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0日下午3点半，7•22甘肃地震中失去双亲的7名孤儿乘G656次列车抵达北京西客站。中华儿慈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林及工作人员在车站迎候了这批特殊的客人，给这些刚刚失去双亲的孩子送去了首都人民的问候。 　　7月22日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发生6.6级地震后，中华儿慈会工作人员当天就到达灾区了解灾情，制定各种救灾方案。26日，当得知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出现因地震失去双亲的孤儿后，立即派出孤儿成长项目负责人何江萍赶赴灾区，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在给这些孩子送去首都人民的问候的同时，决定将这些孩子接到北京做短期休养，让他们感到有更多的亲人在关心他们。 　　27日，何江萍抵达岷县，在甘肃卫视陈璇主任的陪同下前往孤儿生活的地方——此次灾情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梅川镇永光村。由于近日大雨，山路泥泞，汽车无法通行，一行人步行到达永光村。在镇领导的陪同下，他们找到孩子，办理了相关手续，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步行，把这几个孩子带出大山。一路上，这支特殊的队伍受到爱心人士的热情接待，终于乘上G656次列车来到北京。 　　中华儿慈会的孤儿成长项目成立于4·14玉树地震之后，曾组织休养营，接收了百余名玉树孤儿在北京休养，现在还负责这百名玉树孤儿的学习和生活一直到18岁。 　　此次甘肃地震发生后，中华儿慈会制订了1000个生活包救助灾区的孩子。此次接来这些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中华儿慈会将为他们安排全面体检，继而进行心理辅导，同时还会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们在首都人民爱的怀抱中，感受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关心。  

    京华时报讯（记者王梅实习记者张瑞波）昨天，在辗转50多个小时后，7名在7月22日岷县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来到北京，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为期1个月的短期休养。 　　昨天下午3点半左右，7名孩子到达北京西站。经历坐汽车转火车的漫长旅途，孩子们面容疲惫。7名孩子来自3个家庭，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褚爱红、褚翠红、褚鹏飞是三姐弟，褚江伟、褚江瑞、褚江琴是三兄妹，6人均来自重灾区梅川镇永光村，包鹏强一人来自永兴村。包鹏强胖乎乎的左脸上还带着地震留下的伤疤，平时寡言少语，只有在褚鹏飞的逗乐下才会和其他孩子一起笑上几声。 　　“长这么大，我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岷县县城。” 　　褚爱红说，这次来北京，会逛逛首都。她的英语老师曾从香山带红枫叶给班上的每个同学，“所以想看看香山、爬长城。”中华儿慈会孤儿成长项目负责人何江萍介绍，这一个月内，将带孩子做全面的体检，并观察了解看是否需要做心理疏导，“体检机构还没找到，希望能有机构联系我们给孩子们看一下。”何江萍称，之后会带7人到北京的一些景点游玩。 　　对于几名孩子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何江萍称，会尊重孩子们的意愿，“目前，所有孩子都希望能回去读书，不愿留在北京。”何江萍称，7人现在只是打算暑假在北京游玩，进行调整，但如果7人愿意留在北京生活学习，儿慈会会尽力安排。 　　“弟弟觉得妈妈的死都怪他丢三落四” 　　“弟弟觉得妈妈的死都怪他丢三落四。”褚爱红回忆，地震当天，弟弟妹妹两人到镇上补习，弟弟忘带学习材料，妈妈把她从床上叫起来，给弟弟送东西。从永光村到镇上坐车只走了一半路，地震就来了，“我赶紧往回跑，跑到家喊"妈"没人回答，只有小猫小狗在。”褚爱红瘫在了地上，再也没能喊出声。 　　褚爱红称，妈妈躺在了从厕所出来的路上，村里人都说早点找到她，她就不会有事。“我在家就不会有事，所以弟弟一直自责自己丢三落四，妈妈才走了。”褚爱红希望在北京的一个月能让弟弟尽快摆脱自责。 　　褚爱红的记忆里，妈妈的性格一直柔弱，和人发生争执都是“忍”字当头，但自己却很逆反，“她让我好好学习，我偏偏上课睡觉。”今年中考，褚爱红如自己所料没考上高中，母亲一走，这成了她最大的遗憾。“没考上，我对不起她。” 　　两年前，一场大病，带走了父亲。如今，一场地震带走了母亲。储家三姐弟，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现在我想再复读一年，好好学习，考上高中大学，像爸爸一样，做一个老师。”褚爱红说，她想让自己成为弟弟妹妹的肩膀，“大城市里看不到星星和月亮”，学成之后她想回甘肃老家。  

