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12月7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 《行动方案》提出，从2021年起用3年时间，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通过实施一批项目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健全制度。 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包括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四大计划。 其中多处涉及社会工作，例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运营服务平台与孵化机构。 注重发现培养农村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加强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力争到2023年，全国普遍开展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累计达到245万人次。 引导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依托社区社会组织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为兜底保障、社区服务提供支持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 《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明确培育发展导向，制定培育发展规划，完善培育发展机制，落实培育发展资金。到2023年，社区社会组织在结构布局上得到进一步优化，服务各类特殊群体能力进一步增强。 1.制定专项规划。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结合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制定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规划，部署、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项目;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和重点扶持对象，加大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力度，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地域分布、服务对象、业务领域等方面的覆盖面和志愿服务参与度;细化培育扶持、发展质量、内部治理、服务开展等方面工作目标，落实相关部门、街道(乡镇)、村(居)民委员会工作责任，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2.建设支持平台。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安家”工程，依托街道(乡镇)、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等，为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场地支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平台建设，发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明确相关支持平台和孵化机构工作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强化工作力量，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党建引领、培育孵化、资金代管、人员培训等综合服务和指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运营服务平台与孵化机构。 3.加强政策扶持。推动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社会支持等多种渠道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支持各地加大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的力度。鼓励街道(乡镇)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提供资源支持、项目对接等服务，鼓励城乡社区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为当地优秀人才领办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支持。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形式设立工作基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4.补齐工作短板。要结合本地农村实际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求，加大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力度，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倾斜。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指导功能，动员引导村民根据生产生活需求、本地风俗、个人兴趣爱好等成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农村志愿服务组织，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加强农村社区文体团队建设，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注重发现培养农村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加强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区域实际，选取一批基础较好的农村社区开展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试点，总结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计划 《行动方案》提出，加强工作指导和统筹协调，从工作力量、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和工作资源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能力。到2023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相关领域管理、提供专业化社区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成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有效载体。 1.培养一批骨干人才。各地民政部门要统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制定培训计划，培养社会组织工作的骨干队伍。要通过举办示范培训、网上课堂、新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面向街道(乡镇)民政助理、城乡社区工作者、儿童主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广泛开展各类能力培训，将社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培育发展、能力建设、日常运作等纳入培训内容。鼓励社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社会工作知识培训和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有条件的地方视情况对参加考试人员给予考试教材、考前培训、考试费用等帮扶激励。力争到2023年，全国普遍开展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累计达到245万人次。 2.对接一批活动项目。在推进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联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组织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洽谈会、公益创投大赛等社区公益服务供需对接活动，通过服务项目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引导。要进一步强化项目意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需求调研、项目设计、项目运作水平。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品牌建设，引导优秀社区社会组织完善发展规划、加强项目宣传，提高品牌辨识度和社会知名度。 3.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会同相关部门推动管理、服务资源下沉，指导街道(乡镇)和城乡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落实责任，通过加强社区宣传、建立联络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应急演练等方式，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协同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的水平;通过加强对群防群治活动的组织、指导和保障，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的能力;通过购买服务、委托项目等方式，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健康、养老、育幼等社区服务的能力;通过提供活动场地等措施，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等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阵地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城乡社区通过设置社会工作岗位等方式，配备专人联系、指导和服务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 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计划 《行动方案》提出，加强组织动员，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到2023年，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生活、享受社区服务更加广泛，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感知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成为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1.“邻里守望”系列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导下，以“邻里守望”等为主题，开展有特色、有实效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综合包户、结对帮扶等多种方式，重点为社区内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空巢老人、农村留守人员、困境儿童、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等困难群体提供亲情陪伴、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各类关爱服务，构建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引导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依托社区社会组织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为兜底保障、社区服务提供支持力量。 2.“共建共治共享”系列社区协商活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协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带动居民有序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依法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倡导“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通过小区自管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形式，发动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围绕公共服务、矛盾调解、建设发展等社区重要事务，定期组织开展议事协商、乡贤参事等活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汇聚民智、收集民意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委托开展居民调查等方式，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发挥收集、反映居民诉求作用，拓展居民群众利益表达渠道。 3.“共创平安”系列社区治理活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矛盾化解、纠纷调解、心理服务等工作。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建设，协助做好社区矫正、社区戒毒、重点人员帮扶、社区康复，有序参与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工作。针对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物业管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等社区突出问题，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参与治安巡逻、商圈整治、垃圾分类、就业对接等活动。 4.“文化铸魂”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平台，推进社区文明创建。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歌咏、读书、书法、朗诵、科普知识等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弘扬时代新风。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开展文化演出、非遗展示、民俗展演、文旅宣传、体育竞赛等活动，推动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文化、村镇文化、节日文化、广场文化。发挥农村红白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在改革婚丧礼仪等方面的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引导作用和约束力，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喜事简办。 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计划 《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落实社区社会组织各项管理制度，在党的领导、活动指导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细化工作规程，形成一套制度安排。