奋斗目标的，这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还要考虑经营的高风险、高成本，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社会的承负力、消化力，家族的发展力、持续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会斟酌发展家族事业和投身公益慈善的选择，以不致使自己的企业滑坡乃至影响家族、员工生存，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更做不到裸捐。富豪保证自身的正常健康发展是社会发展、公益慈善发展的必要条件。至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改革等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富一代”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机遇、靠艰辛而取得成功，在大浪淘沙中成长，有成功的喜悦，更有世道维艰的感慨，少有升华到除享受物质财富之外更高一层次情操养成。能做到遵纪守法，但不一定能做到道德高尚，慈善情怀，也会淡视社会责任;而“富二代”们在体验物质享受同时，也没能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和社会中，更多地体会到道德与责任，有的可能恰恰相反，物欲横流。“富一代”和“富二代”情操的升华、责任的跨越，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人们对于财富，对于自身来讲，除却生存需要、发展需要，还会有享乐需要、虚荣需要;对社会来讲，有他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弱势人群的需要等。但最为矛盾的是自身消费的奢侈和社会需要的短缺。其实，财富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企业生存与发展、家族生存与发展之余，最终都得归于社会，只是回归的时间不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境界不同而已。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就是自身责任就是家族责任，是一体的。行有余力做公益慈善，传承财富与慈善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崔子研

民政部关于鼓励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5〕1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部管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为加强慈善组织之间分工协作，提升慈善资源使用效率，推动慈善事业改革和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1号)有关要求，现就鼓励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积极作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社会捐赠总量稳步增长，慈善组织数量不断增加，行业布局初步形成，在帮扶困难群众、服务社会公众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慈善资源在行业内的分布还不均匀，许多具有服务专长但规模较小、知名度较低的慈善组织在获取善款方面遇到明显困难，一些知名度高、募款能力强、资金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仍旧沿袭募用一体的运营模式，未能主动发挥支持、辐射、带动等龙头作用，个别慈善组织还出现了公益事业支出未达标的问题，降低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慈善款物募用分离是指在款物募集方面有优势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资助型组织）负责慈善资源的募集和管理，并以一定方式分配给有服务专长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服务型组织）运作项目、开展活动，通过筹募与使用的适度分离和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提升慈善款物使用效率的一种做法。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有利于优化慈善资源配置，缓解基层慈善组织、小微慈善组织等面临的资金难题；有利于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各自优势，形成合力，为帮扶对象提供更加专业、周到的服务；有利于在慈善组织之间形成良性上下游关系，优化行业布局，促进慈善事业改革和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支持措施，加强监督管理，着力推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让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之间的合理分工、有效协作惠及更多需要帮扶的城乡居民，推动慈善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正确把握推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的基本原则     （一）突出分工协作。资助型组织侧重于募集款物，服务型组织侧重于开展服务，二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慈善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二）确保公正透明。资助型组织应通过公平、合规的方式，将所募集款物交由服务型组织用于实施慈善项目，并全程公开资源募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杜绝优亲厚友、暗箱操作。     （三）强化规范管理。民政部门应完善规章制度，引导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实施募用分离，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款物用于慈善目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灵活选择实施募用分离的不同方式     鼓励资助型组织和服务型组织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募用分离：     （一）协议委托。资助型组织根据工作计划，通过协议方式，将某一慈善项目或活动委托给服务型组织执行，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采取协议委托方式时，资助型组织要定期跟踪和督查指导服务型组织实施项目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对项目实施效果开展评估。服务型组织要严格按照资助型组织的要求实施项目，及时报告项目开展状况。     （二）公益招投标。