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五年。儿童福利领域工作人员和专家眼中的“十三五”时期的儿童福利工作、下步工作打算、以及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举措是怎样的？一起来看！ 访谈嘉宾： 邵倩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 高静  陕西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 杨守伟  党的十九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 “十三五”时期儿童福利事业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　 邵倩波：一是服务的儿童群体不断扩大。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儿童关爱保护的政策，在确保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政策更多体现全方位儿童保护的理念和对监护责任的落实，截至2020年11月，全区1.1万名孤弃儿童、1.4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3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纳入国家政策保障和关爱服务范围，儿童的权益得到有力维护。二是服务机制不断健全。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纳入自治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同部署、同推进，各级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机制协同、政策协同和资源协同，凝聚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三是服务能力不断加强。自治区建立了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暨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库，全区建立起覆盖所有乡（镇）、村居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队伍，“三留守”关爱帮扶队伍建设和未成年人保护社工服务纳入自治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清单，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儿童关爱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关爱保护体系日趋完善并发挥积极作用。 高静：一是儿童福利制度逐步健全。陕西省民政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各地市也制定了相应配套政策，全省初步完成了关爱保护政策体系的建设工作。完成对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提标工作。积极推进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医疗保障个人参保部分由医疗救助予以全额减免。“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脑瘫康复计划”“福彩圆梦·爱心助学工程”及困境儿童因疫价格临时补贴发放等专项关爱政策落实等。二是儿童福利工作机制基本建立。纵向上，全省建立县有儿童审管员、镇街有儿童督导员、村居有儿童主任的“三级保护网络”。横向上，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主导、家庭尽责、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三是儿童福利服务平台已经形成。积极优化区域布局，推进“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一体化区域性养育机构建设，鼓励在建或已建成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向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转型，推动将儿童之家建设纳入城乡社区建设重要内容。四是儿童保护合力进一步凝聚。在全省启动“温暖童心·守望成长”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主题宣传月活动。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开放日”活动，邀请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到儿童福利机构参观体验，增加工作透明度。省民政厅与省财政厅等部门对计划摘帽的29个贫困县、革命老区县，开展“公益福彩助力脱贫攻坚·关爱困境儿童”公益资助活动。在全国扶贫日，相继开展“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助力脱贫攻坚”和“守护儿童·托起希望”活动。督促劳动密集型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多措并举协助员工增进同子女的亲情联系，充分满足困境儿童的情感需要。 杨守伟：作为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的一线工作人员，见证了五年间儿童福利事业的巨大变化，简要概括起来为：有关儿童福利的各项工作沿着自身逻辑逐步发展壮大，逐步实现孤弃儿童从养活到养好、从养好向养成的转化，最大限度地实现孤弃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十三五”时期解决了哪些痛点堵点问题？ 邵倩波：“十三五”期间，诸多长期困扰民政儿童福利工作的短板、薄弱环节得到明显改善，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措施纷纷出台。一是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广西从2019年1月起，全面提高全区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最低生活养育标准，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由2015年末的每人每月1000元提高至1200元，散居孤儿由2015年末的每人每月600元提高至800元。二是孤儿助医助学不断推进。自治区不断提高孤儿医疗保障水平，将孤儿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覆盖范围，对孤儿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从2019年11月1日起，孤儿列入全区医疗救助一类重点救助对象。积极推进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工作，将部分特殊药品费用纳入资金资助范围，个人自付费用比例不断降低。“十三五”期间，全区共筹措1358万元，为1066名残疾孤儿实施了手术治疗、康复和医疗体检。2016-2018年实施“孤残儿童高等教育助学工程”。2019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正式启动，1300多名成年孤儿获得每人每学年1万元助学金。三是孤儿收养安置不断规范。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展收养能力评估工作的意见（试行）》，委托第三方专业力量开展收养能力评估服务，规范收养评估工作。帮助符合送养条件的儿童回归家庭，“十三五”期间，全区办理收养登记8848例。四是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广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等政策措施，自治区民政厅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五是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在全区14273个行政村全部配备儿童主任，落实每人每月100元的服务费用，打造了一支稳定的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各地发展儿童社会工作和专业志愿服务，积极探索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关爱保护服务。自治区调整修订《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三留守”关爱帮扶队伍建设和未成年人保护社工服务纳入新增的服务指导目录，使政府购买儿童关爱服务有规可依。“十三五”期间，自治区共统筹安排超过8000万元，为全区14个设区市和111个县（市、区）提供资金，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家暴受害人庇护服务。累计安排1500万元，用于全区20个深度贫困县开展政府购买儿童关爱服务，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六是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试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2016年自治区民政厅选取藤县、灵山县、平南县3个县的30个行政村开展基层儿童福利服务工作试点，选配村级儿童福利主任，依托村级儿童之家，配备儿童学习娱乐设施设备。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力支持下，对钦州市灵山县、百色市平果县等8个县（区）开展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省级儿童工作资源中心”项目以及“社区儿童保护”等项目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通过县、乡（镇）和村（社区）三级服务体系通力合作，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实施动态管理、分类保障，取得良好成效。 高静：一是率先保障孤儿大学生顺利接受高等教育。2017年，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孤儿高等教育生活保障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考取教育部门核准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省内孤儿给予生活费、学费、就业补助及其他资助，在全国属于较早出台保障政策的省份，充分保障全省符合条件儿童的受教育权。二是率先确保困境儿童关爱保障“有规可依”。2017年，联合省财政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对全省困境儿童分类进行全面有效保障，在全国属于较早出台困境儿童保障政策的省份，使全省儿童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三是率先完成儿童相关基础数据精准化工作。2020年，率先完成民政部部署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录入试点工作，全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台账进一步完善，确保底数清楚、精准保障。2020年，全面落实民政部“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要求，率先完成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关键数据台账的建立优化工作，为部省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四是织密织牢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权益保障网。2020年，积极协调省医保局下发有关通知，对全省符合条件儿童的医保缴费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进一步完善保障，此项工作开展在全国各省排位居前。全面排查全省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情况，实现“应纳尽纳”。 杨守伟：“十三五”时期，潍坊市儿童福利院重点解决了福利救助范围窄、限制条件多，工作人员专业结构单一，行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发展实现了四个转变：从传统的生活服务型向综合性、专业化服务转变，从单纯服务院内儿童向同时服务社会困境儿童转变，从注重生活服务向更加注重精神服务转变，从注重依靠自我向重视利用社会力量转变。实现了儿童福利政策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更好地保障了儿童的各项合法权益。工作成效具体体现在三个“更”和两个“高”上，三个“更”即服务对象更广、养育模式更多、服务儿童的功能更全；两个“高”即专业化程度高和社会化程度高。 做好“十四五”规划将采取哪些措施？　　 　　 