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岁末，经历了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崔永元当选“十大杰出红十字志愿者”。在与其他志愿者交流经验的座谈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心中的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我希望中国的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能进入一个正规的轨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变成一套好的社会评价体系。这样就不用谁一做公益大家就一惊一乍的，还搞表彰。” 　　做公益慈善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机制，而不要仅仅把它当成好人好事。“你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好人好事，而且标准还非常高，每年还评比，像富豪捐钱还有个榜，捐第一的就很光彩，捐第三的也是几十个亿却没人知道了。”崔永元说话一向耿直爽朗、一针见血。 　　好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是让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你做公益慈善就跟你吃饭穿衣一样，没有人去过多地关注。同时，你做公益慈善就跟你吃饭穿衣一样，是你生活中必须有的事儿，你没有这样的事儿不行。 　　近几年，崔永元以个人名义做公益慈善时，非常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和报道。他认为这样会偏离他的想法，他希望大家熟视无睹并认为他做公益慈善很正常。“如果一个公众人物经常参加志愿者服务做公益慈善，却没有人在意这个事情，就说明这个社会非常正常了。我们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正常起来。” 　　《公益时报》：目前崔永元基金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他们的待遇怎样? 　　崔永元：已经有两人专职工作于崔永元基金，总负责和助手。里里外外的事都由他们来管，年薪六位数以上。我的想法是，你看我们创造了两个就业岗位，但这个不够，如果有更多基金都这样运作起来的话，然后我们能创造一百万个一千万个这样的就业岗位，成为就业岗位中可以选择的一种，天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拿到体面的工资。 　　但是关键是，如果这样就有要求了。好人好事是这种，我扶老大娘过马路，今天没事扶一下，明天忙就算了、就不扶了。但当你成为职业志愿者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扶了，你扶不好还扣你钱呢，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跟上海正在做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专门针对乡村教师培训的，乡村教师培训的志愿者工作手册，内容会非常细致，你怎么说话，怎么跟对方交流，遇到问题怎么解决，都有技术要求。 　　《公益时报》：崔永元基金打算创造多少这样的就业岗位? 　　崔永元：我们这个基金只能算是个试验田，你指着我们这个基金能够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并不现实。但是我觉得我们想把它做成个试验田，为什么叫试验田?一个是我们提供，第二公众还认可。公众给你捐了钱你发了工资了，拿工资的人都干嘛了?所以，得公众认可，这些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 　　《公益时报》：媒体都在问“钱怎么花”这样的问题，那么崔永元基金怎么回答? 　　崔永元：比如我们这次乡村教师培训，我们花的每一笔钱，后边有对应的捐钱人的名字，大宗的我们都已经征求了他的意见，小额的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可以反悔，哪怕只有一块钱都可以反悔，说我不想把钱花在这方面，就可以把钱退回去。这个反悔不是说把钱就拿回捐赠者那里，而是不捐给这个项目了。我们乡村教师培训里有很多项目，比如老师吃饭，需要花钱，制作横幅也要花钱。我用你的钱制作横幅了，你说你不愿意，好，我不用你的钱制作横幅，我用同意的人的钱制作，谁同意，我用他的钱来制作。这样可能我们会麻烦，操作过程麻烦了，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把这个理念理清楚的过程，就是要让公众知道。 　　《公益时报》：会不会因此而提高成本、降低效率? 　　崔永元：要民主要公正，你就不要在意那么高的效率。有时候效率就是要丧失民主和公平。我们确实很费劲，公示之前，三级审查，审查到分，当我们公示的时候我们觉得连分都没问题了才公示。就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质疑，那我们要回答每一个质疑。 　　《公益时报》：这些工作都由这两个工作人员完成? 　　崔永元：不，他们两个是专职的，志愿者多了。 　　《公益时报》：你对10%的管理费怎么看? 　　崔永元：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中华儿慈会有个项目叫“给孩子加个菜”，就是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加菜。那么我们要建食堂请大师傅，买肉买蛋，每天做成菜给孩子吃，这个就有管理费。管理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捐一块钱我都要给你开发票，这发票不是钱吗?需要钱的。而且我要装进信封给你寄过去，这不需要钱吗?我们现在是志愿者一天一天在那儿开发票，开不完，一本一本地开，特别多，然后每个都寄过去。