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8日电 澳洲网于当地时间17日发表编译文章，指出，根据2017年饥饿报告(Hunger Report)显示，有15%的澳大利亚人缺乏食品保障。这些澳大利亚人必须在“保暖”或“饱腹”中作出选择。此外，由于缺乏食品供给，澳洲慈善机构的负荷日益严重。 　　文章摘编如下： 　　当地时间10月15日，澳大利亚最大的非盈利性质饥饿救济组织“食品银行”(Foodbank)发布了2017年饥饿报告(Hunger Report)，报告显示，15%的澳人缺乏食品保障，部分澳大利亚人没钱支付账单，只能省钱购买食品。 　　据饥饿报告最新数据显示，由于生活费上涨，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州班克斯敦(Bankstown)的民众不得不忍饥挨饿。在上财年，班克斯敦分发了36.5万份饭食给当地民众。在未来12个月，该地还需要分发39.2904万份饭食给当地民众，其需求量在新州位居第5位。 　　这份报告显示，民众不得不选择用钱购买食品，还是支付账单。“食品银行”新州和首领地总经理约翰(John Robertson)表示：“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缺乏食品保障的澳人中，有近一半的人没有支付(电费等)账单，他们拿省下的钱去购买食品。” 　　【慈善机构负荷严重】 　　这份报告同时调查了澳洲的慈善机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缺少食物，每个月澳大利亚的慈善机构不得不把6.5万名求助者拒之门外。从2016年开始，新州慈善机构援助的民众数量增加了10%。此外，与去年相比，向慈善机构求助的西澳人增加了44%。据悉，在需要援助的民众中有48%是失业者。 　　“食品银行”西澳首席执行官格雷格(Greg Hebble)表示，去年，慈善机构支援了超过9.4万名民众，平均每个月供应47.9万份饭食。格雷格说：“遗憾的是，我们还需要16万份饭食，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缺乏非盈利理财顾问】 　　数据显示，由于缺乏理财顾问，在2016年下半年，有3094个向西澳理财咨询团体发出求助，但并未得到回应。对此，非盈利组织理财咨询团体“团结关爱西部”(Uniting Care West)首席执行官阿曼达(Amanda Hunt)表示，西澳的贫困在进一步恶化，这导致(非盈利)理财支持服务的压力也逐渐加大。 　　西澳影子社区服务厅长西蒙(Simone McGurk)表示，政府已经意识到民众生活艰难。西蒙说：“我们正在改善贫困民众的公共事业补助计划，并在增加理财咨询的资源。”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亿人次受灾，799人死亡，90人失踪，465.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41.9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直接经济损失3147.5亿元。 　　前三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震、台风和干旱灾害为主，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森林火灾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经核定，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亿人次受灾，799人死亡，90人失踪，465.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41.9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13.9万间房屋倒塌，29.3万间严重损坏，121.5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18158.8千公顷，其中绝收2083.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147.5亿元。 　　据悉，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呈现一系列特点。 　　总体受灾范围广、局部损失严重。前三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灾情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华中地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总损失的3-5成；西南地区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占全国近4.5成；华北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占全国3成以上。总的看，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前三季度全国灾情偏轻，但吉林和湖南两省灾情较近年同期明显偏重，两省因灾倒损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均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值。 　　主汛期南北暴雨洪涝集中爆发。前三季度，全国共出现39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尤其是6月下旬至7月初，南方地区连续出现11天的强降雨天气，局地最大累计降雨量超过当地年均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部分地区重复遭受强降雨，造成长江中下游发生区域性大洪水，西南、江南及华南多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东北、西北等地接连出现强降雨过程，造成吉林省吉林市重复内涝，永吉县日降雨量破历史记录，陕西无定河发生超历史洪水，甘肃局部降雨偏多，吉林、陕西和甘肃3省受灾严重。6月下旬至7月末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因灾死亡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占前三季度灾害总损失的4成以上。此外，9月份华西地区降水时间长达8-16天，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以上，局部灾情较同期偏重。据统计，前三季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全国5321.4万人次受灾，608人死亡，75人失踪，386.2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4780.4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736.6千公顷；12万间房屋倒塌，21.3万间严重损坏，74.4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1737亿元。 　　高温少雨天气致全国多地遭受夏伏旱。