到2023年，形成比较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工作机制，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指导和服务更加有效，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1.落实党建责任。指导街道(乡镇)党(工)委和城乡社区党组织落实党建责任，围绕加强党对社区社会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城乡社区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定期联系、组织协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共驻共建等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目标、细化工作任务。 2.完善分类管理。落实分类登记管理要求，符合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要依法登记;对规模较大但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规模较小、组织松散的社区社会组织，由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委员会对其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对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各省级民政部门要研究制定管理工作规程，细化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指导街道(乡镇)、城乡社区落实相关要求。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开展节庆活动、文化演出、体育竞赛、人员集会等重大活动报告制度。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向村(社区)“两委”报告工作，由村(社区)“两委”和居民群众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进行评估评议制度，评估评议结果作为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相关工作的重要参考。 3.规范内部治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简易章程，以章程为核心加强宗旨建设，规范内部治理、资金使用和活动开展。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决策公开和透明运作，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公信力。加强街道(乡镇)层面社会组织联合会建设，倡导社区社会组织遵纪守法、遵章守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自律管理。（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王勇）

民办发〔2020〕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现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民政部办公厅  2020年12月7日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深化《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实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现就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落实中央关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要求，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2021年起用3年时间，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通过实施一批项目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健全制度，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更好发挥作用。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的整体布局，确保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服从服务大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和多方主体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做到需求由群众提出、活动有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更好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积极推进共建共治共享。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短板，以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为重点，打造有效工作载体，落实鼓励扶持政策，推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区域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细化实化工作措施，保证资源到位，坚持不懈抓好政策落地。 三、工作任务 （一）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 进一步明确培育发展导向，制定培育发展规划，完善培育发展机制，落实培育发展资金。到2023年，社区社会组织在结构布局上得到进一步优化，服务各类特殊群体能力进一步增强。 1.制定专项规划。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结合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制定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规划，部署、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项目；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和重点扶持对象，加大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力度，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地域分布、服务对象、业务领域等方面的覆盖面和志愿服务参与度；细化培育扶持、发展质量、内部治理、服务开展等方面工作目标，落实相关部门、街道（乡镇）、村（居）民委员会工作责任，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2.建设支持平台。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安家”工程，依托街道（乡镇）、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等，为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场地支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平台建设，发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明确相关支持平台和孵化机构工作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强化工作力量，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党建引领、培育孵化、资金代管、人员培训等综合服务和指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运营服务平台与孵化机构。 3.加强政策扶持。推动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社会支持等多种渠道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支持各地加大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的力度。鼓励街道（乡镇）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提供资源支持、项目对接等服务，鼓励城乡社区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为当地优秀人才领办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支持。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形式设立工作基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4.补齐工作短板。要结合本地农村实际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求，加大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力度，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倾斜。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指导功能，动员引导村民根据生产生活需求、本地风俗、个人兴趣爱好等成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农村志愿服务组织，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加强农村社区文体团队建设，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注重发现培养农村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加强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区域实际，选取一批基础较好的农村社区开展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试点，总结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二）实施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计划。 加强工作指导和统筹协调，从工作力量、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和工作资源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能力。到2023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相关领域管理、提供专业化社区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成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有效载体。 1.培养一批骨干人才。各地民政部门要统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制定培训计划，培养社会组织工作的骨干队伍。要通过举办示范培训、网上课堂、新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面向街道（乡镇）民政助理、城乡社区工作者、儿童主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广泛开展各类能力培训，将社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培育发展、能力建设、日常运作等纳入培训内容。鼓励社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社会工作知识培训和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有条件的地方视情况对参加考试人员给予考试教材、考前培训、考试费用等帮扶激励。力争到2023年，全国普遍开展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累计达到245万人次。 2.对接一批活动项目。在推进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联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组织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洽谈会、公益创投大赛等社区公益服务供需对接活动，通过服务项目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引导。要进一步强化项目意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需求调研、项目设计、项目运作水平。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品牌建设，引导优秀社区社会组织完善发展规划、加强项目宣传，提高品牌辨识度和社会知名度。 3.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会同相关部门推动管理、服务资源下沉，指导街道（乡镇）和城乡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落实责任，通过加强社区宣传、建立联络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应急演练等方式，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协同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的水平；通过加强对群防群治活动的组织、指导和保障，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的能力；通过购买服务、委托项目等方式，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健康、养老、育幼等社区服务的能力；通过提供活动场地等措施，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等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阵地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城乡社区通过设置社会工作岗位等方式，配备专人联系、指导和服务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 （三）实施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计划。 加强组织动员，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到2023年，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生活、享受社区服务更加广泛，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感知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成为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1.“邻里守望”系列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导下，以“邻里守望”等为主题，开展有特色、有实效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综合包户、结对帮扶等多种方式，重点为社区内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空巢老人、农村留守人员、困境儿童、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等困难群体提供亲情陪伴、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各类关爱服务，构建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引导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依托社区社会组织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为兜底保障、社区服务提供支持力量。 