第二就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开着车去山上监督检查工程质量，一个学校去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加油费住宿费餐费，这都是钱，这些就是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我算过，连10%都不够，还要多。但是当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公众对我们还不够信任，还不够了解，所以我们不花管理费。怎么解决，我们自己出，我们几个发起人出了这个管理费。但我把我们志愿者干的每件事都在网上公示了，说他今天又去了学校，他翻了几座山，他车在路上坏了，他怎么修什么的······然后就有网友说：谁给他们付钱?凭什么他们白干?然后我说，你看，来了吧。这种信息来了，当这种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这就叫管理费。 　　我认为这是一个倒逼机制，水到渠成。虽然是我们出的钱，但都有账目，所有的票据都在留着。等有一天大家恨不得为这事都要游行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你看，已经几年了，都在这呢，你们觉得应该花吗这个钱，应该花!赶紧报销把这钱还给我们，这是我们的钱。现在你们不理解，不理解那就我们先来出。 　　我觉得做公益慈善就得有智慧，还得有耐心，你自己心理不阴暗，不想从中捞取钱捞取利益，你一定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拿管理费是国际惯例，而且基本没有低于20%的，但当我们现在整个大的公益慈善形势不好，频频出事，你跟公众说这个，我觉得有点多余。 　　《公益时报》：公益时报曾做过调查，九成以上网友不赞成收取管理费，甚至公益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高薪都得不到认可。 　　崔永元：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公益慈善现在的环境，我们做的这个状态，就只配让公众这样反应。 　　《公益时报》：可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能有好的项目是么? 　　崔永元：好的项目非常多，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着急，既然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做得很高兴，就别天天吊着脸，说自己有多少痛苦。没事，我们慢慢把它理顺，不着急。很多事情都需要一点一点做。你说高考制度不扯淡吗?择校不扯淡吗?分成名校和一般学校不扯淡吗?外籍户口在当地不能参加高考不扯淡吗?这扯淡的事情多了，但都得一点一点做。作为我们一个公民这么一个个体，我们能牵头改变一点的就改变一点。所以不着急，其实在我脑袋里，到底一个科学的文明的一个公益慈善概念是什么样，我相信我自己已经理清楚了，但想把它告诉公众让大家支持还早着呢，可能还需要好多年呢，我们一点一点做。 　　《公益时报》：你的本职工作与做公益慈善时间分配上有什么规划吗? 　　崔永元：我们公益慈善有专职的人，志愿者也非常多，基本不牵扯我的精力，我就是转微博就行了。其实在公益慈善上最费我精力的就是想，新的理念怎么实施，这可能是最费我精力的。比如我想让它成为一个体面的就业岗位，这个大家会支持吗?如果我真一年给他发五十万，大家会不会造反啊?我怎么让大家认为这是对的呢?我希望我把这个想明白。2013年开始我就要去调研，我要把它调查得非常清楚，拿出完整的数据来跟大家说话。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3/0226/c151650-20604111.html

    新京报讯 （记者卢漫）5个月大时，康康（化名）被查出腹部有积水。父母抱着他跑了好几个医院，如今8个月大的康康，腹部鼓起10多厘米。     腹围是同龄人3倍     2012年11月，5个月大的康康因感冒送医治疗。医生建议送大医院检查。     父亲康永涛抱着康康，开始在北京多家医院求医，辗转三个月仍无法确定病情。康康的肚子越来越大，鼓得像个西瓜。在好心人帮助下，2月17日，康康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前日中午，平躺在病床上的康康腹部隆起十多厘米高，肚皮上一条条绿色的血管突起，右手也因发肿比左手大出半圈。入院时测量显示，此时康康腹围已达66厘米，“医生说，正常的同龄孩子腹围一般是20多厘米。” 康永涛说着，眉头紧锁。     治疗费成全家难题     康康的主治医生黄柳明介绍，康康确诊为乳糜腹，“可能是先天性的，治疗很麻烦。”目前康康采取保守治疗，费用估计要几万元，如果手术的话费用会更高。     谈到治疗费，康永涛低下头，不住叹气。他带着一家四口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打工。康康生病后，康永涛停了工作，四处抱着孩子求医问药，几年心血攒下的两三万元几乎花光，还跟亲友借了4万元。     爱心接力救助患儿     康永涛说，最难的时候，“遇到好心大姐”。     今年春节前一周，康永涛带康康在一家中医门诊做治疗时遇到一位姓王的大姐。这位与他素不相识的大姐看到康康的情况后十分心疼，主动帮他联系了多家大医院的专家。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项目）通过网络得知康康的情况，并与康永涛取得联系。2月19日，9958项目为康康开通公募平台，“也希望更多爱心汇聚起来，帮孩子迈过这道难关。”项目负责人王昱说。     ■ 特写    孩子笑声越来越少     前日下午2时，从睡梦中醒来的康康开始哭闹，哭声嘶哑。康康的母亲杨玉芹护住包裹着孩子的被子，脸别过去，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康永涛抓着康康左手，贴在唇边，不停轻唤，“好了，孩子，别哭。”     每天被犹如撕布声般的哭声萦绕，成了这个家庭无奈但又被迫接受的现实。     康永涛说，康康原本很爱笑，即使查出患病初期，也还是精神头十足。可随着肚子越来越大，伴随着肺炎、小便困难等症状，康康笑声越来越少，而这几天开始，无论怎么逗康康都不怎么笑，“肚子胀成那样，孩子得多难受呐。”     银行汇款：     账号：320756027856     开户行：中国银行[2.98 0.34% 资金 研报]北京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请附言：9958-（康瑞博）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30222/7688165.shtml  

