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不只是考验，也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成长机会。     巨大灾难带来的不仅是伤害和伤痛，也有更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力量、互助的力量。鉴于民间公益组织组建形式比较灵活，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可发挥灵活联动的合作关系。     “救灾应急响应”，不只是政府，民间亦在行动。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0年玉树地震，我国民间公益力量历经洗礼，在实践中摸索成长起来，形成了一套日渐专业的民间救灾系统。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地震发生后，这套系统迅速启动、运转起来。不再是盲目地冲进灾区，而是评估先行，有序救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合作，哪里需要去哪里。     迅速、有效、协作，昭通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一批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启动“民间救灾应急机制”：现场救援、评估灾情、了解需求、发布消息、筹款、调配物资、捐物……民间公益力量与政府力量协同配合，进行着一场全链条、全天候、专业化的民间灾后大救援。     抗震救灾中，作为政府部门的得力助手和行动补充，社会组织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 四类响应级别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到达离彝良县城10多公里的虎丘村，受地理环境影响，帐篷只能密密麻麻地搭建在不多的空地上，有些离山坡还是很近的，一旦发生强降雨还是非常危险的。”9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官方微博上写道。     9月7日，云南昭通地震发生后，接到灾情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立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紧急向云南灾区调拨夹克衫、棉被2000床、帐篷、家庭包等物资，由副会长郭长江带队的救灾工作组亦迅速出发奔赴灾区一线。     灾情信息第一手     面对灾情反应迅速，当然要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的法定职责中就有参与人道救助这一项。“我们红会也是国家减灾委的成员单位，红十字总会平时负责救灾的部门和国家减灾中心、国家气象局、国家地震局平常就有紧密的业务联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李立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每当全球范围内有自然灾害发生时，比如地震，红会负责救灾的赈济救护部和灾害管理处的负责同志的手机都会直接收来自我们国家地震局了解到灾情信息。”另外，国家民政部针对灾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以手机报形式发出，这样国家减灾委的成员单位就会拿到政府救灾行动的第一手资料。     应急预案共四级     在得到灾害消息后，红会的第一动作是了解灾情。了解灾情一般是先通过受灾当地，当地民政和红会都有报灾程序，查灾员、信息员、灾情报告员等会逐步把消息送来。当地红会将从政府部门或者查报员等那里获得第一手消息上报给总会，总会会对灾情进行评估。“评估看灾情达到几级，我们就启动几级应急响应。”李立东说。     针对此次云南地震，红会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事实上，红会针对灾情一直有应急预案，同时红会的应急预案也纳为国务院应急办整体体系中的一部分。据介绍，在应急预案中，一是对红会各个部门发生自然灾害时的分工非常明确，二是发生自然灾害后会有分级为四级的应急响应。“其中，一级响应是特别重大灾害，不仅总会领导会带队考察灾情，还会向国际联合会通告灾情、发出国际呼吁，并且总会会启动24小时值班等措施。”李立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四种级别是根据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受灾人口、毁田面积、紧急转移安置人数、倒塌房屋等指标划分；根据相应的级别，红会会启动国际呼吁、国内呼吁、省内募捐等不同援助措施。而针对灾区的援助物资也是根据应急响应的级别有相对固定的价值标准，在标准范围内，再根据灾区实际情况来确定不同物资的需求比例。     记者了解到，红会根据每一年的自然灾害情况进行分析，都会提前有相应的救灾物资储备，并且根据每年不同的灾情适当调整。     救灾成员有组织     此次云南地震，红会派出了由副会长郭长江带队的救灾工作组。在红会的四级响应机制中，根据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也会有相应的救灾组赶到现场，当然根据灾情的实际情况也会有所调整。“一般情况下，救灾工作组的构成是这样的：由会领导带队，赈灾救济部和灾害管理处至少有一名人员，有时候也会带一名宣传部门的人。近几年香港澳门红会参与的很多，很多时候也带他们去。