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仪陇一名父亲去世、母亲不知去向的事实孤儿，一个人躺在床上。　张哲摄 　　事实孤儿与孤儿的生存生活困境本质并无太大差异，但在救助制度和法律保障上存在区别对待，不利于事实孤儿的救助和成长—— 　　破解事实孤儿救助困局 　　《方圆》记者 靖力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全国现有事实孤儿至少61万人，还有大量没有纳入统计。事实孤儿与孤儿遭遇同样的无人抚养状况，不同之处在于，孤儿可以获得政府和社会救助，而事实孤儿往往被忽略。事实孤儿救助，在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上还存在不小差距，事实孤儿救助困局亟待破解，将其尽快纳入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十分必要。 　　事实孤儿早已出现在法律法规中 　　通常认为，“事实孤儿”的概念是在“孤儿”概念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演化而来的。 　　对孤儿进行定义的上位法律是1991年施行的收养法，其第4条规定，“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从条文的表述可以看出，收养法对于孤儿的定义是“不满14周岁的丧失父母的未成年人”。 　　作为民政事业主管部门的民政部，也对孤儿进行了直接定义。1992年8月，为配合收养法实施，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办理收养登记中严格区分孤儿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的通知》，明确表示孤儿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是不同的，称“我国收养法中所称的孤儿是指其父母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其父母死亡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2006年3月，民政部会同其他14个部委联合出台了专门针对孤儿生活救助和服务保障的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其中第1条指出：“高度重视孤儿救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以下简称“孤儿”)57.3万名，他们失去父母，无人抚养，处于生存、发展的困境……”这一表述不仅将孤儿的年龄范围从14周岁扩大到18周岁，还将“事实上无人抚养”的事实孤儿，也纳入了孤儿的范畴。 　　2011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会正式开展事实孤儿的统计工作，其发布的《关于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数据统计的通知》指出，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均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即通常所说的事实孤儿。截至2014年2月，根据该机构抽样统计，全国至少有61万名事实孤儿。 　　生活状况与孤儿无异 　　事实孤儿的分类，法律没有明确的标准，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规定具有差异性，范围认定与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 　　比如，安徽省蚌埠市将事实孤儿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双方同时患精神性残疾、服刑、两级以上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二是父母一方死亡、患精神性残疾、服刑或两级以上残疾，另一方弃养的未成年人。重庆市以父母死亡、失踪、服刑、重残四种情形为标准将事实孤儿分为四类：一是父母双方均失踪、服刑、重残且家庭困难的儿童；二是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失踪、服刑，重残且家庭困难的儿童；三是父母一方失踪，另一方服刑或者重残且家庭困难的儿童；四是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重残且家庭困难的儿童。四川省仪陇县则将抱养的未成年人，其养父母逝世或服刑的，也纳入事实孤儿的范畴。 　　相比孤儿来说，事实孤儿更具隐蔽性，也确实不好列举所有类别。事实上，即使人们发现了身边有类似无人照料的儿童存在，在求助找上门来之前，绝大多数人也并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 　　比如，凉山“格斗孤儿”事件中，许多家庭困难的事实孤儿，因为无法抚养小孩，将小孩送至恩波俱乐部学习格斗，经媒体曝光后，政府和社会才注意到他们家庭的困难情况，才施以援手。 　　“受传统观念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观念是，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有些父母深受该观念的影响，认为孩子的抚养问题属于‘家务事’，即便没能尽到抚养义务，仍然将孩子隐藏在家庭的背后，不愿受到外界的干涉。加之家庭本身的私密性，外界难以发现这些权益受到侵害的儿童，相关的救助活动也就必然会遭受一定的限制。”对江苏省事实孤儿一份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2015年9月，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牵头完成一部《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报告》。从2011年起，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和西北大学的团队，走访了陕西6个县，采集了1049名事实孤儿数据。调查报告认为，事实孤儿与孤儿的生活状况没有太大差异，有的甚至更加困难。比如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患重病的，比起孤儿家庭来说，还要再负担患病家长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家境更加困难。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西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授郑安云针对事实孤儿生存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56.8%的事实孤儿表示经常想念父母，但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这些孩子都会避而不语；有18.9%的孩子表示“更愿意自己待着而不是和同学交往”，90.5%的孩子“经常或偶尔羡慕别的同学能见到自己的父母”；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心情不好时，只有35.1%的孩子选择向家人倾诉，多数事实孤儿不善言谈，甚至一直缄默不语，存在明显的自卑和自闭倾向。 　　