    中国甘肃网2月22日讯 据陇南日报报道(通讯员 颉成荫 熊志环)近日，两当县为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发放了“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助学金。 　　刘丽莹、郑小岗等4名优秀大学生家庭贫困，无法完成学业。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2月20日，两当县分别为他们每人发放了5000元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助学金。自从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实施以来，已有8名贫困大学生在资助下完成了学业，有4人已走上工作岗位。 　　201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承办的“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资助两当县应届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本科新生7名，资助金额合计2.5万元；中华儿慈会“童缘”好孩子项目资助显龙余滩小学等7所村级教学点60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奖学金100元，共计6000元；中国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资助5名学生，共计1万元；国家贫困高中生资助计划资助在读高中生320人，共计48万元；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工程为262名学生发放贷款144万元。 　　两当县通过落实国家教育惠民政策、发放助学贷款、实施助学工程、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等措施，形成了多元化帮困助学机制，有效解决了贫困学子上学难的问题，确保了贫困学生顺利进入高等学校。 来源：中国甘肃网-陇南日报 原文地址：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3/02/22/010268545.shtml

    焦点 　　著名爆料人士周筱赟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48亿巨款在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2011年财务报表上神秘出现又神秘消失。两小时后，儿慈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紧急致歉声明，表示此系财务人员书写错误，基金会绝无洗钱行为。 　　可是，事件的进展并没有随着儿慈会的声明而就此终止。随着公众的不断质疑，儿慈会称“标错了小数点”以图稀释公众的质疑。但随着周筱赟继续爆料，称“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存在1800万元的资金往来”，并质疑成龙，由此持续发酵的儿慈会风波再成舆论焦点。 　　持续近一个月的质疑与解释，再质疑与再解释，到最后其中一方不再回应，整个过程其实并非是儿慈会一个基金会的尴尬。慈善在中国，越来越象征着民主社会符号的同时，过往的“中国式慈善”困局，显现无遗。 　　法制与新闻记者 韦文洁 　　当周筱赟质疑成龙与儿慈会有洗钱的嫌疑后，成龙公开回应一切都符合慈善宗旨，并称“违法者应该去坐牢”。周筱赟在微博上针锋相对“究竟谁该去坐牢？” 　　周筱赟2012年12月10日在天涯杂谈吧里首发了质疑儿慈会的帖子，同时在微博上也刊发了这条消息，而在此前的四天里，周筱赟未发一言。在周筱赟微博中，12月6号发了5条微博，有拿撒贝宁和章子怡开涮的，有声援同行罗昌平的，有展示自己此前一个爆料的。 　　按照周筱赟自己的说法是，很早就接到了来自儿慈内部人员的爆料。 　　为了确保自己爆料的准确，周筱赟也咨询了财务上的专业人士，沉默4天后，周筱赟发力，他知道，这条微博会引来巨大轰动效应，他预计到了开头，只是最后的结局，却不应由他来掌控。 　　事后梳理和审视儿慈会此次的尴尬，亦可见中国式慈善的困局。 　　儿慈会首度回应是疏忽 　　2012年12月10日11时09分，周筱赟微博上称：“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48亿巨款神秘消失。儿慈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显示，除八千多万捐款收入和四千多万捐款支出外，竟有一笔高达48亿神秘资金悄悄进来，又神秘消失。究竟从哪来？又到哪去了？什么用途？符合救助儿童的宗旨吗？这是洗钱吗？公开账目是法律义务，可是儿慈会敢公开吗？”同步的长微博，详细介绍了儿慈会的性质及该资金神秘状况，以及涉嫌洗钱。 　　在充分发展的微博自媒体时代，儿慈会很快发现了这条微博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两个小时后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道歉声明，称是“书写错误”。但这个解释并不能消除公众的怀疑，如同周筱赟所称：“这个解释太滑稽了！如果是把4.7亿多错成47亿多，请问现金流量表上却有4,766,273,045.02元，2分怎么来的呢？”因为在沉默的4天里，周筱赟已经从专业人士口中得出“一个数据错了，整本账的收支是怎么做平的？根本不可能啊。太滑稽了！而且现在都是会计电算化，现金流量表应该是财务软件自动生成的”的结论，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存在疏忽的可能，但从实际操作角度，这种疏忽太过“匪夷所思”。 　　除了数字上小数点的问题，一个更令公众怀疑的事实是：一个数据错了，中华儿慈会的会计是怎么把账做平的？