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公民计划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教育研究者和一线实践者共同讨论了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国流动儿童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全国每6个人就有1个人在“流动”，流动留守儿童约1亿          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          截止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数量、人口聚集态势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趋势日益显著，正在成为流入地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增强，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他们在现居住地平均居住时间达5年以上的占37%。   ▲ 一线城市人口吞吐量极大，即使非节假日期间，火车站依然人山人海。 © 新华社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们虽然被称为“流动儿童”，却从未在老家生活过，生存状态与父辈完全不同。          从政策发展看，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这显示国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标，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从“两为主”转向“两纳入”，既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从地方实践来看，2008年之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整体改善和局部创新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各地逐渐开始实行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的居住证制度，从实践情况看，现行积分制入学管理的可供学位数远远不能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主要面向的是高学历的优势人群，低学历、低收入的农民工阶层尚难以受惠。   ▲ “流动人员申请积分回执条”。广东中山市曾于2010年以积分入户制开户籍改革先河。 © 缪晓剑 / 中山日报          例如，上海自2013年起实行积分制入学、入户的政策，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也大大提高。北京在2014年后，对外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入学政策骤然收紧，入学门槛大幅提高。而打工子弟学校逐年减少。          打工子弟学校是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入读公立学校而产生的特殊的民办学校。一项针对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些学生初中后的流向堪忧。他们的高中（含职高）入学率不足40%，大学入学率不到6%。大多数人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各类低端服务业，还有13%-21%的人处于无业状态。          这类初中毕业后遭遇升学阻碍的流动儿童，一部分回流到老家，面临着新的自我认知和融入问题。这个群体中，也已开始“再生产”第二代流动儿童。他们面临的教育和就业的严峻挑战，对整个经济社会意味着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          流动儿童教育仍存在一些整体性和深层次的政策问题，亟待用改革性和创造性的思路加以解决。流动儿童蓝皮书建议：需要突破计划控制的思维定式，通过科学地预测人口，调整城市规划，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顺应人口流动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趋势；扩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简化和降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加大省级统筹，建立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发展普惠性民办学校，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高考；重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完善积分入户制度，撤除将居住证与连续社保挂钩，实质性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家长对孩子的期待高，但家庭教育缺失，学前教育品质低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机会难以得到保障，学前教育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据2015年在上海、广州及重庆三地展开的调查显示，学前教育低品质及家庭教育缺失是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两大主要现状。子女入园难、入园贵是各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反映其所在地区学前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          如广州市，64.38%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认为其所在地区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在公办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只能由民办幼儿园承担，但因其以盈利为目的，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收取费用，广州48.13%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表示民办幼儿园收费太高。   ▲ 2016年5月，合肥市经开区一所私立幼儿园门口，等待报名的家长在车里避雨。 © 新华网          其次，从外部环境、园内活动场地，到卫生条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在幼儿园条件差也是一大隐患，甚至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园条件。在幼儿园师资上，呈现“力量薄弱、流动性大”。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在幼儿园的教师学历以中、大专为主，且不少幼儿园存在教师包班制；在高强度工作量下，教师月工资整体不高。在此情况下，教师不仅对职业身份认同迷茫，也造成教师流动性高，以上海市为例，52.6%教师的教龄为1年以下，仅10.5%的教师工作时间超过3年。          在家庭教育上，调研组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一方面，家长对孩子期待很高，但因教育观念落后，再加上综合素质能力较低、低投入，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教养方式单一，在意结果，不注重过程，孩子在学习方面出现问题时家长往往采用说教批评方式，甚至出现打孩子的现象；如重庆市59.3%的家长表示教育方式是说教批评方式。          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就现实需求和目前困境而言，各级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干预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所以亟须呼吁政府从“精英优配”向“弱势补偿”转变。建议未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建设的主要对策应集中在加强各级政府主导责任；理顺各级各类管理机制；提升园所内部管理水平；引导扶持，扩大普惠资源及多方协同，探索看护工作等五个方面。   ▌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需求强烈，职业教育能解决多少问题？          “蓝皮书”还指出，当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加上制度和现实环境的因素，农民工随迁子女难在流入地继续升学。截至2014年8月，有27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政策。从各省市公布的异地中考政策方案来看，随迁子女参与升学考试的资格条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政策所课题组2013年至2015年的专项调研显示，选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是随迁子女的主要诉求。从初中随迁子女来看，58.2%的省内跨县流动学生、51.8%的跨省流动学生明确希望能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明确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然而，现实中这一群体继续接受教育的情况却不乐观。          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的原因与当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评价体系等密切相关。蓝皮书建议加强教育需求情况调研，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预测流入地接纳“容量”，进行前瞻性规划，系统评估异地中考利弊情况，不断改进高中阶段招生政策；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建立、完善高中阶段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投入机制，等等。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异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继续升学和就业问题，也有利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鉴于随迁子女以省内流动为主，建议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开发城市职业教育资源；打通中职与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通道，在“中本贯通”的基础上，尝试应用型本科与专业硕士学位对接，增强职业教育对随迁子女家庭的吸引力，从而增加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选择机会。   ▲ 生于四川藏区农村的肖芳于2006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2009年初，四川省在藏区实施“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肖芳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到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学习，毕业后进入成都地铁工作。2015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 中国青年报   ▌异地高考人数逐年上升，“自由高考”能突破教育资源矛盾吗？          我国于2013年开放异地高考，给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平等的高考升学机会。“蓝皮书”分析全国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发现，鉴于各地的教育资源分布、人口流入情况、高考竞争程度不同，我国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异地高考，导致存在开放门槛高低不齐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实行的异地高考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只开放高职报考；异地高考与人才居住证、积分入户挂钩；父母居住证+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社保+连续学籍；户籍+学籍；父母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三年学籍；完整的高中学籍；一年高中学籍等七类。          