    7月28日， 2013太原书画慈善拍卖会将在省城举行，150位著名书画家的400余幅作品将义拍，拍卖所得部分善款将捐赠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一颗鸡蛋工程”，为贫困儿童献爱心。     拍卖会正式开幕前，7月26日、27日两天，出自娄师白、刘文西、丰子恺等150位著名书画家之手的400余幅作品将举行预展。     “每天吃上一颗蛋，对城市里的孩子而言很平常，但对于贫困山区孩子们来说，仍是一份奢望。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我们都应该力所能及地给予关心。参加社会慈善活动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承办活动的北京春秋华宇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栗文海说，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贫困山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据悉，此次拍卖作品从700多幅作品中精选，挑出400幅精品，具有很大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考虑到竞买者的切身利益，拍卖标的以极低的起拍价最大程度地满足竞买者的好奇心和收藏心理，让大家既做了慈善又收藏了一幅珍品佳作。     此次慈善拍卖活动遵从市场规律，公开、公平、公正，避免相互串通、高价东西低价卖、变相流失等现象的发生。拍卖会要求参与的艺术家不仅在书画艺术成就上代表中国当代美术界的水准，其作品也要代表其个人的艺术水准，杜绝应酬之作。（责任编辑 赵振胜） 来源:山西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www.sxqnb.com.cn/xwgc/113content_47084.shtml

    儿童大病救助新路径     建构多元化运作体系 实现政府社会无缝对接     一旦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不啻于一场浩劫。如何救助大病儿童，让他们的家庭不会“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无疑是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自2010年起，以白血病为代表的儿童大病开始成为中国医保体系中的优先保障领域。至2012年，保障范围又扩大到20种，并提出要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基础上对重大疾病进行二次报销。但是，由于政策的落实和推广的滞后性，而且国家的医疗救助因广覆盖、低水平还不能针对各类重大疾病实施有针对性的灵活救助。     “由此，慈善组织参与儿童大病救助并解决其家庭困难有着很大的空间。但是，由于儿童大病救助更加强调细致专业服务，还在成长中的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必然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日前，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慈善组织在行动     “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费用太大了……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白血病患儿小月（化名）的父亲一提起孩子的病就忍不住落泪，自责地用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     数据显示，白血病的治疗费一般在10万～60万元。如此高昂的医疗费用，一般家庭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根本无法承受。受访的白血病患儿家长中，75.21%表示现有医疗费用来源不能满足孩子治疗所需费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小月又是幸运的，今年年初，已经绝望的小月的父亲偶尔得知可以得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救助时，毅然决定继续给孩子治疗。     “小天使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的一个公益项目。据了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针对大病救助推出的“红十字天使计划”运行8年来，已累计投入资金约9.23亿元，为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等大病贫困患者和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了救助。     “八年的探索和实践有艰辛、有困惑，更有欣慰和成就感，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对记者说。特别是2009年以来，“红十字天使计划”开始得到国家彩票公益金的定向资助，成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一个样本。