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公益圈儿应该都被一场叫“全球公益大会”的活动刷屏了吧?同时刷屏的还有那个无论是新华字典还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的新字：XIN(“亲”下面加个“心”)。因为听说……马云为这事儿忙前忙后了好久……好久…… “全球公益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并于7月9日至10日在杭州举行，作为东道主的，马云更是下了大功夫，邀请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以及姚明、李连杰、可汗学院院长萨尔曼-可汗等众多大腕儿齐聚大会现场。 此外，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霍华德-舒尔茨也专程通过视频送来祝福并风向了公益理念。 6月中旬，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陈一丹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深圳举办的“首届互联网公益峰会”刚结束，邀请了国内众多基金会大佬、秘书长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与新慈善法下，公益领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6月28日，新浪微公益又在北京玩儿了一场“中国公益新媒体蓝V沙龙”，大谈互联网技术革新下公益机构如何应对。 如今，阿里巴巴终于来了，马云携手国内外大腕儿纷至沓来有些晃眼。 马云：公益的本质是唤醒善良 在我们决定要办这个公益大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应该把时间放在赚钱上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把时间放在哪里才是最对的? 当七年以前我们决定把阿里巴巴每年千分之三的营业额作为公益基金来建设整个城市、国家和世界的环境保护，以为那样做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很快又明白一个道理，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的，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在于参与，在于点点滴滴的行动。慈善可能以给钱为主，而公益需要你花出的是时间、激情、智慧以及所有你可能拿不出来的东西。 你未必有能力去做慈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做公益、参与公益。 我们也认为做公益、做慈善都是人生一辈子中最大的一种福报。七年以来，我们发现在公益的路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仁，他们一直在探求，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变着生活，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批人需要有一个平台，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经验和看法。 公益和慈善的不同，在于慈善是给出自己的善心，而公益在于唤醒更多的善心。慈善是个人的，而公益却是以群体行动为主，公益应该是Public，慈善是个人行为，是善心，背后捐了多少是个人隐私，把慈善做得太Public，可能味道会变样，但是把公益做得太private又缺乏影响力，公益不是花了多少钱，公益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爱心。 我一直觉得人们经常在问，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从太极哲学来讲，人刚出生的时候，50%的善和50%的恶是合在一起的，是教育、是文化、是信仰把我们的善意堆积了起来，善意超过了恶。但是由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恶的东西、坏的东西会偶尔淹没我们的善良，所以我们需要擦洗我们自己的良心、擦洗我们自己的善心，而唤醒擦洗我们自己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点点滴滴公益的行动。 公益的职责就是真正去唤醒每个人内心的闪亮。今天的世界不会因为你捐的钱而发生改变，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你捐了钱，你自己发生了变化，而你的改变引起了世界的改变。捐款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 这世界的穷，你救不完，这世界的病，你治不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善意和善心给唤醒，这就是我们到处每年参加各种公益的初心，这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公益的初心。 公益和慈善有不同，因为慈善需要善心，公益除了善心，更要有善能，只有有能力，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一直坚信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这是做公益最好的办法，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公平，科学家做事情，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准确，而企业家希望做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效。 今天的公益，政府、专家、企业家都应该加入进来，因为这些能力合在一起就是巨大的善能，善能就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一起组织起来，真正做到有结果、有效率。 所以今天中国的公益，我们办这个XIN公益大会真正的含义是“心”，亲情加上心里面的激情，各位，我认为心态、姿态和生态是互为联动，合在一起的，人的心态的好坏会影响人的姿态的好坏，而姿态的好坏又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 潘基文：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合作 本次大会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探讨如何让中国和全世界进行可持续发展，目前全球领导者们签署了四个框架公约和协议，分别是救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都是保证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作为联合国负责人的十年工作中，我明白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合作，包括政府界、企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公民，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必须拧成一股绳，充分运用我们的优势和资源，去实现我们的成果。