据流动儿童蓝皮书，截止2012年底，我国有30个省份先后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或过渡方案，其中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12个地区从2013年起全面开放异地高考，当年，有4500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录取的机会；另外18个地区，则从2014年开始逐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2014年，异地高考人数增加到5.6万人。2015年，全国异地高考人数达7万人；2016年，仅广东省就有9500多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机会。   ▲ 2013年6月，浙江省私立诸暨高级中学的外地“随迁子女”拿到了参加浙江高考的准考证。2013年是浙江省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的第一年，共有984名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成为“同省同待遇”的首批受益者。 © 浙江在线          但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异地高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却没有全面开放，或者开放门槛较高。在人口流入密集的地区，开放异地高考不容易持续。西部省区则面临打击高考移民的艰巨任务。因此，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从长远来看，应深化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现有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实施基于全国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若从“计划高考”变为“自由高考”，学生可自由选择报考学校，也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  

　　人民视觉 　　原标题：爱心捐 如何放心捐（走转改·一线调查） 　　“高中同学病情危急！恳请大家伸出援手！”“这是我亲戚的朋友，信息真实，请大家帮帮病重的他”……近年来，随着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持续火热，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募捐信息不时在朋友圈刷屏。在网友踊跃献爱心的同时，“敛财”“骗捐”等质疑也从未间断，如何看待这样的网络公益众筹？如何监管，才能确保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请看记者调查—— 　　公益众筹为啥火？ 　　救助需求催生公益众筹平台不断涌现，网络平台让公众捐款更方便快捷 　　“阳光女孩顽抗白血病，希望社会爱心助力”“天降横祸，万般无奈下，恳请您施以援手”……打开微信朋友圈，不时会有各类言辞恳切的求助信息映入眼帘。点开标题，筹款请求的详细界面便跳转出来，显示求助人发起筹资项目的原因、详细要求、目标金额、已筹金额等，捐助人可以在页面下方点击“帮助TA”进行捐款，还可以将募捐信息分享到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公益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网络公益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成为新的求助信息“发布窗口”。面对医疗保险无法完全覆盖的大病，不少病患家庭面临短期筹资困难或资金短缺、无钱治病的难题。如何快速获得“救命钱”，成为他们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与寻求公益组织的帮助相比，通过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发起个人众筹，使用程序相对简单，求助者只要点击发布按钮，上传身份证、医院诊断证明、缴费单等相关证明，便可以发起求助项目，进行资金众筹。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熟知的同学或校友发起求助，一般都会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下。”南京某高校青年教师尚冰说，“而且，由于多是熟人转发的信息，感觉可信度也更高些。” 　　众筹平台“轻松筹”创始人于亮表示：“网络公益众筹打破了传统公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通过社交熟人关系为大病患者提供了高效便捷、‘随手公益’的筹款渠道。” 　　“将众筹这个模式借鉴、移植到网络募捐，给中国的慈善行业和个人互助事业带来创新，也是对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有益补充。”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说。 　　正因如此，个人求助众筹发展迅猛，多家众筹平台不断涌现，众筹数目也迅速增多。以“轻松筹”为例，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该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为2.3465万个，总支持379万余人次，筹款金额超过1.875亿元；到2016年上半年，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已升至4.5万余个，总支持1087万余人次，筹款总额则超过了4.5亿元。 　　众筹成“致富新路”？ 　　骗捐诈捐、募集资金虚高、善款支配不透明等问题突出 　　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走进公众视野，一方面真正帮助了一些有需求的人；另一方面，“骗捐”“敛财”等新闻不断曝光，平台存在的问题与漏洞逐渐显现。不少人质疑：众筹的钱究竟去了哪里？这些平台会沦为骗子行骗的温床吗？ 　　