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2月18日消息（记者车丽）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大年刚过，大批青壮年农民工陆续开始返城务工。经过短暂的相聚，乡下的父母又成为实至名归的“空巢老人”，开始了新一年的守望。 　　没有子女在身边，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理应通过当地养老院来解决。然而记者走访多地调查发现，农村养老院存在设备陈旧、入住率低、人才缺乏等多种困境。 　　农村敬老院，为何想说爱你不容易？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养老院又如何加速转型？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阎青春介绍，与城市养老院的一床难求不同，农村敬老院大量床位闲置。“敬老院”在农村，最初是为农村五保户老人而设的，但是现在农村的空巢家庭已经接近半数，农村提供的养老服务与老年人养老的需求不相适应。 　　阎青春：2010年闲置床位47.5万张，床位利用率只达到78%多。敬老院建设中，目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分强调集中供养，造成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的对立，同时也违背了五保老人养老意愿和整个养老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河南平顶山的李永强说，自己要外出打工，但是看到在农村敬老院中陈旧的设备，很多老年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中休息，便打消了把父母送到敬老院的念头。 　　李永强：敬老院的设备，包括生活、卫生、医疗，也没有多对老人负责。老人吃的咸菜，上午吃面条；娱乐、活动也不行；有个头疼发热，敬老院里没有人伺候。 　　山东聊城张鲁镇的王大爷说，他们那的养老院有52张床位，只有22人入住。虽然村中的青年大都外出打工，但是老年人去养老院的还是寥寥无几。 　　王大爷：我们村里去了两个，都回来了。我看着，条件还不是太成熟；还有老年人有传统观念，儿女不是那么太不孝的话，还是想享受家庭温暖。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程集镇敬老院里，院长江振其说，目前集中供养老人保障标准比较低，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许多五保老人不愿意入住，可以容纳100人的敬老院中目前只住了50人。 　　在三千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爱心老年公寓院长张文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机制僵化、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农村敬老院的发展。 　　张文华：农村敬老院机制比较僵化，到现在几十年了，基本上管理体制大多数都是一公到底，这是制约农村敬老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需要长期照护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缺乏，不仅仅表现在城市里，在农村更加严重，新疆乌鲁木齐农村敬老院院长通过专业培训的只有一人，拿到国家资质证书的专业护理员没有一人。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闫青春表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迫切要求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快速发展和敬老院加速转型，实现多种服务方式并举，多种分配形式并行的农村养老新模式。 　　阎青春：主要从收住五保对象向同时收住五保和社会老人过渡，进而再过渡到主要收住社会上失能高龄老人的定位上。不要再去从公办、公管，从办到管一揽子拖起来，躺在国家财政身上，这种人浮于事、高消耗、低效能的状况必须改变。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未来将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 　　詹成付：地方政府能给入住老人更好的补贴，或给养老院补贴，也会提高入住率，尽管价格高，但是有方方面面的补贴，使老人能住得进去。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尽量给予很好的引导。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13/0218/08/8NVU3J6V00014JB5.html

    “1月17、18号2天都去排队了，可排到我时说没票了，连个站票都没有，这快过年了，我答应着媳妇和儿子今年一定回去的，没啥别没票呀。”电话那头身在天津的樊林希向记者大倒苦水，“我们一起有8个工友，都是回山西临汾一个地方，就想凑着一块回去，要求也不高，只要有张硬座就行，啥网络、电话俺们都不会，唉!” 　　每年的春运都是一次中国式人口大迁移，买票难更是成为顽疾。在以往购票的三种形式，即窗口、电话、网络基础上，今年首次将网络和电话的预售期由提前10天改为提前20天，比窗口售票提前2天，有人认为这对于习惯窗口排队购票的农民工来说，能买到票的几率有所降低。 　　在此背景下，帮助农民工购票的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应运而生。 　　一个电话20分钟搞定 　　和樊林希一样，存在春节买票难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但他的无奈并没有在另一位农民工身上重演。王晓庆是天津一家娱乐城的保安，在他拨通一个电话后，排队买票的设想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一个天津本土公益组织帮助他订到了春运的回乡票。 　　王晓庆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樊林希。“我一开始是有些不相信的，一个电话就能帮你订到票，碰碰运气呗。”樊林希说。 　　将信将疑的他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小伙子，在做了信息核实和询问详细购票需求后，小伙子开始帮助购票，电话中一问一答的互动在不到20分钟里结束。 　　“真的前后就只用了20分钟，就帮我们订好了天津到山西临汾的票。