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和学生交流   5月30日，树仁打工子弟小学，阳光艺术大篷车项目正在开展   5月30日，树仁打工子弟小学，杨澜正在看孩子们表演     对话人物     杨澜，作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对慈善情有独钟，与夫君发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在流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做得风生水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0年间，她几乎每一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和公益有关。5月30日，在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树仁小学，阳光文化基金启动艺术大篷车活动现场，新京报记者与之对话，走进她的公益之旅。     谈受助与施助     出国留学得益正大老总白送奖学金     新京报：最开始接触公益是什么时候？     杨澜：我首先是一个受益者。1993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有一次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见面，他就说，杨澜，我觉得你很有才干，但是你年轻时应该多学习。如果你能考上美国顶尖大学，我们基金会就给你出全额奖学金。     新京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杨澜：我当他在开玩笑，我当时正主持正大综艺节目，要是去读书，节目就没法主持了，就对他说，这可能对您不太好吧。但他说，一个人的成长比节目重要得多。我问他，如果我拿了您企业的奖学金，需要为企业工作吗？他说不需要，我们就是希望给你机会去学习。我挺感动。后来我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并获硕士学位。这是我最开始作为受益者的体会。       新京报：受助之后你回国开始反哺社会？     杨澜：从1997年到2005年，我主要是个人参与各种捐赠活动。1997年，我做了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去拍山区农村学校。当时，我跟一位母亲聊天，她说希望让女儿去上学，不要一辈子待在大山里。聊着聊着，问起彼此年龄，发现是同年生的。但从旁观者角度看，她比我老十岁。这给我情感上挺大冲击。       新京报：为什么？     杨澜：我觉得，人的生活环境、出生环境没法选择，但因此会有很多不公平，如果他们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教育机会，也是他们一生辛劳的梦想出口。       新京报：这埋下了你后来做教育方向基金会的种子？     杨澜：对。我们夫妻的父母都是老师，我们也没什么爹可以拼，如果没有教育和自身努力，不可能有一片天地。所以我相信教育，只有教育的机会能让社会流动起来，让孩子们能有公平的机会创造未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       新京报：你此后是否再遇谢国民先生，他怎么看你现在做的事？     杨澜：见到过，我跟他说，我今天做的事很多都源于你当初对我的帮助，他也很欣慰。但他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怎么帮助过我，我觉得这是一种胸怀和态度。       谈公益机构创办         因陈逸飞病逝看到“生命很无常”       新京报：有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基金会？     杨澜：我们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时，想法比较简单，不想等年纪大了才去做公益慈善。当时还有件事情触动我们，我很尊敬的大哥陈逸飞先生突然病逝，病逝前两个月，我们还在谈，应该一起做些文化方面的公益活动。他的突然离世让我看到，他对后事没有做详尽的安排，引起家族里的一些矛盾，从旁观者角度看，我们挺痛心的。后来我对老公说，生命很无常，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等了。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办基金会的方式？     杨澜：到了2005年，我和先生商量，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我觉得，每次都是大水了捐钱，学校没操场了捐钱，没系统性、连续性，我不太满足于那种遇到灾难就捐的随机慈善行为，想做得系统一点，就在香港申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这是2006年批准的。2009年，在内地，我们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当时的政策法规让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工作。       新京报：你和丈夫在基金上投了多少钱？会有固定捐助吗？     杨澜：我们每年都会有固定捐助，补充人员和办公费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从基金会成立至今，我们个人直接现金捐赠有数千万元。每年都会捐，且数额不断上升，除保证基金会正常行政开支和运作外，项目中我们也捐了不少钱。具体数额我们不愿高调说，这几年胡润慈善榜一直把我们放上面，但这个数字不准确。       新京报：阳光文化基金是否有过筹款压力？有哪些筹款方式？     杨澜：从来没面临过筹款压力，我们项目需要多少钱，能把多少钱管好，就募集多少钱，这是针对在内地的阳光文化基金运作的方式。除了慈善晚宴，还有定向捐赠。虽然阳光文化基金有公募资格，但实际上没做公募，都有定向捐赠，机构、企业家、社会各界的捐赠。       新京报：为何不用公募资格？     杨澜：是因基金做的项目，我们先做预算，需要多少就筹集多少，不盲目扩大。如果一下子募到很多钱，而项目又没做得很扎实的话，就会变成为了花钱而花钱，不太好。 谈中外慈善 参与和投入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写支票       新京报：你经常接触西方富豪，是否留意过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杨澜：我学到的东西挺多。巴菲特说，做慈善要趁年轻的时候。     洛克菲勒家族的主要传承人告诉我，慈善可以把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死了后孩子们为了争遗产闹得对簿公堂。     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参加慈善活动亲力亲为，给一些贫困家庭盖房时，他和太太就在那里做木匠、搬砖头。他告诉我，做公益慈善，一定要从当地人需求出发，而不是我们的想象出发。 比尔·盖茨的经验是，你做任何慈善都要让被帮助的人能有更多机会参与进来，而且要对他们有完全的尊重。做慈善是在做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比如他在做防治非洲疟疾的项目，就需要和当地医疗站、医药公司形成合作关系。     我还和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巴菲特做过深入交流，为了花好父亲留给他的10亿美元公益基金，他和妻子花了近两年去做各种调查，看在什么方面做慈善能获得长期效益，这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后来他们找到女童作为捐助群体。这种对于慈善的认真态度和学术精神让我印象深刻。       新京报：你们是否尝试引进这些经验，效果如何？     杨澜：这些事例改变了我过去对慈善只是单方面捐赠，只是一方帮助另一方的粗浅看法。做慈善机构和做一个企业一样，要有使命、宗旨，要创造什么价值，有什么战略、人员、步骤等，是非常严谨的事情，不仅是刷自己的存在感，更要看到对社会长期产生的效果。在做艺术教育具体项目时，我和我的团队总是在问，这是孩子们要的吗？不断去发现孩子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做了好事就行了。       新京报：2009年，你们机构参与主办的巴比晚宴当时很轰动。     杨澜：这让很多企业家认识到要把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上，使它能发挥长效机制。王石后来说这件事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     这次晚宴做了个提醒，让中国先富起来的这批人，认真思考怎么做慈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巴菲特说了一句话，给钱不比挣钱容易，甚至还要难。如何聪明地捐赠、有效地捐赠，他讲了很多经验分享。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次晚宴为中国慈善领域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此后，全国有两千家，包括企业、家族基金会，有点像雨后春笋一样。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富豪在慈善领域做得如何？     杨澜：我不想用富豪这个词，而是企业家。企业家完全可以把丰富的项目、机构运作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中来提高管理能力和效率。过去富裕阶层大多停留在写支票阶段，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让有管理经验的人把他们的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的管理上，所以参与和投入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写支票。