高静：以贯彻落实民法典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契机，在“十四五”时期，加速发展儿童福利和保护体系。一是高位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儿童福利和保护格局，推动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动成立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作，切实发挥民政部门在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作用。二是加速发展。儿童福利工作的总体框架和结构性制度安排虽已形成，其职能和范围还将加速扩展。在保障好孤弃儿童基础上，统筹考虑全体儿童的福利，切实改变当前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三是更新理念。儿童福利和保护事业将来势必处于整体民政事业发展的高位，因为儿童福利和保护不同于其他民政工作，不但保障儿童基本生存权，还保障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全面性工作。探索扩大儿童福利范围，逐步由重生活、轻发展，重资金给付、轻服务保障等向保障儿童被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转变。四是稳定队伍。根据两件法律的授权，并以此为依据，扩大儿童福利机构服务职能，为儿童提供生活保障和安全保护，推动在民政部门增设儿童福利和保护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建立独立市级儿童福利机构和市、县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努力推动将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在社区，将儿童的供养机构向多功能的面向社区的儿童福利服务中心发展。让机构和队伍成为儿童福利和保护事业发展的根基。五是多措并举。研究制定儿童福利法规和系列制度、政策、标准等。开展示范、表彰等活动，加大宣传，聚焦社会关注。链接各类社会资源,为儿童提供优质保障和服务。 杨守伟：宏观层面，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决策部署，结合职责任务抓好落实，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工作做好、做全、做细。个人层面，首先，当好有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明白人，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其次，当好制度落地的推动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队伍，构筑起科学完善的权益和制度评估体系；再次，当好规范服务的提供者，按照职责对服务内容、标准要求、考核评比、工作流程等进行详细界定和说明；最后，还要当好问题的研究者，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长远发展积蓄能量。发挥基层一线工作者的优势，第一时间发现工作中新的问题和需求，并做相关对策研究，向政策制定部门提出建议。 如何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邵倩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主要打算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把学习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当前首要的任务，在全区民政系统兴起学习、贯彻、落实的热潮，营造未成年人保护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快推进自治区儿童救助保护热线的启动，打造服务流程闭环化、服务体系网络化、资源链接高效化、系统功能智能化的“一站式”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服务平台，推动儿童救助保护线上线下的资源整合和高效联动，做到儿童救助保护“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三是抓好广西儿童福利体系建设规划的落实，推动“十四五”时期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调整完善各级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加快推动各级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建设，依托乡镇社工站建设未保工作站，推动村（居）儿童主任制度的确立。 高静：当前，陕西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处于全新的发展时期，下一步，我们将以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契机，积极履行法律赋予的工作职责，积极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推动制定陕西省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推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打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平台；建设独立的市（县、区）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立纵向到村居、横向联系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队伍，努力打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全链条、闭环式保护体系。 杨守伟：结合相关经验，有如下建议：首先，完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政策。对因经济贫困、监护缺失、家庭暴力、教育失当等原因，遭遇生存困难、监护困境、成长障碍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保护。其次，建立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加强家庭监护服务和监督，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摸底排查和家庭随访，帮助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解决生活、监护、教育和发展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其他受伤害现象。再次，建立完善急难对象主动发现、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快速响应、“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工作机制。在基层镇（街道）设立统一受理救助申请窗口，加挂“社会救助中心”牌子，让群众“求助有门”。建立急难求助“首问负责制”和“转介”工作制度，明确部门职责及分办、转办流程和办理时限，建立化解急难问题的绿色通道。来源：《中国社会报》

2021年1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受邀参加由经观传媒、《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十届（2020）CSR年度盛典并做主题发言。王振耀院长表示，“善经济”是中国企业与经济发展全面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善经济”是中华文明在更高的层面上系统消化西方文明的必然选择，我们要用“公共之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疫情大考之后的思考 2020年，刚刚过去的一年，疫情大考,疫情超出想象，现有的知识架构是否已经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原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次非典，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然而，现在第二波疫情高峰又要来临。 疫情大考之后，或者说疫情大考之中，我们应该有哪些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碳文明正在转向绿色文明，化石能源要转向清洁能源，并且要转向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模式正在产生，或者说正在不断地大步向我们走来。 如何来探讨我们世界的发展方向？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善经济，世界现在发展正在向善经济方向走去。其实全球经济现在存在着两个大的结构性矛盾，第一个矛盾其实是全球财富结构性失衡，面临着是共享还是共产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贫富差距加大，疫情影响很多人失业，但是不影响股票市场，甚至股票市场还非常好，这说明了什么？ 其实说明了财富，或者说金钱，金钱运行的方式和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脱离，这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银行、慈善组织都发现财富分配去两极化。大家常常说的是0.7%的百万富翁占有44%的财富，而69.8%的人个人财富总量只占全球总量2.9%。 如何避免贫困两极化产生出来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世界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要思考。 人类文明进入到了重大转型期，发达地区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了。如果从月亮、火星看地球的话，地球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这个时候世界商业文明的态势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是有和没有，现在是多和少。 现在又进入到一个阶段是好和更好，大家看商业文明的态势是向好、向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现代慈善，这三者的重合，这时候我归纳为善经济时代来临了，财富开始转型了，原来是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价值，现在是社会价值开始决定经济价值，财富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活力 人类社会进入到了新的突变，碳文明开始迈向绿色文明，以天下为公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 面对极其发达的生产力和海量财富，如何重组财富之道。这个矛盾是什么？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是我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需要治理财富，就像大禹当年治理洪水一样，要治水，治财之道，这个时候需要善治。 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善，我们需要来探索。我认为是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公共大善的逻辑，这个公共大善，就是天人合一和绿色发展的融合，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这时候我们要看到，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需要开发中国之善，因为中国之善，其实是公共之善，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很多价值观是正在具有普适的价值，并且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我们的价值观，东西方认知理念其实是不同的，东方讲阴阳、五行、太极的一套理念，没有像西方那样谈善恶，经纬文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是对立的。东方文明认为可以阴阳互体，阴阳化育，阴阳对立，阴阳同根，我们是这样一套理念。同时我们的善在政治上，我们是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几千年就这样，我们就这样来不断地完善政府。 我们善的经济区别点，是民生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西方一般讨论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我不戴口罩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不太理解，这是两种理念。