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数字公益慈善与数字减贫论坛上，蚂蚁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彭翼捷受邀分享。在她看来，数字时代，激发公众更大范围、更可持续参与公益的关键是构建信任力和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公益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公益行业最大的痛点是构建信任，真实、透明是构建信任的关键。彭翼捷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公益的信任力构建带来了更多可能。而有了信任力这个根本，打造影响力则是做乘法，是激发公益参与的加速器。其中，唤起公益参与者的真情实感，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是打造影响力的突破口。从2006年为第一家慈善组织开通零费率的捐赠接口起步，如今，支付宝公益平台已经发展成一个集在线捐款、在线助捐等多种参与方式的开放平台，众多公益机构在这里通过数字技术和创新参与形式，让一分一角都可以成为爱心，也让随手做公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日常。过去一年，通过支付宝线上做公益超过100天的用户已经接近1亿人。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实。以下为发言全文：非常荣幸参与今天的圆桌。数字公益在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提升参与度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面向未来，今天，我想跟大家重点探讨 “在数字时代下，如何激发更大范围、更可持续的公众参与？”我想关键是构建两力：信任力和影响力。  公益行业最大的痛点是构建信任。真实、透明是构建信任的关键，我们一直坚信，数字时代给公益信任力构建带来了更多可能。蚂蚁森林是我们2016年推出的互联网公益产品。通过让用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行为，比如少开一天车，点外卖不要一次性餐具等等，积累绿色能量，进行线上虚拟种树。线上每种下一棵虚拟的树，蚂蚁集团就会出资在亟需生态修复的地方种下一棵真树。这其中，如何让用户知道树有没有被真实种下是最关键所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尝试了多种办法：通过卫星遥感的技术，用户们可以看到卫星地图上种树前后的对比图，种树后的卫星图片上有非常清晰的整齐的人为种植痕迹；在网络信号稳定的种植地块，安装摄像头，用户在蚂蚁森林里随时都能看到自己的森林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很早就在高德地图上上线了蚂蚁森林地块的地理位置信息，每逢5.1，10.1都有大量的用户自驾去蚂蚁森林的地块实地探访。同时，我们也积极发动、激励当地的种树人现场拍照，拍视频，发布在蚂蚁森林产品里，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自己种树地块的对应实景。透过以上一系列的方法，我们发现，用户参与度大幅度提升。经过6年的努力，目前有超过6.5亿的人在蚂蚁森林践行绿色公益，一共种下了超4亿棵真树。未来我们还在探索更多可能，通过无人种植的技术，可以给每一棵树在种下的那刻就赋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卫星定位地址；通过无人机的多光谱/高光谱数据进行定量遥感分析，估算植物生长状态和光合作用强度，进而可以用科学的数据显示树木每年的生长量。数字的世界并不是虚拟的世界，而是真真实实的现实世界。各种新的技术和理念，让我们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真实，透明的反馈，从而大大解决信任力这一核心难题。构建信任力是本。而打造影响力，是做乘法，是激发公益参与的加速器。如何打造公益项目的影响力？我认为，唤起公益参与者的真情实感，并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是打造影响力的突破口。线下的志愿者能获得亲临现场的真情实感，与受助者的沟通能让他们产生巨大的情感共鸣和自我认同。这些真情实感如何在数字公益中打造呢？我想先分享一个小故事。2020年，一位网友拍到了在高铁站失声痛哭的女孩的一段视频。女孩这么伤心是因为长假结束返程途中收到了父亲的一句话：你妈又给你喂小鸡去了。为什么这句话会让女孩如此动容呢？这只小鸡来自我们的另外一个公益产品，蚂蚁庄园，在这里，用户可以在线虚拟养自己的爱心小鸡收爱心蛋，然后通过捐赠爱心蛋来助力公益项目，每一颗爱心蛋，都有爱心企业按比例真实捐款给相应的公益项目。小小的爱心蛋，不仅让用户有了低门槛表达爱意、参与公益的方式，还成了很多家人、朋友之间一起做公益的一个特殊情感链接。前面故事里的女孩的妈妈就是通过在蚂蚁庄园里喂养女儿的爱心小鸡传递思念和不舍。这个故事并不是个例，不少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通过蚂蚁庄园和子女“云团圆”。也通过每天喂养子女的小鸡报平安。有些情侣会每天把两只爱心小鸡绑定，一起吃饭，一起做公益；也有用户在亲人离世后，一直还坚持喂养亲人的小鸡，寄托哀思。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每个人的小鸡产生的爱心蛋看似一样，但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情感沉淀和不同的人与人的链接。有的是爱情的见证，有的亲情的链接，有的是友情的凝聚。而这些爱心蛋最终都捐给了一个一个优秀的公益项目，这些点点滴滴的爱最终汇成了大爱。上线5年多来，累计已有4.9亿用户在蚂蚁庄园养爱心鸡捐爱心蛋。这些信任和情感链接带来的影响力，使我们得以在一些紧急救灾等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聚合最广泛的公益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去年河南水灾期间， 支付宝公益平台通过蚂蚁庄园在短短几天内就筹集到了超过5亿元善款，刷新了平台的历史记录。在公益伙伴们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在过去的一年里，支付宝线上做公益超过100天的用户已经接近1亿人。同时，今年上半年用户参与公益项目的平均时长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用数字技术塑造公益的信任力和影响力，是激发更大范围、更可持续的公众参与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信任力和影响力的持续打造，在数字时代，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实。 蚂蚁和愿意继续和公益伙伴们一起，提供好我们的技术和平台，一起让更多人便捷享受公益生活方式。谢谢大家。来源：人民政协网

引言：日前，《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发布。报告回顾了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发现自2017年以来，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总量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其中，基金会半数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县及以下注册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团9成多参与乡村振兴。报告通过对首次进行的乡村公益慈善行动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提出乡村公益慈善行动是政府公益和社会公益的多样式组合。其中政府是所有公益慈善行动的主要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村集体是落实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人力及服务资源的提供者。虽然正式社会组织在乡村公益慈善行动总量中的比例不高，但好评度和信任度较高。*本文节选自《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中《公益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报告》，略有删减，作者：葛宁、周王瑜、杨团、续志琦。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慈善破圈升级，从支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目标走向推动弱势乡村整体性发展这一总体性目标的标志。乡村振兴就是在民族复兴的大视野、家国一体大视角下，让助力乡村振兴成为人人皆愿为、皆可为、皆能为。这也推动社会公益力量融入和助力乡村发展，成为新时期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新格局的有机构成。01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现状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农村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现状：1.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远高于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党的十九大在2017年10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2021年，我国社会组织从76.13万个增长到90.1万个，年平均增幅为4.2%。其中，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总量年均增幅为9.5%。2019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增长达到21%。四年间参与“三农”领域的社会组织呈逐年增长趋势，可见将工作范畴介入乡村领域已成为更多的存量社会组织的选择。2.基金会半数参与乡村振兴，在全国三类社会组织中比例最高，且进入产业振兴领域。2020年，全国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中的资金支出为262.81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86.4%。尤其是大型企业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的力度明显加大，政府政策对于基金会助力乡村振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多年来开展产业扶贫，连接发达地区资源投入定点扶贫的区县，在种植、养殖、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重点在贵州雷山开展了种养产业帮扶、协调东部产业转移等就创业增收项目以及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可见，支持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正在成为基金会为主的社会组织行动。3.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团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县及以下注册的几乎都参与乡村振兴。