2.“共建共治共享”系列社区协商活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协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带动居民有序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依法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倡导“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通过小区自管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形式，发动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围绕公共服务、矛盾调解、建设发展等社区重要事务，定期组织开展议事协商、乡贤参事等活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汇聚民智、收集民意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委托开展居民调查等方式，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发挥收集、反映居民诉求作用，拓展居民群众利益表达渠道。 3.“共创平安”系列社区治理活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矛盾化解、纠纷调解、心理服务等工作。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建设，协助做好社区矫正、社区戒毒、重点人员帮扶、社区康复，有序参与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工作。针对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物业管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等社区突出问题，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参与治安巡逻、商圈整治、垃圾分类、就业对接等活动。 4.“文化铸魂”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平台，推进社区文明创建。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歌咏、读书、书法、朗诵、科普知识等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弘扬时代新风。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开展文化演出、非遗展示、民俗展演、文旅宣传、体育竞赛等活动，推动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文化、村镇文化、节日文化、广场文化。发挥农村红白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在改革婚丧礼仪等方面的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引导作用和约束力，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喜事简办。 （四）实施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计划。 进一步落实社区社会组织各项管理制度，在党的领导、活动指导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细化工作规程，形成一套制度安排。到2023年，形成比较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工作机制，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指导和服务更加有效，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1.落实党建责任。指导街道（乡镇）党（工）委和城乡社区党组织落实党建责任，围绕加强党对社区社会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城乡社区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定期联系、组织协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共驻共建等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目标、细化工作任务。 2.完善分类管理。落实分类登记管理要求，符合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要依法登记；对规模较大但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规模较小、组织松散的社区社会组织，由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委员会对其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对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各省级民政部门要研究制定管理工作规程，细化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指导街道（乡镇）、城乡社区落实相关要求。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开展节庆活动、文化演出、体育竞赛、人员集会等重大活动报告制度。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向村（社区）“两委”报告工作，由村（社区）“两委”和居民群众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进行评估评议制度，评估评议结果作为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相关工作的重要参考。 3.规范内部治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简易章程，以章程为核心加强宗旨建设，规范内部治理、资金使用和活动开展。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决策公开和透明运作，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公信力。加强街道（乡镇）层面社会组织联合会建设，倡导社区社会组织遵纪守法、遵章守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自律管理。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分别抓好相关指导工作。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性，积极争取支持，强化部门协同，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和落实好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细化工作措施，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和多方主体参与，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二）加强指导支持。民政部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要求的重点任务，纳入民政工作综合评估、民政事业统计，推动纳入相关部门平安建设考核指标，加强工作指导。省级民政部门要落实工作职责，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和基层组织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村（社区）“两委”班子目标责任考核、社区党组织书记年度述职内容，形成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三）加强典型引领。民政部将围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等重点内容，通过网络、报刊等进行系列主题宣传，通过召开会议、网上平台沟通等方式促进工作交流，加强典型引领。各地要注重提炼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通过模式总结、案例分析、理论研究等方式完善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要通过组织各类交流展示活动，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优秀典型、先进事迹的宣传、表扬力度。（来源： 民政部门户网站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城乡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纷纷捐款捐物。其中企业是主要力量之一，大量企业宣布将捐赠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款物。 这些捐赠是否到位了呢?在2020中国公益年会即将到来之际，《公益时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追踪回顾。 恰逢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候选对象进行网络投票，其中包括疫情捐赠企业139个。由于这些候选对象需要提供捐赠票据，并通过层层审核、多部门认证，最终公布的数据无疑具有权威性。 139家企业中，捐赠额在1亿元以上的32家，捐赠额在1000万元至1亿元的80家。分析名单中捐赠1000万元以上的112家企业，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例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共8家，美团、快手、网易、微博、联想在其中，而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企业并不在其中。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现象呢?一起来看看。 被多次审核的捐赠数据 与企业自己对外宣布的捐赠数额不同，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候选对象中的疫情捐赠企业，其捐赠数据是要被层层审核的。 《民政部关于调整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有关安排的通知》明确，补充推荐的捐赠企业奖，主要依据企业为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数额，参考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年限、方式和效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员工参与慈善情况等。重点表彰为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防控捐赠款物较多的企业。 一方面，《通知》要求，参评材料涉及的捐赠金额须与提供的捐赠票据等证明相符。“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和各省级民政部门有权就参评材料向参评者和推荐单位进行核实，参评者和推荐单位应当积极配合。 另一方面，推荐单位要征求纪检监察、统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卫生健康(计生)、应急管理、审计、税务、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的意见。此外还要，在其所在单位、本省(区、市)范围或本部门领域、全国范围内等逐级进行公示。 补充推荐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20日，也就是说这些捐赠最迟是在6月20日之前已经完成的，而不是仅仅承诺的。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中华慈善奖”的补充推荐工作，配备充足的工作力量，全面开展宣传和动员，挖掘先进典型，提高推荐质量，按时报送材料。 从这一角度来看，最终的139家候选企业在疫情捐赠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112家企业捐赠近100亿元 139家企业中，捐赠额1000万元以上的112家。其中捐赠额在1000万元至1亿元的80家，在1亿元以上的32家。 112家企业共计捐赠92.779592亿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51.571938亿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截至5月31日，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 以此计算，仅这112家企业的捐赠资金就占到社会捐赠资金的八分之一以上。 1亿元以上的32家中，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总额为7.4亿元;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捐赠总额为6.353274亿元;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捐赠总额为3.000561亿元。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美团点评)、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10家企业的捐赠额在2亿元以上。 还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的捐赠总额在1亿元以上。 超四成是非现金捐赠 18家企业现金为0 与以往历次灾害等突发事件捐赠不同，此次防疫捐赠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现金捐赠。 112家企业捐赠总额为92.779592亿元，减去现金及有价证券51.571938亿元，可知非现金捐赠达到41.207654亿元，占总捐赠额的44.41%。 其中18家企业的现金及有价证券捐赠为0，但捐赠总额达到14.197218亿元，意味着他们的捐赠全部是物资。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面向全国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捐赠15万件总价值3亿元的羽绒服。 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所属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向湖北省中小学师生免费提供为期四个月的数字教材等数字资源和应用服务，捐赠资源价值2.109亿元。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捐赠2亿元消毒除菌产品，并配送至全国363座城市的200所定点收治医院。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疫区捐赠价值1亿元医疗物资，此外还有向各地捐赠的家电等物资。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了价值1.1亿元的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相关服务及医用防护物资。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了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等价值1.051亿元的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8家互联网相关企业 按照行业分类来看这112家企业，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只有8家。 