大家都有仁爱之心，但方法值得探讨，比如派发现金的方式，除了在极端条件下，我是不赞成的，对于受捐助人自尊心有伤害，也无法衡量效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财富？     杨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希望通过有创造性的劳动来积累财富。我没想过要做多么有钱的人，只是觉得生活没有太多顾虑就行。财富一定要给人带来自由，让你可以不去做那些为了生存而不情愿的事。财富用得好，不仅能带来自由，而且可以为世界创造价值，把财富变成真正的价值。做公益慈善、创造价值是我特别相信的事情。       谈公益环境     国内公益最大问题是没建起生态系统       新京报：作为政协委员，你曾多次提交和慈善法相关的提案。     杨澜：做政协委员这十年，我几乎每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公益有关。中国慈善法迟迟没有出台，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制约。第一年我做的政协提案就是尽快出台中国慈善法，到了第十年我写的政协提案还是呼吁尽快推出我们的慈善法。现在总算被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的优先考虑项目了。你说十年是快还是慢？       新京报：我觉得慢。你怎么看？     杨澜：我觉得这个进程非常慢，完全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如果没有规矩就无法成方圆，这导致很多在这个领域的认识不一致和一些质疑。如果把规矩定得更加清晰和完善，困扰可以被避免，所以我也在推动，包括学术上的研究。       新京报：国外的公益环境如何，有什么可取之处？     杨澜：做得好的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发展相对成熟，所以政府和私营部门、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社会治理模式较完善。在国外为什么能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公益组织的成长？是因为政府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比如政府竞标社区残疾人服务方面的公益项目，然后每一年政府的经费都通过定向方式给到公益机构，这样公益机构就能有稳定来源。其实这是一个生态系统。       新京报：我国政府也开始采购公益组织社会服务。     杨澜：虽然北京、深圳等尝试在做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但非常不够。北京现在做的领域也很窄，项目分散、零散，不够稳定。很多草根经常涝一年旱一年，资金来源极不稳定，比如遇到一笔资助，今年可以做一笔项目，明年资金没有的话，项目可能被压缩甚至取消。这种大起大落对其品牌口碑、项目可持续能力非常不好。       新京报：那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澜：中国公益最大的问题是没建立起生态系统，首先没有规则，第二是不同层面的机构还没发育起来，所以你要看小草就一片小草，要看大树就几棵大树，缺少层次丰富、格局功能、彼此相依靠和连接的生态系统，要么就是同质化竞争，要么就是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而半途而废。       新京报：怎么解决呢？     杨澜：这几年我一直呼吁要建立其中国热带雨林式的慈善。有些机构负责给水，有的机构就是大树，有的则像藤蔓一样附着在大基金会身边，也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彼此成为一种生物链。但中国草根机构普遍能力较弱，几乎没有专业背景。当一些大的基金会公开招募竞标一些公共项目时，他们几乎拿不出像样的方案竞标。       谈经历和儿女       得到的东西会比你给予的更多       新京报：做公益让你的人生发生哪些改变？     杨澜：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个领域也让你看到人性好的方面，这让我对世界还是有信心的。有时看很多社会新闻，会觉得人心深不可测，包括刚刚看到有人把6岁孩子从车上扔下，遗弃在弃婴岛，这个时候让你很难对人性有信心，难以去想象。       新京报：在公益方面经历过坎坷吗？     杨澜：会受到一点委屈，但总体上还是能得到很多。       新京报：你得到了什么？     杨澜：在汶川地震后，我倡导在中国儿基会下面设立关注孤残儿童的基金，在地震后第五天我去了灾区，在帐篷里认识一个9岁的男孩子，他背着妹妹从山里走出来走了一天，当时给他矿泉水喝，他说要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喝。他当时跟我说，你不用可怜我们，我们会东山再起的，我觉得真牛耶，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真伟大。这让我对生命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你得到的东西会比你给予的东西更多。 做公益让我更容易快乐了。我发现，当你的个人悲欢喜乐和更大的生命体联系在一起后，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乐在其中，一点都不觉得累。       新京报：你的孩子在多大时开始接触公益，你是怎么引导的？     杨澜：孩子的心是纯净的，愿意去帮助别人，没有几岁不几岁的。他们做很多公益的事情和学校是有关系的，比如在小学会有同学得了白血病什么的，都会自己去捐钱。我的两个孩子都有过这种经历，捐钱时他们都没问我要，而是从自己零花钱里拿。我只是跟他们说，不在于捐多少，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是你的心意就好。他们学校组织捐旧衣服，我就带他们把要捐的衣服都送去洗干净了，折好了装在袋子里恭恭敬敬地送过去。我跟他们说，有机会帮助别人，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感受。       新京报：他们有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吗？     杨澜：像我的女儿，她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做志愿者，回来后跟我说，见到的那个姐姐生命特别脆弱，但还在学习，这对她幼小心灵是非常大的震撼。后来她还特意写了一篇作文，这是她主动要写的，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儿子挺喜欢画画，他去一个智障学校教那边的孩子画画，回来就跟我说，他在那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虽然他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他看他们完全信任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棒。       新京报：你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现在做得如何？     杨澜：我希望他们首先应该是做正直、快乐和大方的人，希望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特长。目前看来，他们善良、正直，非常愿意帮助别人，不自私，我为他们骄傲。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6/11/c_126601839.htm

    德鲁克说:“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那么，在公益机构里，到底谁才是机构的管理者，仅是领导人或领导层吗？     在一个现代的组织里，如果一位工作者能够凭借其职位和知识，对该组织负有贡献的责任，因而能实质地影响该组织的经营能力及达成的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位管理者。     从人治到管理，这是组织发展的必然。公益机构的发展会经历“人治”到“团队共治”再到专业管理的不同阶段。在机构的初创期，尤其是草根机构，他们的创始人很可能是领袖式人物，通过类似火车头的作用来带动整个团队，团队的决策和工作思路也基本上服从于这个创始人。但在团队规模有了一定发展后，创始人会开始通过团队共治来管理机构，让内部形成一定的习惯和共同的纲领。当然，这种共治也会基于人情或人脉，所以它需要大量工作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需借助大量活动来吸引更多人的加入。     在我看来，前面这两个阶段，都处于“有力气没脑袋”的状态。原因是，不论人治还是团队共治，领导人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把团队带好，如何管好团队。当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团队成员开始关心“使命愿景”和“有效性”的时候，组织才面临真正的“现代管理”问题。是的，管理，是对有效性的思考——所谓的绩效，不是做好事，也不是把事情做得好，而是把事情做对，即在知道为什么做的前提下，讨论如何做得更有效。     不少NGO的同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管理的不屑、抵触或是恐惧。有领导者觉得最有效的管理就是自己一声令下、三军得令；也有领导者认为管理就是管制员工，跟非营利组织的文化格格不入，搞不懂也不想花时间做；还有领导者看得到管理的效果，但是不想推行，怕会失去自己的权威。     第一类的领导者，他确实渴望跟同事一起奋斗，但如果太享受这种工作方式，就会把领导者本该做的管理工作搁置在旁，剥夺了同事成长和锻炼的机会；第二类的领导者，以为管理即意味着表格、模板，并没有在这问题上多动脑筋；第三类领导者，只把事情做对为中心，害怕运用管理。因此，我们更应该在机构里面推行管理，避免个人意志和权力欲望对组织使命、组织运作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必须卓有成效。公益机构若不谈管理，形同于自我放弃。一家草根机构，如果只谈情感、只讲动人故事的话，也许能够在短时间有迅速发展，但未必能够做到可持续地发展，更不要说真正彻底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非营利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如果只认同机构领导人，只沉溺在机构文化和氛围里面，不关注机构使命、客户需求和行为的有效性，那将是可怕的事情，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内地的公益慈善领域经常涌现出魅力型的领导或组织文化，他们会引发一阵阵新的潮流和社会关注。但这些魅力型领导的管理工作是否真的做得卓有成效？这不应该是用媒体报道或其个人发表了多少文字来衡量，而应是观察其管理的团队所带来的社会改变和利用资源的有效性。     尽管不排除有天才，但仅依靠人内心动力的机构，资源很快就会枯竭，况且中国公益更需要人人参与的机制，需要更多人能够起到“管理者”的作用。重视管理，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工作；而仅依靠魅力和个体智慧，只能让所有人都做出平凡的工作。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6/03/content_9054.htm?div=0