由于基金会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例极小，2020年仅为0.9%，因此，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数量看，主要的类别是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他们在支持乡村发展的人力、技术、技能等方面的服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调研发现，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注册地在县级及以下的，占到全国参与乡村振兴同类机构的96％左右。这两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组织数量占全国社组织总量的24%。▲2020年全国县级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机构数量（资料来源：易善数据，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县级注册的基金会尽管占基金会总量的比例很小，却较之县以上注册的基金会更多参与乡村振兴工作。2020年，县级注册的基金会672个，参与乡村振兴的366个，占比为54.5%。参与乡村振兴的县级及以下的社会组织，2021年在总量上排名前五的省区为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甘肃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参与乡村振兴的县级注册社会组织的注册地基本上都在乡村。4.科技类社团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举足轻重。科技类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以社团为主，据中国科协相关统计数据，2019年度全国各级科协所属学会共有29675个，其中，中国科协所属学会210个，省级科协所属协会3848个，全国和省级学会从业人员达到50764人，全国与省级学会的年收人达91.8亿元。这类科技类协会具备良好的专业、组织、平台和人才基础，和较强的科技支持能力，可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型专业化的服务。其次，在乡村基层覆盖范围最广的是中国农村专业技术科研型专业化的服务。并总结出以下几点发现：(1)县级及以下的社会组织较之县级以上的社会组织更有助力本地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行为。(2)从投入乡村振兴的资金供给的视角，基金会是公益慈善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数量和提供服务的视角。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不可忽视。(3)地方政府以政策鼓励乡村基层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工作。(4)社会组织尤其是基金会，已将产业帮扶视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02村庄内生的公益慈善行动及其分析关于乡村内部主体，特别是各类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发挥主体性，推动乡村公益事业。农禾之家课题组设计了农村公益慈善调查问卷，利用2022年寒假，招募大学生回乡针对问卷内容做访谈，进行社会调研。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整理和初步分析，有以下主要发现。(1）乡村公益慈善行动覆盖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各个领域。内容包含：教育类、经济发展干预类、社区及文化建设类、生态环境类、帮扶、保障类及文化建设或睦邻活动等。(2）政府是乡村公益慈善行动的主要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村集体是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人力及服务资源的提供者。▲资料来源：2022年中国农村公益慈善发展状况调查，截止时间：2022年2月20日▲资料来源：2022年中国农村公益慈善发展状况调查，截止时间：2022年2月20日(3）大部分乡村公益慈善行动通过村内和村外多主体合作方式进行，但是村内各主体合作多，外部力量与村内的合作尚少。▲资料来源：2022年中国农村公益慈善发展状况调查，截止时间：2022年2月20日(4）乡村公益行动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资金。这与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足有关，也与村庄与外部资源链接的通道不畅有关。(5）镇及镇以上企、事业单位在组织乡村公益行动、提供资源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6）慈善公益组织参与乡村公益行动不多，但获得好评和信任程度较高。从问卷所得数据看，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以提供直接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7）乡村公益慈善行动在各领域的表现不平衡。政府给予政策和资源支持的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和文体设施方面的比例最高，尽管具体行动主要县村集体组织实施的。说明政府的政策导向在乡村公益慈善中起关键作用。此外，乡村公益慈善行动以第二产业公益助力农产品加工业的比重最低，仅占17%，第三产业占28%，老年人帮扶照料占38%，而这几项在当地农户重要程度评价上占比都很高，说明当前的乡村公益慈善行动供给还不能满足乡村自身的迫切需要。综上，乡村公益慈善行动主要的来源和实施主体都不是外来的公益组织或企事业单位。村集体作为乡村内生的社会力量起到最主要的作用。乡村的公益慈善行动，本质上是政府公益和乡村内外的社会公益在乡村的多样式组合。对中国公益慈善界而言，乡村的公益慈善是个新课题。以往的认知仅将城市的公益慈善组织下乡做救助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视为乡村公益慈善，极少甚至没有将乡村内生的公益慈善行动纳人视野。03乡村振兴中公益慈善面临的重大挑战乡村振兴中公益慈善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观念的挑战、组织的挑战、结构的挑战、能力的挑战。观念上来说，无论公益慈善组织还是社会各界，对乡村振兴大业的公共性长远性均认识不足，甚至多视其为经济事业。公益慈善界需要认清政府公益与社会公益多样式组合的“大公益”是中国新阶段、新格局、新理念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合作的乡村振兴其本方式，从而放开视野，思想破圈，更新观念，将社会力量助力包括产业振兴在内的乡村五大振兴纳入与政府公益相配合的公益慈善领域，才能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乡村振兴大潮，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贡献自己的力量。组织上来说，地处乡村外部的公益组织能否适应乡村发展的需要，有组织上的困难。放大视野看，乡村外部社会力量涉及组织与非组织也包含个体，而且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类别，组织起来的复杂性较之公益慈善组织更大。将这些社会多类别多主体的力量组织起来投人乡村振兴，是浩繁的系统工程。包括公益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要组织起来进人乡村，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原则和政策很难落地。结构上来讲，一是中西部社会组织总量不足，二是县及县以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机构总量不足，三是村庄内的社区社会组织总量不足，四是公益行动领域未能针对乡村的迫切需要。能力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平衡自身资源和自有能力与乡村某一方面需求并做出能达至目标的行动。其中，找准与自己相匹配、能够做出有效回应的乡村的公益行动领域是关键。04应对挑战的策略思考和建议首先要坚持以村庄为主体，发挥其自主性和整体性功能。村庄在资源配置上能起到关键和长效作用的，是内部的社区自组织机制。外部的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以什么方式与内部的社区机制相结合，往往决定着村庄资源配置的走向和效果。而要让村庄内部的社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起关键作用，就需要将尊重村庄主体性地位与尊重农民个体土体性地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改变目前视村委会为政府行政部门最底层派出机构的认识和做法，发挥村庄主体的活力。具体体现为修改村委会法以及改革和调整相关制度，扩大村庄主体的自治权利；财税政策需加强对村、乡集体自办乡村公益行动的支持力度；赋予村、乡两级备案乡村社区社会组织的权利；创新乡村公共服务，发展社区企业现状的生产和服务机构以上四点。其次要大力发展乡村社会组织。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乡村振兴，组织是保障。乡村社会组织是根植于乡土的社会组织，对于本地乡村需求和问题的了解最为清晰。而且这类组织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解决某类专项问题应运而生。他们的作用是城市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为此提出如下建议：一要以规划、备案、免税等配套政策推动乡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二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组织特别是县及县级以下组织的孵化和培育；三要大力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县域基金会。最后要整合乡村内部与外部力量，聚合优势互补的合力。村和乡是乡村振兴的本体，村民集合体的村集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乡村振兴中，处于乡村外部的公益组织必须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确自己的配角地位。只有与村集体紧密配合，才能形成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只有与村集体为主的多主体结成链接与合作的关系，才能在助力乡村的同时也获得自身的成效发展。对此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要大力加强区域化的村乡集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涉农企业等多方资源整合；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上善”的社会公益力量。做好了，能形成真正支持乡村的拳头，就能迎来壮大全中国公益力量的重大契机。第二，是要专项孵化和培育村级带头人和村级领导核心集体；这是乡村振兴目前阶段迫切且大规模的需要。第三，推动科协、农技协、供销社等国家涉农系统形成乡村振兴联合体；重点聚焦于解决各类技术推广和应用间的脱节问题，并以在市场上实现村集体和农户的产业经济效益为共同目的，那么就有可能走出一条以优势技术促综合发展的新路，同时摆脱自己在国家体系中的边缘地位。