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其原点链接创新，其终端链接市场，是两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对社会创新与价值链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创新的基本保障，发挥着创新原动力的作用。一旦知识产权受到侵权，受伤害的不仅是智慧劳动者，更是对社会创新精神的打击。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火种”。     然而，代表创新价值实现的知识产权被侵害现象，在各行各业仍时有发生。随着2017“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来，《慈善公益报》记者就公益领域所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及公益组织参与维权等话题与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公益组织也不可任性     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与奉献，但公益组织绝不能以公益之名，无偿攫取或使用他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而行营利之实。     有着中国公益组织知识产权维权第一案之称的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状告万科公益基金会侵犯其公益产品《全民植物地图》著作权一案，证明即便是做公益亦不可任性，在公益领域也需要重视规则和法律。     该案的焦点在于著作权是否被侵权。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全民植物地图》系上海市民间NGO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简称“禾邻社”）历时4年设计制作的绿色植物科普地图。项目通过带领志愿者观察自然的方式，结合手绘、摄影等手段，与本土知名设计师、艺术家一起，共同为主要绿色公共空间（开放式公园、绿地等）描绘植物地图，并印刷制作成纸板地图，免费发放给绿地周边的社区居民。     2012年9月，万科公益基金会与禾邻社签署了《熟悉的新朋友“全民植物地图”——万科假日风景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初期，禾邻社方面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万科企业的咨询，并获知各地的万科企业已经获取《全民植物地图》并开始项目实施。禾邻社认为，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未获得禾邻社授权的情况下，将《全民植物地图》及总结报告向全国各地分公司进行推送，属于违约及侵权行为。最终双方走上法庭，禾邻社选择在万科公益基金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法院以侵犯著作权起诉万科公益基金。     “公益领域内的知识产权之争，以至诉诸法律的现象应该引起业界重视。如何判定知识产权是否受到侵犯需要依法而定，解决争议最好的方式不是诉讼，而是协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罗律师对记者说。     公益组织要学会自我保护     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与公益组织的知识产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达与繁荣，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出现了“移花接木”现象，公益领域的“抄袭门”越来越多。比如“爱心衣橱”项目，某媒体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其发起的“爱心衣橱”温暖郑州活动正在进行。作为“爱心衣橱”发起人之一王凯等在微博上发出了“侵权抗议”，称“爱心衣橱”的名称与LOGO均已进行注册和商标保护，一切不经告知、未经授权的使用都属侵权行为。     还有最近发生的“人人公益”平台涉嫌网络传销和非法集资事件，就是由于深圳人人优益网络科技公司侵权建立的“人人公益”网络平台使“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的真正发起者受到了牵连。据悉，“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目前正与腾讯方面进行交涉，相信“人人公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将被提到桌面上来。     如何提高公益组织的自身免疫力，防止公益项目与品牌被人恶意盗取或利用？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戚有则律师对记者说：“首先，公益组织在平时就要做好自我保护，注意保留好自己的劳动成果，如一些核心文案等不要轻易在网络上公开。从项目创意到最终落实的过程中，所有资料需要保留好，以防今后发生侵权纠纷，可以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公益组织在与其他基金或者企业合作时，首先要坚持活动的公益性，其次合同中要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尽量避免出现公益项目被恶意抄袭。”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需要打造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如何推动公益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如何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公益慈善这一行业？近日，由新华网联合壹基金共同举办的“公益中国九人行”大型融媒体互动访谈栏目走进深圳。节目现场九位专业人士围绕“公益人才的创新和涵养机制”进行了探讨。     “公益人往往被贴上爱心、奉献等等标签，这样太笼统，一定要在基于使命优先的前提下做细分。”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房涛表示，深圳是一座有大爱的城市，公益人才缺失问题在深圳同样存在。尽管深圳市政府在人才方面的政策走在全国前列，但在公益人才的引进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小云助贫”创始人李小云指出，公益是一个部门，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但人们往往将公益部门和公益职业混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进入公益部门。”同时，李小云强调公益人才涵养机制的核心在于引进的人才是不是能够把公益资源运用好，脱离了传统慈善直接进行捐赠的轨道，是现代公益的进步。     “中国高校到现在还没有公益慈善这个专业，但是业界实际需要的是慈善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李金宝说，在人才需求调研中反映出来的是高校公益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健全，高校对于公益人才的培养急需创新突破。另外，考虑到职业公益人的发展需要持之以恒，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外语水平、家庭条件，特别是未来的职业选择，都将列入公益人才考核机制。     “在公益领域，没钱、没权的状态下，怎么样能够组织起来，这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课题。”墨德瑞特主管合伙人兼总经理房晟陶说。公益行业里的人力资源管理，通常是机构寻找人才、培养人才，为他们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招聘方式的局限性、薪酬福利水平没有竞争力、建立良好的内部的生存环境难等。房晟陶建议，通过利用商业的平台和渠道联合招聘的方式招聘人才。薪酬不是公益人才留存的关键要素，涵养机制才是。他表示，完善的涵养机制，搭建良好的内部生存环境成为培养公益人才的关键要素，同时也可以提高专业公益人才的留存率。     益桥计划创始人王赛说：“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有意愿去探索公益，对中国的公益行业充满期待”。益桥搭建这种双向的平台，一方面，把优秀人才和跨界资源带入中国公益行业，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中国公益行业岗位需求；另一方面，让海内外华人青年职业人士和优秀毕业生有机会进入中国公益和社会创新机构工作，通过培养、规划等方面的支持，使其快速提升自我，建立社会影响。     “近些年，公益教育生态慢慢形成，以公益教育研究为核心机构，慢慢形成规模。”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务长曾晶认为，尤其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出现，填补了当时中国公益教育的空白。因为这样一群培养人才的机构的出现使得教育的教化功能产生影响，中国公益行业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了，使得这个行业的人也更具涵养。     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是深圳首家以低碳发展为宗旨的非赢利环保组织，成立于2013年2月。基金会现有专职人员20人，有3个70%：70%的人是来自世界排名前的100学校，70%是海归，70%都是90后。“怎样留住这些高素质的年轻人呢？必要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用共同的价值观凝聚人心。”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刘馥尔表示，“同时，基金会自身也要重视公益人才的培养，给他们提供一个创新成长的平台，同时他们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工资。”     壹基金秘书长李劲认为，破解公益人才短缺难题要在增量上做文章。“最近几年，公益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机制已经比较完善，比如学校培养、海归人才引进，企业人才跨界进入公益行业等等，人才的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公益机构内部没有解决涵养机制，不能够留住这些人才，让他们得到发展，让他们产生认同感，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李劲表示，壹基金做了一些探索，在内部推行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制度，引入市场已经打磨好的人才。     新华网公益文化部主任高向梅认为，公益专业人才同样需要匹配其能力的待遇。“虽然公益已经引起来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还比较肤浅。有些人认为公益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学雷锋做好事怎么能拿高工资呢？公益也需要专业人才，给予他们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待遇是必要的。这应该成为常识。我们媒体要加大传播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行业，普及公益常识。”     “公益中国九人行”是由新华网公益频道与新华善举基金联合打造的大型多媒体互动公益栏目，通过关注不同主题，每期邀请九位行业专家和思想者们就公众关注的公益热点话题、公益现象展开探讨和研究，采集大量案例和数据、形成行业报告，通过不定期的线上线下互动和新媒体融合手段的发布，碰撞公益智慧，传播公益理念，引领中国公益发展方向。 