至2012年底，财政部共投入彩票公益金1.99亿元，累计救助白血病患儿6297名。     救助大病儿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不是唯一的一家。2012年，70多家慈善组织开展了130多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覆盖了10多种儿童重大疾病，对数万名患儿实施了救助。而以社会捐助款作为指标，作为政府机构代表的民政部门和社会公益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款规模的对比关系，已经从2004年的五五开演变到二八开，社会捐助越来越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救助大病患儿，企业也是很重要的力量。比如，自成立以来，瓷娃娃爱心基金（“瓷娃娃”是一种由基因缺陷导致的极易骨折的遗传性罕见疾病）收到的最大笔医疗救助善款就来自伊利集团，为15名成骨不全症患者送去19万余元的治疗金，根据瓷娃娃在不同阶段的特殊情况，制定医疗救治的合作模式，以心理指导的方式为瓷娃娃提供康复方案，帮助瓷娃娃实现从身体上“站”起来到心理上“站”起来的转变。     “慈善组织发挥利用社会资源和提供细致专业服务的优势，以及工作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已经使其成为我国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高华俊说。     救助资源结构性失衡     “在国家逐步加大对重大疾病的关注度并提高保障水平背景下，慈善组织对于解决大病儿童及其家庭的困难，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高华俊说。     高华俊举例说，在中华儿慈会9958接到的求助电话中，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类的求助占到50%。由于白血病治疗费用高，患儿所需救助费用高，全国除中国红基会特别针对贫困白血病患儿提供医疗救助资金的“小天使”基金每年的救助人数能够达到千人以上之外，其他慈善组织救助的人数都在数百人甚至几十人。     “这说明公益慈善机构对白血病及其他重症恶性肿瘤患儿的救助整体力度仍远不足以满足需求。”高华俊坦言，当前对唇腭裂和简单先心病的救治资源充足甚至过多，对白血病、恶性肿瘤等患儿的救助力度明显不足，未来应加大这类人群救助项目的投入。     按照我国对重大疾病的定义，自付费用超过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会产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即需要外部慈善机构的救助。照此测算，再生障碍性贫血、终末期肾病、白血病、恶性脑肿瘤、血友病、恶性淋巴瘤自付费用最高，需要慈善机构救助的资金额度也最高。“但现实情况却是，现有救助资源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儿童大病救助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儿童救助领域。”高华俊说。     除此之外，慈善组织参与医疗救助的法律不健全，以及救助标准难以确定、救助内容单一、救助信息无法共享，也是慈善组织在当前儿童大病救助上面临的问题。前者导致一些医疗纠纷无法得到解决，而后者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加大了项目的执行成本。     高华俊建议，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加强对民间慈善力量的重视，使政府与社会救助实现无缝对接，采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对不能标准化的救助实施委托，建构儿童医疗救助制度的多元化运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与慈善组织救助的信息平台，从而打造大病儿童救助的新路径。     “当前，建立儿童大病救助综合协作机制迫在眉睫。”高华俊提出，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包括政府、公益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力量无缝对接的儿童大病救助平台，构建基于国家政策支持、政府财政扶持、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社会各界资源介入的有效的儿童大病救助体系，实现社会的公平稳定发展。     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     救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患儿，确保他们不至于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生命，这本应该是完善医保和救助体系的题中之义。     对此，《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认为，医疗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政府需要明确主导地位，承担起儿童大病救治的主要责任。