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南都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去年全国公安紧盯“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类违法犯罪活动新形势新特点，深入推进各类专项打击整治行动，1至10月与2017年同期相比，抢夺案件发案数下降89.8%，抢劫案件发案数下降75.5%，盗窃案件发案数下降53.3%，“两盗一抢”案件发案数均下降超50%，盗抢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破案率明显提高。此外，全国公安重点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去年共打掉非法社会组织12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09名，联合民政部门依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518个，追缴赃款、赃物价值1.1亿元。全国公安机关针对欺诈骗保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共打掉犯罪团伙 31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120余名。严打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共打掉犯罪团伙14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19名，破获案件300起，扣押冻结涉案资金3.6亿元。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盗抢骗”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盗窃、抢夺、诈骗和销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活动，进一步提升打击犯罪能力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来源：南方都市报记者：蒋小天

2020年，我国慈善信托备案规模为3.91亿元，这是中国信托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20-2021）》（简称《报告》）透露的数据。另据记者查询慈善中国网，截至发稿，共有745条慈善信托备案数据，财产总规模超37亿元。《报告》指出，当前的慈善信托，信托公司是受托人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在2020年备案的慈善信托中，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共259单，占比99.23%。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慈善信托成为社会力量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参与方式。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备案抗疫相关慈善信托91单，财产总规模达1.47亿元，有效地助力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告》提出，信托公司要满足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需求，积极发展慈善信托，同时要提高受托服务能力，发挥慈善信托制度在社会财富分配、慈善救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报告还强调，应满足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保障等服务类信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信托公司作为企业年金基金法人受托管理机构，管理规模为127.09亿元。信托公司尝试成立以养老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的养老金融产品，如2020年4月，中融信托为家族客户设立首单承裔颐和系列养老信托。2020年10月，中航信托举办“鲲瓴养老信托发布会”，将养老、受托传承、投资保值有机结合，颇具创新价值。2021年，慈善信托继续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作用。目前，陕西省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就在近期，陕国投信托、长安信托等多家机构分别设立了“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陕国投·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公益信托”“长安慈·抗疫与共慈善信托”等抗疫专项慈善信托。其中，“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已累计筹集资金超1200万元，通过采购防疫物资助力疫情防控。此前本刊曾报道，慈善信托并未呈现慈善法实施之初业内预测的“爆炸式”增长态势，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政策体系待完善。从近年的发展态势来看，尽管慈善信托的增长较为平缓，但该领域屡有创新之举，体现出不小的活力。最明显的，就是慈善信托领域出现了多个“首次”。例如，国内登记的首例遗嘱慈善信托出现在2021年9月，湖南某高校博士生小邹通过这一方式，承诺将来身故后，名下农业银行卡的全部存款捐给公益机构三诺糖尿病基金会。另一个“首次”是国内首个支持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慈善信托设立。近期，华林证券携手平安信托、北京语泽基金会在拉萨市宣布成立“平安华林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慈善信托”，初始规模为600万元，将以ESG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专注开展西藏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公益事业，未来将持续助力智慧教育、医疗救助、绿色金融、新农村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公益活动。