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全国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互联网慈善的发展加上数字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大大降低了普通公众行善的成本，提高了机构公益效能。可以说，数字化逐渐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满足新的社交需求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更多市场机会和进步空间。“云端”互动，成为当前社会最明显的发展标志之一，也是高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尝试。为旗帜鲜明地扬善，更广泛地传播公益理念，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即将在线上举行，邀您共同见证更多精彩。拥抱“数字化”变革时代 2020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断加大，在线交流和办公逐渐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常态。依托数字化技术链接各方，嫁接起一道道信息桥梁，成为满足人们日常所需必需品。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人们深切感受到数字化带来便捷和奇迹。在高度还原线下需求的同时，数字化让万物清晰可见，消除空间时间距离。这一年，第十七届（2020）中国慈善榜首次尝试线上直播，在通过公益时报主页面进行直播的同时，通过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腾讯新闻等18家平台对外直播，累计百万受众在线观看。种种细节可以看出，“上云”虽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策，但借助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连接不同市场需求，突破时空限制直接触达受众，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与补充。今年，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将继续沿用线上直播模式，进一步挖掘自身潜能，运用数字化技术，携手更多伙伴，在“云端”上演一场精彩的公益盛宴。 构建“数字化”慈善画像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聚焦内部治理、品牌建设和数字赋能，完善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开展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特色服务，形成更多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推广社会组织智能化办公系统，提高社会组织舆情应对能力和“互联网＋”服务水平。2021年5月，由腾讯慈善基金会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不论募资规模多少，66%的公益机构投入数字化的比重在募资总额的1%以下，行业整体投入信心和力度不足。从资源供给角度来看，行业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三重壁垒。但另一方面，传播和筹款作为公益数字化的热点，历经数年发展，接受度和普及度已经很高。调研显示，85%的公益机构已实现互联网平台筹款，88%的机构已开通社交媒体账号。　　无论社会组织对信息化的认知程度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并时时刻刻影响着公益机构运作和发展。数字化技术为互联网公益赋能，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捐助一幅“小朋友画廊”的画作，运动积攒步数在“蚂蚁森林”活动中种植胡杨，网购一件“公益宝贝”，参与一次“为爱拼单”……从线下到线上，从电脑端到移动端，从社交互动到消费捐赠，如今，互联网公益越来越普遍，形式也愈发多样。云会议，本身就是一张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名片，其打破了传统会议受时空地域的限制，让不同群体交流互动更为畅通高效。当然，从线下转战线上，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都成为机构需要突破的瓶颈。只有找到适合自身的突围方向，打破观念限制，解决真问题、创造新动能，才能实现可持续。 助推“数字化”共益平台 数字化积极回应了行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而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公益慈善进行赋能，也成为中国慈善榜开始改变的新方向。自2004年开始，《公益时报》社每年编制发布中国慈善榜。18年间，中国慈善榜记录了3068位（对）慈善家、8936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收录捐赠总金额近2267亿元，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清单”。其中，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家榜上榜慈善企业1108家，首次突破1000家。研究显示，中国慈善事业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国内走向国际，从社会救助迈入社会治理”。中国企业家正在向慈善家转变，企业家的捐赠规模越来越大，捐赠形式越来越多元，关注的领域越来越丰富。中国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慈善事业的参与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今年，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将发布慈善家、慈善企业等榜单，《2021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也将同期发布。我们希望，通过媒体视角观察行业变化，为慈善领域专家、社会组织负责人、社会责任实践先锋画像，搭建跨界交流平台，构建起“合伙人”机制，整合资源打出组合拳，引领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即将呈现数字化精彩，与您一同探索中国公益未来之路。（来源：公益时报，文字/张明敏，制图/彭聪、Elizabeth）

“营养餐到了桌子，却进不了肚子，这是当前我国学生营养健康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近日，在第33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在2022食育中国高峰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与会专家呼吁，做好食育教育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应尽快在全国各级学校全面推广食育教育，积极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科学的饮食习惯。高度重视营养过剩与营养缺乏并存现象伴随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儿童营养不良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已明显下降，但儿童中超重、肥胖比例却大幅增加。”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会长陈永祥表示，“目前中国和全球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新的‘吃的问题’，即‘隐性饥饿’。”对此，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也持有相同观点：“虽然目前我国少年儿童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但超重肥胖、近视、慢性病低龄化等问题也愈加突出。”当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学生居家上网课、户外活动减少，可能带来儿童近视率肥胖率上升、身体素质下降等问题。一项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53%的学生具有偏食、挑食的行为习惯，62%的学生喜欢吃油炸、烧烤、甜食、碳酸饮料等食物。有专家认为，这是导致学生营养过剩与营养缺乏并存的主要原因。“当前学生营养健康‘怪象’频出。”陈卫直言，“营养餐到了桌子，却进不了肚子。”“而开展食育教育，则是改善儿童饮食行为、营养状况和健康素养的有效手段。”苑立新表示，食育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儿童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素养，而且也能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全民健康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强调，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中小学生营养水平。要把通过食育改善生活方式放在应对健康威胁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多方协同、整体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有效推进。政府部门需各负其责、紧密合作，各级政府、学校、企业、非营利组织与民众共同努力实践，确保食育工作科学、有效和可持续开展。