一方面要在各项医疗政策的制定中，突出“儿童优先”的理念，对在政策覆盖后仍有治疗费支付困难的家庭予以救助。另一方面，还应建立社会保障与慈善组织救助的信息平台。这样既能避免重复救助，又能更加高效、科学地寻找合适的救助者，为慈善医疗救助工作降低搜寻成本。     报告建议，应该加强对民间慈善力量的重视，采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不能进行标准化救助、需要灵活操作的医疗救助类项目，可向慈善组织进行委托，建构儿童医疗救助制度的多元化运作体系，使社会救助与政府政策良性互动。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在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对慈善组织医疗救助运作、监管方面的规制，明确慈善组织、医院、患儿的权责等机制的工作已迫在眉睫。”高华俊说。     “同时，公立医院在儿童大病慈善救助中也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高华俊表示，医院首先应规范行为，杜绝过度治疗，并参与救助基金发起、评估病情、医疗审核等慈善行为。     对于救治大病患儿，高华俊建议，建立社会保障与慈善组织救助的信息平台，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和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医疗救助的衔接，建立并逐步形成“医疗救治——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救助”的报销和救助流程。     “面对大量贫困患儿的救助需求，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沉重和责任。”郭长江表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唤起政府和全社会对贫困患儿的关注，进一步撬动政府公共政策，推动公益领域的集体思考和联手行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善大病儿童的生存状况。 来源：华夏时报 原文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718/10198559_0.shtml

　　玉树公益行：让孩子笑起来 　　主持人：濮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玉树的无鼻男孩，我们之前看过他了在八大处，这个是他最新的照片我们拍的，这次恢复情况不错，他的鼻子需要再进行一次修正变得更漂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偶然遇到这个男孩？ 　　濮存昕：不是，我们一直在合作的公益机构他们在那边有工作系统，我们都有这个方面信息的互相了解，芳芳他们做的让孩子笑起来的这个活动正好就是关注这部分的事情，玉树特别是遭受地震之后全国人民都特别关注那个地方关心那边的特别是孩子，所以说就做了一次玉树行。一方面给那边的孩子，我们大概征集了一千多五双鞋，然后还有衣服、学习用具还有给他们做热水炉，因为很多学校没有热水系统，到天凉的时候，总之带着这些项目区的。在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布尼玛的事情给我们说了，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帮助？转身一看，非常乖的一个孩子，问了一下没问题，那边在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也有裂唇，但是鼻子彻底没有第一次看到。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接纳这个孩子帮助他，将来他成为大小伙子的时候是一个充满阳光非常英俊，其实长的很漂亮的一个孩子，就是没有鼻子，我们那种心理一下子觉得必须得帮那个孩子，有触动，回来就联络，刚好归到裂唇的这些孩子里面。我联系到协和医院的整形医院也是技术上是全国最好的，非常非常顺利就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整个把这个程序安排好。仔细一想那是前年的事情，到今年这个布尼玛已经有这个样子，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主持人：是不是很偶然的一个缘分？ 　　濮存昕：是碰到的，是老师把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低头一看这个孩子特别喜欢。我们有能力去帮他，北京有多少人，北京有多少好的条件，对玉树草原上高原上的孩子帮他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们怎么去帮他，有效的去帮他，要帮就得帮好，一定要帮好他，这没问题。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多关注孩子？这里面有什么特别大的让您感到触动的事情吗？您的关注领域在孩子身上。 　　