有时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在北京办事处的代表也会跟我们一起去。”李立东为记者介绍了参与救灾时工作组的组成情况。     救灾过程中，各地红会也会互相帮助。此次，上海市红会从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棉被2000条、单帐篷60顶、生活应急包800个，以最快的速度把救灾物资发往灾区。四川省红会7日下午也派出搜救队赶往彝良。     灾区现场多配合     “除了了解灾情及灾区需求、发放物资、慰问群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当地红会的救灾工作。”李立东告诉记者，这一次救灾组就给当地红会提出了建议：比如建议县红会人手不够可以组织志愿者帮助红会发放物资登记管理等工作、建议昭通市红会组织周边没有受灾的红会增援。“当然，对我们红十字自己的救援队也会随时进行沟通。”     “红会会为蓝天救援队提供后勤保障，比如此次救援中他们缺少帐篷，红会就迅速协调好。”李立东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 多项措施同步 准备工作先行      ■ 本报记者 闫冰     “为保证救灾物资和车辆能尽快抵达灾区、保持道路畅通，昭通通往彝良的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只有救灾车辆能通行。就在我们的车辆登记时，一个眼睛红肿、满脸焦急的学生扒着窗户问我们能否搭车。他是昭通一中的学生，老家在彝良洛泽河镇，家里电话不通，老父亲独自在家。他的同学去他家看过，房子已经倒塌但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他想回家但客运大巴已经取消。我们带上了他，他一路上都在说谢谢，但可以看得出来眼泪一直在他眼眶里打转。途中他接到了电话，好消息是，父亲平安……”     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和同事们的“云南彝良救灾日志”，日志发布在官网首页，记录着他们每天的工作动态、灾情最新进展、物资调配发放情况、资金使用明细等。从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到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再到“9.7”云南彝良地震，每次有特大自然灾害发生，王军都要第一时间冲到最前线。作为几次大灾救援的亲历者，他笑着说，经过几年的历练，扶贫基金会有了一套完善详细的应急机制和工作流程，所以在面对大灾大难时“成熟了，也淡定了”。     评估筹款同步进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介绍：“当时得知消息后，根据受灾情况、当地贫困程度、扶贫基金会现有的资源等，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当晚知道死亡人数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派人过去。”     此次云南彝良发生地震的当晚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召开紧急会议，第二天当时距离灾区最近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赶往现场，进行灾情的快速评估工作、了解当地灾民需求。同时基金会启动灾难应急响应机制，通过自己的网站和媒体发布捐款倡议、开通捐款渠道、开始逐级动员，调配了100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往云南彝良灾区，其中包括10万元在当地采购的物资。     可以说，现场灾情评估、了解需求、消息发布、筹款、调配物资、捐物等一系列事情是在同一天内同步进行的。     王军回忆起当年的汶川地震，他坦率地说：“去的时候，大体有个初步的想法，但是当时具体要做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现场拍板决定，现在想来，那是一次练兵、是摸索中前进。”     4年之后的云南彝良，王军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时候，快速评估、联络当地政府和扶贫机构、向总部发送物资需求等工作，先前的同事一个人就完成了很多。“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灾情评估准则和工具，有了到达灾区后的详细工作流程，每一步都有完全的流程和参照，物资的采购也有现成的标准和合同，所以工作有效率、心里有底。”王军说。     据9月17日扶贫基金会阶段性救援工作报告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6日，扶贫基金会共计收到捐赠款物总价值701.8万元，其中物资捐赠价值225.9万元。     准备工作保障救援及时高效     2003年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成立了紧急救援项目部，但成立之初，部门可以算是一穷二白、缺资少物。     “2002年雪灾发生后，我们筹到物资很兴奋，可是送到老乡手里都过了1个多月了，已经失去了紧急救援的意义。所以那时我们就在思考怎样使准备工作更加完善，那就是工作要提前。”秦伟说。     于是，基金会做了这样几件事。     在民政部的天津物资储备库租用部分地方，常规年份有几千万元的物资储备，包括衣物、毯子和卫生包等易于储备的救灾急需物资。     因为基金会大部分资金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定向筹款、专款专用，所以为突发性自然灾害留有预算但是不会很大，这就体现出储备库的存在价值。