    5月29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协办的“投资儿童 放飞梦想——中国儿童福利周（2014）”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在创新中重建现代儿童福利制度——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4》。《报告》总结了2013年以来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轨迹，并对2014年的发展了提出政策倡导意见。     过去五年，中国建立了孤儿生活津贴制度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困境儿童，儿童保护从倡导建议走向实际行动。中国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正展现着普惠型、规范化、社会广泛参与、可操作化的新特征。     但中国儿童福利的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整体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但儿童数量和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单独”政策的变化在短期内给儿童福利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儿童医疗和早期教育还面临很大的政策缺口。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占比和儿科床位分别在5%和6%以下，与儿童16.4%的人口占比不匹配。个人卫生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在总费用中，个人需要负担的比例为34.4%，比1978年的历史水平高出14个百分点。缺乏针对性的规定使得城镇新生儿处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的空白地带，基本医疗对大病患儿的保障力度有限。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全面建设儿童福利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并对2014年的发展提出了倡导建议：建立面向全体困境儿童的分层分类津贴保障制度；多方位加强儿童医疗制度建设，从源头解决弃婴问题；建立国家托底的儿童监护制度和全社会参与的儿童保护机制；加大财政投入推动早教特教的快速发展；构建儿童福利服务递送体系，推进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报告》重点提出，儿童养育津贴制度从孤儿向困境儿童扩展，儿童养育津贴发放对象逐步从孤儿扩展至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父母服刑和重度残疾等困境儿童。我国从2010年开始建立第一个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孤儿津贴制度，每月给机构内供养孤儿和散居孤儿发放基本生活保障津贴。此后，又将困境儿童生活保障津贴拓展至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2013年有15个地区颁布了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相关的政策，其中少部分省市还对“父母一方感染艾滋病或因艾滋病死亡的儿童”进行生活补助。除了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外，一些地区将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拓展到父母双方失踪、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如北京、山东、安徽、天津等。此外，浙江省、陕西省还将生活津贴发放对象扩展至重残重病等自身困境儿童。     此外，民政部欲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2013年年底，民政部表示在对我国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的基础上，要积极争取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内，其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主要指父母失踪或弃养、父母服刑和父母重度残疾。我国目前有60万多事实无人抚养的“亚孤儿”。分类施保困境儿童救助制度的建立，将成为我国推行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又一重大政策进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强调了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完善的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可以随时发现儿童的基本需求，可以解决事实困境儿童信息取证难的问题，解决困境儿童津贴和服务落实难的问题，还可以反馈福利服务与儿童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由此可见，加速建立适合我国的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势在必行。”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6/03/content_9044.htm?div=-1

    中国公益行业发展至今天，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公益品牌。论机构，从老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到后起之秀如壹基金等，都作为公益行业的标杆被公众所牢记；论项目，从经久不衰的希望工程，到后来的母亲水窖、爱心包裹等，也都成为了公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公益产品。     可以说，中国非营利行业早已进入了品牌化的时代，公益机构及其项目早已开始依靠品牌效应在非营利领域寻找各自的立足之地了。     所以，2014年5月21日下午，当“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建设分享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不少公益界的小伙伴们是带着一份好心情去现场围观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此次下大力气、把自身机构品牌建设当成一项长期的工作内容来做，是基于外界对南都的认知和南都内部的自我认知在许多点上产生了不一致。     但为何要把机构品牌建设摆到这么高的位置——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3年的理事会上专门为此设立项目，并邀请服务方“心创益传播机构”为他们梳理提炼机构品牌策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解释说：“一个基金会仅在公益圈内有口碑是不够的，还要在社会认知度或是品牌影响力上有一定的提高，这是未来公益基金会最需要的。”     当然，所谓“机构品牌”的概念最初也是来自于商业领域。在商海中，一个强大的品牌能够帮助机构获取资金、人力和社会资源，并有利于自身与其它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在非营利领域，一个强大的品牌不但能更快地树立起项目的可信度，从而带来合作伙伴和捐赠方，更能增强机构内部的凝聚力、打造外界信任、提升机构能力和实现社会影响力，这是国际上对于打造非营利品牌的一致看法。     显然，基金会并不是强大机构品牌的唯一需求方，非营利领域内广大的NGO，尤其是在资金、人手、能力等各方面都缺乏的草根公益组织，更加渴望身上有这样一张响当当的“王牌”在身。但它们是否也能从南都的案例中吸取经验，同样花钱借助外部力量来帮助自身提升机构品牌？如果这不是可行的方式，它们又将何去何从？     “第一个阶段是项目的品牌和形象，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入手；第二个阶段是要让大家知道项目是谁做的，用项目品牌带出机构品牌，永远只有项目品牌是不行的；第三个阶段才是机构品牌，到了这个阶段，一个机构做什么项目都能得到普遍认可。”     ——徐永光描述非营利机构品牌发展的三个阶段     拿不出手的机构品牌     “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希望工程’的品牌可能是它的生命……”在5月2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机构品牌建设分享会上，他们的理事长徐永光用的却是青基会“希望工程”的例子给大家开场。     当然，一方面当年亲手创办家喻户晓的“希望工程”，徐永光对这块招牌的树立过程肯定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另一方面，这也立刻折射出目前中国非营利领域的现状：公认的成熟机构品牌仍然是屈指可数的大型基金会，而且即便位居此列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多少被“希望工程”这块大金匾的光芒抢去不少风头。     “在中国，机构品牌建设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几个比较大的基金会做得很好。”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彭燕妮掰着指头向《公益时报》记者数了几家机构。     徐永光也觉得，除了那些叫得响的基金会外，非营利领域再拿不出几个像样的品牌，他表示，公众对公益的怀疑和不信任阻碍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他还认为，公益机构品牌建设的需求也源于资助方，他说：“现在资助者选择公益产品都要货比三家，面对这种公益市场化的趋势，建立机构品牌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整个公益行业来说，大家还没有把这个提升到很重要的位置。”彭燕妮还补充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她说，“大家对机构品牌的认识可能还集中在筹款上，忽略了机构内部建设也需要品牌。”     “如果将品牌人格化，南都给外界的形象是男是女，年龄多大，什么体貌特征？”早在2011年，南都发起过这样的一次内部讨论，这是南都最早的一次关于自身机构品牌形象的思索。当时，南都已经经历了三四年的初创期，开始开展一些新的项目，以“银杏计划”首当其冲，旗帜鲜明地将资助对象定为年轻人，但这引来了外界对南都印象的困惑。     由于从创立之初就将自身使命定位推动行业成长，于是在此之前，南都给外界的形象感觉“好像是更加年长一些的，但银杏计划的风格却显得比较活泼”。这为南都内部的执行造成了困扰，员工突然对与外界沟通时的用语和行事风格拿捏不准了。“还比方说，我们认为自己很创新，但外界却不这么认为。”彭燕妮补充道。     由此出发，南都形成了品牌建设的需求，希望以此能够指导员工的日常工作，并能协调项目之间的关系。2013年初，这一议题在南都理事会被提出，后又邀请“心创益”加盟。2013年7月5日，品牌建设工作在南都正式启动。      基金会摸石头过河     既然明确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也用专门的资金引来了专业力量加盟，何况后者引用的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品牌IDEA理论——一项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的非营利领域研究成果，那么，基金会的品牌建设之路就应该水到渠成了吧？     和对非营利领域众多问题给出的答案一样：没那么简单。由于与商业领域的品牌建设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非营利机构的品牌建设丝毫不能从中借鉴，并且，面对不同的机构，处理的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几乎没有模板可言，反而只能，也必须，提供定制化服务。     在来南都之前，彭燕妮曾服务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那里，其实就采用的是一套贴近商业公司的机构品牌管理办法。“在商业公司，这方面的管理就比较死板，员工跟着行为手册执行就行了，而且可能细到打电话用语要怎么说。”彭燕妮对营利与非营利机构在机构品牌问题上的差别深有感触，“非营利机构则非常强调民主，即每一个人的参与。非营利机构的每个员工有很强的主观意愿，所以在这里非常强调价值观的认同。但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加入的时间也不一样，要达成共识还真不容易。”而这也成了南都在这项工作中的最大挑战，回首机构品牌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后的最初几个月，简直是一场折磨。 “心创益”给南都做的首先是信息采集，因为要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个采集阶段通过电话、面谈和问卷的方式，一共100多人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南都所有的员工、理事、合作伙伴、所资助的草根机构、公益界同行等。将近3个月后，所有员工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共同找出机构内外认知不一致的地方。直至2013年11月左右，南都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机构品牌策略报告。     作为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南都为自身品牌的核心内涵找到了最清晰的定义：民间立场、专业素养、创业家精神。并且，南都在品牌传播策略中将更加注重向外的传播。“现在公益行业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非常小，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政府、企业的支持，并让普通大众更多地参与，这就要求我们走出这个行业，向更宽更广的范围去传播。”彭燕妮说。     此外，今年春节过后，南都还形成了一份品牌白皮书，对机构内部的具体运作细节、每个员工如何更好地传递品牌内涵都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建设分享会现场各个机构分享了对品牌建设的理解   与企业类似，社会组织内部也需要通过团队建设增强凝聚力        以大面积民主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品牌内涵、传播策略和白皮书，这基本上概括了南都机构品牌建设的初期过程，但这个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模式却不一定能照搬到其他基金会。     时下，“心创益”与青基会在此方面的合作也已悄然开始，在双方最初的沟通阶段，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就询问过“心创益”要采用什么样的模型或工具。“我们只能跟他讲一个大概的思路，但是具体落地，每个组织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有具体的模型可参考。”“心创益”创始人兼总裁戴亚楠如实地说，“当时我们回答，我们就是在探索。”     戴亚楠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由于非营利机构品牌建设在中国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参考，所以，即使将来有模型，也要等到自身“有一定的案例积累以及对整个行业有足够了解的时候。现在我们在理念上遵循品牌IDEA理论，但在具体的沟通和理念呈现的方式上，则更多需要内部沟通，需要该机构内部人的认同，也就是要用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达”。     这样的理念在涂猛看来，也是特别对的，所以青基会选择了和“心创益”一起共同探索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      非营利机构需求市场化？     在非营利机构品牌建设方面，“心创益”的确走在众人前面。2011年底，其创始人戴亚楠和武萍创办这家社会企业，初衷就是为非营利机构进行品牌传播。     “2012年初，我们在国内做了一个小型网络调研，发现有85%以上参与调研的非营利机构都没有从事品牌或传播相关的工作人员，甚至连担负这部分职责的志愿者也没有，大家都在埋头做项目。”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戴亚楠曾将这样的调查发现向《公益时报》分享。     从创办至今，“心创益”举办了各种围绕“非营利机构品牌”的沙龙、分享会和研讨会，目的就是向参会者分享非营利机构品牌传播的基本知识、案例和经验。而戴亚楠本身就拥有15年商业及非营利品牌传播的经验，“心创益”的合伙人及顾问也都在相关领域浸淫多年。     作为一家专注非营利品牌传播的社会企业，“心创益”在刚成立的这两年多时间内，开支收入基本持平，这显示出了客户极大的认同，反映出了非营利领域对于机构品牌建设的需求程度。     而在上海，也有一家名为索益公益文化发展中心的年轻机构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就在上周日，他们才度过了机构三周年的庆祝日。在过去几年中，上海索益帮助上海地区的多家基金会提供了围绕机构品牌传播的相关工作。     其机构理事长李磊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现在有10%的基金会相对重视机构品牌的建设，而在NGO中也有不少机构关注这一议题，但他们通常只把机构品牌和筹款挂钩。”     “其实，在筹款之外，机构品牌在多方面对NGO都能起到切实的作用，比如说人才招聘等。”对于NGO，李磊点出了机构品牌的重要性，“如今在NGO中，差异化竞争很重要。如果NGO能将自身品牌的细分定位准确地向外界传播，就不难在非营利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李磊说，现在上海索益的目标有二：一是与大型基金会合作，让他们在协助NGO品牌树立上产生实际效应，推动整个行业对品牌建设的信心；二是对NGO的一线传播人员进行培训，逐渐形成岗位准则和评估标准，以此推动NGO管理层的观点转变。     “如今，公众对公益机构特别不理解。这也需要公益机构抱团，形成行业标准，梳理出我们行业内部的品牌标杆，为整个非营利领域背书。”李磊说道。     而在上周六，《公益时报》记者在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举办的一期新公益领导力发展研修班的沙龙上见到了该中心创始人、主任翟雁，她向记者表示，这个研修班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公益机构领导人对品牌建设的意识，让他们所领导的机构能更多地面对公众，而不仅仅为资方负责。     草根NGO的路最不好走     翟雁表示，创办这个研修班还有另两个目的，首先是凝聚公益领导力，让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在这里形成网络、结成合作关系，第二是为他们提供培训、咨询、技术服务等各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而参与研修班的学员通常对这两点理念也非常迅速地形成共鸣。但一谈到品牌建设，大家对此的意识程度就很不一致了。     翟雁认为，其实这与NGO，尤其是草根NGO的普遍情况有直接的联系。“很多时候，不是草根NGO不需要机构品牌，而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她分析其中原因，“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他们的精力分配。另外，坦率地说，草根NGO的从业人员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所以也不可能去想到在机构品牌建设上有什么样的需要。”     对此，“拜客广州”的创始人、总干事陈嘉俊深有感触。从2010年初开始，拜客广州通过“给市长送自行车”“约市长骑自行车”“与省委书记同游绿道”等一系列与自行车骑行有关的活动，在广州市民心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但其实拜客广州在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品牌建设，连想也没想过。”陈嘉俊对《公益时报》记者回忆，“一是我们主要以行动为导向，二是我们确实也不懂什么是品牌建设。”     与众多知名的草根NGO一样，拜客广州是在不断的行动当中获得公众的认知，从而发展壮大的。但陈嘉俊也慢慢发现，公众对拜客广州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不一致的，不同的资助方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拜客广州，这其中包括环保、低碳、青年活动、可持续交通等等。     但其实拜客广州希望公众理解的是“自行车友好”，而不仅仅是“自行车”本身。“不然，我们和自行车俱乐部、自行车广告策划公司有什么差别。”陈嘉俊说道，“我们希望通过引导骑行者的权利觉醒，参与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路权分配当中，并最终让广州这个城市对自行车变得更加友善——一个对单车友善的城市，其运作模式将会更加可持续、更低碳。”     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拜客广州肯定不会找一个外部机构来帮助自身做品牌建设，他觉得，“拜客广州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融入了品牌建设”。经过4年的努力，陈嘉俊认为拜客广州已经将机构品牌建设有所深化，他说：“现在微博上的网友只要遇到跟自行车骑行权益相关的事情，就会转发给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将公众认知从‘自行车’上升到‘自行车权益’了。”     翟雁表示，其实把机构品牌建设这件事放到自己身上来看，惠泽人也走过了极为类似的道路，她说：“惠泽人成立后的最初三年，我对机构品牌也没有任何概念，一心扑在第一线做事；后面的六七年，在理事会的引导下，我理解了领导人之于机构品牌的重要性，开始依靠个人、依靠项目，为机构品牌打下基础；真正开始做组织化机构品牌建设，也只是这一年多来的事。”     她说，组织化建设也能让许多NGO摆脱对创始人的依赖，也只有这样，非营利组织的品牌建设才算驶上正规。“但这不等于草根NGO的机构品牌建设就有捷径可循，这三个阶段是所有草根NGO的必经之路。”     然而，也正如专家刘佑平所说，更重要的是，“今天，非营利机构决策者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本身不是市场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向市场学习，认同市场生活的法则：品牌决胜。而且，从事公益事业、生产社会产品，必须更加具有品牌意识，因为我们的项目和产品，是公共性的、公益性的，是为公众服务的，必须比一般的商业产品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公信力，才能为广大的公民认同、信赖，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参与。当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品牌建设与发展赶超市场经济领域，才是曰社会和谐”。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5/27/node_8.htm

      刚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对2013年的总结中有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初见成效的结论。既然提出“问责化”的概念，也就意味着其性质或状态初见成效，但是否如此呢，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首先，谁问责。在过去一年中，如果非说成是“问责”的话，无非是社会对公益的质疑声又大了一些，不然也就不存在成效一说了。一般来讲，问责者一定是具有权利和义务者——有权利问责公益，也一定有义务践行公益，否则权利义务就不一致了。践行公益就是要秉承公义、公理、公德、公利、公心、公正等，反正得和“公”有关，否则和公益不沾边儿。就算其有足够的方法和渠道，但问的出发点、可靠性、目的性也需考证。如果把一切不同声音、怀疑甚至是谩骂诽谤的内容都算作问责内容的话，是否和公益的距离远了些？是否混淆了公益捐赠人、受益人、业务主管部门、注册登记部门、独立第三方审计部门、依据事实进行质询的媒体公民等真正问责的界限呢？对“问责”者的动机、资格、内容、方式、影响、实效应该有一个理性、科学、公正的判定。     第二，问谁责。问责制度的前提，是被问责者拥有清晰的权责，也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纵观过去一年人声鼎沸的对公益组织及个人的“问责”浪潮，可谓问责者舍身取义，被问责者气壮山河。但纷争阵阵，无一结果。原因是问责者问错内容、找错对象，被问责者主体不清、没人担责。细抠条文，被问责者可说成既没违法又没违规，处之坦然。即使按照高自律标准，被问责者也只需稍致歉意则已，无伤大雅。问的是谁模棱两可，谁该被问一头雾水。     第三，责问谁。问责者界限、规则、指向不明确不科学，被问责者可以脱清，那公益之责问谁呀，“问责化”怎么见成效呀。     先明责而后问。慈善法迟迟不出，公益法规七拼八凑，各地改革频出，全国统改未见，名不正则言不顺，法不立必责不清，责不明拿谁发问？先明问而后言。问者总该有问的依据，云山雾罩、道听途说、狐疑揣测、信口开河，这和问责有关系吗，能问出结果吗？责必问其当，言必符其问。     最后，问责化。问责化当然好，是公益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既不可操之过急、高兴太早，也不要无病呻吟，为添新词强说愁。在公益事业方兴未艾之际，问责当须提倡，建设首当其冲。着急的不是谁该诘问谁该被问，而是大家一起发起建设之问，实践公益之责，完善真正公益意义上的问责化，而不是杂乱无章的“问责化”。     问责化有待共建，问责化路漫漫。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5/27/content_9011.htm?div=0

   “公益非洲”主题分会会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出访非洲四国和非盟总部，提出要打造中非关系的“升级版”。舆论普遍认为，打造“升级版”中非关系，需继续强化中非经贸合作。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李克强访问期间，在安哥拉副总统的陪同下，参观了中信百年职校。称赞其把“希望工程”的理念带到非洲，学校为当地免费培训人才，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援非具有深远意义，但此前多以政府为主导。总理此次表态，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对外关系上，公益组织可以承担更多职能。   公益非洲慈善基金成立     5月16日下午，“2014灵山公益慈善促进大会”在无锡灵山召开。大会主办方邀请了包括苏丹前副总统夫人、埃塞俄比亚总理夫人、乌干达总统府高级顾问等多位非洲政要(含第一夫人)到场。     在次日下午举办的“公益非洲”主题分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起了“微笑儿童非洲项目”，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公益非洲慈善基金，定向募集善款。     项目选定埃塞俄比亚作为首个援助国家。灵山慈善基金会作为首家支持机构捐赠300万人民币，并承诺今后5年内将累计捐赠1000万人民币为埃塞俄比亚的儿童(含艾滋孤儿)提供免费营养餐。该项目每筹集到50万美元即启动一个新的国家作为援助国。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看来，当今国际间交往已经多元化，国家间援助需要从政府帮助政府转变到政府帮助民间、民间帮助民间上。