濮存昕：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在艾滋病问题上，所有需要救助的群体自然对受到伤害受到命运挫折的这些孩子有更加关注，有一种同情。而且做孩子的公益项目其实是好做的，他容易形成一个系统容易形成一个执行上的方便。整个社会公益结构对孩子做事情是有系统的，这是一个。艾滋病其实当时对孩子的关注应该是孩子最无辜，因为它这是一个行为传染疾病，大人被感染上HIV病毒的时候都是行为造成的，而恰恰母体垂直先天就感染的这些孩子生下来他们没有任何选择没有任何过失被感染上，所以从人性角度上讲，从怜悯心态角度上讲，觉得这些孩子更值得同情，帮助孩子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自己都有童年，我小的时候碰到的特定的一个年代没有很好的上学，哪个孩子哪个少年青年对学习上有需求的话，找到你你好像不好推辞，不能推辞，助学也很容易，和我的心理接到一起。 　　主持人：刚刚说做孩子的项目不好做，我有一个印象，我在搜狐工作的时候去年五月份您做关爱大龄女童到大凉山是不是也遇到一些障碍？您临去之前发生一些困难和阻力。 　　濮存昕：那边的阻力是一个长期的，因为文化因为也有一定的地方在文明程度上还不够，还有那种自我保护的状态，有点鸵鸟状态，自个儿的事情隐瞒着，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文化上的沟通障碍。我们去之前那边就开两会，那个时候别说这事，你们外来的记者是不是要把我们炒出？担心这个，呆了两天接待我们的政府官员对我们很好，对他们没有什么负面，我们不是要做新闻来做这件事情，确确实实帮助这些孩子。艾滋病的问题在大凉山成为非常大阻碍社会发展阻碍当地富裕进步的一个障碍，因为他们确实毒品的伤害很重，我们到那边去做孩子的事情比做大人的事情可能更容易让当地和我们合作，所以一下子到了学校去事情就比较好办。 　　关于理念：随手公益缘自本心 　　主持人：濮老师选择公益项目或者公益方向的标准具体是什么？是热点还是操作起来更容易还是您有一个自己一套独特的标准？ 　　濮存昕：我不是什么都能做，我推辞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想让我参加我觉得有点沽名钓誉或者根本挂一个名什么都做不了的话千万不要去搀合，你会非常坦率跟他说这件事情我没有时间，这件事情我没有能力，都可以这么去说。但是艾滋病的事情不能推辞，我承诺过，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孩子的事情我自己想做，其实不是我想做是人家太想让我做，我觉得不推辞就做了。推辞的有，确实有很多，可是从心理来讲你推辞到一些反而你心里有一点愧疚，反而激励你一定去认真做好。因为好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好，我是一个参与者，一定不是什么领军人物一定不是什么典范模范，一定是一个参与者，太多人去做，但是名人一去做效应跟普通人做不一样，马上就有报道马上就有响应马上就有人欢迎你，太多太多的志愿者，太多太多积极参加公益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我们这样一种条件，你在这个时候真正深入进去就发现你不是特别好，你做得不是特别特别好最出色的，这就使得我很自在我很平常。 　　主持人：您之前是不是更多参与看到别人做的很多项目参与进去，但是让孩子笑起来这个更多的是你在主导？ 　　濮存昕：这个事情反而恰恰更是一种合作，我们有一个主题，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我们自己确定的资助孩子的项目就是让他笑起来，通过帮助他让他面带笑容自信的生活快乐成长，我们实际上和很多很多系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儿慈会和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都是他们的项目和我们这个让孩子笑起来是非常非常能够走到一起，这样大伙儿一起做。比如像布尼玛这个事实际儿慈会在那边有工作站有工作系统，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把前期的工作准备好了，我们只不过是我们投入，我们可以去，我们这部分的资金可以纳入到他们的计划里面，我可以在他们的十多个孩子里面选定两个孩子是由我来负责做，就是这样的。我一定是一种合作，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自己在做，你要和社会合作，和很多系统合作，同时你又觉得没有单独的去承受太多太多的那样的一种比如困难、压力然后好多好多事情得靠你自己去做，太多人帮你去做。 　　关于艾滋病宣传：名人宣传效应让公众相信科学 　　主持人：最早2000年开始做卫生部邀请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宣传员，那个您认为是推辞不掉的。 　　濮存昕：推辞不掉的。 　　主持人：但是在2000年中国来说做公益的演员名人是比较少的，在那个时候。 　　濮存昕：这件事情上，除了费翔他拥抱过艾滋病感染者做出表率愿意参加参与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明星也好或者是社会知名人士还没有参加。卫生部想邀请这种明星效应的知名人士参加这个事情，找到我之后，我觉得这个通过谈话觉得这件事情义不容辞，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去做，而且世界上很多特别重要的名人都参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脸上有光的事情，是一种有荣誉感的事情。