没有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 中国慈善事业正在快速发展，今年3月份中国通过的慈善法，为国内慈善事业创造积极的、有力的环境，这会促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更好的发展。而在这样的时期，应该更多的出现交流的平台，就如首次XIN公益大会这般，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分享成功的实践经验，学习全世界最具有创新精神、最成功的领导者们的知识。 在这方面，联合国也在全球契约框架下建立了80个网络平台，这些平台的功能就是在当地落实具体的项目，对接当地最迫切的需求，我们在这样的平台中帮助了数千家企业和公司。我们也邀请每一个企业界的领导者以及企业家，包括我们在座的嘉宾刚加入进来，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可能消除这个星球上的贫困的人，我们也可能是最后一代由机会去改变这个星球环境的人。 布朗：教育是脱贫的关键 中国过去30年发展非常迅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像中国这般发展;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3亿多民众脱贫，这也是迄今为止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目标。 这些伟大的成就，都与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感谢每一位真诚奉献的慈善家、公众。在中国公益事业当中，除了环保、健康等方面，最为成功的其实是教育，中国目前60%的慈善基金都投入到了教育领域，而真正脱贫的关键就是能够使人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供人才支持，中国才能够从以制造为驱动的国家逐渐转变为以创意为驱动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体系非常重要，但在后续发展中，需要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不断提供支持，不仅仅将企业看作是一种物理资产，而更多的是人才资产，尊重每一位员工的才能，并持续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投入。 看了大佬们的发言，是不是感触颇多?但其实…… 他们并不是这场大会的主角。 人家要做一场走心的公益大会，要展示小而美的公益项目， 要认识一群默默风险的草根公益人士。 这才是这场全球公益大会的主!基!调! 谈及小而没的公益项目，自然想到“你好，相亲”项目，作为互联网改变农村的典型公益项目，通过与各地政府深度合作，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通过搭建县村两级服务网络，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在三至五年里，阿里巴巴投入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服务农村、创新农业，同时辅助以各类公益项目，让农村变得更好。 而对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最为值得尊敬的莫过于默默无闻却又无私奉献草根公益人士： 寸玉周是鹤庆草海本地人，原来是一个商人，生意做的很成功，但是他放弃了挣更多钱的机会，拿着不到2000块钱的微薄工资，和一群20多岁的小年轻“混”在一起，做为鹤庆草海保护中心的一员，保护着鹤庆草海那一片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水塘”； 自然之友负责人张伯驹，在新环保法生效后，及时依法履行民间组织的职责，替大自然代言，将生态环境破坏者送上法庭，通过法律手段为中国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有2600多个自然保护区，其中75%的保护区周边的人口都属于相对贫困人群，这些社区拥有最好的水资源、土壤资源、空气资源，生产最好的农产品，但是这些农产品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谢焱建立的保护地友好体系，正是解决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绿色江河的杨欣，致力于保护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长江民间生态保护站…… 他们，只是无数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而努力的人们的缩影;这些案例也只是中国公益长河中翻滚的几多浪花，而这届公益大会，就是要把如此普通的浪花汇聚起来，用小而美的公益项目掀起中国公益传播的巨浪，就像马云所言：公益是为了唤醒，让更多的人参与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公益行动。来源：公益时报

提要 这周末，马云就像2000年邀请金庸和各路互联网大佬齐聚西湖论道一般，在杭州黄龙、在XIN（“亲”下面加“心”）公益大会上，给世界讲一讲——公益。 距离马云上一次如此广撒英雄帖已经过去16年了。 这周末，马云就像2000年邀请金庸和各路互联网大佬齐聚西湖论道一般，在杭州黄龙、在XIN（“亲”下面加“心”）公益大会上，给世界讲一讲——公益。 “无论我们做不做公益，世界都会发生变化。但你做了，改变的是你自己。”马云曾经如是说。 这些年，马云以及他身后数以万计的阿里人，一边“攻城略地”，一边侠义天下——肯定有人更津津乐道于阿里巴巴这个商业平台，感慨其的产业矩阵和传奇经历，但是当你了解到马云和阿里巴巴背后的善良点滴，了解到阿里巴巴体系中那些或波澜壮阔或“小而美”的公益言行，你或许会对这个“中国第一互联网公司”产生一种新的认识。 2012年1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成立，在这次会议上，马云成为基金会第一号志愿者。（资料图) 马云的公益——从那块窨井盖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湖畔花园创业的艰难岁月里，马云便和太太定下规划：50岁之前赚钱，50岁之后做公益。 那在2104年，在自己知天命的年纪，马云又做了什么？ 这一年的春天，马云先向自己的母校，“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马云语）捐了一个亿。 过了23天，他和老搭档蔡崇信对外宣布，捐出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巴巴总股本的2%。这笔捐赠按现在在阿里的股价，价值260亿人民币。 这笔巨额捐赠令中国公益界又惊又喜。“这是划时代的，”有评论称，“十年前，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不足百亿，而在马云一人的捐助额就达到了百亿级别。” 其实，无论此前还是此后，马云和他的公益的故事一直都在行进中。 2016年6月，马云宣布拿出2亿，成立乡村校长奖，以此表彰那些躬耕于乡野的教育者…… 2015年9月，马云乡村教师奖成立，马云个人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给100个乡村教师。