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在退休时，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美国著名社交网站“Facebook”（“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喜得千金，为庆祝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发布了一封“写给我们女儿的信”，宣布他们将在有生之年，捐出家庭所持有“Facebook”股份的99%(市值约为450亿美元)，推动公益慈善事业   这就是“裸捐”（all-out donation）：即把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出，用于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然而，“裸捐”现象却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古已有之。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商圣”范蠡，富甲天下，施善乡梓，十九年中三度“裸捐”，他是有历史记载的世界第一慈善家。人类文明进程中回馈社会的第一人，堪为人类慈善理念的最早践行者，当之无愧的“慈善鼻祖”。   范蠡“裸捐”的气度——智以保身、商以致富 “慈善鼻祖”范蠡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政，范蠡兴一国灭一国；经商，范蠡三致千金，家财巨万。被后人尊为“商圣”，拜为文财神，赢得了后人颇多美誉。他在政治生涯巅峰之际适时隐退，改走从商之路，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数次散尽家财，救济苍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客观评价范蠡一生的丰功伟绩后，盛赞范蠡三散家财的善行义举，用“富好行其德”为他一生盖棺定论   “千金散尽还复来”——开人类“裸捐”之先河 范蠡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痛雪会稽之耻后激流勇退，“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往来于临淄、定陶之间，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围屯制盐，兼并盐田，囤盐贩盐，易货贸易，短时间就积累了亿万家产。首轮“财富积累”完成后，范蠡又开始运用自己精通的周期律做大生意，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特点，依据市场供求关系，实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差异化经营策略，很快集聚巨额财富，成为“春秋首富”。   范蠡隐居处：今无锡蠡湖之滨的蠡园 范蠡在齐国创办的“鸱夷盐场”成为信誉十足的金字招牌，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贤明才干为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拜为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至极点。久受尊名，恐非吉祥的征兆。于是，他主政三年后，再次激流勇退，向齐王归交还了相印，散尽家财于贫寒之士。 孑然一身，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鲁国陶地，这是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当世首富，再次“致千金而散财贫交”，遂自号陶朱公，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爷”。 范蠡是春秋时代的“亿万富翁”，每一次达到“千金”后，便将财富救济苍生，分给劳苦大众，散尽家财之后从头再来——范蠡式的“裸捐”旷古未有！《史记》有载：“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他拥有亿万资产，富可敌国；他“富行其德”，三度散尽家财予平民百姓。“慈善鼻祖”之誉，实至名归，同时也开创了人类“裸捐”的先河。   关于“慈善鼻祖”范蠡三次“裸捐” 的些许思考 范蠡之所以能够三次“裸捐”（“三致千金而散财贫交”），是由他的财富观决定的。“三散千金”，所散财富数额之巨，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范蠡从商并不是以取得巨额财富为最终目的，他所开启的“裸捐”先河，是出于自己对“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理念的独到见解，发心的初衷源于“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的价值评价标准以及对当时民生疾苦的悲悯之心。   居庙堂之高时，范蠡倾心辅佐越王，提出“平粜齐物”的救荒济民之策，蕴含着兼济众生的慈善良方；处江湖之远时，范蠡聚散有道，践行了他的慈善理念，彰显了卓越慈善家的风范。虽然范蠡所处的春秋时代距今已历数千年，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都不尽相同，但是这样一个为官即至卿相，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他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慈善理念，仍然值得今天全世界的财富人群借鉴和挖掘。 结  语 慈善先人已作古千年，与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当今的世界顶级富豪相比，范蠡三次“裸捐”所散财的量级已难做估量，但是蕴藏于人类文明深厚土壤之中的慈善精神却何其相似。如何“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如何形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的情怀，应是每个人都该思索的命题 作者简介;  国际公益学院公益文化研究部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茶文化博士后 刘峰 

10月15日上午，“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现场讲解“团圆”打拐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正在北京展出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全面展示了五年来我国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团圆”系统出现在名为“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群众获得感”的主展区内。 图说：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举着手机，为参观者们讲解“团圆”打拐系统如何运行 在展板前，身着警服的孟庆甜举着手机，为参观者们讲解“团圆”打拐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如何推送儿童失踪信息，号召更多人参与公益。 孟庆甜4个月前刚升格为母亲，为了给参观者讲解“团圆”打拐系统，处于哺乳期的她带着孩子来到现场。“自从有了宝宝后，我能更深刻体会到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所以想让更多人了解‘团圆’打拐系统” 令她没想到的是，上午10点半左右，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来到展区，在“团圆”打拐系统的展板前驻足停留，并饶有兴趣地询问“团圆”系统的运行情况。 图说：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来到展板前驻足观看 “团圆”打拐系统是公安部联合阿里巴巴推出的打拐平台。通过该平台，民警可将儿童失踪的信息通过高德、手淘、支付宝等21个APP，快速推送给周围群众。 按照“团圆”推送原则，以儿童失踪地为中心，失踪1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100公里范围内；失踪2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200公里范围内；失踪3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300公里范围内；失踪超过3小时，定向推送到方圆500公里范围内。 