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日，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图为专家座谈，讨论如何预防儿童被性侵。  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433起 农村地区公开报道的案件首次高于城市地区 3月2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与凤凰公益联合主办的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女童保护”发布了《“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形势仍旧严峻。据统计，2016年平均每天曝光性侵儿童案例1.21起，同比增长近三成;农村地区曝光案件首次高于城镇;熟人作案近七成，超六成性侵者为多次性侵。 面对性侵儿童案件多发高发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建议，应加快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常态化教学，加强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一定程度公开性侵儿童犯罪人信息并禁止其从事易于接触儿童的职业，同时加强相关立法和其他工作。 2016年平均每天曝光 性侵儿童案1.21起 据介绍，《调查报告》由“女童保护”根据2016年媒体公开报道案例以及基金开展问卷调查情况撰写。 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433起，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同比增长近三成。2015年全年数据为340起，每天曝光0.95起;2014年全年数据为503起，平均每天曝光1.38起。 2016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的778名受害者中，女童为719人，占92.42%;男童为59人，占比7.58%。在性侵者性别中，施害人绝大多数为男性。 “女童保护”指出，近三年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案件均大幅高于2013年，体现了儿童被性侵现状的形势严峻，也反映出社会和媒体对这一现状的关注度提升。同时，由于案件特殊性、社会认知、传播规律等因素影响，仅有极少数的案件被曝光，社会各方对这一严峻形势关注度仍不够。 “看到这些数据，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认识到儿童性侵现象很严重。我们应该重点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方面来构建保护儿童的防护网，各方应该合力，推动在基础教育课程里加进儿童防性侵的相关知识，把儿童性教育、法律、安全教育等都纳入进来;同时，还应加强立法和社会救助、社会矫正领域的建设。”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强调。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集宁一中校长李一飞也认为，保护儿童免于受到性侵，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他说：“一是从法律层面，法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二是从教育层面，我们的教育还需要更多地普及常识;三是加强道德和文化建设。我作为‘女童保护’的代言人，每年都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递交相关建议，呼吁健全制度和法制，也得到了教育部、法工委、团中央的回应，这表明国家也在逐步加强儿童保护方面的相关措施。” 农村地区曝光案件 首次高于城镇 据“女童保护”统计，2016年被公开报道的案件涉及的778名受害者中，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2岁，其中7岁以下的有125人，占比16.07%;7～12岁的有143人，占比18.38%;12～14岁的有449人，占比57.71%;另有61人未提及具体年龄。 “女童保护”指出，被性侵儿童以12～14岁的中小学生居多，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侵害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儿童安全教育缺失较为严重。 同时，在公开报道的案件中，受害者为农村(乡镇及以下)儿童的有329起，占比75.98%;受害者为城市(含县城)的为100起，占比23.09%。自2013年到2016年，这是农村地区公开报道的案件首次高于城市地区。表明农村儿童受性侵案件在2016年较以往受到了更多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教师蓝春桃表示，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我有强烈的愿望，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光要往农村投，如果孩子随父母去他们打工的城市读书，我也希望国家能在那些地方建更多爱心希望学校。这样的话父母就可以带着子女同城上学，减少儿童性侵发生的环境。” 易于接触儿童的从业者 作案比例高 报告显示，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犯罪有300起(公开报道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未统计)，占总案件的69.28%;陌生人犯罪为127起，占比29.33%。其中，有明确表述的熟人关系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27.33%、邻里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12%、家庭成员10%。 据统计，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性侵者的职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个体户占23.56%，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含教师)占20.09%，农民(农民工)占17.09%，企业单位人员占4.62%，另有34.64%职业不详。其中，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作案占比高，包括教师、校车司机、学校厨师、幼儿园工作人员、保安、舞蹈团成员等，全年有98起，占总数的22.12%。 “女童保护”统计发现，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为61起，占14.09%;有269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多次实施性侵，占比高达62.12%。这一方面说明了性侵儿童案件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类案件作案人多次实施性侵害的情况严重。性侵犯罪极为隐蔽，且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作案者不会自动终止。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汤素兰认为，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有过类似犯罪前科的人，以后不能再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其实国外已经有了这样的法案，比如美国的梅根法案(注：1994年，一名7岁的美国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家附近的一名性犯罪分子绑架，并遭其奸杀。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梅根法案’，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公开，且此类罪犯被释放后必须给予备案存档)。我们从‘女童保护’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性侵儿童的犯罪都是重复犯罪，所以我觉得出台这样的法案对犯罪分子能起到震慑作用。同时，这对于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次我会提交这方面的提案，呼吁中国也推行‘梅根法案’。” 近七成家长未对孩子开展 系统防性侵教育 “女童保护”对全国31个省份9151位家长的调查问卷显示，68.63%的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防性侵教育，31.37%的家长表示有过。41.37%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从没有提及过防性侵方面的知识，39.39%的家长提过3次(含)以上，19.23%的家长提过3次以下。 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50.61%的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16.85%的家长不能识别;29.12%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的危险只可能发生在女童身上，男童没有危险;13.20%的家长对此不确定;21.44%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远;30.32%的家长不确定儿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边。 调查显示，97.25%的家长希望学校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84.70%的家长支持公益组织进校园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这两项数据与往年基本持平。对于如果不支持公益组织进校园的原因，48.53%的家长担心教育方式不当，33.70%的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正常学习，14.76%的人选择了不信任。 而“女童保护”对儿童的调查显示，在接受防性侵教育的途径上，36.24%的孩子希望通过学校的相关教育途径;31.94%的孩子希望通过家长来教;20.49%的孩子希望通过书籍、画册、网络等学习;7.84%的孩子希望通过同伴来交流学习;3.50%的孩子希望通过其他途径。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表示，应该建立一整套完成的国家儿童保护体系，她说：“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同时对家庭监护能力予以指导、监督。在学校教育方面，应把性安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这是当务之急。” 儿童性侵案件后续治理 需要专业化 当儿童性侵案件已经发生后，该如何处理? 据全国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张彦红介绍，目前，全国县一级妇联都开通了12388妇女儿童维权热线，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诉涉及儿童权益。除了热线，从省级到市、县、乡村各级妇联都有受理的渠道。如果妇女儿童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可以就近找妇联组织寻求帮助和服务。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梅强调：“从孩子的需求来讲，他们需要多层面、多角度、多专业的救助，但现在国家的监护机构建设还不完善，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应该加强对儿童保护救助和福利机构的建设。” 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则表示，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受害者保护中，存在四大障碍，第一是法律的不健全，第二是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后续处理这方面专业力量很少，第三是孩子和家长自身的障碍，第四是社会环境偏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打破这些障碍。 “公检法要有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对未成年人具有保护意识的办案人。我希望有条件的部门，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心理老师，给孩子提供心理支持，对孩子、家长进行心理救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潘度文强调。 此外，凤凰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邹明还指出，保护儿童，媒体也需要承担责任，遵守职业规范，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倡导先进的教育和文明。