在我们的中医观念中，有药食同源的理念，我们重视孝，一般说百善孝为先，泛爱众，西方认为包括父母在内，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讲究家国情怀。 其实现在疫情的大考，全球的公共治理方式都需要转型，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需要转型，在这样的时刻，文明面临着非常大的洗礼，这个大的洗礼要有一种善，是什么善，公共之善，天下为公，既是中国之需，也是世界之需。 “善经济”和绿色经济融合之势 人均GDP到1万美元是大台阶，疫情表明迈上更大台阶需要公共之善，而将来很多服务业，包括养老、儿童，各类重度残疾人的康复和照料，都需要公共之善。因此，中国之善与中国之需，世界之需在全面交汇，这个交汇的前途是什么呢？简单探讨一下，高质量绿色发展、可持续、可循环，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治理架构，也可以说高质量绿色发展就是善经济的发展。在宏观政策上，2020年12月30日，中国政府的政策最新动向提到八个绿色，总体上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一种大善，这是一个最新的政策动向。 另外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信号是习总书记赞扬了张謇，认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特别要求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之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以，我认为善经济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这个巨大的空间是善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 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包括了长江大保护、黄河大保护等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善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公益金融和社会企业也正在广泛发展，所以说善经济的发展结构，我称之为叫真善美。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价值，转变的路径是什么？是社会价值转化为公共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其实公共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生活方式开始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在这个时候，社会的紧迫需求是什么？是善和财的良性互动，所以说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财富体系与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之间要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这样才能拓展财富的社会价值与公共价值，我们对于世界的许多看法要能够发生一些转变，这样才能真正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洪流之中。 这个时候我特别需要说的是善经济，需要善资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资本的前途。 这个时候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善经济是中国企业与经济发展全面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发展模式跟其他国家确实不太一样。这样一个善经济，其实是中华文明在更高的层面上系统消化西方文明的必然选择，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公共之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要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同时也鼓励民营企业向善，以张謇为榜样。这个时候，我认为中国制定“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给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是全方位的，和这一次我们CSR盛典口号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根植社会，价值共创。（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

12月19日下午，在迪马股份总部的办公室里，《公益时报》记者正在静候采访对象。 距离约定采访还有40分钟时，罗韶颖一袭白色羽绒服，背着双肩包，风尘仆仆的走进办公室，步伐紧凑。她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向记者问好，一头乌黑的卷长发，黑色羊毛开衫搭配黑色休闲裤，同色系高跟鞋，身材高挑，略施粉黛，尽显职业女性的干练与柔美。 金融出身的罗韶颖是海归派，1998年美国归来在投行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涉足房地产行业。“起初只是想帮家里的忙，亲身体验一下地产和金融的关系后，再回归投资，结果‘一入宫门深似海’，扎进去就没再出来，于2004年正式转入东原地产。” 2007年，罗韶颖正式执掌东原地产，一路厚积薄发，将东原地产做到房地产行业百强，后以重组的方式将东原地产纳入迪马股份版图。2018年，罗韶颖正式接棒迪马股份董事长——迪马股份成立于1997年，从运钞车和警用车等特种车制造做起，于2002年成为重庆市第一家上市民营企业。 2019年，罗韶颖又推出了迪马股份的第三个板块——迪马产业发展，自此，迪马股份成为由迪马工业、东原地产和迪马产发三个业务板块组成的上市公司。 作为上市民企掌舵人，忙碌是罗韶颖的常态，然而，她仍然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在了公益领域。 对于“创新性”和“持续性”罗韶颖有着超乎寻常的坚持和追求，公益亦然。“企业若想做好公益，需发挥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长，以社会‘痛点和难点’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重点需做好创新。” 2020年是迪马在公益领域实现突破的一年，面对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迪马股份第一时间投入1000万元成立“迪马医护关爱慈善信托”，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全面的医护关怀和保障，让一线的“战士”们无后顾之忧;年中和五矿信托成立了“三江源忘不了慈善信托”，这是国内第一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慈善信托;年底迪马公益基金会成立，希望更多地从专业公益机构的角度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和探讨，发觉不一样的社会需求。 与此同时，2020年迪马股份对教育公益进行了创新升级，2012年发起的“薪火公益助学计划”，是针对贫困乡村青少年的精准扶贫慈善项目，延伸出“薪火·奖学金”“薪火·暖冬”等多个子项目，致力于将优质教育资源径直向乡村下沉，给乡村青少年带去光明和希望。不仅通过颁发奖学金给予贫困学生帮助，还通过多方联动开展学科竞赛让优秀的人才发挥所长。并为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前往迪马以及下属板块实习的机会，以及成为迪马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的机会。 如何为弱势群体创造价值，一直是罗韶颖及其团队思考的问题。“公益不能只定义为捐钱捐物，更多的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积极探索和创新，解决社会痛点，创造更多的价值，并能够兼具持续性。”罗韶颖说。 对话访谈 罗韶颖的“双重身份” 《公益时报》：请介绍一下你个人的成长历程。 罗韶颖：我是典型的重庆人，在重庆读到高中，大学在美国读的金融，1998年留学回来后从事投行工作。 2003年，我回到重庆，刚开始做投资管理，后来尝试做房地产业务。我在大学曾学过一门课叫房地产金融，于是想进入房地产行业体验一下后再回归金融，结果扎进去就没再出来。2004年正式转入东原地产。期间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行业迎来复苏，东原迎来快速发展，2014年迪马股份以重组的方式把东原地产装进来，变成地产和特种车制造双主业的上市公司。 2018年正式接下迪马股份董事长一职，因此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上市公司迪马股份的董事长兼总裁，另一个是东原地产集团的董事长。并且在2019年初推出迪马股份第三个板块——迪马产业发展。一路走到现在，迪马股份成为由迪马工业、东原地产和迪马产发三个业务板块组成的上市公司。 迪马的公益观 《公益时报》：近年来，企业家们一直倡导用商业的手法做公益，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是什么? 罗韶颖：狭义的商业是指自己怎么赚钱，而公益则是要令他人受益，貌似不大一致。但商业真正的本质我认为是“互利共赢”。“用商业的手法做公益”，我的理解是如何利用丰富而科学的商业方法论，设计公益的“商业模式”，让更多的人愿意出钱或出力，让更多公益项目的帮扶对象最大化受益。对于迪马股份来说，解决城市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安全、居住、社区、养老、成长的需求，就是我们商业模式的根本。在不断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一边做好我们自己的业务创新，过程中自然就会注意到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社会痛点，我们的一些公益的构想也正来源于此。 用信托的方式做慈善更加透明高效 《公益时报》：面对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迪马股份第一时间紧急成立了“迪马医护关爱慈善信托”，为什么可以反应那么快?直觉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触动和想法?其判断依据和深度思考是什么? 罗韶颖：关注医护群体，用信托的方式做慈善是我前两年就有的想法。之所以关注医护人员，一方面是近几年的伤医事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当然，这与我作为医生家属的视角也有很大关系，作为医生的小孩我知道他们有多辛苦，奉献有多大，包括家属要陪伴他们一起承受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武汉封城后，全国医护人员陆续驰援，这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感染的几率非常大，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需要承受的风险。疫情是加速器，加速了“迪马医护关爱慈善信托”的落地。 从大年初二筹备成立慈善信托到备案获批，我们只用了48小时的时间，之所以能够那么快主要得益于重庆市民政部门、银保监局、中国信托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加班加点用最快的时间完成审批，当然，还有春节期间同样奋战在第一线的员工们。 《公益时报》：您觉得，用信托的方式做公益，对于委托人来说有什么优势?截至目前，这支慈善信托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 罗韶颖：信托本身具有财产隔离的特点，相比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最大的优势在于财产的独立性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方式。每单慈善信托都会设立专户管理，所有资金及物资的流入、流出都有明确记录，可以向委托人第一时间反馈，并向委托人和监管部门出具报告，这样的话，可以在信托设定的额度范畴内高效的规划和管理。 抗疫需具备敏锐度、快速反应和资源整合能力 《公益时报》：除了慈善信托，迪马股份在疫情期间还做了哪些防疫方面的工作?其中哪些故事令你印象非常深刻? 罗韶颖：迪马的业务板块很多，几乎都参与到助力疫情防控当中。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的十八个勇士们。1月25日，我们的物业公司为了支援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后勤保障工作，下属的18名员工自愿报名参与火神山医院援建志愿者工作，这批人在我们迪马内部被称为“十八勇士”; 第二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疫情期间送火锅活动。