孟庆甜介绍，“团圆”打拐平台2016年上线。截至今年9月1日，共发布1918条寻人信息，帮助全国各地家长找回1847名儿童，找回率为96.30%。 听到这个数字，黄树贤称赞道，这是“互联网+公益”的一次创新。他还祝愿“团圆”打拐系统做得越来越好，为民造福。 孟庆甜已经做了10年“打拐”工作。谈到科技对打拐的影响，她说：“这使我们的线索来源比以前更全面，收集过程更加容易。这就是‘互联网+打拐’的结果。” 图说：构建‘团圆全民打拐’等平台，打造‘互联网+公益’模式，用科技助力社会治理。 用新经济体的商业力量，来解决社会经济民生发展的问题，这是阿里巴巴长期以来矢志的目标。“团圆”打拐系统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打拐成果，和阿里巴巴集团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能力分不开。通过打造“互联网+公益”模式，这家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用科技助力社会治理的典范。 孟庆甜介绍，未来随着“团圆”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更新，势必将在打拐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还有可能为通过科技手段打击其他类型犯罪提供相关经验。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网络募捐成为公益慈善新模式，传播了社会正能量，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但是，网络时代信息繁杂，传播速度快，商业炒作、娱乐噱头多，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对虚假信息甄别不够，一旦以讹传讹、公众爱心被“忽悠”，极易形成舆情热点，严重影响公众对网络募捐及公益慈善的信任度。针对网络募捐“野蛮生长”现象，2016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制。《慈善法》施行一年来，网络募捐平台指定及事中事后监管有序开展，慈善募捐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一是网络募捐规范开展，全新慈善生态正在形成。根据《慈善法》授权，民政部指定了首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同时，采取巡检、约谈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稳妥处置了引起公众质疑的“罗某笑事件”；组织制定了《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两项行业标准，要求平台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同时加强审查甄别，设置求助上限，强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做好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切实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和慈善组织等慈善活动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据不完全统计，《慈善法》施行一年来通过网络实施的捐赠超过了10亿人次，捐赠金额超过20亿元，捐赠主体由80后、90后构成，捐赠额度多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呈现大众化、年轻化、小额化趋势，“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扶贫济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明风尚。今年9月，腾讯“99公益日”活动就动员社会捐赠13亿元，1268万人次参与捐赠。一些慈善组织来自于互联网的捐赠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上，以企业为捐赠主体的旧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二是慈善组织有序发展，募捐能力明显提升。《慈善法》将慈善组织确立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激发了社会力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以“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大格局正在形成。截至2017年10月10日，全国社会组织总数达到75.6万个，其中认定和登记为慈善组织的2429个，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606个。这些慈善组织在脱贫攻坚、扶老助学、急难救助等方面开展了一大批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年受益人群超过1000万人次，捐赠金额持续增长；捐赠款物从一般资金、物资，扩展到有价证券、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等；一些企业、个人捐赠股权设立的基金会，为慈善事业注入了更为丰富的资源。       三是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启用，全民监督成为可能。民政部贯彻落实《慈善法》第八章“信息公开”要求，开发了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9月初，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分布全国的慈善组织及各级民政部门统一使用该平台发布信息，为公众查询了解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项目、慈善信托提供了权威便捷的渠道。截至2017年10月10日，全国1676个慈善项目、1219个公开募捐方案全部在平台予以公开，推动了公益慈善在阳光下运行，使全民参与慈善监督成为可能，同时可有效防范一些组织、项目、个人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招摇撞骗。       贯彻落实《慈善法》，提振人民群众对公益慈善的信任度、参与度，是开展慈善工作、规范慈善募捐的重大使命。民政部将进一步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关注网络社会发展态势，严格网络募捐平台监管，提高慈善信息公开的透明度，推进慈善信用管理和联合惩戒，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公益环境和社会诚信体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日透露，发改委日前组织召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明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是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将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 　　发改委表示，今年以来，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力有序地推进了收入分配领域各项重点改革任务的进展，在低收入群体增收、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以及专项激励计划和收入监测试点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未来将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同时，搭建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部门间沟通形成政策合力推进试点工作。 　　据介绍，2013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年平均增长7.4%，收入差距也逐步缩小。但与此同时，在各省份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有比较明显的分化趋势。