监护、安置制度存在不足 　　对于破解事实孤儿的困境，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还不够完善。 　　“民政部门以及社会工作者对困境儿童服务的主要类型为：集中供养型、助养型、代养型、家庭寄养型、领养型。就目前的法律规定，关于事实孤儿的安置只有收养和寄养两种方式，且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不足之处。”江苏警官学院对事实孤儿状况调查的研究表明。 　　首先，收养制度中收养条件过严。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满足多个条件，一是无子女；二是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是年满三十周岁，同时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这就意味着已育有子女的成年人，在具备其他所有条件情况下也无法收养。 　　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的年龄一般限制在14周岁内，只有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以及收养继子女，被收养人才不受“不满14周岁”限制。这就将14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事实孤儿排除在可被收养的范围之外。 　　专家指出，收养法相关规定的立法原意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收养人的非法侵害，同时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实施，不料却成为事实孤儿获得民间救助的障碍。 　　家庭寄养制度也存在不健全之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未满18周岁、监护权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被寄养。”从条文中可看出，寄养制度也并未提及事实孤儿是否符合家庭寄养的条件，事实孤儿能不能被寄养，成为实践中的模糊地带。 　　2015年11月，江苏省南京市出现首例由社会组织将事实孤儿安置到寄养家庭的案例。案例中，提供援助的南京同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琼花不断感慨援助之难，“毕竟是一个公益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我们去找相关部门协调孩子的事情，都需要找私人关系。所以，社会组织做这些事情会比较累”。 　　“需要对事实孤儿的政策作出必要的修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凡林认为。 　　“事实孤儿的出现，主要是父母无法或不愿履行抚养义务导致的，从监护权角度解决事实孤儿的问题也许是个出路。然而，国内的监护权制度仍处于亲权与监护权难以分离的情况下。”曾参与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的西北大学一名专家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可成为监护人的除了父母，大多为未成年人的近亲属。在事实孤儿的救助过程中，即使强迫近亲属依法成为监护人，大多也并未尽到监护人应有的责任。类似甘肃、陕西、四川等贫困地区，有的近亲属甚至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何谈照顾事实孤儿？” 　　对于事实孤儿的救助，变更或转移监护权或许是一个重点突破口。但是在实际中，变更监护权却难以操作。 　　以往，关于监护权的变更，是在现有监护人无法履行、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由相关人提起变更监护权的诉讼请求。相关人包括孩子生父母、长期抚养孩子的祖父母等，必须是与孩子生活非常亲密的亲属或组织。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与孩子生活非常亲密的亲属或组织”。 　　关于监护权的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作出了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如果监护人愿意将自己的监护权转移给收养人，这可以让事实孤儿得到较好的救助效果。如果监护人不放弃监护权，且其他监护权人又不愿成为孩子的监护人，这种方法行不通。 　　好在已经施行的《民法总则》对变更监护权进行了更灵活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可以按某种顺序变更监护人，经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同意的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也可以担任监护人。期待新法的实施，能为事实孤儿的困境打开一个口子。 　　救助事实孤儿如何破局 　　“寄希望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是不现实的，要解决事实孤儿的救助难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表示。 　　早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朱列玉提出关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建议将事实孤儿纳入政府救助。议案得到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响应，有37名代表联名签署。 　　2016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的朱列玉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再次建议，在全国推广广东做法，将事实孤儿纳入财政救助保障体系。“广东的做法是将事实孤儿救助纳入财政支出范围，对事实孤儿统一发放救助，并且详细规定事实孤儿救助资金发放的对象及申领条件。我认为值得全国推广。”朱列玉表示，事实孤儿本质上与孤儿并无太大差异，在政策上应该享受与孤儿同样的待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近年来国家推行的“困境儿童”救助政策，目前来说，可以在事实孤儿救助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根据国务院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困境儿童”包括三类，即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许多事实孤儿都有上述几种困难。 　　