审核没看出来，理事没看出来，监事没看出来，甚至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也没看出来，主管部门年审也没看出来，真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审计的两个注册会计师，一个不接电话，一个已经离职。 　　负责审计的“查无此人”让儿慈会之前的官方道歉，显得有些虚弱。为此，儿慈会传播部部长助理姜莹在12月13日与周筱赟共同做客某栏目，不同于以往被质疑的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此次的公开露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质疑。 　　双方的正面相对 　　面对着儿慈会的官方人士，周筱赟将自己在微博上的质疑，接连抛出：“点错小数点这一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姜莹表示：“这事我已说过很多次，是财务人员将基金会银行理财累计发生额写错了，最后出报表时出现失误，多输入了一个零。” 　　周筱赟继续发问：“这种说法完全没说服力。我咨询了多名律师和会计师，觉得这个解释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财务报表中一个数字错了，整个账都无法做平。”姜莹称：“我们在填写收入时就写错了，多输入了一个零。然后在支出一栏，直接复制这个数，所以两个数字同时错了，导致整体数据错了。” 　　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机构，财务的严谨也众所周知，何况儿慈会这种机构，不仅需要专业人士而且需要层层审核，涉及到几十个亿的差错，怎么会畅通无阻？ 　　姜莹认为：“我们的会计报表中，主要描述捐赠和支出的钱，而出错的是现金流量表的滚存数据。根据审计报告，我们是3张表，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流量表等，我们的注意力在发生的慈善善款上。比如一个项目拨出几万元，这些钱有没有落实到具体帮扶人手里。而理财的滚存数据被忽略了。” 　　儿慈会大方坦承自己在程序上的疏忽，和“公开68页银行对账单”在某种程度上平息了部分公众的质疑，但儿慈会最终并未按照自己的承诺，向公众公开银行对账单。 　　对此，周筱赟愤怒称：“感觉自己被耍了。”而儿慈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对账单共68页，数据繁多，且都是专业财务数字，即便公开了，公众也不易看懂。为此，儿慈会在请专业机构对所有账单核查并做出相应文字说明后，再给公众一个容易懂且系统全面的答复。”     但中华儿慈会并未明确具体时间。 　　并非小数点的问题 　　儿慈会的表态并未获得公众的普遍接受，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讨论。有媒体质疑称：“中华儿慈会将慈善捐款用于银行短期理财，以期增加收入，此举乃是正常合法行为，但为何之前在年度账目里没有详细列举出来，直到网友质疑其数据有问题才公开实情？而且，其后所公布的理财资金明细账目也不够清晰，只有往来流水账，没有注明理财收益情况。何况，银行理财收益也应归属于善款，不能随便挪用，那么，这些收益都用于何处？ 　　“至于年度账目的‘小数点出错’问题，也令人感到不解。无论是4.75亿元，还是47.5亿元，都是一笔高额款项，关系重大，又是慈善资金，岂能如此儿戏，犯下低级错误？更何况，儿慈会属于公益性的慈善组织，其财务报表需要经专业审计之后才能发布，那么，审计机构为何没有发现和纠正这个小数点问题？到底是儿慈会的账目做得太高明，还是审计机构的工作能力太弱？也该给个明确说法，不能就此糊弄过去。” 　　媒体和公众对小数点“疏忽”念念不忘，并非是纠结于儿慈会的操作失误，而是因为中国慈善近年来出现的诸多乱象，使公众对其的信心受损。 　　近年来，还有许多公共慈善机构被爆出现了财务问题，其中“郭美美事件”就是典型。如今，公共慈善机构似乎陷入了诚信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高涨的要求公共慈善部门公开账目的呼声。 　　羊城晚报也发文称：“全民监督时代，大家几乎都是带着放大镜、显微镜‘吹毛求疵’，这就要求有关方面的政务也好、账务也罢，都得严谨、细致、缜密，经受得住围观者的质疑、追问。尤其是近年来慈善机构一度陷入诚信危机，要重塑形象更须有如履薄冰的意识，回应公众舆论就得经得起推敲。何况年报数字明细账还有领导审核把关，拿‘点错’小数点来搪塞、敷衍，未免太低估公众的智商了。” 　　再起风波，出国的质疑和成龙的卷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社会热点事件的出现，公众的目光不再以儿慈会为主，但作为最初的爆料者，周筱赟并未放弃，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反复质疑着儿慈会——这符合周筱赟的特性，只要是没有水落石出的事情，周筱赟就会穷追不舍。比如周筱赟至今仍时常发布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华商500强俱乐部主席，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卢俊卿及其女儿卢美美的质疑，从开始至今已接近两年的时间。 　　周筱赟的坚持不仅获得来自媒体人士的支持，也收获了来自自己揭露机构内部人士的爆料。 　　有媒体人士接力称：“ 2012年10月24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领导内部成员10多人（包括财务、办公室人员），组成庞大考察团，计划10月29日赴美国，考察旧金山、亚特兰大、华盛顿，费用约为20万元。据称：该会迄今无任何一笔指定捐款是用于出国考察，极可能非正常使用善款。” 　　对此，儿慈会回应称，此行旨在学习美国公益慈善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费用来自理财所得。此回应遭致广泛质疑。 　　姜莹回复质疑称：“这次是应美国亮点基金会邀请要赴美考察。考察团由儿慈会合作部、宣传部、财务部、人事部、项目部等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共9人组成。