而马云在新浪微博的名字不知何时也已经改成“乡村教师代言人马云”，此前的则是“TNC（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董事马云”。 同年年底，马云决定在三亚举行了一次乡村教师颁奖晚会，原因就是他想让大山里的老师们看看海。那一晚，赵薇、李连杰、高晓松、那英、汪涵……马云的一干明星朋友到场助阵，结果一台晚会下来，各个都哭得稀里哗啦。 2015年9月16日，“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正式启动，马云公益基金会宣布，每年将向100名乡村教师提供总额1000万元的奖金资助和持续三年的专业发展支持。（资料图） 2013年，马云夫妇加入“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捐赠300万美金，此奖被称为“超豪华版诺贝尔奖”；同年他又捐给中国全球保护基金500万美金； 1999年，蔡崇信为马云搭建阿里巴巴的公司结构，他惊讶地发现，马云几乎把所有创业伙伴都列为股东，把公司大部分股权都分给了大家…… 我们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在更早一些的时候——那个杭州城至今还流传的马云呵斥偷窨井盖小偷的故事。 1995年，杭州电视台做测试，找五六个大汉在马路上撬窨井盖，看看是否有人出来制止。结果当晚只有一个瘦小的、顶着一头乱发的青年骑着自行车来回绕圈，最后鼓足勇气指着几个大汉：“给我抬回去！” 事后，记者采访了这个小年轻——刚过而立之年的马云，结果他笨拙又机智地回答：“我刚才在找警察，如果他们真要动粗，我就骑自行车去找人。” 2014年，这个视频在阿里巴巴上市前被重新找出来，引发无数欢乐和感慨，最经典的回复当是“成功早并非偶然”。 凭借阿里巴巴集团上市，马云成功登顶中国首富和亚洲首富，当被记者问及成为首富的感觉时，马云表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最快乐是一个月90元的时候，1000万时开始头痛，超过1亿是别人对你的尊重。我连小区首富都不想做，没有意义，钱是用来做事业的。” 现在想想，这个事业或许正是他最为看重的公益事业。 阿里人的公益——那些被马云点赞的人和事 在马云的影响下，“公益”已成为阿里巴巴公司的企业注脚——其实这样不难理解，自阿里巴巴创建以来，武侠文化便是其被外界夸赞的一大特色，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惩恶扬善、扶贫济困的人才能称之为“侠义”。 马云的生日是9月10日，处女座，注重细节。自卸任阿里巴巴CEO后，生性洒脱的他愈发神龙见尾不见首。2015年，阿里巴巴一路“攻城略地”：283亿入股投资苏宁、912亿的“双十一”交易额……但赫赫战功均不见他有一言半语的内部夸赞。 2016年1月，阿里巴巴集团一位姓宋的女员工惊奇地发现，她突然成名人了。原来她和同事周末去植物园做义务讲解员的故事被人发在网上，然后被细心的马云看到并点赞——“被马老板点赞的人”，目前已经成为小宋最新昵称。 在阿里巴巴乃至其生态系统中，诸如小宋这样的公益员工和团队很多，比如那位放弃音乐教授岗位，蹲守青川数年做电商，支持灾后重建的四川女孩子王淑娟——马云特意邀请她去了纽约，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 2015年，阿里巴巴3万多名员工通过民主选举（阿里巴巴将会为每张选票捐出510元），选出10位普通员工担任“公益合伙人”一职。这10个人担任的并不是象征意义的公益职位，在3年任期里，他们有权决定和支配阿里巴巴每年数亿的公益基金。 2014年4月25日，马云和蔡崇信对外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基金。该基金来源于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资料图） 此外，阿里巴巴员工自己申报的公益项目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项目通过审核后，都可以获得集团5万元的资金支持和专业技术指导。诸如“幸福顺风车”（帮助十万异乡人回家吃年夜饭）、欣然读书吧（捐建流动书屋）、“爱的留声机”（为盲童制作有声杂志）、“爱之家”（关注流浪小动物）、“绿野仙踪”（测量森林负离子含量）…… 在阿里巴巴，有一项著名大奖，无关业务、无关KPI，只关良心——“感动阿里奖”。此奖颇有点古代丹书铁券的味道，11年来只颁发了6次，得主都是舍己为人的爱心员工，其中第二届得主最为著名，她就是用双手托起从10楼坠下的2岁儿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中国人向来喜欢追寻“血脉论”，比如探讨有什么样的企业才有什么的员工这样的逻辑问题，总想把原因和结果变得泾渭分明。但在阿里，要找这样的来龙去脉实在难，因为近似侠义的公益之心早已融入这家公司的血脉。 不论是“润物细无声”的员工行动，还是危难时刻显身手的公司表率，公益已经成为阿里巴巴的固定属性。 2008年汶川大地震，阿里巴巴先后捐款3000万； 2010年，阿里巴巴决定拿出营业总额的千分之三做公益，关注水和空气，截止到2015年8月，已经累计捐款4.16亿。 2010年，阿里巴巴向海地地震捐款200万元购买稀缺药品；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阿里巴巴捐赠2500万元； 2013年，雅安地震，阿里巴巴捐赠5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 2014年，台风亚马逊肆虐沿海地区，阿里巴巴捐款2500万元； 2015年2月，投资10亿成立香港青年企业家基金会，资助香港青年创业，一个月后，出资百亿台币成立创业投资基金会； 前不久，江苏阜宁大风灾害发生，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菜鸟网络和阿里健康亦是紧急驰援…… 对于很多阿里巴巴员工而言，在阿里巴巴，做公益已成为一件寻常事，寻常到就像编程序、写代码，去星巴克买星冰乐，在8号食堂点一份台湾卤肉盖浇饭。 做支付宝的，得做公益，结果顺手做成了“中国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公益性网络平台”，涉及助医、求学、济困、安老、救灾，13亿人次捐款，善款5亿元；做阿里云的得做公益，比如运用公益大数据救助被拐卖儿童，发布污染地图让公众监督更加方便；做淘宝拍卖得做公益，拍卖名人的一个小时的下午茶时间，崔永元拍了30.9万，乐嘉拍了20.6万，阿里自己人——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也被拍了，但是没查到价格，估计是脸太大，流拍了……最后所有拍卖所得钱款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就连以“技术宅”为主的阿里通信也在做公益，他们没别的资源，就搞了些手机靓号挂在网上拍卖，为自闭症的孩子们筹治疗费用…… 阿里巴巴3.2万人，前分7大事业群，后为25个事业部，漫山遍野，侠义天下。 2015年4月10日，马云联手马化腾、沈国军、朱保国、欧亚平等人在宁波宣布成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取名‘桃花源’，是希望中国10年、20年之后能拥有更纯净的水和空。（资料图） 阿里巴巴的公益体系——想成为全世界最健全的公益制度 时至今日，马云最骄傲的事情依旧不是创建淘宝、天猫、支付宝……他骄傲的是他和他的阿里巴巴同仁们建立起的一套社会诚信体系——这是阿里巴巴的最大的公益项目，也是阿里巴巴所有业务体系的源泉。 “我们今天最骄傲的不是卖出了多少商品，而是阿里巴巴建立一套诚信体系。