此次云南彝良地震后，扶贫基金会就在第一时间从储备库向彝良紧急发送了卫生包。     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包括扶贫系统的联络网、企业个人的捐赠网络、各地的信息采集网络等。“我们第一时间到了之后，能找到自己的依托点，就是当地的扶贫系统，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能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把需求消息发送出去。这也是整个扶贫系统的优势和完善。”王军如是说。     “把应急培训、网络建设、物资储备还有很多渠道的东西都提前做好，所以发生重大灾难时候我们才能快速高效的工作。大家知道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后，有了灾情也自然就有人来找到我们。”秦伟介绍。     灾后重建是工作重点     “紧急救援阶段组织和志愿者涌入的比较多，但是后续工作时候又会潮水一般的退去。”王军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汶川一直坚持到了2010年的年底才撤去，那时候基本已经没有公益组织还留在那里了，而在青海玉树地区，援建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在云南彝良地区，工作人员在进行深入的评估和调研。     王军介绍，在紧急救援阶段，政府、武警官兵和专业的救援队伍要进行72小时生命救援黄金时间的紧急搜索，这时候，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要进行了解灾民需求、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亮点，很大一部分在于灾后重建，通过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帮助灾民进行以后的生活。”     “我们有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团队，骨干力量从汶川地震到现在基本是没有变的，经过这三年的历练，基金会成熟沉淀了许多，有了相对完整细致的流程、有了自己的套路。”王军如是说。     经过几次重大灾难，令王军感触颇深的，不论是政府、公益组织、志愿者还是受灾民众，灾后反应都更加镇定、更加成熟。在云南，他看见的是搭建整齐的帐篷，紧张有序的工作现场，有学生现场发放自制的救灾手册，志愿者手牵着手拉出人行道指示方向，受灾民众也在进行生产自救。王军感慨，“这不仅仅是基金会的成长，整个社会面对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都在成熟和理性。”   友成基金会 搭建震后资源协调平台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包括急需的食品、药品、卫生防疫用品等，昨天又接到通知说需要钢丝床，这些物资都正在成都采买中，将分批发放。”9月16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救灾项目负责人乔栋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除了云南当地的合作伙伴，友成基金会在北京的合作伙伴“NGO备灾中心”以及友成志愿者驿站的成员也已经深入到了彝良灾区，列出了物资采购清单。     四级响应     友成基金会在接到灾情的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响应，支持其在云南的NGO合作伙伴进入灾区展开紧急救援行动。乔栋告诉记者，由于合作伙伴距离灾区较近，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深入灾区进行灾情评估和需求调研。“之后，基金会再根据前方反馈的信息，带着救援物资派工作组前往灾区。”     针对合作伙伴，友成基金会则会为其提供运输物资的运费以及出差人员的差旅费，调研所需的各种费用，以保证其在灾区的调研能够正常顺利进行。     在友成基金会，应对民间灾害，有一套成熟完善的响应机制。在这套响应机制里，根据灾害的死亡人数、转移人数、损毁建筑数量（以上指数均为一次灾害受灾程度），将响应级别定为4个等级，一级为最严重，四级为最弱。任何一级的灾害，都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收集灾情并提交救灾方案、协调当地资源进行紧急救灾。     四级灾害原则上不参与灾后重建。一级灾害则除了上述应对外，还需向合作机构通报救灾情况，发布灾害救灾专题简报（网页）并进行媒体通报，协调政府、企业、公众资源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活动，灾后重建完成后进行灾害评估。     资源协调     此次云南地震虽然不是一级灾害，友成基金会还是第一时间向国务院扶贫领导开发小组办公室汇报了灾区第一手灾情资料和目前在灾区开展的工作，试图通过国务院扶贫办与当地扶贫办取得联系，沟通政府与民间组织救灾的最新进展和需求。     近日，“北京市紧急救援队”与友成基金会取得了联系，“北京市紧急救援队”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已经为云南灾区募集到了一定份额物资和捐款，但却苦于没有进入灾区的途径。“找到友成基金会，就是想通过友成搭建的平台实现它进入灾区的落地途径，完成救灾事宜。”乔栋说，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合作细节。     “搭建资源协调平台、整合跨界资源是友成基金会的救灾手段”，乔栋表示，友成基金会正在努力搭建这样一个政府和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的资源协调平台，让救灾人员和物资都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乔栋告诉记者，早在汶川地震时，友成已经开始了成型的资源协调平台的搭建。“当时，友成每天晚上都组织在灾区的各个NGO、政府代表，聚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地方哪个村子需要什么，然后谁家有什么，在一个地图上，把这些因素都标清，再统一分配第二天的工作。”     发挥优势     “尤其是在大的灾害来临时，大量民间组织进入灾区，政府有许多工作需要统筹，这时，友成基金会就可以发挥执行力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将信息和资源进行统一调配，来实现最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效果。”乔栋说。     除了搭建资源平台外，友成基金会还搭建“人的平台”，即落地灾区的志愿者服务机构——友成志愿者驿站。志愿者驿站为专职志愿者提供办公和住宿条件，提供志愿服务津贴、意外伤害保险，更为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岗位和项目。     乔栋说，目前，建立在贫困地区、由专职志愿者和流动志愿者自我管理和运行的友成志愿者驿站，已成成为志愿者的生活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除了为志愿者在当地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外，还形成了一张公益渠道网络，将公益项目、信息、各方资金等有效传递。     据统计，自2008年下半年启动至2011年，友成基金会在全国9个省市建立了15家志愿者驿站。这个志愿者服务平台不但受到志愿者欢迎，还在协调志愿者行动、提高效率、资源对接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也因此得到了其它基金会的支持和认可。此次云南地震，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友成志愿者驿站人民币20万元，用于紧急物资采购。 来源：公益时报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209/146362.aspx

惠州黄家四兄弟姐妹都是“瓷娃娃”，在这张两年前的旧照片中，坐轮椅者为老三黄冬娇，她骨折次数最多，但仍坚持上学。受访者供图 　“顺其自然”是“瓷娃娃”刘志勇（右）的人生座右铭。梁文悦 摄     一次摔跤， 　　一个咳嗽， 　　一个翻身， 　　他们的骨头 　　都可能断裂, 　　他们比玻璃 　　还要脆弱， 　　他们被称为 　　“瓷娃娃”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他们比玻璃还脆弱。 　　一次摔跤，一个咳嗽，甚至一个翻身，他们的骨头都有可能因无法承受压力而断裂，他们被称为“瓷娃娃”。 　　对于这个群体，广东的医疗体系至今都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病例统计。究竟有多少病患迟迟找不出病因、无药可医或是医治不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目前，我国尚未将罕见病治疗方案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而大部分罕见病的治疗药物也因价格高、用量少而没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因此“瓷娃娃”们巨额的治疗、药物费用只能由患者自己全部承担。 　　随着2012年大病医保新政的出台，罕见病急需特效药将逐步纳入医保目录，“瓷娃娃”们的治疗费用有望得到减免。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多次走访广州、深圳、惠州等地，接触到部分“瓷娃娃”的案例，走进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故事。脆弱的人在谈起病魔带来的伤痛，大多是轻描淡写，而对于明天生活则充满期待。 　　脆弱的“瓷娃娃”们，有着坚强的梦想。 　　活着 　　几乎每隔几天就骨折一次，长期离不开绷带和夹板，“保护骨头”几乎成了“瓷娃娃”们活着的唯一目标 　　与记者见面时，家住深圳龙岗的何志强刚剪了一个平头，显得很有精神。他黑色短裤下露出的小腿，上面有两道明显的疤痕，从膝盖一直延伸到小腿末端。 　　这是何志强在18岁那年做了大手术之后留下的。当时医生为了使他那已经弯曲变形的骨头变直，切开他的两边小腿，安进钢针辅助小腿固定并矫直。 　　今年41岁的何志强，身高只有90厘米。他有着成人一般的脑袋和容貌，身体却如小孩般细小，而且手臂关节、肩胸骨以及脚踝都严重变形。见到他时，他笑说自己“最近胖了”，但他的体重从未超过40斤。 　　出生3个月，何志强被确诊为成骨不全症。9岁那年，和小朋友玩耍，何志强摔倒在地，断了两根骨头。他深受打击，尽管这个事实已经陪伴了他九年。 　　曾经，妈妈用布条把何志强绑在自己背上，结果折断了他的骨头。13岁那年冬天，何志强和奶奶一起盖大棉被，结果翻个身又折断了3根骨头。 　　在生命的前20多个年头里，他几乎每九天就骨折一次，甚至打个喷嚏肋骨都会断，长期离不开绷带和夹板。到了23岁左右，何志强才进入青春期，这时他的骨头才逐渐变硬，身体状况渐趋稳定。 　　父母对何志强一直不离不弃。只要听到哪里有好的民间医生，他们便会马上带儿子去。