目的在于了解美国社会公益慈善业，学习美国公益慈善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 　　就在儿慈会对出国考察解释的时候，周筱赟继续在12月24日爆料称：儿慈会“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2011年支出1917万元，其中1800万元竟给了成龙慈善基金会，而成龙基金会收到钱后，没有去救助被拐卖儿童，而是改变用途，用于“贫困大病儿童项目救助”。 　　周筱赟表示：这是他在中华儿慈会公布的2011年度工作报告中发现的。 　　该工作报告第12页“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显示，2011年，“救助被拐卖儿童”的“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收入是3100多万元，当年从项目列支了1917万元，除用于工作人员薪酬、宣传推广费用等项目直接成本外，“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为190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1903万元的现金，只有极少部分直接用于受助人，只花费99万元救助了31名被拐卖儿童。” 　　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在第一时间立刻回应。 　　儿慈会解释：“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所募善款的用途是根据捐款人的意向，用于“回家的希望”项目(为解救后的被拐卖儿童提供安家助学和身心疾病救助)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贫困重病患儿手术资金援助项目。募捐现场对捐款用途通过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拍品名鉴等形式向捐款人予以明示说明。目前“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成龙基金会的贫困重病患儿手术资金援助项目仍在按照既定方案执行，中华儿慈会承诺在执行项目中继续做到公开透明。 　　而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表示，儿慈会变更善款用途是不存在的，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的捐款如何分配是由捐款人指定的。至于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党群说：“儿慈会和捐款人两方之间有保密合同。” 　　党群表示，曾向相关捐款机构承诺过，善款绝不转给其他慈善基金会，也不向儿慈会支付管理费。 　　对于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之间的业务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中华儿慈会是公募基金会，成龙慈善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进行公开募集，而成龙作为明星，有很多明星资源，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在慈善夜共同募集到3000多万元善款，对善款进行分配无可厚非。这1800万并不算是重大捐赠项目的变更，而是履行双方约定。非公募基金会借公募基金会帮助自己进行公募，并没有说不允许，双方在慈善活动开始前商量好如何对善款分配就行。” 　　中国式慈善的命门 　　自周筱赟爆料儿慈会起，本刊记者就始终关注此事，周筱赟与诸多媒体同行有很多的业务交流，每次爆料时不仅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也会向诸多媒体人提供线索，但这次事件中，有北京某媒体人士对本刊记者交流称：“我以前接触过儿慈会的负责人，那是几名退休老干部发起的，他们特别可爱，在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时候，却在做着救助儿童的善举。在汶川地震期间，这些老人不顾危险和身体不好，去汶川做了很多实际的救援工作，这些内容没有报道，而目前的这种质疑带来很大的伤害。” 　　该媒体人士却不愿做相关的报道：“当一片质疑的时候，就算写出真实的报道，也会招来骂声一片。” 　　儿慈会内部一高管也向本刊记者透露：“儿慈会目前不再接受采访，但那些老人每天都会上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该人士称，个别媒体先入为主，预设立场的报道，并没有对中国慈善程序上的公开和透明起到积极作用。 　　杨团也表示：“最近儿慈会发生的‘小数点事件’显示，它自身在制度化建设上有问题：在使用人才上过于‘抠门’，总想用最少的钱给老百姓最大的利益，这是一种传统志愿者的想法。据了解，他们工作人员工资并不高，有人放弃了外企高薪，在儿慈会只拿到外企工资的四分之一。”她建议，监督不要采取对立态度，现代慈善应该专业化、职业化，要把人才分类，高层做高层的事，中低层做中低层的事。儿慈会应尽快调整体制，去掉用志愿者思想来办机构的思想，承担专业工作必须要有公益专业人士，需要有独立专家给基金会出主意。 　　“最近的事情，能促使儿慈会规范制度化。社会对于基金会的监督，也不要采取对立态度，而要从帮助角度出发，帮助基金会逐步完善。” 　　不过，历史的沿袭使得公众对中国式慈善心存芥蒂。 　　以汶川地震为例，《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显示，慈善组织使用捐款的效率低下。经批准可以开展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16家全国性基金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公募慈善组织的现金捐款拨付率都没有超过55%。 　　