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在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广大社会公益力量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广泛动员参与其中。　　2020年年底，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社会公益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1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来临，社会公益力量的作用再一次获得认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成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原则之一。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和国家为社会公益力量指明了方向，做什么、怎么做都有着清晰的答案，社会公益力量大有可为！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　　参与脱贫攻坚，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又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重要体现，更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舞台和现实途径。　　那么，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究竟应该做什么？　　201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六大重点领域，包括参与产业扶贫、参与教育扶贫、参与健康扶贫、参与异地扶贫搬迁、倡导志愿扶贫、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其他扶贫行动。　　《通知》还强调，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主力军，要支持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通过设立慈善信托、实施扶贫项目、结对帮扶、捐赠款物、消费扶贫、资助贫困地区公益慈善组织等方式，参与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具体包括：　　实施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服务机构牵手计划”“教育对口扶贫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发展、能力提升、心理支持等专业服务。　　同时还提出，动员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团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扶贫志愿服务。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系列行动计划，支持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激励各类企业参与　　企业是社会公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就提出，要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优势，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工商联系统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全国工商联 国务院扶贫办 中国光彩会关于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帮扶方式，具体包括开展产业扶贫、开展就业扶贫、开展公益扶贫三种。　　2018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要落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责任，通过发展产业、对接市场、安置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鼓励有条件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扶贫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参与脱贫攻坚。持续开展“光彩行”活动，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则要求，动员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将消费扶贫纳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鼓励民营企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广泛动员参与乡村振兴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成为主要原则之一。　　《意见》强调，坚持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那么，社会力量具体可以做什么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凝聚各方面力量合力推进，重点是引导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　　社会组织方面，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了《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深入开展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加快建设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对接平台，认真做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大力培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着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帮扶合作机制，持续优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支持体系。　　要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启动一批社会组织帮扶合作重点项目，打造一批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的特色品牌，推广一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和对口帮扶的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的三项重点任务：　　一是结对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二是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三是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开展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　　企业方面，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出台了《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组织民营企业大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以产业振兴为重要基础,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巩固拓展“万企帮万村”成果。要在继续保持原“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结对帮扶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二是开展“回报家乡”专项行动。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以及参与乡村建设行动六个方面，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丰硕成果回报家乡、造福桑梓。　　三是东西部协作和其他活动。引导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到西部地区开展帮扶，鼓励民营企业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公益基金等,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和公益帮扶等。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引导下，社会公益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一起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新的胜利进发。（来源：公益时报）