这样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2015年8月，女子杨某通过个人微博发布虚假信息，谎称其父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遇难，母亲已于一年前去世。微博发布后不久就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同情。借助微博“打赏”功能，杨某骗取网友近10万元“打赏”。 　　虚构病情、制造虚假证明，将众筹平台视为敛财的手段和捷径，类似这样的虚假个人网络求助不在少数。同时，目前对所募集资金的监管也处于“模糊地带”，善款募集虚高、金额过于随意、支配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有媒体报道，一名女大学生为病母筹款6万余元，事后却在朋友圈晒“吃喝玩乐”，母亲病情进展、钱款花费明细、医疗账单等情况却基本不更新。 　　在业内人士看来，影响力广泛的平台，不排除被骗子当成获利手段的可能，网友存在这样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时表示，“众筹平台的准入门槛很低，一些平台项目审核把关不严，为一些人利用公众同情心卖惨敛财提供了可能。” 　　“目前，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其在项目审核、流程监管、善款使用等方面都缺少清晰的行为及法律边界，曝出乱象是迟早的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作人王维维表示。 　　事实上，网络众筹平台对此并非没有应对措施。“我们尽可能地严格审核，并在每个个人救助筹款页面中增加了‘举报’功能，一旦有人举报，我们就会暂停该项目的众筹，针对举报进行核查，包括实地的走访调查。”于亮介绍说。 　　但这种审核有时也并不容易。有业内人士坦言，除非求助者配合，否则由于无规可依，又涉及个人隐私，在做大病救助的项目验证时，的确可能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 　　此外，于亮也表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支持众筹平台对个人求助者所筹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干预，他们只能反复劝说发起人公示后续资金使用情况，“目前平台在这方面确实鞭长莫及。” 　　如何才能更规范？ 　　配套法规待完善，须从个人和平台两端“双管齐下”、加强监管 　　一方面是网络公益众筹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问题的层出不穷。“众筹平台的规范化迫在眉睫。”杨东说，互联网众筹平台亟待提高专业能力，从技术层面堵住漏洞。 　　就目前来说，一些众筹平台也做出了有益尝试。于亮表示，除了不断完善自身审核流程，“轻松筹”也在积极跟政府管理部门及医院对接，核验筹款人所提供材料证明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腾讯乐捐平台上，非公募机构或个人发起的项目，需经过公募机构审核项目的真实性、家庭情况、项目设计和可执行性等，之后才能确认是否支持。 　　相关部门也从2016年开始对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化管理进行实践探索。2016年8月22日，腾讯公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新浪微博微公益、“轻松筹”等13家网站作为“试验田”，被纳入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同时，从2016年9月1日起，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对慈善组织利用网络等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等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 　　不过，对个人求助的监管目前相对更加薄弱。王维维认为，互联网众筹平台还属于新生事物，法律和监管都还在摸索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慈善法》无法约束个人求助行为，却可以通过对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监管来间接地规范个人求助行为。未来还需要“双管齐下”，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及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来弥补空白。 　　“众筹平台应肩负起善款监管的责任，如何使善款公示常态化将是重中之重。”于亮说，对于个人发布的求助信息，“轻松筹”在显著位置进行了“风险防范提示”，告知该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同时，平台在不断完善举报机制，建立社会人士“举报”机制，下一步还将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进行对善款的监督。 　　此外，在平台管理方面，专家也建议，相关部门应提高平台的准入门槛。“通过细化管理条例，对入行资质、运营能力、技术配置、网络安全环境等方面综合考核，让这个行业在健康的环境下良性发展。”杨东说。 　　“网络募捐信息平台的建立，对整个慈善行业生态，应该是一种利好。”刘佑平说，募捐平台与慈善组织未来可以考虑共同开发高效便捷的募捐服务产品，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让公众的需求和体验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3月25日，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中国公共安全教育基金会和安童生专项基金共同发起的“益路童行 平安有我”2017儿童安全主题公益论坛在京举行。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安童生专项基金项目普及推广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一系列话题的深度探讨，使学校和社会对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能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及认识，增强安全意识的培养，提升全社会对中小学安全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活动现场，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指出，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有一百多万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中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一。