虽然重庆当时疫情并不像武汉那么紧张，但大家也都是自觉隔离在家，“如果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的话，重庆人一定是超级社会性动物。”重庆人爱扎堆，爱吃火锅，但疫情期间很多火锅店不开门，于是我们的物业联系周边的火锅店，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主动请他们送火锅到业主家。这样既照顾了火锅店的生意，也让业主足不出户可以尝到地道的火锅。火锅送上门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被组织的火锅店不是全国连锁、也没有中央厨房的配送能力，而是各家有各家的食材和调料;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50多名武汉东原小区业主自发组织的一场“不见面演唱会”。我们的业主之一欧阳勇征是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书记，在一线抗疫的过程中他谱曲、填词，创作了歌曲《你的身边一直有我》，把一线医护工作者的真实情感都写进了歌中，结果在东原社群发布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于是，业主们就想不如大家组织一场云上演唱会。看着线上大家在各家各户不同的录制背景下深情的演唱，觉得是又好玩又感动。 《公益时报》：截至目前，迪马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果如何?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我们有哪些总结或感悟? 罗韶颖：要说抗疫成果，我觉得最让我得意的就是除武汉外，东原物业全国近3000万平方米的管理区域实现了零感染。 同时，我们还对旗下的商户进行租金减半;迪马工业在抗疫过程中推出的4G基站车、无人机应急空中通讯等，第一时间投入广东、上海等地的疫情防控检测工作。迪马工业为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和汉川市人民医院改装的负压救护车，在一线救援工作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复工复产后，迪马工业还优先生产用于防疫一线的消杀车和救护车…… 经历此次抗疫，我们在最后复盘时总结，在抗疫过程中企业需具备一定的敏锐度，敏锐地感知哪些领域需要关注和预防风险，以及快速反应和外部资源的整合的能力。 发挥企业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 《公益时报》：在防疫的同时，迪马也在持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产业、消费、教育等扶贫计划，在此过程中，迪马探索了哪些模式? 罗韶颖：首先，尽可能发挥迪马股份旗下各个板块的专业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中去。比如2019年特种车板块向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交付一批移动金融服务车，协助四川农行在偏远地区做好改善民生和金融扶贫工作。 2020年10月16日成立的迪马泥溪儿童关爱中心，是对新阶段扶贫模式的有效探索，它是在重庆市民政局的指导下由泥溪镇政府和我们迪马股份合作，共同打造的儿童关爱中心，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玩耍、阅读，举行各类亲子、文化、兴趣集会，从而拉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其中，在儿童中心内设置的“大力神灯”，可以让孩子随时与远方的父母视频交流，学习辅导等，很受欢迎，这也是年轻的迪马团队今年在公益方面做出的新一轮尝试和创新。 《公益时报》：2020年即将结束，当2020脱贫攻坚画上圆满句号后，迪马股份在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方面将有哪些规划? 罗韶颖：我们将继续做好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积极学习研究从中央到重庆地方的发展规划，探索其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由我们出一份力，比如：留守儿童陪伴、乡村老人康养、乡村社区文化生活、乡村灾害应急、乡村社区安全等等。我们会配合地方政府，打造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模式。 公益下一站：康养 《公益时报》：迪马将公益聚焦在“一老一小”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罗韶颖：儿童是属于未来的，每个孩子都有很多的可能性，每个阶段的孩子都有不同的生理特点，如果错过那个阶段的教育和关怀，很容易导致不可逆的结果，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围绕儿童开展的“童梦童享”经过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业内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品牌。 当下许多城市正在步入老龄化阶段，我也是开始做养老这行才了解，中国的‘9073’养老格局——90%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养老，7%老年人在老年化社区养老，3%老年人机构养老。所以，适老社区将是迪马产发未来重点布局的方向，将集中一批优势的人才和资源在这个领域。 此外，我们在泥溪成立了儿童关爱中心之后发现，很多小朋友的爷爷奶奶来接他们放学的时候，也喜欢在这个儿童关爱中心坐一会儿，于是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将儿童关爱中心进一步融合为对老年人的关怀。 《公益时报》：在迪马工业、东原集团、迪马产发三架马车业务布局中，未来有哪些会跟公益更深地进行结合?还会开拓什么新的项目? 罗韶颖：除了持续深化升级现有的公益项目外，未来主要将在“适老社区”方向发力，深入去考察城市和乡村里长者的生活、医疗和精神需求，并以专业力量去设计适合他们的公益产品。 另一方面，我们今年成立了迪马公益基金会，也希望更多地从专业公益机构的角度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和探讨，发觉不一样的社会需求，反过来对我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带来提升，从而更好地实施现有项目，以及开创新的项目。（来源：公益时报，作者：李庆）

为更好地盘点2020年度工作，展示社会组织风貌，激发和引领广大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按照“突出重要性、注重导向性、兼顾全面性”的原则，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推选出“2020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以时间为序）。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组织工作作出指示，强调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在不同治理领域的积极作用，对社会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指导和帮助企业等会员单位科学精准防疫、有序复工复产。9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指出，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规范调整，对社会组织运作提出新要求　 5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范围，取消社会组织年检结论要求，并将获得3A以上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作为非新设立社会组织申请扣除资格的具体要求，明确提出新的年度公益支出及管理费比例标准。公告要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70%；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不得低于8%。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0%；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不得高于12%。该公告对社会组织的规范性运作要求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为社会组织后续发展方向提供引导。 三、民法典颁布，为社会组织治理重塑提供了法治保障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给予社会组织非营利法人分类的精准定位；引入“捐助法人”概念，为社会组织分类规范提供了明确依据；提出组织机构设置等治理要求，为社会组织治理重塑提供了法治保障。民法典的颁布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奠定了重要的法治基础，也对新形势下做好社会组织立法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四、国务院发布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通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7月2日，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通知要求，针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和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从严监管、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通知要求行业协会商会的规范收费工作具体从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规范性和透明度、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三方面着力。通知的发布有利于规范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治理，整体优化营商环境。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慈善法执法检查，推动依法改进慈善工作　 8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执法检查组分赴辽宁、陕西、宁夏、山西、浙江等5省区，根据法律特点和慈善特点，对慈善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这是慈善法实施四年多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该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组发布的检查报告指出，慈善法促进了慈善事业稳步发展，对实施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应有针对性加以改进，确保实现慈善立法目的，发挥慈善事业功能。 六、社会组织参与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挥社会力量独特优势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一批来自社会组织领域的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社会组织主动参与战“疫”。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5289个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开展了慈善募捐，累计筹集捐赠资金396.27亿元，捐赠物资10.9亿件。在疫情稳定之后，社会组织积极助力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抗疫行动，活动范围覆盖100余个国家。不仅对外捐赠大批医疗物资，还以设立专项基金、搭建在线医疗平台、开展跨国志愿服务、编写新冠肺炎防治手册等多种形式支持全球抗疫事业，成为人类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重要力量。 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明确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　 11月3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这些表述凸显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八、社会组织助力国家扶贫战略，展现责任担当　 11月23日，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社会组织在积极参与国家扶贫战略中有效凝聚了力量、链接了资源，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倡导志愿扶贫等重点领域全面出击。