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0日，民政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民政部高晓兵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启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责人对系统启用工作提出要求，会上还请专家对系统使用进行了培训辅导。 会议强调，部署运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动态更新和通报共享，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要求，也是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此次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录入、审核报送、汇总分析等功能模块，实现了与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更新、比对核实、组合查询、定期通报、实时报送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平台支撑和有效的技术保障，对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对留守儿童的精准关爱、精准帮扶、精准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将系统启用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认真做好系统启用培训工作，确保系统按时启用、有效运行。要抓紧组织动员各级尤其是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对照系统操作规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农村留守儿童信息采集录入、审核报送工作，务必在2017年11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要加强系统使用情况监测督查，以系统上线运行为基础，建立完善动态管理、定期通报机制，实现数据动态更新，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民政部有关司局和直属事业单位领导和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厅(局)分管负责同志、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各地(市、州、盟)、县(市、区、旗)民政局分管负责同志、有关业务处(科)室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有关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优抚工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褒恤优待烈属，给予烈属相应的物质照顾与精神抚慰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责所在。据《慈善公益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10月1日起，我国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将再次得到提高。     根据我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统称为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     此次提高的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包括，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1200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60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450元提高至500元；参战参试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500元提高至550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5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不断完善调整政策，提高烈属的优待抚恤水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依法弘扬烈士精神、褒恤烈士遗属。经过调整后，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23130元、19860元和18680元。     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调整后标准为每人每年72850元、70550元、68240元，分别比2016年提高了6620元、6410元、6200元。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调整后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50520元、50520元和22790元。     据了解，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24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7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三红”生活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此次提标新增第四季度补助经费12亿元，全年共安排优抚对象补助经费404亿元。