适时推动食育教育立法、执法专家指出，食育是助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更好更全面发展的教育。发展食育，有助于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意识、观念及素养，使其形成健康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食育教育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陈卫呼吁，希望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加强食育教育立法、执法，构建社会化食育科普工作大格局。同时，在学校构建食育课程体系，在家庭中改变膳食观念，培养孩子健康饮食知识，提高个体食商食育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认为，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面临的营养问题更加复杂、严峻，必须加快营养立法建设，创新营养健康能力建设，推动儿童青少年营养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积极开展食育工作。通过食育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社会重视科学合理膳食，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合理膳食。配备营养师等专业力量面对推进食育工作的迫切需求，在学校等机构中配备营养师等专业力量的重要作用也越发凸显。论坛上，北京市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奕璇宣读《2022食育中国高峰论坛宣言》并提出六点倡议：推动立法建设，强化制度保障；建立协同机制，强化组织保障；重视师资建设，强化人才保障；加强内容开发，完善知识体系；引导多方参与，营造良好氛围；加强食育研究，创新食育模式。据中国儿童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孙树侠介绍，我国现有300多万名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人才缺口依旧较大。在孙树侠看来，推进食育工作进一步开展，一是要推动营养立法，实现有法可依；二是要确保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衔接性。“运动和营养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国家卫健委食品司营养处处长徐娇说，因此，以中小学校为突破口，通过建设和推广来营造校园健康的氛围，引导师生不断增强营养与健康意识，搭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的传递链，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和行为，加快全社会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尤为重要。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光也建议，应尽快在幼儿园及中小学生中全面推广食育教育，全社会普及营养知识、膳食指南，净化儿童的食物环境，维护儿童的良好饮食习惯。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营养餐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常务副理事长蔡永峰表示，随着新技术、新装备和新管理模式的应用，校园餐产业在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口味和口感适应性、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以及校园餐营养干预的保障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营养餐企业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学校食育，展示行业在保障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方面的能力和作为。”针对学生群体普遍存在营养不均衡、矿物元素和维生素摄入不足、营养知识欠缺等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全宏表示，通过对学生营养健康的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和科学普及，自己所带领的团队对蔬菜类、杂粮类食品的加工等进行改进，并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更多适合学生群体的系列化产品，强化营养行为干预等。李全宏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并启动面向学生群体的营养课程，提升整体营养科普水平。来源：澎湃新闻

起猥亵儿童免予刑事处罚案被监督纠正。5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典型案例。该批案例共8件，包括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公开听证案例4件、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质量评查案例2件、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巡回检察案例1件、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检察建议的研究提出、督促落实案例1件。其中，一起猥亵多名儿童免于刑事处罚案件经人民监督员监督得以纠正。案情显示，2016年4月至2017年7月，刘某某为寻求性刺激，陆续注册了五个QQ号码，在其家中或办公室通过QQ冒充学生的班主任或者英语老师，以健康调查、心理测试为由，要求5名儿童通过视频裸露胸部及其他隐私部位供其观看等方式进行猥亵。2018年1月，湖南省某县公安局以刘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立案侦查，同年2月经该县检察院批准后执行逮捕。同年8月，县检察院以刘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同级法院提起公诉，县法院于同年11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刘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免予刑事处罚。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组织对六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部分案件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动。评查过程中，评查组发现湖南省某县一件被判处免刑的刘某某猥亵儿童案量刑畸轻、当地检察机关应当抗诉而未抗诉的情况。为落实《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评查活动邀请了人民监督员参与评查案件，与评查人员交叉互评、共同讨论。人民监督员在讨论过程中，也认为该案属于应当抗诉而未抗诉，应该予以纠正。评查组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将意见由省院案件管理办公室转给案件承办单位的上一级检察院某市检察院，并进行跟踪督办。某市检察院检委会研究后采纳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该案经法院再审、二审，最终被依法改判有期徒刑三年。《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依法作出处理。人民检察院经研究未采纳监督意见的，应当向人民监督员作出解释说明。“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要发挥人民监督员通民情、知民意的优势，及时指出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提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监督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高法律监督水平。”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检察工作的重要渠道。检察机关将严格规范人民监督员抽选程序、有序拓展人民监督员监督领域，在检察能动履职中提升监督实效。（来源：澎湃新闻）