毕竟只是电话沟通，开始还有些不相信，直到我顺利地拿到了8张票后，才觉得这电话真的很靠谱。”老樊在电话那头难掩激动。 　　帮助这些农民工实现回家愿望的是一家名为“大脚印”的公益组织，他们正在开展“春运农民工购票帮扶”活动。这家组织的负责人姚亮出生于1988年，在天津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帮助农民工买票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他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就对春运购票难有切身体会，看到车厢内满是农民工都在诉说买票难，就想着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购票问题，随着电话、网络的购票方式兴起，自己也很快学会了多种购票方式，就推出了两条订票热线帮助农民工，订票全完免费。” 　　“这两部热线还是挺管用的，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可能知晓的人不是太多，打电话的人还要问问这个号码的用途，怕是啥吸费电话。但现在电话直接打进来说得很干脆就是要订票。在没有媒体报道之前，我们接到的电话基本都是天津的务工人员打来的。在《新闻联播》播出后，每天我们能接到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上海、陕西、四川、云南都有，这使我们应接不暇，其实这样反而有点影响了我们订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团队精力有限，但帮谁都是帮呗。”姚亮说。 　　电话里上演“无间道” 　　“喂，是农民工订票热线吗?我要3张到重庆的票，能搞定吗?我当然是农民工”。 　　“您是在天津哪个工地工作，请提供您的身份证信息，您之前用过什么方式订过票，成功订到了吗?” 　　每天“农民工购票帮扶热线”都要重复这样的话语数百遍，有的志愿者戏称：“我们这不像是在帮着订票，倒是像在电话里上演‘无间道’。” 　　“这其实就是想防止那些本身就不是农民工的人，装做农民工打电话来订票，所以我们对每个打进电话要先进行核实，冒充农民工订票实际上是占用了这2部电话的资源。其实，铁路运力不足导致订票难是一个普遍现象，但相对大多数农民工每年就回一次家来说，这种票源就显得格外珍贵。”志愿者刘伟说。 　　姚亮告诉记者：“其实，我们订票也没有什么特别，唯一的妙招就是‘熟能生巧’。我们这里的志愿者都有着丰富的订票经验，一般人拨打铁道部订票电话需要3分钟才能订到的票，我们在30秒就能解决。因为熟悉了电话语音操作流程，数字键都非常清楚，不用听完每句语音提示后再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订票时间，提高了抢票成功的几率。” 　　全国数百志愿者加入 　　“农民工订票热线”随着媒体的报道，名气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有不少网友加入到帮助农民工订票的队伍中来。 　　姚亮说：“仅在天津、北京我们就有两个实际订票操作团队，在全国现在已经有近百名志愿者加入到订票队伍当中来。我们会将订票信息汇总后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订票志愿者手中，有啥消息都能及时沟通反馈，这些通过网络都能搞定。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也不用担心风险，这毕竟是在做好事。” 　　随着数百名志愿者的加入，现在每天的订票量都在数百张。据姚亮统计，开展帮助农民工春运订票3年来，每年人数都数倍增长，2010年有100人次，2011年达到2200人次，今年预计会有5800人次。 　　“我们这样做也是在作一种倡导，呼吁全社会多来关心农民工群体，毕竟这个群体有他的特殊性。每年的春运车厢里过道、洗漱间、厕所都是农民工的身影，你就会觉得一张小小的硬座车票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光靠我们这种组织帮助订票肯定还是有局限性，还需要社会拿出更多资源帮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姚亮说。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1/147109.aspx

图为三里堤村的互助幸福院。　本报记者 杨 柳摄 　　临近春节，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纷纷回乡，农村留守老人重温天伦。但平日里，这些老人谁来照顾？我国农村目前的空心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是一个巨大挑战。 　　至2011年末，我国农村老人空巢率已达到38.3%，上升速度快过城市。但农村不比城市，农民的经济实力有限，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又偏低，专业的养老机构和照料人员，对农村来说长时间内仍会是稀缺品。因此，农村需要一个当前财政和农民都负担得起、又有成长空间的社会化养老方案。 　　即日起，本版推出《农村养老 路在何方》系列报道，探讨农村养老渐进式改进的可能性，敬请关注。　——编 者 　　首期聚焦：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正在逐步推行。这是介于专业化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之间的一种方式，也兼顾了家庭、集体和政府之间的责任。近日，本报记者前往肥乡，观察这种农村养老解决方案是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幸福院里，老人过得怎样？ 　　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得了急病能及时救治 　　1月下旬，河北还是冬意袭人。记者走进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这个用两间废弃教室改建的院子，正是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发源地。 　　院内有健身器材、储藏室，院外有菜园子，老人住的地方是由教室的一半隔成的小隔间，两个老人一间；教室的另一半作为公共区域，有沙发，有电视；教室隔壁是厨房和餐厅。 　　互助幸福院的“发明者”、前屯村党支部书记蔡清洋介绍，互助幸福院是2008年村委会筹资建成的，60岁以上、生活能够自理、没有传染病的单身老人，只需儿女申请、本人同意，签订协议后即可免费入住。五保户和特困户由本人申请，村委会研究同意后也可免费入住。 　　