    10月9日报道港媒称，志愿者带着捐款箱站在街头的日子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装有一些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这些应用程序通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支付平台将资金汇往慈善机构。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7日报道称，在北京一家儿童慈善机构，姜英（音）和她的团队开玩笑说，他们每年工作362天，除了9月份的3天。 　　报道称，在那几天，作为“99公益日”的组成部分，捐款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从全国各地涌来。 　　报道称，这些资金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年度资金中占大部分，并且正在迅速增长。今年9月7日至9日，该基金会收到了2亿元电子捐款。 　　与其他慈善机构一样，该基金会越来越依赖电子支付来筹集资金，但研究人员警告称，在线筹款方式可能不是一劳永逸的。 　　报道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操作简便，与此同时，中国公众的回馈意识不断提高，这使得人们对慈善机构的捐赠激增，而这些捐赠者之前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慈善家。 　　慈善组织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说，在中国，电子支付方式正在重新定义慈善捐赠。 　　丘仲辉说：“电子支付的便捷的确打破了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帮助慈善事业的传统思维。” 　　他说：“这些应用程序有助于宣传我们的工作和向不同社交圈子发出的捐赠呼吁。哪怕是一元钱我们在网上也会接受。我们认为这种捐赠方式未来会进一步扩大。” 　　爱德基金会2016年包括捐赠在内的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元。其中约有55%来自网络平台。 　　在姜英所在的基金会，通过电商平台接收的捐款由2012年的650万元增加到去年的1.74亿元。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慈善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捐赠额约为1346亿元。 　　报道称，电子捐款也正在弥补一些慈善机构的海外捐赠减少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这份年度中国慈善报告的编者之一杨团称，有关中国经济成功的消息使得中国看起来没那么贫困，海外援助大大减少。 　　这意味着像丘仲辉所在的慈善机构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国内。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开始把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国内。” 　　丘仲辉称，爱德基金会过去有90%的资金来自外国捐赠者，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但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自2013年以来，有一半以上是通过移动平台从国内来源获得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曾告诫慈善机构不要让依赖于在线捐赠者的资金超过一半。 　　王名说：“依赖大批在线捐赠者具有很高的风险。他们捐款的积极性、金额和承诺都非常不稳定。” 　　姜英说，电商公司也对慈善机构获得捐赠者信息的权限进行限制。 　　她说：“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捐赠者数据库更小了，因为通过电商平台支付的捐赠者是在这些公司注册的，不是在我们这里。” 　　她说：“捐赠者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来评估并了解如何改进我们的工作，并与他们保持联系。” 　　丘仲辉说：“慈善是有关人与人接触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依靠屏幕上的按钮，我们将丧失慈善工作的本质。”

　　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进行投球训练 　　14个贫困儿童的棒球“逆袭” 　　在北京的昌平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棒球基地，基地的名字叫“爱心棒球基地”。在这里有一群孩子，每个孩子在来这里之前都生活在艰辛中，是棒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给了他们之前从不敢有的梦想和勇气。 　　现在，他们不仅有好的教育和生活，其中的4名孩子代表国家棒球队走出了国门，赴日本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2017年小马联盟ECC杯”亚太区选拔成长组冠军的成绩。 　　而这个“十一”，一部分孩子不仅见到了家人，还去看了同伴的比赛，同时，每天都有很多的公益爱心人士来基地看望孩子，在日常训练结束后陪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做团圆饭，让孩子们感受节日的氛围。 　　每天早晨起床后孩子们会自觉整理好寝室 　　用棒球改变贫苦孩子们的未来 　　在南七家庄村一片平房中，“爱心棒球基地”与周围的房子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不同的是，那高出院墙一两米的绿色围网，还有时不时从院内传来的呐喊声、球与球棒的撞击声。 　　院墙之内，居住着14名以此为家的孩子，他们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7岁。这些孩子，有在来到这之前从未走出过自家所在的村子的，有父母双亡寄养在他人家中的孤儿，还有跟着只能依靠低保生活的爷爷过活的孩子。基地始创人孙岭峰说，“在这里的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孤儿，或者是‘事实孤儿’。”如今的他们，不仅可以同其他孩子一样去学校上学、参加校外活动，还可以通过打棒球看到更广阔的世界。7月份，其中的4名孩子代表国家棒球队走出国门，赴日本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2017年小马联盟ECC杯”亚太区选拔成长组冠军的成绩。 　　基地的创办人之一孙岭峰曾是国家棒球队的球员，6次荣获亚洲棒球锦标赛“盗垒王”，还被评为过中国棒球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基地里的孩子都是7岁至11岁的孤儿和贫困家庭的男孩儿，这些孩子是由孙岭峰和他的朋友们从全国各地实地考察后筛选出来的。 　　