同样是在2021年12月，中国平安推出“平安碳中和绿色金融发展慈善信托”，这是国内首只碳中和慈善信托，旨在围绕碳中和目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但不限于资助、支持和推广绿色低碳优秀项目;为倡导和普及绿色金融理念传播组织开展相关领域公益活动;通过资金、物资等多种方式补贴贫困群体使用清洁能源等。随着慈善信托逐步走进公众的视野，给予慈善信托政策和税收优惠的呼声也越来越多。记者注意到，近期来自地方民政部门的关于与相专家撰文呼吁：“要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对慈善信托的财产委托环节所得税优惠比照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支持慈善信托委托人与公益捐赠享受同等税收优惠，为第三次分配提供协调配套的政策支持。”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近期印发的《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也提出：“浙江省有关部门按国家统一部署做好税制改革措施落实。鼓励浙江省设立慈善信托，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引导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相信在不久在将来，我国的慈善信托事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 作者: 顾磊  |  来源：人民政协网

来源：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来源：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基金会中心网日前发布的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显示，获得透明度评级得分90分及以上的大型公募基金会共49家，中小型公募基金会66家，大型非公募基金会22家，中小型非公募基金会121家，大学基金会54家。共有11家基金会连续10年获得透明度满分。中基透明指数FTI诞生于2012年，运行至今，移动互联网蓬勃兴起，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该指数也历经了5个版本迭代，映射出基金会整体透明度建设的10年发展历程。2021年基金会信息公开略有提升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显示，2021年基金会信息公开整体略有提升。满分100分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会均值为63.75分，非公募基金会均值为56.95分，公募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整体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大型基金会整体透明度好于中小型基金会。大型基金会为净资产、捐赠收入、公益支出三者有一项超过1亿元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其得分均值前者为75.75分，后者为72.58分。中小型基金会则是上述3项均低于1亿元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得分均值为63.01分，后者为50.05分。整体来看，目前基金会的信息公开情况以被动公开为主，主动公开不足。所谓“被动公开”，是指年度检查报告仍以民政系统官网公开为主，而非基金会主动在机构官网公开。基金会的信息公开中，财务信息的得分率最高，为92.6%；其次是项目信息，得分率为71.4%；再次是基本信息，得分率是39.7%。基本信息包括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中的内容，还包括章程、理事会、管理制度、治理层、年检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等。报告指出，仅有不到1/3的基金会在官网公开年检报告。中基透明指数FTI指标包含合规性指标和倡导性指标两部分。合规性指标是基于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的，倡导性指标是在法律法规要求之外，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必要公示的信息。报告显示，倡导性指标得分率整体提升。公募基金会的志愿者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公开募捐资格等指标的信息披露均有提升，例如，公开募捐资格的得分率从2020年指数的77.3%提升至2021年指数的85.5%；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从2020年指数的31.9%提升至2021年的87%；资金去向从18.7%提升至55.8%。“各地政府对基金会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与监管力度有很重要的影响。”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王璐介绍，“注册地”显示为民政部、上海市、北京市等的基金会，其平均分排名位居前列。衡量透明的“尺子”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基透明指数FTI自推出之初，就强调这并非一个榜单，而是一个动态显示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指数，“它是一个推进器，助力基金会信息公开。”最初的版本将基金会的官网、财务状况、联系电话、联系人、注册地址等基本信息纳入指标。随着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的提升，此后版本去掉了这些基础性指标，尝试推动基金会公开财务、项目、人事等方面的管理规则类信息。版本迭代的过程也是意识转变的过程。程刚举例说，增加基金会秘书长背景介绍指标时，曾遭业内部分人士反对，如今这已成为通行做法。最初，中基透明指数FTI的指标设置在信息公开各方面的权重相同，随着行业发展尤其是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基金会信息公开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调查发现，公众更关注基金会的项目信息，即善款流向和项目成果。由此，该指数加大了项目信息披露的权重。