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基金会中心网日前发布的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显示，获得透明度评级得分90分及以上的大型公募基金会共49家，中小型公募基金会66家，大型非公募基金会22家，中小型非公募基金会121家，大学基金会54家。共有11家基金会连续10年获得透明度满分。中基透明指数FTI诞生于2012年，运行至今，移动互联网蓬勃兴起，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该指数也历经了5个版本迭代，映射出基金会整体透明度建设的10年发展历程。2021年基金会信息公开略有提升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显示，2021年基金会信息公开整体略有提升。满分100分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会均值为63.75分，非公募基金会均值为56.95分，公募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整体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大型基金会整体透明度好于中小型基金会。大型基金会为净资产、捐赠收入、公益支出三者有一项超过1亿元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其得分均值前者为75.75分，后者为72.58分。中小型基金会则是上述3项均低于1亿元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得分均值为63.01分，后者为50.05分。整体来看，目前基金会的信息公开情况以被动公开为主，主动公开不足。所谓“被动公开”，是指年度检查报告仍以民政系统官网公开为主，而非基金会主动在机构官网公开。基金会的信息公开中，财务信息的得分率最高，为92.6%；其次是项目信息，得分率为71.4%；再次是基本信息，得分率是39.7%。基本信息包括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中的内容，还包括章程、理事会、管理制度、治理层、年检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等。报告指出，仅有不到1/3的基金会在官网公开年检报告。中基透明指数FTI指标包含合规性指标和倡导性指标两部分。合规性指标是基于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的，倡导性指标是在法律法规要求之外，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必要公示的信息。报告显示，倡导性指标得分率整体提升。公募基金会的志愿者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公开募捐资格等指标的信息披露均有提升，例如，公开募捐资格的得分率从2020年指数的77.3%提升至2021年指数的85.5%；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从2020年指数的31.9%提升至2021年的87%；资金去向从18.7%提升至55.8%。“各地政府对基金会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与监管力度有很重要的影响。”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王璐介绍，“注册地”显示为民政部、上海市、北京市等的基金会，其平均分排名位居前列。衡量透明的“尺子”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基透明指数FTI自推出之初，就强调这并非一个榜单，而是一个动态显示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指数，“它是一个推进器，助力基金会信息公开。”最初的版本将基金会的官网、财务状况、联系电话、联系人、注册地址等基本信息纳入指标。随着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的提升，此后版本去掉了这些基础性指标，尝试推动基金会公开财务、项目、人事等方面的管理规则类信息。版本迭代的过程也是意识转变的过程。程刚举例说，增加基金会秘书长背景介绍指标时，曾遭业内部分人士反对，如今这已成为通行做法。最初，中基透明指数FTI的指标设置在信息公开各方面的权重相同，随着行业发展尤其是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基金会信息公开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调查发现，公众更关注基金会的项目信息，即善款流向和项目成果。由此，该指数加大了项目信息披露的权重。10年来，基金会整体生态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机构。自2020年起，中基透明指数FTI大调整，更强调主动信息公开，将指标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个不同类型的体系；将最终结果分为大规模和中小规模；将高校基金会单列。王璐介绍，今年的中基透明指数FTI有5项变化：一是整体指标数量减少，原因在于合并部分指标，使其更贴合实际操作；二是指标名称更易于理解，如将“接受捐赠情况”和“项目执行主体”分别改为“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三是去掉个别空值较多的指标；四是增加项目支出占比；五是加大合规性指标占比，从2020年指数占比的76%提升至80%。10年来，中基透明指数FTI如一把助推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尺子”，如今虽然多了不少维度，但主要逻辑却没变，即推动绝大多数基金会按照法规进行信息公开，推动行业自律透明的建设。信息公开迈向“从有到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介绍，从2012年到2021年，基金会整体数量从2000余家增加至8000余家，中基透明指数FTI的平均分接近翻倍。得分增长体现在哪些方面？王璐介绍，与2012年相比，基金会的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更容易获得了。“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各地民政部门建立了统一的社会组织信息平台，并在平台上公开包括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在内的制式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王璐说。从数量上看，较之2012年，非公募基金会建设官网的数量增加了300%，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从地区上看，北京、广东、浙江三地的基金会信息化程度提升最大。其中，北京市基金会建立官网的数量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两番。王璐认为，各地基金会信息化程度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和政策水平相关，例如，北京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就有官网建设的相关指标。过去，中基透明指数FTI鼓励行业先“从无到有”——在缺乏专门法律法规指引的情况下，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倡导基金会主动公开年度信息；再“从有到优”——随着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基金会信息公开的合规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信息公开评分达到90分以上甚至满分。然而，满分也只是意味着信息公开基本合格。如何打造慈善公益的“透明口袋”，尚有较长道路要走。基金会中心网理事李劲认为，合规只是底线，如何挑战高线，如何加大项目监测、成效、影响力的权重，如何从表格逻辑到财务健康度和安全度，如何让筹款落实到受益人等，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认为，基金会信息公开面临的挑战有三：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和期待日趋理性、政府监管要求日益提高、基金会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则是，政策将促进公益数字化进一步提升，通过提高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意识保障基金会专业发展。 （作者：顾磊，来源：人民政协网）

