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公布《关于202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按照《202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做好各项考试组织实施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202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2021年社工考试时间为：10月16日、17日。详情请随小编一起来看！ 社工考试，全称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根据原人事部、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设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从2008年起，先行实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2019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关于印发〈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的通知》，实施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中国人事考试网）

2021年新冠疫情势头并未减弱，1月22日新增确诊病例107例，吉林、河北、黑龙江、北京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疫情，多地再次进入封闭管理状态。 这个场景很难不让人想起一年前的湖北武汉。2020年1月底，随着新冠疫情的肆虐，武汉很快于1月23日宣布封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不断地涌向湖北。当地慈善组织面临捐赠物资管理和分发的巨大压力。 “自成立以来，我们从没有在如此短时间内接收如此大规模的物资和资金捐赠。”湖北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康锋在接受《善达网》专访时表示，对信息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妥善、清晰的接收此次疫情海量捐赠款物提供了基础。 康锋还表示， 湖北省慈善总会作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在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如何推动慈善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是面临的时代新课题。“慈善的土壤在民间，事业的发展应以回归社会、拥抱大众为基本导向。”康锋说。 “信息化建设成为疫情防控募捐的基础” 马广志：对您和湖北慈善总会来说，2020年是尤其不平凡的一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慈善行业有哪些新的认识？ 康锋：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我们总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抗疫募捐工作任务，通过疫情募捐锻炼了队伍，提升了能力，扩大了社会影响。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总会快速反应、主动作为，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克服困难、勇担重任，充分发挥了慈善组织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积极作用，认真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为280多万捐赠人提供贴心细致的捐赠服务，保障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价值75.88亿元的款物火速送达疫情一线，凝聚起全社会守望相助的强大抗疫力量，我会近40人的团队，动员1033名志愿者苦战4个多月，顺利完成疫情防控专项募捐任务，为决胜湖北疫情防控贡献慈善力量，展示了慈善组织规范、专业、高效的形象。 从1998年抗洪抢险到2008年汶川地震，在历次国家重大灾难救助中，慈善事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激发了公众的捐赠热情，慈善事业成为凝聚了全社会爱心善意的桥梁，展现了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整合能力，成为助力应对重大灾难事故、兜好民生底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这么说，疫情给事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我对我们从事的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与信心。 马广志：湖北省慈善总会在疫情之前是怎样一种状态？经过疫情的洗礼后，有哪些新的变化？ 康锋：湖北省慈善总会成立于1995年，是经省政府批准于1995年成立的社会组织，以安老、扶幼、助学、济困、救灾为宗旨，依慈善法首批被认定为慈善组织、首批获得公开募捐资格。成立26年来，积极募集慈善款物，培育慈善项目，建设慈善队伍，传播慈善文化，累计筹集款物价值210亿元，资助困难群众240多万人次，在完善湖北社会保障体系、助力脱贫攻坚中贡献了慈善力量。 多年来，湖北省慈善总会在治理结构、队伍建设、制度体系、信息化建设、项目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创新与探索。实践证明，多年积累的制度、平台和团队基础，是确保疫情防控募捐工作稳步推进的有力保障；信息化建设和运用，是提高疫情防控募捐工作效率的重要方法。总会在坚持以项目为主导的用人机制和充分运用信息化工具等方面所进行尝试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工作运转机制，建立了“决策团队行政化与执行团队年轻化、专业化、职业化相结合”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了公开透明的募捐信息平台，初步历练出了一支听党话，有责任、有担当、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队伍，使得总会在疫情期间能够以规范、高效的工作质量和稳定的工作状态，应对疫情大考，发挥枢纽型慈善组织的应有的作用。 此外，总会一直将慈善信息化建设视为机构战略核心，通过精心研发和动态优化，逐步实现了慈善管理与服务大系统，包括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信息公示、物资管理、票证申领、自动办公、区块链数据、信息可视化等30多套全方位、全流程的综合性信息化。 疫情期间，总会自有信息平台作为信息发布、案例传播、捐赠互动、服务管理的主要渠道，已经成为总会的工作平台和社会各界的参与平台。同时，结合疫情实际需求，及时研发的捐赠证书、感谢信自动生成，捐赠票据申领，捐赠数据生成、捐赠物资公示管理等功能，减少了人工操作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信息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妥善、清晰的接收此次疫情海量捐赠款物提供了基础。 马广志：去年疫情期间，网络上也有不少针对物资捐赠分配的质疑，比如捐赠物资因未付邮费被拒收，分配捐赠物资不公，一些已到捐赠物品积压、分发效率不高等问题。您怎么看？ 康锋：自成立以来，湖北省慈善总会从没有在如此短时间内接收如此大规模的物资和资金捐赠。此次疫情募捐，虽然我们对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预估，第一时间对专项募捐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全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战斗，但事发突然、仓促上阵，工作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缺乏专业物资仓储条件和管理队伍，物资捐赠缺乏信息化手段，缺乏规范化志愿者管理体系，全省慈善系统缺乏有效的募捐对接和联动机制，慈善队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也有待提升。 目前，我们委托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牵头为总会的疫情防控专项募捐进行专项评估，并形成完善的《慈善组织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这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慈善会系统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后期成果，我们将邀请全国慈善会系统共享，推动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慈善应急行动更加科学、高效、规范、有序。 “慈善事业应以回归社会、拥抱大众为基本导向” 马广志：您如何理解“慈善公益生态”这个概念？一个完善的慈善公益生态应该是怎样的？ 康锋：慈善公益生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如果非要描述，我认为就是《慈善法》里所描述的“大慈善”概念，即人人皆可慈善。甚至可以说，慈善公益生态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完整的慈善公益生态，应该是在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慈善组织主动担当作为，众多企事业单位积极支持，广大民众踊跃参与的一个完整闭环，是一个多方聚力、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同时，慈善组织更要立足社会、民生需求，苦练内功、改革创新，在进一步规范机构治理，提高业务能力等方面有更高、更新的标准和要求，以高效对接社会慈善资源、精准救助弱势群体，为区域性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积累先进经验，作出更加务实、有效的贡献。 马广志：湖北省慈善公益生态的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康锋：自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以来，湖北省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全省慈善组织数量稳步增长，慈善规模进一步扩大。多年来，我们省慈善总会依托民政部指定的网络募捐平台“公益宝”，联合基层慈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大批新型慈善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效。 “慈善医疗众筹”项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认可，被称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之举”；“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困境儿童助养计划项目实施成效显著、深受基层欢迎、切实解决问题的模式，以“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做法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但通过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湖北慈善事业的一些弱项短板，主要是：湖北省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有待改善；慈善文化的推广普及和社会氛围营造有待提升；慈善组织和队伍建设还亟待加强。 马广志：您认为省慈善总会在整个湖北慈善公益生态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康锋：近年来，湖北省慈善总会充分发挥枢纽型慈善组织的带头引领作用，发展会员单位超过120家，积极构建全省慈善组织联动机制，以互联网项目链接基层慈善组织，通过倡导省市县慈善会宣传联动、项目联动和网络募捐联动，整合慈善会系统整体联动优势，推动湖北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基层慈善组织提供平台、项目、经费支持，通过理论研究加强工作指导，通过专业培训进行机构赋能，提升基层慈善组织及事业发展。 马广志：接下来，您认为应该怎样更好地促进当地慈善公益生态建设？ 康锋：慈善会系统是我省成立最早、体系最全、运行稳健的慈善组织，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力军。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慈善事业在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如何推动慈善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我认为，慈善的土壤在民间，事业的发展应以回归社会、拥抱大众为基本导向，在社会化转型、专业化运作的前提下，找准机构定位，将“人人慈善”的理念根植于人民群众心中，努力宣传慈善文化，营造浓厚慈善氛围。 同时，要积极推动改革转型，通过聚焦重点、力推转型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机构治理，高效资源整合，更好的服务于民生和基层社会治理。于此，我们将成为推动我省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必将在探索和实践中取得成绩。 马广志：现在时间已经进入了2021年，对于湖北省慈善公益生态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期许？ 康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健全慈善组织机构，全面提升我省慈善事业整体水平，积极推动地方慈善立法的出台，为推动湖北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系统的法律保障，继续大力宣传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营造“参与慈善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广泛动员和深度实践，真正能够实现湖北省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更广泛的造福湖北弱势群体，更好的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更全面深入的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来源：善达网）

1月26日，中国吉林网从省民政厅获悉，当日，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慈善总会发出关于动员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长春、通化、松原等地区疫情防控面临突出挑战。人民安危重于泰山，为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慈善法》有关要求，现就引导动员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切实强化社会责任。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汇聚人民群众爱心，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协助党和政府坚决遏制省内疫情蔓延势头并做好后续相关工作，为疫情防控需要救助地区提供有力支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二、积极有序参与防控。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要结合自身优势，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各级慈善组织应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长春、通化、松原地区募集疫情防控急需的相关医护用品、生活物资，各类志愿服务、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应当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配合村（居）委会做好人员排查、宣传教育和疫情动态报告等工作。同时，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力所能及提供心理疏导、危机干预、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 三、严格依法组织募捐。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公开募捐，应当按照《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公开募捐方案并在开展募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同时，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定期公布捐赠收入和支出明细，严格按照募捐方案使用捐赠款物，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社会爱心款物及时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四、注重加强防控管理。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期间，要落实好防护措施，保证自身健康安全。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未经批准不派工作人员、不组织志愿者跨地域开展活动，不提供针对感染者和疑似人员的具体服务。各地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职尽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指导慈善组织做好捐赠款物的统计汇总工作。 据了解，长春、通化、松原地区现急需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连体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等疫情防控医护用品及生活物资，数量不限，其中医护用品产品规格需符合或高于国家标准。 本次捐赠款物可由吉林省慈善总会组织接收，总会接收捐赠的银行账户信息和联系方式如下： 接收捐赠户名：吉林省慈善总会 开户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大街支行 银行账号： 0710 4320 1101 5200 0209 41 联系电话：0431-89152040、18343002111 汇款请备注用途。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慈善总会 2021年1月26日 来源：中国吉林网