资助型组织根据工作计划，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就某一慈善项目或活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服务型组织作为执行方，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开展公益招投标工作时，资助型组织要通过招标公告明确时间进度、技术要求、合同条款、投标人资格和服务质量要求等内容，并可邀请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慈善行业资深工作者等共同组建评标委员会，对投标者进行综合评审，从中择优选定项目的中标人。服务型组织要按照招投标工作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展开公平竞争。     （三）联合劝募。公募基金会、慈善会等资助型组织通过吸纳服务型组织成为会员、依法为服务型组织设立专项基金或共同发起公开募捐等方式，帮助服务型组织募款。在联合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时，双方要建立特别说明制度，向社会公众说明募款主体、募款目的、款物分配方式和使用方式、拟提取的行政支出比例等核心信息。如采取网络募捐方式，还要主动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等提供法人登记证书等证明公募资格的文件。     （四）公益创投。资助型组织根据自身宗旨，通过创投的方式，拿出一定资金对服务型组织特别是初创阶段的服务型组织进行支持，帮助其实施自有慈善项目并加快成长，更好发挥社会作用。开展公益创投时，资助型组织要注重通过查验组织愿景、项目计划书、管理团队等情况，发掘和筛选具有发展潜力的服务型组织，并协商确定资金使用条款和关键绩效指标。资助型组织在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可配套相应的业务咨询、专业培训、资源链接等能力建设服务。服务型组织要重视对自有慈善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宣传推广，并积极向资助型组织推介。     四、加强对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的支持和监管 各级民政部门要通过下列措施大力支持慈善组织实施募用分离，并有效加强相应的监督管理：     （一）加强跟踪指导。加强对慈善组织实施募用分离活动的跟踪指导，强化专业性，及时帮助解决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适时总结和推广慈善组织成功实施募用分离的经验。制订和颁布专用于募用分离的合作协议示范文本，以及慈善组织实施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标准化流程指引。民政部和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分别确定一个试点，加强指导，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二）健全表彰激励政策。在开展慈善奖、先进社会组织等评选表彰活动时，将实施募用分离情况列为评审内容，对积极主动实施募用分离且资金多、反响好、可持续的资助型组织，以及承接服务工作扎实、绩效突出的服务型组织给予表彰，并大力宣传。逐步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引入对募用分离效果的评价，发挥导向作用。探索将实施募用分离情况作为慈善组织接受政府购买服务、享受相关优惠的参考条件。     （三）支持组建联合型组织。鼓励慈善组织在自愿基础上，以地域范围或服务领域为基础建立联合型组织，发挥联合会员、整合资源和协调行动等作用。支持联合型组织根据会员结构特点对相关慈善活动进行通盘筹划，精心设计筹款项目，组织和协助会员开展联合劝募活动，并指导将所募款物按约定分配给会员使用。依托联合型组织开展行业自律，促进慈善事业公开透明。     （四）积极引进外部力量。引导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智库从事慈善服务规划设计、筹款技术方法、慈善项目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为实施募用分离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定期开展对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培训，引导和帮助其树立行业分工协协作理念，掌握募用分离技术和方法。     （五）监督做好信息公开。监督慈善组织履行好相关信息公开义务，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等媒体，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与募用分离相关的工作信息，特别是资源募集和分配、项目运行情况等。信息公开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不能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募用分离工作目的和效果的公益性，防止出现附加利益回报条件等行为，严禁慈善组织之间利用募用分离开展有损公共利益的交易。完善公众举报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保障募用分离工作在阳光下健康有序开展。 民政部 2015年10月14日 本文编辑 原晓晓 何立军 来源：中国民政

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过的国家和地区 9月19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国际化专题研讨会召开，公益组织为什么国际化、怎样国际化、困难有多少，这些问题都在讨论话题之中。 目前,在对外公益慈善方面,我国民间组织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掘。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行最介绍,原因包括政府援外资金未采购民间组织的服务、国内尚未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民间组织自身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局限等多个方面。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走出去’，学习其他国家慈善的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还需要‘请进来’，请国外的朋友来给我们带来好的经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张伟杰则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可能会为中国公益慈善公益国际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种可行的模式。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 张伟杰 “一带一路”来了 公益慈善如何搭车 2013年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3月份又发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转换为实际行动。 