人工智能、5G、3D打印、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新的风险。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近年来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并且运用自身强大的科技能力、数字化能力，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技术公益逐渐成为一股新的公益潮流，但我们依然需要审视，技术到底为公益带来了什么？怎么样让技术更好地在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技术公益捐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个完整的友好的产品。技术捐赠不仅仅是开源开放，而是捐助一套运转模式，一整套解决方案。”12月19日，腾讯技术公益平台负责人陈妍在极客公园IF创新大会上表示。她希望通过技术，助力相关的社会机构，链接更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更大范围的辐射大众。“只有释放每一个个体的生产力，才能发挥技术公益的真正价值。”科技向善可以看作一种产品能力从“听得见声音”到“听得清声音”，对于听力障碍人士来说，这是质的变化。由于过去的人工耳蜗无法消除公共环境中的各种噪声，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很多听力障碍人士仍然苦于“听不清”。2020年9月26日，腾讯会议旗下腾讯天籁实验室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启动了“天籁行动”，通过面向公益开发者、设备厂商、NGO及行业免费开放腾讯天籁AI技术，帮助听障人群解决“听不清”的难题。这是腾讯发起科技公益计划后的首个项目。据了解，这个计划以“科技向善”为指引，以数字科技为核心能力，通过技术创新与协作，携手专业志愿者、志愿机构和公益组织，打造招募志愿者—服务社会组织—携手爱心企业的生态闭环，解决社会痛点。“天籁行动”通过人工耳蜗+手机伴侣的方式，实现了多媒体降噪技术在提升人工耳蜗性能方面的落地。目前，该人工耳蜗产品已经多轮技术校验和志愿者用户体验评测，实验结果表明该人工耳蜗对于改善听障人群听觉体验有着积极效果，语音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40%，可以有效提升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实际上，天籁AI技术从本来是一项服务于腾讯会议的内部技术，发展成为听障人士相关公益项目的技术支撑，让科技发挥了更多“善”的力量。除此之外，盲人避障导航利用了AI安全分析技术，提升了视障群体出行的安全性。项目通过可穿戴传感器收集视障人士所处的环境信息，利用AI技术分析其周边便于视障人士行走的可行进路线，并进一步分析其前进方向的安全性风险。若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则触发语音告警，提示视障人士及时避障。这项技术使视障人出门时能更安心、更无虑，有更多机会去探索世界。科技如何助力无障碍社会建设？“天籁行动”和盲人避障导航等公益项目做出了尝试。在今年的南方日报—南方公益传播奖的评选中，“天籁行动”公益项目从参选的126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南方日报》致敬南方盛典 “南方公益传播奖•年度奖”，并以综合指数70.24的成绩位居榜首。“科技向善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产品能力，是所有科技类企业和组织都可以思考和实践的。”对于科技向善，陈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正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所阐释的，腾讯通过科技公益互助平台，把对善的尊重与理解，融入一行行代码、一个个产品、一项项服务，让看似冰冷的科技充满人性的温度，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有力量。腾讯首席科学家、腾讯AI Lab及腾讯Robotics X实验室主任张正友表示，“我相信，把创造更大的社会福祉作为目标，科技就能得到善用，无论是帮助传统行业解决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难题，还是为社会整体创造更长远、可持续的价值，科技都终将能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持续升级，提高公益项目的效率养老助残一直是公益事业的重点，但我国的养老业发展一直存在很多痛点。护理人员不足，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养老服务。2019年，腾讯智慧养老项目组通过大量调研走访发现，老人跌倒是养老机构运营中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如何防止老人走失跌倒？腾讯智慧养老项目组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传统养老领域的应用，推出了“隐形护理员”智慧养老监护系统。其中，防摔跤跌倒智能监测系统可提供跌倒报警、火灾报警、隐形围栏、危险区域禁入等功能，全天候全方位保障院内老人安全。同时利用眼动游戏，通过视听嗅触等方面的训练和刺激，帮助具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开展康复训练。据了解，该产品已经在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落地使用一年，发挥了安全监测、安全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功能，为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该院一位护理员说，“‘隐形护理员’可以实时守护老人，有效提高了护理院的运营效率，降低了管理风险。”在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康复室内，护理人员在陪伴老年人使用高科技器械进行锻炼智慧养老监护系统今年还在进一步升级。“隐形护理员”的载体为智能摄像头，出于保护老年人隐私考虑，仅应用在公共区域。AI语音识别模式，红外线成像探索模式等正在开发中。除了养老院之外，智慧养老监护系统也将推广到老人家庭中，助力老人居家养老。据了解，腾讯将选择1000户高龄、空巢、独居且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家庭，将升级后的‘隐形护理员’捐赠给他们，优先让这部分最困难的群体能够在意外发生时得到及时的救助。科技在养老服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老人对科技的运用还是存在很多不适应。比如一些在线服务对老人很友好，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再好的服务也难发挥出作用。 专为老年用户打造的微信小程序——“银发青松助手”解决了这一痛点。这小程序为老年用户量身定制了多个互联网产品使用教程，比如“如何进行视频聊天”，“怎么发红包”等，不仅字体更大，功能更简洁，还接入了健康码、行程码、生活缴费、点外卖、寄快递等高频使用的场景。目前这款小程序还在持续迭代，腾讯技术公益团队也在不断思考能否有比教程更好的方法让长辈学会使用手机。银发青松助手此外，微信的刷脸支付也在养老助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老人能轻松地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吃上饭。在参与公益项目的过程中，技术一直在不断升级，“技术捐赠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持续的动态服务。”