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永光，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2007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与创新。记者：从发起“希望工程”，到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回望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您有着怎样的经历？徐永光：1988年，我任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那一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青团体制改革基本设想》，提出要建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发展筹集资金。当时的青少年工作，除了各级共青团的行政拨款，没有专门的发展基金，我于是决定创办基金会。恰好，当时的《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9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10月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机会做一件自己全情投入且具有开创性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很知足，也很感恩。回顾这段历程，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是大瑶山孩子的呼唤，也是命运的呼唤；是生活信念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人生必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希望工程”10周年后，我相继辞去青基会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2005年，我受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邀请，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中，我接触到一批新生的中国草根慈善组织，为他们的热情和艰辛而感动。筹备并召开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之后，我再次从中华慈善总会辞职，与老朋友周庆治一起筹备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支持民间公益。进也好，退也好，成功也好，挫折也好，做能力大于目标的事，不做目标大于能力的事，这是我的处世哲学。记者：南都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您的关注点是否更多地放在这一群体？徐永光：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希望工程”的运作，90年代初关注进城务工青年，并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调研，21世纪初开始关注农民工下一代的教育问题。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我递交了《关于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建议案》，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当年9月教师节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就读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并指出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又就此提出两份提案：《关于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关于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这两个提案，都是我多年来调查研究思考的结果，希望有助于推动教育公平法律和政策的落实。坐而论道不如退而行之。探索一条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初衷。让农民工子女在政策阳光和社会爱心的沐浴下健康成长，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而这也尽到了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前些日子，我到杭州开会，有两个年轻人给我献花，他们曾是“希望工程”的受助者，现在经营企业发展不错，并已经开始做慈善。年轻人命运的改变和成长，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见证。记者：透明公开是慈善事业发展命脉所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徐永光：对公益事业的监督，最重要的是捐款人的参与和监督。捐款人的参与是积极、正面、可持续的，比任何外部第三方的监督都重要，因为只要发生问题一定会被发现。1993年我提出启动社会监督机制，青基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2000年左右，我们遇到一次信任危机。一位捐款人实地调查后披露了捐款被挪用的严重事件，他的捐款经层层划拨到了某个乡镇管教育的负责人手里，这个人伪造了孩子们的信给捐款人，贪掉了钱。捐款人收到好几封“受助孩子”的信，觉得不对劲，自己去走访，最后发现了真相。那时我是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我立马表示，不管是哪个部门的管理者作了假，都反映我们在管理上还存在盲点，我们马上改。后来就有了“资助直通车”，要求受助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家长建立账户，捐款直接拨到受助人账户上。中国所有成功的公益品牌，都恪守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把社会信任作为生命线。“希望工程”募捐不仅强调自愿原则，还设计了公开透明的“一对一”资助模式。每一笔捐款都有明确的资助对象，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和直接监督成了“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而“希望工程”的成果又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记者：就目前的数据来看，现有基金会总量的8%是在2004年之前成立的，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成立时间不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徐永光：在中国，有99%基金会都是做自己的事情，是运作型而非资助型。从这个状况分析，中国的基金会确实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也有中国的特色。美国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个人拿钱，慈善家是拿自己的钱做慈善。中国的慈善捐款大头是来自企业,捐款占60%以上。我一再强调，企业捐款一定要是自愿的，因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在承担刚性的社会责任，包括创造产品、解决就业等。中国慈善捐款以企业为主，企业也试图通过做慈善来提升企业形象和美誉度，这是中国现阶段的特色，但不是方向，不宜过度提倡。今后，不要光用捐款额来衡量中国慈善是上行还是下行，而是要追踪捐款往哪里去了？用在了什么地方？解决了哪些问题？应该建立一些靠谱的评估工具，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和方向。记者：年轻的基金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青年公益人您有怎样的期许？徐永光：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发展的条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更加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多。中国的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青年公益人来挑重担。这里说的“野心”，是抱负——胸怀天下，是担当——脚踏实地，是格局——不做小圈子，是敢担风险——社会要允许试错。很多青年人对从事公益有很高的热情，但经常碰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为了面包，只能放弃理想。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10年发起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就是资助青年公益人突破成长瓶颈，成为推动某一公益领域发展的领袖型人才。除“银杏计划”外，还有其他一些关注公益人才成长的项目，如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阿拉善SEE基金会的“创绿家伙伴”等。在我看来，基金会尤其要重视公益人才的培养，这对我国公益行业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来源：人民政协网）