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名人演员做这个的是少数，您有没有顾虑？您成为少数。 　　濮存昕：我没有想别人，我只是愿不愿意做，当时比如说哎呀有没有危险，别会不会你的健康也受到影响，你仔细去想，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他们怎么做，他们已经做了十多年了，没有问题，你相信科学。 　　主持人：那时候公益活动您参与比较密集的时候，01年、02年。 　　濮存昕：刚刚开始，得到太多太多人的支持和响应，头两三年每年的12月1号忙的不可开交，一天可能参加两三次活动，电视台的采访，电视台的编导对这方面的信息量不够，改稿子、纠正一些提法、切磋一会儿的采访提纲费很大很大力气，弄到凌晨三四点，但是你就觉得你要做而且你已经觉得你能做得很好，这样鼓动我往下做。但是做着做着发现不够，还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希望能够有在社会意识改变方面有大的推动。你只是说你自己做点什么，突然间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突然间脑子里面蹦出一个，到他们的家庭去生活一天，到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去生活一天，一想到这个创意就很激动。没多久《东方时空》就策划出来了，走，选好地方了，咱们去黄土高原，卫生部一个同志跟我一块儿去，我们都安排得很好到那儿去，但是人家在那边村子没有露面过，如果我们这个车到人家，这还是一个贫困村，他会很显眼，我们像打有机一样，车子在村里游了一圈，到那边门一开我们一进去车就走了，那样做。但是那个东西拍出来之后到艾滋病感染者家庭去生活，虽然没有住，但是吃饭聊天无形中用他们的毛巾去洗手，这些镜头在全国一播出来比你做多少访谈，去做点什么报道要有用。没有问题，确实像你去做了，显示出正常的生活，不会有传染危险，使得歧视的这种现象开始松动，恐惧的心理开始改变，事半功倍，就去那么一下，用了两天多时间。挺好。艾滋病夏令营，敢不敢把孩子都接到北京市六七十个家庭接纳孩子，你为什么不能接纳？当然人不能太多，来了20多个孩子请到家里作客，其实我们这些志愿者等孩子吃完了我们才吃饭，有些菜是自己做的，有些菜是外面买的，像什么烧鸡肯定买一点，孩子在我们家吃饭，我非常感动，那些记者们也跟我们一起等孩子吃完了我们吃。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正常的生活接触是不会有传染的危险。 　　主持人：您刚刚说那时候做的相对少，那时候整个做公益的氛围没有现在形成一种风尚，没有这么荣誉的氛围，您那时候做这些有没有感到孤独感？ 　　濮存昕：和我一起做的人太多了，你想后来又多少人当了艾滋病宣传员，蒋雯丽、彭丽媛、国庆哥哥，都做了。 　　主持人：您这么多年做公益的事情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激起他人的帮助，明星朋友或者志愿者等等？ 　　濮存昕：真是他们很努力在工作，国庆在北京电视台成为非常好的主持人，他的口才在公益活动中练出来的，他的演讲一开始我能听出来他在公开活动中去演讲，他还不是很出色的。这几年下来他真的了不得，真的非常好，国庆他自己也捐款，也在吉林有把的工作项目，挺好的。我们互相都有一种鼓励，大家伙儿说这次活动咱们三个人去，那次活动你们俩去，这次活动都没时间我一个人去，这个很好。 　　关于理念 　　主持人：您个人在整个公益事业过程中对公益的认识是不是也有认知上的变化，最初和现在。 　　濮存昕：公益公益，其实我觉得益不是好吗，公就是大伙儿的事，对大伙儿都有好处的事应该大伙儿都做，这叫公益。但是公益的事情其实是自愿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自愿的，你本心出发的，爱心应该是特别的发自内心的，不是完成任务的，不是谁命令的，不是强迫或者甚至不是责任，不要有责任感，你有愿望。他当作自己生活一个方式，就像随手帮助一个人一样的帮助同事帮助家人帮助亲友一样的，随手帮助。个人的能力是小的，合在一起才是大的。但是我们有一点，我发现我们愿把什么事情都往大了做，愿把什么事情都往越大的名声越好，越大的效果越好，有问题。没有那么多大爱，没有那么多无疆，这件事情本身你把它做好就是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有一点，我也有，比如我说过我在日本我就体会到一种心态，为什么你刚刚捐了款又碰到一个捐款的时候就躲了，在浅草碰到年底新年前12月，我参加完北京的12月1号的艾滋病日活动之后12月2号跑到东京，日本那个艾滋病方面的民间组织邀请我去到那边交流，日本人说这些事情是国家的事情，我都纳税了，社会上的事情怎么能让我做呢？明星不参加，可是栗园小间有交情，那个老大姐出席活动，日本新闻媒体非常吃惊，明星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很吃惊。可是说中国有太多的所谓的明星也好社会知名人士都愿意参加公益活动，日本认不是这样的。这事交流也就完了，我们去游玩在浅草碰到捐款箱了，使劲谢鞠躬，日本人游人就是往那儿扔铜子，日本人的硬币面值很小，我兜里也没硬币，我是中国有身份的人怎么能扔硬币呢，我跟媳妇儿一说，不行，咱们一千日元捐进去。一千日元也不多，也没多少钱，下面又碰到了，我们捐过了，我们绕着走。