5-9月，全国多地出现阶段性高温少雨天气，其中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部分地区出现近12年来最强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高温日数长达10-20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华北、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3成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造成山西、内蒙古、宁夏等8省(自治区)旱情较重。据统计，前三季度干旱灾害共造成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687.2万人次受灾，656万人次因旱需生活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9874.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012.7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700.2亿元。总体来看，干旱灾害灾情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偏轻。 　　地震发生次数偏少、震级偏高。前三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8次，发生次数与近5年同期相比次数最少，但地震震级偏高。其中，8月8日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震级与近5年同期相比为次高值(仅次于2014年2月12日新疆于田7.3级地震)。8月9日新疆精河6.6级地震和5月11日新疆塔什库尔干5.5级地震造成较为严重损失。据统计，前三季度地震灾害共造成全国12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2.8万人次受灾，33人死亡，5人失踪，13.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3万间房屋倒塌，6万间严重损坏，32.2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175.3亿元。总体来看，地震灾害灾情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偏轻。 　　台风登陆个数多、影响区域重叠。前三季度，西北太平洋有19个台风生成，7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略偏多。其中，第9号台风“纳沙”、第10号台风“海棠”于7月30日和31日凌晨在福建福清沿海连续登陆，造成福建省灾情较重。第13号台风“天鸽”于8月23日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第14号台风“帕卡”8月27日在广东台山东南部沿海登陆，路径与“天鸽”重叠；第16号台风“玛娃”9月3日在广东省汕尾市登陆，两广南部短时间连续3次遭受台风袭击，造成珠海累计降水量超过500毫米，部分地区重复受灾。据统计，前三季度台风灾害共造成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52.8万人次受灾，35人死亡，9人失踪，62.7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268.9千公顷，农作物绝收面积17.5千公顷；4000余间房屋倒塌，5000余间严重损坏，3.2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322.3亿元。总体来看，台风灾害灾情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明显偏轻。 　　风雹灾害受灾范围较小、损失偏轻。前三季度，全国共出现46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造成近1200个县受灾，受灾县数与近5年同期相比数量最少。其中，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和兵团等地风雹灾情相对较重。据统计，风雹灾害共造成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47.5万人次受灾，114人死亡，1人失踪，2.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000余间房屋倒塌，1.5万间严重损坏，11.6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831.9千公顷，农作物绝收面积242.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97.4亿元。总体来看，风雹灾害灾情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明显偏轻。

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公益报》记者日前从民政部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大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慈善意识普遍增强，慈善行为日益兴盛，慈善工作稳步推进，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慈善组织蓬勃发展     近年来，慈善组织社会贡献度不断提高，正在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力量。尤其是随着《慈善法》的实施，将慈善组织确立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激发了社会力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随着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工作的逐渐展开，慈善组织数量在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10月10日，全国社会组织总数达到75.6万个，其中认定和登记为慈善组织的2429个，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606个。     这些慈善组织在脱贫攻坚、扶老助学、急难救助等方面开展了一大批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年受益人群超过1000万人次，捐赠金额持续增长；捐赠款物从一般资金、物资，扩展到有价证券、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等；一些企业、个人捐赠股权设立的基金会，为慈善事业注入了更为丰富的资源。     