著名慈善基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总干事段德峰曾经表示，中国慈善资金的使用与国际惯例有很大的出入，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政府出资向NGO来购买服务，而在中国，很多时候却正好相反，NGO募集到的善款重新流回到地方财政系统中，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 　　儿慈会属于中国公募基金会，据了解，此类基金会的牌照基本上都被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垄断，虽然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后，一大批新基金会注册成立，但基本上都是非公募的。 　　半官方基金会的特点是，组织的人员任命、工资与行政费用来源、人员编制甚至日常运作，都受命于政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陶传进表示，这种特点多少决定了半官方基金会取向是政府而不是广大的捐款人。 　　段德峰称，由于中国既有的公募基金会在面向公众的募款市场上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因此，大多数都没有动力像发达国家的慈善基金会那样去争夺募捐市场。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等于浪费了珍贵的公募牌照，也使得全面参与公益的链条失去了最重要一环。 　　这就表明：公募基金会的“命门”所在正是财务透明。 　　陶传进就曾指出：部分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社会监督乏力，造成财务规范缺失以及财务管理混乱，这直接带来公信力的缺失。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进一步阐述：“基金会财务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漏洞，而人性又是那么脆弱。” 　　陶传进强调，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募集更多的善款，会主动公开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很多基金会都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但在中国主流公募基金会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在网络年代，想要从这些基金会网站上获得这些本应公开的财务数据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接受公众的质询。 　　一项颇让公众深思的调查是：苏州大学一项对全国52家知名度较高的慈善基金网站资金使用披露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0%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年度财务报表，20%的慈善基金公布财务报表没有连续性或是外部的审计，只有10%的慈善基金有连续性和外部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而且这些财务报表都极其简单。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一席话道破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潜规则”，之所以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会没有动力向公众劝募以及进行自身的改革，一来是有政府的支持，二来就是可以向企业进行“索捐”。 　　是以，杨团建议：“儿慈会是资助型基金会，主要用善款资助NGO去做公益项目。所以我们要注意，儿慈会在募款和资助过程中是否能严丝合缝。也正因为它是资助型基金会，所以工作人员很少，在募款和资助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程序不规范。这需要更多人才的积极参与。” 　　本刊记者熟知的一名由媒体人转型成公益人士的现状是，由于巨大的工作量，该人士不得不聘请助理，在北京，这名助理的薪水只有2000多元，为了节省房租，只好寄居在这位公益人士的家中。   （责任编辑:李文） 来源：法制日报 原文地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3-02/20/content_4212609.htm

    新华网西宁２月１１日电（记者庞书纬）２月１０日一大早，就读于北京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玉树班”的小姑娘更松康卓换上学校新发的校服，戴上新买的发卡。因为这一天，“爱心妈妈”陈静玲要接“闺女”回家包饺子，拌糌粑，过藏历新年。     “自从我来到陈妈妈家后，家里每年就有两个‘除夕’，一个是农历的，一个是藏历的。”小姑娘得意地对记者说。     ２０１０年“４·１４”地震发生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启动灾区“百名孤儿成长救助计划”，在北京、安徽等地成立“玉树班”，先后接受玉树地震孤儿１００多人，其中６０人在北京就读。     “刚开始，孩子们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适应，包括气候、语言、饮食等方面。为了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生活，我们专门请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藏族志愿者对他们进行辅导。”“百名孤儿成长救助计划”负责人何江萍说。     何江萍告诉记者，为了让孩子们能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感受家庭的温暖，基金会面向社会招募“爱心父母”。“没想到报名非常踊跃，经过筛选，最后确定了６０多对夫妇。”     如今，更松康卓早已成为陈静玲一家不可或缺的成员。“我现在就管爱心妈妈叫阿妈，管爱心爸爸叫阿爸。每到节假日，阿妈阿爸都要准备一大桌好吃的东西。”更松康卓说。     玉树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远近闻名的歌舞之乡。