5月20日-5月22日，荆楚大地迎来“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来自全省各地的500多个公益项目上线亮相，在为期3天的活动期里，每天10点起，爱心网友均可通过腾讯公益小程序进行捐赠和参与行为公益，获得随机配捐。这是继“乡村振兴·重庆专场”之后，腾讯公益支持的又一场地域公益嘉年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次带来的不只是2000万元配捐资金，还有1500万元广告金和500万元企业公益激励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以及一整套涵盖数字工具能力、技术产品等资源在内的支持计划，助力当地公益伙伴能力成长和数字化公益生态建设。“我们希望能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区域特色，在各地政府的指导下，创新衍生出多时、多地、多场景、多主题的公益日，协助地方行政组织，举办地域公益嘉年华活动，让公益文化普及更下沉、更亲民、更低门槛、更接地气、更强参与。”在谈及举办地域公益嘉年华活动的目的时，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如此表示。此前腾讯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系列地域公益嘉年华也是腾讯公益落实这一战略，推动地域公益生态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一、后疫情时代的湖北公益生态特点谈到为什么在湖北举办数字公益节，就不能不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湖北的渊源。时光回溯到三年多前。2020年初，突入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从上线“驰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专题到设立15亿元战“疫”基金，从联合其他组织开展“抗疫巾帼英雄慰问行动”“中国感染新冠肺炎医务人员康复关怀行动”“春暖行动”公益活动，到在武汉方舱医院举办2020年“99公益日”启动仪式，再到2021年投入5000万元实施“五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湖北和武汉结下了深厚情谊。“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这次支持“首届湖北公益数字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再度注入资金和技术资源支持湖北公益生态建设，推动湖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对情谊的再度延续，也是对湖北公益生态的现实关照。首先，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有进步，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是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底层支撑。武汉科技大学教授、湖北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莉表示，2020年疫情之后，湖北的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网络性组织、相关的研究中心，还是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区基金会等，在湖北都有一定的发展。李莉老师举例说，他们机构搭建的中部基金会论坛网络，近两年来已经组织了近10期活动，推动基金会为行业生态构建提供方案。她认为，“基金会是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头部机构，资源最丰富。慈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基金会参与和支持。”其次，在议题设置上，社会组织主要围绕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文化以及创新创业上，这主要是由政策的引导和社会组织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但在乡村振兴、青少年成长等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第三，在社会组织多样性上，各类社会组织都有，但地区民间公益力量表现很活跃。李莉老师表示，疫情之后，湖北的很多县域组织，像义工联、志愿者团队等机构活力都很强，除了在基层开展服务外，还会走出来，与地市州等进行联动。但是服务要做出更好的成果，还需要资金支持和能力提升。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荆门市义工联副会长王丽莉也表示，“湖北很多地方的志愿服务做得风声水起，有很好的筹款基础。但他们需要的能力培训，或者给到他们一种模式，让他们发展得更好。这对公益生态的建设是有实质性帮助的。”第四，湖北本地基金会发展需加强，对公益生态的支持需更充足。疫情之后，在整合外部资源上，湖北公益表现比较突出。比如说，从支持抗疫到2021年投入“五社联动”社会治理，再到此次数字公益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会对湖北一直有持续的资源投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在做中部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打造；还有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湖北开展的“公能计划”，壹基金在灾害救助、儿童发展等议题领域为省内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等等。但对于区域公益生态构建来说，仅靠外部资源显然是行不通的，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关键还是要靠本地资源发挥“根”的作用。第五，湖北不同公益主体的横向连结需加强，互动还需要更充分。这是会对区域公益生态发展有影响。王丽莉就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数字公益节能把不同的社会组织联动起来。”最后，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不足。人人公益是我们期待的目标，每个人哪怕再微小的善意，都有照亮世界的可能。但在李莉老师看来，目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项目、筹资等回应度还不太高，而且在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知也很不足，需要社会组织需要提升动员能力，加强宣传和倡导。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荆门市义工联副会长王丽莉也表示，由于公众认知较差，所以很多公益项目的筹款很多还停留在熟人和朋友圈的瓶颈中，并没有通过倡导和传播，把更大范围的公众纳入进来。二、一套社会动员的“组合拳”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如果支持湖北地域公益生态建设，就必须进行多元化、立体化的支持，而不仅仅是给钱就行。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次对首届湖北公益数字节的支持，从过往资金配捐，就升级为配捐+传播广告金+企业公益激励并举，在能力建设方面，还将提供线上线下数字化公益相关的学习培训机会，并开启新一年的“千百计划”申请。同时，将针对捐赠人的触达与服务，腾讯公益将尝试新的技术产品，让公益伙伴能更好地长期持续运营公益项目，推动“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公益”转型。此次活动还进行了上下联动、横向连结，由省民政厅、共青团湖北省委、省红十字会作指导，由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三大基金会联合主办，有多家社会组织的510多个公益项目参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长江云公益提供特别支持。这样一场慈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联动的活动，为不同公益主体的横向连结探索了一条路径。“它是属于湖北人的公益嘉年华。我们秉承开放与连接的方向，提供资金，资源，技术来连接各方，培育当地的公益慈善文化，把这个模式走向开放，争取能够让地域自主运营起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在谈及地域场的最终目标时如此表示。但是，数字公益节能否取得良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活动主办方的社会动员能力。为此，除了传统的配捐模式外，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策划了一系列颇有吸引力的活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支持多家省属公益组织联合主办。构建区域公益生态是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和公众共同的责任，所以如何更好地动员各方的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从一开始就秉持开放容纳的心态，让不同的公益组织尤其是头部基金会“手握在一起”，无疑为数字公益节开了个好头。其次，动员60所院校学生参与活动。关注和引导青年就是增强组织活力、积蓄组织发展后劲，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组织的共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拥有了未来。”公益筹款就是筹人，关注公益的年轻人越多，就离人人公益的愿景就越近。再次，潜江的网友捐步还有机会品尝到潜江小龙虾，麻城的网友则可能获得水饺券。这既抓住人们的心理，促进用户参与，同时也结合地域特色，让参与者觉得亲切好玩。把“一块走”和“爱心券”做组合，显然，简单、有趣、有用，这样才会让公众感觉值得转发分享，既让公众了解和支持了公益项目，扩大公益项目的传播，增强了爱心捐赠者的互动感，也在品尝美味小龙虾的同时支持了乡村振兴，可谓是一举多得。与这种因地制宜的举措异曲同工的是，湖北省慈善总会的“幸福家园”项目，它也加入了此次公益节，项目以2.7万多个行政村和社区为基础,通过建立村社互助基金的形式,为公益类项目匹配更精准的资源和服务，做到真正的地域特色。第四，结合建团百年的节点，腾讯公益还联动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关爱青年人成长。作为湖北省数字公益节参与项目之一，“‘希望工程一对一助学’项目”呼吁大家关注孩子教育，1000块钱就可以为困难学生提供一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补助，该项目通过30余年的努力，已帮助54万余人次的学生继续学业。第五，关注社会救援和生命健康，推动湖北AED等身边救援设备普及。AED是救命神器，但我国AED的普及率还很低，媒体调查发现，公众对AED的认知水平不高，不会使用、不敢使用的情况普遍存在。设备配置不足、急救知识普及度不高等因素，都是推广AED所面临的障碍。