　　深圳儿童患重大疾病该如何求助？日前，在深圳市慈善会组织下，多家慈善公益机构联合发起召开深圳社会组织参与大病救助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在会上推出深圳儿童大病慈善救助指引。 　　去年“罗尔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反思。多家专业慈善组织也在思考，该如何救助大病儿童。去年底，本报《大爱深圳》工作室和深圳市社会组织研究院、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深圳市德义爱心促进会联合发起召开“深圳市儿童大病慈善救助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 　　本次召开的是深圳社会组织参与大病救助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会上公开了一份正在讨论的《深圳市儿童大病慈善救助指引》（试行），以便推动深圳儿童大病慈善救助规范、透明、有效运作，缓解病童及家属的实际困境，为其链接各类公益慈善资源。记者看到，这份指引建议纳入儿童大病救助服务对象范围有：在深圳居住的患病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在深圳工作、生活一年以上；所患疾病属于大病病种，需要在医院接受继续的住院或者治疗；无医保、无房产、家庭贫困、家庭收入无法支撑救助医疗费用；专业慈善组织机构核实认定，符合该组织救助范围的。 　　指引认为，救助标准有限额资助和全额资助两类，救助善款可向慈善组织机构申请，或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向社会筹集。救助善款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此外，指引还介绍了救助善款的募集和管理、救助善款拨付方式、各相关参与救助的组织机构的职责、救助对象出现不良社会影响的止损措施。如救助对象监护人有造假行为，慈善组织可协助其退还善款。 　　“如何获取大病救助对象的信息？我们建议要加强信息披露，通过数据采集将救助资源链接起来。”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表示，目前，深圳公益组织在社会救助的政策落实以及具体执行机制有诸多待完善的地方，希望能吸收多方业内人士意见。 　　“有效帮助大病儿童及其家庭，深圳慈善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做价值倡导、联合筹资、联合行动。”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房涛表示，慈善组织可探索构建信息共享机制，通过信息技术打造一个联合救助机制。

在随处可见“互联网+”的时代，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公益组织不会在网上“收听”公众对他们的评价，而搭建互联网社区，收听和互动都非常重要。 很多人可能要问什么是收听?最近，我们和NGO2.0的发起人兼秘书长王瑾教授和执行主任张强，就互联网传播的收听、新媒体和互联网工具使用等话题，深入浅出地聊了聊。 不要用2.0的平台做1.0的事 2.0传播的特性，王瑾归结为透明、开放、众包、共享、协作、去中心化、自组织等。而众包对公益机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做不成、一家组织做不成，但通过层层交叠的网络，通过朋友的朋友，甚至不认识的陌生人，可以齐心协力完成善举，这就是众包。 而要做好众包，第一步是搭建社区。很多组织要做事情了，临时抱佛脚拉人是不行的，搭建社区是平时就要做的。 在社会化媒体搭建社区，要用好它的两个功能：收听和互动。搭建社区必须从收听开始。但现在公益圈的问题是大家不注重收听，也不会收听，大多数组织一味地用微信、微博来广播自己想说的话，只是在用2.0的平台做1.0的事情。 以微博为例，NGO2.0在2012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公益组织在社交媒体的内容原创比高达52%左右，(更恰当的比例认为是30%)，自说自话超过收听，更不用说互动。当你需要他人转发推荐分享时，也应当养成推荐别人内容的习惯。 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五次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显示，42.37%的公益组织会通过网络收听工具收集公众对他们的评价;超过一半的组织没有这么做。 那么，怎样收听行业、竞争对手、关于自己的消息?有很多工具和方法，比如邮件新闻订阅、整合阅读器、微博标签阅读等。 借船出海，选平台不盲从 近几年单纯针对公益行业的互联网平台也不时出现，但很多没有持续运营下去。王瑾认为：“现在公益组织们已经散布在各种SNS的平台上。我们决定不搭建替草根机构量身定制的SNS(社交网络平台)，也是因为Web2.0应该是借船出海，不必自己建造别人已经造好的船。” 那么社交网络平台如此之多，应该用哪个?答案是要看你的传播目标和目标受众，跟着受众走。“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渠道太多，公益组织都不够用了。”张强说，“关键要分析自己的目标受众，根据受众的情况选择不同媒体。如果受众在微博上，那么你应该深耕微博。如果用户在微信上，那么微信就适合搭建社区。当然，没有一家组织的受众是单一的，都是多样性的，要根据不同人群选择不同的渠道和工具。工具和平台的选择上，可以厚此薄彼，不是非此即彼。当然平台也不能选择太多，否则会事倍功半。” “应当先做受众细分，再选工具，而不是盲从地选择工具再去培养受众。直播平台也能做公益，这个途径要不要考虑，还是要看自己的目标受众是不是在直播平台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组织在B站、陌陌、豆瓣、直播上做公益，我们鼓励大家去尝试使用这些工具，并不是说最后非得使用，因为精力有限不能兼顾。但是要体验一下这个过程，因为每个平台都有策划机制，如果从来没有涉足其中，当然不知道怎么用，更不知道怎么策划。典型的例子，前不久蔡聪参加奇葩大会，传播效果不同凡响。很多组织则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目前公益组织对不同传播渠道的应用，上述《报告》中显示，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被过半数组织纳入传播战略，微博则大幅下降，与2015年相比，从25.96%下降为9.98%。“不论是数据结论还是现实中的观察，公益组织对微博的应用确实在大幅下降。