2017年全国两会已经开幕，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表示，“应迅速在贫困地区小学普及远程教育，使贫困地区孩子分享到优质教育资源”。他指出我国教育存在着城乡、地区差别，农村教育远落后于城市，如教师素质低、学校条件差、家庭教育缺陷等。特别是贫困地区小学教育落后的问题尤为突出。贫困县的干部、老师、家长都盼望着提高教育水平。 谈及未来中国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时，姜昆坚定地表示，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口素质和人才的竞争。远程教育可使我国国民教育跳跃式发展，使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向阳光一样惠及所有国民，为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建设者。 姜昆在提案中指出，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但农村教育落后，特别是贫困农村的小学教育落后，已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桎梏。他以陇、川、蒙等贫困县教育为例，点名小学教育存在着以下类似问题： 一、师资缺乏 边远贫困地区的小学，代课教师占有较大的比重。教师们的水平不高，知识结构老化、观念落后、方法陈旧。如语文课的教学模式和二三十年前一样，不是读就是抄，学生很难真正领悟课本知识， “死教死学”普遍存在。 很多贫困地区的“村小”教师没有专业区分，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教师又教语文又教数学，还教音、体、美等科，使得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学生多年只看到一个教师的面孔，接受一种教学模式，影响创新思维的培养。 贫困农村的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有相当一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把农村学校作为积累经验的跳板和岗前学习的场所。 二、教育教学设施缺乏、滞后 教学楼盖好了，但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如电视机、投影仪、电脑等。学生不能上网查资料，教师手头上的资料奇缺，教师依旧以“一支粉笔、一张嘴”教学。音、体、美课极缺，科学、品德课也是照本宣科，体育课成了自由活动课。 三、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 总之，农村贫困地区小学教育主要原因是师资力量缺乏，彻底改变这一顽疾的办法就是普及远程教育。 为此，姜昆提议，应迅速在贫困地区小学普及远程教育，使贫困地区孩子分享到优质教育资源，并同时提出以下解决模式： 一、通过电视、互联网、卫星诸多传送输渠道，将省会城市的优质资源、优秀教师的讲课视频免费传输送给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城市孩子享受到同样教育。如个别偏远地区的通讯渠道不畅，可以通过播放优质教育资源光盘解决问题，将代课老师可转为学生辅导老师。 二、减少贫困农村辍学数量，减少新文盲出现。 三、提高贫困地区孩子的素质，缩小城乡差别。 四、增加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等远程教育，帮助贫困地区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孩子普通话、英语的发音水平。 五、贫困山区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孩子们睡眠不足影响了身体发育。孩子们还需要家长陪同或学校提供校车，不仅给贫困的家庭、学校增加了负担，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通过开展远程教育，适当恢复一些行政村、自然村撤销的“村小”。可以节省孩子们上学路上的时间，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减少家庭、学校、教育部门的经济负担；减少交通事故伤害的发生率。由于“村小”担负着传播知识、文明的功能，所以适当恢复“村小”，对于农村文明建设起着很大作用。 六、远程教育同样也可让城市里的打工子弟享受到与城市本地孩子同样的教育资源，避免让孩子们从小就感受到不公平，进而避免了社会的撕裂。 七、普及远程教育，还能够很好地解决“学区房”房价疯长、孩子择校难、乱收补课费等诸多乱象。 在提案中，姜昆强调远程教育，涉及电力、电视台、网络、卫星传输、计算机、投影仪、“村小”恢复等问题，可能影响少部分人和部门利益，为了国家大局，希望相关各方协调好各种工作，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早日享受到良好教育，为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实现贫困群众的脱贫梦助力。

网络图片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于3月3日开幕。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获悉，民盟中央拟在会上提交《关于加快推广启用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系统的提案》。 该提案称，5岁到10岁的孩子，由于自主活动能力较强，更容易走失。据调查显示，儿童易走失的高发场所，主要是商场、大型超市和景区、游乐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 而目前，我国寻找失踪儿童主要依靠警方和失踪儿童家庭，公众参与度较低，尚未形成“社会合力”。虽然我国已启动了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等专业救助平台，但这种方式往往是在事件已经发生后的无奈之举。一般而言，儿童走失后的几个小时是搜救的黄金时间，如果能在发现儿童走失的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应，社会力量迅速介入，对避免儿童走失悲剧的发生至关重要。 该提案举例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沃尔玛超市开始启用“亚当警报”：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走失，可立即求助，此系统启动后，超市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开始全面搜寻孩子，若10分钟内搜寻未果，系统会自动报警，美国政府又启动“安博警报”失踪儿童警报系统，利用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电子邮件、电子路牌、短信等方式广泛发布警报信息，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将失踪儿童寻回的比例从1990年的62%升至如今的98%左右。 