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脏骤停救在身边”项目参与此次公益节，致于抓住“黄金四分钟”，推动社会救援和生命健康，助力织就更完善急救网，这也必然会得到更多社会公众的关注，毕竟，没有人会拒绝生命健康和生命安全。数字公益节同时也是一次非常好的社会化传播，“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虽然不指望通过一次活动就能把大家联动起来，或者社会组织的能力有多大提高，但对湖北公益生态的建设是一次很好的推动，也是对公众对公益慈善认知的教育。”王丽莉说。可以说，这一套组合拳对腾讯公益举办地域公益嘉年华而言，是一次有益的创新探索，体现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支持地域生态发展中行为公益的深度、广度和温度，为完善当地社会动员机制、促进当地公益生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其他地区在公益生态建设中积累了经验。三、应该注意的问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打出的“组合拳”体现了公益对于助力社会发展的创新力量，但公益同样是有限度的，如果有些事情不注意，否则再美好的愿景、再周密的部署也可能出现不完美。第一，“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期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了2000万元配捐资金，还有1500万元广告金和500万元企业公益激励等方面的资源支持。我们知道，配捐的目的是想通过让公益项目的筹款金额翻倍、让爱心放大，从而鼓励更多人参与公益。但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资源总是被掌握资源的人吸引，而资源匮乏的人则更难获得。这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何创新方式方法，尽量避免落入“以筹款能力论英雄”的的窠臼，确实是需要主办方在活动期间需要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得承认，马太效应的确很难消除，因为只要允许有竞争存在，资源还是会向那些筹款能力强的机构集中。而且，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那些获得配捐资金更多的机构，能够有效执行项目，也有更好的成果，那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所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是配捐的目的，但不是配捐的根本目的，最终应该指向的是“成果”。德鲁克说，非营利组织是为成果而存在的，而且体现在外部。1500万元广告金和500万元企业公益激励也是如此，筹再多的钱，如果不重视项目的设计及执行，受助人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变，那就本末倒置了。第二，为社会组织提供涵盖数字工具能力、技术产品等资源在内的支持计划，也是此次腾讯支持“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的内容之一，但要让支持计划真正发挥作用，笔者认为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首先，不同社会组织的能力是有差异性的，对相应的资源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培训搞成“满堂灌”，那社会组织可能就触动不大。李莉老师建议，资源支持体系一定是分类别的和分层次的，也就是说，要有针对性，准确性，“因材施教”，有非常清晰的规划。另外，要对支持计划的成果有标准有评估有监督。培训学习可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在学了之后给机构带来什么变化。所以，数字工具能力、技术产品等培训的整体安排、课程内容以及师资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到底能掌握哪些技能？社会组织在培训之后的改变评估由谁来执行？等等，这都需要一套精细化的培训体系。否则，可能钱花了不少，但效果却大打折扣，数字公益节结束后，还是老样子。第三，既然是“数字公益节”，那就应该能让社会组织真正获得“数字化”成果，即对内能够沉淀可复用的核心数据资产；对外可以提供高效率、低成本服务。这也是数字化的两个核心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渗透到公益深层。否则，那就还是停留在‘+互联网’层面，甚至连‘互联网+’都称不上。”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魏晨表示。一定意义上说，公益也是一种“可能性艺术”。作为一次有益的探索，公益数字节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有可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强大的技术赋能，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度，最终在科技向善的引领下，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质量也因此得到提升。但如何将“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取决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主办方在数字化赋能上所做的顶层设计以及具体的执行了。总之，公益生态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的过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基金会能够关注并支持公益生态建设，当然，需要关注和支持的不只是湖北，更多的地方公益生态还处于“洼地”。来源：善达网，作者：马广志

2022年5月20日，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于线上举行。在由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承办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索”分论坛上，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香港赛马会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张亮参与圆桌对话环节，分享了粤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并进一步探讨了大湾区社会组织交流合作前景。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实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表现，经常是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危机，社会组织更具灵活性和敏捷性，能做好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当下新冠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胡小军博士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几类社会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类是以基金会、慈善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社会资源动员和对接，以及平台搭建的作用。比如说企业基金会，具有整合全球资源的优势，使急需的物资可以实现跨境的整合和调配。第二类是社工服务机构。广州每个街道和社区都有社工服务机构，从疫情发生以来，广州社工开通了24小时“红棉守护”热线，提供特殊群体支援救助服务，为新冠确诊或疑似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咨询，还提供受疫情影响的线上心理援助。第三类是社区社会组织。更多表现为社区的志愿服务，包括这些年快速成长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以及很多专业的志愿服务组织，他们在动员、组织和协调志愿者资源方面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第四类是行业协会商会。其积极支持会员企业做好防疫的各项工作，同时发挥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第五类是互助型组织。比如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残疾人群体，他们在疫情期间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而相关社会组织对此进行了专业化的救助。而在香港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关组织的作用也是难以替代的。“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和肆虐，香港接连遭受疫情冲击，政府公共服务过载，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情况下，政府、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香港赛马会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张亮以香港赛马会为例，分享了香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张亮表示，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香港赛马会拨捐了超过18亿港元，与各社会组织并肩抗击新冠疫情，特别是第一波疫情发生的时候，物资短缺，民众恐慌，马会一方面积极筹募抗疫物资，希望能够帮到香港不同的阶层；另一方面帮助解决香港的教育需求，主动为10万名基础阶段学生提供无线上网的帮助。