用商业的方式向所有人证明了诚信值多少钱”，马云如此表示。 如今“阿里巴巴”已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其庞大的商业触角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谁都料想不到，诸如支付宝、农村淘宝、菜鸟物流……这些项目中体系里都深藏的一个共同的基因：公益。 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如今已是一个巨无霸。傲人的战绩在于马云早在2003年的提前布局，可出乎所有意料的是，当初马云创立支付宝的目的仅仅是想“帮助中国人建立了一个诚信体系”。 马云回忆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不起来，就是却缺少一个让人和人之间建立信任的东西……当天晚上我在达沃斯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和同事，我说立刻马上去做这个产品”。 在阿里巴巴公司内部，有一个关于社会责任的模型，叫“阿里罗盘”，用最简单的话描述就是“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做事”。 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阿里巴巴便开始布局农村战线，着手解决中国农民的“买进来”和“卖出去”问题。 天生自带公益属性的村淘项目随即诞生——马云表示在3-5年内，投入100个亿，将网点遍布1000个县城和10万个村落。 据了解，仅2016年财年，就有超过800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完成超过200亿元的销售，农特产品的变现切实地提高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收入。 对此，重庆奉节县草堂镇竹坪村的贫困户蔡茂林深有感触。多年来，他一直是村里的建卡贫困户，结果村淘服务站开业当天，他帮助村民采购农用车、日用品、电器等产品，交易额达150.5万。仅提成返点，蔡茂林一天就挣了3万元。 此外，阿里巴巴的公益项目“天天正能量”，自2013年7月起和全国60多家主流媒体合作，寻找“小而美”的故事，日复一日,默默积累，目前已经累积奖励数千例好人好事，引发社会巨大反响。去年“双十一”，8位“天天正能量”的代表更是受马云特邀参加了纽交所开市敲钟。 对于外界而言，阿里巴巴是一家世界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其创始人和麾下员工携手成就的商业成绩和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传奇，但是当你真得走进阿里，你也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世界顶尖的公益体系。 仅2016财年，阿里巴巴通集团捐赠2.3亿（不含平台资源捐赠1.9亿），资助国内外73个公益项目； 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共有32000名阿里员工的公益时间超过3小时，累积社会公益服务时间13万小时； 2016财年，阿里巴巴还通过麾下平台推动33亿人次参加公益行动，累积2.8亿买家、150多万卖家参与公益。有人开过玩笑，说光让这2.8亿左右的“活雷锋”手牵手，就可以绕地球5圈。 晓乐是阿里的新人，对于这个刚大学毕业的90后男孩子而言，马云是偶像一样地存在，他的话都是“金句”， “无论我们做不做公益，世界都会发生变化。但你做了，改变的是你自己”。他说他最喜欢这句。 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这么一个言必提阿里的互联网时代，关于阿里巴巴的各种故事和传奇俯仰皆是——所以，当“公益大会”成为关键词，马云和阿里巴巴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年轻、侠义，年满16周岁的阿里巴巴集团有他3万多员工的影子；3万多阿里巴巴员工有他们知天命的老板的影子；而知天命的马云则时常想起自己30岁时的那个故事。 杭州的夏日黄昏，闷热无比，在城市远郊的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无数青年人背着双肩包、骑着单车惬意穿梭，宛若还在大学校园——事实上，在他们刚刚关闭的电脑显示器里，每天都在流动着几百万笔的交易和几十亿的资金，奇迹和平凡，财富和侠义……宛若阿里巴巴那句名言，“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来源：新华网  

  由团省委、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广播电视台、省志愿者联合会共同主办，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广州市团校、广州志愿者学院、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的第29期南方公益志愿大讲堂近日在广州志愿者学院举行。        在本期大讲堂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主讲“《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对志愿服务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回顾了去年以来我国公益慈善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并对《慈善法》施行后的意义进行了解读。来自全省各地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共100余人参与了本期大讲堂活动。 ●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通讯员 岳青 统筹：张巧琦        去年志愿者捐赠率同比提高4.9%        去年中国慈善公益出现哪些趋势性变化？据杨团介绍，去年国内社会捐赠总量约992亿元，加上全国志愿服务小时折算价值600亿元、预估彩票公益金社会公益使用量340亿元，全核算社会慈善公益总价值预计达到1932亿元。        对此，杨团表示，与2014年度相比，尽管社会捐赠总量下降约6%，但是由于志愿者捐赠价值有大幅度增长，所以全核算社会慈善公益总价值上升4%。“这表明中国的志愿服务成长已经有了显著效果”。        与此同时，去年志愿者捐赠率为6.9%，与2014年相比，志愿者捐赠率提升了4.9%；捐赠志愿服务时间为15.59亿小时，与2014年相比，捐赠时间增长了3.37亿小时，增长率为27.5%。        在志愿者数量方面，杨团介绍，去年全国（大陆地区）登记注册志愿者约1亿人，占人口总数的7.27%；其中实际参与志愿服务的活跃志愿者总量为9488万人，与2014年相比，去年活跃志愿者捐赠总量增加了487万人，增长率为5.4%。        另外，全国社会组织也实现快速增长，去年65.8万个，比2014年的60.6万个增长8.6%。其中，社会团体32.6万个，基金会471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2.7万个。        虽然公益慈善各项指标均有所提升，但杨团认为，在1亿名注册类志愿者中，存在着志愿者仅仅注册但是并没有参加志愿服务的情况，造成注册人数高而实际参与志愿服务人数低。        “一个原因是，在国家有关志愿者登记注册制度、规划和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有10%—15%的志愿者注册率要求，但在志愿者参与方面未作要求和相应保障不足。”杨团表示，这导致相关部门、机构、城市和社区加强了对志愿者登记注册管理，而缺乏对参与实际服务志愿者的管理。        更为关键的是，当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阻碍志愿者参与服务的诸多因素，“主要是不了解志愿服务信息，缺少志愿者培训，志愿服务支持与管理不足。”杨团表示。        《慈善法》明确慈善的主体主要靠民间        《志愿服务条例》和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将对志愿服务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在演讲的最后，杨团为听众深度地剖析《慈善法》的立法进程、意义、内容、亮点，重点对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          杨团表示，作为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慈善法》立法目标在于“为慈善底线负责”，其中涉及志愿者或志愿服务的条款有13条，这明确了志愿服务发展的方向及趋势，不仅有助于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推动志愿服务工作，还将进一步深化志愿者队伍建设，不断壮大队伍规模、提升服务能力。        “《慈善法》明确了慈善的主体主要靠民间，而不仅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杨团认为，《慈善法》不仅扩展慈善的范围，巩固慈善组织直接登记制度，逐步放开慈善公开募捐资格，还激活公益信托制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慈善服务法定化，开启了民间与政府共同为社会筑底的时代。（完） 来源：公益中国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发布的《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表明，被解救的儿童若12个月查找不到其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可被内地居民收养。 为使打拐被解救儿童能够及时通过收养重新回归家庭生活，征求意见稿明确，公安机关将解救的被拐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后，应当立即开展查找其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12个月查找不到的，公安机关应出具查找不到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证明，自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之日起，被解救的儿童才可以被内地居民收养。 解救的部分被拐卖儿童可能长时间找不到亲生父母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明确解救的被拐儿童可以合法收养,是对当前一些符合条件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正名,也可让被拐儿童回归正常的、合法的“家庭生活”,切实感受到家庭带来的关怀与温暖。 项目介绍 2013年，中华儿慈会“回家的希望”项目联合反拐、防拐、寻子寻亲领域的多家机构，包含宝贝回家、世界宣明会、联合国反拐机构间项目，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等，共同发起“回家的希望”公益联盟，以帮助寻找、救助、帮扶丢失及被拐困难儿童家庭、反拐宣传、反对人口贩运与保护政策研究、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支持、反拐培训以及心理康复等为主要活动形式。 项目开展 1.我们将与公安机关以及民政部门进行配合,寻找到被成功解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相关材料，整理出切实需要救助的孩子与家庭。 2.将对有身体疾病的儿童进行医疗救助。如需进行儿童心理干预，可以通过各类有效心理辅导，让孩子们忘掉曾经的伤痛，开始全新的家庭生活，重新认识家里的各位成员，重回有爱的家庭。并就孩子克服学习、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3.为了确保救助工作公平公正地开展，我们会核查落实相关情况。同时,为了能长期帮助到孩子们,我们会持续性的关注追踪下去。 点我查看项目进展，或进行捐助

2016-06-2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李庆 眼下，用百度搜索“公益创投”四个字，得到的结果将近200万条，可见公益创投在国内的热度。这种始于上世纪最后几年的非传统慈善手段，在2007年前后被引入中国后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今年初，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日前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直接资助、以奖代补、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肯定了公益创投的作用与地位。 但在中国，公益创投的定位还不甚清晰，是更偏于公益的创新手段还是商界投资的新理念，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实际来看，国内的“公益创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地方政府主导，主要以项目大赛的形式遴选项目，并给予奖金奖励;另一种是创投基金、基金会等发起，挑选出特定气质的公益人，给予资金、技能、人脉等支持，助其成长。 在国内各大基金会、公益机构以及商业组织发起的公益创投项目、公益孵化器林立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这些有所差异的做法中推举部分典型案例，审视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一来聚各家之长，二来发现尚未解决的问题，共促发展。 ■ 本报记者 李庆  7年来，恩派在国内以公益创投的方式大面积扶持公益项目或机构，图为在东莞举办的首届东莞公益创投活动项目展示会   恩派：国内代表性机构 作为一个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恩派(NPI)从注册的第一个机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开始，就以“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为己任，旨在为初创期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切实的支持。7年间，恩派共扶植了千余家公益组织。 恩派公益创投的起源与发展 “在恩派成立的早期，为了给草根组织筹资，我们借鉴了国际的各类创投模式，用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让企业以项目为载体资助公益组织发展。