“那段时间，村里先后3个老人死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道。许多老人都患有慢性病，子女不在身边，有了急病就很危险。一次有个老人晚上发病，熬到天亮才自己爬到村卫生所求助。”蔡清洋说，村两委决心建个养老院，让子女无法照顾的独居老人集中居住，只需自带被褥和米面油，其他的都不用花钱，生病了能及时通知子女和医生。“互助幸福院的突出特点是互助服务。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身体好点的照顾身体弱点的，解除了老人们急病无人管的最大隐忧。” 　　住在这里的张希凤老人说，有一次，92岁的张王氏半夜起来方便，不小心跌倒在地，同屋居住的姐妹赶紧把她扶到床上，又打了急救电话。因为抢救及时，老人脱离了危险。 　　今年80岁的张希凤是互助幸福院的常务副院长，谁值日、谁做饭这些事全由她统筹，“像烧水、拖地这种事，腿脚不灵便的就不方便做；口味相近的，还能搭伙做饭，省不少事。” 　　“互助幸福院产生了很多附加效益。”蔡清洋说，“比如，解决了老人精神孤寂的问题，我们经常一起包饺子、扭秧歌、下象棋，老人们挺乐呵，还避免了与子女长期生活产生的摩擦、纠纷。” 　　肥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明刚说，互助幸福院改造利用的是农村闲置资产，符合农村经济状况；幸福院一般建在本村，既符合农村老人恋土守家的心理，也方便儿女探望。     政府和子女各管什么？ 　　县里补贴，村里运营，子女管吃穿看病 　　蔡清洋说，村集体建设互助幸福院，县财政会按照新建一所10万元、改扩建一所5万元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年还给每个老人补贴350元，添置配套设施和日用品也有补贴。其他费用及水电暖等日常开支由村集体自筹。 　　记者注意到，尽管每家幸福院的面积、布局、装修有所不同，但生活设施大体一样。小到床单、枕套，大到电磁炉、微波炉、橱柜，都是统一购置。 　　这种模式使老人的负担大大减少，78岁的吴付琴说，“我每个月只花二三十元钱，跟住在家里花费差不多，甚至还要少。以前在家，要烧蜂窝煤取暖，点柴火做饭，现在由集体免费供暖，还用上了电磁炉、微波炉，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肥乡县老龄办主任杨振红说，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做饭、洗衣、种地，还要照料孩子上学。在农村，平时吃住、穿戴最差的往往都是老人。好多农村老人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就把正房腾给孩子，自己搬到偏房去住，有的老人住的偏房只有几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而且，农村老人没有养老金、退休金，除了每人每月55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剩下开支只能依靠子女。由于子女多少不同、子女家庭贫富不等，这些农村老人往往受制于子女，生活没有保障，一旦子女不孝，这些老人的晚景将很凄凉。 　　低成本运行的互助养老院，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水平。蔡清洋算了一笔账：村里的互助幸福院住了25位老人，村里每年水电暖等开支大概是1.4万元，政府补贴8450元，村集体只需花五六千元，他们出得起。由于生活成本和在家里差不多，老人们也住得起。“这是个可行的‘穷法子’，破解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养老中的资金制约难题。” 　　“互助幸福院本质上不改变老人和子女的赡养关系，老人生病了，子女还得接回去。” 蔡清洋说，“如果幸福院请专人看护，照顾生病的老人，运行成本一下子就高了。另外，找专职的看护人员也不现实，留守妇女往往要种地，志愿者也不是常来，都不是长久之计。” 　　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建设、管理和责任，由村委会承担，政府给予支持和指导。杨明刚说，他希望有条件的村可以负担得多一些，让老人负担得相对少一些。 　　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古怀璞认为，肥乡县农村互助幸福院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之间的承接。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村两委班子主办，一改过去养老工作由行政部门或民营机构建设管理、与村级无关的状态，管理面、服务面、覆盖面都大幅扩大，是河北省目前投资最少、见效最快的养老管理模式。 　　怎么才能扩大投入？ 　　政府推动，社会帮扶，逐步完善与提高 　　杨振红说，虽然幸福院是“群众住得起、村集体办得起、政府支持得起”，但单靠村级组织，资金缺口仍然比较大，政府还需要大力支持。为减小资金压力，当地政府明确了用水、用电、占地等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并规定在今后的新民居建设中，必须配套建设互助幸福院和幼儿园。 　　记者在城南堡村看到，这里的互助幸福院与村两委、卫生室、村民活动中心、农村警务室建在一个院子里。杨明刚说，这是“1+X”模式。而三里堤村的互助幸福院和新民居建在了一起，方便了附近居住的空巢老人。 　　2012年3月，河北省将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确定为农村养老“幸福工程”，在全省推广。4月底，肥乡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240家，覆盖全县9个乡镇265个村，拥有床位5328张。 　　但同时，互助幸福院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许多老人想入住却没有床位。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计划建设更多的养老院，也正在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据了解，肥乡安排了60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口帮扶6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帮资金、帮物、帮服务。截至目前，共收到社会捐助（含物折款）130多万元，其中3家企业投资90余万元冠名建设3家幸福院。杨明刚说，目前，幸福院优先入住的是单身老人，将来，有条件的村也可以负担夫妻养老。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教授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社会参与式养老，基于交换与互惠原则展开。这里交换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劳务和时间。将来，非老年人或年龄较小的老年人通过参加养老服务积累劳务时间，等自己年老时换取别人的服务，同样是值得推行的一种办法，但有关的劳务储蓄制度应有相应法规支持。另外，也亟待加强对老年人的培训与引导，以提升互助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来源：人民日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2/04/c_124317368_2.htm

