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政经、科技、人文、社会环境变动，慈善助人的领域也从过去单纯伸出援手，转变成积极意义更强的社会结构转型。然而，慈善与民主这 2 组概念经常处于辩证关系，慈善利他的本质可能有助于民主社会中强调的自由平等原则，但慈善的代理人或中介组织，未必总是能促进实质上的社会正义，而且国家可能逃避了应有责任，必须打上一个问号，这是本书所欲处理的核心研究议题。          本书(见文末书籍资料)作者与编者贝鲁兹・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目前服务于英格兰中部的布拉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而此书的出版社 Policy Press 也值得一提，该学术出版社专门以印行社会福利、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政策等专书，也跟伦敦政经学院的社会排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英国社会政策学会、英格兰社会学会有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探讨社会科学重要议题。            慈善思维必须与时俱进          本书分成引言、新慈善与社会转型的政策史、慈善资本主义与福利商品化、慈善与社会保护，以及全书结论等 5 部分来进行概念上的政策论述。主文计有 11 个章节，邀请了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围绕此议题进行正反辩证。这类社会政策辩论，不只对于中央政府如卫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社会局处在社会立法有重要意义，对于企业部门、第三部门在实务运作同样具有启发。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的社福团体补助原则为例，掌握新慈善的正确方向，必须更积极思考如何有效运用善款、促进社会扶贫、确实协助弱势家庭，才能促进社会共好的核心价值。而许多企业型基金会，例如台新银行、国泰集团、中信金控、震旦集团、台湾大哥大基金会等，也逐渐理解到，社福团体缺的不只是有形资源，更需要透过各种培力合作形式，使基层弱势亦对生命充满盼望。          一位传统社工系或社会系的学生，对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并不陌生，举凡社工 3 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或是社会学强调的结构性因素，经常可在各类教科书上一再提及。迈入 21 世纪的第 2 个 10 年，全球化对于慈善的实务运作也产生影响，近来国内外屡屡看见如公益创投、策略慈善、慈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等字样，就像企业管理的词汇大举入侵社福界。        其中最值得反思之处，是越来越多「超级大富翁」投入慈善行列，例如微软的比尔盖兹、投资者华伦巴菲特、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伯等，正面支持者相信其善举将打破旧有慈善「点对点」的单一模式，将更有效率的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更凸显了全球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富人并未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扶贫策略，国家更可能藉机删减社福支出，逃避政府应尽之责任。          为何而捐？传统慈善注重「动机」          人性本善论者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乃基于信任，传统慈善家认为财富的积累，可以帮助更多弱势朋友翻转生命。第一章的作者康宁汉(Hugh Cunningham)从历史角度爬梳了近代西方慈善史，从慈善的英文字首「phil-」即意指爱人、促进人类福祉之意。英格兰在社会福利的演变过程中，是从伊丽莎白时期残补式的社会济贫、逐步迈向二战后的福利国家，由国家全面提供从出生至死、无所不包的福利服务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已点出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对立与冲突、葛兰西也指名慈善只是资本阶级霸权的统治工具;布尔迪厄则质疑富人任何号称具有善意的捐赠行为，不过是为了求名，以在社会中取得更多文化与符号资本。诚然，从「动机论」来探讨慈善，人们一个简单的捐赠行为背后往往隐含了许多目的，可能是反馈社区、为了节税，或是宗教与政治上的考量。第 3 章的作者卡麦隆(Samuel Cameron)也用理性选择论的经济分析，说明捐款未必是利他主义，更多时候是恢复内在心灵平静的自立考量。使得利己与利他二分法，在人群服务实务上不易厘清。          捐了，然后呢？新慈善讲究「成果」          新慈善之所以「新」，其关键在于不问动机，而以「成果」论英雄。透过有形或无形的福利资源移转，加上社工专业提供支持与关怀访视，寄望案主或案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未来。无论是宣称要解决非洲的疟疾危机、拉丁美洲的教育断层、东南亚的微型贷款，还是先进国家的长期照顾，新慈善不问捐款人这一笔巨额捐款的真实目的，而看该笔资源投入后的预期产出、实际发挥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否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当代复杂的社会议题与成因，第 4 章的作者派尔(Tom Parr)点出一个新慈善时代的课题: 慈善是需要被教育的，我们却误以为人们生下来就知道如何有效行善。即便是经营企业有成的商业人士，也可能在经营慈善议题上一无所成，或投入过多资源错置，甚至与政府资源重叠。          行善与赚钱可以并行？