比如‘联想公益创投’，由联想集团出资千万，用公益创投的方式去资助草根组织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激励真正投身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团体，而且经过量化指标测算，公益创投在提升企业品牌内涵层面的贡献远超出等量广告费投入。”谈到公益创投的起源，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维娜告诉记者。 从2007年起，恩派的这种“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引起了各界广泛认同，除了最早的联想，之后又与康师傅、英特尔、淡水河谷、帝亚吉欧、招商局等企业合作，托管的公益创投资金超过5000万，资助的公益项目近300个。为数千家民间机构提供成长支持服务，培训公益人才过万人，为公益机构筹集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运作资金，涵盖扶贫、教育、环保、青少年发展、助残、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等诸多领域。 谈到公益创投的概念，王维娜介绍道：“早期公益创投是为初创期和中小型的公益组织提供‘种子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资助的组织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其完成创业期的阶段性目标，并通过社会资金整合间接地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促进组织能力提升和模式创新的目的。” “公益创投在运作方式上同商业投资行为有一定相似之处，它与商业投资本质的区别在于其投资目标的非营利属性，即：公益创投对投资回报的解读更多的集中在被资助对象的成长性及其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性上。”王维娜说。 早期的“高参与度捐赠”模式 说到投资模式，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发起人、主任吕朝认为，恩派前些年所开展的公益创投的做法更像是高参与度的捐赠或者公益招投标，就是以扶持为主不求回报。但是，公益创投应该呈现新的动向，从传统的输血式的公益，向营造公益造血机能的有益探索。 吕朝所说的高参与度的捐赠及公益招投标，就是恩派早期开展公益创投的两种模式。 第一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由企业来出资支持草根公益组织，恩派采用公益创投大赛等方式来操作整个创投计划全程。 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恩派有自己的一套指标体系。事实上，一家公益组织要真正成为公益创投的资助对象，需经过项目的筛选及评审、核定投资方案、资助方决议、签订资助协议、项目跟踪管理、成果展示等流程。“除了给予资金支持以外，恩派需要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帮助资助对象去发展壮大，为投资对象梳理业务的同时，要帮他们在财务规范、团队管理的制度和流程优化、项目设计、能力建设、市场开发、计划完成度、阶段性评估、成果展示等方面给予‘陪伴式’服务。” 第二是和政府合作的模式。自2008年公益创投的做法较为成功之后，恩派将其推荐给了上海市民政局，上海民政局在肯定的同时，拿出了千万量级的资金在2009年发起上海社区公益项目大赛，自此开创了民间公益组织同政府合作推动政府资金资助社会服务型机构的模式。之后恩派又和苏州市、东莞市、深圳市、北京市等众多政府合作，同全国各地有意发展社会组织的相关部门一起掀起政府资助公益组织发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潮流。 无论是企业创投还是政府创投，大部分选用的都是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此外还有一些公开招募或招标，分别依据资助方向，用专业指标体系测评的方式优选出被资助机构。“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希望资助到的是能够明确看到潜力，具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社会效应更易被验证的机构解决方案，特别是已经具备一定品牌效应的公益项目或机构。”王维娜告诉记者。 恩派公益创投的第三种模式 早期的恩派通过与企业及政府的合作模式开展公益创投，然而，资助对象中不乏存在一些不能够明确看到潜力，且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草根机构是企业和政府支持以外的。为了资助这类草根组织，恩派于2015年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恩派基金会”，旨在支持恩派体系创新并扶植国内的初创期社会创新型组织。同时，考虑到处于成长期机构的资金需求，基金会下设了一个基金，该基金在推动一个公益创投计划，以社会投资的机制推动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该基金为“恩派公益创投基金”，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包括LGT影响力投资以及其他几家投资方共同组建资金池，用恩派多年来所积累的标准，去资助一些真正有潜力、有价值、将来可能参与到社会问题解决、参与到市场竞争的社会型企业。这种模式便是恩派公益创投的第三种模式。 “恩派计划尝试借鉴商业领域的投资视角，以参股的方式获得投资回报并回馈到基金中，可使得机构形成造血机能之后保障基金本身得到可持续发展。不过该基金去年刚成立，还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仍需要长期的打磨。”王维娜介绍说。 创投行为本身 并不是100%成功率的 恩派在公益创投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像新途、手牵手、青翼、WABC、歌路营、乐龄、百特教育、瓷娃娃、雷励中国、爱有戏、益众、十方缘、绿主妇等机构已经成为中国公益领域的知名品牌。有些机构甚至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致联合国的有些项目都在向它们抛橄榄枝。 但是，创投行为本身并不是100%成功的。一般情况下，委托恩派运营的政府创投及企业创投的周期为12至18个月，经过这个周期，机构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其中不乏一些不成功的案例。“这里面有几个因素总是为创投行为带来不确定性，一是创业者对自身及外界压力的承受能力;二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抗风险;三是机构的业务未经市场验证，对需求的预判失当。因此，我们只能在经历多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出未来创投操作方面规避这些风险的方式和手段，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王维娜介绍说。 公益创投为行业带来的影响 谈及恩派多年做公益创投为行业带来的影响，吕朝告诉记者： 首先，我们改变了企业投入公益慈善的方式。和联想的持续合作，发掘出了大批的年轻社会创业者。以往的企业选择公益的方式大多是类似希望工程、大灾大难捐款等，而这种资助草根组织的行为是从我们大规模做公益创投开始的。 其次，恩派还跟电视台合作，如上海东方卫视、旅游卫视、中央电视台等，一方面挖掘出了很多好的项目及组织，更重要的是在行业内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及倡导的作用。 最后，我们和上海民政局的合作开辟了政府购买草根组织服务的先河，此后，财政部委托民政部投了2亿元来做全国范围内的政府购买服务，如今政府购买服务已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