此后，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荷兰、爱尔兰、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建立类似的快速寻找走失儿童的社会机制。今年6月1日，国内首个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系统在南京德基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启用，为尝试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民盟中央认为，在儿童容易走失的公共场所，强制推广和采取如防儿童走失系统等技防手段，防止儿童走失，有效遏制和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和谐。 民盟中央在提案中建议，首先，提高在公共场所建立防儿童走失系统的认知度。一是建议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先行安装防儿童走失系统，以此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商户加入。二是对有关商户做好法制宣传和政策引导工作，提高商户对安装此系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统一公共场所建立防儿童走失系统运行细则。参照“亚当警报”国际通行的运行方式，统一规范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系统运行方式。例如，已安装该系统的商户张贴统一标识，提高公众识别度；在公共场所公告栏处张贴写明防儿童走失系统的使用方法、联系电话等重要内容的政府公告、公益广告；在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一键报警等技防安保装置；完善各出入口的监控设备；设置与警方联网的报警系统；明确一旦发生儿童走失情况，机构或商户的自查时间与报警时间等。商场、影城等公共场所员工也应接受公安部门统一培训，定期组织和开展相关救助演练等。 另外，建立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应急预案。借鉴“亚当警报”的做法，由公安部门牵头，联合妇联、城管、宣传、财政、电信等相关部门，制定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应急预案。成立“儿童安全服务中心”，从基层公安派出所到市局、分局警队，都应有专人负责儿童安全事宜。 同时，公安部门应开通儿童丢失报警快捷通道，对发生儿童走失的警情，要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处置，启动紧急寻人机制；并免费立体、滚动发布走失儿童的相关信息，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的广告屏，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广播电台、电视台、各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马上公布失踪孩子信息，增大找回被拐儿童的可能性，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震慑力。

　　一台配有摄像头的笔记本电脑，一副自带麦克风的耳机，一根网线，大二学生杨婷婷利用“支教三宝”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支教实践。 　　3月1日，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的“互联网+大学生支教联合行动发布会”上，杨婷婷在线演示，为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有趣的《探寻人体奥秘》课程。 　　当天，由沪江互加计划联合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上海灵青公益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全国“互联网+大学生支教”行动正式发布。扬州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和益微青年等高校和公益组织已经加入该行动。 　　“互联网+大学生支教”行动希望通过互联网直播课堂链接大学生与乡村学校，关爱留守儿童陪伴乡村孩子们共同成长，丰富偏远地区学校素质课程、帮助乡村学校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每年大约有10多万的大学生在暑期跑到乡村，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给中国的教育变革做出一些努力，但还是远远不够。”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上海灵青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王文认为，“互联网就是一双翅膀，不仅让教育飞得更高、更远，也让我们在思考模式、资源形态上都有新的改变。” 　　据悉，互加计划将立足沪江本身的互联网学习资源和长期的教育公益实践，为大学生提供专业化、针对性的培训，促进支教队伍与公益组织、乡村教师的对话和交流，从培训学习、名师助教、调研对接、在线支教、到传承分享，培养参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交流、合作和实践能力。 　　中国信息学会教育分会副会长、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魏忠表示，“在中国，越是贫穷的地方，风景越好、特产越丰富，当地的孩子远比你想象的聪明得多，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如果大家能够发现那个地方的价值，你在支教过程中所获得的东西就会更多，支教就会变成一件对双方都有价值的事情。” 　　作为“互联网+支教”实践的优秀代表，上海海事大学和光计划社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为5个省的9所乡村学校开展400 余节课程和活动，覆盖人数超过2000人，以极低的成本和高效能的运作形成了“假期实地调研+常规线上课程“的可持续性互联网支教新模式，被评为2016 年沪江互加计划年度最佳支教队。 　　杨婷婷正是和光计划的一员。发布会结束后，她已经在构思下一次的支教课程。如何将上海海事大学的航海和海洋文化融入其中，和其他学校的支教课程有所区别，成为她新的思考方向。