父母的爱，何志强都看在眼里，也逐渐明白：自己安好无恙，对父母是一种宽慰，也是回报。于是“保护骨头”几乎成了何志强活着的唯一目标。 　　“骨折习惯了，我自己都会包扎。”何志强很是得意。常年骨折让他熟识了各种情形的骨折，是软组织创伤、骨裂还是折断，他都能马上感知。 　　相比何志强，广州的刘志勇病情较轻，但平均一年两次骨折的频率，依旧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大概6岁的时候，我都有自杀的念头了。”刘志勇回忆起当年，痛苦的感觉依旧清晰。 　　刘志勇是2岁半的时候才发现患了脆骨症的。4月龄时，妈妈帮他洗澡，曾发现他的手臂像面包一样肿，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刘志勇没有哭，也没多大反应。 　　在发现得病之前，这是个平静祥和的家庭。据龚妈妈回忆，刘志勇半岁时，人家逗他，让他吹口哨，他就真的吹出来了。到了刘志勇1岁多，过年时亲戚们互相走访，听到别人拜年，他也有模有样地学话：“恭喜你发财！”当时家人都很惊讶。 　　“2岁时，他就懂得跟我说：妈妈，你不用给我买吃的，买多些笔和本子给我写字。”说起这些，龚妈妈如数家珍。 　　惠州惠东的黄冬娇，一个已成年的“小女孩”。自1991年出生至今，她已有21岁；但她还是“小女孩”的模样，就像一个初中生，事实上，她的确还在读初中。 　　冬娇在家排行老二，在她之前有一个大一岁的姐姐。冬娇出生后，父母有了生第三胎抱个男孩的想法。然而弟弟的出生，并没有让家人高兴很久。父母发现，老三一直很虚弱，感冒、发烧成了家常便饭。不久，老四紧接着来到了世上。 　　最小弟弟的出生，父母本以为可以轻舒一口气了。不料，不久后大姐的一次骨折，以及随之而来弟妹们陆续的骨折，打破了这个家庭美好的幻想。 　　冬娇是4个孩子中骨折次数最多的，身上共有18处骨折。据母亲回忆，第一次骨折是在她3岁时。当时只是让土医生接接骨、敷点草药就完事了。夏天天热，伤口发炎，和着草药，蛆虫不时从伤口处爬出。 　　求学 　　到了上学的年龄，瓷娃娃们普遍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中的大多数丧失了学习的机会，逐渐与社会脱离 　　到了上学的年龄，刘志勇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校方担心刘志勇在学校受伤责任过大，要求刘志勇只能留在家里自学，学费照交。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都是这么自学过来的。”龚妈妈指着家里的一台影碟机称，刘志勇没法去学校上课，她自己没文化，就只能买来教学相关的光盘辅助刘志勇自学。偶尔也会有老师或同学上门辅导。考试的时候就到学校领试卷，带回家让刘志勇做完了再交还老师。 　　慢慢地越往上读，自学的难度越来越大。龚妈妈多次向学校反映，终于到五年级时，刘志勇如愿进入了校园。由于行动不便，龚妈妈当起了全陪。 　　学校的生活并不都是愉快的。“我一转身不注意，有些小孩就会拿粉笔丢阿勇。”回忆起这些细节，龚妈妈有些心酸。 　　倒是刘志勇看得开，“那些过去的我也记不得了，不要太在意就好。” 　　刘志勇现在已经进入广州涉外经济技术学院读书，学校老师都很关心他，同学也经常帮他，这让他很感激。 　　冬娇只比刘志勇小1岁，直到2001年，她才终于上学。一直以来，亲戚们都说，等长大一些骨头变硬了才适合上学。 　　“我不想一直待在家里，我想去学校。”尽管身体很“脆弱”，冬娇还是更愿意走出去。好在父亲也支持，“怎样都要上学的啊，不然真成废人了。” 　　学校里，有她最喜欢的语文课，也能和好朋友聊天说笑话。但是学校生活也会带给她不开心。 　　她说，别的小孩会嘲笑她是“玻璃骨”；或是一见着她就躲远了；甚至有些男生会拿小石头丢她。 　　冬娇说，她努力地不理会、不生气。“这个病也不是我选择的。”但是她还是没法不在意同学们鄙夷的眼神，心酸、难受一直伴随着她。 　　在学校，老师对她挺好，但是最让她内心难受的一次经历也是老师给的。 　　一次语文课上，老师教到了“炽痛”这个词，对冬娇说：“你应该最了解这种感觉，说说是怎样的？”冬娇一时语塞。 　　冬娇的求学路也是坎坷连连。2003年，冬娇在无围栏的楼梯上踩空跌断了小腿，休学两年。 　　2006年，刚回学校不久的她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摔伤：大腿骨折，肩关节脱臼，再次休学两年。 　　何志强跟刘志勇和冬娇不一样，除了外出看病的时间，他就没再出过门了。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任何朋友，甚至连字都不识一个。 　　父母都去工作，只剩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睡一整天的觉。要么就玩弄些小东西，比如一个乒乓球、一群小蚂蚁，或是一本小人书。只要找到了一个目标，他就能玩上好多天，甚至好多年。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31年，直至2003年他拨通了深圳义工服务队的电话。这时的他身体状况趋于稳定，骨头里的钙质上升到了80%左右，已经很少骨折了。 　　他渴望交到朋友。 　　很快，便有来自深圳罗湖的义工前来看望他，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与外人接触。阿辉、阿兰、阿娟……说起这些义工的名字，何志强至今还牢记在心。他还记得有人陪他下棋，陪他聊天，教他识字。 　　义工们每周至少花4天的时间教何志强识字，看到他们那么辛勤地付出，何志强第一次有了动力去学习，甚至有一天他读了17小时的报纸，后来他还读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 　　终于到了何志强走出去的时候。当别人向他投来诧异、害怕甚至嘲笑的眼光时，他说他并不在意，反而觉得是自己长得不够靓，吓到别人。 　　