1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就“今年春节提倡就地过年，政府部门采取哪些举措保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过一个安全舒心祥和的节日？”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 南方都市报记者：今年春节我们提倡就地过年，但有些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会因此无法和家人团聚，对于这些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请问政府部门有何举措，让春节疫情防控有“力度”也有“温度”？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关心关爱和服务工作。近期，又连续下发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进一步做好春节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都明确要求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两类特殊困难群体有针对性的提供帮扶。　　 为了能够让这些特殊困难群体过一个安全、舒心、祥和的节日，各级民政部门正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关爱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关爱行动：　　 第一，做好摸底排查。各地在春节前夕进一步对本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情况进行了排查。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这两类群体的详细底数、家庭状况、外出劳力务工情况等。 第二，加强分类帮扶指导。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村（居）委会加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两类群体的定期探访，特别是发挥村（居）委会干部、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在一线、接地气、熟悉村（居）的工作优势，及时了解需求，反映情况，提供帮助。二是落实救助保障政策，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在内的各种服务。同时，要求各地在疫情防控期间，优化简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和其他困境儿童认定审核审批程序，对于符合条件的，要求做到当月申请、当月审批、当月发放生活保障金。三是强化家庭监护指导，明确要求外出务工人员要确定一名符合条件的照护人代为照护留守儿童，因现实困难难以明确的，要向村（居）委会进行报告，村（居）委会要指定具有资格的照护人对留守儿童进行照护，确保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的照顾。四是倡导就地过年外出务工人员采取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加强与在家的老人和孩子进行沟通联络。　　 第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各地进一步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两类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统一部署，重点给予关心关爱。要求村（居）儿童主任采取适合留守儿童身心特点的方式，加强疫情防控的知识教育，同时在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条件下，组织开展一些心理辅导等关爱服务活动。　　 第四，做好因突发事件导致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1月13日，民政部联合发改委、卫健委等九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对父母和其他的监护人或者被委托照护人因确认感染治疗、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或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要协调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落实临时照护职责，提供关爱服务。（来源：国新网）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社区志愿服务更是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2020年初，新冠疫情成为社区志愿服务的试金石，不少青年志愿者进入社区提供志愿服务、挖掘公益资源、激发社区活力，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但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志愿服务中一些短板也时而显现，社区需求、团队发展、人才培养、资源链接等成为急需破解的议题。 现今，一个名为“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动”的公益项目正在为社区志愿服务机构、个人进行多方赋能，以示范引领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发展。 2020年12月28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召开“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湖北、广东)试点工作视频会议。来自广东、湖北的60个基层试点单位和相关县(区)团委负责同志、高校团委负责同志等180多人参加。 疫情期间青年志愿者帮助居民团购 社区志愿服务的机遇挑战 进入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不断增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盘活资源、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志愿服务，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成为新趋势。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成为一块试金石，检验着多方力量，社区志愿服务在抗疫中成绩有目共睹，但挑战也时常显现。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项目等需要积极探索和破解。 第一，社区社会资本有待盘活。社区如何挖掘和培养公益人才，链接广大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的公益热情，共同参与社区公益和社区治理。第二，社区公益团队松散和资源碎片，如何给予科学指导，形成社区合力。第三，社区资本过度排斥商业资本，如何实现融合共赢，倡导商业向善，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环，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自身问题提供着有序参与的途径，唤醒邻里守望的善行，搭起了人与人之家的连心桥，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在改善社区人际关系、促进社区居民自治、增强社区治理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做出重要部署，要落实这一部署落脚点仍然在社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应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30多年前，从学雷锋“综合包户”开始，志愿服务就从社区诞生。