其中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美团点评)捐赠总额2亿元;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额1.142159亿元;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捐赠总额7744.92万元;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微博)捐赠总额4364万元。他们的捐赠绝大部分是现金。 还有4家分别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5000万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4600.50万元，思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50万元，联想(北京)有限公司2877.58万元。 此外，在补充推荐的疫情慈善项目中，可以看到字节跳动和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设立的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的筹款规模达到4.36亿元。 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出现在候选企业中，其原因有待探究。 乳品企业大量捐赠自有产品 此次疫情捐赠中，乳品企业的表现特别突出，其表现为捐赠总额高，且以自身产品为主。 最典型的是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7.4亿元，其中仅0.32亿元为现金及有价证券，非现金捐赠占比在95%以上。 其申报资料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蒙牛将1400余万箱牛奶送到全国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中，并为抗疫一线提供资金支持、物资转运发放支持，为抗击疫情提供坚强支持。 其他乳品企业的疫情捐赠也大多与与蒙牛类似，例如，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2.595607亿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0.671790亿元。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2亿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1亿元。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1.03731亿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仅600万元。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7206.93万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200万元。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疫情防控期间捐赠总额5219.78万元，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555.2万元。 以物资捐赠为主的不仅是乳品企业，生物医药、食品等企业的捐赠也有同样的特点。（来源：公益时报）

11月27日，《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参与。 这意味着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可以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又增加一项。那么，具体可以做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呢? 一是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意见》提出了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总体目标： 公共卫生设施不断完善，城乡环境面貌全面改善，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广泛普及，卫生城镇覆盖率持续提升，健康城市建设深入推进，健康细胞建设广泛开展，爱祖国、讲卫生、树文明、重健康的浓厚文化氛围普遍形成，爱国卫生运动传统深入全民，从部门到地方、从社会到个人、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整体联动新格局基本建立，社会健康综合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具体来说，要做两大类事情：一是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二是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方面，《意见》列出了五项主要工作： 1、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重点场所、薄弱环节为重点，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补齐公共卫生环境短板。 2、加快垃圾污水治理。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逐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3、全面推进厕所革命。 4、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 5、强化病媒生物防制。健全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加强病媒生物监测，发生传染病疫情时增加监测频率、扩大监测范围，及时掌握病媒生物密度、种属和孳生情况，科学制定防制方案。坚持日常防制和集中防制、专业防制和常规防制相结合，积极开展以环境治理为主、药物防制为辅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有效防控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媒介传染病。强化病媒消杀队伍建设，提升病媒生物防制能力。 二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方面，《意见》提出了四项重点工作： 1、培养文明卫生习惯。 广泛开展健康科普进村镇、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活动，宣传公共卫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及不同季节重点流行疾病防控等卫生健康知识，引导群众践行健康强国理念，推广不随地吐痰、正确规范洗手、室内经常通风、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重咳嗽礼仪、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新冠肺炎疫时好习惯，筑牢传染病防控第一道防线。 树立良好的饮食风尚，深入开展减油、减盐、减糖行动，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餐饮行业积极推广分餐制，倡导聚餐使用公勺公筷。 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小手拉大手”促进全社会形成文明卫生习惯。通过设立文明引导员、开展“随手拍”等方式，形成约束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促进文明卫生习惯长效化。及时借鉴推广有关地方经验，通过出台法规规章强化落实个人公共卫生责任。 2、倡导自主自律健康生活。 充分利用爱国卫生月等各类活动，发挥权威专家作用，加大健康生活方式科普力度，引导群众主动学习掌握健康技能，养成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合理膳食、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有效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针对妇女、儿童青少年、职业人群、老年人等人群及其关注的健康问题，做好精准宣传和健康干预。以多种教育教学形式对学生进行健康干预，科学指导学生有效防控近视、肥胖等。利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手段，开展参与式健康活动，推广使用家庭健康工具包。加快无烟机关、无烟家庭、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无烟环境建设。 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体育健身设施，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 3、践行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积极开展生态道德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切实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大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等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引导群众争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倡导珍惜水、电等资源能源，树立爱粮节粮等意识，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完善城市慢行系统，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大力倡导绿色出行。倡导使用环保用品，推动塑料产品替代和限制使用，加快推进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餐具等的限制禁止工作，解决过度包装问题。 4、促进群众心理健康。 加强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传播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积极的理念和相关知识，引导形成和谐向上的家庭和社会氛围。健全传染病、地震、洪涝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社会心理健康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心理健康促进和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建立健全政府、社会组织、专业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为群众提供方便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支持拓展心理健康宣传疏导等志愿服务。 要强化社会动员 怎样才能推进上述工作呢?《意见》提出，要强化社会动员。加快爱国卫生与基层治理工作融合，推动形成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结合、平战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 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和社区网格化管理，以基层爱国卫生工作人员为主，以家庭医生、计生专干、专业社会工作者、物业服务人员、志愿者等组成的兼职爱国卫生队伍为辅，推动组建居民健康管理互助小组，提高基层公共卫生工作能力水平。 依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推广周末大扫除、卫生清洁日活动及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有效经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参与。（来源：公益时报）

2020年11月22日至27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成功举办。本次年会以“因势聚力，协创未来——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由2场主论坛、20场平行论坛、4场嘉年华活动构成，汇聚近200名国内外跨行业专家、学者和嘉宾，围绕变局时代的社会转型、基金会行业的应对与协作、行业良性生态建设，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探讨基金会在内的公益慈善行业突破发展和协同应变之道。 为期六天的年会，直接吸引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1600多家机构2100多人预约报名，年会开幕和闭幕主论坛在凤凰网公益频道独家直播，浏览量合计超过60万人次。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影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 逆势而上，携手应对变局挑战 11月23日在南京举办的“共渡危机——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的担当、挑战与合创未来”平行论坛上，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院长陈友华发布了“疫情背景下社会组织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这篇报告与开幕主论坛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发布的“中国基金会新冠抗疫调查报告”，较为立体地展现了基金会应对疫情的得与失以及社会组织疫后恢复的危与机。 正如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所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时间并不长，面对巨大挑战，更需要我们行业内共同坐下来商量。爱德基金会愿意承担更多行业责任，与其他社会组织一道，共同面对困难，推动行业更好更快地走出疫情影响。 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度轮值主席代表、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介绍，今年上半年有233家国内基金会积极参与响应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的《中国基金会行业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共同倡议》。作为行业的一份子，大家承诺开展有温度的合作，用实际行动共同担当。 本次年会平行论坛作了大胆的形式创新，提供多元参与机会，以求呈现各地不同的行业风貌和实践经验。除了南京之外，另有10场平行论坛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温州、福州、广州、深圳设置线下会场，其余9场平行论坛适应新形势采用云端连线方式进行。平行论坛探讨的内容，涵盖政社协同、乡村振兴、慈善信托、风险管理、出圈传播、互联网筹款、技术公益、青年公益、儿童教育等多个议题。 乘势而为，迎接新格局新机遇 11月26日，一场简约的物资交接仪式在浙江温州举行，浙江温州的爱心企业和基金会向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捐赠价值90万元人民币的防疫物资。仪式后，主题为“回顾与展望：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的中国基金会行动与温州实践”的平行论坛成功举办，这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第一次走进温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秘书长林建海在会上致辞，他表示，基金会在“走出去”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要认真考虑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弱势群体最需要这样的援助，并且与当地有关机构建立长期的往来关系，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温州平行论坛上，由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指导，高温青年社区与温州市波普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世界温州人公益基金会地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在社会发展方面也格外值得深思。