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0年，全国社会组织实施脱贫攻坚项目90124个，社会组织自身及引入各类资金投入总额达1245.18亿元，受益人口达1.1亿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1282.81万人。 九、社会组织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参与体系，夯实群众动员机制　 11月2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社会组织、专业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为群众提供方便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作用，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技术指导、政策咨询和宣传引导。社会组织的参与将加快爱国卫生与基层治理工作融合，推动形成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结合、平战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 十、培育方案出台，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　 12月7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旨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方案明确，从2021年起，用3年时间，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通过实施一批项目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健全制度，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更好发挥作用。专项行动具体包括围绕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的培育发展计划、能力提升计划、作用发挥计划、规范管理计划在内的“四大计划”。 发起单位：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北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中国社会组织》杂志 支持单位：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全国评委会和省级评委会原则上于2021年3月31日前组织首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评审范围是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颁发的2019年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合格证明的人员。 2021年1月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首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首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强调，此次评审是自200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建立以来，开展的首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对深入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也于2021年1月6日开始施行。 谁来评审? 《通知》明确，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评委会”)负责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的在京单位人员的评审工作，并接受不具备组建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委托，代其评审。 全国评委会由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负责组建，日常工作由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承担。 各省级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级评委会”)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员的评审工作，亦可接受不具备组建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委托，代其评审。 省级评委会可以设立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办事机构或者指定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作为办事机构，由其负责省级评委会的日常工作。 评审办事机构主要承担以下工作：1.拟定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年度计划;2.接收申请材料;3.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4.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5.联系行业评审专家，组织评审会议;6.负责日常业务咨询;7.负责评审的其他工作。 不具备组建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委托全国评委会或邻近的省级评委会代为评审。被委托方仅负责履行评委会相关工作职责，本地申请人的材料初审、评审结果公示及结果报送工作应由委托方负责。委托其他省级评委会代为评审的，应报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备案。 评审委员会如何建立? 评审委员会应该如何建立，哪些人可以成为评委会委员呢? 《暂行办法》规定，评委会由25名以上委员组成，委员主要为社会工作行业评审专家，应包含社会工作不同专业领域且数量不少于评委会委员数量的五分之四。评委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1至3名。 全国评委会的委员由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各省级评委会的委员应以本地区人员为主(本地区人员是指现工作单位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人员)，且数量不低于评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每名行业评审专家最多可同时在两个评委会担任委员。 行业评审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责任心强，能认真履行职责，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专业技术水平高、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在社会工作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知名度;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且具有10年以上社会工作从业经历，或者具有正高级职称且具有10年以上社会工作教学、科研或实务经历;身体健康，能正常参与评审工作。 评委会委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一般为3年，可以连任。在任期内，评委会组建单位根据评审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可进行增补和调整。评委会任期届满要及时换届，组建新一届评委会时，上一届的评审委员应不少于三分之一，不多于三分之二。 如何进行评审? 《通知》明确，全国评委会和省级评委会原则上于2021年3月31日前组织评审工作。各省级民政部门须在2021年4月20日前将评审结果和公示情况报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 那么，整个评审要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呢?《通知》进行了明确： 第一步，发布通知。在收到《通知》后，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结合实际，根据《通知》要求制定本地具体工作方案并于1月25日前发布通知。 第二步，接收材料。评审办事机构负责接收申报材料。未组建省级评委会的，由各省级民政部门负责接收本地区人员提交的申报材料。 申请人应符合《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需提交的材料包括： 1.《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申请表》 2.近五年来的3个直接服务案例(直接面对服务对象，从接案到结案的完整服务过程)完整记录。如个案工作的完整记录应包括个案工作接案记录表、预估表、服务协议、工作计划表、过程记录表、评估表和结案表;小组工作的完整记录应包括小组工作计划书、单元(小节)计划书、过程记录表和评估总结报告;社区工作的完整记录应包括社区工作计划书、过程记录表和评估总结报告。 3.近五年来不少于15个小时的完整督导(向被督导者提供面对面督导服务的累计时长)记录。如督导建议表、督导工作记录表等。 4.工作业绩和贡献佐证材料。项目记录应包括策划书、过程记录、评估报告、结项报告、第三方绩效评价等;研究成果为专著的，需提交封面页、目录页、作者姓名页复印件;研究成果为论文的，需提交发表刊物封面、目录复印件;研究成果为研究课题、研究报告的，需提交课题的委托书或委托协议复印件;参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研制需提供标准文号、作者姓名页复印件。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社会工作研究课题的“主要参加者”是指在参与的省级以上项目或课题中排名前三，地市级项目或课题中排名第一。 5.申请人自愿提供的其他材料。如具有代表性的专著、论文、报告、文章;与社会工作专业相关的成果鉴定、获奖证明等。 第三步，审核申请材料。审核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是否满足申请资格，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填写是否规范。由评审办事机构负责初审的，审核结果须经民政部门确认。委托评审时，申请人的材料由委托方民政部门负责审核。 第四步，评审委员会评审。 1.评议组评议。评委会行业专家按照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分为多个评议组，每个评议组一般由5人及以上的单数组成，每组设组长1人，负责组织本组的答辩工作，可组织现场答辩，也可采取视频答辩的形式，答辩流程包括： (1)申请人自我陈述。申请人对本人的基本情况、工作业绩等进行陈述，并选择一个本人参与的典型服务案例或项目进行重点介绍。 (2)评议组提问。评议组根据申请材料和申请人的陈述，就申请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实际工作能力、业绩成果、发展潜力等方面提问。 (3)评议组专家结合评审材料和申请人答辩情况进行认真评议，客观地对申请人的专业工作能力进行鉴定并提出书面评议意见。 2.召开评审会议。评审会议流程包括： (1)评议意见汇总。评议组组长或分工负责评议的委员向评委会汇报评议情况，介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2)审阅材料。在评议组评议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评审政策和申请材料，评委会出席委员对申请人的评议结果进行讨论，初步评判评审对象的能力和水平。 (3)投票表决。采取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同意票数须达到出席会议评审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方为通过。未出席评审会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或补充投票。 (4)宣布结果。由主任委员或主持评审会议的副主任委员当场宣布投票结果并签字。 第五步，评审结果公示。全国评委会的评审结果由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组织公示;省级评委会的评审结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公示。公示期应当不少于5个工作日。评审结果公示结束后，各省级民政部门将公示情况和评审情况上报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来源：公益时报）