慈善活动形式多样     近年来，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迅速，已经从传统的救灾救援、扶贫助残、尊老爱幼逐渐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体育等各个领域扩展，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形式越来越多样、领域越来越广泛。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慈善组织大胆探索创新，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实现就地脱贫，为贫困人口送医送药，为贫困地区培养医护人员，改善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上，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宣布启动，中国的慈善组织开始探索资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目前，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已经在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了援助项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网络募捐成为慈善新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网络募捐成为公益慈善新模式，“互联网+慈善”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因其开放性、便捷性和低成本，动员了网民的广泛参与,传播了社会正能量，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据不完全统计，《慈善法》施行1年来，通过网络实施的捐赠超过10亿人次，捐赠金额超过20亿元，虽然捐赠额度多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但一些慈善组织来自于互联网的捐赠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上，以企业为捐赠主体的旧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网络募捐呈现欣欣向荣之势,既有移动互联网接通公众慈善热情的原因,也是慈善制度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为了顺应网络募捐的发展趋势，根据《慈善法》的授权，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信息发布服务，还组织制定了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基本技术规范和基本管理规范，要求平台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同时加强审查甄别，通过设置求助上限等措施，切实维护捐赠人等慈善活动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与日俱增,网络的便捷与公众的日益高涨的慈善热情相互促进，让慈善事业更上一层楼。     慈善信息公开强化监督     信息公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手段，是接受监督的基础条件。慈善事业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公开透明度能否满足社会公众和捐赠人的需求。民政部贯彻落实《慈善法》第八章“信息公开”要求，开发了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今年9月初，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分布全国的慈善组织及各级民政部门统一使用该平台发布信息，为公众查询了解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项目、慈善信托提供了权威便捷的渠道。截至2017年10月10日，全国1676个慈善项目、1219个公开募捐方案全部在平台予以公开，进一步推动了公益慈善在阳光下运行，让慈善事业更公开透明、更具社会公信力，更能够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慈善是人们自愿参与、奉献爱心的崇高事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是民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民政部将进一步发挥慈善组织作用，扩大慈善服务社会参与，大力弘扬慈善文化，使慈善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人可为、无处不在的社会自觉行为，努力践行慈善精神、参与慈善发展、监督慈善运作，共同开创以法兴善、全民慈善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王学军）

　　在慈善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平台已实时公布了全国2400多家慈善组织信息。那些不符规范、透明度差，甚至弄虚作假的慈善组织，将在公开的阳光下无处遁形。 　　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递爱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受助信息是不是真实，善款能不能规范使用，慈善组织有没有依法管理……通过在线平台公开慈善组织信息，反映的正是互联网公益的日益勃兴。据统计，慈善法实施一年来，超过10亿人次通过网络捐赠。基于新媒体的社交化，参与式公益正在悄然改变中国的慈善模式。 　　互联网公益借助各种有趣的形式，让公益与娱乐、生活、社交融为一体，人们使用移动终端从“指尖”践行慈善，让公益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年，公众会发现基于互联网的公益创意越来越多。3年前，“冰桶挑战”席卷全球，让渐冻症这一罕见病为大众所知晓；前不久，腾讯视频《明日之子》携手病痛挑战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含水唱歌挑战”公益活动，呼吁公众关注SMA（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可以说，借助互联网，普通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降低，方式也更加多元。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传统的慈善模式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应急救灾式慈善，而今参与式、社交化的常态慈善成为更多网络新世代的主动选择。尤其是不少媒体栏目节目通过与公益嫁接，实现了信息传播、社会监测、文化教育、娱乐提供等功能外的服务弱势群体职能。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聚合裂变效应，公益活动的参与者、筹集金额越来越多，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潮中，如“小朋友画廊”等公益项目，甚至成为现象级的“爆款”产品。 　　