儿童福利是民政部门一项传统业务,是体现民生温度的重要工作，事关祖国未来和民族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各级民政部门共同努力，攻坚克难，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儿童福利工作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在甘肃，儿童主任们定期上门入户走访湖南省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与儿童一起做游戏孤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逐步提升，我国孤儿数量锐减，从2011年的61万下降到2021年的17.2万。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孤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成年后的就业安置、住房等作出制度性安排。以此为基础，孤儿保障工作呈现出五个方面特点：一是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逐步提标。截至2021年年底，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已从2012年的每人每月972元提高到1697.4元；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已从2012年的每人每月703元提高到1257.2元。二是保障对象和范围实现扩面。十年来，儿童福利保障对象从弃婴、孤儿覆盖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内容从基本生活保障覆盖到康复、医疗、教育等综合保障。三是保障方式实现多渠道补充。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和“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通过中央彩票公益金保障孤儿受教育权，为病残孤儿提供手术治疗和康复服务。四是孤儿养育模式实现历史性跨越。2021年，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实现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高孤儿保障专业化水平。五是促进孤弃儿童“回归”家庭。收养是帮助儿童回归家庭的有效途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要求，民政部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完善收养制度机制，倡导各地探索建立鼓励国内家庭收养机构内病残儿童的支持服务政策。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不断简化优化收养证明事项。推动“互联网+收养服务”，着手建设全国儿童收养便民服务信息系统。强化收养登记机关依法履职意识，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为孤儿、弃婴回归家庭社会、重获父母关爱、得以健康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切实维护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四川省宜宾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未成年人保护迈入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20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2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细化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个方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治基础更加坚实。一是推动成立未保领导小组。2021年4月，国务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民政部。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全部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一个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个方面共同发力来保护儿童的大格局基本形成。二是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制定2021年工作要点，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各成员单位推动制订、修订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教育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等多个国家层面的工作规划。三是推动六大保护有效落实。强化家庭保护意识，民政部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为符合条件家庭及时提供生活救助、就业帮扶、住房保障、爱心托管等帮助支持。学校保护更加深入，推动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辍学学生保持动态清零，历史性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网络保护扎实开展，多部门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治理，建立涉未成年人专用举报渠道，开展网络普法宣传活动。政府保护不断夯实，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做好流浪乞讨和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国务院未保办会同14部门研究制定《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山西省临汾市社会福利院新院区图书室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一是坚持高位谋划推动。推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省级、地市级、县级层面普遍建立了由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牵头的领导协调机制。2019年，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亲自主持召开有关专题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2021年5月，国务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对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在内的全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层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已全部覆盖。二是加强政策制度设计。2016年，民政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的重点工作任务。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持续开展关爱保护行动。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督促落实家庭监护、控辍保学责任；会同国资委连续5年指导中国建筑集团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累计参与活动人数超过900万人。部署开展“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政策宣讲进村（居）”等活动，指导儿童主任定期开展服务对象信息摸排、走访慰问等工作。四是持续加强基层工作力量建设。将儿童主任队伍建设培训情况作为每年对地方儿童福利领域相关工作开展评估的重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儿童主任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通过印发相关工作手册、案例汇编等方式，指导基层民政部门开展儿童主任队伍专业培训，着力提升儿童主任队伍能力素质。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5.5万名、儿童主任66.7万名，基本实现全覆盖。各地民政部门积极加强儿童主任队伍建设，指导广大儿童主任认真落实职责要求，及时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和寒暑假等关键节点，定期入户走访摸排，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监护情况、帮扶需求，及时提供关爱服务。来源：中国社会报