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五通，分别是政府沟通、民心相通、信息连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怎么促进民心相通?大项目建设周期很长，要让沿线国民众直接享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益处，开展社会公益项目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我们中国和沿线国的民众之间相互了解、增加彼此信任的渠道。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社会公益要走一个国际化的道路，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和企业还有民间组织、公众之间如何互动。像公益资金的税收减免和进关费用问题，都需要与沿线国的政府进行官方层面的协商，同时还要就一些法律法规对接问题作出安排。企业是项目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其中一部分社会责任是否可以转让给民间组织来承担完成，二者如何进行衔接，也需要考虑。还有如何让我们的公众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的国际化的问题。 国际化的“中国标准”，我们讲中国社会公益慈善的国际化不是说去中国化，恰恰相反，社会公益国际化一个重要基础，是要把我们的国情作为公益国际化化的一个起点。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的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说我们的文化，讲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一个能力问题，讲大国是我们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这三者之间相互适应。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 国际参与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共商共建共享，结合“一带一路”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也是开放型的合作。在公益项目的设计、规划运营方面，不仅需要对象国的积极参与，也要请当地的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同时面向第三方，开展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增强公益项目的国际色彩。 讲好中国公益传播的故事，以前我们也曾经在海外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但是不太善于对外讲好我们公益活动的故事，一般是只做不说或者是多做少说。对于这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传播的便利条件，多宣传、多讲。因为这种社会公益活动一般只面向特定民众，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如何通过对外讲好我们的故事，扩大我们公益慈善的社会效果，形成公益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可能会为中国公益慈善公益国际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种可行的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王行最 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 困难有三 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对外援助也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主导，1945—1979年，这个阶段所有的对外援助都是政府对政府，后来发现这种效率比较低，并且受助范围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 所以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调整了对外援助战略，逐步过渡到政府对政府加上民间对民间的过程，70年代政府援助通过民间组织执行的只有0.2%，1994年的时候上升到15%。 从1995年开始，新的理念要求海外发展援助应帮助受援国建立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负责任的政府和健康的民间组织，三者协调发展的模式。 经典的案例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回归了缅甸。美国的民间组织在2008年纳吉斯台风之后进入缅甸，通过开展卫生、教育和生计等项目，对缅甸民生现状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出适合缅甸民生需求的项目。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收集汇总所有民间组织的项目，提交到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后，由财政拨款给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USAID委托民间组织来执行。而这些民间组织执行项目汇总统计在一起，成为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访缅时对外宣称的1.7亿美元援缅项目。 中国对外援助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对于当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来说，在对外援助里上还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在过去的援助模式里面，更多是政府对政府，民间组织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掘。 根据新加坡世界未来基金会秘书长陆波等做的调研，目前有国际业务的社会组织仅37家，占总数的0.92%。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援外的资金没有对外开放，未采购民间组织的服务，所以资金的来源受到了局限;第二，国内尚未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利于公益组织走出去;第三个是民间组织自身国际化的能力也存在局限。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 走出去，请进来，再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慈善的模式和经验。“请进来”，我们要请很多国外的朋友来给我们带来好的经验。这一次的慈展会来的外国机构代表和外国嘉宾在八九十人的规模，说明本次慈展会非常开放。 我大概二十年以前就开始走出去，看国外的这些公益慈善机构，特别是美国。美国有五个模式我觉得都可以搬过来，而且已经在搬了。 第一个模式搬成功了，基金会中心网，照搬美国基金会中心的模式，而且还有创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基金会的透明指数，为中国的4千多家基金会进行排名。