在疫情的变化中，作为社会组织在应对策略上也因应社会需求而转变重点。出现了几波疫情后，香港赛马会开展了对过渡性贫穷群体提供食物援助、支持社会就业和恢复社区抗逆力等方面也投入大量的工作。在充分交流了穗、深、港三地社会组织参与抗疫实践的经验之后，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认为，疫情防控带来了许多挑战，尤其是基层治理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难题，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如何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等，都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如何提升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遭受到类似疫情这样的冲击之后，很多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出来，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提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位专家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胡小军认为，社会组织自身平台的搭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及发挥平台或枢纽功能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需要机制化地融入到应急管理体系中。“当前社会组织能够实现对接，主要还是源于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管理部门的协调，很多情况下它还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再者，社会组织的专业属性、专业服务要更加凸显，客观地说，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亮表示，经验的交流与分享就像一道门，让大家探索其他地区的路径。此外，如何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把资讯和数据透明化、平台化也十分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到透明有效的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将能够看到不同的趋向。这些数据目前在全球范围也没有清晰的定义，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若我们在大湾区或者一个比较集中的范围，能够做出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把这些数据进行收集，做合理的分析，从而引导不同的社会组织，做好相关方面的预防工作，那么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会获得很大的帮助。饶锦兴补充到，数字化既是一种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框架，社会组织未来在协助政府把工作做好的同时，要避免组织同质化发展。“新冠疫情的冲击带来的是对全球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考验和洗礼。人类历史的变化，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会有一个新局面开始。”基于这样的考量，饶锦兴认为，在这一历史节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再出发。目前深圳、广州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困境，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怎样协助政府把社会组织的管理体系梳理清楚，做好制度上的协助设计；社会组织也要通过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第二，社会组织要有不同类型的专业化分工。今年我们想聘请一批高级慈善顾问充实到基金会，推动基金会筹集资源，为一线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我们想推动基金会和下游服务机构的关系，找到一种与政府不一样的花钱方法和支援路径。第三，推动社会组织下基层。如果社会组织在基层找不到活力，找不到价值，短时间内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层面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所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是下到基层，要把各种资源，包括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做一个有效的整合，真正在基层参与到为百姓服务的工作中。社会组织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获得成长诚如三位嘉宾在总结中所提到的，任何一次危机都是机会，对社会组织而言，经历了疫情的考验，我们要向前看，面向未来。目前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上，有着诸多现实而迫切的需求。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层面，除了要提供切切实实的专业服务外，更要促进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社会组织协商。因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本质，其实是建设社会，即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体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未来社会组织大有可为之处。（来源：善达网）

数字时代，公益成为助力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继去年腾讯倡导行业“数字共建”后，5月20日，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以“数字有新益”为主题线上举办，104位嘉宾、2000家慈善组织、100个公益技术项目悉数亮相，聚焦于公益数字化成果共享和交流。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致辞中披露，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如今，“捐步”“捐微笑”“看视频”等行为公益增多，参与门槛逐步下调，公益是否还存在门槛引发热烈讨论。互联网让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机构更加高效链接的同时，如何保护多方隐私也受到关注。“千百计划”为公益机构“数字化赋能”后，哪些项目值得期待？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深度融合的当下，公益创新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思考。数字有新益，将为你揭开面纱。“公益隐私”保护有新益 一直以来，公益行业中捐赠人数据都是一个相对敏感话题，隐私保护成为重点。平台数据如何与公益机构共享，公益机构如何更好地服务捐赠人也值得探讨。2022年，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双轮驱动”战略，对用户和机构方进行升级。用户方推动“打造公益内容生态”，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直接让受益人、公益机构了解和参与到自己关注的公益项目中，建立捐赠人和公益项目之间更实时更精准的情感连接。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曾经对公益机构做过调研，并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将捐赠人数据全部开放给公益机构，如何服务捐赠人？得到的答案大多都是可以给捐赠人打电话。但捐赠人在完成捐赠后，服务需求可能包含开具发票、项目追踪、善款监督、受益群体反馈等一系列需要，这些服务能否靠公益机构自身全部完成？刘琴表示，在公益项目繁多的当下，曝光大、口碑好、公信强的平台成为捐赠人首选。捐赠完成后，公益机构给捐赠人致电，但对于服务捐赠人、满足其需求可能还有差距。谈及捐赠人管理，刘琴说，腾讯公益3.0平台会为公益机构提供数字化工具让其更好地服务捐赠人；捐赠平台提供“企业微信”等工具，一键触达公益机构负责人，与之建立联系。无论是善款追溯、发票开具、受益反馈，捐赠人都能直接与公益机构对话，这利于公益机构捐赠人管理，利于捐赠人隐私保护。如，4月11日，腾讯公益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在线上举行，超过2300位爱心网友参加了大会。其中，“满天星公益图书馆”项目捐赠人以“股东”的身份受邀进行询问。“股东”们的提问可谓是拳拳到肉，项目进展、善款去向、受助反馈等一一进行询问。对此，公益机构也一一做了公开回应。那么，公益机构是否存在隐私？信息公开应该到哪种程度？在刘琴看来，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最应该公开透明。捐赠和支出的财务数据必须向公众披露，这是公益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信息披露的最低门槛。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物资采购、供货选择、成本比价的过程都可以公开，让公众看到更加透明的公益。