国家形象、国民形象的塑造常常与公益和传播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公益组织在国际上帮那里的人做一些很小的事情，但媒体愿意传播，自媒体愿意传播。不见得花钱多效果就好，传播力就强，不见得花钱多，国家和国民的形象就塑造得好，这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何道峰说道。 公益走出国门的尝试     早在2003年，前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就曾表态：中国应当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因势利导，在非政府组织领域增强中国的声音。     事实上，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国内几家公益组织已经开始尝试走出国门。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品牌项目——“母婴平安120行动”在2007年对非洲国家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进行援助;2008年，扶贫基金会在苏丹援建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基金会开始派人常驻受援国，在社区实施项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2011年成立非洲部，专门负责对非洲希望小学的援建工作。“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由青基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于2010年底共同发起，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负责募集善款，青基会负责捐款管理和项目管理。有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8月17日，青基会接受该项目的定向捐款超过3亿元，在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多国建立希望小学。     遗憾的是，从2011年起，该项目由于公众的不解和社会舆论压力，筹款工作受到影响，并直接影响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政府、企业、NGO应协同合作     毋庸置疑，中国公益组织的国际化道路还面临诸多阻力。为了让这一进程有权威的理论体系可依，中国扶贫基金会从2012年9月份开始，花费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项名为“中国国际社会责任”的课题研究。发布了包括《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中国国际社会责任与中资海外企业角色》、《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等在内的一套丛书作为研究成果。     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一书中，针对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战略，作者提出四点建议：形成三位一体的对外援助模式，建立政府、企业、NGO协同合作的对外援助新体系;建立中资企业与NGO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完善社会与法律环境;提高NGO国际化的能力。     有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投资者在海外设立企业近2.2万家，海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2.3万亿美元。另据商务部数据统计，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则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     非洲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海外中资企业也是基金会筹款的主要来源。何道峰曾表示“我们做项目也要有助于企业发展，是良性回馈，不完全为非洲当地的国家，也是为中国企业在那里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形象。”     据了解，扶贫基金会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的经费就主要来自于中国石油集团尼罗河公司。 针对上述建议，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文则表示，未来应多发挥“第一夫人”和杰出女性的作用，将女性、公益和外交更有效地结合。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478.html

    微公益通过网络募捐，高效便捷，得到受助人和捐赠人的青睐和社会好评。网络技术应用于公益，是公益之福。但有调查显示，有人在微公益平台获取信息，通过微博进行募捐骚扰、诈骗等，影响了公众对网络公益的信任，破坏了公益生态，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微博和公益大有渊源，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公益成长，假公益绑架了微博（其他网络手段），应在意料之中，但在良善之外。   一、微博的正能量与负能量     现在微博甚火，大V扬名，成为人们的精神快餐。也促成了“免费午餐”“最美小学生”等众多公益项目的成功。通过微博得到社会支持，宣导真善美，进行社会良性互动，是积极的社会现象。但有些人总是将新生事物用于左道旁门，造谣诽谤、坑蒙拐骗也在微博上大行其道，使美好的平台变成藏污纳垢的场所，至少直接冲击“诚信”这一社会的“钢铁长城”，实不应该。     微博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手段，在社会本质上讲，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实质，也必须遵从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取向。仅就诚信而言，它是人们交往的基础、公众信任的前提、社会和谐的内涵。借助网络实施公益，遵从诚信原则，是善的累加，是正能量的形成；借助网络牟取私利，采取诈骗手段，是恶的扩张，是负能量的产生。微博的能量并不微薄。   二、微博的生命力与公益性     任何一种先进的技术，当其应用于社会，就会经过社会的检验与选择，一时先进并不意味着久远，尤其是当这项技术与社会有冲突的时候，社会会自动发挥过滤功能。微博等网络传播得到人们的追捧是因为给人们带来便利和享受。在网络管理欠缺、监督乏力、法律法规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性、随意性、虚拟性，误导社会，投机钻营，制造虚假信息，宣扬社会黑暗，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可靠度光鲜度，失去人们的信任享用，先进功能也就失去了意义。维护微博生命力的关键是爱护，人人打造微博良好情态，使其风光美丽，成为“宜居社区”，才不负先进技术给予人们的恩惠，才能久远共享。微博因人而兴不要因人而亡。     开放性的事物必有其公益性的一面。微博不论是表达个人思想还是反映社会现象，都会向社会辐射，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对人们带来至少是精神方面的影响，进入了公共利益范畴。微博的质量和水平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也要促进社会文明。通过微博传递的各方面的信息并因此发生的各种行为是社会化事物，都存在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尽管不能要求人人都说真善美，人人都要高大全，但假恶丑的东西还是越少越好，否则就污染了公共环境。   三、微博的公益项目运行     公益组织、困难人群以微博等网络为平台募捐是便捷渠道，出现骚扰诈骗等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募捐人的真实性需要认证，谁负责认证，有没有认证流程？目前微公益平台上大多数项目是由合法的公益组织发起，少数个人发起的微公益项目也经过了平台自身的层层核实。这就为网络募捐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和渠道，只要捐赠人向经过认证的募捐人捐赠，就能确保其真实性；二是捐赠支出需要透明，谁来监督执行？事实上公益组织有义务公布捐赠使用情况，只要及时进行信息更新，就会打消公众的疑虑。个人募捐也有义务实现收支透明。捐赠人也要珍惜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可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质疑，社会、媒体也可以一起监督项目执行；三是对诈骗行为要阻止，谁来举报谁来阻止？现在微博提供了便捷的举报平台，打击微博各种诈骗行为，捐赠人要学会使用微博的举报平台，更可发动媒体报道，如果再设计建立各网站、媒体联网数据，阻止公益诈骗是可能的。违法行为自然要受到法律制裁。     尽管如此，这一些问题不是网站全能处理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完全左右的。现实情况下，政府要加强监管，网站要严格审核，捐赠人要谨慎选择，受赠人要诚实透明，逐步建设。尤其是避免个人通过微博简单发起募捐，捐赠人通过微博轻易捐赠，采取稳妥的可靠的募集、捐赠、认证、管理、监督等办法，使公益诈骗没有市场，使公益回归本源。同时也要认识到，公众的觉醒至关重要，公众的监督最为有力，公众的取舍决定走向，公众的挞伐净化风气，最终会促进立法，完善规则，实现微博公益化。     来源：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4_05/14/36315424_0.shtml