孤独症儿童很少主动与他人对视，不爱与外界接触犹如天上星星，一人一世界因此，他们也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要求各地为辖区内常住的6岁以下儿童提供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一起拥抱“星星的孩子”！孤独症，一个世界难题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是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病因不清，一般起病于3岁前，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严重影响儿童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据统计，全球大概有超7000万人正遭受孤独症的困扰，约合每160名儿童中，就有1人患病。我国孤独症患者可能超1000万，其中儿童孤独症患病率约为7‰，0到14岁的儿童患者数量可能超200万。孤独症已成为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儿童精神疾病第一位。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孤独症日”。自2012年4月2日起，全球六大洲的30多个国家超过1400栋地标性建筑物都会在这一天点亮蓝灯，以唤醒社会对孤独症问题的重视。△2022年4月2日，南昌红谷滩区的高楼点亮蓝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目前，儿童孤独症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主要治疗途径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可不同程度改善患儿症状。如果孩子有这些症状，家长需警惕是否是孤独症的预警信号，尽快带孩子进行筛查。一岁时还没有牙牙学语。不会指示，不会用肢体语言表示需求。16个月还不会发单音，两岁还不会发两个字的音。对叫名字没有反应，有时又好像是听力有问题。语言和社交技能退步，没有目光对视。好像总不知道玩具的正确玩法。将物体按照固定的方式排列。迷恋单一玩具或物品。不会笑。同时，近日发布的《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中，也明确要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初筛服务，为0～6岁儿童提供11次心理行为发育初筛服务。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承担复筛服务，定期统计辖区内复筛异常儿童数量及相关信息，汇总上报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由综合医院儿科、精神专科医院儿科、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等具有孤独症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儿童孤独症诊断服务。由具有儿童孤独症干预康复能力的特殊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的儿科和有资质的儿童心理康复机构等承担干预康复训练，帮助孤独症儿童实现就近就便干预。△2022年3月29日，在安徽阜阳颍州区翔飞特殊教育学校内，老师、家长和孤独症孩子一起做互助游戏。家长是孩子孤独症最好的治疗师目前，儿童孤独症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发展并维持以家庭为中心”的趋势，逐渐开始将孤独症儿童的父母转变为治疗师的角色，并让父母在早期筛查、干预实施过程和干预效果维持等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对家长而言，有哪些具体可行的治疗方法呢？△今年17岁的娄家源患有自闭症，用一年时间在冰雪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获得全国特奥冬季项目男子越野滑雪项目的银牌。明白他们的感知往往是混乱无序的。很多孤独症患儿存在感知觉失调，当他们突然烦躁不安或大发脾气时，可能不是无理取闹，只是不喜欢某种声音。区分他们的“我不想做”和“我不能做”。很多时候孤独症患儿不是不听话，而是没有完全听懂家长的要求或指令。当家长把指令分解开时，可能会发现孩子其实可以做到。别把他们看作“死板思维者”。人们语言当中的比喻、暗示、双关语、冷嘲热讽等，对孤独症患儿来说，理解起来是困难的，请理解他们。保持耐心。孤独症患儿掌握词汇量有限，语言表达存在困难，家长应理解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并耐心纠正。关注和培养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孤独症患儿发展不平衡是很常见的，甚至部分患儿在某些方面的天赋可能远胜常人。家长要努力找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着重培养，发挥长处。帮助他们学习社会交往。很多孤独症患儿社会交往少，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交往，而是不知道怎么做。因此，家长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辅助尤为重要。愿所有来自“星星的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健康成长走出孤独，走向阳光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综合健康中国等

孤儿保障方面　　一是切实加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从2019年起，提高中央财政补助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提高幅度达50%。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孤儿16.9万人，其中集中养育孤儿5.2万人，社会散居孤儿11.7万人，全国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1728.2元/人·月，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1288元/人·月。　　二是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自2020年1月1日开始，在国家层面首次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2019年，民政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等部门和单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按照与当地孤儿保障标准相衔接的原则确定补贴标准，参照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确定发放方式。2020年，民政部会同公安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拓展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优化失联认定流程。全国已有3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标准参照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平均1288元。　　三是开展孤儿助医助学工作。启动“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使用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为残疾孤儿开展康复救治工作，为残疾孤儿开展手术治疗和康复近22.3万人次。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使用中央彩票公益金，对全国所有18周岁以上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的孤儿，给予每人每学年1万元的补助，切实保障了孤儿受教育的权利。2019-2021年共安排资金8.04亿元，受益孤儿8.04万人次。　　四是推动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首次正式纳入价格临时补贴范围。积极与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争取协调，经多次沟通，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纳入保障范围，这是首次将上述三类群体正式纳入补贴范围。　　五是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2021年，印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自6月30日起正式开通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开通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采取任意地受理申请，户籍地负责审核的形式办理，申请人申请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可以向全国范围内任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不受户籍地限制。