陈妍强调。技术让公益无处不在，让生活更美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公益项目主要帮助弱势群体，但在科技的帮助下，公益离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近。高空抛物怎么防？水源保护怎么做？疫情之下怎么逛博物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成为技术公益的发挥作用的场景。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是人们的共同需求，但近年来高空坠物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事后追责总是难而又难，有时要对全楼居民进行排查，耗时耗力。基于AI算法和安全分析技术，腾讯即视高空抛物智能检测系统能有效看护大楼外立面的安全状态，有效定位事件发生地与时间点，达到精准追溯及预警的作用，同时对高空抛物行为形成警示。这套系统的应用，维护了人民人身安全，也维护了城市公共安全，推动着智慧城市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诈骗也层出不穷。腾讯推出了“守护者计划”，这套智能反诈体系利用腾讯黑灰产大数据能力，通过将用户投诉、举报和异常行为信息，经过守护者计划AI智能筛选、比对和专家研判后，利用各大反诈系统全方位覆盖各类诈骗，起到协助警方打击治理的效果，并帮助企业和个人用户从源头上封堵数据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最终通过腾讯庞大的产品体系触达用户，对用户进行反诈科普、诈骗提醒。水源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腾讯推出了水体污染异常检测系统，基于AI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该系统能对水域中的异常排放及漂浮物进行实时监测，将污染告警推送至管理部门，从源头上治理水污染的问题。疫情期间，旅游受到一些限制。腾讯携手故宫博物院、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打造了“数字故宫”小程序，全面整合了故宫在线服务，让海量故宫数字资源得以“一站抵达”。此外，“长城数字博物馆”、“数字敦煌”、“文物数字化”等都陆续推出，让民众能“云游”博物馆，同时也实现了对文物的数字化多维度开发，为参观者提供线下线上一体化的综合性互动体验。12月7日，腾讯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希望与全社会一起，希望以公益的技术和创新之力，帮助公益性社会组织提升运营模式和效能，并通过支持技术公益优秀案例的复制和扩展，鼓励社会专业力量通过技术能力应对公益痛点和社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空间。技术公益创投计划聚焦信息无障碍、应急救灾、生态环保、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助老共5大公益领域，参与者根据自身情况，任选其一进行申报。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31日。 “腾讯非常希望能和社会专业力量一道，探索科技和公益在社会价值创造上的无限可能。” 腾讯技术公益平台负责人陈妍表示，“无论是在技术研发初期的创想，还是已经有了一定应用雏形的项目，都欢迎参与计划，一同共建。”技术公益涉及的场景将越来越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成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感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公益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让公益无处不在，科技让公益深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来源：善达网）

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在此大背景下，社会对慈善事业提出了更多期待，但目前对于大额捐赠人和企业家的系统化慈善专业教育、项目交流和伙伴关系建设、专业管理人才赋能等方面仍在积极探索之中。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严骏表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资源流动、重塑资本使命的时代，更是一个公益慈善专业人才的共富时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也提出，未来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建设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公益慈善专业化人才、胸怀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去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挑战，用公益方法论解决社会问题。培养公益人才，行动力是“终极目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认为，“光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他看来，公益是发动集体智慧和整体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重要的是把更多的“公益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变成一个可以系统执行的计划。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益人才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状况研究报告》，随着社会慈善事业的深化发展，公益人才的现状出现了较多可喜的变化，如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企业背景从业人员的加入，商业思维与模式的融入，志愿者的专业化等，这些都有利于公益人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其中，高校作为公益人才教育培养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益行业专业人才稀缺的现象。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公益慈善的伟大事业中来，需要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要着眼于学科建设与社会实践的链接、东西方智慧的碰撞和启发、商业与公益的跨界创新与融合，通过在全社会弘扬公益精神、培养公益素养等多措并举，着力破除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据了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作为中国首家独立注册的公益学院，于2015年由瑞·达利欧、比尔·盖茨、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通过教育培养专业公益人才，教育的“宽度”尤为重要。由于人才是各个行业都需要的，因此公益人才需遍及教育、健康、养老、儿童、环保、扶贫、艺术等诸多慈善领域。例如在企业界，中国内地首批签署“捐赠誓言”的女企业家、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游忠惠便是其中之一，她不断在公益领域深造学习，并于前不久宣布加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发起的“捐赠誓言”计划；在公益领域内部，亦有长期扎根偏远地区从事大学生资助、困境儿童一对一帮扶工作，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总干事金珺。此外，专业公益人才也需要在认知“高度”上有所体现，即本身具有对公益深刻独到的见解，这在论及行业未来趋势时格外能够凸显。