刘琴介绍，腾讯公益平台上约有30%是物资捐赠，可以得到较好的公示机会：第一，物资采购渠道、多方比价、后期分发都可以做到公示；第二，物资向省、市、县拨付过程中，流转、仓储、损益等也可以公示。目前，腾讯公益也在做一些领域的透明度尝试。如医疗救助领域，平台与公益机构间就进行着双向选择，善款是否直接进入院方成为双选指标之一。“一些从事医疗救助的公益机构募得善款直接打给医院，由院方统一支出诊疗资金，并将明细向社会公示。这种方式将有效降低医疗救助各项风险，增强公众信任感。这种公益机构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款能够获得更多的数字技术支持。反之，公益机构将善款直接打给受益人，由受益人支配自行医疗，我们不予提倡，其相应获得的互联网技术支持较少，但仍可以腾讯公益平台上募款。”刘琴说。“行为公益”科学加持有新益近几年间，腾讯公益从99公益日,发展到多时、多地、多场景的地域场嘉年华。以湖北数字公益节为例，该活动因地制宜，从“集中爆发到细水长流”，行为公益从“单一化到多元化”，公益门槛逐步降低，覆盖人群日益延伸。如“捐步”项目，标准从10000步降为6000步，因低门槛、易参与、范围广吸引着众多人士加入。早期，一些捐步项目设置步数较高，导致参与者满怀期待后最终放弃。随后，项目逐步调低步数要求，让参与者易于加入。那么，多少步数算是适中，最利于项目开展？刘琴表示，10000步捐赠门槛，从一开始就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项目团队找了很多资料后才敲定的。但实施了一段时间后，陆陆续续又收到新的研究反馈，认为10000步不符合人体运动学要求，对膝盖、腿部等关节带来不利影响。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捐步项目降低步数多少为宜？项目组开始从科学依据上找答案，他们查阅国内外大量文献，访谈运动领域专家学者，最终确定6000步较为合适，这比10000步更为健康。“我们不希望用户为了完成捐赠进行有损健康的运动，这并非捐步项目的初衷。我们更需要引导用户做公益的同时健康快乐。”刘琴说。刘琴表示，公益参与门槛持续降低是一种必然趋势，其他公益项目在科学设计的前提下也可能降低门槛，公益的初衷就是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一块做好事。  低门槛，让参与者易于获得肯定和反馈，不同类型和能力的人尽其所能就能帮助他人获得捐助，这无疑可以更加激发参与者的热情和欲望。除了走路“捐步”外，一些只要行动就能达成公益目标的项目正被逐步推出，如“捐微笑”“看视频”“在线开会”“答题”等都成为行为公益的范畴，人们通过参与项目获得机构配捐，完成公益心愿。但此时，一个新的问题开始显现：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公益行为，可以被纳入行为公益的范畴，从而获得机构捐赠支持？刘琴认为，“看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行为公益，要看这个行为背后是否具有公益属性。为了获得配捐去看视频、获得小红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行为公益。看视频获得小红花，又帮助了他人、产生受益对象，才能叫行为公益。”刘琴也坦言，公益行为并非由腾讯公益一家定义，其需要更多人参与，提供多元视角，秉持开放态度，共同引导开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表示，从外界来看，参与公益就不应该设置门槛；从内在来看，个人参与公益的门槛亟需提升。“传统公益帮助苦难之人，但现代公益应该帮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师曾志指出，腾讯公益用行动构建起一种并非捐钱的现代场域，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去反思、去行动、去鼓励。“这并非一次性行动，而是一个不断在慈善力量的牵引下发展的过程，会产生思想观念的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公益源自每个人自发、自愿、自省的发心，应当无门槛。但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公益也需要一些适度性门槛，毕竟公益仍有成本。如成立一家基金会，可能从监管和成本角度都需要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益成本可能会降得很低，那时候公益门槛就会更低。”“小红花”人设打造有新益 作为腾讯公益的品牌符号，“小红花”经历了探索、试错、迭代的过程。2018年，小红花在“99公益日”中首次登上腾讯公益平台。2019年，小红花正式成为品牌符号被固定。2020年，小红花有了守护者“小红花人”，给做好事的用户“签发”小红花。2022年，小红花用户通过公益行为积累小红花“爱心账户”，捐助指定的公益项目。从“公益账户”到“小红花公益账户”，迭代的背后是市场倒逼还是自我变革？刘琴介绍，小红花最开始是以“小红花商铺”的形式出现，爱心用户参与公益后获得小红花，用其在商铺里兑换自己喜欢的物品，成为一种公益方式。小红花一经推出，热度颇高，但一些弱点也暴露出来。如，小红花商铺兑换时间是上午9时开启，基本在5分钟之内，商铺内可以用于兑换的商品就会被兑换完毕，这让刘琴及团队陷入思考：爱心用户参与公益活动后获得的小红花全部用于兑换商品，这是否偏离了活动的公益属性？在他们看来，小红花本是号召用户参与公益、培养公益习惯的一种回馈，并非优先用于兑换商品。“光速”兑换行为，唤起了团队产品改革的意识。很快，“小红花商铺”被改成“小红花公益账户”，爱心用户的每一次公益行为都能通过小红花的方式予以记录，小红花的积攒数量、使用数量、使用频次都能有记录可查询。随后，再次升级的“小红花公益账户”将爱心用户的小红花余额（朵数）调整为显示用户参与公益以来所有的小红花数量，记录用户公益轨迹，告诉用户公益行为产生的整体公益价值；同时，又能将积攒的小红花再次向公益项目进行捐赠，形成小红花的再次公益，放大公益效果。  根据腾讯公益平台设计，用户参与公益项目后，就能获得一朵小红花，作为激励物品，多次公益就能获得多朵小红花奖励。小红花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兑换公益产品（院线8折票、美食券等）。同时，用户还可以将小红花积攒后重新捐赠给更多公益项目，让公益行为再次呈现，这让参与者公益行为意识增强。“喜憨儿曲奇制作课”是首个可直接用小红花捐赠的公益项目。2021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喜憨儿曲奇制作课”项目，爱心用户每捐出89朵小红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就给“喜憨儿”捐赠一节曲奇制作课，他们将会获得专业指导和实践场所，助其更好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的生活。1月5日，“喜憨儿曲奇制作课”公益项目上线不到5个小时，就有443名用户捐出4.5万朵小红花，提前解锁了当天的小目标——募集“500节曲奇制作课”。2022年，“小红花公益账户”进一步升级，为爱心用户打造专属公益徽章，根据用户公益时长和行为轨迹，推出“爱走路的人”“爱学习的人”“乐善好施的人”，用以给用户辨识。“小红花升级之路中，不应该强调兑换，应该强调公益参与者的人设，这符合小红花公益推出的初衷。”刘琴说。“数字协同”共建有新益 2021年，腾讯公益发起“千百计划”和“技术公益创投计划”，通过资金、技术和资源支持解决公益机构遇到的问题，提升公益行业数字化能力。到目前为止，共有867名机构筹款人员和53个创新公益项目得到了资助，搭建了在线学习平台。2022年，在机构服务层面，腾讯公益从捐赠人的需求出发，探索数字化工具如何更好地提升捐赠人参与公益项目的体验。比如，520活动上线的公益项目具像化数字化反馈工具，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具像化反馈工具将公益机构服务更加及时、透明、有效地提供给捐赠人；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方式，将传统信息录入型的反馈变成信息自动化的反馈。同时，腾讯公益联合壹基金“温暖包”项目对信息回馈“颗粒化”，每一步都追溯；联合爱佑慈善基金会“医疗救助透明化平台”对患者、医院及救助等信息整合，助力项目透明合规；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共建“数字化项目评估模型”。2022年，腾讯公益通过技术共创来解决公益行业痛点问题，在公益行业公信力、执行效率、用户服务管理等问题上，腾讯公益都将参与共建。比如，大病项目此前经常被人质疑，但又是切实的社会痛点。腾讯公益联合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患者、医院及救助等信息，助力这个领域的透明化和合规建设，期望能一点一点带来积极的改变。爱佑慈善基金会数据技术负责人罗忠富表示，2018年8月，爱佑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正式上线。目前，爱佑正在腾讯支持下携手国内头部医疗机构，搭建医疗救助管理平台，用数字化手段探索以医院为信息统筹中心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实现受益人、医院、基金会、互联网募捐平台、捐赠人多方参与，让医疗慈善救助更加透明、高效、规范。通过全新的互联网和数据技术，平台积极与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打通，让捐赠人可以获得更直接、更有效和更全面的慈善信息救助信息，不断提升慈善的透明度。对于行业数字化问题，刘琴在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宣布，为了更有效地助力公益行业拥抱数字化，从去年执行落地的“千百计划”开始，腾讯公益已经支持了上千家机构进行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应用探索。下一步，腾讯也会持续和行业一起，探索数字化技术如何更好地助力公益项目效率提升与透明优化。（来源：公益时报）