要求各地按照异地代收代办方式，统一使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受理认定申请，并推动建立数据比对和共享机制，为开展认定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持，切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满足广大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六是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2021年5月，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着眼构建更加专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新时代儿童福利工作体系，部署“十四五”期间省、市级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实现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集中服务辖区内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所有儿童；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创新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建立、巩固基层阵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撤销监护侵害人监护权、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加强社工人才建设、健全关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2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细化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个方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治基础更加坚实。2021年4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孙春兰副总理任组长，王勇国务委员、赵克志国务委员等领导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民政部。召开了两次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印发了《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全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全部建立了党政负责同志牵头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已经迈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民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立足部门职责，深入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让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主要做了5个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政策制度。2016年，民政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各级民政部门职责，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构建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各地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各省级、地市级、县级层面普遍建立了党委、政府有关领导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协调机制。　　三是加强信息动态管理。2016年，民政部会同教育部、公安部进行了首次留守儿童摸底排查。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底数。　　四是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在村（居）一级设立儿童主任，在乡镇（街道）一级设立儿童督导员，面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进行入户走访、情况核查、信息登记、关爱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5.5万名，村（居）儿童主任66.7万名，基本实现全覆盖。　　五是开展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近年来，持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为外出务工父母及其家庭提供政策宣讲和监护指导，覆盖31个省（区、市），走进500余个项目工地，累计参与人数达900余万人次；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充分调动、发挥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队伍作用，引导监护人及受委托照料人切实履行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来源：中国民政微信公众号

近期，有骗子利用慈善名义以做任务获返利的方式进行诈骗，这是新型的刷单骗局。首先，骗子会打着既能公益捐赠又能返利返佣金的名义做广告，待与受害人建立联系后，会向受害人发送可能是提前下载的官方正规公益基金会捐款码。骗子会要求受害人捐赠10元至50元不等的小额本金，并且给予及时返利。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返利并且可以从网络上查询到这些公益平台，便会信以为真。骗子会在受害者做完几单试水后，以任务升级为借口，要求受害人垫付大额资金，进一步参与任务。骗子要求受害人下载指定虚假APP，并在该APP内进行所谓的捐赠返利。这时受害人会基于前期正规公益基金会的公信力继续转账做任务，从而上当受骗。警方提示，广大市民需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对日常的防诈骗宣传入耳入心。陌生短信广告、网络广告勿轻信。不在未知APP进行投资，在未知对方身份情况下不轻易转账汇款，更不要被所谓的“公益任务”获利所蒙骗，“公益”不会通过返利来实现的，请通过官方公布的正规途径进行捐赠。发现被骗请保存好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来源：国家反诈中心

 教育历来是公益慈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其中教育公益慈善尤为突出，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的供给侧改进，在法治建设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以基金会为主体、各类公益项目为载体的制度性资源投入加大。近五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基金会中有七成活跃在教育领域，新增公益项目的一半以上是教育公益项目。另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的需求侧变化，随着各级教育财政的改善，公益慈善越来越转向直接面向受益者提供资助，受益面和受益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十年来，全国各级各类学生接受助学资助额累计逾2万亿元，年受助人次1.5亿，形成投入上以政府为主、慈善为辅，方式上以无偿为主、有偿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中国特色助学体系。　　 进入新时代，教育公益应在两方面深耕：一是深耕公益慈善的供给侧，拓展、建立和完善可持续的公益捐赠—受托机制，增强基金会的能力专有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教育公益的制度性资源供给稳步扩大；二是深耕公益慈善的需求侧，深入探访需要资助的乡村与学校，探索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发现和拓展新的受助者，完善助学公益的资助—受益机制，在提供必要公益资助的同时，激发受益者的内在动力，探索建立从“助学”到“助心”、从“学以脱贫致富”到“学以达仁致道”的公益转化机制，让财富的第三次分配通过教育公益慈善的行动者，真正落实到受益者通过受教育提升其生命价值的“务民之义”上来。　　 十年前，从赵家和教授到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爱心和奉献精神得以传承。今天，此类基金会在需要更多阳光雨露的基础上，要着重处理好如下六对关系，相应地建立六种机制：一要处理好基金会与受益人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资助—受益机制；二要处理好基金会与捐赠人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捐赠—受托机制；三要处理好基金会与捐赠财产的关系，建立透明高效的财产运作保值增值机制；四要处理好基金会理事会与各执行团队间的关系，探索建立多元民主治理结构与高效专业运营体制之间密切配合的机制；五要处理好捐赠、运作与受益三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慈善捐赠、市场化运作与公益资助三者间既协调配合又有序区隔的机制；六要处理好公益存量与公益增量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以留本用息为核心的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机制。　　 公益之道，重在深耕笃行，明在正心诚意，远在迭代升维。兴华探索的公益之道，展现的正是新时代教育公益慈善发展的基本道理。公益乃人间大道，唯其仁重德明道远，才能越走越宽广，走的人也才能越来越多，公益的每位当事人才能在公益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才能一步步实现。（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名，系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本研究以情感社会学为视角，基于有表述情感能力的留守儿童和儿童期有留守经历的中青年个体的口述，研究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忽视和生活缺席加之进城务工的社会现实状况交织，塑造了留守创伤的内隐记忆和消极的情感体验。