孙岭峰说，这些孩子都是他们先从公益组织得到信息，然后挨个儿去村里看，确认是不是孤儿或是不是来自真正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征求监护人的同意，并与监护人签订协议后，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了北京，让他们接受文化课教育和专业的棒球培训，希望将他们培养成职业棒球运动员或是棒球教练。“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能尽到的方式给他们更好的未来。”孙岭峰说。 　　在这里孩子们不光能够接受学校的教育和棒球运动的各项技能，基地里的教练在培养他们传统礼仪文化和真善美的做人准则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在训练场外休息的孩子们，看到任何人都会停下主动问好。孙教练称这里的孩子们每天在整理完内务后早读要背诵《弟子规》，“我们要教会这帮孩子如何真诚友善待人，对这个社会抱有感恩的心，让他们能够健康积极地成长。来这的人，看到这帮孩子都会夸他们有礼貌。” 　　每天下午孩子们都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 　　学习和训练两不误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6点，基地的生活老师会将分别住在三个宿舍里的14名孩子全部叫醒，在洗漱、整理完内务后，这些孩子会念上一段《弟子规》作为早读。负责孩子们日常学习的郭老师说，每天早上孩子们都会到这里诵读《弟子规》，《弟子规》是第一批的志愿者王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孩子们刚来的时候还没上学，王老师就特意跟其就职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每天在基地为孩子们讲两个小时的《弟子规》，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和故事。现在孩子们都习惯了，每天不用我们组织，自己就能起来早读。” 　　7点10分，早读结束，吃过饭的孩子们由老师送到附近的南七家实验学校上学。“学校离棒球基地的距离不是很远，走路五六分钟就到了，但是路上还是会有车，怕孩子在路上打闹出危险，每天都会有专人负责接送。”上学的路上郭老师说，寒暑假的时候一般会起来晚点，因为假期不上课，孩子们的训练强度会大一些，怕把孩子们给累坏了，每天就会让他们多睡一会儿。上学的时候就恢复到正常的上学作息时间。晚上训练完有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让孩子们写作业和复习功课。 　　根据年龄和以往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孩子被划分到二至五年级8个班中，最大的在五年级。每一个都很爱学习，有几个孩子在班级中还能排上前五名，不仅如此，学校老师每天会通过微信通知郭老师孩子的作业和他们日常的表现情况，郭老师也会经常地与学校老师进行沟通。 　　一般情况下，下午3点，生活老师会将放学的孩子们接回基地进行棒球训练。如果赶上赛季，这些孩子就要整个下午都在基地进行训练。 　　训练很辛苦，但孩子们感觉却很好 　　“不许哭，男子汉，再来！” 　　夏日北京的一天，三十五六摄氏度气温下，负责日常训练的余教练和基地的孩子们仍然在坚持训练。训练场边，一位60多岁的老人也在指导着训练。孙岭峰说，这位是他的师父，这些孩子们的师爷，“我7岁的时候，我师父就教我怎么打棒球，现在我教这帮孩子们打棒球，师父也来帮我。我要让孩子们看到，我是怎么尊敬我的师父，这样他们就无形中去学着怎么做，这就是传承。” 　　场上，一个正在做挥棒练习的个头儿比其他孩子稍矮一些的男孩叫李小鑫(化名)。李小鑫虽然比其他人矮小，但是在每次挥舞球棒时都会带有气势地大喝一声，然后打出漂亮的一击。“好球！打得不错！”余教练对李小鑫夸赞道。 　　李小鑫是最早来到这个球队的，也是球队中年龄最小的孩子，两年前，5岁的李小鑫如果没有被“爱心棒球基地”选中带到北京，他可能会因家庭的贫困而无法上学。 　　谈起李小鑫时孙岭峰笑着说，自己当年被孩子的监护人“骗了”，“我们对孩子是有年龄要求的，要7-10周岁。当时去李小鑫家里的时候，他家亲戚说他7岁，我们一听正是好年龄，就给带回来了。我们回来一看才发现户口上的年龄是5周岁，才知道他亲戚跟我说的是虚岁，而且是虚了两岁。”但是孙岭峰并没有因为年龄的问题把李小鑫给退回去，“既然都把孩子带过来了，我们就不会再送回去。他刚来的时候还不够上学的年龄，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才去上学的，现在刚小学二年级。” 　　挥棒训练时，李小鑫不小心被一颗球砸中了腰部，“哎呦！疼吗？”余教练虽然很心疼，但嘴上依然在说，“不许哭！男子汉！再来！”余教练并没有因为李小鑫被砸中而终止训练，直到练完了所有动作李小鑫才捂着腰含泪走出训练场。训练场下，李小鑫的师爷为他看腰部的伤，“棒球是空心的，打在腰部不会造成多大伤害，运动员训练时难免会受伤，男子汉要坚强。”师爷给小鑫讲了许多道理和鼓励的话后，掏出手机给他看远在日本的队员们发来的获奖照片，“虽然你年龄最小，但是你比他们练得都早，所以你应该更加努力，才能代表团队去争取更多的荣誉。”李小鑫的师爷说，这孩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这孩子个头长到1米85没问题。” 　　“这里才是我的家” 　　下午6点，训练结束的孩子们排队领取晾洗干净的衣物，回到自己的寝室洗澡，换下的脏衣服也叠好摆放在寝室里。 “阿姨每天都会把孩子们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周日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孩子们自己去洗衣服，让他们体验到阿姨的辛苦，学会感恩。” 　　厨房的大师傅和负责孩子们生活的张阿姨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晚餐，“每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去体检。这些孩子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都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太差。”为了帮孩子们改善身体，苏教练要求食堂每顿必须有一道纯肉菜，并要管够儿，“他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食堂肉菜一少，我肯定会骂街，我必须保证食堂的米面存货要达到40袋以上，一少了我就开始慌了，就会想办法来补上。” 　　负责孩子们日常生活的张阿姨永远都是含笑地看着他们玩闹。