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7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安排，明确了四大方面19项重点工作。包括研究建立收入分配政策评估体系、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等内容。 　　发改委表示，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扩大了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扩大了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并探索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救助范围。并且，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慈善救助的有效衔接，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同时，优先将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资助范围，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积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做好化解产能职工转岗安置工作，推动开展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等。 　　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政策力度。广西日前印发文件将实施七大群体激励计划，推动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技人员等群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福建省和辽宁省也出台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企业职工、农民、低收入群体等的收入水平。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改革，其难点依然在于初次分配层面，在于消除初次分配中那些造成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机制性因素，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公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许多来自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最终还将有赖于确立与完善良好的市场秩序、竞争规则和相关法律制度。在解决区域收入差距上进一步推进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给予更多财政支持。在城镇主要需要税制改革，调节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经济类型职工的收入不平衡。同时，还需要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综合推进。

　　“大学生被骗光学费”“大学生求职遭遇黑中介”“大学生租房被骗”……当下，大学生群体被骗的新闻屡屡被爆出。面对一些骗局，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似乎总是容易落入陷阱。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4名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0.5%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或周围人在大学期间有过被骗的经历。如何避免大学生上当受骗，53.4%的受访者建议增强与同学、老师及家长的沟通，49.1%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要严格保护自己的隐私。 　　66.7%受访者指出大学生在求职兼职时最容易受骗 　　2016年年底，刚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琳（化名）准备申请英国的高校，因为对留学信息知之甚少，她匆忙地在网上选择了一家实为皮包公司的“留学中介机构”。“和对方通过电话和QQ联系过几次，感觉他们对留学信息很了解。由于当时在准备雅思考试，就匆忙地签了约，完全忽略了这个机构没有实体公司的情况。”刘琳说，在先后支付1万元后，她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了。 　　就读于重庆某高校的蒋未在大二暑假寻找家教兼职时被骗了400元。“我在校园里张贴的小广告上看到了兼职信息。加了对方微信后，他让我先转400块钱然后才能给我家教信息。我当时还挺谨慎的，要求他提供家长的联系方式，和‘家长’沟通完我才把钱转过去。”令蒋未没想到的是，在她把钱转给中介后，“家长”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 　　调查中，70.5%的受访者或周围人在大学期间有过被骗的经历，29.5%的受访者没有。 　　李聪（化名）在中国农业大学担任过4年本科生辅导员，他遇见过很多低年级学生被骗的事件。“有一次，几个学生去酒吧玩儿，被酒托诈骗了好几万元，导致无力支付生活费和学费”。 　　刘琳认为很多大学生在申请学校时，因为对学校、专业不了解，对自己的水平没有清楚的认知，再加上想偷懒，所以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留学中介机构”的骗局。 　　调查中，66.7%的受访者指出大学生在求职、兼职时最容易受骗。此外，在面对留学中介（39.0%）、校园贷（35.6%）、电信诈骗（34.0%）、课外培训（31.7%）时也容易受骗，其他情况还有：替考或售卖试题（29.8%）、租房（19.4%）、网购（18.0%）、宿舍推销（23.4%）、街头“卖惨”（15.8%）和考驾照（12.6%）等。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教师申子姣认为大学生群体容易受骗，首先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防骗意识不足。此外，大学生实习、兼职受骗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希望向别人证明自己。“一些大学生比较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在遇到一些很有诱惑力的骗局时，比较容易放松警惕。”申子姣说。 　　蒋未发现，她所在的英语专业有很多同学找兼职时被中介骗过。“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金钱数额不大就放松了警惕。还有就是缺乏思考和判断力”。 　　大学生容易受骗的原因是什么？调查中，68.4%的受访者归因于缺少社会经验与辨别能力；58.2%的受访者认为是疏于防范，警惕心不强；36.4%的受访者觉得大学生缺乏思考，行事轻率；36.1%的受访者指出大学生有些急功近利。其他原因还包括：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28.7%）、学校和家庭对于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的教育缺位（26.2%）、提前消费花销大（25.1%）、骗子作案手段防不胜防（23.5%）、容易同情心泛滥（20.9%）和生活压力大（13.7%）等。 　　53.4%受访者建议受骗者增强与同学老师和家长的沟通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的刘琳选择“自认倒霉”，“很多大学生被骗后其实想维权，但找不到合适的渠道。也有部分同学可能觉得被骗的金额不是很大，所以不想为此消耗太多精力”。 　　蒋未将受骗经历写成了文章公布在个人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上，还编辑了一条长长的文字发给了假中介。没想到得到了对方的回复：你把文章都删了吧，我把400块钱还给你。最终蒋未没有删除文章，也没有索回被骗走的400块钱。“我发微博后发现，很多人有和我类似的被骗经历，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大家都积极维权的话，估计骗子不会这么猖狂了”。 　　