10年来，基金会整体生态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机构。自2020年起，中基透明指数FTI大调整，更强调主动信息公开，将指标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个不同类型的体系；将最终结果分为大规模和中小规模；将高校基金会单列。王璐介绍，今年的中基透明指数FTI有5项变化：一是整体指标数量减少，原因在于合并部分指标，使其更贴合实际操作；二是指标名称更易于理解，如将“接受捐赠情况”和“项目执行主体”分别改为“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三是去掉个别空值较多的指标；四是增加项目支出占比；五是加大合规性指标占比，从2020年指数占比的76%提升至80%。10年来，中基透明指数FTI如一把助推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尺子”，如今虽然多了不少维度，但主要逻辑却没变，即推动绝大多数基金会按照法规进行信息公开，推动行业自律透明的建设。信息公开迈向“从有到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介绍，从2012年到2021年，基金会整体数量从2000余家增加至8000余家，中基透明指数FTI的平均分接近翻倍。得分增长体现在哪些方面？王璐介绍，与2012年相比，基金会的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更容易获得了。“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各地民政部门建立了统一的社会组织信息平台，并在平台上公开包括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在内的制式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王璐说。从数量上看，较之2012年，非公募基金会建设官网的数量增加了300%，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从地区上看，北京、广东、浙江三地的基金会信息化程度提升最大。其中，北京市基金会建立官网的数量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两番。王璐认为，各地基金会信息化程度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和政策水平相关，例如，北京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就有官网建设的相关指标。过去，中基透明指数FTI鼓励行业先“从无到有”——在缺乏专门法律法规指引的情况下，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倡导基金会主动公开年度信息；再“从有到优”——随着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基金会信息公开的合规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信息公开评分达到90分以上甚至满分。然而，满分也只是意味着信息公开基本合格。如何打造慈善公益的“透明口袋”，尚有较长道路要走。基金会中心网理事李劲认为，合规只是底线，如何挑战高线，如何加大项目监测、成效、影响力的权重，如何从表格逻辑到财务健康度和安全度，如何让筹款落实到受益人等，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认为，基金会信息公开面临的挑战有三：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和期待日趋理性、政府监管要求日益提高、基金会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则是，政策将促进公益数字化进一步提升，通过提高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意识保障基金会专业发展。 （作者：顾磊，来源：人民政协网）

人工智能、5G、3D打印、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新的风险。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近年来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并且运用自身强大的科技能力、数字化能力，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技术公益逐渐成为一股新的公益潮流，但我们依然需要审视，技术到底为公益带来了什么？怎么样让技术更好地在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技术公益捐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个完整的友好的产品。技术捐赠不仅仅是开源开放，而是捐助一套运转模式，一整套解决方案。”12月19日，腾讯技术公益平台负责人陈妍在极客公园IF创新大会上表示。她希望通过技术，助力相关的社会机构，链接更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更大范围的辐射大众。“只有释放每一个个体的生产力，才能发挥技术公益的真正价值。”科技向善可以看作一种产品能力从“听得见声音”到“听得清声音”，对于听力障碍人士来说，这是质的变化。由于过去的人工耳蜗无法消除公共环境中的各种噪声，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很多听力障碍人士仍然苦于“听不清”。2020年9月26日，腾讯会议旗下腾讯天籁实验室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启动了“天籁行动”，通过面向公益开发者、设备厂商、NGO及行业免费开放腾讯天籁AI技术，帮助听障人群解决“听不清”的难题。这是腾讯发起科技公益计划后的首个项目。据了解，这个计划以“科技向善”为指引，以数字科技为核心能力，通过技术创新与协作，携手专业志愿者、志愿机构和公益组织，打造招募志愿者—服务社会组织—携手爱心企业的生态闭环，解决社会痛点。“天籁行动”通过人工耳蜗+手机伴侣的方式，实现了多媒体降噪技术在提升人工耳蜗性能方面的落地。目前，该人工耳蜗产品已经多轮技术校验和志愿者用户体验评测，实验结果表明该人工耳蜗对于改善听障人群听觉体验有着积极效果，语音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40%，可以有效提升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实际上，天籁AI技术从本来是一项服务于腾讯会议的内部技术，发展成为听障人士相关公益项目的技术支撑，让科技发挥了更多“善”的力量。