商品化的新慈善          本书第 2 章作者为公民社会知名学者麦可爱德华(Michael Edwards)，他持批判立场来抨击新慈善的过度包装与操作，把社会福利市场化、商品化，化约式的商业逻辑使市场经济只生产「能够获利的」产品或福利服务，而不是社会弱势真正负担得起的生活所需，原本应该在地脉络与社会镶嵌的元素，变成中央制造与通路配送。          爱德华认为，超级富豪们逐渐形成「硅谷共识」(Silicon Valley Consensus)，奠基于过去在商业或高科技公司的成功经验，误以为科技与现代管理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与全球贫穷，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就像工程师编写程序码除错。再者，拥有硅谷共识的企业家认为，慈善不再是捐赠者与受赠者的关系，而是经营事业与投资的关系，做好事应该获利，而且行善与赚钱可以同时进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这类质疑声浪中，新慈善的发展力道失去了价值，只剩下价格。在慈善资本主义与社会商品化方面，本书第 5 章作者以南智利的个案研究实例说明，新慈善犹如一把双面刃，不是社会转型的终极救星。尽管社企创业家或慈善家最初宣称要保护智利的生物多元性与自然保育，但在发展生态旅游、并把环境保护当成一项旅游业的「商品」来贩售时，当地社区民众不一定获利，反而深受捐款人或旅客控制。此外，第 6 章作者则以非洲农业的例子说明，新慈善家还有正当性(legitimacy)不足的问题，当这些超级有钱人投入大量资源至当地社区，也许确实改善了小农人民的生活，却绕过了当地政府、国会，之后谁来课责?谁来征信?谁来公布有第 3 方公信力的财务报表?这样的「砸钱慈善」是否能够永续经营?          上述关于慈善议题的讨论，不得不回到把政府角色拉回新慈善议题中进行思考。在第 7 章至第 9 章的讨论中，点出在新慈善逐渐盛行的年代，土耳其、斯里兰卡的例子显示，最吊诡的是原本政府公仆的角色消失了，原本应该健全社会安全网与社会服务供给的功能不见了，「反正有问题，就找这些大慈善家出面解决。」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跨国福利服务的同时，必须小心谨慎面对所谓「介入处遇」后的非预期效果，以预防将来外援中止或退出服务时，导致社会陷入福利依赖或真空状态，非政府组织反而抑制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不断演进的慈善，需要停下来检讨        至于第 10 章与第 11 章的讨论，回到英国本身探讨政策现况的理论面与数据分析。第 10 章 2 位作者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切入，强调自由平等原则(liberty principle)与差异原则(different principle)的重要性，应在新慈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问题来了：理论上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有促进社会正义的理想，但在英国的讨论脉络中，至少有 10 家受访机构代表认为，「不见得所有慈善组织都能与社会正义画上等号。」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所有组织都宣称自己促进了社会转型，但这么做的背后理由只是为了吸引更多捐款人支持。          第 11 章的作者约翰莫翰(John Mohan)则提醒，当前英国应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福利的盲点，要小心「慈善沙漠」(charity deserts)效应，意指慈善组织的成立登记地点，未必是实际运作据点，使得明明就有社区有许多贫困者需要更多资源挹注，政府却误以为慈善家已经投入够多资源了，于是直接跳过该乡镇社区，错估社福资源的妥善配置，使得该社区成为社福资源严重不足的「慈善沙漠」。意味着单看内政统计数据表面会失准，重点是大数据背后能否如实反映新慈善的真实地域分布。                  揭露新慈善利弊，避免寡头垄断          对于所有关心当代民主发展的读者而言，本书的优点在于提供了西方世界的慈善发展脉络与实务经验，对于从事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的实务工作者或学术研究者而言，学习如何使资本主义与慈善助人与时俱进，可读性高。然而，本书的侷限在于西方史观未必能综观式的探望「亚洲慈善学」全貌，期待将来有更多东亚本土性研究的开展，这样的努力需要跨部门集思广益，从社会学、社会工作、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各种不同面向切入，新慈善才能迈向社会创新。          阅读完本书后，一个最主要的发现在于促使读者们重新省视第三部门的民主体质，也许政府在人民高度期待与监督下，已经比想象中开放透明;反而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内部责信不公，捐款人指定用途却不愿沟通、董(理)监事会或创办人的寡头决策与父权主义、社福组织财源不稳、过度仰赖政府补助，种种志愿失灵之现象，使得慈善本身反而变成是「反民主」的来源之一，不但无法促进社会转型，反而成为孳生社会问题的温床，值得每一位社会工作者时时刻刻自我警惕。

    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接到轻松筹平台公开募捐信息发布不规范、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格等违规问题举报。2月16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就此约谈了轻松筹平台（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轻松筹平台是民政部遴选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一。