调查中，65.4%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受骗后首先应该报警，57.8%的受访者建议保留证据，57.0%的受访者建议告诉辅导员或家长，39.2%的受访者认为要和朋友商量，7.9%的受访者觉得只能自认倒霉。 　　据申子姣介绍，大学新生在入学第一天陷入宿舍推销等骗局的比例非常高，但是通常受骗金额不大，所以很多学生选择自认倒霉。“一些学生在受骗比较严重后也会选择自认倒霉。这不仅与大学生维权意识淡薄、维权知识匮乏和维权途径少相关，还因为受骗大学生如果去维权，首先就得正视自己糊涂不清醒的一面，而这会伤害到有些人的自尊心”。 　　如何避免大学生上当受骗，53.4%的受访者建议增强与同学、老师及家长的沟通；49.1%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要严格保护自己的隐私；48.2%的受访者建议理智处事；47.2%的受访者建议及时求证陌生人提供的信息；41.9%的受访者认为遇到欺诈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41.3%的受访者指出交友谨慎很重要；32.6%的受访者建议服从校园管理，遵守校纪校规；30.6%的受访者建议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24.1%的受访者建议学校组织开展法制和安全防范教育活动。 　　若要改善大学生受骗的情况，申子姣认为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多方面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在新生入学前会建新生群，老师会为新生普及一些防骗知识，同时告诉学生如果身陷骗局如何自救、如何维权。除此之外，整个社会要大力倡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样的观念，消除一些大学生贪小便宜的意识。”她还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骗子的打击力度，在受骗学生报警后多提供一些支持”。 　　对于避免大学生受骗，李聪认为，首先，大学生要树立起安全意识，一旦遇到诈骗，也要及时和家长沟通，以免局面恶化。其次，家长不能因孩子进了大学就懈怠了对孩子的教育。另外，家长自身要提高安全意识，“很多诈骗案都是从家长入手的，利用家长关心则乱的心理，哄骗家长打钱”。 　　受访者中，在校大学生占32.7%，非在校大学生占67.3%。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占8.6%，大学、大专学历的占84.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6.8%。

   日前，2017年卡内基慈善奖颁奖典礼在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史蒂芬·施瓦茨曼大楼举行，全球9位慈善家获奖。其中，全国政协委员、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是唯一来自中国的慈善家，也是内地首位卡内基慈善奖得主。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卡内基慈善奖于2001年开始颁发，用以表彰杰出的慈善家，鼓励捐赠文化的发展。目前该奖项仅授予过两位华人，另一位是香港的李嘉诚。     在颁奖典礼上，翟美卿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自1985年投身创业，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我和我先生创立了香江集团。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内心充满感恩。我希望能够通过慈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多年来从事慈善事业的经历让翟美卿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1992年，我第一次去贫困地区捐建一所小学。这次捐建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会感到无比快乐。”翟美卿说。     在 2005年，翟美卿创办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关注教育、扶贫、救助、赈灾等领域，为科学教育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体育事业、扶贫事业和支援灾区等捐资10多亿元。     翟美卿把“办好实业，回报社会”作为企业的宗旨，把“爱诚信”作为企业的价值观。“让慈善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气，一种文化”，是她努力倡导的慈善理念。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爱心足迹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以及缅甸地区，直接受益人群已达200多万人次。     截至目前，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已在广东、贵州、云南、四川、河南等省份的部分贫困地区及缅甸的部分乡村学校建立了超过1500家香江爱心图书室。该基金会为8万多名残疾儿童和老人送去温暖，为1000多名孤儿提供成长照顾，为20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做复明手术，为近700名优秀大学生发放奖学金，为300名单身母亲建设安居房，为超过100名聋儿提供帮助。该基金会义工队伍扩充至近2万人，参与公益活动达10万多人次。

2017年10月10日，民政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民政部高晓兵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启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责人对系统启用工作提出要求，会上还请专家对系统使用进行了培训辅导。 会议强调，部署运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动态更新和通报共享，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要求，也是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此次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录入、审核报送、汇总分析等功能模块，实现了与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更新、比对核实、组合查询、定期通报、实时报送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平台支撑和有效的技术保障，对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对留守儿童的精准关爱、精准帮扶、精准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将系统启用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认真做好系统启用培训工作，确保系统按时启用、有效运行。要抓紧组织动员各级尤其是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对照系统操作规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农村留守儿童信息采集录入、审核报送工作，务必在2017年11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要加强系统使用情况监测督查，以系统上线运行为基础，建立完善动态管理、定期通报机制，实现数据动态更新，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民政部有关司局和直属事业单位领导和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厅(局)分管负责同志、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各地(市、州、盟)、县(市、区、旗)民政局分管负责同志、有关业务处(科)室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有关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