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铁信托·明德1号宜化环保慈善信托”在成都市民政局备案成功，这是自《慈善法》颁布以来，四川省成立的首单环保类慈善信托。     该慈善信托委托人为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信托为受托人，资金保管机构为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监察人为北京兆实律师事务所，信托资金为700万元，主要用于资助环保组织的设立、环保组织开展的环保活动及环保相关的奖励活动。通过对环保组织的资助，有利于相关环保活动的实施，从而使得特定区域的社会公众受益。     为保证环保慈善信托的专业高效运行，“中铁信托·明德1号宜化环保慈善信托”特别设置了环保公益顾问，由享有盛誉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担任，主要提供环保相关的专业建议。     “中铁信托·明德1号宜化环保慈善信托”设置了严密的内部管理机制，包括决策委员会、监察人及公益顾问。决策委员会主要由环保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组成，依据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履行职责，信托资金的使用完全由决策委员会按照信托合同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同时监察人将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督，以充分保障慈善信托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

　　慈善法税收优惠政策落地 企业大额捐赠免税额度有望倍增 　　 2月22日上午，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做草案说明时表示，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有研究慈善税收法律制度的人士表示，《慈善法》没有出台前，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不准当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没有规定结转以后，几个年度可以扣除。 　　从2016年9月1日起实施的《慈善法》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据介绍，这是《慈善法》对现行税收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一大亮点，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现实中有些企业一次性捐赠数额比较大，可能超出了当年利润总额的12%；如果不能结转，当年捐赠额超出扣除限额的部分就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十分不利于大额捐赠。《慈善法》对结转问题有了新的调整，对于希望进行一次性大额捐赠的企业捐赠者，是利好消息。 　　肖捷表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为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与《慈善法》中有关公益性捐赠支出结转扣除的规定做好衔接，建议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 　　草案将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修改为：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据外媒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生举办别开生面的舞蹈马拉松慈善活动，为患癌症的儿童筹款。在连跳46小时候，筹到超过1000万美元的善款。 　　据报道，这项名为Thon的舞蹈马拉松活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是全球最大型的大学生慈善组织活动。 　　据悉，这项活动于每年2月的一个周末，在主校区大学公园举行。 　　活动内容是参与者连续“不坐下”，不睡觉地跳舞46个小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之根本，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强则国强。教育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不均衡，尤其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受到相当大的制约。随着我国扶贫攻坚战的推进，教育扶贫被认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随着我国首部教育扶贫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暨《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的出炉，也提出我国教育扶贫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蓝皮书指出，尽管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目前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大，脱贫攻坚的任务依然艰巨。