4月1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天津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付卫兵介绍，天津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到2025年，市区两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现全覆盖，乡镇(街道)建设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盖率达到50%。日前，《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布。《规划》涵盖妇女儿童与健康、教育、家庭、环境、法律，妇女与经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儿童与安全、福利等15个领域，共155个主要目标，169项策略措施。天津市妇儿工委副主任，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魏继红说，《规划》与上一轮相比，既保持了延续性，又具有新的特色和亮点。《规划》强调尊重妇女儿童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妇女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创造有利于妇女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为进一步保障儿童安全健康成长，预防和控制儿童伤害，《规划》增加了“儿童与安全”领域。同时，《规划》更加关注贫困、残疾、留守妇女儿童，以及单亲困难母亲等特殊困难群体，并设定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据介绍，在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方面，根据《规划》，天津建立因突发事件等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制度，推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向精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运用“金民工程”儿童福利系统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动态监测，为更好开展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壮大基层队伍，提升街道、社区(村)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尽责能力。建立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常态化培训机制，定期开展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及新任职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此外，付卫兵介绍，天津将动员引导企业、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来源：中国新闻网）

过去两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贾美香带领团队在全国5个省市进行了孤独症儿童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调查样本为10万人。调查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患病率为1.21%。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为2.5亿。“按这个比例，我国儿童青少年孤独症患者将超过300万人，再加上成年孤独症患者，保守估计，我国孤独症患者人数应在500万以上。”贾美香说。孤独症患儿男女比例悬殊202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数据显示，美国孤独症儿童患病率为1:44（约为2.2%），其中男孩确诊率是女孩的4倍，这个比例与贾美香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为什么男女患病比例如此悬殊？北大医疗脑健康学术战略委员会主任吉宁博士解释说，这可能与孤独症的生物学因素相关。从遗传学角度来说，人类有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男孩的性染色体是xy，女孩是xx，如果x染色体出现问题，男孩的患病概率是100%，而女孩则是50%；另一方面，既往研究发现，孤独症有70%-90%是由遗传贡献的，很多基因对于女性有保护作用，而男性则易感。在发育时期，免疫系统、神经递质等都会受到例如睾酮激素等的影响，因此，发育期的男孩也比女孩更容易患孤独症。多项政策惠及孤独症儿童，该群体仍面临困境贾美香介绍，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和康复问题一直深受国家重视，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1994年，我国第一部有关特殊教育的专项行政法规《残疾人的教育条例》颁布，强调残疾人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孤独症被列入残疾评定范围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孤独症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和康复医疗等方面的社会政策；2010年，原卫生部出台了《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对孤独症的诊断、干预治疗和预后影响提出了具体指导。“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孤独症儿童康复补贴纳入残疾人事业发展计划；“十二五”后，中央财政开始持续支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通过“七彩梦行动计划”对贫困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给予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2万元；200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将0-6岁孤独症儿童纳入救助范围，北京、天津等12个省（区、市）取消了对申请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北京、上海等20个省（区、市）在《意见》规定的0-6岁基础上，扩大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围，辽宁、浙江等7个省扩大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内容，北京、上海、吉林、浙江4个省（市）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救助标准已达到每人每年2.4万元以上。2009年，《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孤独症儿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保障儿童福利机构适龄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2017年，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正式公布，提出教育平等、对残疾人开展融合教育、不得拒收残疾人。贾美香同时指出，虽然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关注和扶持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我国孤独症康复行业仍然面临比较严峻的问题。“首先是孤独症诊断能力不足。孤独症患病儿童是否能够被及时发现，儿童精神科医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贾美香说。然而我国儿童精神科医生数量不足500人，而其中有50%的儿科医生在诊断孤独症过程中需要更多协助。缺乏诊断经验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干预技术匮乏，21.4%的医生表示“缺少儿童问题行为处理的技术”，20%的医生表示“缺少讲解给家长的干预计划”。贾美香认为，应在儿科和儿保科系统医生里大力培养儿童精神科问题的诊断能力，使他们掌握孤独症的诊断方法，以做到早发现和早干预。“孤独症儿童若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经过系统的干预和训练，一部分孩子是可以回归主流社会的。”贾美香说。同时，医生还需要能够教导家长理解孤独症儿童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帮助医生和康复老师完成康复训练，这就涉及“医”“教”有机结合的问题。其次，孤独症康复教育资源有限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孤独症康复教育机构总数呈每年上升趋势，然而相对于孤独症人群总数依然不足。中国残联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数量达到2681家，相较2019年增长了443家，而实际上还有许多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未列入中国残联官网。据贾美香估算，我国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大概有6000家。虽然康复机构数量庞大，却仍然难以满足需求，而且这些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机构训练质量不尽如人意，康复老师素质亟待提高。此外，大龄孤独症患者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贾美香接诊的第一个孤独症儿童患者，也是我国首例被确诊的孤独症患者，今年已经53岁，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在贾美香的帮助下，他现在在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开办的“大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里生活，在康复老师的带领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就业问题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贾美香了解到，在参与调研的孤独症患者群体中，被全职雇佣、有稳定工作的孤独症患者仅有11%，7%的孤独症患者从事自由职业，而81%的孤独症患者没有工作。即使那些有工作的孤独症患者，很多人也是在家长或亲戚朋友开办的小企业工作。“面向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康复教育机构及社会融合场所缺乏，社会保障待遇不足，这些都是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贾美香说。“数字化”产品或成康复师和家庭的减负利器数字化医疗是2021年的年度热词，贾美香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在孤独症康复行业从业者群体中，86.43%的康复师对数字化产品怀有期待。