这一杯粥在解决了饥饿和营养不良多外，可能更赋予了这些学童未来的希望 在建成的部分农庄中，学童已经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劳作 　　清晨五点半，12岁的莉莉(Lily)从铺在地面的垫子上起身，她两居室的家中闻上去有股潮湿泥土与烟的混合气味。她小心翼翼地穿上不合脚的塑料拖鞋，抱起一只和她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塑料水桶，朝当地的水源走去。水源是一个棕色的小水坑，位于离家一公里处的陡峭山脚下。弄回一天量的家庭用水是莉莉每天上学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莉莉生活在乌干达的西部地区，这里40%以上的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他们最主要的餐食是油炸捣碎的香蕉，这能给他们提供少量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幸运的是，对莉莉的帮助即将来到，一项名为“卡西西”(Kasiisi Porridge Project)的计划将给莉莉所在学校的所有学生每日提供一杯玉米粉粥。 　　“卡西西计划”是英国教育家凯特·沃汉姆-布里格斯(Kate Wrangham-Briggs)的主意。2005年，她拜访双胞胎哥哥位于西乌干达的黑猩猩研究中心期间，了解到当地学生由于贫困每天只吃一顿饭后，萌生了这个想法。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玉米粉粥为喂饱当地两所学校的1500名孩子提供了一种有效且可负担的方式。 　　在乌干达，许多贫困的家庭也开始鼓励他们的孩子就读全天小学、减少旷课，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度过一天漫长的学习时间，不因饥饿而入睡，这杯不起眼的玉米粉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几年下来，“卡西西计划”使学生的在校表现有了十足的进步，升入中学的学生明显增多。无论在何处，拥有更高学历的学生都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在当地，这更意味着许多女孩由此可以避免早婚、早孕以及深陷家务。一杯粥对学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凯特的最初预期。 　　他们在哪里用餐? 　　1996年，凯特去拜访其在乌干达的哥嫂一家，期间造访了一所在基巴尔国家公园(Kibale National Park)附近的小学。在当时的这所小学中，孩子们的教室摇摇欲坠，以至每每强风过境时，学生们都要被疏散。而低年级的孩子则更是挤在近150人的教室中学习。 　　这次访问以后，“卡西西计划”在沃汉姆与哥嫂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起来，旨在支持当地的小学教育、推动医疗健康以及保护野生动物。通过这个计划，当地新建了几所学校，已有的学校也进行了翻新，增加了宿舍、图书馆、员工室和电力设施。 　　2005年，凯特对“卡西西计划”进行巡视，她来到一所小学，要求参加一项班级活动。学校校长莉迪亚(Lydia)告诉她可以参加一个班级的“午餐时间”活动。 　　“好的，”凯特说，“他们在哪里用餐?” 　　莉迪亚回答说：“我说是‘午餐时间’，不过他们并没有午餐吃!这个时间他们用来踢足球。” 　　这次谈话促使凯特立刻行动起来，将每日午间的粥计划提上了日程。在短短五年内，这项粥计划已经为当地增添了两间校园厨房、雇佣了厨师、修建了厕所与蓄水罐，向基巴尔国家公园方圆5公里内五所小学中的两所提供了粥食。 　　庞大的本地需求 　　乌干达儿童在所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最高的发育迟缓率，而卡巴罗(Kabarole)地区的比率更高。在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中，41.6%的儿童因为缺乏膳食、饱受疾病困扰而发育迟缓，许多本地儿童忍受着热量营养不良(一种热量缺乏症)和蛋白质缺乏症的折磨。 　　虽然卡巴罗是乌干达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贫困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导致了高缺乏症率。在卡西西计划所覆盖的学校中，25%的孩子至少失去了一位血亲(通常因艾滋病死亡)，大量的儿童是HIV病毒携带者。对那些足够幸运到可以获得药物治疗的孩子来说，良好的营养对让这些药物有效至关重要。 　　那么，粥是一个营养性的解决方案吗?从技术层面而言，粥是一种烹调过的，基于谷物，加入牛奶、水之后所制成的浓稠汤汁。虽然没有一种粥凭其本身就能满足所有的营养需求，但它确是一种提供卡路里和营养的健康食品，一种国际性的支柱膳食。 　　研究者们发现“卡西西”的粥计划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营养上的成就。分析显示，这项午餐计划提高了学校的招生额和女孩的入学率，使辍学率减少，并且让孩子长得更高和维持体重正常。一份由哈佛大学学生进行的独立调查比较了接受“卡西西粥计划”和没有接受该计划学生的营养水平。结果显示，前者比后者的营养水平高出20%，并且能更好地融入课堂和获得更好的成绩。 　　“卡西西计划”还研制了另外一种营养丰富的、以香蕉为基底的粥。虽然香蕉自身含有的营养物质有限，但其营养素与维生素可以轻易地溶入粥中。这种粥能否最终取代玉米粥仍有待观察，不过，“卡西西计划”正致力于把粥推广到更小的孩子当中。 　　下一步：建造一个尖端农庄 　　“卡西西计划”在短短几年内收获颇丰，但由于外界援助的逐渐减少，这一项目正在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如何继续让未来的学童受益，“卡西西计划”的下一个动作是修建一个充满创意的20英亩多用途农庄。 　　两位新近毕业的英国建筑师在2011年夏天为农庄的实现贡献了汗水与灵感。