如何解决救助问题？四川省仪陇县检察院检察长唐蔚就表示，目前尝试救助的孩童中，如果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认定为事实孤儿的，他们考虑为其申请困境儿童救助。在此前救助的事实孤儿案例中，有167例纳入了困境儿童进行救助。 　　同时，国内许多公益组织也加入到救助事实孤儿的队伍中来。今年9月9日，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企业、明星等共同发起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活动，号召社会对各界公益项目进行小额捐款。记者注意到，3天时间内，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事实孤儿项目筹得善款1.5万元；福建三盛控股公司发起项目“填满事实孤儿的空房间”，为第一批500名事实孤儿每年每人募捐1655元；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发起“HELLO小孩！加油江苏孤儿”项目，在开学之际，为江苏省事实孤儿赠送礼物…… 　　“我们见过许多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无力或不愿抚养小孩的‘事实孤儿’。我们曾经走访过甘肃的一个家庭，小孩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父亲去世，母亲不知去向，本来是爷爷奶奶抚养他，可不久前爷爷也去世了。奶奶见了我们，就说要是她再出点什么事，小孩就只能饿死了。”因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出名的公益人邓飞告诉记者，见过太多事实孤儿，有时会感叹心有余而力不足。 　　邓飞认为，考虑到全国庞大的事实孤儿群体，这些捐款杯水车薪。“我们也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过对话，希望长效地解决事实孤儿问题。” 　　即便是饱受争议的恩波格斗俱乐部，其负责人也表示，他们所做的本来也是有慈善性质的事情，许多事实孤儿寻求帮助，恩波俱乐部便训练他们格斗，也是为他们提供多一条出路。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表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建立事实孤儿信息库；二是推动事实孤儿纳入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三是在政策出台之前，抓住影响事实孤儿发展的关键环节——受教育问题，筹集资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此外，还应该更多关注事实孤儿的心理成长，尽量消除或减少他们童年的心理阴影。

　　2017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指数为37.4分，同比提高2.3分，整体处于起步者阶段。9年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增长，且增速呈企稳回升态势。 　　由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主办的“2017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暨首届北京社会责任展”日前在京举行。活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该报告已连续9年发布，沿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企业300强、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16个重点行业企业以及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2016~2017年度的最新进展，评价中国企业年度社会责任管理状况和社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五星级企业持续增加 　　2009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15.2分，整体处于旁观者阶段。到2012年，该指数达到23.1分，整体从旁观者阶段进入起步者阶段。9年来，随着政府部门、新闻媒体、行业协会以及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持续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不断向纵深发展，持续改进。2017年，面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重视程度的增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持续增长。 　　整体来看，超7成企业得分低于60分，处于三星级及以下水平。 　　报告显示，有43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达五星级水平，处于卓越者阶段；有44家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达到四星级水平，处于领先者阶段；有39家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达到三星级阶段，处于追赶者阶段；社会责任指数为二星级水平、处于起步者阶段的企业有44家；社会责任指数为一星级水平、处于旁观者阶段的企业数量最多，有130家，占总数的43.3%，其中有10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为0。 　　2010年以来，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达到五星级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今年的43家；而一星级的企业数量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218家下降到今年的130家。 　　“总体来看，我国企业300强呈现社会责任不断发展、优秀企业不断增多的态势。”报告指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处于旁观者阶段、达到一星级水平的企业数量占比仍高达近44%，表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国企社会责任指数保持领先 　　报告显示，国有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领先于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并呈现差异化明显的趋势；国有企业100强和民营企业100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外资企业100强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且与国有企业100强的差距继续扩大。