教育扶贫的目的是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获得自我发展、自主脱贫的能力，是一种内生式的扶贫脱贫方式。然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文化传统和氛围各不相同，教育基础和条件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用一个方案、一种办法解决所有问题，教育扶贫也应当适宜对路，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切实感受到教育扶贫所带来的收益和获得感，从而发自内心地愿意接受教育，积极参与教育。     教育扶贫首先要保障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学上、上好学。以重庆市彭水县为例，彭水非常重视基层教育配套的建设，近一两年来保留村小及教学点74个，落实城镇小区同步配套建设幼儿园相关措施，共完善了157所学校部分办学功能、迁建城镇学校3所、新建幼儿园3所，竣工校舍面积10.2万平方米，城乡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有效改善，这是扶贫的根本保障。     另外，完善学生资助体系，是教育扶贫重要内容，提供完善教育，让贫困地区孩子斩断“穷根”，这是根本的扶贫之策。彭水县教委主任蒋勇认为，首先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利用的各种教育资源。贫困地区各项建设情况都非常薄弱，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在实施教育扶贫时，一定要瞄准“精准”二字，细致分析现有的问题和困难，统筹规划现有的教育资源，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耀到贫困地区每一个渴望学习的孩子。同时又要分类推进，分步实施，保证步步有回音，方法切实可行，成果显而易见。     蓝皮书还指出，要采用结对帮扶、资源共享等方法，让更多外地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流入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要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把全国各地可用的、合理的资源进行收集整理整合，为我所用，用网络的力量打开贫困地区教育的一扇“窗”。     教育是社会的责任，各方面都会因教育的开展而受益，因此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保障应该是社会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形成的保障体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刘昌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可以从各个方面着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教育救助，非政府组织、家庭及其他社会团体都应该出现在教育保障体系的主体行列中，通过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贫困地区教育保障体系的强大阵营。

   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官方网站消息，2月18日下午2时，经民政部批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换届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戚学森当选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肖隆君当选秘书长。     会上，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作了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汇报了2011年-2016年期间基金会整体工作情况，重点介绍了免费午餐基金、芒果V基金等核心品牌项目在五年时间取得的成绩；随后，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福清作了第二届理事会的财务报告，汇报了2011年-2016年期间基金会财务工作情况，重点介绍了公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并经全体参会理事举手表决通过。     为感谢二届理事会在过去五年中为基金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戚学森代表基金会向离任理事会成员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戚学森代表基金会向上任理事长刘光和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上全体理事表决通过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章程》修改内容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五年行动纲要（2016-2020）》。