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奕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品供给”平行论坛上介绍了基金会对社会治理议题的关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携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等共同发起支持“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聚焦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构建，推动网络和公益行业产生更多、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连接。 *由永泰县乡村复兴基金会承办的“连接和创新：多元力量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平行论坛在福州永泰青石寨举办。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只有将自身工作与国家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结合起来，基金会行业才能找到新突破和新机遇。 修炼内功，加强慈善基础设施建设 年会期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和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昊围绕“中国现代公益价值与公共精神”的特别对话，引发公益慈善行业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办人黎宇琳更是将此次对话评价为“近年来公益界最高水准的思想对话，没有之一”。无论是对公共性和共同体的拆词解释，还是对公益内卷化的巧妙剖析，项飙教授看上去像棉絮一样轻飘飘的阐述，却是穿透力十足，直指公益界的核心问题。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希望更多人以自然的方式参与公益慈善，不仅是学者的呼吁，更是从业者的心声。在“变局中的定力与回应力——公益慈善组织的组织文化建设”平行论坛上，《以公益为志业——陈越光慈善文化言语集》新书首发。书中写道，把公益作为一种志业或职业方向，需要理论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三个方面的支撑条件，这是行业建设中三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展现与展望”平行论坛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指出，“当下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在资源投入和政策倡导上同心协力。如果继续事不关己、总搭便车，那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堪忧。”他认为，“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属性，谁来投资都面临很大挑战。” 年会期间，国内首份系统描述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概貌、核心要素和实践案例的研究成果——《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呼吁，不同类型的资助方多角度助力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发展，为了行业共同的基石。 建设生态，共创协同发展美好未来 在年会闭幕主论坛上，墨卡托基金会执行董事米歇埃尔·施瓦茨表示，当我们的基金会做得很好的时候，就能辐射我们的正能量，和政府合作，和媒体合作，和小型的NGO合作，从而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公益生态。但是一切的中心，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成为正能量，才能有辐射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则认为，慈善部门尤其是基金会领域应该联合起来，自觉塑造公益慈善基金的配置机制，不要被动地跟着别人走，而应建立开放透明公平负责任的连接公民、企业、慈善组织资金的配置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在闭幕主论坛演讲 媒体人代表、澎湃新闻编委李云芳在“观察者说”环节表示，公益行业与社会大众天然有着很强的连接性，我们应激发和强化这个连接。公益破圈，破的应该是行业圈，而不是项目故事圈。破圈之后，要相互赋能，解决对方的关切点，形成方向一致的合力。 作为青年公益人的代表，福州市鹏辰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刘安娟在“闪电奇袭”环节呼吁，“请基金会多支持区域枢纽机构，多给一些非限定性资助，让区域枢纽真正做一些区域生态推动的事情。” 协同发展，当以实干为先。在闭幕总结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强调，一定要行动起来，要善于行动，善于组织创新更好更大的项目。他呼吁基金会行业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可以率先在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开启基金会和公益慈善领域的政社合作，未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持续发挥慈善力量的应有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闭幕主论坛做总结发言 在年会闭幕仪式上，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正式从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手中接过基金会论坛接力棒，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度轮值主席。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伟表示，希望和全国的公益伙伴一道，和基金会同仁一道，推动美好的事情发生，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向善发展。 *从左至右：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伟、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 未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将继续在民政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持续组织协调资源推动行业发展，更加积极有为地建设一个有活力、有秩序的基金会行业生态。

11月25日下午，由敦和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在线召开。 论坛上，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发布了国内首份系统描述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概貌、核心要素和实践案例的研究成果——《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由资助者圆桌论坛、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联合出品，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概念，期望激发从业者，特别是资助方思考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哪些紧迫需求，哪些举措或机构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类似基础设施的功能与价值，进而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于此，同时协助已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资助方更好地制定自身策略，以及加强彼此间的协同合作。 报告基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实发展需求，结合国际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研究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思路框架，从促进资源要素，促进能力要素，以及促进资源与能力两要素良性互动的角度，梳理出18个共性需求点，并辅以具有启发性的中外实践案例。同时，为协助资助方更好地思考可为空间和可行路径，《报告》在分析基础设施的业务特点和财务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资助方多角度助力基础设施发展的方式。 01 建设和发展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资源和能力两大核心要素的发展及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是回应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和要素之间良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需求的解决方案。这一定义包含三方面含义，第一，要看到建设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长远目的是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第二，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切入点包括促进资源或能力单一要素的发展，或促进两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三，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回应的是这一过程中的共性需求，解决方案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谁来投资方面存在很大挑战。提出这一分析思路，是希望强调建设和发展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不断识别和回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具体功能或呈现形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分析框架 02 在促进资源、能力要素发展，以及促进两要素良性互动等方面涌现出多种共性需求。 从上述三方面切入点入手，梳理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当前面临的18个紧迫需求点（详见下图）。长久以来，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即为了增加资源或提升能力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需求，一直受到行业内普遍较高的重视，也出现了一批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需求的基础设施机构。然而，对于促进两个核心要素之间良性互动的理解和重视还有所不足。所谓良性互动，就是使得资源配置过程本身就能机制性地促进能力要素发展，也使得表现反馈过程本身就能机制性地促进资源要素发展。如果这种良性互动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反而还会阻碍或降低那些为促进单一要素发展所做工作的成效。相对而言，目前回应这部分需求的基础设施更为缺乏和薄弱。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需求概览 03 投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既是有吸引力的战略选择，又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 从价值的角度，国内外的案例和经验都说明了强健的基础设施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长期来看，这些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实际上是在提升每一分公益慈善资金的成效。从责任的角度，诚然，政府、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机构等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但是相较于其他营利性行业，公益慈善事业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很难自然发育出来，因此更需要资助方站到幕前，积极地承担起推动者的角色，并且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 04 不同类型的资助方都可以在符合使命战略的情况下找到切入点助力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很多全行业受益的基础设施需要以行业建设为战略的资助方勇担重任；其次，在我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特别要重视以区域为单位的策略，在这方面区域型资助方大有可为；此外，随着我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例如教育、环保、扶贫等具体社会议题的垂直领域，其中亦有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对此议题型资助方责无旁贷。 不同类型资助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 请点击链接下载《报告》完整电子版：http://www.dunhefoundation.org/d/file/Funded1/commonweal/2020-11-25/a251b97a47682ff0061e2d53b649b795.pdf（来源：敦和基金会）