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为58.7分，民营企业为29.7分，外资企业最低，为23.9分。与2016年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外资企业则下降了2.1分。 　　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地区企业表现相对较好，其中韩资企业表现最好，为72.5分，达到四星级水平；而欧美地区企业表现相对较差，低于20分，仅为一星级水平。 　　履责实践深入责任管理下降 　　责任实践指数持续增长，并再次领先责任管理指数，责任管理指数呈继续下降趋势；社会责任指数高于市场责任和环境责任指数。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责任管理和责任实践两个板块。2017年，中国企业300强责任管理指数得分为35.8分，责任实践指数得分为37.6分，两者均处于二星级水平、起步者阶段。责任实践指数为市场责任指数、社会责任指数和环境责任指数的平均值，其中，社会责任指数得分最高，为41.5分，好于市场责任指数和环境责任指数。 　　与2016年相比，2017年责任实践指数持续增长，由2016年的34.5分上升到37.6分，且自2014年以来再次领先责任管理指数，而责任管理指数呈现继续下降趋势，由2016年的36.4分下降至今年的35.8分。 　　“责任管理指数自2015年以来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在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强化履责实践的情况下，企业对推动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管理运营重视程度有所减弱。”参与调研的专家表示。 　　企业履责重点存在差异化 　　国有企业100强各项责任议题指数整体好于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且三者差异化较为明显。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倾向于披露依法经营和股东权益等方面的数据，民营企业在社区关系、股东权益等方面信息披露相对突出；而外资企业更加注重对供应链管理和社区关系的信息披露。 　　调研人员指出：“究其原因，国有企业100强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依法经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其重要关注点，民营企业100强大多为上市公司，对股东权益和社区关系较为关注。两者作为内资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表现相对较弱，而外资企业大多为跨国公司，本地化运营和全球资源整合是其能否在所在地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对社区关系和供应链管理披露比较充分。” 　　此外，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存在较大差异，近3成央企得分大于80分，达到五星级水平，超5成央企得分低于60分，处于三星级及以下水平。 　　电力行业领先 　　互联网金融仍需努力 　　报告显示，16个重点行业社会责任指数差距明显，电力行业得分领先，达到四星级，而互联网金融平台则表现相对较差，仅为一星级。 　　电力行业得分为76分，达到四星级水平，处于领先者阶段。其中，中国华电、中国华能、南方电网等企业表现卓越。家电、特种设备制造、银行、汽车、石油石化5个行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在40~60分，达到三星级水平，处于追赶者阶段；近年来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相对较差，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亟待加强。 　　前10位的国企均为五星级企业，前10位的民企仅有4家为五星级，而前10位的外企有8家为五星级。国企前10位的社会责任平均得分（91.8分）要远高于民营企业前10位的社会责任平均得分（81.4分），也高于外企得分（82.5分）。 　　从行业来看，国企前10位大多为能源、矿业类企业；而民企和外企多为ICT行业。 　　从地域来看，国企主要集中在北京，民企集中在广东、江浙一带，而外企前10位中，韩资企业4家，日资企业3家，其次为台资企业2家，美资企业1家。

　　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共有2442家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607家。其中，部本级认定慈善组织110家，发放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有61个。 　　11月9日，民政部举行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李保俊公布了这一数字。他还介绍社会组织管理、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工作的最新进展。 　　而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11月20日15时，平台上已汇集了全国2806家慈善组织、其中具有公募资格的697家。 　　大力推进慈善组织登记认定 　　据李保俊介绍，今年第三季度，在社会组织管理、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方面，民政部健全社会组织法规制度，推动出台《志愿服务条例》，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社会工作参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禁毒社会工作队伍建设、青年婚恋工作等方面的文件。实施了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支援计划。 　　