公众根据透明度可以进行选择，谁的透明度高就支持谁。 第二个模式搬了十几二十年没有搬成的，就是美国的联合劝募、联合之路，这种模式实际上对社区公益的发展、对于企业和志愿者参与社区公益非常好。但可惜美国的联合协会没有和中方合作。但这些模式已经有一些基金在用，比如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第三是美国的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非常有活力，也是非常适合在中国落地。 第四是我一直在推动引进，美国的共同基金，70年代为慈善机构打理资产来支持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国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中国的慈善资产光基金会就1100亿，慈善会也有1000多亿，这2000多亿的慈善资产大部分存银行，没有去投资理财，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需要一个平台帮助他们打理。 第五是美国的公益慈善的市场化、专业化分工做得非常好，有大量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财务、咨询、法律、筹款、战略规划、传播、公共关系、培训等服务。 我觉得这五个模式都要搬过来，最新的还有美国和英国兴起的社会投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这些模式对中国现在的公益慈善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也在紧追。三个月以前“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在深圳召开，这在中国也开始热起来了。 “走出去”，就是中国的慈善机构也需要走出去帮助别人。但我们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公众不理解，说中国还很穷，还很多人需要帮助，干嘛要出去帮别人?我们需要走出去，慈善没有国界，这是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责任。中国又作为一个过去接受别人帮助的国家，现在我们有条件了，也应该这样做。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来源：公益时报

在第四届慈展会上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境内接收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042.26亿元，互联网捐赠由于具有方便便捷、互动性强等特点，得到了迅速发展。 2014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据统计，新浪微公益募集善款4797万元，腾讯公益平台筹款10043万元，阿里系公益平台(淘宝平台、支付宝平台)共募集2.8亿元。 其中，通过微博和微信等移动客户端捐赠人数占总人数的68%，捐赠金额占61%，手机捐赠已超过传统的电脑捐赠成为主流。 2014年，腾讯公益平台共接收506.7万笔捐赠，共募集捐赠款10043万元，同比增长99.0%。此类在线捐赠的捐赠者以青年为主。以新浪微公益为例，参与捐赠的网友中，95.7%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此外，2014年我国开启了公益众筹元年，据第三方数据显示，通过网络众筹成功的公益项目总计299个，公益众筹全年筹资额超过1272万元，逐步成为在线募捐的重要途径。 不过虽然增长迅速，但网络捐赠的总额在全部捐赠中所占比例仍然有待提高。 《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境内接收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042.26亿元，时隔4年捐赠量再破千亿元大关，占全年GDP的0.16%，比上年小幅增长5.3%，逼近2008年的捐赠峰值。 2014年，全国接收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778.95亿元，较2013年增加127.2亿元，同比增长19.7%。由于2014年灾害较上年减少，物资捐赠比例有所下降，全年物资捐赠折算价值约263.31亿元，比上年减少约22%。 考察这些捐赠的接收方，2014年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仍然是接收捐赠的主要对象，二者共接收捐赠693.03亿元，占捐赠总额的比重为66.5%，基金会接收捐赠约383.15亿元。各级政府机构接收捐赠238.4亿元，占捐赠总额的22.9%，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捐款为79.6亿元，占比7.64%。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26.43亿元，占比2.5%。 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共有基金会4117家，比上年增加568家，增幅达16.0%，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非公募基金会新增473家，占新成立基金会总数的83.3%，成为我国基金会增长的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基金会所接收的捐款有67.6%流向非公募基金会。相比于捐赠已有的组织或项目，部分个人大额捐赠者更倾向于先成立专门的基金会(或设立基金)，再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总体来讲，政府部门或带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或组织接收捐赠占到61.4%，而民间慈善组织接收社会捐赠的比重相对较小。 ■ 本报记者 王勇 来源 :公益时报

　每周三下午是35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例行出门诊的日子。 　　8月19日，周三。按照正常出诊时间，陶勇一般会看30个病人。这次，陶勇又加了40个号，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半，没吃晚饭的他才结束“半天”的出诊时间，打车回家。 　　对陶勇而言，这已经是一种常态。“医生这个行业可以选择，你可以累，也可以不累。但是每个行业想做好，都不容易。” 　　如今的陶勇，是患者眼中公认的“好脾气”医生。可是2002年陶勇刚进入医生这个行当时，如同所有入行的新人一样，最开始既被“不讲理”的患者气着了，也曾有过措辞不当“气到患者”的时候。 　　慢慢地，陶勇从浮躁走到安静，这是所有行业所有人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不少，很多问题不是医生能解决的。陶勇认为，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少抱怨，通过一些智慧和方法，减少医患交流的障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才是医生对解决医患矛盾的实际贡献。260万医护人员，如果身边都能营造正能量的环境，就可以带动很大的能量。” 　　陶勇的原则很简单：交流中，一定不要把患者看作对立面。