这件事我心里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去年做过了，我都献过一次血了，跟我没关系了。他有这样一种自满，有的时候他捐这么多，我太少拿不出手别做了。赈灾的时候等等很多很多人在攀比你给多少钱他给多少钱，钱少了没脸面，给钱多了又觉得好像名利当先的那样一种骄傲。太多太多企业捐款在意举不举它的牌子，名和利的事情太干扰我公益事业里面的纯粹性，什么是纯粹性？就是本心，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舒舒服服的不用咬牙跺脚的那样一种公益的参与。我想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多，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我可以了，我够可以了，这样一种心态尽量去调整它。不在多少，不在先后，不在早晚，只在你做，你要没有能力做也没关系，还有人做，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都能做完的，做不完，随手做没时间就没时间，人家说你是一个演员你还做不做演员的事情了？也做。我用我最大的精力做演员的事情，所有公益活动都是我业余时间做。 　　主持人：刚才说做公益发自本心，觉得不合适就去拒绝，有没有考虑担心别人会被拒绝的人会认为濮存昕这个人和媒体传达出来的濮存昕的公益形象不一样。 　　濮存昕：有可能，我很愧疚或者我很对不起，但是真的你不能够，我累的时候就不做了，就是不做了。有缘分再说，你得相信缘分。有些事情你觉得好像不太靠谱，我得用多大的功夫和精力去调查这件事情，我没有系统来帮我，我愿意参与到系统里面，哪个系统我信任它我觉得跟它合作好我就参加。我们演出这事咱们要登了，没准儿堵在你后台门口求助的人有，但你觉得不靠谱，这事和我没关系，公司亏本让我捐助你五万块钱还发自己员工工资去，都不靠谱，跪下来也不可能，没可能。但是人家说的是真的假的，你不能先怀疑人家吧，可是你就是在怀疑，这个事情很纠结。你用恶意去猜测揣测人家，可是我又没有能力去查这件事情是真是假，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你最开始做公益到现在有没有记得参加多少？ 　　濮存昕：不去记，一开始还攒着点儿，比如有感谢信来了，证书什么，后来太多，不去攒了。 　　主持人：您觉得您是中国公益的先行吗？ 　　濮存昕：绝对不是。我就是参与者，我参加。我做的，亚鹏他们做裂唇那些活动比我做得大，成动，比我做得大，我是小小的一点点，没有多少。我在做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掏钱，我做一件事情别给我钱，把钱往这儿打，给我钱往那儿打，这个事就成了。我们知青的农场我呆了七年半，当我听到我们宝泉岭学校的孩子升学率很高，跑到大学清华广院，濮叔叔我是宝泉岭的不下十次，我特别自豪，帮助那边的孩子。那边的企业转制了，国有农场转职以后企业找我来做广告，行，非常非常少的钱别给我，资助这些孩子，在那边设立了一个基金，挂靠在他们的教委下面，教委帮我审批钱，那个企业就把钱打到教委，这些钱就用，我们已经做了五次五年的希望之旅夏令营，那边的孩子们用优异的成绩争取到夏令营的资格，六七十个孩子，每年把他们从火车接来住宿、大轿车，给安排好几个主要的景点，比如中央电视台我演出让他们来看，参观科技馆，上长城，天安门升旗，这五天孩子们高兴极了，每个人都写日记，回去一传播，激励着没来成的孩子好好学习，在当地影响非常好。一次不过十万块钱，教委也参与了一部分资金一起合作，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每年一到七月份就把这些孩子都接来。 　　关于信任：自己价值在公益活动中体现 　　主持人：爱心基金维持它主要靠的是个人？ 　　濮存昕：做事情，其实也就是你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努力集结起社会力量，我很感激，比如我给露露广告，你要让我做广告，三百万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百万到位了，这是条件。我们林兆华工作室缺资金，你做一个广告人家还不多要，几十万就够了，太容易的事情。这就变成了我好大的荣誉，其实很容易的事情。你这时候还有人有这种商业价值，你利用他把它利用好。其实我也挣钱，我够，我也做商业广告，很多人说你怎么做公益广告业做商业广告，一定要做，这是整个社会我参与到经济领域里面来我自己得到好处，同时让我的公益空间里面不至于捉襟见肘，我自己还有能力有支配能力，多好。 　　主持人：有人说有的明星做公益，这样的说法会感觉到委屈吗？ 　　濮存昕：没关系的，初级阶段谁想为了名去做没关系，只要他去做。陈光标也没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个性格，我在地震的时候和他做，他就是那个性格。他特别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能力，我们在一个河流水很大，车过不去，可是前民的路被堵住了，因为说可以回去取东西，那个东汽的企业部队给封上了，那里面危房不许进，不知道谁传言说可以进，谁都想到自己家里面去取细软，取东西，很危险。出不了大门，我们去看那个地震东汽中学倒塌的废墟，我们就得走后门，陈光标卷起裤腿，趟着河，这边走，那边走。他是一个高调公益，他毕竟在做，没关系。只要做就行，我支持所有人参加公益，慢慢他自己调整。