稳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试点工作，共438家全国性协会商会参加脱钩试点，占784家改革目标的近60%，已完成脱钩的有267家，脱钩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构建了系列新型管理制度，为全面推开脱钩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扎实开展清理规范协会商会涉企收费工作，共减轻企业负担6.7亿元，就进一步规范协会商会收费管理制定了专门政策，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促进了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积极推进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和公开募捐管理工作，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共有2442家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607家。其中，部本级认定慈善组织110家，发放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有61个，受理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近1000份。 　　制定了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两项行业标准，建立了“慈善中国”信息公开平台，截至2017年9月底，慈善组织通过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在线筹集善款超过15亿元，约7.2亿次网民参与在线公益慈善。 　　进一步严格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加大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以及慈善领域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今年前三季度，民政部共接收投诉举报500余件，均依法予以受理或处理；对于全国性社会组织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17起。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投入应用，截至目前，注册志愿者近5900万名、注册志愿团体近4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近7.6亿小时。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运行良好 　　李保俊提到的“慈善中国”信息公开平台是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该平台9月4日正式开通。 　　在开通仪式上，民政部党组成员、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这样形容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这一网站：“建设一张网、一个库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社会公众查验慈善信息、便捷慈善活动监督，让整个公益慈善界都举头三尺有神明。”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上线运行的通知》对平台公布的信息进行了详细说明： 　　1、基于慈善组织登记信息公开、公开募捐资格管理、公开募捐活动备案，为各级民政部门提供信息录入、审核、发布、查询服务。开发相关证书打印功能，方便在线办公。 　　2、基于公开组织治理信息、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开展公开募捐备案、发布慈善项目进展情况，为慈善组织提供信息录入、提交、发布服务。凡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应通过该平台获得“一号一源”、可追溯识别查询的募捐备案编号。 　　3、基于公开慈善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为慈善信托受托人提供信息报送、发布服务。 　　4、与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相衔接，便于互联网慈善募捐信息校验。 　　平台开通时实时公布了全国2134家慈善组织信息、38件慈善信托备案信息，慈善信托合同规模近8.6亿元。其中，517家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在平台上备案发布了837项公开募捐活动信息，展示了1595项慈善项目信息。 　　两个多月过去了，平台上的数据有了大幅提升。 　　截至11月20日15时，平台实时公布了全国2806家慈善组织信息、45件慈善信托备案信息，慈善信托合同规模达到8.66731亿元。其中，697家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在平台上备案发布了1344项公开募捐活动信息，展示了1822项慈善项目信息。 　　这一方面是数据在不断录入，一方面是新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项目、慈善项目、慈善信托在不断设立，所以数据是实时变化的。 　　北京慈善组织数量居首 　　除了总体数据外，平台还可以实现个性化查询。从中可以看到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一些趋势。 　　例如，慈善组织就可以分别按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名称、登记管理机关、公开募捐资格名单、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进行查询。 　　以“社区”这一关键词进行组织名称搜索可以发现，名称中含“社区”的慈善组织有60家，其中2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其中绝大多数是社区基金会。 　　从中可以看到，2014年就已成立的重庆市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刚刚在10月11日被认定为慈善组织；最新的有9月18日成立并同时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扬州市广陵区古城琼花社区基金会。 　　以社工、社会工作为关键词进行组织名称搜索可以发现，已经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有22家，但都没有公开募捐资格。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沈阳最多，有6家。广东各地的则有5家，分布在深圳、广州、东莞。 　　以“北京”为关键词进行登记管理机关搜索可以搜到慈善组织525家，其中具有公募资格的44家。与慈善组织的总数相比，北京的慈善组织已经接近占到全国的1/5。 　　在上海市民政局登记的有177家慈善组织，在深圳市登记的有106家，在广东省级部门登记的有109家，在广州登记的有51家。 　　直接搜索公开募捐资格名单可以搜到697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以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为主。