“在和玉树孩子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个个能歌善舞。２０１０年底，基金会成立了‘玉树天使艺术团’，聘请著名舞蹈家刘岩担任团长。”何江平说。     走进艺术团的排练厅，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排练藏族舞蹈。１５岁的小姑娘索南拉毛告诉记者，这次排练的是艺术团自编的舞蹈《雪域雄鹰》，２月１１日藏历新年那天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在刚刚结束的２０１３年艺术类高考中，在京就读的玉树地震孤儿中有７人报考，全部超过录取分数线。“一个叫才仁卓嘎的小姑娘，演唱的《青藏高原》和《天路》得了满分，惊艳全场。”何江萍说。     今年夏天，在京就读的玉树地震孤儿中，将有１８人参加高考，江巴欧周是其中成绩最好的；在不久前结束的模拟考试中，他的藏语几乎得了满分。这个寒假，“爱心父母”陈冬牛一家让江巴欧周住在家里，还专门请家教为他补习数学、英语两科。     “孩子特别刻苦，也特别懂事，按这个势头发展，考个‘一本’问题不大。”陈冬牛说。     不知不觉，时钟指向零点，藏历水蛇新年已经到来，江巴欧周和“爱心父母”一家相拥庆祝。当问及新年愿望时，江巴欧周说：“去年我回了趟玉树，变化之大让我吃惊，愿家乡玉树越来越美。我想考中央民族大学，学个与藏文化相关的专业，将来向世界好好宣传美丽的家乡。”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2/11/22112251_0.shtml

  去年4月，“免费午餐”基金首次向社会晒出了自己的账单，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开始主动向社会公示自己的财务管理情况。本报制图何将 　　2012年年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遭到洗钱质疑，事件虽以财务失误终结，但一个“小数点”的背后，则是公益机构普遍存在的财务问题。 　　近半数公益组织无专业财务人员 　　现实是，公益组织的财务人员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去年年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的“小数点风波”暴露了基金会财务管理能力这块以往不为人关注的短板。 　　1月28日，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公益透明化下的财务管理”研讨会，儿慈会理事长魏久明坦言，基金会财务管理人员专业力量薄弱是风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财务薄弱并非儿慈会一家独有。 　　北京市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曹丰良曾参与多家公益机构审计工作，他直言，公益机构中普遍存在会计人员力量薄弱、配置人员不足或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业务素质急需提高的问题。 　　根据公益组织调查资料显示，全国44.8%的公益组织中全职工作人员少于3个，大部分情况是机构负责人加项目官员，能有一个兼职的财务人员已是很好的状况。 　　会计教育体系中，都未涉及民间非营利会计制度规则，即使是有“证”的专业人员也未必能适应公益组织的财务工作。 　　现实是，公益组织的财务人员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曹丰良表示，他们掌握的都是以前企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而非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制度。 　　此次儿慈会风波就缘于财务人员错误判断。 　　曹丰良表示，公益机构中的高层财务主管必须在公益组织中有足够的经验，最低五年以上的经验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针对当前公益机构财务人员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曹丰良建议建立公益组织财务知识培训系统，针对公益组织财务人员，管理层、项目执行人员分别开展系列化培训，快速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公益组织的专业财务人员队伍。 　　多家草根机构晒“错账” 　　“也就是因为机构没名，所以没人站出来挑错，不然像儿慈会这样出现小数点风波的机构不在少数。” 　　财务培训并非刚刚开始，几年前就有公益机构开始尝试。 　　2009年10月30日，壹基金联合128家公益机构发起成立了USDO自律吧（我们一起自律吧），该机构希望通过全国举办的信息披露培训班，改善这些公益组织财务管理薄弱的状况。 　　2012年3月，USDO自律吧推出了《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板》。USDO自律吧协调组组长、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表示，很多公益组织的财务人员根据模板填写了自己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在网上晒账，“错账”不在少数，然而很多机构的财务人员连自己填错了也不知道。 　　恩友财务不愿具名人士表示，大部分公益组织采取的记账方式仍然是手工记账，而账目的内容填写则是在非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完成的。 　　唐艺蕾发现，大部分公益机构的财务人员到位后，是由项目人员告诉财务如何记账，而项目人员并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因此在非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的财务报表很有可能并不符合捐助人或是公众的要求。 　　由于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错账”的机构并不止儿慈会一家。 　　