他们的梦想与“卡西西计划”的乌干达伙伴相一致——一个自给自足的学校农庄，为两所本地学校的1500多名儿童提供食物。同时，这个农庄还包括一个教育中心、一个针对游客的生态营，以及一片提供木材和药物的原生森林。这个农庄不仅提供学校的食物来源，也会通过创收，让“卡西西计划”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全部建成后的农庄将会有绿色菜蔬作物(可能被用于喂鸡以及给粥提供原料)、香蕉、一个水果园，甚至一片原生森林。这片森林将会提供木材和燃料，并作为一个为当地社区提供物质、药物与教育的基地。一个稳定的收入流预计将来自于养鸡和养猪。鸡舍中最初的四间房之一已经建好，已经有600只鸡在这里安家。 　　对建筑师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来自夯土建筑。这项简单的技术，是用泥土与等比例的小石子、沙粒和粘土混合，并夯到木框架中，是一种低价、强韧、抗震的墙体技术。但这一结构在一开始却受到了当地人的激烈反对，当地人视泥土结构为穷人材料，只接受混凝土等“时髦”材料。其实，按照设计，此结构能够抵挡30到40英寸的年降雨、地震和白蚁等土壤昆虫等灾害。 　　完成一座如此雄心勃勃的农庄的建设绝非易事。除了资金因素外，工作中一定有诸如上述的意外困难出现。但是很明确的是，无论发生什么，凯特和她的“卡西西计划”决心让更多的当地儿童获得每天的营养所需。 　　(据美国政策创新网) 来源：公益时报网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1/147099.aspx

    2013年1月，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中基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显示，国内基金会行业透明指数整体得分为45.8分，总体评价“不及格”。与此同时，不断有基金会被爆料、质疑。在日前举办的某主题论坛上，专家表示，没有捐赠的人是发出质疑声音的主要力量。     基金会的发展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陶传进教授指出，基金会公开透明的状况以及运作的内幕呈现马鞍状分布，马鞍状的左端是不好的基金会，右端是发展很好的基金会，这两部分数量都比较少，其余大多数运作的中规中矩。     如果媒体或者是报料人揭露基金会的左端（不好的），引发闹剧的戏剧性远远超出儿慈会，以后中国公益事业将“不可开交”；要是报基金会的右面（好的），公众就认为中国的基金会真棒。当社会一般化信任程度很低的时候，报料人愿意选择左边，爆料像原子弹一样使公众信心遭受严重打击，但是报料人却获得了名利双收；社会一般化信任程度较高的话，报料人就会理性选择该怎么办，报好的方面反而有效，就像选举用投票来说话，这个事可以用捐款来说话，公众会主动选择好的基金会捐款，避免不好的基金会而没必要攻击它，不给它捐款，它自然就完蛋了。这会使的整个公益领域朝向好的方向发展。     因此，基金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水平。陶传进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公众不进行选择性信任，把整个行业当成一体，因而一旦犯一个小错误，就会导致公众一阵不安和骚动，并且马上发出呼声以后再也不捐款了。“儿慈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陶传进说，“公众会把基金会的问题加到所有公益组织上，最后认为公益领域没好的东西，因此导致社会先行者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没有捐赠的人是质疑的主要力量     公众针对基金会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陶传进说，没有捐赠的人是发出质疑声音的主要力量。真正的捐赠人其信任程度远超出了没捐的人。     陶传进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项目举例，从2001年之前就开始的项目，捐款额每年都在上升，并没有因为红十字会的丑闻、儿慈会的丑闻而下降。真正的捐赠人一直用自己的行动说话，对基金会信任程度远超出了没捐的。这说明，基金会与捐款人彼此建立信任关系，应从近处做起，带捐款人到项目地去看，保证捐款人参与的权利，同时把公开透明情况定期向捐款人展示，基金会和捐款人之间形成正向循环。     事实上，基金会很重视这一点，因为这涉及到捐款人明年还捐不捐的问题。但基金会认为这个策略没必要向全社会公开，成本高，又没有额外效果，公开以后不会引起更多的捐款。     透明不等于捐款量 最需要专业人才     陶传进指出，公益格局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5%左右的基金会透明度很高，财务等信息完全公开，可是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捐款量，因为它们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捐款往往来自固有的、已经形成了信任关系的捐款人。     基金会团队应提升自己的能力，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说，一方面要从公开透明做起，通过公开透明给自己施压，把项目做好，把财务做好，把事情做漂亮；另一方面也希望媒体能够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机制。当质疑发生后，媒体应该第一时间组织对话。但是目前，公益机构自己的传播能力和媒体沟通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跟质疑的人有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陶泽指出，基金会的运作、运营，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北大、北师大有一些相应项目，为中国基金会行业输送专业的人才。2012年基金会中心网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北师大做了一个本科生教育项目，本科生在大三学一年慈善学，大四在基金会行业实习。这种创新类的项目，希望未来能够为这个行业输送一些具有基本的慈善学知识的人才。     公众有权获取基金会信息 不公开信息罚款三万     陶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五六年前就已经界定了公民有权获取的相关信息，其中强调了筹款信息、罚款信息、项目信息、人员相关信息等。