微博的人看到这个数据也很惊诧。虽然是大趋势，但我们也觉得公益组织有一些盲从。”张强说。 “NGO2.0在不同培训场合建议大家用微博。微信不是媒体，而微博是有媒体属性的，是开放的，现在日活量也很大。很多公益组织出于没有直接的收益或者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放弃微博了。但资源不只是资金，资讯、对话机制、大V等都是资源，需要持续运营和互动。还是那句话，可以厚此薄彼，但不是非此即彼。” 用工具掌握数据，用数据说故事 事实可以转变为故事，通过数据的方式表现出来。 用数据说故事的前提之一是要有可靠的数据进行分析，但数据分析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很多机构甚至对数据没有概念，数据不只是数字，所有的痕迹都可以数据化，包括图片。张强建议，不会分析，可以先从基本的开始尝试，先把工具用起来。比如联系人管理工具、各种平台的后台数据，现在的微博、微信平台的数据，很多组织可能都没太认真研究过。先做简单的数据分析，把数据变活。“成为专家需要大量时间，但基本的意识还是要有的。” “通过数据分析，可能发掘到被忽略、被放弃的东西。”张强说，“数据分析让你对事情本能地有一个理性怀疑的态度，而不是想当然。” 至于其他各种工具，很多是场景化的，有需要才会用到。比如现在报名工具、表单工具很火，因为用得到。紧随其后就需要联系人管理，然后需要沟通工具、众包工具等。 传播哪怕是四两拨千斤，也得先有四两 从机构规模来看，根据《报告》统计，11-20人规模的机构传播能力要略为突出，王瑾表示美国这种规模的机构也是如此。太小的组织弱势明显，大型组织则容易存在管理、沟通问题，11-20人机构内部沟通效率高，还可能一人身兼数职，内部协作能力更强。从传播能力来看，有专职人员的机构肯定要强一些，因为专职岗位会配备相应的资源、战略。 “但无论如何，做传播是需要投入的，哪怕是四两拨千斤，也得先有四两，不管是人、时间、资金。比如一篇稿子，自己写和找专业写手自然是不一样的。”张强表示，“但是没资金永远不是决定性问题，不能成为借口。” 根据《报告》的数据来看，地域对不同组织互联网传播能力的影响反而不大。张强分析了几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报告的样本数据里，包含了不少NGO2.0在西部举办新媒体培训的学员机构，他们的传播能力比较强;二是社会对西部投入的公益资源也比较多，同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弥合数字鸿沟作用确实很大，虽然传播从一线城市引爆二三线，有时间差，但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一个热点事件已经不太可能隔天才知道。 “但是因为精准推送、耦合效应等，你慢慢发现你看的都是你想看到的。这就是王瑾老师所说的西方传播学界所批判的homophilly现象(love of the same)。”张强说，“我们会在自己选择的观点一昧前行，不愿意接触相反的观点，这无可避免，但每个人都应该警惕和反思。” 链接 NGO2.0是一个在公益行业辨识度很高的品牌，2009年至今，NGO2.0通过线下的新媒体工作坊，培训了全国700多家公益组织，教导这些组织如何用社会化媒体做传播和项目，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管理和协作。NGO2.0旗下的公益地图www.ngo20map.com和公益工具箱tools.ngo20.org在公益圈很有影响力。 去年，NGO2.0还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内容基于其过去七年来在全国新媒体培训所开发的教材和经验，提供一套全面系统性的Web2.0的课程，推广“互联网+公益”的理念和实践，并搜集了大量国际知名的“互联网+公益”案例。

    “截至2017年4月13日，我国现有基金会5688家，净资产近1200亿元，中基透明指数平均值为48.29。”近日，在由基金会中心网和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公益基金会信息公开与透明”研讨会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公布这样一组数据。     中基透明指数即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信息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每月更新，排名越高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     2012年8月29日，旨在促进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公开透明“中基透明指数”上线运行。     “五年前，我们推出中基透明指数时全国基金会总数是2752家，总资产572亿元，现在已经增长了一倍。”程文浩表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正在出现爆发性增长，但公益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平均值只有48.29，透明现状仍不尽如人意。     慈善法颁布实施后，对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表示，慈善法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对象、内容和程序，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由之前的软约束升级为硬约束。     “接下来两年慈善组织的认定数量会快速增长，基金会根据慈善法要求对信息披露进行调整也是迫在眉睫。”邓国胜建议，中基透明指数本身也应结合慈善法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反馈不断升级完善。     “中基透明指数由60个指标缩减为41个，分数也由129.4分压缩到100分，更利于大家理解和使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对此表示认同，“中基透明指数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结合实际情况调整的过程，成效也基本达成了中基透明指数开发的初衷。”     陶泽提供了一组数据，2012年时，只有17家基金会能够拿到满分，5年后，截至2017年4月16日，已有193家基金会按照中基透明指数的要求达到满分，数量增加了10倍。     “越来越多的公益基金会开始以FTI分数作为自己透明公开的凭证。社会公众和企业也开始利用中基透明指数来判断各个基金会是否透明公开，并以此为标准决定是否给予捐赠。”陶泽表示。