“也就是因为机构没名，所以没人站出来挑错，不然像儿慈会这样出现小数点风波的机构不在少数”，唐艺蕾说，现在他们大部分日常工作就是对公益组织财务人员交上来的模板进行纠错。 　　内控缺失压力转嫁审计 　　“如果儿慈会的理事会和监事中有专业财务人员，扫一眼报告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一部分“错账”其实是可以在公益机构内部进行审核，并进行纠正的。然而此次儿慈会财务风波暴露出来的另一问题则是基金会财务制度上的弱点，财务会计管理和内控体系缺失。 　　曹丰良介绍，中国的内部控制体系研究和应用在目前的公益组织中还是空白。 　　基金会的理事会和监事属于项目的决策层面。 　　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表示，实际上在理事会和监事中懂财务的专业人员非常少。 　　他并分析，这缘于筹资对基金会的重要性，基金会希望社会上有名望有背景的人加入到公益组织的理事会及监事中，以求筹募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儿慈会为例，此前儿慈会工作人员曾表示，对于三张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以及业务活动表，理事会成员及监事大多还能看懂，但对于现金流量表内的数据，因为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对于这张表格只要审计说没问题了，领导就签署了“完全同意”四个字。 　　“如果儿慈会的理事会和监事中有专业财务人员，扫一眼报告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曹丰良表示。 　　信息披露的“灰色地带” 　　公益机构如果将所有信息都公布，这样的做法既侵犯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同时也侵犯了受益人的隐私权。 　　在内部控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公益机构将未过关的信息直接向公众披露以期获得信任，然而信息公开多少才能让公众满意却是个没有共识的问题。 　　《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2011）第三章规定，信息披露内容包括接受捐赠机构信息、募捐活动信息、接收捐赠信息、捐赠款物使用信息、机构财务信息。第十四条规定机构财务信息，包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内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明确表示，信息公开并不是全部信息公开。 　　但为了自证清白，很多公益机构选择的是“裸披”，该披露的和不该披露的数据都在上面。 　　唐艺蕾说，公益机构如果将所有信息都公布，这样的做法既侵犯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同时也侵犯了受益人的隐私权，比如一些艾滋病的患者、残障的孩子等，这些受益人都没有授权公益机构去披露他的个人形象或家庭情况，申请项目的时候，公益机构没有权利拿受益人的信息作为其展示机构透明的途径。 　　USDO自律吧从财务的角度出发，用了一年的时间去规定到底哪些应该属于披露的范围，哪些不披露，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采用了他们的规则。 　　并非人人可查账目 　　捐赠人可以进行查询，但查询也并非“查账”，捐款人的查询范围仅限于自己捐赠财产的使用和保管情况。 　　一方面是不知道透明度究竟如何掌握，另一方面公益机构面对的是公众及媒体对公益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的苛刻要求已经不亚于一个上市公司。 　　在儿慈会出现小数点风波后，网友呼声连连，要求公益组织披露其信息。 　　面对这样的质疑声，儿慈会为表清白，不仅欢迎网友到基金会“查账”，同时希望拿出基金会的银行对账单以示清白。然而直到即将公布长达68页的银行对账单时，他们才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欠妥。 　　曹丰良表示，普通网民其实并没有查账的权利。捐赠人可以进行查询，但查询也并非“查账”，捐款人的查询范围仅限于自己捐赠财产的使用和保管情况，也不是基金会全部的财务资料，当然也不包括全部的银行对账单。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仅有民政部、注册会计师、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有监督权。 　　曹丰良表示，这说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查账权限的查阅要求，单位负责人可以拒绝。 　　他认为儿慈会拒绝晒出银行对账单是悬崖勒马，“裸晒”反而有可能侵犯捐款人的隐私。 　　不过，儿慈会这个行为在公众眼中被看作出尔反尔，更被猜测因财务问题而不敢接受监督。 　　对此，曹丰良认为，如果普通公众对公益机构的账目依然存疑，可以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对自己的质疑进行实名举报，经上述部门立案后，上述部门可以到相应的公益机构中实施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将于规定期限内公布，也可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存疑账目进行查账。 　　至于对公益机构财务的监督体系，曹丰良建议，在现阶段各公益机构管理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应建立一个由会计师、律师、专家组成的第三方公益审计中心，以帮助国内的公益组织提高其制度、管理、财务、执行方面的规范化和职业化水平。 　　本报记者侯雪竹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13/0218/02/8NVCLH16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