2017年以来，全国共有6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活动，实施项目超过10万个，投入资金超过900亿元，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力量的重要补充作用。 11月23日，国新办举行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先生在介绍兜底保障有关情况时公布了上述数据。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取得决定性成效 据唐承沛介绍，经过各方合力攻坚，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取得决定性成效。 全国共有200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其中，纳入低保1852万人，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52万人。 2017年底以来，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持续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者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以后，就能够稳定地实现“吃不愁、穿不愁”。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1153万人、重度残疾人1433万人。 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实现全覆盖，更多贫困儿童享受到关爱服务。 重点做了五方面工作 上述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据唐承沛介绍，民政部门重点做了五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总体设计，完善制度机制。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连续多年出台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具体措施。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加快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和法治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困难群众监测预警机制。不断完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人员、残疾人等福利保障制度，推进移风易俗，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近五年来，出台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政策措施97项，打出系列政策“组合拳”，夯实兜底保障制度基础。 二是聚焦特殊群体，有效履行兜底责任。创新完善低保政策，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兜底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有些家里整户的平均收入超过享受低保的条件，但是家里有重病人、重度残疾人，把贫困户中这些人单独纳入低保，实际上是低保政策的一个重要突破;全面落实救助保障政策，确保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乞讨人员“应养尽养、应救尽救”;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到“应补尽补、应助尽助”;积极落实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政策，做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凝聚脱贫攻坚合力。切实履行民政部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单位的职责，与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联等部门的工作协同，实现信息共享，定期开展数据比对，确保兜底保障对象认定准、底数清。立足民政部门职能优势，创新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慈善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实现兜底保障和增能提升相促进，使兜底保障有力度，更有温度。2017年以来，全国共有6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活动，实施项目超过10万个，投入资金超过900亿元，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力量的重要补充作用。 四是集中优势资源，助力重点地区攻坚。将“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民政部出台的政策措施，均针对性增加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的举措。中央财政安排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连续多年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比如2019年、2020年新增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8.2亿元，全部安排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再比如，民政部彩票公益金连续多年对“三区三州”实行专项倾斜。实施深度贫困地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设改造行动计划，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简单理解就是农村的敬老院，对其进行改造建设，因为很多敬老院建立时间比较长，条件有些已经比较差了，这两年进行建设和改造。还有实行社会服务兜底工程等。有效推进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协调解决片区需求事项，做到“件件有回音”。加大对江西省莲花县、遂川县两个定点扶贫县的产业帮扶力度，助力两县脱贫摘帽。 五是从严督导调度，务求兜底保障实效。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民政工作。民政部党组将兜底保障列为基层蹲点调研重要内容，党组成员带队到深度贫困地区和定点扶贫县督导调研，帮助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另外，前年，中央对民政部进行了脱贫攻坚的专项巡视，去年又进行了专项巡视“回头看”。对于巡视指出的问题，我们坚持双月调度，以整改促落实，以整改促提升。连续3年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大力解决“人情保”“关系保”的问题，有效治理“脱保”“漏保”问题，编密织牢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安全网。 下一步将划分出三个救助圈层 今年，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社会救助制度健全完善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以落实《意见》为抓手，围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救助改革创新。具体来说： 一是构建多层次救助体系。根据群众的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划分出三个救助圈层。 最核心的内圈是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这些人要纳入基本生活救助，给予低保，还有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专项救助。 向外一圈，就是低收入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他们的家庭收入核算后不符合低保范围，但确实也比较困难，这部分群众可以称之为低收入家庭或者支出型贫困家庭。根据他们的实际困难程度，相应给予基本生活救助，主要是专项救助。 最外圈层是社会公民，他们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外，有些意外事故、突发灾难，还有些创业失败者，很可能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也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二是建立主动发现机制。主动发现有几个方面： 1、明确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要把走访、发现困难群众列为重要工作内容。 2、推动以县为单位开通“12349”社会救助服务热线，“9”就是“救助”的“救”的谐音，先在县里建起来，逐步实现全国联通，以后群众出现困难了，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求助或者帮助主动发现困难群众。 3、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比对等方式，及时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比如说通过部门信息库的比对，发现有的群众生了大病，出现了大额医疗费，他的刚性支出可能比一般群众多，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生活陷入困境。所以要主动监测预警，其中大数据比对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三是创新发展急难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群众遇到的紧急性生活困难，实行小金额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 有些灾难性的、灾害性的、临时性的、紧急性的困难，不管是群众主动求助还是经办人员发现了后，都要及时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先是小金额先行救助，然后发现确实是这个情况，继续跟进救助，包括依次审批、分阶段救助，增强救助时效性。 另外，逐步取消户籍地的申请限制，探索在急难发生地实施救助。过去在户籍地救助，现在要逐步推进在急难发生地实施救助，比如交通事故，可能不在户籍地发生的事故，这种就要在事故发生地实施救助。针对大额医疗费用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困难情形，实施支出性的临时救助。另外，逐步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机制，明确应急期社会救助政策措施和紧急救助程序。 四是要提高社会救助的便民、利民水平，方便群众。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社会救助资源库，强化社会救助资源共享。相关政府部门对困难群众的信息库，互相开放，加强比对。另外，要取消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要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由乡镇街道经办机构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及时办理，或者按照职责分工转请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使困难群众进一个门能够办所有的事儿。社会救助的任务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民政等，我们还在推动在村级全面设立社会救助协理员，困难群众较多的地方设立社会救助服务站点，方便群众及时申请救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这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一、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及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在农村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运作实践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巩固基层组织、加强基层管理、创新基层治理，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强调和重视基层治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部署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任务中，绝大多数都与基层治理有关。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基层治理，逻辑机理主要在三方面。第一，基层社会是我国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基层治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坚实力量支撑。我国14亿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分布在城乡社区、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地方。只有花大力气、与时俱进地把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单位、家庭等最基层的工作做好，把亿万人口有效整合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持续形成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党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的政治局面，才能持续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只要我们党时刻团结和紧密联系群众，亿万人民群众始终同我们党站在一起，我们党就有了执政的最大底气，就有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定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基层治理这种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组织群众的基础性优势，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第二，基层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汇集地，基层治理也是彰显为人民服务宗旨、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平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需求一般都是通过基层的服务设施或渠道实现的，无论是满足普通群众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满意收入、更可靠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居住条件、更优美环境、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是解决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下岗失业人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都离不开基层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如此，我国快速发展和变革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都首先出现在基层，要真正做到不让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就应当在基层社会及时化解，这就是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题不上交”为特征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基层治理这种服务民生的直接性、化解矛盾的及时性优势，也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第三，基层社会是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有力有序有效，就能助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就能用一根根“针”穿起千万条“线”，绣出“中国之治”的锦绣画卷，否则，再好的政策都要打折扣。基层治理这种政策兑现的桥梁性、政策成效的兜底性特点，同样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有的。总之，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群汇集在基层社会，越来越多的矛盾汇聚在基层社会，基层治理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关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实现，关乎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在吉林省视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不断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当前，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以农村为例，由于财产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均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享有同等身份地位、经济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是在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财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别。