多年间，社区志愿服务有着长足的发展，积累出尚好的经验，被很好的传承下来。如今，社区志愿服务将会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主阵地。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党委书记张朝晖指出，“社区志愿服务在中国志愿服务发展中还有着较大进步空间，共青团组织作为中国志愿服务的开拓者、主力军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当仁不让。” 疫情期间青年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测温 社区志愿服务中的团组织 “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计划试点项目”由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公益计划，旨在遴选资助一批优秀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的方式，探索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参与路径，培育一批致力于社区志愿服务的骨干人员，通过资金支持、培训辅导、搭建平台，运营社群、培养社区本土骨干等方式，协助构建于志愿服务项目、组织、队伍、人才于一体的社区志愿服务新模式，助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国强公益基金会计划用三年时间，每年支持500万助力项目实施。 项目首期选择了“地方青年志愿服务协会”、“街道社区及物业公司党团组织”、“社区周边高校”、“社会工作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四种类型机构共计60个试点单位。 通过不同类型的单位试点，能够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成为当地社区青年志愿服务的牵动性组织，借助当地共青团组织化动员力，牵头构建社区青年志愿服务的组织体系、队伍体系、项目体系，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真正活跃起来，做出实效，得到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可。 张朝晖表示，遴选优秀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是为了找到优秀的社区公益人才以及有一定社区基础的志愿服务团队，从而整合社区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和盘活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次大考，守住社区这道线就能切断疫情蔓延扩扩散的渠道。碧桂园拥有3000多个社区，1000万居民，超90%的社区由物业公司亲自服务，积累一大批经验和数据。 疫情爆发后，碧桂园在全国3000多个社区迅速开启抗疫行动，动员近5万名员工进入社区防疫一线，物业公司在全国率先采取小区封闭措施，主动为业主提供送菜服务，成立1000多支党团员为主的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形成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方阵。同时，联动属地卫健委、街道、社区组织等开展防疫工作。整个疫情期间，所有社区未发生一起社区感染事件。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国强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静表示，十年间，碧桂园志愿者协会组织各志愿者分会日常参与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当中，特别是组织员工志愿者参与和支持社区服务，积极探索企业、社区共同联动的社区志愿服务模式，并将连续三年出资支持试点工作。 青年志愿者宣誓 社区志愿服务在中国 1983年2月27日，学雷锋“综合包户”签约仪式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西柳幼儿园正式举行。当天，粮管所、副食店、蔬菜店、医院、浴池等11家团支部与19名孤寡病残军烈属老人，签订了“大红册子”即“综合包户”协议书。 这项活动开创了北京市志愿服务之先河，很快在北京市全面推广进而面向全国。 “综合包户”即团委与所在区域单位党团组织、企业采用个人包、党团组织包、辖区单位包、非公企业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帮扶弱势群体、参与公益活动的一种形式。 37年间，“综合包户”青年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团员青年努力践行，使“综合包户”成为促进团建设的重要任务。 1984年3月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推广团北京市委开展综合包户服务经验的通知》，将“综合包户”作为青少年学雷锋、送温暖的一种好形式，作为学雷锋见行动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为社区志愿者们点赞，称赞他们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 习近平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这是对志愿服务发展的新要求、新期望。 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着变化，核心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更多的实现路径是在社区。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无坚不摧的勇气战胜了疫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成绩。抗疫期间社区成为抗疫最重要的战场，社区联防联控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力量就是志愿者，这是主战场。 如今，服务内容从定期打扫室内卫生、拆洗被褥、送日用品，关注日常生活困难等物质帮扶发展到咨询类、素质教育类、医疗保健类、社区文化类等精神慰藉，再到今天强调提供民俗演艺类、科学普及类、卫生环保类等个性化的服务以及邻里互助活动的开展，志愿服务的种类和特点均在发生变化，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在不断的传播弘扬。 碧桂园志愿者组织“暖冬行动”帮扶弱势群体 社区志愿服务的未来引领 试点工作就是为了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以在更大范围内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张朝晖指出，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应该“满足两个需求”、“尊重两个主体”、“处理两个关系”。 首先，满足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第一，“十四五”期间，社会治理中社区建设的份量会逐渐提升，发展中要靠党的领导、规划、部署，志愿服务将自动成为其中一部分，应该优先考虑党政对志愿服务的需求。第二，人民群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社区是志愿服务的天然土壤，志愿服务在社区有着旺盛的需求，各级团组织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中应该做到量力而行，一旦承诺即要做到。 其次，尊重服务对象和志愿者组织。作为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服务，希望他们服务团的主责主业。青年志愿者进入社区从事志愿服务，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有着正面收获。 最后，处理好外部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关系。试点中，通过团的组织化力量去催生内生力量的出现让其变得强有力。志愿服务力量不是一种替代力量而是一种支持性的引领性力量，支持社区的内生力量成长。 目前，广东就将打造一批具有共青团特征的社区志愿服务站(专属功能区)，推动形成一批各具特色、定位清晰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鼓励团员回社区报到、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参与社会治理，培养社区共治青年力量，推动志愿服务助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双提升。 