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联合会 | 2018年两会儿童领域慈善好声音
2018-04-02
2018年3月,全国“两会”顺利闭幕,新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下面我们就儿童领域来听听他们的公益慈善好声音。
陈宝生:将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
(教育部部长)
学校下午3点半放学,如何接送孩子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坦言,“3点半现象”既是学童父母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难题。“教育部将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并加大力度治理校外托管班乱象。”陈宝生说,一些地方已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如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全覆盖,尝试“弹性放学”等。下一步,教育部将总结成功经验,并对出现的问题密切跟踪。
翟美卿:应鼓励慈善组织在乡村推广儿童阅读
(全国政协委员、中慈联会员单位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香江集团总裁)
翟美卿建议尽快把阅读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当中,与老师的工作量、评估成绩和提升挂钩,制定统一的鼓励和考评办法。认真贯彻实施“全民阅读”政策,用制度保障儿童阅读的权利并认可教师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她建议,要鼓励学校与社会资源更有效的链接,促使更多社工机构、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人在乡村学校开展课外阅读推广工作。在社会上,通过评比、评优鼓励更多的民间“阅读推广人”参与其中,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方面的优势,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进入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领域,通过民间力量调配城乡儿童阅读资源不均的现状,使更多更优的阅读资源流向偏远乡村地区。
马化腾:建议设立“青少年科学发展”专项基金
(全国人大代表、中慈联理事单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马化腾十分关注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网络素养,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设立“青少年科学发展”专项基金。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培养一大批懂科学、爱科学、教科学的专业科学教育者,以及了解网络、了解儿童的专业人士,提升科学教育与网络素养培养水平;加强科研机构、儿童网络教育研究机构与基础教育体系互动,推动网络素养进入中小学德育课。二是加强跨界联动,鼓励各方社会力量深入参与科学教育和网络素养培养。三是建立“云端实验室”平台和区域性科技馆,系统引入第三方社会优质资源,鼓励和引导结伴帮扶,解决偏远地区科教资源匮乏问题。
龙墨:应鼓励和引进社会力量服务残疾儿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
残疾儿童是残疾人群体中更为稚嫩、娇弱的部分,需要格外关心。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残疾儿童保障在政策落实、服务供给和经费投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龙墨建议:一是加紧建立健全康复救治保障制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兜底责任和财政支出责任,从源头上为儿童残疾预防和康复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落实好现有保障救助政策。督促各地把残疾儿童康复纳入健康扶贫工程和医疗保障扶贫重点内容,对建档立卡的残疾儿童家庭予以精准帮扶。三是加强康复服务供给能力建设。鼓励和引进社会力量,为残疾儿童提供个性化照料、养育辅导、康复训练等,实现服务获取的便捷性。四是提升康复教育服务水平。加大康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解决服务人员职称评定问题。
朱列玉: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近年来发生的系列虐待儿童事件,折射出我国儿童保护立法的不足。朱列玉代表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的建议,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我国当前对惩治虐待儿童行为的非刑事性立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防控、查处虐待儿童的行为,处理虐待儿童行为的手段多是行政处罚,与儿童及其家属受到的伤害相比,此种处罚显得轻微,难以起到威慑效果。
范小青:应鼓励民资建设儿童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主席)
“一个500万左右人口规模的地级城市,一般只有一所专业性的儿童医院,10岁以下的儿童,至少在三、四十万以上,而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或专业的儿科医护人员的总数,大约不会超过300人。”范小青表示。范小青呼吁,政府层面集中财力物力,增加专门性儿童医院的投资建设并鼓励民资进入。提高儿科医护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最大程度调动儿科医护人员积极性,并吸引医学院毕业生进入儿科。她希望,能够恢复医学院儿科专业,可以适当降低录取条件以作为倾斜鼓励。
李晓林:建议制订“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健康扶贫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慈联理事单位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目前,在我国疾病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全国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占比在40%以上,其中又以儿童群体的致贫、返贫问题最为严重。 李晓林建议,一是参照“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型,从国家层面制订和完善健康扶贫政策;二是由国家财政、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等共同筹资,以每年人均保费40-50元的标准,为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儿童提供商业大病补充保险。“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型是由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通过6年数据累积和实践检验,总结出来的补充医疗保障模型,采用“地方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公益组织”三方协作模式,为贫困县0-16岁儿童提供1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已陆续在全国开设了11个合作试点项目,累计投入保费4700万元,为125万人次的儿童免费提供了全国跨区域、不限病种、可带病投保的补充医疗保障,其中有7,571名儿童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000万元 。
邝美云:学校教育要以“德”扬“善”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企业家)