父母的缺席使家庭情感支持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焦虑、自卑、被边缘化等情感枯竭状态以及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现象。建议提升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适时弥补留守记忆，对隔代抚养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倡导全社会形成重视情感社会化的氛围。关键词：留守儿童；父母缺位；情感陪伴；内隐记忆一、问题的提出二、留守经历的阶段化表达三、留守儿童消极情感体验的形成四、反思与建议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将孩子留在农村，形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导致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父母缺位。社会学家认为，微观的情感过程是社会差异和分层的基础[1]，这意味着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不是留守儿童问题多发的关键原因，其源头是父母情感陪伴缺位。父母情感陪伴即父母能够发现儿童的情感，引导其学会表达，使其拥有应对消极情感的能力。本研究以情感社会学为视角，关注情感表达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情感作为个体生活的中心，深受社会的影响[2]，儿童早期的社会化深受家庭环境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水平不一，对父母的情感要求也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同阶段的父母情感陪伴缺位会对儿童造成不同的影响。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的家庭环境，必然塑造出留守儿童特殊的情感体验以及社会化方式[3]。留守经历塑造的情感社会化体验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行为和价值观乃至成年后的生活。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是依照特定规则建构出来的产物，个体可以对自身的情感进行管理[4]。留守经历形成了留守儿童管理自身情感的内隐记忆，找到这些内隐记忆，我们才能给父母、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甚至学校等儿童情感社会化主体提供有效的支持策略。二、留守经历的阶段化表达心理学认为，10岁以上的少年儿童抽象思维得以发展，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需求。所以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河南省、广西省、河北省等地83名正在留守的10岁以上的儿童与有留守经历的青年和中年人进行访谈（文中引用的访谈资料的被访者信息见表1），通过被访留守儿童和儿童期有留守经历的被访者回忆、口述其创伤记忆，探究留守经历对其造成的消极情感体验，倾听其内心的情感诉求，探究父母情感陪伴缺位给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造成的影响。1.   少年期：缺乏情感支持导致社交边缘化少年期留守的个体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情感和生计问题，他们在家庭中不仅需要面对“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压力，还需要承受“自己是替代扶养人额外负担”的隐性情绪。与父母交流的缺乏导致他们负面情绪疏导途径的欠缺。在生活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支持错位，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边缘化，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XH（12岁）：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家还有一个弟弟。我毕竟不是她们家的孩子，要尽量表现得听话不惹麻烦。我挺孤单的。LQ（11岁）：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平时同学们一起去玩我都用各种理由避开，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怎么理我了，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少年期属于早期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的衔接阶段，此阶段情感需求增加，更加需要父母、教师、隔辈人等长者的引导与教育。但部分留守少年在难以放松的环境与无处倾诉的条件下成长，只能隐藏分享与沟通的欲望，久而久之形成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与怨恨。JH（13岁）：我知道父亲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但是我依然抗拒跟他说话，害怕接他电话，也很反感时隔一年不见面之后还要装出很亲密的样子。HW（14岁）：家人和亲朋总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为了我出去打工的付出，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我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讨厌他们所有人。访谈资料显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出人际交往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社会群体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在替代扶养家庭中的“家庭边缘状态”，二是在学校与同龄群体交往中被孤立的“校园边缘状态”，三是社会化的错误走向导致的“社会边缘状态”。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导致留守儿童整体被边缘化，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的获得与未来发展受限。2.  青年期：情感过早疏远造成社会适应障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进入青年期后，留守经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卑、自我中心观和叛逆心理强。在留守时期，父母难以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使他们在面对学业、生活、人际交往等困境时独自解决成为常态。由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进入青年期后，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将对父母情感的渴望隐藏在内心深处，逐渐演变为对父母的怨恨和与父母的情感疏离。XZ（19岁）：小时候爸妈每次过完年走，我就和弟弟妹妹站在村口哭。一堆亲戚使劲扯着号啕大哭的我和弟弟妹妹不让我们追车。之后多年这个场景总是在我脑子里闪现，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LT（22岁）：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留守儿童。十几年的分离导致爸妈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我尽量尝试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每次见面我还是觉得很煎熬。进入青年期的个体逐渐与父母进行情感与生活上的剥离。与没有留守经历的青年相比，有过留守经历的青年与父母情感剥离的时间较早，在成年之后情感状态容易不稳定。有些受访者表示：“自己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可能是没有父母一直陪伴的缘故”（SH，20岁），“自卑是有的，自私、攀比的不正常心理也有”（ZH，20岁），而这种自私、攀比的异常心态是自我中心观念强的表现。隔代抚养的教养方式通常是“溺爱”，对儿童缺乏正确的理念引导与榜样示范，导致留守儿童的自律意识和能力较差。他们长大之后，当面对物质诱惑时，会“花钱大手大脚，不顾结果”（LG，18岁）；当面对困难时，则“过于暴躁易怒，不能及时反思”（HC，17岁）。XY（19岁）：小时候教室外面来接孩子的家长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爸妈，被同学欺负了只能忍着，回家之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被亲戚冷言冷语也只能笑笑，但是每次想着这些不知不觉就哭了。CL（20岁）：成年后有再多的成就也永远都抵不过小时候别人的一句“这孩子没爸妈管教就是不行”。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别人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会多想，不允许别人觉得我有一点点做得不好。留守经历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5]。访谈发现，寄人篱下的成长环境容易造成留守儿童的早熟，导致其情绪敏感度较高，在日常交流中，对于他人的言语、行为过于敏感且易产生负面理解，给自己带来情绪负担。