探寻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的有机融合之路 ——“慈善新环境、新挑战、新出路”主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者按：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立法宗旨的具体体现；而慈善事业是关乎社会成员的一种公益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之间既有明确界定，又有相互交集之处。如何有效并有机地融合，业已成为界内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直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在当今形势下，改变过去由政府实行福利式全包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使慈善事业向着依靠社会民间力量为主的形式过渡，使之成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实现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2017年2月26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慈善新环境、新挑战、新出路”专题研讨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主持会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做会议总结。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主任马庆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奇林教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杨思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谢琼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栗燕杰副研究员等14人在会上先后做了“社会创新的三个问题”“超公益——对公益发展新阶段的初步分析”“公益慈善的新使命”“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如何构建慈善服务新格局”“用法治精神引领和推动慈善组织健康发展”“慈善事业与现代儿童福利发展”“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企业助力扶贫攻坚：机制设计与模式创新”“我国慈善力量参与扶贫攻坚的状况研究”“慈善法背景下慈善促进的新思考”的主题发言，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马庆钰教授——良好制度供给是社会创新的关键，社会创新是社会保障服务供给中的应有之义。社会保障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主体社会服务的交集地带。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基本是政府的领地，但传统体制和方式无法满足需求已经为现实证明。由此就引出了社会行动主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保和公益慈善等社会服务的重要话题，如何参与社会保障和公益慈善的产品供给，就引出了关于“社会创新”的话题。推动社会创新的三个理由，一是它适应宏观社会转型的需要，二是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三是能拉动经济和促进就业。目前看，影响中国社会创新的关键因素，来自公权系统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这一点尤其值得党和政府顶层设计对此给予积极回应。     康晓光教授——“超慈善”，是一簇新现象，目前爆发性涌现，显示了长期趋势。称为“超慈善”的原因是，这种超越是一种对慈善内容的超越，对慈善行动模式的超越，对原有的各种边界的超越，慈善渗透进、弥散于整个社会，原有慈善被实质性地超越了。他认为慈善事业发展经历了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3个发展阶段。前现代慈善和现代慈善的经济基础分别是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前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地方性精英主导；临时性、地域性、小规模；无分工；没有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常规化、中介化；业余性、兼业型；行为规则是约定俗成、风俗习惯；价值观是德指导；社会自治，政府不干预，无法律调整等。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分工及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常规化；中介化；规模化（大规模、持续性）；政府介入，法律调整。“超慈善”出现的原因是：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中产阶级崛起；高等级需求；个人自主性、个性化空前提升；价值观多元化；无所不在的“碎片化”；社会呈现出“后现代气质”。“超慈善”的特点是创新动力、机制、主体日新月异；慈善内涵发生变化；行动主体多元化；行动方式日新月异；组织方式发生质变，互联网直接发挥组织功能；跨界合作；无所不在的渗透与融合；原有的慈善治理体系失灵；价值观多元化。他同时强调，新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形式的消亡，三类慈善是并存、叠加的，未来的慈善世界只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实！     邓国胜教授分析了基金会在国际社会责任的新使命。他认为，中国慈善组织面临“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新环境。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NGO走出国门，但每年的海外捐款仍然有限，只有印度的6%。另外，公众对海外开展公益慈善的认同还比较低，影响了日常性海外捐赠，影响了中国NGO走出去。目前，中国NGO走出去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法律和观念层面的挑战，两办《意见》中的有些规定需进一步明晰；另一个是公益组织能力、价值的挑战，中国NGO走出去是将融入以西方NGO为主导的价值体系与运作模式，还是为国际慈善带来中国的价值理念与中国模式，值得深思。未来要尽快根据两办文件，出台配套措施，以发挥中国NGO组织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另外，希望中国NGO在走出去中构建价值体系，为全球带来中国的慈善价值和理念，提供既是战略工具、也是价值体系的贡献值。     周秋光教授——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大众化、专业化趋向。