他为名和利去做也可以，但是他要真的是慢慢做，做的好，做的时间长，持续下去一定是在公益参与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快乐得到了自己价值体现的那样一种满足，挺好的这事。 　　主持人：有人说名演员做公益是在做秀是在表演，这样的说法你感觉到很委屈？ 　　濮存昕：没有关系，批评也不堵别人嘴也不反驳，这样可以警醒我们的演艺界，你做的事是快乐还是违心的还是被强迫或者被自己的虚伪驱使，自己去想。但是我一定不批评别人。 　　主持人：您今年两会还会骑自行车去？ 　　濮存昕：今年不会了，今年会址迁远了，原来在北京站离我的单位特别近，我每逢开政协会都在演出，这回还在演出，所以跑不了了，而且这次我又正好在两会期间我在深圳和武汉演出，还得请点儿假，我也就不报车号了，我们单位帮助我从飞机场送到会址，开两天会我单位的车再把我送到飞机场，是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您觉得濮芳做公益有多大程度上是受您的影响？ 　　濮存昕：不是受我影响，她自然而然，命运使然，她从美国学习十多年回来她做什么？她自己的性情又不愿意去坐班，我给她介绍到一个，她自己照的一个纪录片公司，挺好嘛，你看看弄纪录片，这么一个朝阳企业在中国还是比较空白的。但是她刷卡上班不喜欢，你自己做什么？试了几下之后，整个公益这部分跟她对接起来很开心，而且我发现她很好，大凉山、玉树她不怕吃苦，而且在美国学习最欣赏她的改变或者她的进步就是她一定把事情当时做，她把它做完，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品质。她也有很好很好的朋友在帮她，她是一个很能够融入的孩子，跟谁都能够交往上，这都是她的优势。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一点去概括一下您觉得什么是公益。 　　濮存昕：公益就是对大伙儿都有好处的事，所以都得参加，不参加AA制你占便宜了，不好意思。 　　主持人：谢谢您。 来源：搜狐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sohu.com/20130712/n381446433.shtml

    5岁小孩“翘课”学才艺：         每天都很忙！         父母、孩子都说：“很焦虑！” 袁野绘         五六岁的小孩都在玩点儿啥？“玩”钢琴、“玩”英语、“玩”棋书画、“玩”跆拳道和轮滑……“需要上的课有点儿多，周四不得不‘翘课’半天去学跆拳道。”         7月10日，五岁小女孩芷晗（化名）的妈妈告诉记者。问及学习效果，芷晗妈妈回答得特别干脆：“挺焦虑。孩子学得焦虑，我们家长也跟着焦虑。但是没办法！”         孩子发言：喜欢……不爱学……累……         看到小芷晗每天的课程表，记者发现，她每天都很忙。从三岁半开始，每周二、六两天学习英语。从四岁半开始每周日上午学古筝。五岁开始，每周四、五学习书法，每周六、周四上跆拳道课……芷晗妈妈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再加上幼儿园，这孩子一个月的花费近万元。”         那么，小芷晗是否乐在其中？“喜欢……不爱学……累……”小芷晗的回答虽然有些自相矛盾，却真实反映出孩子的感受。         “最喜欢书法！”小芷晗最肯定的回答，却换来妈妈的解释：“她不喜欢英语、不喜欢古筝，就喜欢写字。那是因为书法老师喜欢她。”         父母难心         妈妈表态：光玩不现实，会落在同龄人后面         芷晗妈妈告诉记者，每天陪着孩子到处上课，她也很辛苦，也知道孩子很烦躁。“我也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就该玩。但是光让她玩不现实，会落在同龄人后面。”         记者发现，与芷晗妈妈有同样焦虑的家长不在少数。女孩笑笑刚4岁半，她的妈妈最近一放假，就到各种教育机构试听课程。“现在我只让孩子学了点儿围棋。但是上学之前，我想让笑笑学钢琴和绘画。”笑笑妈妈告诉记者，希望找到注重培养孩子能力的好课程，让孩子能在玩中学习。         7岁男孩贺志焕的妈妈表示，孩子与外界接触的时间很少，挺内向的。“之所以送他学习各种课程，就是希望孩子变得开朗一些。”         专家观点         唐素碧：需要先培养孩子的品格         记者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青鸟种子来沈阳举办的公益讲堂活动现场，有幸采访到台湾品格教育专家唐素碧。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她表示，“掌握知识技能便能赢在起跑线”这一观念，未必正确。教育还需要回归到生命的基础——品格。观察国内的教育现状可以发现，多数父母更为强调孩子们知识能力的发展，对于品格教育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唐素碧表示，孩子不仅需要拥有知识的技能，更需要拥有良好品格。同时唐素碧提醒，在追求知识与品格的过程中是有其固定次序的，需要先培养孩子的品格，然后才在这基础上去追求知识。本报记者 封葑 来源：沈阳日报 原文地址;http://www.l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3-07/11/c_1164901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