张阿姨说，虽然每天给他们洗衣服，照顾他们生活很辛苦，训练服常常需要用刷子一遍遍地刷，但就算再辛苦也觉得值得，“我早就已经把这些孩子当做了自己的孩子疼。” 　　在等待吃饭的间隙，孩子们常常会在院子里玩上一会儿。此时，基地里的那只萨摩耶犬会跟在他们身边，好脾气地任由他们“欺负”。有时，他们也会在这个间隙，围在桌旁，听师爷讲故事。 　　现在的他们，已经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嬉戏打闹，笑得无忧无虑，但每当提及来到基地之前的生活，这些孩子原本笑容灿烂的脸上会突然变得有些阴沉。来基地一年多的刘晓双曾经在过年的时候抱着基地的柱子不走，刘晓双说，“我不想回到之前生活的地方，现在这里才是我的家。” 　　晓双之前的生活十分贫困。他说：“这里的生活很好。”对于孙教练、余教练、师爷、张阿姨等陪伴他在这个基地里生活、学习的人，晓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很感激他们，因为他们，他才有了现在这个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未来，晓双说，他还没想过，现在只想着怎么能打好球。 　　去看外边的世界 　　而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和基地的未来，孙岭峰说，只要把这些孩子带了出来，无论多困难，他都会负担孩子们今后的人生。现在基地里住着14个孩子，这已经是他目前为止接收孩子的最大极限了，“我虽然有心多收一些孩子，但是经济压力让我只能暂时收这些。”孙岭峰还说，孩子们平日里训练用的装备、服装也都是他向各位爱心人士四处“要”来的。“爱心棒球基地”里的训练用具不光在质量上要保证，数量上也必须保持充足。除此之外，现在这些孩子的生活、训练开支大部分都是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出，除了吃喝用度外，基地还会时不时地带着这些孩子出去旅游，开阔眼界。 　　在这里，每个周六日休息的时候都会有团建活动，老师会领着孩子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起都去过哪里玩，基地的孩子们争先恐后说出长城、天安门等。不仅如此，基地平时对进步快的孩子们都是有奖励的，“十一”之前，有两个进步明显的孩子被教练带着去吃了顿烤鸭。 　　这个“十一”，正值2017中国棒球公开赛，球队中，一名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跟着教练去参加了这次比赛，其他的小队员也在赛场边为同伴加油助威。过节的这几天每天都有很多的公益爱心人士来基地看望孩子，在日常训练结束后陪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做团圆饭，让孩子们感受节日的氛围。 　　除此之外， 这个“十一”，也有部分孩子的监护人到基地看望了孩子。去年加入到球队的大宝(化名)就是其中一个见到了家人的孩子。大宝的家人说，她很感谢基地里的各位教练和老师，大宝在基地的生活让她觉得很满意，非常放心。大宝到了基地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改掉了很多坏习惯，而且还变得有礼貌了，“见人知道问好了，也不爱赖床了，变化特别大。”

（每一桩侵害未成年人基本权益的案件，都暴露出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上的缺陷和无力。图/视觉中国） 未成年人经受的暴力案件中，半数以上发生在家庭结构变化、流动家庭以及非婚生家庭之中。对于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可以通过改进家庭的教育理念、动用社会力量来实现，但国家仍负有兜底责任。 《财经》记者高頔/文朱弢/编辑 村里的“四点半课堂”开设近一年，10岁的赵元（化名）几乎没有来过。　　 一年前，天津市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在武清区农村开设了两所儿童福利中心。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平房被划分成若干区域，孩子们放学后来到这里写作业、读书或者玩游戏。男孩子们很喜欢这里，写完作业后常聚在一起拼图或玩桌上足球，但他们很少看见同校的赵元。 在他们的印象中，赵元是个胆小到甚至会害怕打雷的孩子。 赵元的妈妈患有精神疾病，十多年前从云南嫁过来。赵元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后，她惯常的方法就是不停重复地说教。面对此时的妈妈，赵元极不耐烦，双脚在地上搓来搓去，但他不敢抱怨，因为害怕招致父亲的打骂。每次父亲喝酒，赵元和妈妈都会立刻离开家躲出去，“他爸爸脾气不好，喝酒之后连着他妈妈和他一起打。”村委会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除了调解、劝说外不敢过多干预，“万一他烦躁，又拿孩子出气。” 从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到颁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法》《反家暴法》等法律，再到政府文件，中国并不缺少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规。然而，近年来发生的南京养母虐童事件、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南京南火车站猥亵女童案件，每一桩侵害未成年人基本权益的案件，都暴露出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上的缺陷和无力。 孩子是否有离开权？ 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院长陈美文曾遇到非常棘手的情况。 三年前，一家四口的流动家庭来到福利院。父亲姜鹏要求福利院收养他与前妻的女儿婷婷。沟通过程中，陈美文发现，婷婷身形瘦小，一直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身前。陈美文以参观福利院为由带婷婷借故离开，在她的手上和后背发现了淤青。 陈美文从小女孩口中得知，她不满一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与继母结婚，后来生下妹妹。一家人东奔西走，父亲打工时，继母经常一周只给婷婷七个馒头，姜鹏知道也置之不理。姜鹏对婷婷视若敝屣，甚至当着福利院工作人员的面推搡孩子。陈美文报警后，警方表示只能调和劝告。 婷婷很想待在福利院，不停地抓着陈美文的手追问：“阿姨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根据现行《收养法》，社会福利机构只能收养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婷婷的情况并不符合收养条件。 