农村居民中出现了包括农民工人、农民雇工、个体工商户、技能服务者、私营业主、企业管理者、农村干部等不同阶层，而且许多人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程度比农村更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互联网、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间和空间观念，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里，生活和工作在网络空间里、“北漂”“蚁族”群里，生活和工作在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新兴群体里。一大批新型网络工作岗位，如个体的、形式多样的网络直播、网店经营、网上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网约车等从业人员迅猛增加。随着我国服务业净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超过50%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60%，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又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业从业人员）。“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都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是在靠“谁”来治理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如何更好发挥领导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次是在治理“什么”方面，对贯彻落实党的民生政策，通过精细化服务实现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再次是在“怎么治理”方面，面对信息化、智能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对以现代信息技术的思维和方法全面重构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都需要按照《建议》提出的“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用加强和创新的办法来求解，都需要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在已有基础上有一个明显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要求的那样：“‘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 二、处理好基层治理的若干关系  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实效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建议》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科学把握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若干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高，做到治理效果实在实际。 一是基层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实践证明，离开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治理不仅容易走偏方向、误入歧途，还会因为缺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难以把其他主体的作用有效地凝聚起来；而如果没有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不仅基层社会活力不够，而且治理力量也显得很不足。因此，既要防止出现有关基层主体脱离基层党组织领导导致基层社会凝聚力不强的问题，也要防止出现调动有关主体积极性不够、社会参与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是提高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基层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始终把握好的一对影响重大的关系。只有通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并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体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于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得精彩、治理效能才会明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许多精辟论述，比如，“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要高度关注基层政权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职、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既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等等。对此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二是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在基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保障，虽然与基层治理分工于不同的机构、由不同的人员去开展，但需要统筹考虑、整体设计、一体化推进，绝不能搞成“两张皮”。如果在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具体做民生保障的同志工作麻痹大意、不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办事，不仅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难以达到，还会引发一系列基层社会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难题；而如果具体从事基层治理工作的同志，不认真学习掌握党和国家民生领域的各项政策，不注意搞清每一民生领域矛盾的源头、问题的症结以及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是盲目地就治理论治理，不仅难以化解矛盾，甚至事与愿违、越治越乱。实践表明，真正做到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同群众协商、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是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的有效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只有让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三是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与发挥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关系。现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革，基层治理工作比过去方便多了、也快捷多了，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只要“上上网、动动手指、抖抖音”就够了，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已经可有可无了。这样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是偏颇的。如果看不到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等等。同样的，如果以为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就不必再面对面去做群众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有的基层群众说，他们那个地方虽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但干部与群众心里的距离却拉远了；通过互联网、手机的联系多了，但干部同群众面对面的感情沟通却少了，少数干部甚至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个别地方由于过度追求网上办理，忽视群众文化程度差异，尤其是老年群体、残疾人的特殊性，以致部分群众只能“望网兴叹”。这些“只见物不见人”“唯数据说话”的观念和行为，显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要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精神，切实纠正这种片面性，既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善于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智治为人”，让“智治”同自治、法治、德治一样充满“温度”，而不跑偏、不变味。 四是立足实际与借鉴他人经验的关系。这里的关键在于既要避免狭隘经验论，又要避免盲目照搬、水土不服。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到处“取经”、学习别人的做法和经验，谈起他人的经验一套一套的，但对自己的情况所知不多、常常“灯下黑”。别的地方甚至别的国家社会治理经验当然需要学习借鉴，但确实有一个立足自身创新和借鉴别人经验的关系问题。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别较大，经济发展对基层治理提出的要求和基层治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方案应是不尽相同的，“别人的药治不好自己的病”。要搞好本地区的基层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到本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摸清问题症结，研究提出切合本地实际的解决方案。比如，老年人口多的基层单位，需要把搞好为老服务、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作为基层治理的重点；外来人口多的基层，需要把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和谐相处作为突出问题抓实抓细抓到位；社会治安状况差的地方，首先要把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作为重点工作。至于国际经验、国外实践，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而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全面移植”，更不能照抄照搬。 三、“十四五”时期提高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思路和任务 《建议》在总结以往基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思路和任务，我们要在认真学习领会的基础上予以贯彻落实。 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中靠谁来领导和依靠谁的问题，是提高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逐渐找到和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层治理之路。早在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主要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民间纠纷等。城市居民委员会是在废除旧社会“保甲制”后创立的新的组织形式。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会议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进一步明确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规定了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村委会成员的任期和产生方式、村委会工作方式等。村民委员会制度的产生，找到了一条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四项政治制度之一。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一乡村治理体系拓展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从而使我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定型和完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对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贯彻落实《建议》精神，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必须进一步增强群众自治活力，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努力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就必须进一步用法治思维推进基层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难题，努力使依法办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就必须进一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村规民约、市民公约、榜样示范、道德感化等为基层治理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2015年7月13日，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组、驻村（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居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可以作为协商主体，并对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协商成果运用进行了规范。面向未来，《建议》强调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为“十四五”时期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落实《建议》要求，就要与时俱进地充实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程序、用好协商成果，通过各种联席会议、民情恳谈、议事协商等制度化平台，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打造及早发现问题、快速流转、分类解决的治理闭环，让群众的意见有渠道提、群众的话有场合说，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有人帮办，将服务落实在基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三是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要求是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的逻辑归宿，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抓手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所谓“共同体”，一般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以特定形式和纽带联结起来的组织体。