除此之外，盲人避障导航利用了AI安全分析技术，提升了视障群体出行的安全性。项目通过可穿戴传感器收集视障人士所处的环境信息，利用AI技术分析其周边便于视障人士行走的可行进路线，并进一步分析其前进方向的安全性风险。若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则触发语音告警，提示视障人士及时避障。这项技术使视障人出门时能更安心、更无虑，有更多机会去探索世界。科技如何助力无障碍社会建设？“天籁行动”和盲人避障导航等公益项目做出了尝试。在今年的南方日报—南方公益传播奖的评选中，“天籁行动”公益项目从参选的126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南方日报》致敬南方盛典 “南方公益传播奖•年度奖”，并以综合指数70.24的成绩位居榜首。“科技向善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产品能力，是所有科技类企业和组织都可以思考和实践的。”对于科技向善，陈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正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所阐释的，腾讯通过科技公益互助平台，把对善的尊重与理解，融入一行行代码、一个个产品、一项项服务，让看似冰冷的科技充满人性的温度，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有力量。腾讯首席科学家、腾讯AI Lab及腾讯Robotics X实验室主任张正友表示，“我相信，把创造更大的社会福祉作为目标，科技就能得到善用，无论是帮助传统行业解决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难题，还是为社会整体创造更长远、可持续的价值，科技都终将能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持续升级，提高公益项目的效率养老助残一直是公益事业的重点，但我国的养老业发展一直存在很多痛点。护理人员不足，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养老服务。2019年，腾讯智慧养老项目组通过大量调研走访发现，老人跌倒是养老机构运营中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如何防止老人走失跌倒？腾讯智慧养老项目组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传统养老领域的应用，推出了“隐形护理员”智慧养老监护系统。其中，防摔跤跌倒智能监测系统可提供跌倒报警、火灾报警、隐形围栏、危险区域禁入等功能，全天候全方位保障院内老人安全。同时利用眼动游戏，通过视听嗅触等方面的训练和刺激，帮助具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开展康复训练。据了解，该产品已经在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落地使用一年，发挥了安全监测、安全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功能，为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该院一位护理员说，“‘隐形护理员’可以实时守护老人，有效提高了护理院的运营效率，降低了管理风险。”在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康复室内，护理人员在陪伴老年人使用高科技器械进行锻炼智慧养老监护系统今年还在进一步升级。“隐形护理员”的载体为智能摄像头，出于保护老年人隐私考虑，仅应用在公共区域。AI语音识别模式，红外线成像探索模式等正在开发中。除了养老院之外，智慧养老监护系统也将推广到老人家庭中，助力老人居家养老。据了解，腾讯将选择1000户高龄、空巢、独居且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家庭，将升级后的‘隐形护理员’捐赠给他们，优先让这部分最困难的群体能够在意外发生时得到及时的救助。科技在养老服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老人对科技的运用还是存在很多不适应。比如一些在线服务对老人很友好，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再好的服务也难发挥出作用。 专为老年用户打造的微信小程序——“银发青松助手”解决了这一痛点。这小程序为老年用户量身定制了多个互联网产品使用教程，比如“如何进行视频聊天”，“怎么发红包”等，不仅字体更大，功能更简洁，还接入了健康码、行程码、生活缴费、点外卖、寄快递等高频使用的场景。目前这款小程序还在持续迭代，腾讯技术公益团队也在不断思考能否有比教程更好的方法让长辈学会使用手机。银发青松助手此外，微信的刷脸支付也在养老助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老人能轻松地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吃上饭。在参与公益项目的过程中，技术一直在不断升级，“技术捐赠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持续的动态服务。”陈妍强调。技术让公益无处不在，让生活更美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公益项目主要帮助弱势群体，但在科技的帮助下，公益离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近。高空抛物怎么防？水源保护怎么做？疫情之下怎么逛博物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成为技术公益的发挥作用的场景。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是人们的共同需求，但近年来高空坠物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事后追责总是难而又难，有时要对全楼居民进行排查，耗时耗力。基于AI算法和安全分析技术，腾讯即视高空抛物智能检测系统能有效看护大楼外立面的安全状态，有效定位事件发生地与时间点，达到精准追溯及预警的作用，同时对高空抛物行为形成警示。这套系统的应用，维护了人民人身安全，也维护了城市公共安全，推动着智慧城市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诈骗也层出不穷。