僵持一天后，姜鹏意欲把婷婷扔在福利院一走了之。陈美文警告他，如果扔下孩子、离开大门一步，就涉嫌遗弃罪，姜鹏和妻子只得悻悻而归。 陈美文后来再次寻找这家人的时候，已不知道他们去向何处。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至2013年六年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近75%的案件为亲生父母施暴、继父母或养父母施暴占10%；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且女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高于男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半数以上案件发生在家庭结构变化、流动家庭以及非婚生家庭中。 《报告》发现，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原因包括多种方面，其中因家庭矛盾进而向孩子发泄实施报复的案件比例最高；但仅有1.87%的未成年人在受到家暴行为后报案，除后果特别严重的受到刑事处罚外，有近三分一的案件处理结果不详或者无处理结果。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二章即是家庭保护，其次才是学校和社会保护方面，可见家庭保护对未成年人的重要性。但是，当监护人或者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时该怎么办？ 仅依靠对监护人治安或者刑事处罚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认为，当孩子无法在原生家庭生活，应该赋予孩子适当的选择权——是否要离开，并且在孩子选择离开的时候进行一定的救助。 周浩告诉《财经》记者，无论是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还是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06年修订后的版本，都规定了“撤销监护人制度”。但这一制度几乎没有被执行过，“因为长久以来都不知道如何执行”。 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了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制度，并新增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2017年8月12日，南京南火车站候车室发生猥亵女童案件。经警方调查，女童为随行家庭的养女，犯罪嫌疑人是女童的哥哥，即女童养父母的18岁亲生儿子，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专门从事困境儿童救助的非营利机构儿童希望创始人张雯直言，虽然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大家声讨性侵、猥亵儿童等行为，但忽略了最根本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讨论。 《收养法》规定，收养人首先必须满足无子女的条件，且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只有三种情况下，可以突破上述两个限制：收养孤儿、残疾儿童；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由于南京南火车站猥亵女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目前尚不清楚女童的养父母是否为华侨、女孩是否为孤残儿童或者弃婴？如果不是，对于女童的收养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 据了解，在当地妇联的陪同下，受害女童已与养父返回家中。对此，公众亦提出质疑与担忧，女童是否还适合回到收养家庭？张雯介绍，在美国，一旦发生类似情况，政府会介入、儿童保护机构与社工组织会进行专业评估，未成年人是否仍适合生活在家庭里、是否需要隔离期，还是直接脱离原生或收养家庭？ 虽然《意见》规定了报告和处置制度，在监护人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权益时，学校、医院、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胜生介绍，《意见》并未规定知情不报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 2015年4月，一名南京6岁男童被虐打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男童背部、手臂遍布疑似被鞭子抽过的伤痕。这起案件正是学校老师发现报警，警方介入调查。在张雯看来，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人，如老师、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都应具有强制性报告义务，“在美国，教师、社工如果发现侵害儿童行为而不报告，则涉嫌渎职罪”。 “公安机关如何调查家暴行为；如何界定适度体罚与家庭暴力的区别；是否需要、如何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政部门如何安置未成年人，以及后续情况如何跟进。在这些方面，基层单位和国家部门均缺乏经验。” 王胜生说，国外很多环节是由社工组织承担，但目前国内欠缺专业的社工力量，政府可以通过采购的方式向NGO组织购买服务，以促进未成年人保护。 国家对儿童保护有兜底的职责 多位法律界人士及儿童福利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等法律与真正的儿童福利保障法律相距尚远。 “早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探讨制定《儿童福利法》，但由于立法需要达成更高的共识以及更多职能部门协作，难度较大。2010年，民政部才启动《儿童福利条例》的起草工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说。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各种恶性儿童侵害案件，暴露出儿童保护机制缺失，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也十分零散，“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但它只是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没有明确规定谁来去做、怎么做”。