而且这个数字还以每年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国每年有四千万儿童遭受各种伤害，一百二十万儿童正常功能受损，四十万儿童因伤害造成了残疾。中国零到十四岁的儿童意外伤害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两点五倍。他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式是严峻的，所以衷心希望安童生专项基金通过与合作学校建立安全基地，使受培训的孩子掌握一定的公共安全技能，增加对公共安全培训的兴趣，从而增强公共安全意识。     “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是用孩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强调，希望家长为儿童创造安全、良好的生活环境，加强安全方面的知识学习，重视对儿童的保护，时刻把儿童的安危放在心上。     在圆桌论坛环节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中国公共安全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宁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何欣等就社会所关注的儿童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设计再加热餐盒是为了让山区的孩子可以吃上热乎午餐。”近日，郑州大学2013级机械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大四学生林昌坤设计的“再加热餐盒”，获得了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国际顶级设计大赛iF设计新秀奖。 　　外形与普通的搭扣饭盒无异，只是在内部多了一层特殊的材料。林昌坤介绍，在这款餐盒的内部，多了一层材料依次为聚酯薄膜、铝箔、薄膜锡箔的加热模块，模块侧面有一块铁片与餐盒外部的一个按钮连接。模块内填充了用来发热的化学物质——无水醋酸钠。 　　“只要按压按钮，铁片往内部凸，无水醋酸钠受到挤压，压力变大，就会由液态变为固态，并放出热量来加热饭菜。通过控制加热模块中的无水醋酸钠的量，可以控制释放的热量。”林昌坤告诉记者，他设计的再加热餐盒预估成本不足10元。 　　2014年，林昌坤同河南多所高校的学生一同成立了“公益行动派”，每年的活动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形式，2014年是“免费午餐”公益活动。 　　“参加山区‘免费午餐’的公益活动时，发现山区孩子吃不上热饭问题很普遍。”谈及设计灵感，林昌坤说道，“大三的时候，我专门去山区做了调研，发现山区孩子从家到学校通常有一两个小时的步行时间。他们每天早上从家里带饭，中午吃饭的时候饭菜早就凉了，山区学校也没有为两三百个孩子把饭加热的条件，于是就着手去设计‘再加热餐盒’。” 　　在大学期间，林昌坤和他的“公益行动派”团队还常常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为山区孩子组织募捐；近期，团队通过组织大学生为山区孩子写明信片和书信，讲述山区外面的世界和大学的生活，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同样在郑州大学2013级机械工程学院，“校园创客”宋纪元利用课余时间，历时半年研发出极富应用价值的智能手语双向翻译机器人，从此，手语与自然人语言双向转换成为现实。 　　“每个机器人仿生手的手背都排布着10个电机，要保证每个手指可以弯曲和灵活运动，同时电机间互不干涉地工作，难度很大。”宋纪元说，支撑自己研发下去的是一份公益心。“看到太多聋哑人在医院、银行等服务台与正常人无法交流，我就想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帮他们。” 　　从大一起，宋纪元每周六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义务为校友修自行车，一做便是两年。尽管一天下来浑身灰土、满手油污，忙的常常连饭都顾不得吃，他却调侃说“我是学机械的，总得实践下”。正是因为热心公益、热爱实践，宋纪元已经拥有近20项专利，还屡获国内国际大奖。 　　郑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宏选说：“林昌坤和宋纪元都是很有公益心的学生，当公益心遇到创新创造，就会激发出无穷的潜力，激励着他们成长、成熟、成功。” 　　如今，这两位即将从郑州大学毕业的“公益学子”，已经分别被国内外知名学府录取，即将开始攻读硕士学位。面对未来，林昌坤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宋纪元想继续攻读国内顶尖学府的博士学位，相同的是，他们都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帮助更多的人。

  今天举行的山东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山东省慈善总会章程(修改稿)》(以下简称《章程》),扶贫济困等内容首次写进章程,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财产管理使用制度。 　　本次修改,省慈善总会的业务范围由十项内容调整为十二项,新增慈善信托、扶贫济困两项内容。新增的“扶贫济困”内容规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扶助困难群体,开展扶贫救济工作。而原来“慈善救助”内容中提到的扶贫、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活和健康状况内容被删去。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彦龙表示,这样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认真落实国家、省“扶贫脱困”的部署要求,更加突出慈善扶贫济困的作用。 　　去年9月5日,省慈善总会在首个中华慈善日启动了“慈心一日捐”活动,将活动募捐的善款全部用于扶贫。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慈心一日捐”共接收捐款707.97万元。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韩成峰介绍,今年将配合全省脱贫攻坚任务,继续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积极发动省直机关、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和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捐赠活动。