邝美云结合自己在香港和内地多年的教育、慈善经验,提出“传承优秀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建议。她希望对青少年推行文化德育,以文化引领学生品德发展。她期望学生之间以“善”互相影响,“用生命影响生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你的一个笑脸,或许就能为别人带来好心情”。“香港的教育及慈善界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海外也拥有不少优质的资源,可以供内地借鉴参考。”邝美云说。近十多年来,邝美云在内地一些贫困地区投身慈善和教育事业,并不遗余力地走遍自己捐助的每一所小学。仅在江西一地,她就援建了20多所学校。“我很乐意从事慈善教育工作,因为我想从内心改变一个人,让人有向善的力量。”
邓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婴幼儿托幼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
邓红表示,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促进0至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发展,对于提升家庭生育意愿、促进妇女公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0至3岁婴幼儿的照顾责任主要由家庭来承担。托幼服务缺乏,顾虑没人(机构)照顾孩子,是妇女不愿意再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说。邓红建议,卫生计生、教育、民政等部门深入研究、密切配合,大力推进0至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发展。把托幼园所建设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之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明确主管部门,制定配套政策及行业标准,加强引导和监管。其次,要设立专项资金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托幼公共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托幼事业。还应加大力度培训托育师资队伍,鼓励高校开设早期教育相关专业,为早期教育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专业化的服务。
张宝艳:建议拐卖儿童罪不设诉讼时效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项目负责人)
张宝艳建议,把拐卖儿童犯罪的追诉期,从一般刑事犯罪的20年延长到终身。 “由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特殊性,当找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长大找家,基本上都是过了20年。明明知道这些人贩子干了坏事,让家庭忍受了好几十年的痛苦,却对它无能为力,没法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就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例子。只要是侵害儿童,不光拐卖儿童,还包括对儿童性侵,或者对儿童有其他伤害,这种犯罪不应该设诉讼时效,应该终身追责。”张宝艳在2007年创办“宝贝回家”网站,帮助走失或者被拐的孩子及他们的父母双向寻亲,目前“宝贝回家”已有28万志愿者。她表示,作为公益团队的负责人,以后精力将集中在志愿服务方面,让宝贝回家志愿者团队向更多的公益项目发展,带动更多人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代表,也将主要关注这一领域。
朱永新:改善3-5岁儿童营养 社会力量不能缺席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
“儿童营养事关国家未来。在我国,3—5岁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营养干预的‘空档’。”我国于2011年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特困地区6—12岁在校儿童,2012年起实施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覆盖6—24月龄的婴幼儿,然而正处于大脑发育、认知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的3—5岁儿童却被忽视了。朱永新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全国性跨部门的儿童营养改善协调机制。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手教育部、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及其各地相关机构,因地制宜,设定区域性儿童营养改善目标。他建议,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创新的方式开展营养支持与干预。建议以全国妇联、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团体为平台,社区、街道办、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为依托,广泛吸纳非营利机构、研究机构、企事业机构参与,因地制宜,从多维度、多角度解决儿童营养问题。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安利公益基金会等公益机构联合开展的“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目前已覆盖7个省市1.7万儿童,经中国疾控中心评估,已参与该计划地区的儿童生长迟缓率从17.6%下降到8.1%,总贫血率从37.6%下降到29%,儿童营养改善成效显著。
王怀军:培育公益组织关爱留守儿童
(全国人大代表)
近年来,不少地方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站,学校、共青团等也开展了大量的结对帮扶活动,但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严峻。留守儿童大多由老人抚养,长期缺少父母的亲情和必要的家庭教育,监护不力,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王怀军建议,从入学教育、户籍管理、考核考评等方面,健全政策和制度,逐步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进城就学问题。摸清留守儿童底数,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使留守儿童保护更加精准。大力培育社会公益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鼓励城市相关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街道社区,通过对口支援、实习培训等方式支持农村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家庭、社会关爱服务体系,重视留守儿童父母监管责任,加强留守儿童工作站建设,强化学校帮扶、政府救济,更多地运用法律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杨帆:尽快启动《反校园欺凌法》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评估与转移服务中心主任)
“据统计,校园欺凌发生率大概为33%左右。以我国在校中小学人数估算,我国遭受过校园欺凌的人数多达6067.18万人。”杨帆表示,校园欺凌的后果十分严重,部分未成年人因为无法忍受欺凌而自杀自残。青少年时期遭受欺凌的人,成年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4.8倍。国际上对校园欺凌立法问题启动较早,如美国在1994年就通过了《学校安全法案》,英国也在2011年通过了《反欺凌行动法案》,日本在2013年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出台。杨帆建议,加快制定《反校园欺凌法》,法律条文尽量具体、详实,并与教育部和各省市教委的管理规定、学校的管理规定衔接起来,形成部门、学校、家长、学生都知道、都会操作的防止校园暴力的操作手册。她也希望能够建立反校园欺凌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让家长和孩子们有一个快捷的平台和渠道。