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公众对于公益的心态。做公益并非简单的施与，更多是在扶助他人的同时也获得自己内心的充盈。无论对于资助方还是受助方来说，做慈善和被救助不再也不应成为负担，而应是力所能及、汇集点滴，哪怕只是简单的随手转发，这些都应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常态。 　　不可否认，公益借助新媒体高速发展，也会遇上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公益的裂变式传播能使善款在短时间内大量聚集，参与者便会对善款的去向和使用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道理已经讲完，故事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时代，善于用故事包装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大的同情，人们对受助者情况的真实性也会更严格审视。正是这一次次的公共事件，不断补足着人们对慈善的认知，凝聚起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各方关于慈善事业的诸多共识。 　　随着网络技术和科技创新的发展，互联网公益会逐渐成为重要的慈善渠道，人们的公益之心也会不断被激活、聚集、重塑，释放出更大能量。但是无论形式如何发展，要始终坚守真实、公信、透明这些慈善的价值底色。唯有如此，慈善才能真正成为每个人的内在价值选择，让每个人的公益之心都能够好好安放。

2017年10月13日，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国别主任Agi Veres女士于日内瓦共同发布“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国际平台和英文报告。本次日内瓦发布会是双方合作项目中重要的一环，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基金会行业社会影响力的更深入了解。参加发布会嘉宾包括山东省海阳市政府、爱德基金会、洛克菲勒慈善咨询、世界经济论坛及壳牌基金会相关政府、公益组织和企业的代表。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国家可以单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发展问题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协同解决。”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Agi Veres提到。“慈善行业的积极参与不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筹资机会，而且将进一步加强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而为可持续发展领域带来新的专业知识和视角。” 将“国际化”作为内在基因的基金会中心网一直致力于中国慈善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对外展现中国基金会领域的发展样态，并引进介绍国际优秀行业理念。此次日内瓦国际发布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必将助力世界各国慈善公益界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与交流。UNDP中国与基金会中心网的这一创新性合作模式也为UNDP在其他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范例。 发布会的主体内容围绕项目第一阶段成果展开，主要包含两大内容：“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 国际平台以及“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英文版报告，并由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先生进行现场分享与展示。 项目实时平台依托CFC大数据基础，通过结合人工分类和机器学习，针对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下的5000多家中国基金会和相关8万多个项目进行了详细分类。这一阶段的成果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包括时间、空间、类型、支出与资产五个维度，首次全方位多维度清晰展示了中国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贡献。 项目报告对实时平台数据分析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创新性地研发了慈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类学体系，提出了促进慈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度融合的建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2010-2016七年间，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国内外基金会和基金会中心网共同努力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从刚刚超10%提升到近90%。让国际社会通过客观数据，全面的了解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表示。“近年来，中国基金会行业年度公益支出均超过300亿元，通过提供慈善工作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数据，慈善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能进一步展现。” 会后，各国著名机构、我国政府代表等针对项目内容、实时平台数据与发布会成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沟通交流，并从不同视角评价了“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合作的作用，肯定了基金会中心网作为中国慈善行业数据领军代表的价值。