“患者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把病看好。那医生就换位思考，尽量帮助患者实现这个心愿。” 　　最重要的，医生没有必要花主要精力在非医疗矛盾上。 　　在成长的过程中，陶勇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使用不同的小技巧。比如很多患者总是问一些相同的基础性问题，陶勇干脆开始写一些科普文章，请助手帮忙把打印好的科普文章送给提问的患者，或者加上患者的微信，直接发给患者。 　　陶勇也会利用新媒体手段。在好大夫在线网上，他通过网络回答患者的问题，彼此都节省了很多时间。 　　陶勇所从事的领域——葡萄膜炎是一种慢性病，总是复发。别的科室的患者可能越看越少，他的患者却像滚雪球一样，再加上患者之间的口口相传，陶勇的病人越来越多。 　　患者多了，排队时常有不愉快发生。陶勇发动老患者做志愿者，自动维护秩序，尽量让大家看病时心情都愉快一些。 　　“要让病人成为正能量的传播媒介。”这是陶勇的一个窍门。 　　陶勇出诊不仅仅局限在医院，他还去社区，也去深山老林。 　　陶勇曾经三次参加国家卫计委和香港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逾两千例。 　　一次，健康快车开到深山里，遇上了一位80多岁无儿无女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白内障病情非常严重，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当地医院不给老太太做手术，又没有人陪着她去大医院做手术。 　　做还是不做呢？陶勇一样面临着难题：万一出事，会惹麻烦；可是不冒这个险，自己心里又愧疚，不能帮老人家实现在有生之年重见光明的愿望。“这就如同路边见到别人跌倒却不扶起来一样。” 　　陶勇与老太太商量，老太太特别开明：小伙子，你能帮我恢复视力，比啥都重要，做坏了也不赖你。 　　老太太的一只眼睛恢复了视力。她高兴地纳了很多双鞋垫送给乡里乡亲。自己没有办法出山，她就托邻居把鞋垫带给陶勇，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封信。 　　这封信让陶勇动容：医生担心像我这样的病人会闹腾。我们不会埋怨大夫，即使做坏了，我也不会怪你。因为让你顶着风险去治了。 　　“很多时候，人都把对方想坏了，别人不见得都像你想的那么坏，即使帮坏了，也不一定埋怨你。”陶勇说。 　　一8岁的小女孩因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并发症而失明。“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的陶勇接下了这个患者。大年初一，他从家里赶到医院，开始第一次治疗。 　　小女孩家境不宽裕，父母都是普通职工，陶勇尽量照顾这个家庭，在治疗过程中，一些在他能力许可范围内的费用，能免则免。 　　半年过去了，小女孩痊愈了。感激的父母包上一个红包送给陶勇，陶勇没要：要你的钱我会愧疚。 　　小女孩参加了一个白血病儿童的画画比赛，最后得了5000元的奖金。陶勇组织他们与另外一位患者见面。那位患者是位男孩子，得了恶性肿瘤，家里很穷，父亲白天带着他看病，晚上去卖报纸。 　　小女孩的父母从奖金中拿出1000元，捐给了这位患肿瘤的男孩。 　　陶勇一直坚信：“人性中总是有善的一面存在。” 　　也有患者向陶勇要手机号，陶勇给了。“其实心里更踏实，麻烦事情更少。”他说，“你要相信，多数患者不会没啥事就给大夫打电话”。 　　河北一位农民的小孩患上了弓蛔虫病，父亲带着孩子跑了很多大医院，药也没少吃，可是一直没好。后来父亲听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能治，就带着孩子找到了这里。 　　治疗效果很好，孩子能上学了。父亲为了表达感谢，给陶勇送来一份特殊礼物——一个大枕套里包着很多带壳的花生，枕套的针脚缝得密密麻麻的。 　　对当地农民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花生。跟花生一起送来的是孩子写的一封信，在信里，孩子描述了自己看到黑板、蓝天和绿色植物的喜悦。 　　几乎每次出诊，陶勇都会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患者的心意。患者送的东西不值什么钱：蜂蜜、土鸡蛋、自己画的画、自己做的腊肠…… 　　陶勇没有办法拒绝这份心意，他邀请同科室的同事一起分享这份心意。如同那位老太太纳的鞋垫一样，陶勇就把它垫在鞋里。它总会提醒你，医生这个行业是值得的。 　　（“医患之间”专题采访的医生张骞、陶勇、侯晓彤、詹庆元、陈煜、陈威、龙笑均为“2015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10.29亿元、219.02亿元，这两个数字分别是第一届中国慈善榜和第十二届中国慈善榜上榜慈善家合计捐赠的善款总数。从2003年到2014年，12年间，这个数字增长了200多亿。 从2004年开始，在民政部等部门指导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下属的公益时报社开始编制中国慈善榜(以下简称“公益时报榜”)，12年来，每年都在4月下旬发布一份上一年的中国“社会捐赠报告”。 首份公益时报榜发布后，胡润百富研究院和福布斯中文杂志社紧随其后，开始每年发布胡润慈善榜(以下简称“胡润榜”)和福布斯中国慈善排行榜(以下简称“福布斯榜”)。 这3个版本慈善榜的数据来源有何不同?每一笔捐赠是否都经过核实?上榜的标准是怎样确定的?从10亿元到200多亿元，慈善榜上的数字折射出我国捐赠市场哪些发展和变化?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梳理了10多年来3份榜单，并采访了榜单的相关编制人员。 两份榜单中“首善”马云2014年捐赠总额相差20多亿元 在4月28日发布的公益时报榜中的中国慈善家榜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以2014年捐赠总额124亿元位列榜首。 10天前，2015年胡润榜发布，100名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上榜，其中，马云以价值146亿元的捐赠蝉联“首善”。 截至目前，2015年福布斯慈善榜尚未发布。 同样都是马云位列“首善”，同样是2014年的捐赠，为何捐赠数额不同? “马云2014年捐赠的数额在两份榜单上出现差异，我们和阿里巴巴集团、相关机构以及马云本人核实过，才确认了124亿元这个捐赠数额。”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冠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据了解，马云在2014年的捐赠有很大一部分是承诺捐赠自己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所以，实际捐赠数额必须以股权真正发生了转移为准，也就是说，马云本人持有的股份真正转移给了他在海外成立的个人公益信托，以及马云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个人非公募基金会——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我们才能将股权价值作为马云的捐赠数额列入榜单，以股权的实际发生转移为准。”赵冠军说。 胡润百富研究院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马云捐赠的146亿元如何计算出来的问题时表示，这是根据当时的招股说明书计算出来的，胡润本人和马云联系过，阿里巴巴上市当天股价是68美元每股，乘以股票总数，得出了146亿元这个数字。 各版本慈善榜捐赠数额为何不同 比较3个版本的慈善榜发现，与胡润和福布斯发布慈善企业家榜不同，公益时报榜从第四届(2007年)开始，除了发布慈善家榜之外，同时发布中国慈善企业榜，近年来增加了中国明星慈善榜。 