随后提名并聘任了新的副秘书长和部门负责人，其中曾惜明、缪瑞兰、高月玲、杭宇为副秘书长，缪瑞兰、杭宇为部门主任。 第三届理事会新任秘书处领导层成员曾惜明、杭宇、肖隆君、缪瑞兰（从左至右）。     中国福基会新任理事会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化，企业家、捐赠企业代表比例显著提高，如选举了新华网工会主席谭玉平、中育集团董事长王伟、泰康人寿集团助理总裁汪刚等人成为理事，并吸纳了如瑞士银行慈善基金会亚洲区总监魏巍等专职公益从业人员加入理事会以提高该会的职业化、专业化能力。     新任理事长戚学森发表了讲话，总结了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指出互联网筹款的作用，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并展望了未来五年的工作愿景。     作为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福基会在过去的五年中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募集善款近13亿元，占该会成立以来收入总额的94%；总支出超过 9.8亿元，占收入总额的75.9%，在助学、救孤、扶贫、疾病救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公益项目，参与捐赠的爱心人士累积超过5亿余人次，受益人覆盖全国且人数逾2000万人次。

穿山甲 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世界穿山甲日，今年的世界穿山甲日便是今天（2月18日）。 2月17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对澎湃新闻表示，我国土生土长的中华穿山甲早在2014年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定为极度濒危，我国虽然禁止食用穿山甲，但是依旧允许合法的药用，仍存在相关的行政许可信息不透明、穿山甲的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管理松散等问题。 对此，绿发会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保护穿山甲的国家战略性规划，出台更有力的保护措施，严令禁止食用、药用穿山甲及其制品等贸易，提升穿山甲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停止核发穿山甲人工繁育许可。 目前，穿山甲在我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想还是上升一个层面到国家管理，由国务院来出台严格保护措施。” 中国绿发会濒危物种基金秘书长胡春梅对澎湃新闻表示。 穿山甲人工繁育极其不成功 近段时间，“香港富二代微博晒考察广西吃穿山甲”、“深圳女子微博多次晒图称吃穿山甲” 事件均引发广泛关注，穿山甲保护问题成为舆论热点。 2月17日，中国绿发会对澎湃新闻表示，过去十年间全球至少有100万只穿山甲惨遭盗猎和非法交易，食用和药用这两大贸易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从亚洲到非洲，全球8种穿山甲濒临灭绝。 为了保护穿山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自2000年开始，对亚洲的所有种穿山甲实行零配额，由此穿山甲贸易从亚洲被转向非洲，致使非洲穿山甲的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在2016年，全球8种穿山甲被提升至附录I，公约还禁止了穿山甲的国际商业性贸易。 中国绿发会表示，虽然我国禁止食用穿山甲，但是依旧允许合法的药用。每年国家林业局均下达穿山甲片的消耗控制量，根据2008-2015年这7年的数据看来，总消耗控制量约为186吨，平均每年在26.6吨左右。 绿发会认为，这个大口子给监管带来诸多难度，存在洗白走私甲片的可能，增加了管理和执法成本，并且误导公众，认为穿山甲是可以贸易的。 而实际上，穿山甲早已无法满足药用需求。 据绿发会统计，上世纪60年代，全国穿山甲年捕获量在17万-18万只；80年代初开始，穿山甲种群数量开始下降，并愈演愈烈，此后的10年间至少锐减了80%；到了90年代末，穿山甲种群密度就已经很低，一些主要栖息地出现绝迹的情况，例如广东省的年收购量总计才几百千克，多数地区已无甲片可收购。 据绿发会调查，自1993年起，我国药用穿山甲就已经主要靠从缅甸和越南进口，同时还有大量走私入境，转运到广东、福建等地销售的情况。 2007年11月，国家林业局、卫生部、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资源保护和规范其产品入药管理的通知》(林护发[2007]242号)，要求停止核发穿山甲的特许猎捕证，对穿山甲的原材料进行严格监管，穿山甲原材料仅限用于定点医院临床使用和中成药生产，并不得在定点医院外以零售方式公开出售。 但是绿发会经过调查，发现上述规定在执行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1）穿山甲相关的行政许可信息不透明，甲片的利用难以溯源； （2）穿山甲的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管理松散，存在执法惰性； （3）穿山甲利用过度，无法可持续性。 