第四，要加强研究倡导工作，培育两用人才及团队；方向与研究、倡导与传播、人才与团队培育是适应乡村振兴探路整体需要的3种基本方式。人才只有形成团队，提升内部的协作能力、与其他跨领域跨专业的组织机构对话和合作的能力、对乡村振兴中快速推进哪些要慎重对待的鉴别能力等，才能对于实现更广阔也更深刻的乡村治理和治理能力的升级有所助力。来源：《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慈善古已有之，历经近代、当代之变迁发展，正逐步实现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新跨越。慈善的“高质量发展”不同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须立足于慈善事业从传统到近代、到当代、再到未来的相互连通。要在全面判断新时代的环境基础上，实现慈善事业形式更多样、慈善施与者与受众面更多元、慈善组织管理更规范、慈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提高、慈善治理监督机制更完善，慈善研究更深入，不断优化发展模式、提升内在动力。在慈善学术研究视角里，始终存有两大缺漏，即定义不清、古今断联。一方面，简单地将“慈善”与“社会保障”相等同，过分夸大“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中打通学科壁垒者甚少，甚至存有知慈善史而不及慈善学，知慈善管理而不及慈善史的现象。其实不能离开传统谈当代、不能离开历史谈现实。传统与当代的因承关系不可割裂，历史的生命力恰恰是在现实中存续的。基于此，对慈善事业的把握，须在方向上“正”、在问题上“准”、在认知上“全”，从而达到正确定位慈善事业，准确了解慈善事业历史转型，全面认识慈善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真正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道路，将慈善事业和慈善工作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　　一、知其所由：明确慈善、慈善事业、慈善文化的定义、相互关联及其时代特征与影响。　　一是要明确慈善、慈善事业、慈善文化三者各自的定义。从定义本身来看：“慈善”是指人类精神世界之慈心与物质世界之善行两个层面的集合。慈善事业依照慈善法所界定的“大慈善”，既包括捐赠、扶贫、济困、助残等多种慈善形式，也含有文化、教育、医卫等公益内容。“慈善文化”有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即表层(物的层次)，里层(心的层次)和中间层(心物结合的层次)。　　从动态实践来看：“慈善”经历了由传统扶贫济困的“小慈善”到“大慈善”逐步转变。“慈善事业”存在着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历经两次历史转型，呈现出“扬弃”式的演进状态。“慈善文化”也经历了由古代、近代到当代的转变，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不断产生适应中国国情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　　二是要明确慈善、慈善事业、慈善文化的关联。慈善事业是慈善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两者相辅为用。慈善事业发生在前，慈善文化积淀在后。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文化形成传统，又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运行产生作用和影响。各国别、各地域的慈善事业既存在着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存在着特殊性和差异性，它们最终都将消失，但通过积累和沉淀的慈善文化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三是要明确慈善、慈善事业、慈善文化转型阶段的特征及其影响。在古代，慈善事业与农业经济相适应，政府成为社会救助的主体，民间慈善作为政府救助之补充，呈现官办、宗族、宗教和社会四种慈善交相运行的历史格局，其救助方式是养济为主，重养轻教。救助范围局限在本乡本土的熟人社会，并有着严格的道德评核标准。近代，施善者将做慈善视作社会责任与担当，民间慈善成为社会救助的主体，大批慈善家群体和慈善组织涌现，善款来源广泛，救济方式和手段先进，开启了中国慈善的新面貌。新中国成立初，慈善事业一度停滞。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1994年慈善事业才得以正名，沉寂多年的慈善事业终于恢复。2008年，“全民慈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开始了第二次转型，社会捐赠大幅增长，慈善组织日渐增加，慈善活动范围扩展到社会公益领域，慈善事业的国际化程度得到提高，慈善事业在法制化的轨道中运营……党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二、识其所在：正确为当代慈善事业合理定位　　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存在对慈善定义、地位等等方面的一些误区。想要发展好新时代慈善事业，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把握其定位，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目前要消除的误区主要有二。　　一是针对“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或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讲法，其根本在于未厘清政府救济与民间慈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狭义的“小慈善”到兼有慈善和公益的“大慈善”，扶弱济困、养老哺幼、助残恤孤、服务社会和助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自愿共享机制的慈善事业与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二者内容和功能具有一致性。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需注重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建，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主体、并由政府主导，社会团体、个人自发参与的慈善事业是其重要补充。因此慈善事业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而绝不是其重要或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针对“要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这种说法，其根本在于未弄清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各自的含义与三者间的关系。其一，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中的关键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均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首先明确了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社会功能。其二，第三次分配不等于实现共同富裕，慈善事业也不能直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更多地要靠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去发挥作用，尤其是要通过第二次分配中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来调节贫富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去达到公平。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只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助力和补充，并不能发挥主力作用。何况慈善捐赠纯属自愿，不能强迫。其三，慈善不限于富人帮助穷人。慈善讲究的是个人自愿、流程透明，需要的是公众参与和全民慈善，并无固定的群体和对象，普通百姓均可行善和做公益，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只要怀有慈心善意，爱人、爱物、爱社会，皆可认为是慈行善举。　　三、明其所往：认清当代慈善事业发展趋势和走向　　身处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转型之中，需要认清当下和未来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势，使得人人皆可慈善，最大程度地发挥慈善的功用。　　当代慈善事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新征程，正在经历如下变化：一是慈善事业的公益化转向，从帮扶弱者、只关怀人的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关怀人的公共利益和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界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保护。二是“全民慈善”现象的普遍可见，从个人到群体，从固定到非固定形式方法，当代参与者有了更多样的慈善公益行为选择。三是法制与慈善的深度融合，从慈善法的颁布到商讨修改，慈善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四是慈善事业的专业化方向转变，体现在慈善资本运营方式的专业化和慈善专业管理人才的专门化。　　除了物质层面，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也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慈善事业的补充助推作用。　　一是要认清慈善事业之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慈善事业通过扶危济困、济穷济急，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如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依然存在，政府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慈善事业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优势恰恰成为新时代弥补社会保障不足的有力补充。　　二是要认清慈善事业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宣告了新的历史性跨越。在这场攻坚战中，慈善事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它在补足民生短板、助力产业发展、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亦要摆正定位，客观评价，不能过度夸大其作用。　　三是要认清慈善事业之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凝结出恤老慈幼、扶弱帮困、乐善好施的优良慈善传统。