5月20日，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简称峰会）线上开幕。继去年倡导行业“数字共建”后，本届峰会以“数字有新益”为主题，更聚焦于公益数字化成果共享和交流。　　围绕公益数字化议题，共有104位来自民政部、社科院、联合国、全球科技企业及顶尖高校的嘉宾展开了跨界对话。全国2000多家慈善组织参与了峰会议程共建，全球至少超100万网友通过视频号等平台在线参会。值得一提的是，峰会首次开启“一会一展”模式，近100个技术公益项目集中亮相，汇成全球最大的公益“云展馆”，公益数字化进程全面步入快车道。　　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让互联网公益在2021年取得“双百亿”亮眼成绩。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致辞中披露，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　　互联网筹款额五年增4倍，去年网上捐赠近百亿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指出，本届峰会以“数字有新益”为主题，探讨数字化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如何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中，“建立全国统一的慈善大数据平台、促进慈善捐赠和救助数据共享”，成为摆在公益行业与科技企业面前的突出使命。　　峰会主论坛及10场分论坛均一致聚焦公益数字化：上万名来自公益和互联网领域的代表，就技术公益、公益人才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等垂直议题在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参会规模比上届线下峰会增长5倍。　　王爱文表示，连续三年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近1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8%。　　得益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自2017年至今，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在5年间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　　在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主席郭凯天看来，“数字技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行善的成本，提高了公益效能”。　　与王爱文公布的全国互联网慈善增长曲线类似，腾讯公益的数据过去5年同样保持高速增长：在这个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上，2021年，共有1.5亿人次捐出54.46亿善款，而在2017年，则为6312万人次捐出了16.3亿。五年间，人次增长了2.4倍，捐赠额更是剧增至3.3倍。　　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吴红波点评说，“中国互联网与公益事业创造性结合，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数字化公益生态。”　　尽管筹款数据逐年攀升，但筹款额已经不是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唯一目标。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就表示，升级数字化公益服务能力，在全社会倡导公益文化，是腾讯公益平台的全新使命。　　据了解，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用行为来做公益。据腾讯公益平台近一年的数据显示，平台用户捐步共达8967万人次，累计捐出13319亿步。其中个人捐步之最近7023万步，以正常成年人步幅计算，这位爱心网友共为爱跑出了46819公里，相当于1109个马拉松，比绕赤道一周还多了6743公里。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Sinyi中国管理讲席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认为，互联网公益将激发更加个性化的潜在捐助者群体，例如千禧一代。　　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奥运冠军，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保持者武大靖以捐赠人身份参加峰会，生于1994年的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千禧一代，但他坦承“有了线上公益平台，更多人得以了解和参与公益”。他不久前以92万拍卖了自己的金墩墩，捐给了“大靖冰雪”公益计划，希望“为小朋友们提供一个玩冰的地方，享受冰雪带来的快乐”。图说：武大靖在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分享公益经历　　全球最大技术公益“云展馆”开馆，近百个项目亮成果　　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方案，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公益问题解决上，并普惠至寻常百姓家。　　在“智慧医疗”主题圆桌对话中，科学家以及医疗工作者共同分享了公益领域的技术案例。IEEE Fellow、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首届科学探索奖获得者山世光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表示，AI技术的运用将使得眼底疾病，甚至自闭症、罕见病等的早期诊断成为可能。腾讯AI Lab AI医疗首席科学家姚建华称，腾讯开发的智能显微镜，在传统的病理显微镜基础上进行人工智能分析，目前已集成了包括宫颈癌筛查、免疫组化分析以及癌症区域的分析的功能，辅助医生进行更精确的诊疗。　　在覆盖多维主题论坛的基础上，峰会把海量技术公益案例搬上云端，特设技术公益云展馆，共有来自超50个公益机构、慈善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选送的近100个技术公益项目在线展出，技术公益案例成果首次得到大规模集中展示。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共同发起的“城市垃圾地图”采用网友随手拍照分享的方式，监督身边小区垃圾分类的实施，借助数字化分析，已至少帮助全国超过25000个小区的居民提升垃圾分类意识。　　在云展馆里，一款名为“熊猫家”的公益小程序里受到关注，人们可以体验捐款线上领养“零星大熊猫”，并通过红外相机观察熊猫的生活。受益于近年来网友的支持，遍布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约1000个熊猫村的1864只野生大熊猫得到保护，“零星熊猫”和100多万村民之间生存与发展的冲突得到缓解。图说：全球最大技术公益“云展馆”开馆，近百个项目亮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峰会上谈到第三次分配时说，“企业应认识到创新向善的重要性，才可能把效率和公平兼顾起来”。而数字化，正是互联网公益的又一次创新和升级。　　前年，阿里巴巴基金会发布首个公益区块链行业标准；去年，腾讯基金会设立2亿专项基金发起“千百计划”，将在两年内补贴1000名公益数字化专职人员、资助100个公益数字化行业支持计划。峰会当天，“腾讯技术公益创投计划”首批拟资助名单出炉，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盲人用计算机”等30个项目成功入选。　　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在峰会上宣布，为了更有效地助力公益行业拥抱数字化，从去年起执行落地的“千百计划”开始，腾讯公益已经支持了上千家机构进行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应用探索。下一步，腾讯也会持续和行业一起探索数字化技术如何更好地助力公益项目的效率提升与透明优化。　　为践行低碳办会理念，峰会还联合腾讯幻核，采用区块链技术结合传统剪纸艺术的方式，发行了5000张公益数字藏品电子门票，由此节约的办会成本，已根据换算的碳排放量全额捐给了环保类公益组织。　　低碳办会之外，峰会还提供了线上无障碍会务服务：由杨澜及腾讯3D手语数智人“聆语”共同主持，通过整合多模态交互技术、3D数字人建模、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提升听障人士的观看体验。　　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帮助慈善组织提升效率，成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新共识。正如郭凯天所说，“通过体系化的平台，可以把善意连接成一张流动的、数字化的网络，让每个人的公益理念、责任感凝聚起来”。　　香港特首二度点赞，互联网公益“中国样本”再次进化　　峰会走过七载，从互联网公益的普及，到理性公益的首倡，从透明公益的实践，到公益数字化共创，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和行业共谋未来，已成为公益慈善领域公认的“风向标”。随着技术公益探索及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机构具备了数字化能力，公益数字化进程已全面步入快车道。　　2019年4月，民政部发文指出，以腾讯99公益日为代表互联网募捐场景越来越多元化，“互联网+慈善”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中国样本”。而三年过后，在行业观察人士看来，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公益新趋势，也让“中国样本”的内核再度升级。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再次为峰会题辞，“联众有道，惠民无疆”八个字高度评价了互联网公益的价值。去年峰会，她就在视频致辞中称赞“内地互联网公益发展之快以及形式之广，值得香港学习和借鉴”。　　