由于穿山甲对人工圈养环境适应性很低，免疫系统也极其脆弱，很容易生病。超过一半的穿山甲会死于出血性胃溃疡和肺炎。国内几十年来的饲养研究，乃至全世界，截至目前，穿山甲的人工繁育依旧极其不成功。 绿发会：罚没的穿山甲死体及其制品应公开销毁 对此，绿发会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保护穿山甲的国家战略性规划，出台更有力的保护措施，恢复自然栖息地，加强野外研究，严令禁止食用、药用穿山甲及其制品等贸易，并提出以下六点意见： 1、提升穿山甲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尽快完成穿山甲野外种群的专项调查，并制定和执行特别保护规划。待摸清穿山甲的数量、栖息地现状后，施行严格保护，禁止一切开发，保障其生存安全。 2、参照《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国发[1993]39号）文件，取消穿山甲药用标准，从药典中删除，今后不得再用甲片制药。对已生产出的含穿山甲成分的中药成方制剂进行查封，禁止出售。对库存甲片予以公开销毁，彻底消除流入市场的可能。 3、停止核发穿山甲人工繁育许可，整顿检查现有穿山甲人工养殖场，建立科学完善的穿山甲保护性繁育的管理制度，严格饲养标准，精细谱系管理，保障基因多样性的最大化，服务于放归和野外研究。对不达标的、追求商业利用的养殖场要坚决予以取缔。同时，销毁库存死亡的穿山甲尸体，严禁流入市场。 4、对于罚没的穿山甲死体及其制品应当公开予以销毁并公布数量，对存在倒卖行为的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对于活体穿山甲，积极救治，并做基因检测，确定来源，尽可能返回原产国，促进国际间野生动物保护的合作。同时，尝试建立保护小区，即使是外来物种，不能放归真正的野外，但可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提高穿山甲的动物福利水平。 5、加强对获得批准合法制作的穿山甲标本及其企业进行监管，防止利用漏洞而从事非法贸易。增加政府信息的透明度，鼓励全民参与保护，强化社会监督，对涉嫌非法的情况必须及时响应和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6、制定计划，进行普法宣传，减少对穿山甲及其制品的需求。

　调查动机 　　留守儿童不是什么新问题，在社会各方的关注下，留守儿童的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然而，有一群孩子，他们比一般留守儿童的情况更加特殊——他们的父母或一方或双方因涉毒而离开。这群孩子过得怎么样？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宁夏进行了深入调查。 　　□　本报记者 申东 　　同一片蓝天下，这些孩子显得有些特殊。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与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留守儿童不同，他们的父母不是因为去远方打工而无暇照顾他们，而是因贩毒或吸毒不能陪在他们身边。这些孩子的父母或是双双在监狱服刑，或是一方服刑另一方不得已将孩子留给家人照顾。 　　前不久，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从各监区摸排出25家32名需要帮扶的服刑人员子女。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如何？《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家庭生活困难 　　同心县韦州镇，这里曾经是贩毒重灾区，目前依然是禁毒工作重点整治乡镇。 　　韦州镇马庄村的马某，因贩毒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还有1年多的余刑就刑满释放。在狱中，马某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双胞胎女儿。 　　两个孩子现在住在马某的娘家。记者来到这个小院时，看见的是四周破落的院墙，小院连个门都没有，迎面是一间土坯房。马某年迈的父母从小屋里走出来，将记者带进屋里。房间狭小，如果进来七八个人，屋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马某的孩子缩在屋内一角，怯生生的。虽说刚过完春节，但这对姐妹并没有新年的新衣裳。俩姐妹身旁，站着一个比她们稍大一点的男孩，他是马某的儿子。看着孩子，记者拿出了监狱民警录制的视频。在视频里，马某哭着向父母道歉，一遍遍地说：“我再有一年多就回去了，我一定会弥补的。”马某的父母、女儿泣不成声。孩子一句“妈妈，我想你了”，让所有人红了眼眶。 　　马某的母亲告诉记者，自马某服刑后，丈夫就与她离婚了，男孩判给了男方，孪生小姐妹因为年纪小就判给了女方。马某的丈夫一直在外打工，男孩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去年，奶奶去世后，马某的丈夫硬是将男孩送到这边，一年多也不见交生活费。家里的日常开销就靠流转土地微薄的承包费和老伴在外打零工。老伴今年已65岁了，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工地上照看一下，一个月挣1000多元就很不错了。