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美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丰厚的精神滋养。现今，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精神文明建设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很多领域不断滋长蔓延，导致道德严重失衡。在整治“道德滑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慈善事业的作用依然重要，不可或缺。来源：慈善公益报，作者：周秋光系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金楠娟系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2年10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在京联合发布国内首份《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研究报告（2022）》。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至2021年底，累计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大病求助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水滴筹等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其中，2016年6月至2021年底，累计超过251.1万人次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筹款总额484亿元，超行业总筹款额的一半。目前，大病患者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较高，同时，由于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辗转就医导致的直接非医疗支出负担较重。慈善医疗救助虽然发挥了重要补充作用，但患者救助需求仍存在一定缺口。报告认为，大病求助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大病帮扶模式，面向的人群相较于传统慈善医疗救助项目更为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病家庭的需求空缺，在提高资金筹措效率、对接多样化资源、促进社会公平、弘扬传统美德、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助力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等方面具有显著社会效果。平台筹款效率逐步提升报告以水滴筹为例对大病求助平台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2016年6月至 2021年底，累计超过251.1万人次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筹款总额484亿元；近三年，水滴筹年均筹款额为117.34亿元、年均筹款人数为63.32万人次。数据显示，近四成求助人最终筹得1万元-5万元医疗资金，近2%的求助人实际筹款金额超过10万元；2016至2019年间，达成25%、25-50%、50-75%和75%以上筹款目标的平均用时逐年缩短，分别从2016年的22天、15天、15天和10天，缩短至2019年的17天、14天、14天和9天，筹款效率逐步提升。近四成求助人负债超过10万元面向水滴筹求助患者的分析显示，2019至2021年，40岁以下年龄段的求助人占比逐年下降，从44.9%下降到38%，4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求助人占比从55.1%提高到62%。八成以上求助人家庭收入低于5万元，38.3%的求助人在发起求助信息时家庭已负债超过10万元，其中，负债50万元以上的占到5.3%，仅有12.6%的求助人表示无负债。从地区分布来看，2019年至2021年，水滴筹累计筹款总额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湖南、四川、河南、广西；累计发起求助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河南、广东、四川、湖南、广西；人次均筹款金额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福建、天津、西藏。脑出血求助患者人数最多报告显示，2019至2021年，水滴筹平台筹款人数最多的前十个病种分别是脑出血、肺癌、急性白血病、尿毒症、乳腺癌、非急性脑梗死、肠癌、肝癌、肾功能衰竭和冠心病。在具体病种中，累计筹款金额最高的是脑出血，达到35.8亿元，此外，急性白血病、肺癌和肝癌的累计筹款金额都超过10亿元；而从疾病大类来看，癌症的累计筹款金额最高，约94.1亿元；其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和意外伤害。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同年龄段，求助人病种分布区别较大。5岁以下儿童患者中，求助人数最多的是急性白血病、烧伤、重症肺炎、发育迟缓和神经母细胞瘤；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人群是急性白血病、脑出血、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脑膜炎；18至59岁的成年人群则是脑出血、肺癌、乳腺癌、肝癌、尿毒症和肾功能衰竭。大病求助平台参与多层次医疗救助体系是行业发展趋势报告认为，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与医院、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形成更紧密的配合关系，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在大病救助方面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是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之一，建议大病求助平台积极响应、参与到政府的多层次医疗救助制度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中。民政部、国家医保局、中华慈善总会等相关人员高度关注本次报告的发布并给予肯定，认可了大病求助平台的社会价值。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充分肯定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在医疗救助中的重要补充价值，同时高度认可水滴参与的缙云、鲁山以及重庆多层次医疗保障的实践探索，希望未来能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建机制广覆盖，摸索复制更多地市。重庆市慈善总会况由志副会长认为该报告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建议每年都要发布此报告，多组织大病救助行业相关方的交流，继续引导社会参与和支持大病患者家庭。况会长指出，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目前重庆市慈善总会已与水滴、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善济病困 水滴”——重庆站项目合作，希望多方协同的多层次医疗救助模式能在重庆等西部区域落地，惠及更多大病患者。水滴公司合伙人、副总裁郭南洋针对互联网科技赋能个人大病救助进行了阐述，并表示未来将通过水滴筹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以及水滴公益平台在“多层次医疗保障的有序衔接”中积极探索，充分发挥补充作用。中国公益研究院专家认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期望社会各界坚定不移开展大病救助工作，引导大众继续支持大病救助工作，并提出三点建议：基础是真，关键是联，本质是救。目前，水滴公司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联合救助项目，包括联合浙江省缙云县医保局开展的医保防贫“缙情帮”项目、联合河南省平顶山市慈善总会发起的“爱在鹰城·大病援助”项目等等，助力社会救助资源的统筹和协调，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大病患者救助的创新解决方案。（来源：公益中国网）

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2022年9月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　　互联网对公益慈善带来了哪些改变，组织的管理者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珠玉在前互联网开创慈善新局面　　据统计，过去的10年时间，中国互联网用户已从5亿增长到10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超过74%。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位居世界互联网发展综合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　　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进一步激发了慈善的活力，规范了慈善活动的有序运行。　　为贯彻落实慈善法，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出台《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400多个配套的法规政策，进一步健全了慈善法治体系。　　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互联网与公益慈善相互融合、交织在一起。民政部先后遴选的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启了“互联网+慈善”的新局面。　　今年5月20日，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致辞中披露，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得益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2017年至今，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在5年间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　　互联网扩展了慈善疆界，滋养了公益理念，“数字技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行善的成本，提高了公益效能”。任重道远公信力建设不完善　　“互联网+慈善”作为慈善领域的新业态，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互联网慈善规制不足，相关部门对网络慈善的监管还缺乏有效协同。这些情况在个人大病救助领域比较突出。　　如果说，个人求助的信息真实性影响的是个体的诚信。那么，一些慈善组织在善款募集和使用中，存在善款流向不清、项目进展反馈不及时、质量差等问题，不仅让慈善组织丧失公信力，也将直接影响到本就脆弱的公益生态。　　据媒体报道，一家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因为“善款流向不明”引发舆情。　　