湖北要求本次试点单位，必须有实施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经验，与社区建立了结对服务关系，能够动员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志愿服务、孵化培育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组织、队伍和人才。 并通过项目评比方式发现团队;集中培训方式培养团队;考察探索模式确定团队。 据悉，未来对于优秀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动”一方面将采取个体督导、团体督导等多种方式，支持项目执行团队不断优化和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模式，形成可供其他社区参考和借鉴的服务体系和方法，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总结这些优秀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已有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对项目定位、实施模式、志愿服务团队培育策略等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形成典型案例供行业内借鉴参考。 张朝晖指出，共青团作为中国志愿服务的开拓者、主力军和生力军，在服务于中国志愿服务事业上，我们当仁不让。（来演：公益时报，作者：张明敏）

1月25日，民政部举行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介绍《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介绍《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有关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不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国务院于2017年公布实施《志愿服务条例》，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十三五”时期，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8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推动各地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1.4万多家；指导各地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伍规模，广泛动员志愿服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关爱服务，积极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依法有序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1.9亿人，实现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达到13%”预期目标；通过系统发布的志愿服务项目有近45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5亿小时，我国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在参观考察、座谈交流、回信祝贺时，多次对志愿服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支持，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高度评价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推动《志愿服务条例》落到实处，民政部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于2020年底研究制定了《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将2021年2月1日起施行。制定《办法》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工作，保障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办法》共27条，重点围绕志愿服务记录谁来记、记什么、如何记，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谁来出、出什么、如何出，以及如何管理作出规定。《办法》明确了志愿服务记录和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等主要概念、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原则等，明确了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投诉举报、责任追究以及民政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办法》的施行将为更多的爱心人士投身志愿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下一步，民政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完善志愿服务政策法规体系，探索志愿服务激励嘉许、保险保障等制度，搭建更多志愿服务平台，推动各地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形式和内容，为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社会报》记者：请介绍一下制定《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的主要考虑。 李波：制定《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志愿服务工作作出了新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支持，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通过制定《办法》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工作，是落实中央要求、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二是2017年公布施行的《志愿服务条例》对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提出了新要求。按照《志愿服务条例》关于“记录志愿服务信息和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制定”的授权性规定，制定《办法》，对此项工作进行规范，是推动《志愿服务条例》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 三是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是对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真实反映，是志愿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试点与证明出具工作，形成了不少好做法、好经验，但也出现了记录的信息项不一致、记录证明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的公信力，不利于激发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社会各方希望出台相关办法予以规范。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办法》，对保障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等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人民网记者：志愿服务记录对志愿者来说非常重要，《办法》在确保志愿者拥有真实、准确、完整的志愿服务记录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李波：志愿服务记录是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有关情况的直接反映，是志愿者的爱心档案。为了确保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记录真实、准确、完整，《办法》从7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将做好志愿服务记录工作作为志愿服务组织和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其他组织的一项法定义务，并明确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完整、无偿、及时的原则。 