“公益慈善领域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总量还不少，有的抽逃注册资金，有的搞变相利益分配，有的不经民主程序随意借贷投资造成基金会巨额损失，还有的搞不正当关联交易。” 慈善行业正在洗牌，国字号基金会也从一个“有特权”的群像走向竞争和分化。 慈善法来了，公募资格不再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慈善会的特权。而近两年的“行政脱钩”也令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失去“特权”。2017年1月5日，民政部官方网站公布基金会2015年度检查结论公告(第二批)，首批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这4家国字号基金会赫然出现在年检“不合格”名单中。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这部法律被称为慈善领域的基本法，其中最被称赞的内容之一，是放开公募资格、禁止行政摊派捐款。 2017年2月底的一天，在朋友圈流传甚广的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在全国工作会议中的讲话，更是大谈“底线思维”，要求“社会组织不要出事”。 这一系列信息是否释放出一个信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正在接受严格监管、按优胜劣汰的规则加速洗牌？ 国字号基金会的分化 2017年2月22日，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的注销申请得到民政部批准。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唯一的基金会注销公告。这家成立于1993年、在2013年净资产过亿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近两年捐赠收入连续锐减，到2015年净资产只剩两百余万元，远远低于800万元的注册资金要求。 该基金会的官网已经关闭，注销原因尚未公开。但一个透明度高、过往业绩良好的基金会就这样“消失”了，难免令人惋惜。毕竟，基金会的国字号招牌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只有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才能在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而非公募基金会、地方性基金会不得使用上述字样。 “国字号基金会”就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俗称。虽然都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基本都有一个国家部委级别的业务主管单位，但是细看近百家国字号基金会，其表现大相径庭。 公开募捐的分化最为明显。以中华慈善总会（含按国字号基金会管理）为首的机构，靠募集进口药品为主、年度款物总价常常超过百亿元，是名副其实的“巨无霸”；而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等“小众”基金会则经常没有捐赠收入。除去这些极端案例，可以发现国字号基金会的募捐规模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在2015年，20家年捐赠收入过亿；39个捐赠收入介于千万元至1亿元之间；22个捐赠收入介于百万元至千万元之间；5个捐赠收入只有数十万元；8个没有捐赠收入。 在队伍建设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堪称慈善领域的航空母舰，聘有上百号专职员工，还有专注于小额信贷扶贫、放贷规模近百亿的中和农信公司；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则是事业编制与社会聘用混合的代表，只不过近些年“事业编制”也基本绝迹了；还有一些基金会，因为无收入或低收入、靠几个退休人员支撑、没有能力开展业务，面临着作为僵尸型基金会被清退的局面。 在组织文化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重视信息公开，透明指数达100的国字号基金会有20个，其中大部分年捐赠收入过亿；也有近20个基金会信息公开不达标。总体上，透明度高的基金会捐赠收入偏高。 在社会化偏好上，有些国字号主动开发网络公益、乐于与草根组织结成“伙伴关系”；有些则与业务主管单位关系密切，比如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其工作人员招聘即通过中央网信办统一进行；甚至还存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这样免于年检、完全参照公务员体系来管理人事的“特例”。 在国字号基金会群像中，也不乏违背公益慈善宗旨的行为。詹成付在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情况沟通视频会议上就讲到，“公益慈善领域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总量还不少，有的抽逃注册资金，有的搞变相利益分配，有的不经民主程序随意借贷投资造成基金会巨额损失，还有的搞不正当关联交易。”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家基金会就因“随意借贷投资损失巨大”造成年检不合格。这些案例对全行业的声誉有损害，成为民政部加强监管的对象。 募捐优势仍然明显 2016年9月1日，民政部颁发首批慈善组织证书和公开募捐资格证书。首批获证的16家慈善组织全部是国字号基金会，这些基金会2015年度的捐赠收入达到165亿元，占全国社会组织当年接收捐款总额（610.3亿元）的27%。 后续获得民政部认证的数十个慈善组织全部是基金会，获批募捐资格证书的也是原本就有资格的公募基金会。 由此推断，民政部对公募资格审批持谨慎态度，国字号基金会和慈善会在短期内仍有身份优势。 事实上，以国字号基金会和省级公募基金会为主体的慈善组织一直占有募捐市场的主要份额。在2014年捐赠收入最高的10个基金会中，除了上海慈善基金会（第四）和广东省扶贫基金会（第九），其他8家全部在民政部注册。