2019年，该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超过50个，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约为6501万元，2021年收入合计超过1亿元。2021年，该基金会开展了30个公益项目，一些接受捐赠的项目资金去向不明。“慈善中国”平台显示，这家基金会备案的项目中，募捐情况和项目进展信息也严重缺失。该机构的2021年年报显示，当地民政局对其发放了2020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对19个项目提出了整改意见。该基金会还在没有理事会决议的情况下，购买基金，涉及金额近千万元。　　目前，当地民政部门已经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核实，并暂停该基金会一切业务活动。　　互联网筹款是慈善的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把目的和手段弄反了，不然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以上案例，反映出互联网筹款中存在的制度、监管等方面缺失，慈善组织也有必要加强自律与公信力建设，防微杜渐。　　反思当下助力高质量发展　　慈善组织对自己的要求，不应停留在合法、合规的及格线。组织的管理者更应该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思考，数字技术引发的环境变化和对组织的影响，以及如何顺势有为。　　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群体文化结构。甚至，离开了互联网，现行的社会运行模式将难以为继。　　今年有不少互联网平台开展了“慈善日”活动，例如：腾讯99公益日，中华慈善日前后，字节跳动、阿里、新浪等互联网平台都举办了相应的主题公益节。平台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吸引了数以亿计人次的捐赠，加强了公众与慈善组织、公益项目的连接。　　特色活动与产品的开发，为慈善组织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方式，然而，慈善组织能否用好这些机会，则取决于其自身的能力。　　瑞森德团队连续4年，独立开展《社会组织筹资能力调研》。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份聚焦在公益慈善能力建设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在参与调研的526家社会组织中，超过80%的机构开展了互联网筹款，但是46%的机构在特别筹款活动中未达成目标，且以人数在10人以下、年收入在50万元以内的小型机构为主。　　这表明，互联网筹款已经成为公益机构开展社会动员、积累社会资本、倡导公益理念的重要抓手。但是，一些中小机构在如何通过互联网募集资金方面还未做好准备。　　了解平台的运营模式，有助于慈善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高效地开展工作。瑞森德团队根据对超过60个互联网筹款案例的研究，总结出目前民政部遴选的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中，6种主流的运营模式，包括：社群(腾讯)、电商(阿里巴巴)、内容分发(抖音)、KOL(新浪)、场景行为(支付宝)、联合劝募(联劝、慈链、广益联募)。　　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未战而先胜者，得算多也”，表达了前期规划与筹备的重要性。慈善组织的管理者，在开展互联网筹款前需要思考三个关键问题——开展互联网筹款，对组织未来三年的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开展互联网筹款，我们最期待的收获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目标?开展互联网筹款，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促进目标达成?　　这些问题，有助于组织洞察自身优势，制定有效的策略，推动目标达成。需要说明的是，筹款的关键是实践，要想在互联网大潮下顺势有为，慈善组织需要不断反思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找到规律，创新突破。这不仅需要管理者的胆识与魄力，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　　在新的发展阶段，慈善组织，公益慈善事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我们应认识到，无论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活便利，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从未改变。对公益机构来说，与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包括数字壁垒、信息安全、合规与伦理在内的诸多衍生问题。　　互联网慈善的发展推动了跨界合作治理，整合各方资源，让慈善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伴随人人可慈善的社会氛围，一个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美好图景终将实现。借助“互联网+慈善”汇聚爱心善意的公益慈善事业，将迎来新的契机，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来源：公益时报，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理事 岩松/文

在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教练在课后素质拓展课上指导学生棒球投球动作（2021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 新修订通过的《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天津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近日正式施行，在学校不得聘用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服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将国家有关法律中的新精神落到实处。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通过加强网络保护、防治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等手段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此后，中国各地积极响应，修订未成年人相关地方条例。广西、贵州、上海、新疆等地均已施行相关条例，江西、四川等地的相关立法修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表示，地方修订这两部条例是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新修订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设计，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通过立法总结和巩固各地在这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不得聘用有性侵害、性骚扰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该做法还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得到网民的好评。在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学生在课后素质拓展课上跑步锻炼（2021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天津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虽然增幅放缓，但仍时有发生；随着中国网民数量持续增长，“触网”逐渐低龄化……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地方条例的具体规定来解决。天津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要求，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等服务，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网络活动。刘志松表示，地方修订未成年人相关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对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的保障，将为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法治保障。来源：新华社

摘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高度相关，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同龄女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极大地促进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家庭结构因素中，只有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同辈群体，且该特征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无关，而和父母一方同住与和其他人同住的流动儿童之间在非认知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在兄弟姐妹数量变量中，只有姐姐和弟弟数量的增加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关键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纲目一、引言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三、数据和变量四、研究发现五、结论与讨论✦一、引言✦教育获得作为流动儿童摆脱劣势家庭环境影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虽然近年来流动儿童读书难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但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与城市本地学生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依然面临很多挑战，如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较差，身心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全面关注[1]。毫无疑问，来自家庭方面的因素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在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关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与对认知能力的研究相比，对非认知能力的探讨长期被忽视。