例如十分行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京泰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虹认为：“未来的公益一定是多元的，无论是资助型、运营型还是混合型，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造福社会。”不论是“宽度”还是“高度”，社会责任的培育都是底线。马蔚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像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这样的高校，应秉承发起人意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求索，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培养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作为的善财领导者和高级公益管理人才。”化公益热情为公益产品如果说社会责任是公益教育的使命，那么由教育到行动、从理念至实践可以说是公益教育的最终目的。近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2021年度毕业典礼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线上线下同时举行，GPL全球善财领导力项目的21位同学、EMP国际慈善管理的99位同学正式毕业。在毕业这个节点，让专业公益人才从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力变得十分紧迫。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介绍道，这一转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实现。学生在校期间产出“行动计划”一直是EMP国际慈善管理的教学特色。作为 EMP 必修课，“行动计划”跨越融合不同课程的学习，通过规划、实施和梳理公益项目，让个人或团队的公益兴趣和想法落地生根，通过发掘公益慈善需要，从而制定引领公益慈善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好的实践正是将公益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公益产品。例如，北京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创始人张军茹小组的“行动计划”获得一致好评，该计划针对16岁以上的自闭症青年，聚焦于缺乏职业教育、就业、社区自主服务的社会症结，试图培养自闭症青年的绘画能力，力争把自闭症青年的培训、就业和融入社会集合到一起。南京安讯科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饶翔和深圳市致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俞锦的“行动计划”则是以大数据破题，从不同角度运用人工智能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化热情为产品，还需要多方联动共同努力。据记者了解，为凝聚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搭建中国公益慈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2021年，公益学院与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等首批40家院校联合发起《关于共同推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倡议》，围绕“夯实学科基础、培养专业人才、推广慈善通识、促进交流共享、弘扬慈善文化、拓展国际视野、协同社会发展”等七个方面，推动中国院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进程。并基于自身使命和时代课题，创新打造GSE全球社会企业家项目，引进日内瓦大学可持续资产与财富管理金博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全球商业领导力和强大社会创造力、拥有远大愿景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兼具高端学术水准的卓越社会企业家，激发他们为可持续发展投入企业家特有的精神与智慧。（来源：华夏时报，记者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

中国慈善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有超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网络捐赠，互联网平台募捐82亿元。较之2018年的31.7亿元和2019年的54亿元，捐赠额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守望者的巡河宝小程序界面，可为志愿者团队点赞。 本报记者 顾磊 摄互联网促使公益行业与公众发生海量链接，也向公益机构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如何实现数字化发展？近年来已有不少公益机构“试水”数字化，然而，“看上去很美”的背后，也有过不少“踩坑”和教训。数字化带来红利去年5月，上海市第一张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在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简称“联劝”）开出，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书豪，通过捐赠设立了联劝“山前”捐赠人建议基金，拿到了首张电子票据。联劝助理秘书长鲁梅花在近期举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数字化平行论坛上介绍：“电子票据系统上线稳定运行1年多，年开票量约为之前最高年开票量的10倍，且97%的票据都通过系统自动开具。”电子票据只是联劝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鲁梅花介绍，早在2014年，联劝就已经开始了信息化布局，并在2016年成为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联劝借助技术力量搭建了多个公众参与公益的平台。同时，建立起以业务数据为核心、以功能连接为重点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开展透明度建设。例如，对内建立了基金会业务管理系统；对外则在基金会官网进行信息公示。鲁梅花还透露，联劝的捐赠人服务系统，已经免费开放给全国的公益组织。自2014年起，联劝的数字化建设每两年跨上一个台阶，其布局搭建、快速迭代、反哺行业、重点突破的过程，被鲁梅花总结为“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另一家机构爱德基金会数字化进程也非常迅速，2019年上线了新的OA系统；2020年，建立了线上分账系统、e万行动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上线了新版官网、电子票据系统、联合劝募伙伴维护系统、爱成团志愿者招募小程序。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方峻表示，数字化为工作带来的便利体现在4个方面。首先，能提高效率。例如，有了分账系统之后捐赠高峰期，1个人1天能完成过去5个人2天的工作量，“这是数字化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红利之一”。其次，数字化可以协助项目管理。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时，可以做到方便、快捷，解决了邮寄纸质资料缓慢、易丢失等问题。再者，数字化可以助力信息披露。最后，数字化提升了捐赠体验，例如可开具捐赠电子票据。数字化之“痛”尽管不乏成功案例，公益行业整体的数字化状况却不甚理想。