经核查，轻松筹平台出现为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提供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对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完整性甄别不够等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要求轻松筹严格按照《慈善法》《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定，立即进行整改，强化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主体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网络募捐良好秩序；积极引导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对于个人求助信息加强审核甄别及责任追溯，切实做好风险防范提示，避免公众将个人求助误认为慈善募捐。     轻松筹表示，将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自查整改，强化公开募捐平台主体义务，加强审核把关，强化日常监管，严格依法运营，更好服务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原标题：留守儿童的问题绝不只是一个“穷”字 除夕夜，云南省镇雄县盐溪村17岁的留守少年小宝（化名）留下遗书自杀。他用死亡来抗争父亲的冷漠和暴力。“这些年里，没有一天是父母在照顾他”；暴力表现在，“父亲总是把气撒在他身上”，小宝也知道父亲在外面打拼辛苦不容易，但“不要把脾气撒在自己儿女身上，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把他们送你们身边是希望他们得到爱，而不是父母的怒火”，小宝在遗书里这样控诉。 留守儿童的非正常原因死亡事件，这些年来时有发生，而且都较极端，甚至迅速演变成影响极大的社会事件。比如2015年6月9日，在贵州毕节市田坎乡，4个孩子在家中服农药死亡。而在2012年，当地还曾发生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死亡的事件。 除了非正常原因死亡，留守儿童还成了犯罪概率较高的一个人群。农村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留守儿童中既有施暴者也有受害者。2015年7月，就读于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曙光中学的留守儿童郑某被同校13名学生围殴，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这些极端事件，不断提醒社会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小宝自杀事件后，有媒体给出建议：要把留守儿童福利纳入扶贫和城市化的考核体系。“在当地建立留守儿童中心，专注留守儿童事务，提高这些孩子的福利水平”“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让城市更包容，慢慢地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家庭，让他们安居乐业，不再抛家舍子到城市务工”。 建议指向了“精准扶贫”，将留守儿童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字“穷”。但穷是唯一的原因吗？ 我接触过很多在外打工者，他们把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外出挣钱。有一个在美容院打工的母亲，将儿子寄养在自己的弟弟家里，由老母亲带。老母亲要同时带3个小孩，每次她回家，母亲都要诉苦：说她的儿子越来越不听话，看电视，打表弟表妹，还偷家里的钱。她总说自己很苦恼，儿子不在身边，没法管，问题越来越多了。 开始我以为他们夫妻因为穷才来城里打工，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小县城买了两套房。我建议她回小县城开个美容院，她却支支吾吾，说自己在城市打拼不容易，要让儿子吃好、穿好，不能比别的孩子差…… 去年，贵州毕节的4个孩子集体自杀，开始社会上很多人猜测，是因为他们家里穷。但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并非如此，孩子手上还有几千元的存款，家里还养着一头大肥猪，存有几百斤玉米和一些腊肉。 我想说的是，有些农民外出打工，起初是因为穷，但他们挣到钱以后，很多人并没有选择回家和孩子在一起，而是继续挣钱。他们用挣来的钱在农村老家盖大房子，逢年过节回趟家，节一过完又收拾行囊逃离了农村，留下年事已高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们。很多父母认为在外面辛苦挣钱为了家、为了孩子，以为给孩子充足的生活费就尽到了父母的责任。我想，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在家门口就业，孩子也是留守儿童，是精神上的“留守儿童”。 对于孩子而言，精神的留守其实更可怕。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关爱，导致精神和心理层面出现问题。小宝的负气自杀，更多提及的不是父母亲不在身边，而是父亲常常把气撒在他身上，用暴力的方式与孩子进行沟通；毕节市的4个孩子在哥哥带领下集体自杀，是孩子们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导致内心深处产生绝望与无助情绪。 减少留守儿童极端事件的发生，对农村父母们进行精神上的扶贫，同物质扶贫一样重要。 父母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需要学习成长的职业。在农村建立留守儿童中心的同时，更需要花力气建设“农村父母学校”，通过这样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来教育农村的父母们：孩子的成长，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需要爱，需要亲情呵护，需要温暖沟通。社会的关爱代替不了孩子对父母的亲情需求；缺少父母的关爱教育，孩子们很难健康成长。有了这些，即使寒门也会出贵子，即使父母远在外，孩子也能感受到父母亲远方汇聚来的爱意；没有这些，就是把孩子留在身边，挣再多的钱，孩子也是孤独无助的，各种各样的留守儿童极端事件还会重演。