张雨霄在家与孩子们掰手腕 近日，一段名为“大妈终身未嫁，只为给25个孤儿百分百的母爱”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主角张雨霄是烟台SOS儿童村的爱心妈妈，她终生未婚，但已是25个孩子的母亲。 在中国10个SOS儿童村的138个家庭，每个家庭都需要像张雨霄这样的爱心妈妈，但一些儿童村里的爱心妈妈年龄偏大，有的已到退休年龄仍在岗。烟台SOS儿童村和莆田SOS儿童村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目前招募新的爱心妈妈越来越难。 爱心妈妈31年抚育25个孩子 1986年的一天，在家乡供销社工作的张雨霄听到了一个消息——位于山东烟台福山区的SOS儿童村在招“爱心妈妈”。而所谓SOS儿童村，就是以家庭形式抚养孤儿，每个家庭由7至9名14岁以下不同性别的孤儿和一名妈妈组成，妈妈与孩子们吃住生活在一起，并负责这些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这一年的张雨霄30岁，当她告诉家人自己想成为爱心妈妈时，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弟弟担心张雨霄成为爱心妈妈后，邻里会对她和家人“有看法”，而一直希望她找对象结婚的母亲到去世也以为张雨霄是如她所说，在烟台找对象了。尽管如此，张雨霄还是来到了烟台SOS儿童村，成为这里最早一批爱心妈妈中的一员，也成为了几个孩子的母亲。 作为一位未婚女性，当有孩子叫张雨霄“妈妈”时，张雨霄有些害羞，而除了对“妈妈”身份的不习惯，照顾孩子的工作对她而言也颇为陌生。于是，张雨霄跟着儿童村里组织的培训学习如何当妈妈，也跟村里的其他新手妈妈们互相学习，自己也经常看相关的书籍。 儿童村里，每个妈妈要带七八个孩子，他们大多在5到14岁之间，父母双亡，身体健康且有户籍，但亲戚没有能力帮忙抚养。与一般的家庭不同，这里的家庭都是大家庭，妈妈负责孩子的一切事务，而且没有父亲和其家人的帮忙。从早上起床开始，张雨霄就忙着给孩子们做饭、洗衣、买菜，晚上时，她要给孩子们洗澡、安顿他们睡下。这样的生活，张雨霄已重复了31年。 成为爱心妈妈的31年里，张雨霄共抚养了25个孩子，最大的现在已经40多岁，而最小的才4岁。在这些孩子中，有的已成家立业，有的在上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一周得跑三四趟学校 当一名爱心妈妈并非易事，困难的时候，张雨霄也哭过，而第一次哭是因为大儿子张建成生病。当时，张建成在雪夜小腿疼，没来得及多想，张雨霄背起儿子就往医院跑，一夜没合眼，正是这次经历，让她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当母亲的不容易”。 后来，张建成当了兵，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因表现突出被授予“抗洪勇士”的称号。但当别人为张雨霄有个英雄儿子喝彩的时候，张雨霄却没有那么高兴，她知道儿子在抗洪中曾被冲进漩涡，这一幕让她只觉得心疼。 在儿童村里，有配套的幼儿园，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近入读社会上的学校。由于家里的孩子多、年龄跨度大，上幼儿园到高中的孩子都有，一有事儿，孩子的老师就往家里打电话，忙的时候，张雨霄一周得跑三四趟学校，有时还帮已经成家的儿子送孙子上幼儿园。但对于现在的张雨霄来说，这些都已轻车熟路，早已不是问题。 与一般家庭无异的家庭关系 在张雨霄眼里，儿童村里的孩子和一般家庭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调皮闹腾，有时也生病不舒服，需要操心的事很多。但家庭生活中的乐趣也不少，比如张雨霄的家里经常出现“抢遥控器”的戏码，喜欢看新闻节目的她常和喜欢看动画片的儿子争来抢去。 虽然彼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在这个家里，不同年龄的孩子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孩子们也把张雨霄当成亲生母亲对待。当长大成人的孩子离开儿童村后，逢年过节也经常回来看望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今年国庆，大儿子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回来看我，孩子们找了对象也会带回来给我看，我的一个女儿出国留学的时候，找了美国男友，婚礼也是回儿童村办的中式婚礼。”张雨霄觉得，除了没有血缘，这里的家庭关系与一般家庭无异。 而这种“人为建立起”的亲情，也延续到了张雨霄的原生家庭。原本反对她当爱心妈妈的姐姐和弟弟也慢慢转变了想法，把这些孩子们当成亲外甥，一有好东西就往儿童村的家里送，儿童村里的孩子结婚，他们都会来参加婚礼。“他们带我的孩子出门，都跟别人说‘这是我外甥’，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很感谢他们，特别是姐夫，他是大夫，孩子生病了也是他帮忙看，孩子毕业了找工作，姐姐的孩子也会帮忙。” 爱心妈妈招募面临难题 今年张雨霄已经61岁了，她不后悔当年不结婚的决定，到了退休的年龄也没有退休的打算。她已经决定，只要身体健康，会一直留在儿童村，继续为孩子们服务。 而像张雨霄一样，到了退休年龄依然在SOS儿童村当爱心妈妈的并不在少数。张雨霄所在的烟台SOS儿童村已经有5位爱心妈妈退休，目前有16位爱心妈妈和2名助理妈妈。烟台SOS儿童村的一名工作人员称，现在儿童村仍需要爱心妈妈，但并不好招人。她表示，要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在儿童村期间不能结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还需要大专以上学历、在25到35岁之间，满足这些条件并通过试用考核才能留下来。就算找进来了，“其中的苦和累，有的人没法适应，有的待几天、有的待几个月，最后还是离开”，张雨霄说。 在我国，包括烟台SOS儿童村在内，共有10个SOS儿童村，而爱心妈妈难招的情况在其他儿童村也同样存在。据莆田SOS儿童村办公室工作人员何远征介绍，莆田SOS儿童村现在有10个爱心妈妈和3个助理妈妈，年龄多在40多岁和50多岁之间。“现在儿童村的爱心妈妈大都已经做了十几年，年龄较大。我们想招募新的爱心妈妈比较困难，因为这份工作待遇一般，确实是需要爱心，而且每个妈妈要带5到8个孩子，很苦很累。” 在莆田SOS儿童村，爱心妈妈的招募对于“不婚”的条件没有作硬性规定，只要满足25到35岁、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未婚或者离异的女性，有爱心的都可以成为爱心妈妈。“但我们这里工作时间较长，虽然有探亲假，但对于夫妻关系还是不利。如果爱心妈妈离异后有孩子，也不能带到儿童村，因为家庭生活费是按标准发放的，她的亲生孩子不能享受，还可能会让她对孩子偏心。” 为了解除爱心妈妈的后顾之忧，莆田SOS儿童村为退休后的爱心妈妈准备了10套周转房作为养老住所，但即便如此，也依然面临招人难的问题。