腾讯基金会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指出，近7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数字化有需求，但66%的公益组织在数字化领域的投入仅占总募资额的1%以下。公益行业数字化建设面临资金、技术、人才三重壁垒。绿色潇湘创始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简称“守望者”）秘书长刘盛坦言：“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很痛苦。”数字化的动力首先萌发于业务，往往是“不得不为之”。守望者成立于2018年，但其“守望母亲河”项目诞生于更早的2011年，该项目发动一线志愿者助力生态保护。刘盛说：“最初我们只有30个志愿者的时候，可以面对面地聊天，但当志愿者到了三五百人的时候，这种沟通方式就不行了。互联网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当业务从一地扩展至多地，从一省扩展至全国时，数字化的压力就出现了。2015年，面对数量迅速增长的志愿者，采用中心化管理模式的守望者团队难以照顾志愿者团队的需求，压力很大。2016年，守望者尝试将业务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为志愿者团队开展活动提供支持，效果也不太理想——这些团队愿意接受资助，却不太愿意使用资助方的品牌。在理事会的支持下，守望者确定了业务数字化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2019年，守望者的第一款小程序“巡河宝”上线，通过业务在线化让更多公众参与环保，从而真正地启动了数字化探索。刘盛透露，目前巡河宝的用户量已突破27万，有1700多个志愿者团队入驻。同时，该机构发起的净滩行动，为义工团队在线提供工具支持。今年3月上线后，目前已有近19万用户。“今年我们在线上发起的净滩活动已有8000多场。这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3年前，我们能够做100场活动就很激动了。”看起来很美好的局面，背后是不断“踩坑”。例如为了防止儿童溺水，团队开发了“防溺水地图”，“我们认为它呼应到了公众的痛点，它也产出了两篇10万+阅读量的文章，但用户量却只增加了2000多，随后就上不去了。”又如，团队开发了一个“全民巡河”的游戏，让大家结合运动与巡河，形成电子轨迹进行分享，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业务数字化的同时，守望者还面临转型数字化互联网团队的挑战。发展至今，刘盛认为，在数字化方面，“目前只是找到了感觉，还谈不上成功，未来可能还要‘痛’下去。”理性看待数字化从公益机构数字化建设的经验来看，有一条核心建议是“要抓住需求”。方峻就表示：“在数字化探索过程中，如果没有摸清自己的需求，后面开发出来的数字化产品有可能会不好用。”因而，不少专业人士建议，公益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先做好规划。方峻就认为，不能看到一个需求就解决一个需求，而是要建立机构的数字化框架，梳理机构的管理流程，确立要解决问题的优先级，即便暂时不具备完整数字化体系建设的资源，也可以考虑先解决优先级的问题，再分步骤实施。杭州映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虞琦也强调，数字化建设中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应该先做好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再分阶段实施”。值得一提的是，《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也提出，需要理性对待数字化浪潮。“虽然数字化是公益的必由之路，但数字化并不是公益的目的，而是手段之一。公益数字化需要探索技术与公益之间的均衡。”这份报告还提出了“保障公益人和公益相关方的数字福祉”：“数字化不是减少面对面服务或深入一线的‘挡箭牌’，更不是要成为人为制造的‘数字鸿沟’，造成诸如受助对象去‘适应数字化工具而不得’的窘境。”虞琦给出了一个现阶段较少人注意到的提醒：重视网络安全。“通过流量平台筹款，公益机构很难拿到用户数据，如何做好捐赠人维护是一个挑战；通过自有平台、线下活动进行筹款，则捐赠人信息安全要被放到机构数字化发展战略层面。”虞琦说，“还要注重数据资产的安全，机构在做数字化规划时，应考虑数据备份和维护的方案，规避风险。” （来源：人民政协报）

“10至18周岁，青少年智力、体力均在发育，叛逆心理高发，一些孩子苦于倾诉渠道不畅，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让自己和家庭都面对困扰。”站在第二届“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台上的暖心喵APP创始人胡淼淼的言论引发台下听者们共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问题。如何回应社会诉求？科技公益正带来全新尝试与改变，成为助力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引擎之一。当前，一款通过嫁接青少年与心理咨询师、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的互联网产品“暖心喵APP”成功出圈，引人追捧。事实上，像暖心喵APP一样的公益产品不是个例。社会各界都在通过自身力量为解决社会问题助力，开启人人做公益的“共益时代”。 AI技术落地公益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平均家庭人口2.61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常规以三口之家为基础的家庭人数跌破3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离异、丁克、晚育、独居家庭的数量在增多。上班工作忙、通勤距离远、生活压力大成为现代生活的写照，这直接导致家庭成员间居家时间变少，家庭功能性变小，家庭成员间情感缺口增大，对于正成长的青少年带来不小挑战。家庭关注、情感需求有待满足。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倾诉，分享自己的故事，并有专业人士倾听和引导，将大大帮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由此，胡淼淼有了研发一款心理关怀APP的想法。截至目前，暖心喵上有7000多名暖心师、100多名心理咨询师，完成了近1亿次咨询。“暖心喵APP”出圈得益于一次比赛。2020年，首届“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启动，旨在通过开放技术平台，邀约社会各界有志人士参与，运用AI技术打造出更多有助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产品。“暖心喵APP”在此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胡淼淼期望AI+公益能够帮助“暖心喵APP”更好地改良产品，覆盖更大范围的青少年。“咨询师缺口很大。面对庞大的需求人群，在人工匹配程度暂时无法达到时， AI可以帮助理解求助方表达的内容，并给出回复。”胡淼淼说。 开放技术平台，为技术与公益搭建桥梁 首届“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设置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适老化无障碍设计”三大赛题，吸引了像胡淼淼一样的663支队伍、近3000人报名参与。胡淼淼觉得，技术能够给公益行业赋能，让自己有勇气和能力开发更好的产品服务青少年。“社会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理应有一些好产品回应社会关切。”今年4月，腾讯将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纳入公司核心战略，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在公司内部设立向善实验室群，聚焦基础科学、教育创新、养老科技等公益领域，希望通过技术开放与联合开发，与社会各界共同探索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基于此，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指导，腾讯公司联合中国儿童中心主办，企鹅伴成长、腾讯华东总部、腾讯SSV创新办学实验室、企鹅爱地球、腾讯优图实验室、腾讯云AI、腾讯云微搭承办的第二届“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于今年12月23日在厦门启动。