对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始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在儿童身上的经济投入如何影响教育获得乃至今后职场上的薪资回报[3]。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为首的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持者，将人力资源划分为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两部分，开启了将对个人成就的探讨转换到个人能力的视角上来的研究进程。所谓非认知能力，简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4]，是一个人情商和抗逆力的体现。拥有较高非认知能力的人更不容易失业[5]，失业后也更容易找到工作。非认知能力对于底层劳动者的作用更为巨大。对于很大程度上将复制父母社会阶层的流动儿童[6]来说，探讨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无疑比探讨教育获得更具现实意义，他们进入社会后的工资收入和职业发展更值得关注[7]。因此，本文研究家庭成长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先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分析家庭、学校、社会政策与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教育获得的关系，而对于作为人力资源研究新对象的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把流动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划分为3种模式，探讨不同模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学界早期的研究一直在探索认知能力与收入之间的关系[8]，忽视了非认知能力在人力资源模型中的作用。标志性成果是1974年Spence构建的单维度模型，在该模型中教育获得作为衡量个体成功的一项标志，直接被单一地等同于认知能力[9]。这一结论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10]。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收入、教育获得和其他人生成就与非认知能力也息息相关[11]。虽然认知能力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收入影响巨大，但一些学者认为非认知能力发挥着和认知能力一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作用更大[12]，因为代表非认知能力的人格特征中均包含着一定形式的认知能力[13]。非认知能力被认为是文化代际不平等传递的结果[14]。有研究发现，导致父母在工作中遇到困境的个人能力因素同样会影响子女的发展[15]，父母的非认知能力通过家庭财富和父母的学历间接地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16]，排行越靠前的子女受父母智力和性格特征的影响越明显[17]。随着国内人口流动现象日益普遍，流动儿童父母群体内部出现了较强的异质性，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日益拉大[18]，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出现了内部分化。有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19]。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化[20]。基于此，本文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成长环境的一个维度，提出第1个假设：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相较于父母的智商和个性特点，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对儿童的能力培养更为重要[21]。在对于父母外出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中，有学者把父母外出类型划分为父母均未外出、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4种模式；同时发现不同居住模式下儿童的学习成绩并不相同[22]。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近年来仅与父母一方一起居住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攀升[23]。家庭结构的拆分使流动儿童无法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直接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24]。由于非认知能力涉及儿童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较多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亲子交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2个假设：假设2：居住的家庭结构显著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居住的家庭结构越完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兄弟姐妹之间也会相互产生影响。群集理论（the confluence theory）和资源稀释假设（the 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都聚焦于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相互间的智力影响[25]，以及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对子女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的负面作用[26]。但在非认知能力领域，相关研究则证明兄弟姐妹之间非认知能力具有高度正向相关性[27]，有些资源可以在兄弟姐妹之间流动[28]。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3个假设：假设3：兄弟姐妹数量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综上，本文把家庭成长环境划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的家庭结构以及兄弟姐妹数量3个维度。关于此3个维度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对家庭成长环境仅作单维度的分析，或未考察家庭成长环境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或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流动儿童家庭居住环境的基础上，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兄弟姐妹的数量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家庭成长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三、数据和变量✦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全国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CEPS）。该调查以初中生同期群为主要调查对象，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根据流动儿童的概念，本文对CEPS的数据进行清理，按照农村户口和流动状况（数据中的学生迁移流动状态共有3种类型：本地非流动、省内流动、跨省流动。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排除本地非流动的类型，保留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群体的数据）界定流动儿童身份，最后入样的有2227人。本文的因变量为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学界对于非认知能力的测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采用自我报告个性特征的方法进行[29]。不同的学者选取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不尽相同，直到五因素人格模型出现，心理学界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才取得一致，认为它是测量人格结构的最好范型。另一种构建非认知能力指标的方法则建立在对可观察的选择和行为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总的来说，非认知能力涵盖持久性、动机、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团队精神、自信、领导力等因素[30]。结合现有数据，本文在已有研究[31]的基础上选取问卷中代表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的4道题目（学生问卷中A12回忆6年级时期，你是否同意下列对你自己的描述：“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选项为四分变量，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提取主成分因子，将其命名为自我效能感并作为非认知能力的测量指标。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因果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本文的自变量为代表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等3个维度的指标（除对相关变量重新编码外，均采用数据中的变量维度，不做特殊处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进行主因子提取，生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了保证分析的透彻性，模型中纳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行假设检验，后又在模型中替换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进行详细分析）包含父母受教育年限（选取父母学历较高的一方，下同）（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根据教育年限操作化为连续变量）、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为三分变量，1=贫困，2=中等，3=富裕）；家庭结构变量包括父母都在家（=0）、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1）两个维度；兄弟姐妹数量包含两个维度，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非独生子女中兄弟姐妹的数量（之所以没把两个变量相加合成总的兄弟姐妹数量（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为0），是由于需要考察两个维度的内容：独生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是否高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存在非认知能力的传递。