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的高度，无疑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中华文化得以翱翔世界的双翼。她既是对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成就的历史尊重与现实保护，更是对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推动，是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释放能量、产生影响的价值需要与责任担当。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来看，“文化自信”至少包括3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是革命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不可改变的史实是，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存在于发展中，从来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的民族。但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倍受外国列强欺凌的背景下，其文化受到了冲击。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地融入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随之而来的观念变化与撞击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角落。面对这种形势，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弘扬其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人文精神势在必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有其独一无二的观念、智慧、气度与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尊与自豪，同时也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丽一章与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演进，形成了自身独特而精到的核心概念及思想体系。慈善文化正像一颗宝石，镶嵌于中华文化的桂冠之上，以其人性的宗旨、和谐的架构，形成了各个流派、各种学说的基本内核。如儒家主张的“仁爱”，道家主张的“为善”，佛家主张的“慈悲”，墨家主张的“兼爱”，以及那些流芳百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千古智慧的结晶。     慈善文化与中国人的世代生息繁衍以及面对世界的观念与理想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曾经沧海而巍然矗立，屡逢劫难而坚韧不拔，正是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处世根本，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时至近代，中华慈善文化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背景上依旧顽强前行，扶伤拯弱，赈灾恤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谱写了一曲曲大民族的悲悯之歌。     在新的时代，尤以去年《慈善法》的实施作为标志，中国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在全社会形成了一面覆盖广、层次多的慈善救助体系，涵盖了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救灾赈灾、助学支教、医疗救助等多项领域，全民慈善的强劲趋势正在宣告形成。     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未来，传承发展中华慈善文化将使中国人的慈善力量展现于世。一个民族的复兴强盛必有硬实力的崛起，更有软实力的提升。一个民族若没有硬实力，便会积贫积弱，任人蹂躏；而一个民族没有软实力，也终将缺乏登顶的韧力与弹性，变得易折易损。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慈善文化，从来都讲求刚柔相济，和衷共济，而这正是我们的自信与力量之源。

    说起江南水乡绍兴过年时的情景，作为一个绍兴人，肯定第一时间会说出一大串：祭祀、社戏等等。大文豪鲁迅先生笔下也有不少过年时的场景。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绍兴人年里的另外一番暖暖的味道。作为“七星级慈善城市”的绍兴，过年时自然少不了“慈善味”，请大家跟随《慈善公益报》记者的脚步，去尝尝江南水乡绍兴年里的“慈善味道”。     “大手牵小手”福利院里乐融融     “喜气洋洋迎新年,妙联横生贴门前。笑声处处传入耳,美味佳肴上餐桌。”     农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对于绍兴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来说，就是提前过年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迎来了“新年同乐会，幸福乐融融”新年亲子联欢会。     可爱的开场舞把晚会的气氛一下子调动起来，《慈善公益报》记者看到，孩子们个个才华横溢，口风琴双重奏、跆拳道和独唱等节目也让人刮目相看。     “击鼓传花”“挤眉弄眼”和“比手画脚”在节目中穿插的趣味游戏让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个个捧腹大笑，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以亲子的形式和孩子们一起表演，一起做游戏，不仅拉近了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行孝道 慈孝敬老有传承     春节期间，学生志愿者们也没有闲着，他们自发地来到绍兴市社会福利中心，给在这里休养的老人们带去新春的问候。