此次创新挑战赛的赛题设置更具“可持续”和“科技向善”视野，聚焦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教育、素养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三大赛题，让赛事更加聚焦于创造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价值，邀请社会各界参赛者通过腾讯云微搭低代码、腾讯云提供的AI技术，以小程序、H5或网站的形式打造创新应用，助力解决三大赛题背后的社会问题。大赛除了提供平台技术和资源外，还鼓励技术和非技术的合作伙伴结合，打通各方链接。此次比赛为何设立上述三个赛道？腾讯副总裁、腾讯安全管理部总经理朱劲松表示，“主办方在这三个领域有长期积累，也有不少心得，并得到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等合作方的专业指导，三个赛道的设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早在挑战赛启动前，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就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2015年，腾讯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发起“企鹅爱地球”项目，通过互联网科技安全能力，建立野生物非法贸易的直接举报渠道，抵制、打击网络非法野生物贸易犯罪，同时开放技术，以“神秘雪豹在哪里”等新媒体形式帮助公众了解野生动物知识。“大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雪豹，但通过AI小程序可以了解到雪豹的生活状态、科考目标、保护方法，这极大地拉进了公众和野生动物的距离。”朱劲松说，“公益的概念很大，挑战赛起步阶段能覆盖的范围有限，无法面面俱到。我们希望从垂直领域开始，做长期主义者，解决客观存在问题，与行业伙伴共同探索长期的社会价值。”释放个体创造力青少年身心健康是学校、家庭、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学校进行健康教育，为学生减负创造条件，也为更多社会力量创造充足的创新空间。参与者的广泛性能够激发社会问题解决的创新活力。社会组织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紧贴基层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在专业领域通过专长较好地解决了社会问题。但长久以来，市场竞争力较弱、自我造血能力不强、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也时常困扰着机构发展。技术赋能，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技术赋能显得尤为必要。与首届挑战赛相比，第二届挑战赛在技术开放上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其中，大赛推出的腾讯云微搭低代码可以进一步降低参赛者技术门槛，参与者无需太多技术背景也可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用低代码开发出小程序、H5页面、网站页面等，生产出更好的公益作品。 “我们期望在技术支撑下拓展平台支持的能力。”朱劲松说，本次大赛的参赛团队除了有机会获得奖金外，还会得到腾讯相关技术资源支持以及后续的资源扶持。“我们希望助力行业发展，让更多组织和个人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在首届挑战赛中，3000多名参赛者利用腾讯云提供的AI技术和云开发平台，开发出众多创新公益小程序。这些开发者来自土木、能源等各行各业，大部分是程序开发的初学者。有的开发者利用图像识别+语音技术，把图片中看不清的文字朗读给老年人，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用互联网；有的开发者利用腾讯云的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能力，实现对中华白海豚的个体识别，帮助研究人员进行科研追踪，助力动物保育意识的养成。“社会问题的解决单靠‘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平台和团队共同推进。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朱劲松表示。  持续探索科技向善从早期帮助用户解决社交、娱乐问题，到现在助力产业解决数字化难题，社会刚需不断通过技术突破得到满足。但站在更大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一些社会问题仍然客观存在，通过单一社会力量解决能量有限。2018年，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理念，宣布“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将社会责任融入产品及服务之中，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助力各行各业升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2021年，腾讯拿出1000亿元，设立“社会可持续发展计划”和“共同富裕计划”，聚焦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行业有代表性的企业，拥有互联网基因的腾讯有着独特的优势，其正从自己擅长的角度，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科技助力公益，提升社会福祉。以AI为例。近几年间，视觉AI技术在各行各业应用广泛，为“衣食住行”带来诸多便利。工业质检的流水线上、影像科医生的诊室里，视觉AI技术成为行业的数字化助手。在公益领域，AI被用于寻找丢失儿童，突破“跨年龄人脸识别”的难题，帮助找回被拐超过10年的儿童，让家庭实现团聚。天籁音频AI技术，让人工耳蜗的清晰度、可懂度提升了40%，帮助听障人士从“听得到”到“听得清”。正如腾讯云副总裁，腾讯优图实验室总经理吴运声所说，“包括我们已经在做的AI探星计划、跨年龄寻人等，我们在科技向善领域坚持持续投入，哪怕没有产生经济价值。”但公益问题存在于各个领域，只靠个体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开放共建，让每个参与者拿起科技工具，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半个月前，“腾讯技术公益创投计划”启动，首期遴选30个项目进行孵化，通过技术开源、资源链接、资金扶持，帮助公益机构和相关组织改善运营模式和效能，助力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无论是“腾讯技术公益创投计划”还是“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都为互联网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通过技术之力降低公益参与门槛，和业界一起思考探索，构建数字时代的向善理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表示，“服务于人”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用AI助力更美好的世界，这样的探索存在于实验室里，存在于产业中，也正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应用中。（来源：公益时报）