据介绍，公益时报榜的数据主要来源于6个方面：民政系统的接受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供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媒体公开报道并经过核实的捐赠数据以及《公益时报》公益档案数据。 赵冠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每年编制榜单，统计、核实捐赠数据是最耗费排行榜办公室时间和精力的环节，每年新年过后，排行榜办公室就要开始统计上一年的捐赠数据，10多名工作人员要花费近4个月才能完成。 据介绍，统计和核实的过程一般是，向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全国工商联下属的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各个大型公募基金会发出相关统计函，请他们提供上一年度实际捐赠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和个人名单，然后逐一核实。 慈善会系统、红十字会系统以及工商联系统是多年来接收各类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捐赠较为集中的3个渠道，除了这些系统，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国字头的公募基金会。 “《公益时报》是政府指定的基金会年检信息披露媒体，所以与基金会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掌握了基金会年报中的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数据信息，各大基金会也是我们的数据主要支持方。”赵冠军说。 赵冠军介绍说，“掌握了捐赠数据后，排行榜团队会进行相互印证的工作，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比如前几年一直排在慈善家榜首的黄如论，各个机构提供的数据总量，和黄如论自己提供的数据大体一致，而且报社还派了记者去当地采访。 另外，在历年的捐赠数据核实过程中，公益时报社还以发送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每一个捐赠善款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和个人发出捐赠资料统计表，要求详细填写捐赠时间、项目名称和数额，签名盖章确认后传真或邮件回复给排行榜办公室，相关捐赠数据才能被确认。 最终形成的慈善企业和慈善家排行榜以捐赠100万元为最低标准，由高到低排列。 胡润百富研究院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显示，胡润慈善榜自2004年首创以来，除2004、2005、2009、2010这4年上榜人数50名之外，其余年份上榜人数均为100名。 在2014年，胡润百富研究院调查了3000多位企业家，包括《2014雅居乐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上的1271位企业家和《2015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430位大中华区企业家，也交叉核对了来自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档案等，拜访专家、学者、记者、业内人士和慈善家本人。此外，还联系了榜上的大多数人以及其他许多最终没能上榜的人。今年，依然有低调的企业家不愿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榜单上所列示的捐赠数额是慈善家们至少捐赠的数额。 胡润榜上所指的“中国企业家”，是那些出生在中国大陆并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而不考虑他们现在的护照或国籍是哪里的。 2015胡润榜统计了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现金捐赠、和现金相关的捐赠，以及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捐赠。若以企业名义捐赠，企业捐赠额乘以企业家所持股份比例后计入企业家个人捐赠。 此前，胡润榜将承诺捐赠计入企业家的捐赠总额曾经引起质疑，不少人认为，“承诺”尚未兑现，不能全数计入当年的捐款额;也有人认为，“承诺”只要具有法律效力，在约定时间内兑现，不违反慈善理念。 针对这一问题，胡润百富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我们理解的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捐赠是指和接受捐赠方签订了捐赠协议的，承诺捐赠体现了企业家做慈善的意愿，比如前两天去世的慈善家余彭年生前就承诺过要捐出所有财产，实现裸捐，我们觉得余先生做到了，这种承诺捐赠还是很有价值的”。 与前两个榜单不同，福布斯榜单统计的捐赠数额是上一年实际发生的现金捐赠，股权、物资捐赠都没有计算在内。 福布斯中文版调研总监史国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布斯榜单是对上一年在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进行的现金捐赠合并计算，经过权威部门的数据来源核实后，按照捐赠数额由高到低编制而成。 “我们只计算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及其企业)在上一自然年度内落实的现金捐赠，股权、物资捐赠不在我们的计算范围之内。这主要是考虑到股价的波动使股权捐赠的价值难以被准确确定，物资捐赠部分缺乏透明及社会化的估值方法，且在收集、运输、发放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损耗等。”史国伟说，“我们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实际发生的现金捐赠。” 史国伟介绍说，每年1月到4月进行数据统计、核实工作，“数据来源包括福布斯数据库、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等，同时，我们和合作方还会与企业联系核实，对写入榜单的每一笔捐赠都很慎重。” 大额捐赠流向哪里 能够进入榜单的捐赠数据标准不同，决定了3个榜单的特点有所不同。 在2006年胡润榜排名第六的赵汉青2005年承诺给北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亿元，从当年开始，每年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 胡润榜按照1亿元人民币的捐赠额度计算，而十分看重企业家的实际捐赠的公益时报榜则按照2005年实际捐赠1000万元计算捐赠额。 捐赠20亿元、排在2007年胡润榜首的余彭年，其数额则是胡润根据余彭年承诺的在其离世后，将“彭年酒店”捐献给社会估算出来的。 公益时报榜计算内地所有有捐赠行为的个人，包括官员、艺术家等;福布斯只计算民营企业。 所以10多年来，公益时报榜单经常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离任官员甚至(前)国家领导人都榜上有名，同时不乏知名艺术家。 