《慈善法》定义为广义的慈善，但基金会现在的业务内容多偏重于扶贫济困领域，对传统文化领域缺乏关注，相对教育、济贫、救灾等，专注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比例仅为4%，基金会对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根据慈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金会的业务领域不能仍然停留到传统领域，应向文化、教育、体育、卫生领域发展。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从经济竞争走向文化竞争是必然趋势，慈善基金会应具有文化担当，肩负起弘扬传统历史文化的新使命，这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未来，基金会要注重弘扬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在项目实施设计中注意挖掘文化元素，鼓励人们从善向善，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彭建梅秘书长——慈善服务是慈善行业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石。长期以来，学者谈的更多的是慈善理念、使命，在《慈善法》背景下，希望学界与行业一起，多谈慈善服务，共同致力于构建慈善服务与公共服务的衔接机制。目前，在国家层面建立慈善与政府服务的衔接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推进。希望未来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确立慈善服务在国家公共服务中的独特地位，把慈善组织当作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希望学界和行业组织联合起来，为慈善服务体系的搭建，慈善服务的顶层设计和路径，进行有特色的研究，并推动地方示范实践。     边志伟秘书长——《慈善法》的出台，既对慈善组织践行法治精神、依法行善提出了新要求，又为慈善组织工作理清了概念，指明了方向。首先，它对慈善内涵予以开放性、广泛包容的界定，为慈善组织明确和扩大业务领域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进一步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运作，要求慈善组织结合实际情况，对现行的规定和做法予以完善，并严格执行。再次，《慈善法》引领了慈善组织工作创新方向，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领域。     陆士桢教授——儿童观的本质是把儿童当成权利主体，院舍式救助不利于儿童发展。目前，各国儿童福利的基本原则是全面性、法制化、政府主导、高投入。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已经实现了0~3岁儿童免费医疗。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总体儿童福利偏低，甚至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资金不够、福利服务缺乏、行政体系供给和专业人员供给短缺等。现代慈善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是行善立德的社会行为，是社会教化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人自由选择下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集体主义行为，有效的回应了个体的生命需求，是个人生命价值和积极态度的体现。这与儿童福利发展的理念一致，因此，应将儿童福利发展纳入慈善事业中。     张奇林教授——慈善是指用于公共目的的私人捐赠，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现实需要。慈善的存续取决于它的“必要独特性”。私人捐赠最能体现慈善本质和慈善精神，是慈善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分析慈善问题的逻辑起点。私人捐赠、慈善组织和政府的互动形成了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被赋予合法地位的慈善部门要不断诠释慈善的合法性。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不同的慈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培养公民的慈善自觉，设计慈善激励机制，加强慈善组织建设，以实现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杨思斌教授分析了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认为，慈善法制环境优化面临社会组织法缺位，三大条例的修订尚未完成，地方性慈善法规和规章没有清理或修改，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全面落地，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配套政策缺乏，慈善组织的分类管理和发展的配套法规政策缺失，慈善组织承继政府职能和购买社会服务等政策不完善问题。慈善组织发展法制环境的优化需要强化以权利为导向、社会为本位的立法理念，更好地保障慈善参与者的权利，坚持培育与规范并重原则、法制体系和谐和分类规范原则。慈善组织法制环境和优化需要加快制定社会组织法，尽快完成三大条例的修改，启动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或修订，出台慈善组织法人治理的国家标准，研究慈善税制，落实《慈善法》的税收优惠制度，完善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慈善监管中的作用。     李健副教授——社会企业在扶贫攻坚机制设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社会企业作为对抗贫困的有效工具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为我们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现实条件。从涓滴和瞄准两种扶贫理论存在的缺陷及实践困境出发，社会企业在扶贫攻坚机制设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社会企业助力脱贫主要有赋财、赋职、赋能和赋权四类创新扶贫模式。