  4月8日，浙江省环境保护厅、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近500位民间环保机构的代表，相聚杭州共同探讨环境保护，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现场发布了一项战略性资助计划——“XIN伙伴计划”。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在“‘从源头到大海’长江水保护组织成长暨环保组织发展资源库启动”主题沙龙上，发表名为“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价值”的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 　　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是什么？ 　　一说到“基础设施”我们就会想到道路、桥梁、水、电、气等，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一种软的基础设施，它是公益行业的“道路”、“桥梁”、“水”、“电”、“通讯信号”等，有了这些“基础设施”，每个行业才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最终达成使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支撑公益行业有效运作的基础性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 　　基础设施的价值很大，但往往被低估。为什么？因为它们往往在幕后，不在行动第一线，别人看不到，直到失去时才意识到有多么重要。比如我们习惯有4G和WIFI信号，如果这些信号突然没有了，我们就会发现太不方便了。 　　基础设施的十大基本功能 　　基础设施到底是干什么的？一份来自美国的报告分析了国际非营利行业的基础设施机构，认为它们有十大基本功能： 　　第一，问责和自律。这是有利于构建整个行业公信力的。现在，行业外的人们了解某家基金会，往往会看一下基金会的透明指数排名及评分状况，这个指数和评价体系有利于构建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有时，基础设施机构会倡导一些行业标准，比如，筹款人联盟在去年签署了一个筹款人的基本伦理准则，这是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功能。 　　第二，政策倡导和政府关系。这个大家较为熟知，国内很多大学研究机构，会给政府提供很多政策建议。跟政府相关的一些机构，比如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也会扮演这类角色。还有一些纯民间的机构也有这方面的职能，比如广州的NGOCN做了很多政策倡导类工作。 　　第三，财务中介。财务中介起到资金桥梁的作用，比如合一绿承接的“成蹊计划”就是一个例子，通过资金池的运作，可以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NGO。 　　第四，为资源方提供咨询顾问。目前有许多为资助方提供咨询顾问服务的，比如资助者圆桌论坛，为基金会提供很多建议与咨询服务。 　　第五，网络、协会。我们有议题类的网络，比如环保领域的网络，也有区域类的网络，比如西北地区、东北三省地区的公益网络等，它们各不相同。 　　第六，人力资源发展和配置。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位行业配置人力资源。公益行业的人力资源有专职工作者，也有志愿者等，比如有一家公司专为公益行业做招聘，为其从商业领域引入更多人才；又比如一些志愿者联盟，发动更多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等，都起到了基础设施的作用。 　　第七，教育。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清华大学、北师大、中山大学等大学都有公益慈善研究院，提供公益慈善类教育。除了正式的大学教育，还有非正式的培训类的公益慈善教育。 　　第八，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比如合一绿就是典型的此类机构。 　　第九，研究和知识管理。 　　第十，交流、传播和信息扩散。 　　以上是基础设施的十大功能。NGO从开始创立到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 　　从美国非营利领域来看，基础设施的十大功能相互叠加，一些组织同时具有两到三个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领域，较之美国仍有差距。 　　谁在支持行业基础设施？ 　　是谁在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谁在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2015年发布的数据，在2004年至2012年这8年间，美国基础设施的前十大资助方，第一位是福特基金会，共资助1.46亿美元；第二位是W.K. Kellogg Foundation，共资助1.1亿美元；第三是盖茨基金会，资助额近6000万美元；第四是Mott Foundatoin，共资助5440万美元。 　　在中国，谁在支持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没有统计分析数据。在今年春节前，南都基金会接受WINGS（一个国际资助者网络）关于支持行业基础设施的调研。南都公益基金会大概有60%左右的资金用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这让他们大吃一惊，专门发邮件过来询问我们是否搞错——因为他们调研的国外基金会的数据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在年度预算中的比例的中位数是8%左右。