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近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就本市首个《北京市慈善事业促进办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本市将建全市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未按规定公开慈善信息的，最高可罚3万元。社会公众可根据自身需要，依法向慈善组织申请获取相关信息。陶泽认为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慈善机构必须履行向外披露信息的义务。     随着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各个民管局和登记主管部门能够开始执行制定好的规则，慈善行业开始发展自我计划能力，能够加强自己内部建设。经不起公众推敲的机构逐渐离开，“马鞍形”最末尾那一部分渐渐会少很多，前面那一部分会增加一些，正能量就会增加一些，负能量相应减少一些。我们希望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公益行业更好，公众变得更加理性，也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那这个行业就越来越棒了。     陶泽介绍，公民获取基金会信息还有另外一个渠道：登录中基透明指数的网站WWW.FTI.ORG.CN，可以直接看全国排名，也可以按地域筛选，按条件筛选出自己想要捐赠的对象。越透明的基金会，领导人的态度越公开，愿意和社会和捐款人沟通。有这样的态度，未来之间的合作的会方便很多。 来源：华声在线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1/29/21714734_0.shtml

民间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推动了政策的变革（资料图片）。本报记者王海欣摄     去年，自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活动活跃在微博中，“微公益”成为热词，从线上到线下，从公益组织到政府、企业，从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微公益渗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3）》（下称《报告》）显示，微公益在促进政策改变的同时，也存在法律监管空白、透明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     本报记者李晋     博弈     微力量推动大变革     公众借助微博参与公益，它将微力量汇聚起来，撼动各方力量，推动了社会性问题的解决。     《报告》首次将微公益划分为个体行动式微公益、集体行动式微公益和社会运动式微公益，三者除引起公众广泛参与、传递美好价值、对传统公益组织构成压力外，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公共政策的改变。     2011年，《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等人借助微博发起了“免费午餐”的公益行动，项目仅发起8个多月，就募得善款2500多万元，其中80%来自普通大众。     《报告》显示，这种公众借助微博参与公益，看似微不足道，但正由于它的积少成多，将微力量汇聚起来，撼动着各方力量，推动了一些社会性问题的解决。     最终，“免费午餐”顺利由政府接棒。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惠及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表示，微公益不仅能影响和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影响和改变人们参与公益以及参与政治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对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历史意义。     盲点     个人公募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个人募款不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合作，民间的一些募捐就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     随着人们公益理念的改变，中国的民间公益热情如井喷般沸腾，越来越多的个人主动发起或参与微公益。     而与此同时，对微公益的质疑声也开始显现，并逐渐增加，尤其是个人的公开募款行为饱受争议。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公募基金会等公益机构拥有公募资格，个人或一般机构没有法律授予的公募资格，只能与有公募资格的机构合作发起募捐。     《报告》指出，如果个人募款不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合作募捐，一些民间自发成立的微公益募捐行为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     针对网上很多由网友个人发起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募款活动，康晓光坦言“个人发起募款后的资源有限，会导致一些需要集结大量资源的活动无法开展，发起者不得不去寻找有公募权的公益组织，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间接获得公募权。”     比如，知名记者王克勤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康晓光表示，由于公益组织的参与，使个人微博发起的活动既有内部治理的规范性，也有外部制度化的约束，在效率和方向控制上，比纯粹的微公益多了一些优势。     瓶颈专业性缺乏致公信力不足     由于多数微公益发起者缺乏组织管理经验和内部监管制度，很容易出现账单漏洞等问题。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29.58%的网友表示遇到“微公益”会捐款；近半数网友则表示“不会捐”，认为“无法知晓捐款最终去向”。而在“你最关注这种形式的公益项目哪方面”的问题上，超四成网友选择了“能否对网友有一个公开账目，实现透明捐赠”。     