二是规定了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志愿服务情况、培训情况、表彰奖励情况和评价情况。 三是规定了志愿者有查询本人志愿服务记录的权利。志愿者可以随时掌握本人的志愿服务记录情况，了解记录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四是规定了志愿服务记录纠错机制。志愿者发现本人的志愿服务信息记录有错误、缺漏的，可以向相关志愿服务组织提出。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核实、修改。 五是明确了信息汇集机制。通过不同形式记录的志愿服务信息将在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实现汇集，形成更加完整的志愿服务记录信息。 六是建立了社会监督和抽查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的行为，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同时，民政部门通过抽查，重点检查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七是明确了法律责任。志愿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的，由民政部门依法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 《中国民政》记者：哪些组织可以给志愿者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需要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时可以请当地的志愿者协会开具吗？ 李波：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是确认志愿者付出、肯定志愿者贡献的重要凭证。谁可以为志愿者开具这个证明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办法》规定可以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主体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志愿服务组织，也就是依法成立的，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第二类是慈善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这些法人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依法自行招募志愿者的，需要按照《办法》规定做好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工作。 其次，坚持谁组织谁记录，谁记录谁证明。如果请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那就要看该志愿者此前是否参加了该协会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如果是，那么该协会就可以为其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如果不是，该协会就不能为其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来源：中国民政）

1月25日，民政部网站对外公布了两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文件，分别是《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在同日举行的民政部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倪春霞表示，民政部将推动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尤其是特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将发挥更多作用。 从疫情到更多突发事件下的监护缺失未成年人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爆发，因为父母等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导致孩子无人照料的情况曾引起社会热议，“护士妈妈”等感人事迹被广为传播。 为了对这些未成年人进行保护救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发现儿童监护缺失的，要及时报告;要分类施策，落实监护照料措施;要加强对困难儿童及家庭救助帮扶。 为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巩固实践经验，扩大保护范围，民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意见》将保护范围从新冠肺炎疫情扩展到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突发事件影响导致下落不明、接受治疗、被隔离医学观察、被行政拘留或者被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等情形，或因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暂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未成年人都是监护缺失未成年人，要切实做好他们的救助工作。 支持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参与救助保护 在突发事件中，未成年人的应变能力、自救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相对处于弱势，自我求救能力弱，有赖于能接触到他们的有关人员主动发现、及时报告。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处置情况复杂、头绪繁多，很容易发生发现不及时、发现不报告、发现后多头报告、报告后无人受理等问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据倪春霞介绍，《意见》主要采取四方面措施： 一是明确了报告主体，解决“谁报告”问题。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急管理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公安机关等人员和单位在突发事件中接触、知晓有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要在第一时间履行报告义务;对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工作中加强发现报告义务作出了规范;同时，鼓励公民个人和单位主动报告，尽最大可能使处于监护缺失状态的未成年人及时被发现、被保护。 二是明确报告受理主体，解决“向谁报告”问题。《意见》明确，受理部门是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一般情形，向民政部门报告，便于民政部门妥善照料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突发事件中与未成年人失散的，向公安机关报告，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找、核实身份。 三是明确报告方式，解决“如何报告”问题。热线电话是报告的重要途径，目前各地民政部门依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陆续开通当地未成年人保护热线，通过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方式对外开展工作。 四是明确安置照护主体，解决“谁来照料”问题。法律赋予民政部门临时监护、长期监护等职责，妥善照料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责无旁贷。同时，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需要按照《意见》要求做好未成年人就医、就学、寻亲等工作。 《意见》还其强调，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一是各地要支持、鼓励和引导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工作。 二是各地要摸清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在救援物资、医疗康复、学业辅导、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有效对接相应的慈善资源和各类专业社会组织，提高帮扶的针对性和专业水平。 