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以2005年度200万元的捐赠额位居2006年公益时报榜第114名;钱其琛以一年捐赠70万元、李瑞环捐赠50多万元分别被公益时报社授予“特别贡献奖”;已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以120万元捐赠额位居2005年公益时报榜第108名;作家冯骥才、画家范曾都以年度100万元的捐赠额并列2005年公益时报榜第115名。在2015公益时报榜上，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将自己的1522万元版税收入捐赠给实事助学基金会，名列第96名。 梳理5年来的福布斯榜单可以发现，最近5年有13位企业家(企业)连续上榜，5年捐赠总额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70%属于房地产企业，尽管房地产企业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最大，但依然是最慷慨的企业。 从3个榜单近年来捐赠流向分析看，教育、医疗、扶贫依旧是捐赠的主要流向，说明民生问题是企业家们比较关注的。 福布斯中文版通过对多年中国富豪榜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财富正在向互联网等新兴行业转移。但在公益慈善捐款上，互联网富豪还没有展示出相应的实力。事实上，互联网行业在中国慈善榜上的上榜人数还有下降趋势。但是，互联网企业在慈善方面的贡献不仅现金捐赠，还有很多“隐形”的慈善比如提供捐赠平台、宣传平台等，带动全民慈善或许才是互联网行业对慈善的最大贡献。 胡润百富研究院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今年前100位上榜慈善家总捐赠额达到202.3亿元，较2014年209.5亿的捐赠额稍低。上榜慈善家平均捐赠超两亿元，比去年上涨264%。即使排除马云，其余上榜慈善家的平均捐赠额也比去年上涨8.6%，达到6078万元。另外，中国大陆慈善家向海外的一些捐赠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趋势。 福布斯中文版调研认为，在中国，灾难性捐款是捐赠市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应该更加鼓励建立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公益性捐款体系。多年来，基金会和慈善会是两大主要的善款流向方，非定向捐赠都占很大比例。目前，中国富豪的慈善行为更多是一种随机的表现形式。比如，偏重于事件性捐赠，尚未形成慈善习惯。在2009年~2014年这6年的福布斯中国慈善百强榜中，其中2011年捐赠总额最高，为81.2亿元，超过了这6年平均捐赠总额的一倍还多，一个重要原因是，2010年的西南旱灾、青海玉树地震带来大笔救灾捐赠。 赵冠军表示，编制榜单这12年，还是能看到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变化，最初榜单上大部分企业家都针对简单的助学、鳏寡孤独进行捐助，那是“看得见的苦难”，主旨是救急救穷。随着社会发展，大额捐赠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家成立了基金会。社会福利制度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开通多元化通道，企业开始关注那些“看不见的苦难”，这些变化恰恰与国家发展形势相匹配，捐赠方向也开始转变。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我们被帮助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去帮助他人呢?尤其是大部分公益人，更是以此为业呢?答案也许是，做公益有时能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很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懂得多，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错觉，你有吗？ 2010年，我们和达能集团合作，研究矿泉水瓶回收产业链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我在深圳街头做拦访，刚开始效果很差，回应十有二三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找到了办法。每拦下一个人，我开口第一句不再说 “我是***，正在做一份调研，……”，而改成“大哥/大姐，帮个忙”，等到他们答应说“好”之后，我才告诉TA我要做问卷。一个简单的动作，立刻扭转了局面，应者十有七八了。 这件事情，我一直津津乐道，它说明相当一部分人是乐意帮助他人的。不是吗? 2013年，我们和乐平基金会合作，评估小额信贷的社会效果。我在四川省大邑县访谈贷款户，基本都是中低收入的农村家庭。我问他们每个人“为什么要贷款?”小额贷款的利息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出头，可是不低的数字。其中不少人给我说，“向亲戚朋友借钱，抹不开面子，开不了口，而且人情债太重，不好还”。 这段调研，让我明白，向人求助以及随之而来的被人帮助，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被帮助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去帮助他人呢?尤其是大部分公益人，更是以此为业呢? 答案也许是，做公益有时能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很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懂得多，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能改变世界。 在公益领域，我经常听到人们批评公益之外的人只关心钱，物欲横流，没有家国情怀。而我今天和一位初中同学见面，她夸她的弟弟终于有了责任感，依据之一就是他正在努力挣钱攒钱养家。 在公益领域，我们一谈到农民工，一谈到留守儿童，就好像他们很穷。而我在北京走访农民工的住所，一些人比NGOer住得宽敞，留守儿童的爸妈在城市打工，经济状况在村子里都不算差，收入比不少NGOer还要高些。 在公益领域，我们经常想提升他人的意识，要做“公众教育“。公众由于受长期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蒙蔽，没有意识到公益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要刮起一股猛烈的公益启蒙。 我很纳闷，我们为何与社会如此分裂?而我们又何来如此爆棚的自信?这些观念，其实一旦认真走进现实中间去看看，摘下刻板印象、有色眼镜，去了解下我们的工作对象，很容易纠偏的。但为什么我们不去看一看呢?为什么我们身居社会之中，身居服务对象之中，我们还看不见、摸不着呢? 也许只有一个道理：看不见、摸不着，会让我们舒服些。 王尔德说，“敌人造成的困难很容易承受，朋友取得的成功却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我们的工作目标对象，比我们过得还“成功”，恐怕就更加难以忍受了。 我们特别需要沉浸在我们很善良、我们很与众不同、我们很行的错觉之中。 这种错觉，有的时候是无伤大雅的自我安慰，但有的时候却可能会给受助对象带来伤害。 一行城里来的驴友路过一所乡村小学，看到校舍凋敝，孩子们衣衫褴褛，他们决定要做些什么。想到做到，他们集了一笔款，买了一批书包。在捐赠仪式上，孩子们面色凝重，紧咬着嘴唇，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连一张喜悦的笑脸都拍不出来。