他甚至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理解是相对的，需要时间，了解过后没有隔阂，才不会害怕。” 　　治病 　　骨折，他们能够尽量避免；身体变形，他们却无计可施；看病贵，成了压垮“瓷娃娃”所在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0年的一件事，让黄冬娇整个家庭至今无法忘怀。 　　家里已经穷得不行了，4个孩子没一个是健康的。孩子们经常骨折受伤带给这个家庭的不只是伤痛，更是负债累累。眼看家里这般光景，冬娇的父亲心一横，买来了老鼠药。“想不了那么多了。”说这话时，父亲眼里有了泪光。 　　一包老鼠药下肚，恰巧冬娇的母亲进房来。她很快唤来了亲戚和邻居，“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带这些孩子啊？”妻子近乎哀求的话，让他幡然醒悟：他走了，儿女也活不长了。 　　经过抢救洗胃，冬娇的父亲度过了危险。未曾想到，这事却对冬娇的爷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1年某天，原本和冬娇一家住在一起的爷爷，突然说要回平山镇老家一趟。不久，家里就接到了姑妈打来的电话，称爷爷在老家的房子里吃老鼠药自杀了。冬娇的父亲立马赶到老家，发现爷爷吃下了9包老鼠药，最终不治逝世。 　　“父亲看家里这种情况太惨了，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屋子的人一下子都沉默了，冬娇的父亲双手撑着大腿，裤腿上一片泪迹。 　　冬娇的右臂仅能弯曲成90度，连头部都碰不到，这已经是她较好的状态了。2006年，在她前往省城大医院做矫形手术之前，她的双手是往外翻转的，腿部也有多处不同程度地弯曲着。就是这一年，在获得热心人士的善款之后，她终于有机会去改变自己“异样”的身体。 　　手术是成功的，至少让冬娇看起来似乎拥有了正常人的骨架。但是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能稳定地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她的骨头还在不断地变形。她也听说天津有种针，打了可以增强骨密度，但是别说是打针，就是到天津的路途费，对这个家都是奢望。 　　冬娇比她的姐弟幸运。大姐的髋骨已经坏死。2008年，大姐也去广州看病，诊断结果表明需要进行脊柱矫形和双髋关节植换，需要20万元。“本想治好一个是一个，现在连一个都治不了。”父亲的眼里瞬间变暗淡了。骨折他们能够尽量避免，但是身体变形，他们却无计可施。看病贵，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悲剧总是相同的。 　　刘志勇的父亲只是一家小工厂的管理人员，母亲没有工作。要治病，他们承受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基本上能借钱的人都借过了。” 　　祸不单行，刘志勇3岁时，父亲突发脑血管破裂，撒手人寰，所有的负担一下子落到了龚妈妈肩上。“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死。但我死了，儿子怎么办？”伤痛过后，龚妈妈开始四处打零工。“我的孩子我肯定要医他。”按照医嘱，刘志勇长期吃的有两种药。一种是骨折过后要加快恢复的伤科接骨片；另一种则是平时增强骨骼硬度的钙尔奇D。 　　刘志勇曾因骨折住院30多次，每次起码住上一个月，费用动辄上千元。龚妈妈说丈夫去世后，家里没有任何储蓄，省吃俭用，还经常要靠自己的母亲和弟妹的接济。刘志勇在长身体的时候，龚妈妈有时也会咬牙买点猪肉、鱼。 　　现在刘志勇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母子俩也已度过最难的关头。他们每月还能获得政府的几百块低保，社会上好心人的捐赠也让他们偿还了部分欠债。 　　相比之下，何志强要幸运得多。 　　何志强是深圳户口，现在有了残疾证，看病的费用基本都可报销，每月还可领到1700元的低保。他拒绝过别人的捐款，他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生活。他在多次求医中显得无助。“8岁动了那场手术之后，我对现有的医治方法不抱任何希望了。”手术过后的一段时间，何志强还频频骨折。现在何志强身体状况已趋稳定，也过了医治的最佳时期，他不再看病了。 　　未来 　　何志强的NGO团队联系上了冬娇一家，他们希望能把“瓷娃娃”的帮扶组织在广东推广，找到对接治疗机构 　　新的学期开学，冬娇升读初三，姐姐和三弟都辍学了，内向的性格让他们承受不了别人的嘲讽。而且，身体已经变形得相当严重。 　　冬娇还在坚持着。未来对于她还是遥远的事情，她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上学、工作、正常生活。 　　新学期开学，刘志勇即将成为大学毕业生。毕业生往往充满着对未来的担忧、焦虑，也会有所计划，这些情况在刘志勇身上却都没出现。 　　刘志勇学的是会计，在刚过去的学期里，他报名参加了会计师从业资格考试，结果名落孙山。 　　上大学以来，学校给了他很多优惠。除了免去他三年的学费，为母子两人空出一间宿舍，还特别为龚妈妈安排了校内保洁的岗位，每月领取固定工资，也方便照顾刘志勇。这样的生活，他们很满足。 　　刘志勇希望毕业后能够留在学校工作。据说，学校有专门为部分学生设置的岗位，其中就包括一些做会计工作的，一个月工资大概一千多块。 　　刘志勇一点都不勉强自己。“不用想太多”、“顺其自然”成了他的人生座右铭。甚至他还觉得，“人生要随便一点，对任何事情都别太在意，太专注可能不太好”。或许站在他的角度才更能理解，哪怕是最简单的跑跳，他都无法随心所欲。那是一种无奈，久而久之便成了漠然。 　　现在的何志强在公益服务方面风生水起。2003年，义工们不仅教给他知识，更是给了他义工服务理念上的巨大启发。 　　2004年，何志强在刚搬入的新家小区里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多，一些老人会面临各种生活上的不便。