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其青年期的主观幸福感冲击力越强[6]，并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7]。3.   中年期（这里的中年期并不是指人口学意义上以年龄划分为标志的中年期，而是强调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阶段）：难以摆脱留守经历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中年后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较明显的退缩型人格[8]，认为自身心理存在问题的比例较高。大量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因生活中的住房、工作、家庭、社交等问题焦虑。LJ（33岁）：生活中各种困难都压在我头上，而我又告诉自己必须坚强、乐观，导致频繁出现失眠和头痛，而我也很难拥有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在访谈中，多数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提到与父母的不亲近使得他们对赡养父母这件事倍感焦虑和无力，甚至存在逃离的想法。在社交方面，他们内向、自卑、敏感、讨好，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来源于早年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失后学会的情感隐藏和自我隔离造成的自我情感调节缺陷[9]。此外，社交困难程度与留守时间呈正相关，留守时间越长对其影响越大[10]，以至于出现被动社交乃至人际回避的情况。总之，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中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情感社会化会产生这样的“传递”结果：自身在社会化初期被怎样对待，就可能依照此种模式对待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下一代。一些具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留守的环境下成长，在婚育之后很有可能延续其父母的养育方式，很难意识到父母情感陪伴缺失的后果，他们的孩子也在很大概率上仍旧是留守儿童。ZM（25岁）：小孩子让爷爷奶奶带着没啥要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YL（22岁）：想孩子，但是真没办法，总得谋生计啊，孩子只能放在老家了。在育儿方法与态度方面，也有部分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意识到父母缺席的消极影响从而反向弥补。他们深知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情感渴望，不愿把这种体验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因此通过反向弥补中断了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WY（24岁）：再苦再累孩子也要自己带，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承受不能在父母身边长大的难过。LY（26岁）：孩子我自己带的，怕他长大了会跟我一样恨父母不带他。我已经拥有痛苦的童年了，一定要让我的宝贝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父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反思中断“留守”的代际传递，但是曾经“留守”的中年人却无法弥合与上一代疏离的亲子关系。在对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个体的访谈中，大部分被访者表示至今仍与父母有隔阂或情感生疏。YJ（32岁）：我跟父母日常没有任何交集，孩子由我、老公和婆婆一起带，不需要父母支援，我对父母也不会有关怀。一些具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中年人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一场交易，由于自己儿时未能与父母建立良好的情感链接导致其习惯于在需要帮助时独自面对，而日常困境的频繁出现使其不断积攒对父母的怨恨。怨恨的产生使单个的行动者没有解决之道甚至只能制造伤害，而承认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是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11]。没有情感支持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将来没有情感链接的社会生活。在留守儿童早年经历中，父母强硬的离开、哭喊的无效以及独自面对困境时的无助，降低了留守儿童的个体尊严感与意义感，而缺少父母的认同和鼓励也造成其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在访谈中发现“不知道该如何与父母相处”（LT，22岁）、“觉得对他们尽孝是一种道德绑架”（YJ，32岁）等想法的出现频率较高。而此种怨恨情绪一旦形成，便会脱离成因，成为心灵毒素蔓延开来[12]。具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即使在生育后也没有改善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有化对立为陌生的趋势，“会尽基本义务，但不会再有真心”（QM，34岁）是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对待赡养父母义务的态度。三、留守儿童消极情感体验的形成对个体情感体验的分析要从情感得以形成和表达的一般社会条件出发，洞悉个体固有的情感反应程序[13]。因此，本研究从内隐层面的留守儿童父母的情感忽视、生活层面的父母的陪伴缺席以及社会层面的外出务工的现实，分析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产生的情感机制，回溯个体情感和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建构留守记忆，在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形成留守“创伤”的内隐记忆，导致其消极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行为。1.   教养者对情感社会化的忽视（1）幼时分离的创伤记忆儿童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互动建立影响其一生的重要的社会认知[14]。幼儿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存活，发生在幼时的留守经历造成幼儿在与周围互动的过程中缺乏可依恋的亲密关系，产生被迫分离的创伤记忆，这成为其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进而可能导致其形成敏感、自卑的人格及交往障碍等。早期积极的亲子互动能为个体未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5]。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与从小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程度较强的情感交流防备状态，大多数表现为说话声音较小或只回应少量肢体语言如点头、摇头。幼时与父母分离时无助哭喊的情景使留守儿童将自身的情感表达封闭，被迫分离的情感体验伴随其一生，创伤记忆在其面对相似的无助情境时不断出现并被迫体验，造成少年、青年、中年阶段的边缘化状态和社会适应困难，甚至到为人父母时仍旧延续着与父母疏离的代际关系。（2）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的消极情感回应留守儿童父母对其的消极情感回应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共同生活的情感体验；二是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联系往往存在延时性和空间距离导致情感浓度在传递过程中降低；三是对情感认知的不足，这也是中国父母的共同特征，对子女的情感表达和回应都比较含蓄、内敛，意识不到情感在儿童社会化中的作用。情感社会化主要有观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表达得到回应、接受有关情感的教育三种路径[16]。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情感塑造中的重要他人即父母缺席造成其观察渠道的减少，难以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情感表达行为，只能通过观察替代扶养人及其家庭成员、同伴群体、教师等其他群体的社会情感来补充自身的情感社会化体验。替代扶养人的情感引导与回应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尤其重要。但是替代扶养人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寄养的留守儿童，难以留意到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这种忽视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消极情感体验。2.   