让公益事业和社会力量充分碰撞、融合，是峰会设立的初衷之一。历经6年发展，峰会已成为拥有102家联席机构、近3000家委员单位的行业共建第一平台。　　数千家慈善组织通过峰会搭建的交流平台“触网”，开启互联网+公益的征程——仅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截至2022年5月19日，就已上线超过11万个公益项目，共有6.15亿次爱心捐赠发生，累计捐出超过180亿元。其中来自广东和江苏两个GDP大省的网友捐赠，分别超过平台总额的11%和7%，互联网公益正在用“看不见的手”，悄然参与着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　　正如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负责人陈菊红所说，“用社会的慈善力量，用科技公益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去普惠更多百姓，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与社会共荣共生”。　　这不仅是峰会倡导，更是行业所向。腾讯公益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上海联劝基金会等17家行业代表在峰会上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拥抱技术公益，引领社会创新。　　在郭凯天看来，“全社会对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都有了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坚决的投入”，作为公益活动供给端，互联网公益平台正面临着自我数字能力升级的使命，只有不断降低行善的成本、提高公益的效能，才是真正的“数字的助益”。来源：央视网

作为公益行业重要年度盛事，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将于近日正式发布。届时，我们将重磅发布2022中国慈善家榜单、2022中国慈善企业榜单。榜单以2021年度实际到账捐赠额100万元以上的个人和企业为数据采集样本。榜单数据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政府部门发布的捐赠数据、捐赠方提供的数据、公益机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数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捐赠数据以及《公益时报》的公益档案数据。榜单不仅收录了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年度捐赠数据，还分析了捐赠方向、受捐方、捐赠方所属行业、企业性质等信息。从榜单统计情况来看，从百万元到千万元再到亿元捐赠，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再到台港澳及外资企业，从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到医疗卫生再到制造业、能源与电力等企业，大额捐赠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常态。从榜单收录的数据来看，2021年上榜慈善企业达1509家，合计捐赠金额超235.06亿元。其中，捐赠千万元的企业有336家，捐赠超亿元的有33家。这些企业来自互联网、房地产、金融、制造以及能源等行业，且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哪些行业捐赠最多?哪些地方的企业及慈善家最为慷慨?不同性质企业的捐赠有什么不同?这些资金都捐赠到了哪里……以上，都将在发布活动中一一展现。2021年，众多慈善家/慈善企业身体力行，影响并带动更多力量加入慈善行列。在榜单发布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向那些为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慈善家、慈善企业致敬：■2021年9月8日，宝丰集团创始人党彦宝在“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大会暨2021年奖学金发放仪式”上宣布，十年内通过基金会捐赠60亿元，用于教育助学，对宁夏考上本科的所有大学生进行奖励资助，每年资助12.6万人，每年每人奖励4000元，四年16000元。2011年，党彦宝与妻子边海燕发起成立了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十年时间累计捐资25.83亿元，资助25.67万名学生，遍布宁夏22个县区、193个乡镇、2200多个行政村，为20多万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已有14.4万名学生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2021年，大北农集团创始人邵根伙以个人名义捐款达5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7月河南暴雨时，大北农紧急组织筹措向河南部分地区共捐赠80吨金卫康消毒剂，总价值1000万元；2021年10月18日，大北农向华中农业大学捐赠1亿元；2021年11月29日，邵根伙向厦门大学捐赠人民币1亿元；2021年12月8日，邵根伙向贵州大学捐赠人民币1亿元；2021年12月16日，2021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在海南开幕会上，邵根伙个人捐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国际种业科学家奖励基金”……多年来，邵根伙心系农业高校建设发展、三农学子，不遗余力坚持以农业科教为主的公益事业，累计捐赠超10亿元。■2021年7月6日，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小米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和雷军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共计捐赠6.16亿股B类股份，按照当时小米股价28.25港元/股计算，对应的市值为174.02亿港元（约合144.88亿元人民币）。据小米集团披露，上述两家机构均将所得款项作公益用途，该笔捐赠已全部完成。 ■2021年12月18日，在安踏集团成立30周年之际，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宣布捐赠100亿元设立和敏基金会，助力医疗救助、体育事业、农村振兴和环境保护等四大领域的公益事业。据了解，该基金会首个捐赠项目即捐赠20亿元用于建设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助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快推进，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2021年5月，福耀集团创始人曹德旺正式宣布，计划投资100亿元兴建“福耀科技大学”，办一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学。学校选址福州高新区南屿流洲岛，总占地约1286亩，聚焦制造业高端技术短板，努力建设成为新型应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从1983年承包玻璃厂开始，曹德旺就开始支持公益。从免费帮学校购买课桌，到武汉洪水，他捐献几百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再到汶川大地震亲自奔赴灾区捐献两千万元。截至目前，曹德旺累计捐赠高达160亿元。在今年榜单发布中，我们将对基金会的发展情况进行盘点。作为慈善资金的重要受捐方与执行者，基金会是整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当中，有全国性基金会，也有地方性基金会；业务范围涉及灾害救援、扶贫济困、教育促进、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这些基金会中，有数家年度捐赠收入超亿元，有的甚至突破10亿元；基金会的捐赠支出规模也不断突破记录。诚然，数字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却是行业发展和社会认可的直接展现。那么，哪些机构可称之为榜样基金会？他们在2021年度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另外，作为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践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慈善项目也不容忽视。我们也将对过去一年具有创新价值、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进行盘点。乡村振兴战略、公益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保护、灾害应急救援、贫困患儿救助……哪些群体最受关注？什么样的项目最受欢迎？慈善资源都投向了哪些领域？我们将一一为大家揭晓。上述榜单发布的同时，我们还将隆重发布《2021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该书对2021年度慈善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并重点介绍了慈善家、慈善企业及大额捐赠等事迹和案例；详实描述了过去一年“谁在捐”“捐给谁”“捐什么”“为什么捐”“捐赠的实际效果”等细节。在此基础上，蓝皮书总结和回顾了2021年度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状况、重点事件、影响行业发展的政策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谜底即将揭晓。（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