参考菲律宾出台的《通过社会企业实现减贫法案（2012）》，建议下一步为社会企业投资者实行免税政策，政府购买服务总额的一定比例分配给社会企业，为社会企业提供无抵押的贷款，以优惠的利率为社会企业贷款，提供社会企业市场援助的项目及信息共享，在商业、技术以及商业发展支持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企业能力建设，在学校推广社会企业家精神并提供培训、研究以及运营管理的项目来提高社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等。     谢琼研究员——减贫是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慈善力量在减贫中大有可为。目前我国慈善力量参与减贫还存在总体上资源有限、效率不高，现代性、专业性程度有待提高，运行机制不够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健全减贫制度体系，建立贫困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慈善组织专业化建设，激发公众尤其是贫困者本身的参与积极性，完善促进慈善力量参与减贫的政策法规等。     栗燕杰副研究员——《慈善法》的精神理念理应大旗高举。一是立足于“促进本位”，这既是立法之本意，也是公众各界之期望。二是公平普惠。他提出，《慈善法》出台前，多地出台了慈善促进或慈善募捐的专门性地方性法规，在《慈善法》已出台并在全国普遍适用的当下，为确保法制统一，避免带来误解误用，应根据《慈善法》对已有相关法规文件政策予以全面清理，并进行修订完善。另外，配套政策文件不宜走形变样，执行落实还需引起重视。应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相结合，将《慈善法》纳入政府民政部门的权力清单之中，清单应与慈善促进、监管有机统一，以提升其执行力。     郑功成教授——《慈善法》出台使慈善事业迎来发展的春天，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慈善法制和政策环境。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应实现融合、协调、有机发展，因为两者有机协同既是社会保障发展的需要，也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呈现出的都是这样的发展格局。他指出，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允许超过12%的捐赠部分可以在以后3年内继续税前扣除，就是《慈善法》中相关规制的正式落地，这也是《慈善法》推动慈善税制的直接贡献。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观念创新和理性化，需要“政、商、学、社”协同起来。专家学者不光要有人文情怀，还要有国家视角，希望大家求大同、存小异，在慈善发展的大的方向、目标方面形成理论共识，由理论共识推动政策共识，进而成为行为共识。     据悉，“慈善新环境、新挑战、新出路”专题研讨会是第三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学术大会的主题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颁发“关爱女童联盟”联合发起方证书。     3月1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2016粉皮书》”）。     这是继2015年发布中国首部关注留守女童的粉皮书之后，爱小丫基金在2016年再次行动，联合北京师圣教育研究院，在全国多个省市乡村展开调研，多角度、全方位透视当前农村留守女童的生存发展状况，最终形成的报告。     据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孟雪介绍，2015年11月发布的首本粉皮书在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女童的特征对比上总结了五大风险与十大问题，而刚刚发布的《2016粉皮书》则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调研范围到全国，并对问题继续深入探究，又新发现了基于区域横向对比上的五大特征与具有全国普遍性的五大问题。     据了解，《2016粉皮书》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观察法等多种形式，总计搜集了7032份资料样本，调研足迹遍布贵州、湖南、四川、辽宁、宁夏、河北等地的山村和乡镇。     据此次报告的主笔、北京师圣教育研究院院长薛文俊告诉记者，《2016粉皮书》最终分为7个部分，分别探讨了留守女童问题的由来、现状和科学解决之道，从留守女童所处的家庭氛围、日常生活的一般特征、日常教育情况、生理卫生状况和亟需提高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五个方面，呈现了留守女童的方方面面；并收录了大量留守女童想对父母说的心里话，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016粉皮书》中的数据显示，超过七成（72.39%）的留守女童喝生水，32.24%的留守女童经常喝生水，高达14.64%的留守女童每天喝生水。在广大农村地区，孩子们在水池子洗手的时候经常从自来水管直接喝生水（凉水），这也是很顺手的事情，甚至有的孩子下课专门跑到水池子边喝生水。     在乡村中，隔代照料是留守女童的生活常态。2016粉皮书显示，外出务工父母半年回家一次的占25.59%，一年及以上回家一次的高达50.99%。     即使是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今天，留守女童与父母的交流依然稀少。有22.09%的留守女童很少与父母联系，33.85%的留守女童和父母平均一周沟通一次，6.98%的留守女童和父母平均一月沟通一次。而且在沟通方面，多数是由父母打电话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等），因为有57.17%留守女童没有自己的手机，12.59%的留守女童在使用父母用过的旧手机。     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没有完整的亲情，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得不到父母的关爱，长期处于缺爱、孤单的状态，很多人形容留守女童是“野草一样成长”。这种“野草成长”的方式渐渐地使她们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严重地影响到她们心理的健康发展。     通过《2016粉皮书》可以发现，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由于兼具性别和留守的双重特征，成为更为弱势的群体，报告强调，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社会现实问题的视角，还要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视角，因为她们需要更多的帮助与关爱。     爱小丫基金执行秘书长刘研表示，《2016粉皮书》的发布，就是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有识之士，并吸引更多的人共同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女童的生存发展状况，共同关注农村留守女童的未来发展，爱小丫基金未来也将在此领域持续不断努力。     现场，爱小丫基金还联合了优酷公益、新浪公益、凤凰公益、新华公益、公益时报、中国日报网、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红伞儿童专项基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蓝色光标蓝公益、智慧公益传播机构等多家公益组织、媒体、爱心企业与人士共同发起“关爱女童联盟”。