编者按： 201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今年的女童日主题是“赋予女孩权利：在危机发展前，在危机进行时，以及后危机时代”。关于如何从文化与制度的角度赋权女性和女童权益的讨论从未停止，回顾关于童婚的旧文一篇，希望能带给你思考和启迪。 其实，我国早婚、童婚现状广泛存在却又常被忽视，这与国家一直以来提倡的“晚婚晚育”政策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是极不相称的。2000年以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并未提及童婚，各省响应的妇女和儿童发展规划中，也鲜有提及早婚早育问题。早婚和童婚被遮蔽和不被提及，成为无数女童不被看见的伤痛。 13岁的秀秀刚上6年级便辍学了，在闺房中端坐着等她的新郎。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结婚生子，这种现象在云南红河州金平县内，并不罕见。 早婚问题只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吗？ 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自治区及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均以男20周岁、女18周岁作为本地区的最低婚龄。然而，如同新闻中的广西小情侣一样，许多未达法定婚龄的青少年会因种种原因，早早地开始与配偶进入“婚姻”，其中一些会在到法定年龄后再领结婚证。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童婚多是发生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然而，事实表明，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包括经济发达的城市中，童婚早婚现象其实并不罕见。 18岁的小花在陪她2岁的女儿玩耍。她还有个1岁的儿子。小花和丈夫初一相恋，恋爱两年后辍学结婚。 据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15-19岁女性结婚（事实婚姻）率为2.1%，15-19岁男性结婚率为0.6%。令人很难想象的是，在上海、浙江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省份，早婚比例也在呈逐年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四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少女生育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童婚率依然很高，因为童婚现象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和传统文化习俗紧密相关的，许多早婚案例又和辍学打工、留守、早孕等现象紧密相连。不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不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念，同时调动多个部门共同协作综合治理，是不能彻底解决童婚问题的。 造成早婚童婚的原因有哪些？ 早婚问题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当前教育体系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青少年在成长中全面性教育的缺失、性教育师资力量的不足……都可能成为青春期恋情继而发生性行为甚至怀孕的诱因，而这些又是早婚的最大推手。同时，留守、流动、单亲等问题导致的缺少关爱也会使面临相关问题的青少年更期待通过恋爱和组建家庭来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出于父系制家庭的利益，性别歧视和传统生育观念成为导致强迫性早婚童婚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的性别歧视与男孩偏好，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在这种背景下，同时养育了男孩和女孩的家庭为了保证给男孩积累更多的“彩礼”，会选择强迫家中的女孩早早出嫁，既节约了养育女儿的成本，又可以保证男孩有更宽裕的时间来寻找配偶。 在农村，有“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的说法。而由此导致的妇女儿童被拐卖、性暴力和犯罪事件增多，加上农村的土地财产制度对女性极大不公，使农村更难以留住青少女，越来越多的女性出于对未来的憧憬和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会选择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生活。 童婚问题对女童和男童的影响一样吗？ 童婚早婚对女童的影响远远大于男童。这不仅体现在影响人数的多少，更在于童婚本身可能给青少年发展的带来的巨大阻碍，无论是在短期，还是终身后果上。 图为圭地马拉一位15岁的母亲。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调查，在圭地马拉20-24岁的女性中间，有百分之30都是在18岁之前结婚，少女怀孕在那里成为普遍现象。 童婚使女孩更加频繁地生育，而青春期怀孕会增加并发症的可能。对于那些被迫和更年长伴侣一起生活的女童，她们丧失了协商安全性行为的权利，并难以获得相关的健康避孕资讯。 对于这些“少女妈妈”来说，过早地承担家庭责任和育儿重担可能导致她们和社会脱离，处于和社群脱离的孤立境地。从长远来看，她们因生活重心的转移而更难以完成学业，失去受教育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一切，又使她们失去谋生的能力和勇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无法自立和贫困的死循环。童婚和早婚的受害者还更容易遭遇家庭暴力，其中包括性虐待和婚内强奸。 如何干预早婚和童婚的发生？ (((0))) 调查发现，尽可能地延长女童受教育时间，将女童留在校园，使她们接受包括文化知识、法律权益常识、性教育知识、安全常识和社会生活技能在内的全面培训，是降低童婚率的最有效方法。 动员女童持续地接受教育，离不开家长和家庭教育在女童成长中发挥的作用。相信现在家庭性教育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还是巨大的考验，家长甚至老师都难以说出口的性教育使孩子成为缺乏全面性教育的受害者。建立良好的充满信任的性教育氛围，从家庭的实际需求出发设计全面的性教育课程体系，迫在眉睫。 对于已经早婚的女童，提供充分的性和生殖健康培训，让她们在可及范围内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服务，让她们了解除了早孕以外自己尚有其他选择。 早婚问题受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严重，因此从长远来看，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是建立有效的综合社会治理体系。早婚、留守儿童性侵等问题，都属于对儿童暴力的具体形式，要依靠建立完备的儿童保护制度，以及落实相关工作的责任部门来解决。民政部门应加大对困境女童的帮助和支持，避免她们因此陷入因人口拐卖、强迫婚姻和其他因素导致的童婚。 从教育部门的角度来说，应将儿童权利、社会性别与性别平等、自我认同等内容加入到现有的性教育体系之内。同时配备一定的生活情感教育，使青少年学会如何正确处理青春期恋情以及如何和其他人进行情感沟通，让更多的孩子充分认识安全性行为、早孕，以及为何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做决定的相关知识。更进一步的，可以在教育中加入金融理财相关课程章节，增强青少年自我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青春期少女，学校更要提供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赋权女童，帮助女孩们了解、发掘自己的能力，让她们知道，自己的未来充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