今年，镇上将她家列为扶贫帮扶对象，年前分了6只羊，让在家里搞家庭养殖。 　　和扶贫计划一样给人希望的是，一家人盼着还有一年多刑期的马某能早日出狱，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庭。 　　家住同心县丁塘镇长乐村的丁丁(化名)，今年13岁，刚上初一。这个小男孩看见记者，直接躲在里屋不出来。丁丁7岁时，他的妈妈丁某因运输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最近才减刑为有期徒刑，刑期还剩下21年。 　　丁某的父母都年近八旬，老两口带着丁丁住在两间土坯房内，屋内非常简陋，只有几件老旧家具和简单的生活物品。丁某的母亲告诉记者，丁丁的父母离异后，他的爸爸又结了两次婚，都生了孩子，所以把丁丁交给老两口抚养。她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和老伴年事已高，一旦离开人世，还未成年的丁丁谁来照顾？孩子走上社会后，会不会被带坏？ 　　心理多有隐患 　　丁丁的姥爷、姥姥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短暂的接触中，记者发现，13岁的丁丁心思很重，不愿与人交流，甚至还有些敌意。 　　“过来对着镜头给妈妈说几句话好吗？”与记者同行的监狱民警对丁丁说。丁丁却摇头拒绝，径直走进里屋。记者跟着进入里屋，丁丁没有脱鞋，双手抱膝缩在炕的最里头。任凭家里人怎么劝说，丁丁也不愿录视频。 　　内向寡言的丁丁让大家有些担忧。宁夏女子监狱教育科副科长张洁告诉记者，像丁丁这样有心理问题的孩子，也是她们此次走访的目的之一。三八妇女节马上要到了，监狱会邀请丁丁的姥姥、姥爷带着丁丁去参加监狱的活动，届时，她们会请有关心理专家为孩子进行疏导。 　　存在心理问题的，并非只有丁丁一个孩子。在下马关镇南关村，记者见到了今年8岁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小亚楠(化名)。亚楠的妈妈马某某是宁夏女子监狱一监区服刑人员，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刑期刚刚过半的她，日思夜想的都是女儿亚楠那张稚嫩的脸，对孩子的牵挂与愧疚一直折磨着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年前，马某某和丈夫因贩毒双双入狱，年幼的亚楠不得不由外婆抚养。外婆去年因病去世后，亚楠的姨妈便担负起了照顾她的责任。 　　“有啥办法呢？娃娃的父母、叔叔、姑姑都在监狱，爷爷奶奶也去世了。”亚楠的姨妈说，虽然她一直精心照顾孩子，但不能代替妈妈的角色。“尤其是最近，孩子脾气特别烦躁，我一管，孩子就顶嘴说‘你又不是我亲妈，不用你管’。现在孩子还小，到了青春期，孩子就更难管了”。 　　记者在采访中从侧面了解到，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班里除了父母外出打工没有开家长会的只有4名同学，都来自涉毒家庭，这让亚楠心里很自卑。 　　亟须社会关爱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同心县韦州镇禁毒委负责人杨林表示，在韦州镇，存在类似情况的孩子有100多名，因为没有相关政策和经费，这些孩子无法享受低保，相关部门只能依托困难家庭、孤儿等政策给予一些补贴。 　　对此，宁夏困境儿童帮扶协会会长马仙国担忧地说：“对于这些孩子，经济帮助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防止他们因为缺少爱而走上歪路。” 对于这些问题，张洁表示，他们将积极联系志愿组织为这些孩子提供爱心辅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 　　“服刑人员在监狱里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子女生活得好不好，子女的境况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改造，我们既管理他们，也要关心他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关心、关爱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心积极改造。因此，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意义重大。”张洁说，“虽然父母犯了罪，但孩子是无辜的，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宁夏女子监狱呼吁社会各界，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心理辅导、精神慰藉、物质帮扶、文化助学等。同时，女子监狱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需求，通过宁夏妇联、民政厅以及社会爱心组织寻找社会帮教志愿者，创建稳定的社会支援队伍，与服刑人员子女签订帮扶协议，建立女性服刑人员家中留守困难儿童“大手拉小手”一对一志愿帮扶关系，形成长效帮扶机制。