“过去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第一部门(政府部门)覆盖一切，好比一条粗壮的象腿;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第二部门(商业部门)得到了充分发展，不是象腿也至少是一条牛腿;而作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只是在近些年才得到了一定发展，过去一直没什么发言权，就像一条细小的鸡腿。” 在2016年6月16日首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南都集团总裁、南都基金会发起人周庆治说了上面这段话。对公益领域的发展，他表示：“虽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存在很大的不足，但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阶段，仍有4亿多农村户口，这个庞大的群体要实现转型，会带来医疗、教育、扶贫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第三部门的良好发育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对于峰会的发起初衷，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基金会发起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陈一丹说：“我们并不只是想简简单单地开一个会，而是希望通过峰会这样的形式，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慈善法》即将实施，公益已经不再是行业内的事情，而是要面向整个社会，我们希望形成一种纽带，共同推进公益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场合，国内39家公益机构的第一负责人相聚探讨移动互联网与《慈善法》双背景下中国公益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公益时报》结合采访和峰会内容带来各家的观点。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林：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断兴起的各类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等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捐步、互联网捐赠平台等公益新模式也在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公益模式，它让公众与公益近在咫尺。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王林表示，2015年儿慈会总筹款近2亿，80%来自个人捐赠，而这当中62%来自互联网筹款，而在3年前在这个数据仅为8%。他说：“是互联网‘倒逼’我们这些公募基金会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互联网对公益的改变。”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 “互联网公益最伟大的价值是赋权。”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阐述观点，“没有修改法律，无需政府授权，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公益行业的权利再分配;一批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开始与优秀的草根NGO合作，共享公募权，在共享中实现共赢发展。通过互联网，公众自主参与公益的选择权也得到了保护，他们只会选择支持那些透明度高、效率高的项目。” 对于《慈善法》规定，获得公募资格的慈善机构的募捐活动，必须通过民政部指定的平台，徐永光说：“如何理解和执行这条规定?我以为：首先，应遵循市场在慈善资源配置主体地位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平台，避免政府指定制造市场垄断。第二，应给成千上万的互联网机构对公益机构的第三方服务和支持模式开发，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避免造成未被指定为平台的机构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平台的僵局。建议给未认定为平台的互联网机构一个通过备案进行平台试运行的过渡期。第三，互联网平台机构需要用好自己的选择权，给那些优秀慈善机构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促进公益行业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劲： “移动互联网与《慈善法》的来临，对公益行业的机遇与挑战总体而言就是更开放，更竞争。”壹基金秘书长李劲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互联网的发展，让公益组织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更便捷、广泛地被公众所熟知，而《慈善法》出台后，县一级民政部门也具备了注册基金会的权力，同时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所有的基金会都有可能获得公募的机会、慈善信托等新的公益模式得到认可，这些都让整个公益行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加大了行业内的竞争，但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 李劲说：“互联网为公益所带来的变革是毋庸置疑的，但公益组织不能单方面依赖于现有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而必须通过不断的创新，联合互联网平台一起开发和创新公益产品，在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为公益服务的同时，也能够为互联网平台带来回馈。因此，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平台应该是在创新中互相融合的关系。 