  商业大佬钟爱公益信托     4月25日，阿里巴巴的两位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会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基金将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该基金来源于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根据市场对阿里集团美国上市后的估值，基金规模在20亿至40亿美元之间，堪比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此消息迅速抢占各大媒体头条，但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马云及阿里巴巴相关人员均表示，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着手筹备，暂时没有更多动向，让想知道更多的人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公益信托并非新鲜。     就在3月份，刚刚当选深圳壹基金理事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将公益信托存在的问题搬上了两会台面。在他提交的《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中，特别建议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     从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家族，到中国的牛根生、马蔚华、马云，公益信托成为越来越多商界大佬们选择慈善的模式，手握巨额资本的同时，他们也将多年的商场经验和理念带到慈善领域，将财富转化为公共利益之时，更愿意思考如何让资本保值、专业、可持续地运作下去。这种理念和模式的探索，或许才是公益发展更为珍贵的财富。     从盖茨的“双轨生钱”说起     马云和蔡崇信设立公益信托基金的行为，也得到了盖茨的支持：“这个决定意义非凡。在中国公益事业不断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将会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这样的盛赞，其实也是在给他自己。     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个人所有的580亿美元捐献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文简称盖茨基金会)，成为广为人知的善行，但新闻在吸引了眼球后，这580亿美元是怎样捐出的，却被埋没了。如今，这个问题才是更多人关心的。     也有人曾试图跑到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拜师学艺，殊不知北京办事处只负责花钱，并不管筹款，而事实上，盖茨早就为基金会想好了生财之道。     美国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主任黄建忠介绍，2006年开始，盖茨基金会正式转变成双重的实体结构，把原来的基金会分成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个是比尔和梅琳达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基金会有权向基金会信托索要任何其财产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公益活动，而基金会信托的存在价值，就是管理它的资产，并且把资产收益转交给基金会，让基金会达成它慈善的目标。而信托公司与基金会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只是拥有两位共同的理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同时也享有免税的地位。     提起盖茨基金会，就不得不提巴菲特，巴菲特的礼物让基金会资产翻倍。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自己财产的85%捐给五个基金会，其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1000万股伯克希尔公司的B股股票，当时这些股票价值约310亿美元。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股权捐赠具有明确的时间表和条件，捐赠的股份是按年注入的，2006年以后每年7月，剩余的承诺股票5%移交给基金会的资产信托。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礼物，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才是巴菲特选择其作为捐赠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慈善事业：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     于是，盖茨基金会的理事会聚集了两位美国最富有的人。一位是做出史上最高慈善捐赠的最成功的投资家，一位是将余生托付于基金会的最成功的创业家，盖茨基金会成为二人大部分资产的集散地，也联手打造了最经典的公益信托模式。     欧美模式的中国玩法     2013年8月29日，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牛根生，在他《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公益创新之路》的主题演讲中说：“关于做公益慈善事业里信托的路子挺好，别嫌比尔·盖茨基金没钱，钱都在信托，需要多少钱就从信托里拿，这非常有意义。”     其实，在全球股捐历史记录里有这样的顺序：2005年的牛根生、2006年的巴菲特、2008年的比尔·盖茨。牛根生因此获得“全球捐股第一人”的殊荣。     捐出股权做慈善，怎么做?牛根生决定到海外取经。他和现任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一起，在美国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坦福基金会、耶鲁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近二十家个人和家族基金会。作为企业家，他曾考虑的是做百年企业，而在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他考虑如何做千年基金会。这其中关键，就是公益资产如何持续增值。     股票有两种收益，一个是卖的收益，再一个就是红利。牛根生回忆道：“基金会有钱才能成立，不捐钱就成立不了基金会，捐了以后基金会的股权又不能买卖，那钱从哪儿来?最早2005年开始用红利，当时都是0.18元的红利，12.88%的红利做慈善，但第二年发现红利的钱不够，又出了一个办法，把股票质押在银行里，本来股票价值升溢给你50%，所以用这个钱在基金会理财，用理财收益来做慈善事业。2008年又卖了一部分股票，把剩下的股票做了信托，信托和基金在支持着整个公益。”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介绍，目前在老牛基金会控制、管理和受益的40亿元的慈善资产，年收益在10%至20%。基金会的主要收入就来自资产管理公司打理获得的投资收益。比如，每年如果获得4亿元的总收入，基金会计划每年支出2亿元，这样还可以剩余2亿元，如此下去，可以实现基金会的持续发展。     “之后一直在学习如何在机制上保证我这个意愿能够长治久安地得以实现，尽量少受到不可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干扰。”牛根生说，“国内的相关法规还在成型阶段，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学习了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慈善资产管理和机构运营，然后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慈善财产的信托化。”     在美国众多家族基金会和个人基金会中，最吸引牛根生的则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吸引他的还有其传承百年的家族慈善，所以做起公益，牛根生和全家人一起行动。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主席及首席执行官梅丽莎·波曼(Melissa Berman)介绍，洛克菲勒整个家族有200多个成员，现在很难追寻他们在做什么，但又似乎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洛克菲勒家族慈善的足迹。     “公益信托可以让一个捐赠者或者家族来建立一个常态的机制，但这种常态的机制会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根据美国法律，公益信托一旦成立，其用途更改将非常麻烦，因此很多人通过成立基金会而不是公益信托来行使公益使命。”梅丽莎表示，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不是来自洛克菲勒家族，因为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基金会也可以获得广泛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     信托时代还有多远     曾多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当选上壹基金新一届理事长，大家也自然期许他给公益行业能带来的更多元化、更专业的视角。两会上，他选择以公益信托作为切入口为公益发声，并直言不讳地分析目前公益信托在中国落地的环境，究竟与国外存在多大差距。     