11月10日，芜湖县慈善协会刚刚被认定为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当然也可以以地区名称为关键词搜索当地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在公开募捐和慈善项目中可以分别查看筹款中和已完成的项目的最新进展，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爱视白内障复明行动为例，10月25日项目公布了收支情况，来自公开募捐的收入8429.86元，其他来源11611元。 　　支出中管理费为160元，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为19200元。按照每人每例1200元标准，帮助黑龙江省勃利县16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手术全部成功。 　　要了解慈善组织在过去几年的情况，还可以在年度报告栏目中搜索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

    11月20日迎来世界儿童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自2016年11月在全国部署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以来至今年11月中旬，全国共帮助76万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实监护责任人。 　　同时，专项行动还为17.78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落户，帮助1.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批评教育失职父母90822人，治安管理处罚282人，依法追究失职父母刑事责任16人，依法撤销失职父母监护权案例17个。 　　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也进一步理顺。今年10月10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着力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基本实现与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目前该系统已对接130万残疾儿童数据、11万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数据，各地正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录入工作。 　　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经过精准摸排发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超过90%分布在中西部省份。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作用，加快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体系的工作措施，进一步总结梳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和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三个试点工作经验和成果，推动新形势下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7年11月18日，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支持下，天使之家十周年感恩汇报会在北京举行。   “天使之家”十周年汇报活动现场 在汇报会上，硕果累累的慈善业绩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天使之家在十年期间，3650个日日夜夜，让271个孩子在天使之家获得了第二次生命，178个孩子在天使之家得到了216次手术救治及全程术后护理，151个孩子从天使之家重获新生，找到了温馨家庭。 “天使之家”十周年汇报活动现场  “一份公益事业，十年坚守，让近300个孩子重获新生，这源于天使之家的不忘初心”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先生现场致辞，他在汇报会中说道：“从救助弃婴，到疾病救治，再到寄养孤残儿童，直到手术康复，天使之家十年来的公益历程，让现场所有参会者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份“大爱”付出背后的艰辛与喜悦。” 十年公益与爱同行 天使之家成立于2007年11月,是一家为残障弃婴提供手术、康复、护理的救助机构，最初是由上百个摇篮网的爱心妈妈共同撑起，目前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天使之家专项基金。 天使之家的孩子，都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弃婴，最大的9岁，最小的仅有几天，对于弃婴来说，是否有机会活下去，都全凭他们的运气，在没有遇到珍惜他们的人之前，他们命如草芥。 “我们每接到一个新的弃婴，都需要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都需要在争取和放弃之间徘徊。起初，由于了解和信任天使之家的志愿者并不多，每接到一个孩子来京救治，都要提前筹集手术费用。当时就有一个心脏重病孩子，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化为了天使。他走的时候仅仅4个月大。”天使之家负责人邓志新哽咽的回忆道。 天使之家十周年生日后也将有一批孩子们进入新的家庭 回想公益起点，曾经是天使妈妈最早发起人的邓志新，不但要承担巨大的筹款压力，还要24小时照顾这些病孩子的生活起居和医疗救助。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两座大山也随之而来。邓志新迫不得己辞去工作了7年的德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总监的工作，真正成为了天使之家的“大家长”。由于是纯公益的救助点，天使之家给孩子们治病的手术费用都需要在网上募捐。除此之外，几十口人的日常开销仍然需要依赖网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点滴捐助，这就意味着孩子们的生活尚没有稳定保障。 在邓志新分享了不忘初心，坚守使命的十年心路历程之后，全场嘉宾都不禁潸然泪下，感叹天使之家坚守这份爱心的不易，纷纷愿意加入“天使之家”志愿者行列，作为一名守护天使，投身在公益的道路上与天使之家携手前行。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从财务总监到天使之家的大家长,我发现慈善之路比创业之路更难走！