这让他第一次有了创建义工站的想法。 　　他的想法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在他的坚持和筹备下，5个月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义务工作者联合会水山缘站挂牌成立。 　　对于自己的团队，何志强信心满满。他们一路坚持下来，从孤儿院到敬老院，从物品捐赠到精神开导，都是他们服务的范围，至今仍在进行着。 　　在从事义工服务过程中，何志强也在不断地学习总结，他曾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也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工作。去年，他建立了NGO纯公益协调服务中心，踏上从事公益活动的专业化道路。 　　最近，何志强的NGO团队正在筹划开展“瓷娃娃”的项目，希望能够把针对“瓷娃娃”病患的帮扶组织在广东推广。他们联系上了冬娇一家，还走访深圳多家医院，希望引起院方的重视，形成对接治疗机构。“先争取有对接机构‘医得了’，再考虑患者如何‘医得起’。”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陷入了沉思。 　　●南方日报记者 梁文悦 　　实习生 周欢欢 　　广州、深圳、惠州报道 来源：南方日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09/18/c_123729072.htm

    中新网北京9月14日电 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14日正式在京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以“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年会14日在北京开幕。会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     该书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特征：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而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     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蓝皮书还指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     蓝皮书表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首位工作；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最根本的是消除流动人口融入城镇与特殊人群融入社会的制度障碍，体现社会公平。     蓝皮书认为，未来，网络将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中产阶层崛起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坚实基础，因为缺失中产阶层就意味着缺失稳定执政的基础；打破垄断，解决分配不公，缩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是中国社会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     会上，还发布了“2011-2012年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件大事”和“2011-2012年度中国十大最美公民”。前者包括郭美美事件，乌坎事件，什邡、启东事件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老总”周江疆以及在“7.21”雨灾救人的农民工群体等则当选“最美公民”。 来源：中新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16/17650252_0.shtml

    云南昭通彝良抗震救灾指挥部15日晚发布消息称，抗震救灾工作将在绝不放松应急抢险和防止次生灾害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过渡安置为主和抓好恢复重建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来。其中，倒房户恢复重建计划将在明年6月份之前完成。     据15日召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新闻发布会消息，目前，市县两级已经成立了恢复重建指挥部，统筹指挥恢复重建工作。抗震救灾工作需要全力保证通路、通水、通电、通信“四通”，为恢复重建打牢基础。同时认真做好受灾群众的过渡安置工作，把建设板房教室作为学校复课的工作重点，受灾群众过渡安置时间约为4个月。     据悉，恢复重建的前期工作将首先来做房屋受损、房屋倒塌的恢复重建，并制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的规划，规划将优先考虑民房建设，再考虑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最后考虑行政机关建设。     