我们告诉他，我们的统计并没有错，因为南都公益基金会本身的定位就是支持行业发展，所以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我们只是一家机构，资金有限，势单力薄，支持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力度非常不够。今天看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XIN伙伴”和“成蹊计划”，其中就有对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支持，我很高兴找到同道，也希望更多资助方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 　　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基础设施的实践和体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2016年支持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中，网络平台比较多，还有能力建设、问责与行业自律、媒体与信息传播、研究与知识生产、倡导等方面。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更多新组织的成长，对行业有巨大的价值，但是，这种建设的过程是缓慢的，其成效不是马上能够被看见的，因此，资助方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坚定地做下去。 　　还有一个体会是，资助过程中没有钱肯定不行，但只有钱也不行，要通过很多其他非资金的支持，包括链接网络或提供能力建设、开拓视野等，这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们的经验是，支持创新性项目特别重要。整个中国的公益行业基础设施还非常不完备，一些有潜力的创新性项目，在它发展的前期予以支持，很有可能帮助它在两三年或三四年间发展成为对行业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4月13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近日，省公安厅组织全省21个地市和北京、浙江、河南等10余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飓风5号”打击网络传销和非法集资犯罪专项收网行动，成功摧毁多个特大新型网络传销犯罪团伙，侦破系列网络传销和非法集资案件60余宗，捣毁犯罪窝点90余个，查冻涉案账户700余个，相关案件涉案金额40余亿元，涉及全国50余万人。     在所公布的案例中，不乏有借公益之名，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     比如“人人优益”。报道称，今年3月，广州、佛山市公安局经侦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名为人人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迈捷普瑞公司及“百特365”网站等涉嫌利用网络平台，借助电子商务、消费返利、金融互助、爱心公益、慈善互助、慈善基金、高科技生物产品等形式，进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受害群众遍布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涉案资金高达数十亿元。     据介绍，“仅人人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所谓‘人人公益’网络平台，上线一个月就‘吸金’超过10亿元。”     信息甫一发布，公益领域多位大咖致电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这个“假冒公益之名，一个月吸金10亿的诈骗行为”与“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是什么关系。     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管理人员称，该诈骗行为，与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没有任何关系。但涉案公司借公益之名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伤害了公众对公益的情感认知，侵害了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及行业名誉，如此违法犯罪行为必须遏制。     据介绍，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是以资深媒体人发起，为公益行业提供传播支持的新媒体平台。是以开放、共享、参与、创新等理念与价值，以公益传播为桥梁来跨界融合媒体界、学术界、公益界、互联网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为公益行业建立一个有力量的新媒体传播联盟，让公益行业和公益项目得到最优质的传播支持与服务。     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呼吁，以公益之名，进行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必须遏制。即日起，针对借公益之名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人人公益新媒体平台将联动媒体、公安等部门，坚决予以监督、打击。     借公益之名违法犯罪案例：     案例一：以助学之名性侵山区女童     2015年8月13日晚，广西当地一家电视媒体播出：隆林各族自治县王某利用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百色助学网”为幌子，蒙蔽爱心人士，以捐助的名义相诱，9年间，至少强迫了十几名小学生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并以录相、照片相要挟，让她们和自己保持情人关系。在记者暗访时，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向他人炫耀不雅视频。新闻播出后，当晚23时40分，隆林警方迅速采取措施，对王某实施控制。     案例二：     以慈善之名直播诈骗     2016年11月，大凉山伪慈善直播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在快手直播平台上，“杰哥”、“黑叔”等人直播给村民们发钱，但在直播结束后，又将钱全部收回。今年1月10日，凉山州公安局在“净网灭谣”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透露，炮制“伪慈善”直播事件的主播“杰哥”杨某、“黑叔”刘某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吸引粉丝获利数十万元，其行为涉嫌诈骗。目前，嫌疑人杨某已被逮捕，刘某已被刑拘。