在我国，农村村庄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就是基层社会共同体，因为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都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利益边界、服务设施、服务组织和约定的社区文化。多年的实践表明，村（居）民自治有力促进了我国基层治理。比如，通过组织村（居）民群众共同制定并遵守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使大家都知晓了自己的权利义务、言行边界，使很多矛盾和纠纷得以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社区讲堂、社区文化广场等平台开展的公民道德、家庭伦理、法治教育等活动，使村（居）民进一步明辨了是非、感知了敬畏；通过孝老爱亲、亲子教育、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增进了居民群众的交往和联系。同样，社会组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也都是一个共同体。如果遍布我国城乡的每一个村庄、社区以及社会组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都能建设成为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那么，我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重申了四中全会决定“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这就告诉我们，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进而推进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我们要结合实际着力打造各具特色、五彩缤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是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途径。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各种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渠道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巨大而广泛。比如，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达280.9万个，拥有会员3亿多人，覆盖655.1万个单位；全国乡级妇联组织4万多个、村级妇联组织53.4万多个、社区妇联10.2万个；全国共青团基层组织344.1万个，团员7200.1万人；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87.8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300个）；全国市场主体共12339.5万个（其中企业3858.3万个、个体工商户8261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20.1万户）；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接近149万人，持证社会工作者53.5万人，各地已开发设置社会工作岗位44万多个；全国注册志愿者已达1.82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24.2亿小时；等等。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极大热情调动起来，必将有力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建议》指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落实《建议》要求，就要进一步创新参与方式，吸纳与城乡社区结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社区党组织兼职成员，实施帮扶共建项目；要健全城乡困境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政策，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创造条件；要在畅通线下参与渠道的同时，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促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和服务。 五是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外部环境支持和保障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条件基础。近年来反映基层组织负担过重、条件较差等方面的呼声多了起来。比如，有的县级行政部门把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居委会均视为其下属机构，向它们下压和摊派大量行政事务，且年初签订责任状、年终进行考核验收，有的村和社区一年签订的责任状竟多达60余份，导致基层干部不堪重负、消极应付，不少村和社区配备的工作人员少、经费保障不足，县级部门在把大量事务交下来的同时，并没有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基层因无力承担，只好敷衍了事。这表明：让基层有条件办事，为基层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早在2014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入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党的十九大更加明确地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也再次要求“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人有权有物，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的十九大以后，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上，从编制、职数、待遇经费等多方面向乡镇、村和街道、社区进行了政策倾斜，逐渐形成了在基层聚集人才、在一线创业成长的鲜明导向。但贯彻落实工作很不平衡，基层没人办事、没钱办事、没阵地办事、不方便群众办事的现象依然很多；随意向城乡基层安排工作、下派任务，转移负担、增加基层负担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不仅重申“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还强调“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这种加法（即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和减法（即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并举、为基层治理创造外在环境的安排，在以往的同类文献里较为鲜见，是这次《建议》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个特色，必将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注入强大动力。 六是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专业力量支撑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干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要统筹考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近年来，各地采取很多办法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一是把基层“强身”和机关“瘦身”结合起来，利用机构改革把市县区机关干部下沉到街道、乡镇，把街道、乡镇干部下沉到社区、村庄，为基层服务和管理充实了力量。二是抓好抓实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建设起充满活力的党员队伍。三是把村（居）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村（居）小组长、村（居）民代表这一队伍抓好抓实。四是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并根据岗位特点、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相关专业水平等综合因素，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按照总量控制、规范运作的要求，整合基层各类协管员，并按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将各类协管员整合配置到相关网格或服务管理岗位。五是壮大基层志愿者队伍。六是提升治理主体的专业素养。既以德才标准严把基层干部选拔关，又加大业务培训，以能力的提升赢得群众的满意。这次《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这在我们党的历次全会文献上是第一次。贯彻落实《建议》要求，就要进一步营造尊重人才、关爱干部的社会氛围，打造基层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的工作环境，把更多的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引向基层；就要完善常态化教育培训机制，综合运用理论研讨、业务培训、技能比武等方式，加快知识更新节奏，提高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使基层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七是要构建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阵地、手段、条件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技术基础，是补齐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基层治理平台相关短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发展很快，传统治理的边界被打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基层治理平台成为急迫之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大了实践探索力度。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进网格管理。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管理网格，科学划分网格单元，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网格化管理。明确网格管理对象、管理标准和责任人，实施常态化、精细化、制度化管理。依托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全面加强对人口、房屋、证件、车辆、场所、社会组织等各类基础信息的实时采集、动态录入，准确掌握情况，及时发现和快速处置问题，有效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元的公共管理和服务”。2019年1月，中办、国办《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将上级部门在基层设置的多个网格整合为一个综合网格，依托村（社区）合理划分基本网格单元，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社会救助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强化党建引领，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在网格上，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合理确定网格监管任务和事项，科学配置网格员力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推进网格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提高网格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2019年5月，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网格资源配置，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志愿服务下沉到网格，精准投送到千家万户”。2019年6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这四句话缺一不可，既是对近年来各地探索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也为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好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指明了方向，必将有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其中，网格化是基础，没有网格化的管理，就难以形成精细化的服务，信息的采集和共享也难以做到及时和规范；精细化是目的，是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价值所在；信息化是实现网格化、提升精细化、促进共享的技术基础和支撑；开放共享是平台服务管理的基本要求。以贯彻《建议》为契机，我国基层治理平台必将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精细化、信息化、联通化的基层治理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八是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是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联动、通过市域社会治理带动基层治理的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目前，我国有293个地级市、965个市辖区、387个县级市，市域是包括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在内的行政管理区域，是个“大基层”，由于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上有较强的资源能力，因此，市域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建议》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各地必将进一步处理好市域范围内城与乡、市域与基层之间的关系，加强区域统筹协调，完善市域范围内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资源保障机制，形成一个基层治理为市域社会治理打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带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局面。（作者系中央宣讲团成员、民政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