三是社会力量在参与救助帮扶工作中，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避免信息不当披露对未成年人造成再次心理伤害。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亟需更多保障 除了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之外，还有一类儿童需求加强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八种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上述八种情形之一的儿童。 2019年6月，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自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已经实施一年，据倪春霞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通过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分析，其中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符合失联、重残、失踪等情形的儿童11.42万人，占比45.1%;父母双方均重残的儿童6.93万人，占比27.4%;服刑人员子女2.09万人，占比8.3%。还有很多其他组合情形，如父母一方重残、一方失联的儿童0.77万人。 从区域分布看，广东有2.8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人数最多;其次为湖南2.3万人、安徽1.9万人、河南1.7万人、贵州1.6万人、云南1.5万人，上述6省数量占全国总数的46.6%。 从受教育程度看，学龄前儿童2.89万人，占比11.5%;小学在读10.94万人，占比43.2%;初中在读6.14万人，占比25.3%;高中、大中专及以上在读3.29万人，占比13.0%，其他情形1.75万人，占比为7.0%。 另外，从健康状况看，95.7%的儿童身体健康。从户籍状况看，85.3%的儿童为农业户口。 为了让好政策能够惠及更多儿童群体，“我们积极协调，会同公安部、财政部于2020年底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倪春霞表示。 据倪春霞介绍，《通知》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拓展保障对象范围。在原有政策规定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父母被撤销监护资格、父母被遣送(驱逐)出境两种情形。 二是优化父母失联认定程序。在《意见》执行过程中，基层反映，父母失联认定是个难题，影响了部分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为解决这个难题，《通知》提出三种认定方式：一是先报案，公安部门接警处置查找，出具查找情况回执单;二是对公安部门难以出警处置查找的，采取“个人承诺+邻里佐证+村(居)证实+乡镇(街道)查验+民政部门确认”的方式认定。这种办法前期在不少地方已经使用，效果很好;三是对其他复杂情形，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即村(居)提方案，乡镇(街道)查验，最后由县级儿童保护协调机制研究确定。 三是加强监护指导。这些孩子的父母因重病重残、服刑吸毒等原因，监护照料能力比较薄弱，不能简单地“发钱了事”，要给予儿童和家庭更多的关心关爱。 构建“六位一体”保护工作新格局 为了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020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据倪春霞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首次要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首次系统全面阐述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及禁止行为，首次明确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首次明确了国家长期监护、临时监护的情形，首次将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纳入法律保护，首次提出了委托照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要求，首次将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纳入保护范围，首次要求在乡镇(街道)层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特别是第九条对民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既是对民政部门长期以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对我们进一步会同相关部门有效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 倪春霞强调。 倪春霞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研究制定指导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加强监护评估等具体措施，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体系，推动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各级民政部门将切实担负起应有的法定职责，撑好法律保护伞、做好国家护苗人，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王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这是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策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要横向构建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善治指挥链，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和制度执行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构建党委领导体制。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社会治理重大问题。发挥平安建设领导（协调）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 构建政府负责体制。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将该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管好、管到位。加强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运用法治方式和现代科技加强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构建群团组织助推体制。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最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把适合群团组织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按法定程序转由群团组织行使，拓宽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体制。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当前，要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人民群众参与体制。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促进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数据、人才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承担起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等责任。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强流动人口、网民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的群众工作，构建基层“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蕴含着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作用上。