著名演员高圆圆加入头条寻人志愿者队伍     约五成走失者是成年人，离家出走是未成年人走失的最主要原因，寻人黄金时间是走失三天内。做了一年互联网寻人的今日头条，在回访了曾经推送过的7388个寻人启事后发现，走失人口仍然是一个需要更多社会关注的群体。     今日头条头条寻人项目组成立于2016年2月，凭借今日头条的用户基础以及个性化的推送技术，可以将寻人信息精准推送到走失者走失位置附近。短短一年，头条寻人已经找回超过1000名走失者。     2月28日，头条寻人全国志愿者联盟成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除发布头条寻人一周年的回访数据，还宣布将与1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成立头条寻人志愿者联盟。头条寻人表示，志愿者联盟包含三类志愿者：容易发现走失者的保安、快递员、环卫工、出租车司机等日常志愿者，拥有专业救援能力的专业志愿者，以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明星志愿者。高圆圆作为明星志愿者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发布会。     约五成走失者是成年人     2月13日上午，北京西城区85岁的李密林独自在景山公园游玩时突然晕倒，被游客中心发现，报警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4日上午，头条寻人发布了李密林的寻亲启事，并将这一信息推送给了景山公园附近的今日头条用户。     李密林的家人恰好收到了这条弹窗。推送不到20分钟，李密林的儿子李楠根据寻亲启事上的联系方式，与北海派出所联系后，立刻赶到医院照料老人。     这是头条寻人找到的第1000位走失者。截至2017年2月15日，头条寻人共发布7343例寻人启事，涉及7388位走失者，2958人已经回家。其中，头条寻人成功帮助1000位走失者回家。所有被寻回的走失者里，超过六成在走失三天内被找到。     头条寻人数据分析显示，走失者群体中成年人人数最多，约占总走失人数的48%。未成年人约占13%，走失的主要原因是离家出走。     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赵添表示，头条寻人利用了互联网的先进技术，通过网络，寻人信息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传播，打破隔绝实现共享；但科技再先进，它也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它必须与信息的主体，也就是人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发挥威力。     超过168万志愿者加入     怎样才能更快的找到走失者？     在解决了精准推送的问题之后，今日头条一直在尝试让那些最有可能发现走失者的机构和人员加入进来。     2016年6月3日，今日头条和济南市公安局正式签约，深度合作寻找走失者。2016年7月4日，今日头条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正式签署关于开展“互联网+救助寻亲”工作的合作协议，打通全国2041个救助站与头条寻人的数据共享。     本次发布会上，1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参与了此次联盟启动仪式并接受授牌。其中包括：北京保安协会、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北京市志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首汽约车、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救灾救援部、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合肥保安协会、广东省环卫协会、京东物流、圆通速递（北京）有限公司、爱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北京红星志愿救援队。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说：“我们在对寻人成功案例复盘时，发现保安、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经常能在收到寻人信息后帮助找到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在户外活动，并且都在固定的区域。他们的工作性质让他们成为比普通人更容易找到人的人。现在，我们决定联合这些人，成立头条寻人全国志愿者联盟。”     这一次成立全国志愿者联盟，今日头条将其自身技术能力与线下群体优势相结合，将寻人资讯共享。据了解，头条志愿者联盟将分为三部分，包括由环卫工人、保安、出租车司机组成的日常志愿者；由专业救援队组成的专业志愿者；以及由明星代表组成的明星志愿者，总人数超过168万。     日常志愿者由于经常在街道等户外场所活动，比普通人更易于发现走失者的线索。一旦日常志愿者工作的区域中有人走失，头条寻人就会发送寻人启事弹窗请他们留意寻找。     去年四月，北京一名患酒精中毒的57岁男子在朝阳区北苑附近走失。两日后，今日头条对该寻人启事进行精准地理弹窗推送至53368位今日头条用户，正好被一名看到过该男子的保安叶祖发收到，叶先生提供线索后，走失者家属找到亲人回家。本次发布会也将叶先生作为志愿者代表，授予“寻人之星”奖章。     专业志愿者相较另两类群体具有专业的寻人知识和技能，未来将与头条寻人共享寻人线索，并定点出动人力帮助寻找走失者。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赵培峰作为机构代表发表了讲话。未来他们会与头条寻人保持紧密联系，帮助搜集、分发线索并寻找走失人员。     头条寻人首批明星志愿者有高圆圆、姚晨、张杰、张静初、张嘉译、蒋梦婕、张含韵等。明星志愿者将依赖自身影响力帮助更大规模扩散寻人信息，并提高公众对走失群体的关注和认知。高圆圆作为明星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此次发布会并接受志愿者授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