报告指出，目前微公益项目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大多会在网上公示捐款数额、使用去向及明细等，保证项目的透明度，以获取更多网友的支持。但由于多数发起者缺乏组织管理经验和内部监管制度，很容易出现账单漏洞等问题。     报告同时认为，在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微公益活动发起者的个人经历、偏好、专业性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微公益活动的走向、发展等，容易暴露出冲动、缺乏严谨论证等规范性不足或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2012年8月28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官方微博，首次公布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成果，并表示“随手拍”形式需要慎用。该微博称：在微博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中，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有人就此表示，除了对肖像权的尊重外，也指向行动本身存在的错误前提预设，即“乞讨儿童中相当部分是被人贩子拐卖”并不正确。     对此，报告还指出，微公益项目在成功运作后，应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或者与正式的公益慈善组织合作，推动微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康晓光认为，网络是微公益发起者和参与者可充分利用的一个极为高效的工具，然而网络却是一把双刃剑，要想利用好这把剑，微公益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专业性、透明度、公信力等。     未来     与政府及组织化公益良性互动     如果是社会保障、医药卫生、教育公平等这些影响深远的领域，本来就不应当是微公益的使命。     从“免费午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人们普遍认为，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免费午餐”是一个奇迹，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很多志愿者也表达了与政府及传统公益机构合作的愿望。华南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钱进曾发起“随手拍解决自行车出行障碍”活动，倡议公众通过拍照上传微博的形式，关注广州市机动车霸占自行车道、自行车乱停乱放等现象。他曾对媒体表示，希望用一年的时间，把“随手拍”建成一个市民和政府合作沟通的平台。     《报告》认为，微公益所做的事情被政府或者公益组织接手是可能的。但如果是社会保障、医药卫生、教育公平等这些影响深远的领域，本来就不应当是微公益的使命。     《报告》同时认为，政府需要为微公益建立规范机制和游戏规则，避免出现问题。“也许更理想的状态是这些微公益与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良性、频繁地交换信息，传递能量，优势互补，达成平衡。”康晓光说。     面对微公益的未来，康晓光坦言，还有大量的线下微公益存在着却没有被大家所关注和重视，而这部分往往也是主要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公益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是由其外部的政治环境、其他组织化公益的发展状况、社会舆论以及微公益本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网络技术不是决定微公益发展的唯一因素。”康晓光说。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1/28/content_1965688.htm

    兰考“1·4”火灾事件发生后，河南省民政厅1月5日下发《关于迅速开展全省社会力量收留孤儿弃婴行为排查及加强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排查、监管工作，并于1月15日按时报送省通知要求报送的文字材料基础上，于1月25日前上报河南省民政厅《个人和社会组织收留孤儿情况排查表》。     河南省民政部门此次大规模的彻查个人和社会组织收留孤儿情况能否起到重要作用？河南的儿童福利工作目前还面临怎样的困难？为此，《公益时报》记者专访了河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副处长董辉。     统计仍是难点     兰考火灾后，河南省出动四组督查人员深入一线对河南省的市和县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收留孤儿情况进行排查。但在排查过程中仍发现，孤儿的统计工作困难重重。     河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副处长董辉告诉《公益时报》记者：“2011年度，河南省的孤儿统计数量是4.9万人次，2012年的统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保守估计应变化不大，围绕在5万多人次的范围内。”     照此计算，整个河南省全年注册登记的孤儿增长数量才不到几千人。董辉告诉记者，这其实是因为河南民间弃婴流向途径主要包含三个：一是民间的捡拾人将弃婴捡起送至公安部门，由公安部门登记然后送至福利机构的；二是民间的捡拾人将弃婴捡起送至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和办理手续后合法收养的；第三种就是民间的私自收留。第一种特别依赖于公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第二种对于民间捡拾人的身份审查比较严格，也因此手续办理等待的时间会略长。第三种就更难发现和控制，很多民间捡拾人对于民政工作抱有抵触情绪，造成了逃避登记的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那些父母因工因病离世的‘半路孤儿’，如果长到一定年龄，就放弃了教育的权利，因生活所迫外出打工，对于这样的孤儿，民政部门的登记工作也显得非常艰难。”董辉说。     儿童福利设施紧张     据董辉出示的数据显示，河南省目前的儿童福利院床位只有5000多个，加床的情况下也只能容纳5600人左右。     