2015年，有27个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年度捐赠收入超过亿元，其中20个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他则是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基金会以及企业基金会。 各级慈善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募捐接受者。近几年，全国各级慈善会的年捐赠收入超过300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约1/3。 很多国字号基金会在2016年捐赠收入继续增长：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捐赠款物187.89亿元（含物资折价182.11亿元），比上年增长46%；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捐赠总收入约7.1亿元，比上年的6.16亿元增长15%；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新增捐赠伙伴五十多个，捐赠收入4.27亿元，比2015年增长12%；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全年捐赠收入3.83亿元，年增长率达41%；儿慈会2016年捐赠收入超过3亿元，仅网络筹款部分就相当于2015年所有募捐收入。 除了以上与生俱来的公募资格和“国字号”带来的品牌优势，以中国扶贫基金会、青基会、儿慈会等为首的基金会早就深入分析了中国募捐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到了小额捐赠潜力并在公众筹款或网络募捐上做了战略布局。因此，其捐赠结构中，来自网络的小额捐款占比逐年增高。在2016年“99公益日”中，中华儿慈会发起的178个项目筹得捐款和配捐8982万余元；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上线项目约240个，筹到公众捐赠和配捐7903万元；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得到了77.8万人捐款1010万元。数据证明，国字号基金会无需动用行政资源搞捐款摊派，也有足够的实力赢得市场。 “分享公募权”面临挑战 慈善公募权一直是稀缺资源，不少国字号基金会据此设立专项基金来与民间组织分享公募权，一来巧妙突破既定法规限制解决民间组织的募捐合法性难题，二来也能提升本机构的筹资绩效，并在合法范围内收取管理费来维持机构运作和发展。 专项基金在实践中大受欢迎、发展迅速。根据笔者对2012年捐赠收入最高的20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统计，发现其中13家基金会共有259个专项基金；2014年16家基金会有289个专项基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一度以“分享公募权”为战略，至2014年已设立105个专项基金，筹资规模迅速增至2亿元以上，并持续高速增长。其中，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每年就能贡献6000万元捐赠收入。 儿慈会也通过分享公募权实现了快速发展。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基金会领导曾经忧虑公募不再是优势。但实际上，该会2016年的合作伙伴数量较2015年增加了一倍。因为“慈善法生效后，原来打擦边球募捐的民间组织主动来寻求合作，以免违法”。 专项基金也会带来挑战和风险。一些基金会过于追求数量增长和筹款规模，对专项基金管理失控，以致出现专项基金偏离公益宗旨、违背捐赠人意愿和受助人需求，甚至为个人或企业牟取私利的现象。为此，民政部在2015年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基金会承担管理责任、对专项基金严格把关、定期清理整顿。仅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一家，在2015、2016年分别撤销了14家、16家专项基金。 另一方面，也有国字号基金会制约专项基金发展的现象。有些专项基金的活力、能力、影响力很大，而当“婆婆”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管理灵活性不足，无力支持专项基金卓越发展。一旦这些专项基金有机会获取募捐资格，必会另谋出路。 公募权的放开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目前国字号基金会的公募特权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专项基金谋求“单飞”的案例还不普遍。但这是大势所趋。 公益慈善类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后，就出现过专项基金独立门户的现象。2013年6月，崔永元公益基金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独立出来登记为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成为北京市第一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2013年底，天使妈妈基金与中华儿慈会的合作期满后登记为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可以预见，随着慈善法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实施，今后两年又将出现专项基金独立的潮流。 不惧怕“去行政化”？ 2011年的慈善质疑风暴令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公信力大损。国字号基金会曾经集体反思官僚化管理体制的弊端，很多负责人认识到“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国字号基金会去行政化的典型是中国扶贫基金会。2000年，该会向主管部门写报告要求取消基金会的国家行政事业编制、取消行政级别、打破“铁”饭碗，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此后，扶贫基金会的运营效率大大提升，其筹款能力、项目创新能力、机构活动都堪称行业典范。 多个国字号基金会效仿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有些成果显著，有些转型艰难，有些中途夭折。除了基金会执行团队自身的能力，更多取决于业务主管单位的态度。