我们每天都在挣扎和徘徊中度过，但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很有价值！感谢大家的支持，是你们，让我们坚持了下来。”天使之家负责人邓志新感慨道。 “大家长”邓志新为大家呈现天使之家十周年回顾汇报 邓志新举例说，天使之家主要支出有：每月护理人员的费用就超过15万元；每月房租3万元；每月生活支出将近5万元，还有不可控的孩子紧急医疗支出、大额手术费用等，都需要单独筹集。比如2014年，连体姐妹花（郑涵薇、郑涵静）的手术费用就近20万元。孩子们感冒发烧咳嗽等常见病的治疗费用，每个月也要2-5万元不等。 这几年，因为国家福利院各个方面的条件在不断改善，病情较轻的孩子在当地可以实现治疗，所以天使之家接来的弃婴病情就一年比一年重。天使之家不但要筹集高昂的医疗费用，更要筹集护理费用。随着天使之家的逐渐壮大，无论是在救助孩子的数量上，还是居住环境上都是每年翻番的增长，而每年工资总额也随着员工人数翻番，成为了一个庞大数字。 现场观众听过汇报不禁感动落泪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无数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还是有很多孩子的生命得到了重生。天使之家就像一颗小树苗，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呵护下，逐渐长大。十年，融于历史长河，只是弹指一挥间。十年，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份事业，对于一颗公益之心来说，不仅代表了一种坚守，更代表了一个蝶变的历程。十年，对天使之家来说，是爱心的汇聚和结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这样一份坚持，成为天使之家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十年联结，群星助阵 天使之家的宗旨是帮助弃儿，恢复健康，回归家庭！在孤儿收养方面，天使之家主要是配合福利院做好收养的前期工作。具体收养手续、收养家庭都是在孩子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天使之家不会向收养家庭收取任何费用。 这样的宗旨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认可。在天使之家十周年感恩汇报会上，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现场致辞、副秘书长姜莹为天使之家志愿者及优秀员工颁奖，她赞扬天使之家十年来的公益成果：“这些不幸的孩子，因为你们，才能感受到明天的美好！”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现场致辞 汇报会上，羽泉、王茜、黄晓明、金龟子、何润东、陈汉典、李光洁、赵英俊、周一围、魏晨、王媛可、蓝盈莹、关喆、杨亘、祝绪丹、果味VC、汪聪、王欣婷等群星视频同贺天使之家十周年生日快乐。影星王茜、李蓓蕾、刘凡菲、曹博轩等影星亲临现场献上祝福，并与天使之家的孩子们共度十岁生日。 现场观众用生日蛋糕庆祝天使之家十周年 同时新锐时尚女主持赵依雯、主持人滕文天在现场进行了公益主持。梦梵舞韵艺术中心的孩子们为大会带来了精彩的开场舞蹈，The Tiny Band乐队为嘉宾带来了韩红的歌曲“天亮了”。 新锐时尚女主持赵依雯、主持人滕文天为“天使之家”公益主持 此次大会，天使之家获得了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聚禾影画影业（北京）有限公司、老船长活动公关公司、益起来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Vphoto独家云摄影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现场志愿者及天使之家孩子们合影 以“天使之家”真实故事为元素的人文电影《偷心》发布会也在当日举行，预计春节档与观众见面。北京时间、映客等官方媒体进行了现场直播。

近年来，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校园饮食安全事件、校园盗窃事件、校园传染病事件、校园火灾事件、学生意外伤害事件、教师体罚学生事件、校车安全事件、校园踩踏事件、校园设施、建筑安全事件等校园安全事故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校园安全教育引起了政府、学校、公益机构、媒体等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李克强总理在4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图为凤凰网公益主编、女童保护基金发起人孙雪梅发布《报告》 11月19日，在2017中国儿童安全公益盛典上，由凤凰网、伊利方舟委托尼尔森开展儿童安全调研项目，正式发布《中国儿童安全成长报告》。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孩子认为自身“非常安全”，但家长认为孩子非常安全的比例仅为17%，孩子的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图为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项目开发部副主任穆康燕介绍“方舟全息图2.0版” “面临频频发生的校园安全问题，儿童安全如何有效保障？”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项目开发部副主任穆康燕在2017中国儿童安全公益盛典上的发问令人深省。五年来，伊利方舟探索出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儿童安全教育和校园安全治理的创新模式，即依托“方舟全息图”，建设“安全生态校”。“方舟全息图”现已全新升级，穆康燕介绍了校园安全评估体系“方舟全息图2.0版”。 “方舟全息图”由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设计研发，汇集了校园周边环境、校内外交通、校园设施、教学活动与管理、师生身心健康、校园公共卫生与食品、校园保卫、校园消防、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及假期安全十个方面的安全内容，共建立80个评估指标，致力于推动校园安全工作的发展和实践，以及有效保证国内中小学安全评估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图为全国第一部校园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方舟全息图”升级2.0版本 “方舟全息图”从最初的1.0版本全新升级为“方舟全息图2.0版”，前前后后历经了一年半，修改了近20稿、600余处。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伊利方舟”项目专门招聘了有教育学、社会学、法律学的专职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到组织编撰工作中，同时还组织了20名儿童安全领域的专家，参与组织调研。