     4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联合腾讯研究院在京发布了《儿童青少年网络健康使用指导手册》(下称指导手册)，旨在网络成瘾相关研究及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止网络过度使用的“四大原则”，结合时间管理、情绪调节、积极应对压力及同伴不良影响等具体操作方法，为儿童、家长、学校提供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网络健康使用解决方案。     提出四大原则 指导青少年健康上网     随着我国儿童青少年网民数量、网络使用时间持续增加，以及网络使用娱乐化趋势，未成年人网络过度使用及依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网络游戏沉迷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外发展最为快速的心理健康问题。     为此，《儿童青少年网络健康使用指导手册》率先提出了“有限使用、选择使用、公开使用和工具性使用”四大原则，作为指导青少年健康上网的准则，通过引导儿童青少年深入思考分析网络使用的利与弊，帮助其从小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张锦涛向记者表示，“研究机构及社会公众的关注点，常常落在已经出现网络成瘾症状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但实际上这部分儿童青少年仅占很小的比例，大约为未成年网民的10%左右。我们认为，如何指导和引导绝大多数儿童青少年网民更有效、健康地使用网络，才是当前更为迫切需要关注的。”     他表示，“这份手册的亮点之一是《实践操作篇》，基于动机访谈及行为改变理论帮助儿童青少年做出改变决定，并通过具体的时间管理、情绪调节、放松与冥想等压力应对方法帮助儿童学会有效地积极应对压力并进行自我提升，最终通过综合使用这些技巧和方法达到抵制网络诱惑、减少过度使用网络的目的。”     提供儿童、家长、学校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解决方案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也是网络空间未来的主要建造者和参与者。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同伴压力、学校氛围都对儿童的网络使用情况有着重要影响。如何指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是关系千家万户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大事，需要家长、学校、相关部门、互联网行业共同行动，是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参与的、长期的，不可逃避的责任。     记者了解到，《指导手册》结合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从儿童、家长、学校三方出发，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网络健康使用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在家长、学校的共同指导下，充分学习和思考网络使用的利与弊，特别是健康使用与过度使用的利弊转化。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博士向记者表示，守护好小网民是互联网企业不容推卸的责任。“儿童青少年是所有互联网产品下一代的主人，守护小网民就是守护互联网的未来。”     他表示，腾讯的各个产品线都在守护小网民这件事上做了很多努力，例如腾讯游戏推出的“成长守护平台”，家长可以通过关联孩子的QQ和微信账号,查看孩子的玩游戏记录、消费记录，防止网络游戏沉迷；腾讯视频推出安全动画平台，让儿童和青少年观看动画时免受黄色、暴力信息的侵害；在微信平台上，腾讯公司对于儿童色情、校园暴力、以及各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内容，采取举报与惩罚双管齐下的措施，在打击力度上决不手软。     “在此基础上，腾讯研究院利用内外部的学术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联合开发了《儿童青少年网络健康使用指导手册》。希望能有针对性构建立体化、多角度、全方位的，包含家长、学校及儿童青少年自身的多方网络健康使用指导手册。该领域目前在国内、国际上均缺乏优秀的、可供参考的范本。”     腾讯互娱用户运营中心总监张皓介绍，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是在家长和孩子充分沟通和理解的基础上，为家长提供的一套管理孩子上网及游戏时间的解决方案，旨在协助家长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游戏账号进行健康引导。     本次发布会上，来自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华游戏协会等多个与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相关的机构和专家，参与了对《指导手册》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