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坚持政治引领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中国道路的特色标志，是我们党领导社会治理工作的宝贵经验，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要以科学的政治理论引领社会治理方向，坚持不懈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坚持不懈引导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坚强的政治领导厚植社会治理优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社会治理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引领社会治理方向，制定执行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政方针、部署推进重大战略、研究确定工作措施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拓宽民主渠道，接受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以良好的政治生态优化社会治理环境，特别是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持之以恒、坚定不移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快制定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急需的法律法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法律法规，创新完善相关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以良法保障善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大生产安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发挥德治教化作用。德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标志。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让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道德水平之上。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把道德内容纳入各类规则，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实施文明创建工程，加强见义勇为激励表彰，形成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向上向善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 发挥自治强基作用。自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基层群众自治伴随着新中国发展历程而生长起来，是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民主实践。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画好基层社会共治同心圆。 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智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现代科技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要把智能化建设上升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智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构建“智治”基础设施体系，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构建“智治”深度应用体系，推进“智辅科学决策”“智防风险挑战”“智助管理服务”，拓展社会治理场景应用。构建“智治”安全防护体系，加强工业、能源、金融、电信、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事件分析、追踪溯源能力。 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省、市、县、乡各个行政层级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实行分级治理，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发挥各层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显著特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明确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各层级的重要作用，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突出强调中央、市域、基层三个层级的特殊职能和特殊作用。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中央对社会治理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决定社会治理大政方针、重大举措、重大事项。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战略设计和整体谋划。成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组织领导平安中国建设工作，研究拟定平安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总体思路、重点工作、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聚焦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科学设置指标体系和考评标准，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问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发挥市域前线指挥部功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把重大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市域。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十四五”时期，还将有上亿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将逐步达到总人口的70%左右。我们要把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来抓，常态化做好应对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法治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及时把重大风险防控化解在市域。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试点，不断完善试点方案和工作指引，细化分类指导和评价考核，推出一批分别适合东中西部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全周期管理，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治理机制，实现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动态治理。强化平战结合，在体制上用活存量、机制上用够增量、手段上用好变量、动力上用足能量，提升社会治理实战水平。 发挥基层桥头堡功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树立强基固本思想，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建立健全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向基层放权赋能，制定权责清单，进一步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把更多行政执法管理和公共服务职权下放到乡镇街道。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培育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加强对城乡社区工作者和网格管理员队伍的教育培训、规范管理、职业保障、表彰奖励，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