校长和老师们有些尴尬，孩子们太不懂得感恩了，对孩子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再后来，由于驴友们的动员，到学校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孩子们的书包、铅笔、文具盒、图书都开始有人送了。孩子们每当看到城里模样的人，远远地就会主动开口问好了。但细心的人慢慢发现，有些学生上下学的路上，书包拖在地上走，为什么这么做，“这又不是我的，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更可怕的情景是，每当有人去的时候，他们都有捐赠的期待，如果期待落空，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埋怨。直到最后，有些人才意识到，最初孩子们的脸色凝重，其实那是自尊。孩子们谁都不喜欢自己穷，心里都有一股倔强劲，成为别人的帮助对象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城里人的热心、爱心，把孩子们最宝贵的自尊打得无影无踪。 想一想，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俯拾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消费孩子们贫困，消费孩子们的笑脸，消费孩子们的礼貌、消费孩子们的感恩呢? 在眼花缭乱的公益海报中，又有多少笑脸的背后，是自尊的代价呢? 公益的错觉，不仅体现在很多从业者身上，很多资本雄厚、商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也是同样。 有一位成名的企业家，他在商业以及公共领域的发言，很让我钦佩，但在公益道路上，窃以为，也曾犯下自己可以迅速改变世界的错觉。他要给自己老家所在地区的小学，按照国际前卫的高标准建厕所，而且设计一定要美，他曾在媒体上说，要为上千所小学、几十万名学生建厕所。幸好，他开始只修建10所做试点，很快就发现，水冲厕所，学校水电费无力承担，而且连孩子们要使用的卫生纸都成了问题，弄得政府部门站出来说他们要出资解决卫生纸问题。时至今日，七八年过去了，当初的媒体宣传已经不再重要，没有人再会去抠着最初的数字承诺了。 其实，我想，不是学校交不起水电费，也不是买不起卫生纸，因为世界级的厕所，不是学校和孩子们的需求。不是需求，多花一分钱都是多的。 为什么一名商场上成功的企业家，本应对市场需求有强烈的敏感性，本应想到建厕所只是第一步，后期运行和维护仍会有成本。而且我们也不难设想，在设计项目时，如果我们请当地的教育机构、老师和学生们参与进来，这个多余的试错成本就可以避免。 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让企业家预估行为结果的能力损失到了极点? 我不怀疑企业家的初心，我至今也真诚认为他是一名值得信赖的慈善家。我想，他一定和很多企业家一样，出现了某种心理错觉，一种可以迅速改变世界的错觉，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对社会体制以及社会风气的刚性又过度低估。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有心，我们就能把事办成。我们常常以为，把钱花出去了，把口号喊出去了，事情离做成就不远了。而其实，这才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 当然，这里把这个故事搬出来，并不是为了再奚落这名慈善家一番。在真刀实枪的行动面前，我这样的评论者的评论总是很廉价的。只是可叹，如此这般的公益行动，实在是层出不穷，建100所学校，修1000个图书馆，送10000个书包，十万个什么，百万个什么，千万个什么，一亿个什么，一个接着一个，前赴后继。 很多人说，只要是善心，只要关心公益，就值得鼓励。我不大苟同。帮助人需要爱心，也需要诚意和智慧。诚意如何体现，智慧如何产生呢?第一步就是能自省自身的错觉，放下对自身能力和解决方案的自信，以及由于服务对象的默不作声而带来的傲慢，迅速投入到了解服务对象，体会服务对象的具体动作中去。 但这样就不那么轻松了。用一位曾在商业里打拼多年的资深的公益人的话说，公益要解决的问题比商业要难上十倍。而一旦投入到行动中去，去遭遇公益的困难，“我们很行”、“我们很懂”、“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错觉就会遁形得无形无踪。 也许这是公益的根本矛盾。作为公益人，我们经常面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们的使命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些定义基本上意味着对方是“弱势“的，世界是不那么美好的，因此，公益也吸引了一批具有强烈愿望来改变这一切的人。如果诚意不足，智慧不够，公益工作的性质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但我们必须放弃优越感，也必须迅速放下我们的愿望，因为愿望本身并没有力量。 改变，需要外部干预，仅靠内部的力量，很多事情不会发生变化。但干预应该是以帮促为目的的活动，对于大多数公益行动而言，助人自助比赠予更为重要。公益的服务对象不应成为被动的受惠者，而且应该成为积极的行动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懂得比他们多，不但没有太多好处，反而会让对方更为消极，成为对方成长的障碍。 在这点上，公益有点像教学。老师固然最好知识渊博，但如果老师认为自己懂得多，自顾自地把知识往学生身上灌输，学生不会学得很好。一名好的老师，更应该做的是观察学生，发现学生身上的优势，设立恰当的预期和目标，鼓励其学习和进取，在知识传递上，重点不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讲给孩子听，而是能知道孩子现在的知识基础如何，并结合过往的基础，让新的知识慢慢生发出来。 这在教育上叫“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以老师为中心“，也不是”以教材为中心“。如果换到公益上，叫”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解决方案为中心。 这对人的要求显然更高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次讲课中提到，“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给别人提建议“。 所以，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比服务对象看得更清楚，我们比他们更有全局观，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更明白事理，我们能替他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此时此刻，我们反而要警醒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错觉之中，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之中，我们是不是在做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总爱对别人生活指指点点的人，多少也让人生厌。 最后用《失败的逻辑》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大多是十分肤浅的。 与读者诸君共勉！ 来源：凤凰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