黑龙江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图片来源：中国森林旅游网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宝库”“天然水库”，其对地球生态的作用不言而喻。 湿地拥有卓越的碳汇能力，是重要的“储碳库”和“吸碳器”，是气候变化的“缓冲器”。湿地类型多样，包含沼泽地、泥炭地、湖泊、河流、海滩和盐沼等，在抵御极端天气，缓冲、减少洪涝灾害，缓解干旱以及吸收、储存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湿地中的沼泽地特别是泥炭地储存了大量的碳，在有效缓解温室效应、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相比而言，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却姗姗来迟。 198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并经过1998年、2009年和2019年三次修订。 有关海洋保护的法律颁布实施则更早。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3年3月1日开始施行，1999年进行修订，并在2013年、2016年、2017年进行了三次修正。 因此，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湿地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湿地保护走向法治化。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2016年11月，国办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各省相继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增湿地面积达300多万亩。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家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湿地保护率达52%以上。在《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公布的全球首批18个国际湿地城市里，中国有六个城市名列其中。 于广大社会组织而言，湿地保护也是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专业价值的重要领域。湿地保护法的出台，也为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这一重大社会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共七章、六十五条。其中，第七条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湿地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通过湿地保护日、湿地保护宣传周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开展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湿地保护知识宣传活动，营造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第八条提出，“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 第二十七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定向扶持、产业转移、吸引社会资金、社区共建等方式，推动湿地周边地区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相协调。”近年来，社会组织在上述领域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非常显著。 如，一直以来，关注生物多样性及湿地生态保护都是中国绿发会的工作重点。2020年7月，中国绿发会成立“中国绿发会湿地保护地·洪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志愿者的参与下宣传湿地生态保护，发动更多人一起保护洪湖湿地生物多样性。 对于该法的出台，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该法在公众参与方面有几个亮点，“一是参与湿地保护的主体比较广泛，二是公众参与形式多样，三是参与湿地保护有了更多保障。破坏湿地、造成湿地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依法请求违法行为人承担修复责任、赔偿损失和有关费用，即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其违法成本。”马勇告诉记者，“除了条文中提到的参与途径及方式，作为社会组织，中国绿发会可以开展湿地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也可以发挥公募基金会的作用，通过接受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在自然之友公益律师盛晓颖看来，湿地保护法明确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范围，信息公开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基础，该法也有所规定。“这为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湿地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我们依旧期待更加广泛、深入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图片来源：人民网2015年7月23日，自然之友诉北京都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泊填埋破坏湖泊湿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一案，在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该案是新环保法生效后北京市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因此在当时也引发一定社会关注。通过公益诉讼的形式宣传湿地保护、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也成为民间公益机构参与湿地保护最为直接且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总监王鑫一谈道，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但湿地保护法出台前涉及湿地保护的规定只能在水法等部分法律里找依据，保护力度明显不够。“湿地保护法出台是针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的专门法，包括湿地管理、保护、修复、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对于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后续能够依据湿地保护法，尽快出台湿地名录及管理的配套规定，尽快制定湿地修复相关标准以及指南，从而让湿地保护法真正有效落地。”王鑫一表示。来源：公益时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两个相结合”，这是在以往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慈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重视慈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范例。本文作者就多年研究所得体会比较深入的慈善事业，重点探讨慈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慈善文化便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主要因为慈善文化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美德，诸如儒家讲求“仁爱”“大同”“民本”，佛教讲求“慈悲”，道家讲求“积善”等。