丁世忠:建议打造“体育扶贫”公益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建议制定贫困地区“扶体扶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打造“共同参与平台”。他表示,“扶体扶智,体智双扶”对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应有目的、有计划、有标准地对贫困地区青少年进行专项教育提升。建议政府牵头出台有利于“扶体扶智”工作开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设立“体育扶贫”专项基金,将贫困地区学校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的开展纳入到学校和教育系统的考评范围,可以在贫困地区发起推动青少年“每天运动一小时”活动。为“体智双扶”保驾护航,靠体育“聚人心、促扶贫”,激发活力,形成合力,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此外,针对目前贫困及不发达地区体育教育人才及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可以在现有公益慈善等平台基础上扩展出“体育扶贫对接平台”,通过资源整合、投入及社会专业体育力量的联动融合,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扶贫力量与企业、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打造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公益平台,并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开展“体育支教、体育希望工程”等项目。
姜耀东:应鼓励慈善家助力乡村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耀东建议,应当鼓励一些慈善家、企业家等社会力量介入乡村教育,这样就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但引入这些力量后,政府也要跟上。他认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地球村”。应当充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更多优质资源引入乡村,从而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比如,可以推广翻转课堂,让农村学生了解城市学生是如何学习的。更重要的是,农村教师也可以通过翻转课堂学习城市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水平。除此之外,姜耀东认为乡村教育还有许多其他的发展途径,比如政府应该鼓励拥有较多优质资源的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结成点对点的帮扶关系;培育愿意为乡村教育贡献力量的第三方机构等。
郑杰:应在全国推行幼儿园视频监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7年全国各地陆续曝光了多起幼儿园安全事件,这不仅牵动了家长的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为此,郑杰建议,有必要在全国推行幼儿园全面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理清监控视频管理权责,规范视频开放及管理标准,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成果推进视频监控智能化进展,这应成为对学前教育机构监管的“新常态”。截止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总人数4413.86万人,毛入园率达到77.4%。郑杰表示:“学前教育是为儿童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素质基础的关键阶段,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公益事业,如何关心好这四千多万幼儿园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我们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马玉霞:对贫困学校要“远帮”也要“近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实验中学校长)
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存在。马玉霞建议,可建立名校和贫困学校结对帮扶制度。 “中小学名校开展教育扶贫,共享优质资源,义不容辞。过去几年,我们和兰考、洛宁、泌阳、确山等贫困地区的6所薄弱学校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不仅为他们提供师资培训、管理人员培训、课程培训等服务,还在洛宁的两所学校建立了空中课堂,两边共上一节课,取得了一定成效。”马玉霞说。马玉霞还提出:“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远帮’外,还需要‘近扶’。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常常是不能复制的,可以像派驻‘第一书记’一样派遣优秀的管理人才协助薄弱学校改善管理、更新理念。”
俞敏洪:应鼓励社会力量办打工子弟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董事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动儿童的教育,比城里孩子的教育还要重要,因为只有教育,能够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俞敏洪说到。俞敏洪介绍,按照规定,教育经费随着孩子流动,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对此,他提出建议,制定全国性的实施细则,确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中要求的义务教育“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同时,进一步改革义务教育经费支付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扩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简化和降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将流动儿童的入学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他还认为,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打工子弟学校,政府根据学校接纳的学生人数拨付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并与公立学校享受同等待遇。
阎志: 应加大打击收买被拐儿童力度 买卖应同罪
(全国人大代表、卓尔控股董事长)
阎志表示,多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反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案发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当前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呈现集团化、网络化和交易快捷等趋势。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违法犯罪存在的重要原因。阎志建议,完善刑法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阎志还建议进一步理顺被拐儿童安置救助途径,明确社会福利机构或者社会救助机构对无法找到家庭的被拐儿童的安置责任,对沿街乞讨、流浪儿童进行完全救助,实现儿童零乞讨、零流浪,从严从重打击儿童乞讨“产业链”和幕后操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