       随着全球政经、科技、人文、社会环境变动，慈善助人的领域也从过去单纯伸出援手，转变成积极意义更强的社会结构转型。然而，慈善与民主这 2 组概念经常处于辩证关系，慈善利他的本质可能有助于民主社会中强调的自由平等原则，但慈善的代理人或中介组织，未必总是能促进实质上的社会正义，而且国家可能逃避了应有责任，必须打上一个问号，这是本书所欲处理的核心研究议题。          本书(见文末书籍资料)作者与编者贝鲁兹・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目前服务于英格兰中部的布拉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而此书的出版社 Policy Press 也值得一提，该学术出版社专门以印行社会福利、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政策等专书，也跟伦敦政经学院的社会排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英国社会政策学会、英格兰社会学会有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探讨社会科学重要议题。            慈善思维必须与时俱进          本书分成引言、新慈善与社会转型的政策史、慈善资本主义与福利商品化、慈善与社会保护，以及全书结论等 5 部分来进行概念上的政策论述。主文计有 11 个章节，邀请了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围绕此议题进行正反辩证。这类社会政策辩论，不只对于中央政府如卫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社会局处在社会立法有重要意义，对于企业部门、第三部门在实务运作同样具有启发。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的社福团体补助原则为例，掌握新慈善的正确方向，必须更积极思考如何有效运用善款、促进社会扶贫、确实协助弱势家庭，才能促进社会共好的核心价值。而许多企业型基金会，例如台新银行、国泰集团、中信金控、震旦集团、台湾大哥大基金会等，也逐渐理解到，社福团体缺的不只是有形资源，更需要透过各种培力合作形式，使基层弱势亦对生命充满盼望。          一位传统社工系或社会系的学生，对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并不陌生，举凡社工 3 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或是社会学强调的结构性因素，经常可在各类教科书上一再提及。迈入 21 世纪的第 2 个 10 年，全球化对于慈善的实务运作也产生影响，近来国内外屡屡看见如公益创投、策略慈善、慈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等字样，就像企业管理的词汇大举入侵社福界。        其中最值得反思之处，是越来越多「超级大富翁」投入慈善行列，例如微软的比尔盖兹、投资者华伦巴菲特、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伯等，正面支持者相信其善举将打破旧有慈善「点对点」的单一模式，将更有效率的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更凸显了全球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富人并未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扶贫策略，国家更可能藉机删减社福支出，逃避政府应尽之责任。          为何而捐？传统慈善注重「动机」          人性本善论者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乃基于信任，传统慈善家认为财富的积累，可以帮助更多弱势朋友翻转生命。第一章的作者康宁汉(Hugh Cunningham)从历史角度爬梳了近代西方慈善史，从慈善的英文字首「phil-」即意指爱人、促进人类福祉之意。英格兰在社会福利的演变过程中，是从伊丽莎白时期残补式的社会济贫、逐步迈向二战后的福利国家，由国家全面提供从出生至死、无所不包的福利服务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已点出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对立与冲突、葛兰西也指名慈善只是资本阶级霸权的统治工具;布尔迪厄则质疑富人任何号称具有善意的捐赠行为，不过是为了求名，以在社会中取得更多文化与符号资本。诚然，从「动机论」来探讨慈善，人们一个简单的捐赠行为背后往往隐含了许多目的，可能是反馈社区、为了节税，或是宗教与政治上的考量。第 3 章的作者卡麦隆(Samuel Cameron)也用理性选择论的经济分析，说明捐款未必是利他主义，更多时候是恢复内在心灵平静的自立考量。使得利己与利他二分法，在人群服务实务上不易厘清。          捐了，然后呢？新慈善讲究「成果」          新慈善之所以「新」，其关键在于不问动机，而以「成果」论英雄。透过有形或无形的福利资源移转，加上社工专业提供支持与关怀访视，寄望案主或案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未来。无论是宣称要解决非洲的疟疾危机、拉丁美洲的教育断层、东南亚的微型贷款，还是先进国家的长期照顾，新慈善不问捐款人这一笔巨额捐款的真实目的，而看该笔资源投入后的预期产出、实际发挥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否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当代复杂的社会议题与成因，第 4 章的作者派尔(Tom Parr)点出一个新慈善时代的课题: 慈善是需要被教育的，我们却误以为人们生下来就知道如何有效行善。即便是经营企业有成的商业人士，也可能在经营慈善议题上一无所成，或投入过多资源错置，甚至与政府资源重叠。          