童小军也倾向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初衷，达成一部综合完善、可以协调各部门的法律：“法律是基本权益的保障，有了《儿童福利法》才可以从国家监护角度建立儿童保护机制。” 除法律保障外，有观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儿童福利局的职权机构，将分散的儿童福利管理职能整合、统筹所有涉及儿童事务。 目前，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都涉及儿童权益保护职能，前者负责拟定儿童收养政策、承办政府间儿童收养政策协调事宜，下设儿童福利和收养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后者负责拟定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政策。此外，妇联、关工委和残联也各有职责。 童小军建议，民政部可以在现有机构设置下，先将社区服务做起来，比如，每个村/居设置一个儿童福利主任，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他们可以及时、主动发现儿童权益受侵害案件，并进行检测、评估、跟进。当更多的服务进入时，国家可以给社会组织家访的权利。“很多NGO组织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做有限的事情？因为国家没有授予它权利，所以还是要立法，以法律形式界定。” 童小军还认为，应建立预防、响应和回归机制。当家庭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时，国家应当提前介入。当风险已经发生时，需要及时发现、报告，这是响应机制。另外，在孩子受到伤害之后康复，这是回归机制。 2010年被认为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这一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级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并向全体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 随后，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由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对2010年的孤儿基本生活费进行补助，标准为东部地区每人每月180元、中部地区每人每月270元、西部地区每人每月360元。 是年5月，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启动为期五年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在四川、河南、新疆等5省区120个村展开试点。“儿童福利主任”的提法来源于此。 两年后，基于“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的操作经验，民政部在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海宁市、河南省洛宁县、广东省深圳市，试点推行“适度普惠、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分区域”的儿童福利政策，其中“分区域”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制定适应各地的儿童补贴制度；“分标准”是指对不同类型的儿童，分不同标准予以福利保障。 《财经》记者了解到，这两个项目都是民政部下社会慈善和福利促进司的项目，所以“福利”更多侧重于经济补贴。 在童小军看来，儿童福利包含儿童保护，但在现实中二者含义不同。儿童福利侧重于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救助津贴等经济补贴，其覆盖的内容和数量水平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调整，甚至会消失。儿童保护侧重于儿童权利的保护，且聚焦保护儿童免遭虐待、忽视、剥削和暴力等四大人为伤害。这些儿童伤害，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先进，都会存在，应对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当前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无论留守儿童、孤儿，还是困境儿童，出发点是保护权益不受侵害，但结果都是以救济补贴衡量。“对于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可以改进家庭的教育理念、动用社会力量来实现，但国家对儿童保护有兜底的职责。”童小军说，最重要的是明确国家兜底的制度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尽快建立机制。

为了庆祝10月8日的世界僵尸日，数百名僵尸文化迷扮成僵尸的模样纷纷涌上伦敦街头，参与僵尸行走活动，并为慈善机构筹款,希望缓解世界饥饿和无家可归的问题。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7日报道，为了庆祝10月8日的世界僵尸日，数百名僵尸文化迷扮成僵尸的模样纷纷涌上伦敦街头，参与僵尸行走活动，并为慈善机构筹款,希望缓解世界饥饿和无家可归的问题。 这些僵尸的打扮从《活死人黎明》等恐怖电影中吸取灵感，他们穿着僵尸服，画着面色惨白的僵尸妆，脸上、身上都沾满鲜血。尽管僵尸形象恐怖，但伦敦街头的这些僵尸却非常“有礼貌”，他们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且绝不随便吓唬路人。 此外，这些僵尸还很有爱心，为慈善机构筹集善款。为避免引起麻烦，组织方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则，包括不要碰触任何人、不要携带武器、不要试图吓唬不愿参加庆祝活动的人、确保走在人行道上、不要随地扔垃圾或破坏公物或做其他任何违法行为、不要强行进入不受欢迎的地方等。 世界僵尸日是国际性活动，于2006年起源于门罗维尔商场的僵尸行走活动，第一个世界僵尸日庆祝活动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今年全球50多个城市参加了世界僵尸日庆祝活动，包括纽约、匹兹堡、巴黎、香港、洛杉矶、达拉斯、西雅图以及东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