虽表述不尽相同，然义理相近相通，都蕴含着传统文化中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优良美德，这对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习尚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诚如民国时期大慈善家熊希龄所言：“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不由于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所以说，这种悲天悯人、扶贫济困、积德行善的慈善传统，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生动的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慈善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优秀精神品质，我们丢不得。如果把这一传统丢掉了、浪费了，或者说没有很好地运用，那将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就曾出现过因抛弃这一优秀的慈善传统而一度导致大陆慈善事业走向衰熄与停滞。 二、重视慈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环顾古今中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慈善事业从来都是与人群和社会不可分离的。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与慈善事业的发展相伴随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旗帜。在这一旗帜指引下，慈善事业得以正名，国民慈善意识得以被唤醒，中华民族优秀的慈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沉寂三十余载的慈善事业得以在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慈善事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力度和制度安排。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我们可以明确：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慈善事业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着力于第三次分配机制，基于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公平发展进步的要求，国家加大了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促进力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亦指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明确了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社会功能。二是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扶贫济困、养老哺幼、助残恤孤、服务社会和助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明确了作为自愿共享机制的慈善事业与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和功能几乎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三是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需要有参与社会并发挥作用的途径，而慈善事业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桥梁与载体。上述慈善事业重要性的三个方面，不仅为今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制度变化需要、社会结构治理需要，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了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三、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慈善传统相结合的现实意义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离不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征程中彰显出巨大能量，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慈善事业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慈善事业通过扶危济困、济穷济急，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依然摆在眼前。政府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慈善事业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优势恰恰成为新时期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二是慈善事业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年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以“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这场攻坚战中，慈善事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它在补足民生短板、助力产业发展、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三是慈善事业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凝结出恤老慈幼、扶贫帮困、乐善好施的优良慈善传统。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良美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丰厚的精神滋养。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精神文明建设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而出现诸多问题，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很多领域不断滋长蔓延，导致道德严重失衡。在整治“道德滑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慈善事业的作用日益凸显。总之，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更离不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仅仅从慈善事业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便可分析得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决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搞丢了，而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向而行、相互对话、相互协调、相互融通，既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同时又助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来源：公益时报，作者周秋光系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黄召凤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