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新需求、新期待和历史对于儿童福利环节的遗留问题过多的现状不成比例。董辉说，“河南省从08年开始建设儿童福利院，183个县市当中目前已拨款建设的有83个县级福利中心，其中已基本建成的不到40所，投入使用的不到20所。”     “目前已经是小步快跑的状态了，因为只有4年时间，一个工程从施工到完成至少要两到三年，所以目前只有20家投入使用。”     董辉还告诉记者，在河南省24个财政直管县中，有十个是直管县，其余14个县，业务指导上报人数是通过所辖市，下拨资金是直接到县的。     “所以对于儿童福利设施的建设，有很多都依赖地方政府。”董辉说。     亟待多方协力     “民政部门其实是遏制不了弃婴产生的问题的，卫生部门是非常重要的‘把关口’”。董辉告诉记者。     据了解，仅河南一省，每年从医院出来的不知名未登记的“弃婴”数量，就极其庞大，很多孩子在出生伊始，还未等到民政登记，就不知所踪。     “在这方面的监管上，卫生部门如果能给予帮助，我想从弃婴源头上就多了一道保护屏障，新生儿成为弃婴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董辉说。此外，在社会民间角度，儿童福利建设一定不能缺乏公安部门的帮助。     “首先是儿童的户口登记和排查上，特别需要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很多没有上户口的孤童和流浪儿，一直未在民政部门监管范畴之内，如果能形成流浪人员户口排查和民政注册并行的方式的话，是非常具有效率的。”     此外，在执法上，就更无法缺少公安部门。据了解，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如果我国《儿童福利法》出台，那么对于遗弃、虐待、贩卖儿童等恶劣行为势必会有严厉打击，这也是一个儿童权益、特别是弃婴和孤儿权益保护上的叠加，也会对领养家庭的资格评判以及不合格领养监护人权利的剥夺，都会以法条的形式做出非常明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民政工作将会得到不小的助力。     “还有消防、教育等部门的配合，提高孤儿的消防意识和教育权利，也是刻不容缓的。对于民间的力量，还是采取‘疏’大于‘堵’的方式会比较好，这样也可以发挥社会的共同力量办好民政工作。”董辉告诉记者，“目前因为在职责功能明示上的缺位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就让某个基层部门承担所有责任是不客观的。”董辉说。 来源：公益时报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1/18/21342162_0.shtml

    “要增强重视媒体、依靠群众的意识，自觉与媒体互动、与公众交流，从媒体监督和公众关注中解决问题，推进工作。” 　　本报讯 近一段时间，备受公众关注的“兰考7名孤儿和弃婴命殇民居火灾”、“记者暗访救助站被打”事件、“人民日报批15通电话得到一句‘领导不在’”等事件，将民政部一次次推向媒体报道的风口浪尖。民政部昨日召开加强和改进民政新闻宣传工作视频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指出，要增强重视媒体、依靠群众的意识，自觉与媒体互动、与公众交流，从媒体监督和公众关注中解决问题，推进工作，要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舆论。 　　李立国表示，面对舆论监督，相关地方有的应对及时、妥当，有的地方应对迟缓、不当，一方面是因为在抓大事、办实事中，存在着与多方媒体应急沟通、细致沟通不够，另一方面体现了民政部门在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之处。比如对媒体作用的认识有待提高，对新媒体的使用有待学习，对媒体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有待研究等。 　　部署 　　各地要严防流浪人员冻死 　　本报讯(记者 赵媛媛)民政部昨日消息，要求把寒冬救助、主动救助作为当前民政工作重点，坚决防止出现流浪乞讨人员冻死现象。要求各地要发动环卫工人、的哥、夜间保安等提供流浪人员求助线索。 　　关键词：寒冬救助 　　发动的哥安保提供求助线索 　　会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密切关注严寒天气变化，夯实街面巡查救助，跟踪监测重点对象和区域，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服务，确保他们安全过冬，坚决防止出现冻死现象。 　　此外，要求各地改进救助工作方式方法，动员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热心群众参与救助；发动环卫职工、公交出租司机、夜间安保人员提供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线索等。在有条件的地方，在流浪乞讨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集中活动区域增设临时救助点、流动救助车。 　　关键词：文明救助 　　救助站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民政部介绍，救助站实行24小时救助和不间断街面巡查，还对务工不着、讨薪无果、寻亲不遇、被盗被抢、街头醉酒人员等各类困境人员提供针对性应急救助，大大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工作职责范畴。来站接受救助的人员成分复杂，有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人员，有在逃犯、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和各类传染病患者，每年都有许多救助站职工被传染结核病、肝炎等疾病。救助站职工长期处于苦、脏、累、险的工作环境，许多人长期承受超负荷工作压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 　　民政部强调，救助站职工是救助政策的执行者，是文明救助的实践者，救助站职工的政策水平、职业素养、服务质量，关系到流浪乞讨人员的切身感受，关系到媒体与公众的认同，关系到民政系统的行业形象。救助站职工必须加强业务学习，遵守工作准则，落实服务标准，坚持人性化、亲情化服务。各地要加强对救助站职工的教育培训，有效应对各种疑难问题和突发事件。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1-16/1034406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