生活中父母的缺席父亲与母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对儿童的情感塑造和性格确立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母亲角色的缺位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以及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不良影响[17]。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父亲常被儿童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榜样和权威，是儿童与社会间的桥梁，儿童通过对父亲行为的观察理解社会的构成与意义，模仿并学习父亲的行为方式。父亲需要将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的酸甜苦辣传递给子女。父亲角色的缺失会对子女性格、幸福感、学习成绩等产生消极影响[18]。（1）隔代抚养导致家庭支持不足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环境，家庭支持和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灵适应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19]。家庭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加油站”。当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障碍时，家庭能够为儿童提供情感抚慰、情绪疏通以及方向指引。家庭功能不良如教化功能薄弱、情感功能缺失或者修复整合功能不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20]。由留守儿童与隔辈人构成的家庭，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功能残缺，一是抚养人文化水平较低导致的教育功能弱化；二是隔辈人情感表达与接受能力不足导致的家庭抚慰功能弱化。隔辈人在育儿过程中强说教、轻理解，缺少积极的情感回应与支持，加之老人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弱化，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情绪疏解功能难以达成。此外，隔辈抚养导致儿童缺乏与父母的真实互动，加重儿童的孤独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可能导致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2）亲友寄养导致“外人”与“坏孩子”的双重“确认”由亲友代为照看的留守儿童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其敏感、自卑、委屈、疑虑等不良情绪。父母与儿童建立的依恋关系难以被任何其他关系替代。留守儿童生活在亲戚家中，在留守儿童心目中，自己属于这个家庭的“外人”。留守儿童不但需要承受与父母分离的思念之苦，还需要承受由于“侵入”他人“陌生”的生活产生的情绪压力。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非但难以拥有正常的家庭情绪疏导渠道与情绪互动机会，还需要强迫自己在替代抚养家庭中表现出“懂事”“担当”的形象。同时，社会和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会影响留守儿童的教师、同伴甚至抚养者形成消极刻板印象并对其行为进行不当归因[21]。对留守儿童形成的自卑、敏感、多疑、成绩差等刻板印象，给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带来较大的压力。在留守儿童出现错误行为时，寄养家庭容易将其归因为不听话、不爱学习等“坏孩子”因素，难以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情感支持，也因为顾及关系不愿意采取批评等惩教措施，留守儿童“坏”的形象和行为由此得以固化。3.   父母进城务工的现实（1）形成“金钱比陪伴更重要”的认知特纳认为“社会结构通过地位、角色、社会生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微观动力对个体施加影响”[22]。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因的探讨离不开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考察。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23]。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无奈选择：一方面，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就业结构单一导致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城乡户籍壁垒导致进城务工子女就学难，父母只能将儿童留在农村由隔代抚养或亲戚代养并完成学业，造成留守儿童与父母分隔两地，也因此造成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情感体验相对匮乏。对留守儿童来讲，比情感匮乏影响更深的是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文化。中国自古有“城是国、乡是家”这样的二元分野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相对完善的住房、就医、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城市较农村优越的高势位文化认知，加之父母只有外出务工才可以养活全家的现实使大部分留守儿童内心形成了“城市好、农村差”的价值观，同时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经历会在留守儿童心目中植入“挣钱比陪伴我重要”的概念，因此留守儿童容易形成自卑和敌视等性格特征。（2） 物质“补偿”和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城务工带来了家庭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父母也往往因为外出务工不能陪伴子女心生“愧疚”，因而用玩具、零花钱、平板电脑等作为给孩子的“补偿”，但这些物质“补偿”可能造成留守儿童垃圾食品的摄入过多和电子产品依赖等新的问题，而且留守儿童依旧与物品进行互动，缺乏父母情感上的支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呈现出原子化、个体化趋向[24]，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之余追求价值多元和生活消遣。农村不乏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儿童在父母进城务工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容易接触到电子游戏等娱乐方式，也容易受到不良青少年的影响，更由于父母缺席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加之替代扶养人碍于情面难以严格管教、隔辈抚养人精力不足等，致使一些留守儿童沉迷于电子游戏，无法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目标，最终误入歧途[25]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四、反思与建议父母缺席形成留守儿童“创伤”的内隐记忆，这个记忆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重现并影响终生。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情感关怀，不仅要看到父母陪伴的重要性，还需要积极面对社会现实，努力增加情感陪伴，改善育儿方式和社会情境，形成切实有效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屏障。1. 增加抚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    父母积极的情感回应给予留守儿童强大的家庭情感支撑力量，有利于强化留守儿童积极进行情感表达的行为，改变其由于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环境形成的自卑、不自信的性格特点，使得留守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获得幸福的情感体验。（1）提高父母共情陪伴的效果    在儿童适应社会中，父母的共情联动能够增加儿童向外部寻求情感陪伴的内生动力，促进其提高情感互动的能力。“共情陪伴”建立在父母能够理解和感知孩子感受的基础上，以同在和共情的方式陪伴孩子。借助于网络和新媒体，父母可“见缝插针”，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孩子进行日常生活琐事的沟通，增加沟通的时间。同时，父母可以让孩子讲述在家庭和学校的收获与遇到的困难，以此体察孩子的需求，并在必要时给予引导和支持。访谈资料显示，许多父母打电话回家主要询问家人的健康与安全，并与代为照护人讨论家庭大事，与孩子只进行简短的交流，很少有情感方面的沟通，对孩子共情陪伴的时间不足与质量不高。因此，父母可以增加与孩子在情感上的互动，比如分享读书、娱乐、美食感受等，提升留守儿童的幸福感。（2）增强替代扶养人的情感支持意识减轻留守儿童的幼时分离创伤需要替代抚养人在留守儿童面对与父母分离的情境时，给予充分的温暖和情感支持，缓解儿童的分离焦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替代抚养人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作用，在不良情绪疏导、正确价值观指引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互动渠道，缓解父母缺位给留守儿童造成的孤独感，缓解“寄人篱下”的自卑情绪，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外出务工的父母需要给孩子选择合适的替代扶养人，并适当通过有偿照料、定时监督等方式促进替代扶养人发挥监护陪伴作用。