最近几年，随着《慈善法》的落实、社会组织的发展、互联网公益的崛起，人人公益、人人慈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相应的对于公益慈善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2020年疫情当前，全世界同做一张考卷。丛林规则、零和原则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失灵了，与之相应的中国式“人和”理念呼之欲出。“在这样的变局当中，中国式的公益慈善教育，将会面临巨大的国内国际需求。” 上海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伊里表示。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高校在探索公益慈善教育的路径。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在2017年就开始了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但与此同时，2020年6月，北师珠慈善专业停办，引发“大学该不该有慈善专业”的争论。 那么，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追求专业教育还是普及通识教育?包括紫江公益慈善课程在内的高校慈善教育探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2020年12月13日，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上，来自政府、高校、公益组织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进行了分享和讨论。 公益教育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推进公益慈善教育，首先要厘清公益慈善课程的定位。因为只有弄清了定位，才能再来完善课程体系。那么，公益教育的核心或者公益教育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公益教育的核心，是全过程、全领域、批量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马伊里表示，不是单单为公益机构培养从业人员，是在各个领域都要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 公益人格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去功利、开放、分享、积极、参与，他们观察问题比较多的是社会视角。” 马伊里强调，“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职的人员，还要培养有良心的企业家，有良心的医生、有良心的老师，和有良心的科学家……” 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需要的无疑是通识教育，但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也需要专业教育，究竟谁更重要呢? “我一直认为专业教育很有必要，但是在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状态下，可能谈专业比较奢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高校里给学生上课感触更深，我们的同学要去公益慈善组织就业不太现实。在不否认专业教育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现阶段特别有必要去推动通识教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周俊强调。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聂磊也认为通识教育是更为现实的，“公益慈善现在不能说是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专业，至少越来越多的涉及到很多专业和行业。它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行业和专业。” “学生做公益的时候一要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把专业带到公益服务里面去，变成了更加专业化的人才，做专业化的公益服务，这对社会更有帮助，更能提升社会公益服务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联络处副处长于洋表示。 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主任田梅梅也认为：“高校里面多开通识性的课程，让更多的学生能有一个入口了解公益慈善，我觉得是难能可贵。最开始我们设置了专业的话，优秀的学生不会首选，最后又变成了剩余学科”。 知行合一的紫江公益慈善教育探索 那么，公益慈善通识教育究竟要如何实施呢? 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共建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和“研究院”，设立了相关的基金项目，推动公益课程建设，开展了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 “我们的定位是选修课，非专业教育，我们希望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大家的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公益的种子。因为参加这个课程学习的同学可能会走向各行各业，大家在走向各行各业的同时，也把公益的种子带到各行各业，这是我们的初衷和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晨熹表示。 据黄晨熹介绍，通过三年的教学实践探索，形成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系统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模式，包括形成了纵深有序的课程体系设置，组建了多方位、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推动促进公益慈善理论知识与服务实践的有效融合等。 在“知”层面，确立了三大主题——基础性课程以重塑公益慈善认知为目的，集中于对公益慈善基础知识及伦理原则的传递;应用性课程以非营利组织管理内容为基础，侧重于对公益慈善项目的开发、管理、运营、营销等一系列能力的锻炼与提升;而前沿性课程则聚焦于公益慈善前沿理念，强调关注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未来走向。 另一方面，搭建了“课堂—讲堂—论坛”三级交流平台，包括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授课内容邀请相关教师及行业从业人员开展主题分享;组织“善知•公益讲堂”，邀请名家讲座，以“线上+直播”形式;举办三届公益慈善高峰论坛，聚集400余位国内外学者及业界人士对公益慈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在“行”层面，强调“体验式”教育理念，积极开展多样课程实践活动，组织公益机构探访、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鼓励学生走出课堂。2017年以来，共组织两期暑期台湾社会创新公益实践研修营，选拔20余名优秀学生赴台参访近20家公益创新相关机构，实现学员们的深度赋能。2020年，结合疫情背景推出“践善行益，踏浪前行”紫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吸引了13所高校近300人参与，最终选出10支队伍进行资助，其实践项目涵盖抗疫力、心理疗愈、性教育、助农等多领域。 同时，积极组建由国内外高校教师和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员构成的多学科背景、多元化、全方位的师资队伍，不断丰富公益慈善通识教育内容。搭建了公益慈善实践平台，组建紫江公益学园、“紫江—大夏”公益社等2家学生社团，采取人员选拔制及公益学分制管理，每年选拔80名社员，为“知”“行”融合统一提供有力平台支持。 三年来，共开设公益慈善通识课程27门，共计学分50多分，吸引了1000余名校内外师生及公益慈善行业从业人员修读。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同专业的学生走进了公益慈善课堂，他们共同讨论学习，一起设计公益项目、一起做研究。公益慈善的种子，正在华东师大这个美丽的校园中生根发芽。更让人欣喜的是，随着学生的毕业，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播种到下一代的心灵之中。”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表示。 行业+高校，更大规模地推动慈善教育 近年来，认识到公益慈善课程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性的高校开始逐步开设公益慈善课程。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山东工商学院等开设了公益慈善专业(全日制)课程，深圳大学公益创新专才班实践了辅修双学位模式…… 这一举动赢得了公益慈善行业的欢迎。“今天这么多的高校老师一起来探讨公益人才的培养，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田梅梅在论坛上表示，“通识教育在高校里如果能推开，对未来的公益慈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公益机构的人力资源现在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是招不来，二是培养不起来。期待高校把人才培养出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基于共同的认知，公益慈善行业和高校之间就慈善教育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合作。 一方面，公益慈善行业为高校的慈善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紫江公益慈善课程就是紫江公益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成果，这一合作已经持续了四年。在这一过程中，课程得到了越来越多公益慈善组织的支持。包括紫江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劝公益基金会等在内的19家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成为课程社会实践基地。 “紫江做这件事情，在全国都属于是起步很早，而且动作也比较快，合作方式也很巧妙。扎扎实实做出一个案例，我们可以拿到行业、高校，做跨区域跨校的交流与合作。从我们基金会的角度，我们更希望能把这些经验和合作的模式方式形成政策意见，通过政策倡导，有更大的一个变革。”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叶珍珍表示。 敦和基金会这几年也推出了高校慈善教育项目。 2019年9月，敦和基金会与公益慈善学园联合发起了“敦和·善识计划”高校慈善通识课程支持项目，支持国内高校教师开设公益慈善方向公共选修课程。 一期项目共资助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17位教师，通过理论教学、双师课堂、体验式慈善等方式，为近600名大学生带来专业通识教育。 2020年10月启动招募的二期项目收到了73份申请，最终23名教师获得项目资助。同时，二期项目增设了体验式慈善教学专项资助的版块，将有11位入选教师在开设公益慈善通识课程的同时，带领学生进行体验式慈善的探索。 此外，针对国内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公益行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问题，敦和基金会还发起了“敦和·菡萏计划”，支持院校在慈善学历教育中的多种探索。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行业对高校慈善教育也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叶珍珍认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要注意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定位在办学还是办班的问题——和行业内的各种慈善教育的班、短期培训班，有什么样的区别?需要在进一步发展中明确自身的定位。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平衡问题。“我们发现很多高校开展公益慈善教育，在理论体系课程的设置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当然这是源于公益行业本土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偏弱。我们也在资助相关的理论建设。”叶珍珍表示。 另外，学生未来是否参与公益，是否愿意做志愿者，或者是到公益机构中实习，未来去公益行业里面工作，实习实践环节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项目资助的角度，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提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需要回应缺乏全局观、专业技能、利益相关方沟通技巧等问题。要重新定位公益，引入大量的案例教学，增加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实践合作。 在高校和公益慈善行业的共同推动下，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加速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我们期待与社会各界共商共议共建共享，共同推动公益慈善教育发展，我相信在各界的支持之下，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公益慈善教育体系会不断的完善。”陈琳强调。（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王勇）