后又把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拆分成哥哥数量、弟弟数量、姐姐数量、妹妹数量4个变量，以考察家中兄、弟、姐、妹对被访者非认知能力的具体影响）。除了因变量和自变量，本文将性别、年龄、认知能力、父母关系等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为数据中已编码数据（男性=1，女性=0）。由于CEPS数据采集的是7年级和9年级的流动儿童信息，长期的流动经历致使他们内部的年龄跨度较大，故本文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认知能力变量（有研究认为认知能力包含一定的非认知能力的因素，因此本文也把认知能力作为因变量放进模型以测度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通过一套认知能力试题测量获得，其中包含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3个维度的11道试题。父母关系变量采用问卷中B10问题“父母是否关系很好”，1=否，2=是（该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进行了操作化处理，父母关系很好=1，不好=0）（见表1）。✦四、研究发现✦本文的数据分析模型包括三部分。模型1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该模型又分为两部分，先是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3个变量提取一个主成分因子，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方程；然后再纳入家庭经济地位变量的3个原始变量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其中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键性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机制。模型2的核心自变量为流动儿童的养育环境—家庭结构。模型3分析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该模型又分为3个模型。第1个模型仅仅纳入“是否独生子女”变量；第2个模型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分析非独生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存在资源的稀释或分享；第3个模型把兄弟姐妹数量详细化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数量，分析出生顺序和同胞性别对被访者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见表2）。            模型1的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操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方程，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升1个单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增加0.0753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具体分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家庭经济情况。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相比，非认知能力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尽管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反而比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更差。与此相反，家庭富裕的流动儿童则能充分享有经济条件上的优势，其非认知能力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流动儿童高出0.359个单位（P<0.05）。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要素中，除了家庭经济情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提升0.0331个单位（P<0.05）。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为父亲的职业，不同从业者其子女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模型2考察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父母一方在家或者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明显低于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儿童。二者相差0.225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可见与认知能力主要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不同，非认知能力主要是人格和情操方面的培养，与父母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模型3先在回归分析中纳入独生子女变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流动儿童群体中，独生子女并没有显示出比非独生子女更高的非认知能力。尽管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一个孩子能够享有所有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爱，但这些无助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在模型中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可以发现家中子女越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反而越差：兄弟姐妹数量每增加1个，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14个单位（P<0.05）。假设3没有通过验证。为了详细考察性别和出生顺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把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数量纳入方程中，发现哥哥和妹妹的数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姐姐的数量，家中姐姐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每多1个姐姐，非认知能力下降0.225个单位（P<0.01）。弟弟的数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较大，每增加1个弟弟，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226个单位（P<0.05）。通过对性别、年龄、认知能力和父母关系4个控制变量的分析，首先，可以发现性别因素在模型1和模型2中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女孩。这一显著优势在模型3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男孩在非认知能力上的性别优势与家中的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有关。其次，年龄变量的影响在几个模型中均不显著，仅仅在纳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数量后，显示出在P<0.05水平上的差异。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虽然年龄跨度在13岁至19岁，但非认知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因素后，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无太大差异。再次，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有着密切联系（P<0.001），认知能力得分高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水平也较高，二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的显著作用在模型 3 加入兄弟姐妹数量后显著削弱（P<0.05），可见认知能力主要通过家中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的中介效应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最后，3 个模型均显示，父母关系的好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五、结论与讨论✦不同于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教育获得、工作后是否能取得成功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资水平，非认知能力更多喻示着个体避免失败和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大多数流动儿童囿于国家考试政策和自身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即便能够进入公立学校享受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学习成绩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也依然无法通过受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进而摆脱父母的社会阶层[32]。农民工家庭的代际贫困依然在延续。在这种大背景下，讨论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问题，如何让他们拥有今后在社会上立足所需的良好人格，以及培养在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面对挫折和困境时的坚忍不拔的品格，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原生家庭对于流动儿童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认知能力的差异被认为是家庭文化不平等的传承结果，在子女的教育获得方面发挥着代际中介效应 [33]。