腾讯推出了“守护者计划”，这套智能反诈体系利用腾讯黑灰产大数据能力，通过将用户投诉、举报和异常行为信息，经过守护者计划AI智能筛选、比对和专家研判后，利用各大反诈系统全方位覆盖各类诈骗，起到协助警方打击治理的效果，并帮助企业和个人用户从源头上封堵数据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最终通过腾讯庞大的产品体系触达用户，对用户进行反诈科普、诈骗提醒。水源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腾讯推出了水体污染异常检测系统，基于AI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该系统能对水域中的异常排放及漂浮物进行实时监测，将污染告警推送至管理部门，从源头上治理水污染的问题。疫情期间，旅游受到一些限制。腾讯携手故宫博物院、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打造了“数字故宫”小程序，全面整合了故宫在线服务，让海量故宫数字资源得以“一站抵达”。此外，“长城数字博物馆”、“数字敦煌”、“文物数字化”等都陆续推出，让民众能“云游”博物馆，同时也实现了对文物的数字化多维度开发，为参观者提供线下线上一体化的综合性互动体验。12月7日，腾讯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希望与全社会一起，希望以公益的技术和创新之力，帮助公益性社会组织提升运营模式和效能，并通过支持技术公益优秀案例的复制和扩展，鼓励社会专业力量通过技术能力应对公益痛点和社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空间。技术公益创投计划聚焦信息无障碍、应急救灾、生态环保、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助老共5大公益领域，参与者根据自身情况，任选其一进行申报。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31日。 “腾讯非常希望能和社会专业力量一道，探索科技和公益在社会价值创造上的无限可能。” 腾讯技术公益平台负责人陈妍表示，“无论是在技术研发初期的创想，还是已经有了一定应用雏形的项目，都欢迎参与计划，一同共建。”技术公益涉及的场景将越来越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成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感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公益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让公益无处不在，科技让公益深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来源：善达网）

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在此大背景下，社会对慈善事业提出了更多期待，但目前对于大额捐赠人和企业家的系统化慈善专业教育、项目交流和伙伴关系建设、专业管理人才赋能等方面仍在积极探索之中。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严骏表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资源流动、重塑资本使命的时代，更是一个公益慈善专业人才的共富时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也提出，未来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建设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公益慈善专业化人才、胸怀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去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挑战，用公益方法论解决社会问题。培养公益人才，行动力是“终极目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认为，“光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他看来，公益是发动集体智慧和整体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重要的是把更多的“公益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变成一个可以系统执行的计划。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益人才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状况研究报告》，随着社会慈善事业的深化发展，公益人才的现状出现了较多可喜的变化，如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企业背景从业人员的加入，商业思维与模式的融入，志愿者的专业化等，这些都有利于公益人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其中，高校作为公益人才教育培养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益行业专业人才稀缺的现象。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公益慈善的伟大事业中来，需要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要着眼于学科建设与社会实践的链接、东西方智慧的碰撞和启发、商业与公益的跨界创新与融合，通过在全社会弘扬公益精神、培养公益素养等多措并举，着力破除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据了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作为中国首家独立注册的公益学院，于2015年由瑞·达利欧、比尔·盖茨、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通过教育培养专业公益人才，教育的“宽度”尤为重要。由于人才是各个行业都需要的，因此公益人才需遍及教育、健康、养老、儿童、环保、扶贫、艺术等诸多慈善领域。