行善与赚钱可以并行？商品化的新慈善          本书第 2 章作者为公民社会知名学者麦可爱德华(Michael Edwards)，他持批判立场来抨击新慈善的过度包装与操作，把社会福利市场化、商品化，化约式的商业逻辑使市场经济只生产「能够获利的」产品或福利服务，而不是社会弱势真正负担得起的生活所需，原本应该在地脉络与社会镶嵌的元素，变成中央制造与通路配送。          爱德华认为，超级富豪们逐渐形成「硅谷共识」(Silicon Valley Consensus)，奠基于过去在商业或高科技公司的成功经验，误以为科技与现代管理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与全球贫穷，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就像工程师编写程序码除错。再者，拥有硅谷共识的企业家认为，慈善不再是捐赠者与受赠者的关系，而是经营事业与投资的关系，做好事应该获利，而且行善与赚钱可以同时进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这类质疑声浪中，新慈善的发展力道失去了价值，只剩下价格。在慈善资本主义与社会商品化方面，本书第 5 章作者以南智利的个案研究实例说明，新慈善犹如一把双面刃，不是社会转型的终极救星。尽管社企创业家或慈善家最初宣称要保护智利的生物多元性与自然保育，但在发展生态旅游、并把环境保护当成一项旅游业的「商品」来贩售时，当地社区民众不一定获利，反而深受捐款人或旅客控制。此外，第 6 章作者则以非洲农业的例子说明，新慈善家还有正当性(legitimacy)不足的问题，当这些超级有钱人投入大量资源至当地社区，也许确实改善了小农人民的生活，却绕过了当地政府、国会，之后谁来课责?谁来征信?谁来公布有第 3 方公信力的财务报表?这样的「砸钱慈善」是否能够永续经营?          上述关于慈善议题的讨论，不得不回到把政府角色拉回新慈善议题中进行思考。在第 7 章至第 9 章的讨论中，点出在新慈善逐渐盛行的年代，土耳其、斯里兰卡的例子显示，最吊诡的是原本政府公仆的角色消失了，原本应该健全社会安全网与社会服务供给的功能不见了，「反正有问题，就找这些大慈善家出面解决。」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跨国福利服务的同时，必须小心谨慎面对所谓「介入处遇」后的非预期效果，以预防将来外援中止或退出服务时，导致社会陷入福利依赖或真空状态，非政府组织反而抑制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不断演进的慈善，需要停下来检讨        至于第 10 章与第 11 章的讨论，回到英国本身探讨政策现况的理论面与数据分析。第 10 章 2 位作者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切入，强调自由平等原则(liberty principle)与差异原则(different principle)的重要性，应在新慈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问题来了：理论上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有促进社会正义的理想，但在英国的讨论脉络中，至少有 10 家受访机构代表认为，「不见得所有慈善组织都能与社会正义画上等号。」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所有组织都宣称自己促进了社会转型，但这么做的背后理由只是为了吸引更多捐款人支持。          第 11 章的作者约翰莫翰(John Mohan)则提醒，当前英国应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福利的盲点，要小心「慈善沙漠」(charity deserts)效应，意指慈善组织的成立登记地点，未必是实际运作据点，使得明明就有社区有许多贫困者需要更多资源挹注，政府却误以为慈善家已经投入够多资源了，于是直接跳过该乡镇社区，错估社福资源的妥善配置，使得该社区成为社福资源严重不足的「慈善沙漠」。意味着单看内政统计数据表面会失准，重点是大数据背后能否如实反映新慈善的真实地域分布。                  揭露新慈善利弊，避免寡头垄断          对于所有关心当代民主发展的读者而言，本书的优点在于提供了西方世界的慈善发展脉络与实务经验，对于从事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的实务工作者或学术研究者而言，学习如何使资本主义与慈善助人与时俱进，可读性高。然而，本书的侷限在于西方史观未必能综观式的探望「亚洲慈善学」全貌，期待将来有更多东亚本土性研究的开展，这样的努力需要跨部门集思广益，从社会学、社会工作、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各种不同面向切入，新慈善才能迈向社会创新。          阅读完本书后，一个最主要的发现在于促使读者们重新省视第三部门的民主体质，也许政府在人民高度期待与监督下，已经比想象中开放透明;反而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内部责信不公，捐款人指定用途却不愿沟通、董(理)监事会或创办人的寡头决策与父权主义、社福组织财源不稳、过度仰赖政府补助，种种志愿失灵之现象，使得慈善本身反而变成是「反民主」的来源之一，不但无法促进社会转型，反而成为孳生社会问题的温床，值得每一位社会工作者时时刻刻自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