《慈善公益报》记者看到，为了让市社会福利中心的爷爷奶奶开心，同学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服务项目。有的孩子排排站队，用稚嫩轻细的嗓音演唱出欢快的歌曲。稍大一些的学生则分组进入老人房间，为老人讲故事、讲笑话，并与长辈聊天谈心，让老人享受别样的天伦之乐。还有学生准备了适合老人的健康小食品，方便长辈随时享用。老人们在“有笑、有乐、有吃”中度过了幸福的时光。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近年来，绍兴市社会福利中心把握寒暑假期学生志愿服务人数多、项目多、次数多的特点，利用社工专业人员，组织引导学生志愿者合理安排时间节点、活动场地及服务内容，在提供爱心志愿服务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年轻一代成为慈孝敬老的传承者。     福利院里来了“卖货郞”     今年春节，绍兴市社会福利院迎来了一个新的“卖货郎”，一台自动售卖机摆放在了怡康园的接待大厅里。     牛奶、饼干、矿泉水、小零食…小小的自动售货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老人们看到这个新家伙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慈善公益报》记者看到，老人们虽然很好奇，但是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他们学习了如何使用自动售卖机，很快都会用了。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为方便老人足不出户购物，福利院自去年起就联系了多家公司，推进售卖机的推出工作，经充分调研，最终决定与可捷自动售货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在院内放置自动售卖机。除吃食以外，年后还将进一步丰富商品种类，添置卫生纸、毛巾、沐浴露、雨伞等日用品。自动售卖机的推出不仅方便了老人购物，同时也让他们接触了现代科技化的生活新方式，与潮流接轨，时尚养老。

中国慈善联合会14日在京发布《2016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12个省市根据《慈善法》以及相关规定，开展了慈善信托备案工作。 　　截至2016年底，共有18家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成功备案了22单慈善信托产品，初始规模0.85亿元，合同金额规模30.85亿元，涉及教育、扶贫、留守儿童等多个领域。 　　这22单慈善信托范围广泛，其中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慈善信托数量最多，有7单；扶贫济困的有4单；扶老、救孤、恤病、助残、安抚的有4单；防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有3单，实现综合慈善目的有4单。 　　从规模来看，22单慈善信托中，合同规模一百万元以下的有8单，超过一百元以上但低于一千万元的有9单，一千万以上的有5单。 　　目前，慈善信托备案地以东部和西部居多。从备案地来看，2016年全国共有12个省市开展了慈善信托备案工作。按照东中部区域划分，备案数量分别为14单、2单、6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备案的慈善信托数量相对较多，中部地区备案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慈善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对慈善资源的需求较多。 　　从2016年9月1日起实施的慈善法规定，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由慈善组织或信托公司担任。从2016年已经备案的22单慈善信托来看，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有19单，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的有1单，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共同担任受托人的有2单。由此观之，当前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以信托公司为主，主要与信托公司在信托受托管理、信托财产保值增值及信托交易结构设计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有关。 　　同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积极开展合作。在2016年22单备案的慈善信托中，有17单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进行了合作。 　　据介绍，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二者各有所长。慈善组织的资金募集能力尤其是向公司捐赠人的慈善募资能力较强，同时也具有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而信托公司则在受托管理、信托运营以及慈善财产投资管理方面更有经验。无论采取何种交易结构，都可以进行合作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促使我国慈善事业向更透明、更高效、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表示，在解决慈善信托可操作性问题后，落实慈善信托优惠政策、建立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已经成为了慈善信托参与者最迫切的需求。 　　税收优惠是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目前慈善信托可以享受哪些税收优惠，除了在民政部门备案以外享受税收优惠还需满足哪些条件，财税部门尚未出台具体政策。