例如在企业界，中国内地首批签署“捐赠誓言”的女企业家、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游忠惠便是其中之一，她不断在公益领域深造学习，并于前不久宣布加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发起的“捐赠誓言”计划；在公益领域内部，亦有长期扎根偏远地区从事大学生资助、困境儿童一对一帮扶工作，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总干事金珺。此外，专业公益人才也需要在认知“高度”上有所体现，即本身具有对公益深刻独到的见解，这在论及行业未来趋势时格外能够凸显。例如十分行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京泰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虹认为：“未来的公益一定是多元的，无论是资助型、运营型还是混合型，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造福社会。”不论是“宽度”还是“高度”，社会责任的培育都是底线。马蔚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像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这样的高校，应秉承发起人意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求索，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培养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作为的善财领导者和高级公益管理人才。”化公益热情为公益产品如果说社会责任是公益教育的使命，那么由教育到行动、从理念至实践可以说是公益教育的最终目的。近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2021年度毕业典礼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线上线下同时举行，GPL全球善财领导力项目的21位同学、EMP国际慈善管理的99位同学正式毕业。在毕业这个节点，让专业公益人才从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力变得十分紧迫。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介绍道，这一转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实现。学生在校期间产出“行动计划”一直是EMP国际慈善管理的教学特色。作为 EMP 必修课，“行动计划”跨越融合不同课程的学习，通过规划、实施和梳理公益项目，让个人或团队的公益兴趣和想法落地生根，通过发掘公益慈善需要，从而制定引领公益慈善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好的实践正是将公益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公益产品。例如，北京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创始人张军茹小组的“行动计划”获得一致好评，该计划针对16岁以上的自闭症青年，聚焦于缺乏职业教育、就业、社区自主服务的社会症结，试图培养自闭症青年的绘画能力，力争把自闭症青年的培训、就业和融入社会集合到一起。南京安讯科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饶翔和深圳市致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俞锦的“行动计划”则是以大数据破题，从不同角度运用人工智能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化热情为产品，还需要多方联动共同努力。据记者了解，为凝聚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搭建中国公益慈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2021年，公益学院与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等首批40家院校联合发起《关于共同推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倡议》，围绕“夯实学科基础、培养专业人才、推广慈善通识、促进交流共享、弘扬慈善文化、拓展国际视野、协同社会发展”等七个方面，推动中国院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进程。并基于自身使命和时代课题，创新打造GSE全球社会企业家项目，引进日内瓦大学可持续资产与财富管理金博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全球商业领导力和强大社会创造力、拥有远大愿景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兼具高端学术水准的卓越社会企业家，激发他们为可持续发展投入企业家特有的精神与智慧。（来源：华夏时报，记者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

中国慈善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有超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网络捐赠，互联网平台募捐82亿元。较之2018年的31.7亿元和2019年的54亿元，捐赠额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守望者的巡河宝小程序界面，可为志愿者团队点赞。 本报记者 顾磊 摄互联网促使公益行业与公众发生海量链接，也向公益机构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如何实现数字化发展？近年来已有不少公益机构“试水”数字化，然而，“看上去很美”的背后，也有过不少“踩坑”和教训。数字化带来红利去年5月，上海市第一张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在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简称“联劝”）开出，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书豪，通过捐赠设立了联劝“山前”捐赠人建议基金，拿到了首张电子票据。联劝助理秘书长鲁梅花在近期举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数字化平行论坛上介绍：“电子票据系统上线稳定运行1年多，年开票量约为之前最高年开票量的10倍，且97%的票据都通过系统自动开具。”