导语：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功成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的文章。该文洋洋万言，全面回顾总结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成效与不足，对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郑教授讲了许多深刻、精彩的观点，其中不乏一些亮点金句，小编特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1、慈善事业不仅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而且是值得政府与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有益于国和民的社会事业，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2、《慈善法》实施四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正在进一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有限的政策性文件规制走向法治、从少数人关注走向大众参与。 3、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蓬勃发展，社会成员的慈善参与意识被空前激发，社区与网络成了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渠道，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4、我国慈善事业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有生力量。《慈善法》实施以来，包括款物捐献与志愿服务在内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得到了提升，慈善事业在服务大局、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应对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慈善信托成为一种新的慈善形态。慈善信托虽还未进入规范发展轨道，但作为一种慈善制度创新，从零起步到逐步发展，无疑是我国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6、在肯定慈善事业发展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7、依法认定和新增的慈善组织发展缓慢。一方面，在全国社会组织中，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占比严重偏低。另一方面，新增慈善组织在逐年减少。社会组织转换成慈善组织的积极性不高，新增慈善组织数量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表明法定慈善组织并不具有吸引力。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将可能因缺乏足够载体而陷入发展停滞。 8、慈善资源动员能力依然有限。以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和个人财富共享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9、目前，我国慈善领域还缺乏应急机制和协调能力，也缺乏真正有协调能力并能起引领作用的枢纽型慈善组织，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很难及时高效地使用慈善资源。  10、慈善领域的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不足，透明度不高；多头募捐、欺诈募捐及募捐财物“跑、冒、滴、漏”等现象并不鲜见，强行摊派募捐现象仍有发生。此外，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亦存在着不足，并未真正体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宗旨。这些现象表明，慈善领域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11、慈善组织由双重管理改为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是为促进社会各界举办慈善事业，但慈善组织认定很少与新增慈善组织数量逐年递减的现实，表明这一立法意图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12、 尽管《慈善法》明确指出民政部门主管慈善工作，但相关政策支持却并非民政部门可以决定，还需要财政、税务、海关、银保监、网信、教育、宣传等多个部门同步出台相关政策，目前并未形成有效的合力。在缺少授权的情形下，如果相关部门不能积极有效地配合，仅靠民政部门作为，《慈善法》的相关规制就难以落地。 13、慈善监管存在着监管不足与监督过度并存的现象。调研发现，监管不足主要表现在民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不足、推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同时，监管部门对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存在干预过度的现象，如对慈善组织的章程制定不是侧重于章程宗旨与使命及法定事项的监管，而是要求内容几乎一致，甚至规定慈善组织负责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年龄以70岁为上限。这实质上是接近于对机关事业单位和行政干部的管理方式，剥夺了慈善组织应有的自治权，与鼓励人人行善、终生行善的立法追求不一致。 14、《慈善法》实施以来，网络慈善在快速发展，社区慈善在遍地开花，个人求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亲友或邻里圈子和交往有限的微信朋友圈，而是借助网络平台走向了互不熟悉的公众。实践表明，网络慈善、社区慈善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实践效果与发展前景良好的慈善事业发展方向，但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制与政策支持，可能容易因不良的个案而使整体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势头。 15、尽管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慈善组织数量不多，发育成长缓慢，不仅缺乏规范化的内部治理机制，更缺乏专业人员参与。 16、慈善行业组织发展滞后，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行业组织的功能有待提升，地方慈善行业组织普遍能力不足，而采取一级只能有一个慈善行业组织的做法也不利于慈善组织自发联合并有效协同局面的形成，这使得慈善领域缺乏行业组织代表慈善行业发声并加以自律及维权 17、我国的慈善理论与政策研究也非常滞后，不仅专业研究者数量稀少，而且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格局，既有成果呈碎片化，对健全完善慈善制度缺乏影响力，这必然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18、我们必须明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 19、慈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公益事业，关键在于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意的释放，而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包括财政税收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均会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20、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我们可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国家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确立定位并发挥独特功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定位，即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战役。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大多数贫困家庭更加贫困的主要原因。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例均在42%以上。其中，患病的农村贫困人口中，年龄在15岁至59岁的占到40%以上。他们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一旦患病就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但另一方面，消除因病致贫、返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一现实情况给脱贫攻坚带来了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医疗卫生系统的精准施策和保障，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投入健康扶贫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社会倡导、影响公众健康理念、改变公众生活方式等方面，社会组织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通过公益力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 11月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健康中国行动基金在北京启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个看似简简单单的专项基金，其背后有着一系列厚重的制度设计： 201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2019年6月，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意见指出，“健康中国行动要动员各方广泛参与。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健康促进的强大合力。鼓励社会捐资，依托社会力量依法成立健康中国行动基金会，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保障机制”。 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先期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设立健康中国行动基金，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方式方法灵活、资金募集渠道多元以及具备基金管理经验等优势，为健康中国行动基金会的成立筹集资金，积累项目经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通过公益力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进而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一种共识。 