参与调研的康复师表示，在日常工作中，最需要的是具有实操指导与训练计划制定功能的、真正适用于康复场景的数字化产品，帮助自己减轻工作压力并进行提升。近日举办的“2022年世界孤独症日数字医疗展望峰会”上，与会专家介绍，数字化技术在孤独症和儿童心理疾病领域的应用目前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筛查，即利用数字化技术，及早发现有问题的孩子；二是促进干预，即用数字化手段对康复进行持续管理，让孩子在家里就可以接受持续的干预训练。2022年，北大六院与北大医疗脑健康联合对围绕孤独症儿童理解性语言（认识常见物品）的数字化治疗程序开启了临床验证工作。专家介绍，孤独症儿童需要进行注意力、认知能力等九大技能训练，目前，这些训练都是在线下由康复师指导孩子完成。使用数字化产品，则可以让孩子在软件的指导下，在家里完成训练。这种方式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优越性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贾美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实验组的一个4岁男孩在手机程序的指导下，每天在家里进行15-20分钟的干预训练，两周后基本掌握了目标技能。截至目前，实验组的11组儿童，相对于对照组的7组儿童，均呈现出较好的治疗效果。贾美香指出，数字化产品的重要价值在于可以突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弥补康复专业力量的不足，增加家庭干预的时间，降低治疗成本。同时，数字技术也为儿童康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数字化产品也降低了家长居家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的难度，减轻了家庭负担。与会专家认为，数字医疗在儿童康复领域还刚刚起步，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很大距离，需要医学专家和人工智能专家一起紧密合作，也需要全社会支持，才能开发出真正具有价值和效果的数字疗法，真正帮助每个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4月15日是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7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2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通知强调，2022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开展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法、反恐怖主义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学习宣传，着力推动大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推动构建大安全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安全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法治宣传教育职能部门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因地制宜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推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结合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加强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动全社会充分认识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全社会防范和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通知要求，要抓好领导干部、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加大以案普法力度，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加强释法说理，让典型案例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让社会公众知晓哪些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切实增强宣传实效。（来源：澎湃新闻）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那么，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具体应怎么做？《意见》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文化引领、产业带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推动文化产业人才、资金、项目、消费下乡，促进创意、设计、音乐、美术、动漫、科技等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挖掘提升乡村人文价值，增强乡村审美韵味，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农民主体、多方参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加强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和支持，建立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强化政府引导、扶持和服务职能，制定有效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以重点产业项目为载体，促进资源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科学规划、特色发展。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区域功能定位，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提升规划水平、设计品质、建设标准，防止盲目投入和低水平、同质化建设，避免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保护好村落传统风貌，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意见》要求，到2025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基本建立，汇聚和培育一批积极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企业、机构和人才，推动实施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建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文化产业特色乡镇、特色村落，推出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典型范例。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得到有效激活，乡村文化业态丰富发展，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乡村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此外，《意见》明确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艺、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八大领域。同时，《意见》也列出了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包括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建立汇聚各方人才的有效机制、加强项目建设和金融支持、统筹规划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其中提到，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制定政策举措，建立有效机制，引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企业家、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开办艺术类专业的院校师生等深入乡村对接帮扶和投资兴业，带动文化下乡、资本下乡、产业下乡。在组织实施层面，《意见》提出，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教育、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各级机构要按照本意见要求，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协同，协调各方力量，统筹各类资源，加大支持力度，扎实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意见》还强调，鼓励文化和旅游领域智库、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及各类公益组织、公益基金等积极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来源：公益时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近日，教育部印发《2022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系统谋划和扎实推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确保《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加强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定期开展视力监测、完成年度评议考核、近视率核定等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重点任务落地。