出于“管理”的需要或行政习惯，很多业务主管单位会选派某个特定岗位的官员担任理事长（虽然名义上由理事会选举），或选派秘书长。组织治理不独立、没有人事权的基金会，很容易向业务主管单位靠拢，较难割断“行政化”的根基。 十八大以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去行政化成为社会组织的改革重点。2014年，中组部印发《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为配合执行中组部通知，民政部于2015年5月发文对本部主管的151家社会组织进行抽查，重点落实退（离）休领导的任职问题。当月，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召开理事会，上任不到一年的覃志刚因为职务问题而卸任理事长，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当选为理事长；7月，执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近10年的理事长刘光和卸任。这一年，还有多家国字号基金会纷纷召开理事会变更治理层，大部分退（离）休干部从理事长、副理事长等职位上退下来。 但是，上述大部分基金会的年度筹款数额并未因“领导”卸任而受冲击，不少机构的业绩反而有明显增长。 这类基金会在发展前期已经依靠政府背景、利用公权力的影响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当他们意识到竞争时代正在到来时，便做好了准备打造内功、优化管理、提升团队、创新项目。所以，他们或许并不惧怕“去行政化”。 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公募权开放、行政化脱钩，只是国字号基金会暂时的、表面的难题。真正的挑战，在于“练内功”和“社会转型”。 挑战之一：专业化。很多国字号基金会的项目属于“资金搬运工”模式，即募集款物、通过既有的行政渠道发放款物。这种项目技术含量低，很容易被取代。尤其是助学、助医、扶贫、救灾等领域，很多基金会一哄而上争夺捐赠款物，等募集了千万元善款才发现资源过剩或非受益对象所需，又或者项目设计未经论证、捐款根本花不出去。国字号基金会的独特优势不只是筹钱，而是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和模式设计，有必要细分市场、用专业技术和工作流程整合关联资源，设计有技术含量、有政策影响力和综合社会影响的公益模式。 挑战之二：互联网变革。互联网的连接功能已经改变了中国商业的生态和资源配置方式，也必将改变慈善生态、优化捐助对接流程。目前没有一家国字号基金会能直接连接终端受益人，当监管要求加强风险内控、强化流程规范时，管理成本将大幅提升而救助效率却会降低。未来，基于互联网平台和基层的、社区化的慈善组织将成为国字号基金会的强劲对手。基金会需要用更开放的姿态与基层组织一起重构行业生态。 挑战之三：社会信任。“国字号”隐含着中国人对行政级别的敏感，也寄托了更高的期望。不少国字号基金会过于关注本组织的发展，对行业发展考虑不多。但慈善行业是一个整体，国字号并不能独善其身。尤其当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到处冒用国字号的名义敛财、不法分子常常冒充国字号员工做假慈善时，国字号基金会有义务站出来担起重建社会信任的使命。 慈善行业正在洗牌，国字号基金会也从一个“有特权”的群像走向竞争和分化。是主动社会化直面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还是跟随业务主管单位做一个忠心耿耿的“助手”，在乎时势变化和政府态度，更在乎他们自己的决心和公众的选择。

  中国高校里的慈善管理专业于2012年起步，迄今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开设。在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当前，慈善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却非常抢手。 　　2012年，由北师大珠海分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创办的全国首个公益慈善管理本科专业正式招生，并成立了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专业设置采取“2+2”模式，订单式培养公益慈善管理人才，拉开了专业化培养公益慈善急需人才的帷幕。随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等4所学校相继开办公益慈善职业教育。2016年，公益慈善大专课程列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而北师大珠海分校、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均已向教育部递交了试办“公益慈善管理”本科专业的申请，这些都表明，慈善教育走势良好。 　　目前，有限的慈善教育多依托传统的方式拓展办学资源，一时还难以满足公益慈善领域旺盛的专业人才需求。教育界有关人士表示，各地的初步实践表明，高校与行业组织、大型慈善机构协同创新，跨界培养，是现实选择，与公益慈善组织对目标人才的要求一致，学生质量好，是可推广的教学模式。 　　据了解，慈善相关专业的就业方向是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以及一些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将来对口从事的主要是公益项目管理、会员服务、品牌传播与营销等工作。 　　在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当前，慈善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普遍不愁就业。北师大珠海分校数届慈善专业毕业生就业后，绝大多数毕业生选择在非营利组织自主创业，这些学生年年都很抢手，被各类基金组织录用，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到国内外知名大学相关专业继续深造，一些学生已能在大型基金会中独立运作上千万元的项目。 　　对此，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林评价颇高：“公益慈善专业的这些毕业生不光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能熟练掌握项目运作的专业知识，的确学有所用。”中国扶贫基金会人力资源部主任张静雅则认为：“最可贵的是这学生选择这个职业是出于真心喜爱，他们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那份执著和情怀是我们尤其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