截至14日18时，灾区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1万人，受灾群众基本实现了“有衣穿、有饭吃、有住处、有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其中已设立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78处，搭建帐篷6748顶，集中安置受灾群众4.35万人；通过搭建帐篷和简易帐篷以及投亲靠友等方式分散安置15.75万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16/17650031_0.shtml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云南彝良地震灾区在今天(13日)5点15分发生3.1级地震。     今天早上发生的3.1级的地震，震感还是比较强烈的。记者刚刚准备躺下睡觉，突然就觉得床摇晃很强烈，有头晕的感觉。在当地县政府广场门口的安置点，受灾群众基本上都起来了，围着电视看有没有关于这次地震的最新情况。目前安置点情况还比较好，没有房屋或者别的设施因为这次地震受损害。但是在之前经历了一次地震，还有一次洪涝灾害之后，彝良附近的几条道路地质灾害点比较多，会不会因为这次地震诱发新的次生灾害，值得关注。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13/17580868_0.shtml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２日电（记者吕诺）每年，我国１６００万新生儿中大约有９０万带有出生缺陷。出生缺陷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影响家庭幸福，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记者在滇黔交界的威宁地震灾区采访，各类救援人员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第一时间”。正是这个“第一时间”，让受灾群众感到温暖，对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充满信心。

    “空巢焦虑”将越来越多     剩爸剩妈要学会“走出来”     据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年空巢家庭有急剧扩大的趋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40多岁就进入空巢家庭生活，考虑到平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的因素，他们可能将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30年，甚至更长。有研究预测，“空巢家庭”将越来越多。未来10年，“空巢家庭”将成为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甚至可达到90%。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易斯得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咨询师吴明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该中心每年八九月份，就会接待一些留守家长的咨询。     她分析说，“中年空巢”主要是一种心理空巢，也可以定义为“空巢综合征”。引发“空巢综合征”的原因主要是孩子在家时，以孩子为中心，而且生活比较程序化。孩子一走，程序被打乱了，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模式。     “对于刚刚进入空巢家庭的父母而言，有空巢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 但是也应该也引重视。严重的空巢焦虑甚至会引发家庭危机。”吴明莉提醒说。     据来自民政部门的数据表明，40—50岁阶段的夫妻已成为离婚的一个主流人群，大约占到离婚总量的近一半，其中不少是空巢家庭。     “以前，孩子在家时，孩子是夫妻关注的中心，也是夫妻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孩子的存在，夫妻之间一些矛盾可以暂时淡化或隐藏，而孩子不在身边了，这些矛盾就重新暴露出来了。夫妻双方没有调整好关系，而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对此，吴明莉支招说，作为丈夫要意识到空巢妻子的心理变化，读懂她们的失落与恐慌，应多多地陪伴妻子，夫妻二人可以一起去运动，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以此来舒缓妻子的负面情绪，在运动中，也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同龄人，形成社交圈，让妻子的感情有新的投入点。     吴明莉认为，对空巢妈妈自身而言，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走出来”。     “妈妈们要意识到，孩子并不是自己生活的全部，陪伴自己一生是丈夫而不是孩子。 空巢期也是夫妻感情再升华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以前都是为了孩子在生活，现在是可以找回‘失去’的自我，好好重筑二人世界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10/1748480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