壹基金一直以来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筹划全新的联合公益的模式，就是希望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围绕全国性的社会议题，支持当地的公益组织，动员当地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当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公益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和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 爱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丘仲辉： “公益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目标人群得到能力提升，通过接触公益项目实现自我发展，而不是愈来愈依靠公益组织的帮扶、善款的救助;公益组织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解决掉一些社会问题。”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谈及互联网为公益带来的改变和挑战时说了如上内容，他表示：“互联网时代，让公众与公益组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让人人公益变成了可能，这是互联网为公益带来的革命性改变;但同时，挑战也伴随而来，公众爱心高涨且容易被感动，所以很明显一些个案救助类项目往往会更加吸引公众的眼光，相比而言一些能力建设类公益项目，我们称之为发展型公益项目遭到了‘冷落’，这就需要我们公益组织要利用好与公众紧密联系的机会，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公益。这需要我们在不断强化发展型项目重要性的同时，更多的设立一些体验式环节，让公众亲身参与其中，明白发展型项目所带来的效果，从而正确地引导公众参与到公益当中。” 对于即将实施的《慈善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丘仲辉表示：“《慈善法》明确规定了如何获得公募资质的《条例》，虽然可能会在短时间发生一批非公募基金会申请公募资质的现象发生，但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对公募基金会的很多条例要求，是许多非公募基金会无法全盘接受的，因此逐渐就会形成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各司其职的稳定现象，而且非公募与公募的界限也就逐渐模糊，这将更加有利于公益机构的良性发展、理性发展;但同时，《慈善法》及一些配套政策中有些规定依旧具有限制性，比如必须设立专职秘书长，基金会法人不得兼任其他公益组织职务等等，这在某些角度来看是一刀切的方式，很多公益组织能力达不到，就应该适当放宽，而对于兼任职务的问题，应该加强监管和审查，而不应该堵住公益人才的流动和价值体现。”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翟红新： 曾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仍让不少怀揣善心的用户心有余悸，而在互联网时代，这是公益组织无法避免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挑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认为：“移动互联网带来了筹款的便利，但同时也让项目处于来自于公众的7x24全天候的监督。对项目的公开、透明的需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公益机构应保持敬畏之心，因为信任是公益组织的根基，信任坍塌则难以修复。但值得庆祝的是，目前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和移动社交网络，已经能做到快速反馈项目进展、善款流向随时查询，爱心用户既是捐款者，又是项目见证者，又是监督者，通过移动互联网，正在共塑起一个透明、高效的公益信任生态。”(公益时报 管宇正)

林书豪和孩子们玩游戏 为呼吁公众关注流动儿童群体，践行自己多年来对儿童发展的信念，6月25日，美职篮著名亚裔球员林书豪与流动儿童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奶西实验学校，参与了以“篮球有爱，流动有希望”为主题的活动，给当地的流动儿童(非本地户籍常住儿童)带来了陪伴与礼物。在现场，林书豪首次公开分享了自己在美职篮打拼的“流动故事”，并以此鼓励流动儿童不放弃梦想，呼吁社会坚守“流动希望”。 作为美职篮赛场上的首位美籍华人球员，从林书豪到“林疯狂” 的一夜成名，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奇迹背后的压力与汗水。在美国加州长大，考入哈佛大学，他的履历印证着美国人对于“亚裔”的一切刻板印象——聪明、努力、却没那么强壮;但他用自己的表现向美职篮宣告：请不要用标签限定一个人的可能性，这也恰恰是他对于儿童弱势群体的信念，“很多时候，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林书豪和孩子们互动 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留守儿童约有6973万，流动儿童约3581万——也就是说，全国近40%的0至17岁儿童(1.06亿)直接承受着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其中，有265万流动儿童就读于教学资源匮乏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我希望自己分享的‘流动故事’，可以让小朋友们知道其实流动是件很正常的事。我在加州出生长大，因为学业和篮球在6个不同的城市生活过：波士顿、奥克兰、纽约、休斯顿、洛杉矶，再到夏洛特——这其实就是我因为梦想而不断改变和流动的过程。”林书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希望自己的这份坚持与行动，让更多篮球迷和普通人了解到流动儿童的存在，并与我一起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少一些偏见，多一些机会。” 林书豪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流动轨迹 为此，林书豪发起了“体育+流动儿童”的倡导，希望能够唤起粉丝的情感支持，让他们知道自己也可以参与公益，并在体育教育以其他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近10年的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蔺兆星表示，“中国有超过3500万流动儿童，这一数字还会伴随城市化进程和‘家庭式迁移’ 不断增长。当孩子来到城市，不能进到公办学校的时候，他们只能到打工子弟学校念书。这些学校的软硬件资源往往很匮乏，比如今天的这所学校甚至没有篮球框。正因如此，我们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了解到流动儿童的成长需求，让每一个努力成长的流动儿童都能享有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公益时报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