2.   对留守记忆的适时弥补与对隔代抚养人的指导（1）童年期非留守时间的有效弥补在一项留守儿童父子依恋重塑的研究中，“父亲用孩子爱吃的食物作为自己对儿子最直接并自以为最强烈的情感支持，弥补了感情上的关爱空缺”[26]。孩子内心对父亲的体验，可以不受父亲居家或者非居家的影响[27]。留守儿童怨恨父母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外出务工，而在于对自己的忽视和抛弃[28]。父母可以利用春节等非外出务工时间重塑亲子关系，通过日常饮食、日常表达和共同经历增加对孩子情感上的有效陪伴，增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感。（2）引导隔代抚养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与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宣讲培训的形式，聘请专业人士对隔代抚养人进行教养知识的普及。例如，更新其家庭教育理念，使其摒弃“孩子说怎样就怎样”“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树立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的观念；引导隔代抚养人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对儿童的安全保护和物质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做人教育及健全人格培育。3.   情感关爱的社会呼吁（1）培育情感富足的留守儿童媒体报道的父亲精神分裂、母亲下肢残疾但通过努力考上清华大学的庞众望不仅仅是个例[29]，在现实中有很多虽然父母陪伴缺乏而内心富足的青少年具备较强的抗逆力和感知幸福的能力。留守儿童较之被父母严格监管以分钟计算学习时间的非留守群体具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可能更多的情感体验机会。父母、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有意识的情感引导、共情陪伴、情感理解与支持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生活缺席的不足，给予留守儿童面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力量，帮助其克服自卑心里、人际交往困难等，形成自强、乐于助人的品格。（2）形成情感关爱的社会氛围呼吁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教师、同学乃至全社会改变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用接纳的态度、关爱的语言、视为己出的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减少同辈嘲笑、社会歧视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边缘化体验。应当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留守儿童的氛围，为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乃至健全人格的形成提供支持。孟亚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张璨：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第16-24页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1]  [ 加拿大 ] 马赛尔 • 莫斯 , 凯文 • 沃尔比等 . 情感社会学 [M]. 张军 , 周志浩 , 译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2015：3.[2]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l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M]. United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24.[3]  王清华 , 郑欣 . 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 [J]. 新闻界 , 2022（3）：38.[4]  成伯清 .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17（5）：84.[5]  王亚军 , 郑晓冬等 .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21（9）：282.[6]  姚远 , 张顺 . 持久的“心灵烙印”：留守时间如何影响青年早期的主观福祉 [J]. 青年研究 , 2018（3）：23.[7]  唐宁 , 谢勇.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农村经济 , 2019（12）：48.[8]  刘志军 . 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3）：40.[9]  郑蕊 . 留守儿童“隐忍未发”的情感体验研究 [D].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 , 2019：53-55.[10] 刘志军 , 徐芳 . 留守经历与社交困难—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J]. 社会发展研究 , 2020（3）：61[11] 成伯清 . 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 2009（5）：65. [12]成伯清 . 情感的社会学意义 [J]. 山东社会科学 , 2013（3）：47.[13]  冯晶 . 情感社会化机制的研究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2015：14.[14]  潘可欣 . 美国幼儿园社会情感课程实施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 2021：42-43. [15]同雪莉 . 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研究 [D]. 南京：南京大学 , 2016：155.[16]  施瑞婷 . 情感社会化：现有范式及其变革 [J]. 江淮论坛 , 2020（5）：108.[17]  丁晓茹 . 缺失与重塑：“娘弃孩”抗逆力提升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D]. 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 , 2021：5.[18]  李璇 . 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现状及问题研究 [D]. 贵阳：贵州大学 , 2016：65.[19]  赵景欣 , 刘霞等 . 同伴拒绝、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亲子亲合与逆境信念的作用 [J]. 心理学报 , 2013（7）：806.[20]  吕新萍 . 家庭社会功能的重建与家庭综合服务的推进—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与实施谈起 [J]. 少年儿童研究 , 2022（2）：38-39.[21]  刘霞 . 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友谊质量的中介作用[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 2017：5.[22]Jonathan H. Turner, Human Emotions：A Sociological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7：126[23]苗雨伏 . 河南农村留守儿童情感心理关怀问题研究 [D]. 洛阳：河南科技大学 , 2015：7.[24]田毅鹏 .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J]. 社会科学 , 2009（7）：71-72.[25]郭玲霞 .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成因与对策的分析 [J]. 继续教育研究 , 2010（5）：107.[26] 毛莹莹, 刘慧. 留守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农村单亲留守儿童父子依恋的重塑 [J]. 少年儿童研究, 2022（2）：30.[27] 吴国来 , 钟琼瑶等 . 留守青少年父亲在位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学探新 , 2017（5）：476.[28]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2018 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https：//gongyi. sina. com. cn/gyzx/2018-10-19/doc-ifxeuwws5892523. shtml.[29]梅明蕾 . 众望给予：“众望”[N] . 长江日报，2017-7-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