2004年国务院第400号令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构建起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律框架。     随着我国社会与个人财富快速增长，企业与个人公益意识觉醒和慈善行为的提升，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我国共有基金会3192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835家，公募基金会1357家。据业内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公募和企业(个人)组织的慈善资金规模可能超过6000亿元。可以说，中国具备公益信托生长的财富土壤。     然而，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的治理结构仍处于落后状态。马蔚华表示，一是角色缺失、管理定位不明，一些政府性基金组织既是基金受托人，又充当基金管理人和监管人的职能，大量社会性、专业性机构难以介入公益慈善体系中，无法发挥专业化管理人和托管人职能。反观当前庞大的受托管理的金融资产，采用市场化的托管人与管理人管理机制，由各家托管银行承担对受托管理金融资产的安全保管和市场化监督职责，由各种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为受托管理的金融资产提供专业化投资管理服务，各专业机构共同合作，有效保证了运行效率。金融领域积累起来的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资金管理经验，完全可以运用到公益慈善基金市场化监督和专业化管理中去。     二是监督失衡、社会公信力不足。基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难以全面行使对公益慈善基金管理的日常监督，捐赠人查询建议权的约束力、有效性和及时性也得不到保障，加之政府监管缺失、慈善组织自律管理薄弱、信息披露平台不足，导致我国公益慈善失信事件频出，整体公信力不高。     三是运作效率低、难以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因缺乏专业投资管理团队和经验，管理效率较低，慈善基金投资受到诸多限制，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他建议民政部门在组织修订我国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将信托机制尤其是独立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投资管理等机制引入公益慈善基金，充分发挥托管人及管理人的专业性，体现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三权”分离的特征。     “在商业运作里，只有第三方托管能够让股东放心。比如把钱放在银行进行托管，公众才会比较放心。信托制度在国际社会上，是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的基础核心，它使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分离。资金的所有权是所有捐款的人，使用权是最后被捐赠的人，但是管理是基金团队专业化的管理。通过信托关系，确定捐赠人、受托人、托管人、管理人，把每个不同的角色，通过信托制度确定下来。这样，一方面产权关系更加明确;另一方面，运作更加透明;第三，理财(保值增值)更加专业化。”马蔚华曾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观点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需警惕“以公益之名”的信托     并不是富有公益性质或者公益目的的就是公益信托，现在行业好多以公益信托命名或者以公益信托作为宣传的，在我看来不是典型的公益信托，这样一种误导会导致我们以后对真正意义的公益信托很难接受。比如公益的问题，公开募集善款，这应该不是公益信托应该关心的内容，很多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是私人或者家族特定的主体个体来设立，并不是让信托公司以公益名义向公众进行募集善款，这样方向错了，风险很大。     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并不是替公益基金会打理资产就是公益信托，如果一个基金会把现有的资产拿出去找信托去打理，这样适用税法上基金会的税收政策问题，并不涉及到公益信托本身的税收政策问题，这一定要理清楚。然后我们讲公益信托是指它设立时候是以公益或者以慈善为唯一目的信托，这个资产是锁定在信托里面，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再回归到私人目的里面去，除非在信托文件里面对此有所保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中国大陆目前以公益信托推出来的产品，只不过是带着捐赠意义的私益信托。我们常常把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作为舶来品进行宣传，但是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夹缝去突围，最后扭曲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困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舶来品都是如此，包括社会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等等。     因此，我们现在既然看到信托法上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公益信托，这是真正用意上的公益信托，我们就应当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得这种意义上的公益信托能够落地生根。那是什么?首先设立的时候就是以公益为目的，这种公益可以是教育、文化，什么都可以，信托法里面对此规定很明确。第二，它的投资、它的受托人不见得是信托公司，因为信托公司投资理财在行，但是它对公益事业在行吗?真正的受托人是要类似于什么?公益受托人。然后它的投资理财功能可以分离出去，分离给信托公司，这个是可以通过委托关系分离出去的。如果这个做到了我们再看它收益的去向，它应该是投向一些公益目的，当然也可以投向特定的基金会，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去理解公益信托，一定要看到信托的目的是以公益信托为目的，千万不要把公益信托跟投资公司的一些带有捐赠性质的理财产品混淆在一起，这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公益信托在我国落地生根有三个障碍。第一，我们说好像没有一个公益事业主管机关，但是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去解决，不见得通过立法去明确是哪个机关的事。第二个是在税收，中国的税制本身没有解决，信托适用什么样的税法没有解决，这单纯讨论公益信托的税收问题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解决公益信托的税制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信托的税制问题，然后再考量公益信托的税制。第三个障碍可能就是公众以及我们的业界人士对于公益信托的陌生、对信托本身的陌生。所以这些障碍不被跨越的话，公益信托不可能落地生根。 观点二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公益信托或可避免巨额公益支出压力     1998年我到美国学习，看到纽约就有1500多个公益信托，基本上都是遗产捐赠，委托人要立下遗嘱，明确这个信托用于哪些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舞蹈家，他遗赠这笔信托的目的是保护舞蹈演员的腿，那么这笔钱就会一直用于保护舞蹈演员的腿。     2001年《信托法》出台我们非常兴奋，其中第六章15条是关于公益信托，我认为到现在来讲它是立得住脚的，是比较先进和清楚。但是为什么12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地，没有实施细则，没有人管?我们找了一些部门，无非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中国的富人阶层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愿意为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做企业难，做慈善也不容易;会赚钱并不等于会花钱。就在中国富人慈善方兴之时，因缺乏专业支持，问题麻烦也不少出现。其中比较典型，也是最冤的是陈发树83亿股权捐赠陷困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曹德旺捐35亿股捐，现在欠国家6亿多的税。但是如果有公益信托，这些事就很简单。     建立公益信托还有其他诸多好处，比如可以避免让慈善基金会成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而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基金会的资产赔不起，因为这个资产已经不属于你个人，而属于社会。还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资产总额的8%，这意味着假如基金会拥有80多亿资产，年度公益支出必须达到6个多亿，达不到就属违规，而一个基金会一年要花好6个亿，谈何容易?公益信托基金的建立避免了基金会巨额公益支出的管理压力。 来源：凤凰网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5/08/3621418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