《计划》明确了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15个成员单位2022年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合力推进近视防控，推动和督促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庭、社会强化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印发近视防控相关政策文件，提升社会近视防控意识，增加体育锻炼和减轻学业负担，落实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测，加强评议考核和市场监管，强化机制保障等方面的重点任务77项。同时，《计划》还明确了教育部15个相关司局2022年在推动和督促学校强化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加强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强化中小学生手机、作业、睡眠、读物、体质五项管理，加强学校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减轻校内校外学业负担，完善学校校医、医务室配备，加强近视防控专业人才培养，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强化评议考核等方面重点任务47项。《计划》制定过程中征求并采纳了15个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意见，明确了15个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教育部15个相关司局2022年近视防控重点任务、责任部门和完成期限。印发《计划》是教育部作为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牵头部门，继印发2021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后，又一次全面部署年度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来源：澎湃新闻

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新备案慈善信托50单，财产规模11921.29万元，同比增长154%。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国备案慈善信托总计843单，资金规模40.93亿元。（注：数据源自慈善中国备案公示信息，统计时间2022年4月8日，之后或有变动。） 日前，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发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慈善信托发展数据。数据显示，与2021年相比，不论是在备案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我国慈善信托发展均有大幅提升：2021年第一季度备案慈善信托23单，总规模4686.82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773单，财产规模为39.35亿元。 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备案的50单慈善信托中，万元级别的有7单，十万级别的有24单，百万级别的有16单，千万级别的有3单。图表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 从设立目的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备案的50单慈善信托中，涉及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拥军优抚、科教文卫、环保、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等领域；关爱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其中，以乡村振兴为慈善目的的慈善信托共八单，总规模660万元。图表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 从受托人情况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备案的慈善信托受托人中，信托公司共22家，包括中航、上海国际、建信、紫金、昆仑、中诚、昆仑等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慈善组织四家，包括肇庆市心连心慈善会、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兰溪市慈善总会、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均为双受托人之一。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单慈善信托为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中华慈善总会委托成立的“九坤暖阳慈善信托”，资产规模4000万元。该笔信托由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人，慈善目的为支持教育、乡村振兴、扶贫济困、救灾抗疫、环保减碳、科技发展、慈善文化建设等各类慈善活动。 另据记者观察，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慈善信托涉及领域不断拓展，在模式上也有所创新。 如，不久前，全国首单以“家族慈善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慈善信托成立。该慈善信托由中华慈善总会作为委托人，中航信托作为受托人，信托具体目的是推动家族慈善和慈善信托的研究、倡导、培训及实践，促进高收入人群结合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开展慈善活动，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该单慈善信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中国公益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昌波倡议发起，健坤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乔迁、北京美灵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郭美玲、安徽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北京壹诺丰泰管理公司创始人蒋冲及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等捐赠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中华慈善总会首次尝试开展慈善信托业务，因此也能够带动全国慈善会系统积极运用慈善信托新工具，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于行业发展而言也具有一定促进意义。 此外，在推动慈善信托业务创新发展方面，相关机构也有一些新的尝试。 今年2月，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委托人与光大信托共同发起设立集合慈善信托——“光信善·创新支持慈善信托之慈善信托”（以下简称“创新慈善信托”），双方共同注入资金102万元，用于支持及推动中国慈善信托业务创新发展。有分析称，该笔信托是首单以慈善信托的方式支持慈善信托创新研究、制度建设的产品，对于整合行业资源、融合专业研究、推进政策制订定以及创新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 2021年7月，全国首个慈善信托创新实践基地在兰州揭牌实际上，双方先前已有合作。2021年7月，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和光大信托共同发起成立的全国首个慈善信托创新实践基地在兰州揭牌。该创新实践基地的设立，为广大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之间搭建了一个学习和交流平台，也为探索慈善信托发展新模式、新动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另从数据来看，我国慈善信托发展区域差别较为显著。从备案省份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共有16个省份有新增慈善信托备案。其中，浙江省、江西省、甘肃省备案的慈善信托数量位列前三；江西省、浙江省、广东省备案总规模位列前三；江西省慈善信托备案规模最大，为7207.82万元。

 4月1日下午，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举行慈善工作站启动仪式，这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街道（乡镇）慈善工作站。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卢建，怀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关得志为慈善工作站揭牌，市慈善协会和区慈善协会分别向慈善工作站捐赠20万元和30万元启动资金。慈善工作站业务运营机构——北京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总干事介绍了慈善工作站的前期建设情况。慈善工作站是在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和慈善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发起建设的。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慈善工作站目前已初步搭建起以慈善委员会、专项基金管委会和慈善工作站为一体的新型慈善工作机制，设立了扶贫济困、环境治理、乡村发展等5类16个慈善项目。据长哨营满族乡政府机关负责人介绍，该乡将以慈善工作站为载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围绕乡村振兴和社会救助，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慈善工作体系，将长哨营满族乡建设成为具有浓厚慈善文化支撑的和谐宜居之乡。（来源：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