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3个维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考察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变量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经济状况。来自富裕家庭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经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而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最差，但中等家庭儿童与贫困家庭儿童之间的非认知能力差异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流动儿童群体的家庭经济地位异质性较弱，家境富裕、中等、贫困的划分方式过于细化，选择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样本量较少（仅有 192名流动儿童自选家庭经济状况中等，选择富裕和贫困的样本量分别为536 和 1082）。由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和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并不大，可以合并为一类样本。亦即只有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的农民工家庭，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显著提升。可见长期在困境中成长并不能增强流动儿童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相对富裕的农民工家庭反而更能培养子女的韧性，子女的情商和对生活的热爱程度也更高。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34]。除了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培养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越强。这一发现与曹连喆、方晨晨的研究结论 [35] 一致。但是这一关系在模型 3 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里，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主要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家中有了兄弟姐妹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地通过兄弟姐妹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最后，数据分析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基本不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居住的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父母都在家居住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意识到，家庭中母亲是在子女教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人物 [36]。许琪关于家庭结构（本文把家庭结构划分为父母都在家、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 4 类） 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发现， 只有母亲单独外出的抚养模式才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负面影响（父母同时外出的儿童也受到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但祖父母的及时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母亲养育角色的缺失）[37]。可见，居住的家庭结构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有所差别。父母关系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一直未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家庭结构的完整和家庭关系的和睦。当然，这一结论可能与本文的数据样本有关，本文中85%的流动儿童家庭结构都比较完整，82.29% 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关系都比较融洽或很少吵架。可见只要家庭结构完整、父母双方长期在家，就能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家庭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兄弟姐妹的数量。许多变量在方程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后出现显著性减弱或者不再具有显著性的现象，说明在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上，兄弟姐妹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可见，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和群集理论不仅在儿童智力发展和教育获得研究领域得到验证，而且适用于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38]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与兄弟姐妹的数量呈现负相关，更确切地说，只与家中姐姐和弟弟的数量呈现负相关，与哥哥和妹妹的数量没有关系。姐姐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差。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姐姐在家庭中一直充当着照顾者的角色，承担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因此，姐姐的数量越多，长期处于被照顾状态的弟弟妹妹的非认知能力越差。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这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农村家庭重男轻女和疼爱幼子等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年幼的弟弟往往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家中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容易被父母忽视。控制变量中性别变量的显著性也证明了此种观点。农民工家庭中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女孩。作为男性，男孩在家中常常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家庭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农业社会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意识的影响。性别和出生顺序在农民工家庭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结语：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最终大都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既回不去乡村，也融不进城市。培养他们在逆境中生存的非认知能力对于他们的生命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家庭和学校是对流动儿童成长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场域，但目前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对策更多是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和学校融入的中观层面来考虑的。原生家庭作为流动儿童无法选择的出身，尽管对他们的人生影响巨大，却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国外对于底层家庭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干预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由政府向社会工作者购买服务，向底层家庭提供子女非认知能力提升的服务，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国内从底层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理论研究到实务介入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子女成长的最重要环境是家庭，对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一方面应当在社区加强家庭教育相关内容的宣传，推动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场域的改变；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学校相关服务项目和社区服务的购买力度， 通过学校和社区弥补家庭内部资源的缺失。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不懈努力。[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移动互联网在流动儿童成人成才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项目编号：Sisu2018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10期，第20-30页参考文献[1] [18][23] 吕利丹 , 程梦瑶 , 等 . 我国流动儿童人口发展与挑战（2000—2015）[J]. 青年研究 , 2018（4）.[2]  王中会, 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及影响因素—过去20 年的研究概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3]  [13]James J, Heckman, Yona Rub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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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衡阳教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