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宋宏云看来，社会组织在健康扶贫领域有很大的参与空间，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基金会现有30余支专项基金，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基金与健康相关，业务涉及生殖健康援助、两癌筛查防治、贫困患儿救治、乡村医生培训、基层医卫机构设备捐赠、大病救助等。健康中国行动的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业务整合以及体系化的机会。” 社会组织助力健康扶贫大有可为。 2016 年，在国家卫健委财务司(扶贫办)指导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和补充、具有充分社会公信力的国家级健康扶贫开放平台——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为探索动员社会力量、尽快建立缓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做出了积极有益探索。 通过该平台，基金会整理归纳了全国大病救助政策13341 条，浏览量超过1800万，为大病患者提供了快捷、有效、真实的政策信息咨询。此外，该平台能够为贫困大病患者提供申请慈善项目的介绍，为贫困大病患者与慈善组织搭建起信息桥梁，同时也能为贫困地区大病患者提供网络求助服务。 更重要的是，该平台也为部分临床医生、大学生等爱心人士提供了一个志愿捐赠平台，通过捐赠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个人时间等方式，为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或个人提供志愿服务。 “公益组织虽然边界有限，但功能和特点还是突出的。”在宋宏云看来，公益组织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在参与社会议题方面的一些优势。“一是植根民间。社会组织出自民间，在政府的指导下服务民间，有效架构了一个民间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二是广泛的动员能力。基金会可以合法地接收社会捐赠，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活跃社会资源。三是实验功能。这也是公益组织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灵活的项目，面对一些社会需求，有试验的机会。” 触达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目前，我国的基础医疗资源比较薄弱，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健康管理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一“后端”的问题，应首先改善基层医疗服务硬件，提高服务能力，降低医疗成本支出。然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首先要不得病，但如何才能不得病?前提是健康。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形成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不得病的科学理念，能够有效推动健康端口前移，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社会组织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6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助学项目中心推出“博爱校园健康行动计划”，援建“博爱校医室”。该计划旨在广泛动员募集社会资源，在政府教育、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建立校园健康卫生保障体系，健全青少年生命健康教育。同时，通过开展免费体检，对在医疗救助范围内的大病患儿进行资助，对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健康课程，做到大病早发现早治疗、小病早教育早预防。 接受培训的校医在健康教育及红十字急救师资的协助下，为学生开设健康教育、应急演练及红十字急救教育课程。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表示，“博爱校医室”项目旨在呼吁全社会关注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项目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即通过开展培训让校医们更新知识，最终用公益的力量，引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这方面的探索更早。 1995 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这也是我国首个以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项目通过“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帮扶模式，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和家庭“扶困、扶智(志)、扶助健康”。 以“两癌”筛查为例。乳腺癌、宫颈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两大“杀手”，近年来有不断增高和年轻化的趋势。报道显示，近几年我国宫颈癌、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其中以45岁到55岁妇女最为集中。而身在贫困山区的母亲们，往往因为知识匮乏，没有防治意识，更没有定期体检的条件，从而成为“两癌”高发的人群。 一年前，幸福工程项目将健康知识带给云南墨江项目点的贫困母亲，通过培训和健康生活习惯的培养，让久居深山的母亲们提升自身健康意识。今年8月，在墨江县计生协、县妇幼保健院、景星镇政府的合作下，24位贫困母亲来到墨江县妇幼保健院进行了“两癌”体检和健康培训。提升母亲的健康意识，对于家庭乃至社会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 另据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基金会策划实施了健康扶贫重点项目——“健康暖心”工程，该项目旨在提高群众抵抗健康风险的能力，增强贫困地区卫生服务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的卫生事业发展，进而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据悉，项目以“一免三助”为运作模式，即为贫困家庭免费提供基本药物、应急物品及健康手册提高健康素养;资助贫困地区大病患者家庭摆脱困境;帮助贫困地区医务人员进修学习提高服务能力;捐助贫困地区医疗机构硬件设施改善诊治条件，使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医，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积极普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在缓解贫困群众缺医少药现状的同时，通过知识普及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实现“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宋宏云表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社会组织。公共政策有时候难以照顾到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社会组织可以帮助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政策落实。我们的优势在于，通过与地方卫健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系统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合作，可以让项目抵达社区和家庭，完成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进一步明确下一步行动方向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实施15项专项行动，每一项都离不开政府、社会和个人。比如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在政府层面，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相关标准制定以及监督管理;在社会层面，涉及消费和社区食品供给端等环节;在个人层面，涉及知识、理念、行动等。 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广泛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为各方参与搭建桥梁和平台。前提是，社会组织要对自身有一个精准的定位，要知道哪些自己能做，且能做好。 2017年7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以及蚂蚁金服保险平台针对精准扶贫战略，设计并联合发起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聚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关注贫困家庭经济支柱，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阿里巴巴公益和支付宝公益两个平台筹款。 2019年冬，《公益时报》记者曾跟随项目组深入河北张家口采访。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以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为受益主体，为现行贫困标准下18-60周岁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专属扶贫公益保险，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项目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运用区块链技术，保障资金从捐赠到理赔全透明、全跟踪。 截至2020年10月底，项目累计募集32138.55万元爱心资金，已投入30699.29万元，共计为全国12省80县(区)建档立卡贫困户1012.93万人次提供健康保障，累计赔付134616人次，累计理赔金额21474.80万元。善款的90%全部用于贫困群众的理赔和救助。 除了精准帮扶贫困家庭“顶梁柱”，在中国乡村，健康扶贫要动员且要大力支持的一支可靠力量就是乡村医生。据统计，中国乡村医生从业人数超过150万，分布在全国3.7万个乡镇卫生院和65万个乡卫生室，他们担负着中国6.5亿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一些公益组织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旨在培养能留下来、用得上的乡村医生，通过他们提高群众公共卫生素养和疾病预防能力 2017年12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扶贫办指导，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开展了“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计划通过3至10年的持续努力，有效提升乡村医生保障水平，逐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助力医改强基层目标的实现。 截至目前，项目已走访全国1537家乡镇卫生院、7572个村卫生室，为12164位乡村医生建立帮扶档案。通过人口福利基金会援建一所乡镇卫生院、10所村卫生室以及四所乡村中医馆，在32个县发放共计637.2万元的慢病签约管理奖励基金，开展34次有针对性地培训受训乡村医生5887名，资助326名乡村医生考取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证，每年发布10个暖心乡村医生与10个暖心乡镇卫生院院长优秀案例。 事实上，健康与脱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健康中国行动实施层面，区域和群体之间依然存在巨大不平衡，如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有生活环境和健康诉求等差别。针对扶贫行动的差异性及参与主体的多元性等现实问题，该如何将健康中国行动和脱贫攻坚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未来公益组织该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宋宏云表示，今后基金会将更加聚焦乡村地区尤其是“三区三州”等地，以健康中国行动为指引，以15项专项行动为核心内容，做好健康帮扶，巩固脱贫成果。“我认为，这也是社会组织下一步行动的重要方向。”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