2016年5月和2017年8月，在上海组织了“伊利方舟”全息图的研讨会。还有75所学校的106名基层教育者进行了一个试行，也为“方舟全息图2.0版本”进行了实践支持。 新版“方舟全息图”从忧郁，养育，授渔和相遇四个主题入手，首先揭示了当下校园安全教育脉络不清、穴位不准的“忧郁”现状；基于此，通过多次修改和长期探索，伊利方舟“养育”出全国第一部校园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方舟全息图2.0版”；授人以鱼，不如“授渔”——“方舟全息图2.0版”从普适性、科学性、可持续性、针对性出发，不满足于为儿童提供直接的安全教育，而是为偏远地区的学校培养安全教育教师，提升了儿童安全教育的普及范围和可持续性。 图为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完小校长童英分享全息图使用感受 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完小校长童英在盛典现场分享了“方舟全息图2.0”的使用感受。她表示，“方舟全息图2.0版”为翠华镇完小的师生提供了安全教育的全新策略和方法。学校根据“方舟全息图2.0版”制定了雷达指示图，并成立安全项目领导组，及时监测学生的安全威胁，并为教育、安保人员进行培训。在全息图的助推下，学校的安全教育向系统化、体系化的层次迈进。 作为一种科学工具，“方舟全息图2.0”与专注于儿童安全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老师和学者“相遇”，不仅应用于安全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制定，更体现了对儿童安全成长的专注。 “方舟全息图2.0版”是一个新的开始，为儿童安全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新的契机。凤凰网公益频道在此向全社会倡议，邀请全社会共同参与，贡献更多有价值的思考，共同采取更多行之有效地行动，让生态校真正成为校园安全的方舟，让全息图真正成为解决儿童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

    中国已经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下，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需的。在这些领域，基金会不可或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自1981年以来，我国基金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在这30年间，基金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1981年至1995年间的缓慢发展期、1995年至2004年的平稳过渡期和200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期。尤其是进入到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并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由此，我国迎来了民间公益基金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基金会数量开始出现高速增长。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实施，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规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放开公募权成了此次立法的一大重要突破。     善达网执行总编马广志向《慈善公益报》记者坦言，在我国现阶段，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改善和提高赋予其生命的正在加强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方面，基金会能力独特，更加灵活、便利且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显露无遗，因为它们从创设之初就尽可能自由和独立，其他各种机构都难以企及。     马广志认为，除了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职员外，数量占比已超七成的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拥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大多不必像草根机构那样殚精竭虑地筹款，也不用像商业公司那样费尽心机地从消费者手中赚钱，也无须像政府那样循规蹈矩。它们有条件自由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为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更为长远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播下一粒种子。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它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体系创新者，为社会问题提供系统化地解决方案。     中华社会求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表示，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涵盖的范围及层次远超过“物质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平衡”则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也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领域，而且拓展到了社会发展的领域。而这恰恰是基金会最能施展的空间！     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面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对于中国的几千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机遇和空间。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朱秋霞提出，接下来，基金会负责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能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地撒拨资金，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