受托人不能直接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开具可以抵税的捐赠票据。 　　实践中，为实现委托人的税收优惠要求，受托人需要与慈善组织合作，发挥其可开具捐赠票据的功能。在慈善信托的信托关系之外，还存在了“捐赠”或“项目执行”等环节。慈善信托作为项目执行人，信托利益分配时首先进入特定的慈善组织账户，然后再分配给不特定的受益人，也会引起慈善信托受益人存在不特定性的争议。 　　鉴于此，报告建议，制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迫在眉睫。首先，在慈善信托设立环节解决委托人的纳税抵扣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可赋予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捐赠票据开票资格，在慈善信托备案后由受托人为委托人开具可抵扣的捐赠票据；或者由委托人凭备案的信托文件，在进行年度纳税申报时进行税前抵扣。 　　报告还建议，应明确以股权设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慈善信托受托人行业规范。

民政部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理论研究部级课题结项暨获奖名单公告 为繁荣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更好发挥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2016年初，民政部向社会公布了《民政部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指南》，共收到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地方民政系统等422个课题组、25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的课题申请。经严格评审，有70个课题立项。10月上旬，课题研究任务结束，为保证评审结果公平公正，我们按照《民政部部级课题管理办法》的要求，成立由清华大学、中央党校、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等社会组织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采取两轮匿名评审方式，严格标准，严格程序，最终有65个课题成果符合要求通过结项。其中，2个课题报告获一等奖，8个获二等奖，13个获三等奖，17个获优秀奖，现将名单予以公告。 结题证书和获奖证书将于近期以邮局挂号方式寄出，获得优秀奖以上的资助经费以转账形式转出，请课题组负责人将所在单位账户信息（包括结题编号、课题名称、获奖奖次、单位账户名称、开户行详细信息、账号）于2月28日前传真或发送至电子邮箱。 联系人：杨婧 联系电话：58124024   58124023（传真） 电子邮箱：shehuizuzhiketi@163.com   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 2017年2月13日 附件 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理论研究课题结项鉴定结果 一等奖（2名） 结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性质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2016MZRJ001-57 社会组织法立法研究 公开发布 喻建中 湘潭大学 2016MZRJ001-52 慈善信托研究 公开发布 朱宝明 中国信托业协会 二等奖（8名） 结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性质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2016MZRJ001-07 基于宏观数据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评估 公开发布 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 2016MZRJ001-30 中国社会组织人才供需指数及专业人才需求趋势分析研究

港媒：落后于人！中国高校为何在争取募捐方面不积极 　　香港《南华早报》2月12日文章，原题：中国高校在争取捐款方面落后于人中国富豪向西方大学捐款经常令国内批评者愤愤不平，后者指责前者不支持中国教育事业。但专家表示，捐款者对向中国高校捐款保持谨慎，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内募捐体系尚不完善，资金使用方式亦不够透明。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中国内地高校大多为公办院校并缺乏积极向社会募捐的动机。例如，北大和清华等顶尖名校每年都从政府获得数十亿元资金。有研究数据显示，1980年至2015年，中国内地约3000所公办和私立高校已获得总额达750亿元的捐款。从累积获捐额来看，清华以102亿元排名第一，但仅有17所超过10亿元。“对中国高校来说募捐并非要务，募捐工作仍处于萌芽阶段，”熊说。“在许多情况下，捐款资金都未得到合适利用且不公布资金使用详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如今捐款者最关心的是其资金被妥善利用并产生最佳效果。“这需要资金使用规范和世界级的研究团队、设备和学术文化，”他说，“中国在这些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 　　胡润报告创始人胡润表示，中国的富豪们如今不仅一如既往地捐助贫穷学生，还正为“全世界最顶尖中心”捐款。“他们希望发现关键疗法并防止出现严重问题，而这需要开展大量研究，”他说。“中国亿万富豪正向扎克伯格和盖茨等美国富豪学习，为研究捐款以解决根除疾病等世界级难题。”在胡润看来，中国网民正变得越来越成熟，对海外捐款行为也正怒气渐消，因为他们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