电子票据只是联劝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鲁梅花介绍，早在2014年，联劝就已经开始了信息化布局，并在2016年成为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联劝借助技术力量搭建了多个公众参与公益的平台。同时，建立起以业务数据为核心、以功能连接为重点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开展透明度建设。例如，对内建立了基金会业务管理系统；对外则在基金会官网进行信息公示。鲁梅花还透露，联劝的捐赠人服务系统，已经免费开放给全国的公益组织。自2014年起，联劝的数字化建设每两年跨上一个台阶，其布局搭建、快速迭代、反哺行业、重点突破的过程，被鲁梅花总结为“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另一家机构爱德基金会数字化进程也非常迅速，2019年上线了新的OA系统；2020年，建立了线上分账系统、e万行动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上线了新版官网、电子票据系统、联合劝募伙伴维护系统、爱成团志愿者招募小程序。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方峻表示，数字化为工作带来的便利体现在4个方面。首先，能提高效率。例如，有了分账系统之后捐赠高峰期，1个人1天能完成过去5个人2天的工作量，“这是数字化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红利之一”。其次，数字化可以协助项目管理。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时，可以做到方便、快捷，解决了邮寄纸质资料缓慢、易丢失等问题。再者，数字化可以助力信息披露。最后，数字化提升了捐赠体验，例如可开具捐赠电子票据。数字化之“痛”尽管不乏成功案例，公益行业整体的数字化状况却不甚理想。腾讯基金会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指出，近7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数字化有需求，但66%的公益组织在数字化领域的投入仅占总募资额的1%以下。公益行业数字化建设面临资金、技术、人才三重壁垒。绿色潇湘创始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简称“守望者”）秘书长刘盛坦言：“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很痛苦。”数字化的动力首先萌发于业务，往往是“不得不为之”。守望者成立于2018年，但其“守望母亲河”项目诞生于更早的2011年，该项目发动一线志愿者助力生态保护。刘盛说：“最初我们只有30个志愿者的时候，可以面对面地聊天，但当志愿者到了三五百人的时候，这种沟通方式就不行了。互联网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当业务从一地扩展至多地，从一省扩展至全国时，数字化的压力就出现了。2015年，面对数量迅速增长的志愿者，采用中心化管理模式的守望者团队难以照顾志愿者团队的需求，压力很大。2016年，守望者尝试将业务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为志愿者团队开展活动提供支持，效果也不太理想——这些团队愿意接受资助，却不太愿意使用资助方的品牌。在理事会的支持下，守望者确定了业务数字化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2019年，守望者的第一款小程序“巡河宝”上线，通过业务在线化让更多公众参与环保，从而真正地启动了数字化探索。刘盛透露，目前巡河宝的用户量已突破27万，有1700多个志愿者团队入驻。同时，该机构发起的净滩行动，为义工团队在线提供工具支持。今年3月上线后，目前已有近19万用户。“今年我们在线上发起的净滩活动已有8000多场。这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3年前，我们能够做100场活动就很激动了。”看起来很美好的局面，背后是不断“踩坑”。例如为了防止儿童溺水，团队开发了“防溺水地图”，“我们认为它呼应到了公众的痛点，它也产出了两篇10万+阅读量的文章，但用户量却只增加了2000多，随后就上不去了。”又如，团队开发了一个“全民巡河”的游戏，让大家结合运动与巡河，形成电子轨迹进行分享，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业务数字化的同时，守望者还面临转型数字化互联网团队的挑战。发展至今，刘盛认为，在数字化方面，“目前只是找到了感觉，还谈不上成功，未来可能还要‘痛’下去。”理性看待数字化从公益机构数字化建设的经验来看，有一条核心建议是“要抓住需求”。方峻就表示：“在数字化探索过程中，如果没有摸清自己的需求，后面开发出来的数字化产品有可能会不好用。”因而，不少专业人士建议，公益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先做好规划。方峻就认为，不能看到一个需求就解决一个需求，而是要建立机构的数字化框架，梳理机构的管理流程，确立要解决问题的优先级，即便暂时不具备完整数字化体系建设的资源，也可以考虑先解决优先级的问题，再分步骤实施。杭州映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虞琦也强调，数字化建设中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应该先做好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再分阶段实施”。值得一提的是，《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也提出，需要理性对待数字化浪潮。“虽然数字化是公益的必由之路，但数字化并不是公益的目的，而是手段之一。公益数字化需要探索技术与公益之间的均衡。”这份报告还提出了“保障公益人和公益相关方的数字福祉”：“数字化不是减少面对面服务或深入一线的‘挡箭牌’，更不是要成为人为制造的‘数字鸿沟’，造成诸如受助对象去‘适应数字化工具而不得’的窘境。”虞琦给出了一个现阶段较少人注意到的提醒：重视网络安全。“通过流量平台筹款，公益机构很难拿到用户数据，如何做好捐赠人维护是一个挑战；通过自有平台、线下活动进行筹款，则捐赠人信息安全要被放到机构数字化发展战略层面。”虞琦说，“还要注重数据资产的安全，机构在做数字化规划时，应考虑数据备份和维护的方案，规避风险。”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