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公益承办的“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在广州成功举办。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联合国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徐永光在“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高峰论坛上做了主旨演讲。他提出，公益现在最缺的并不是缺钱，最缺的还是信任，对于我们全社会来讲“信任”是最稀缺的资源。捐赠财产应该主要来自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企业家做慈善，主要捐献个人的财产，包括个人的股权。企业的财产是股东的财产，也是在第一次分配中把蛋糕做大的资本，还是为第二次分配造血的源头，如果把企业的钱都拿走了，这叫釜底抽薪、杀鸡取卵，切不可为，企业家也要有自己的定力，先做企业家，再做慈善家。以下是演讲实录：在凤凰网的号召下，2021公益行动者联盟的南下部队在广州会师啦！很难得能开成这么大的会，反映了我们互联网和在座的公益界、商界、学术界，还有政府、文艺界、传媒界大家的决心，这是一个跨界的大会，来自商界的人士特别多，今天我的发言着眼点是商业融入公益，公益建立商业，来推动共同富裕。党中央提出把第一、第二、第三次分配作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来推动共同富裕，方向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三次分配各自的制度边界和功能，不能走偏。第一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它是竞争性的，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同时在第一次分配当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它是强制性的，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政策来均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主要功能不是造富，而是缩小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是自愿性的，通过自愿的捐赠和服务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就像美国也不过只有GDP的2%，中国现在是千分之一点几，规模非常小，所以第三次分配对于公益部门来讲，它一定要通过社会创新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突破阻碍共同富裕的一些发展的瓶颈。前一段时间中央的决策公布以后，我们企业家有点慌神，实际上出现了误读、误判、误导，确实如此，这个情况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大家看11月12号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十九届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做了表述，我引用他的原文：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同时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这里说出了这样的重话，“杀富”大家会共同贫困的，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原文一字不落地引用，大家照此办理就可以了。最近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也说了同样的话，我看这又是给我们民营企业一颗大力定心丸，我们定心丸吃了很多。慈善力量，在推动第三次分配中一定要坚守公益捐赠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同时把公众广泛参与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还要善采善用，通过社会创新提升第三次分配的效率。四条：坚持自愿、透明、公众参与和社会创新，将提升慈善力量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公信力，在共同富裕中提高效能，重拾社会信任。公益现在最缺的并不是缺钱，最缺的还是信任，对于我们全社会来讲“信任”是最稀缺的资源，所以我们不要总盯着企业捐款，美国整个慈善捐赠中，企业捐款不超过5%，而中国的企业捐款占到了全部捐赠的60%以上，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捐赠财产应该主要来自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企业家要做慈善，也主要捐献个人的财产，包括个人的股权，企业的财产是股东的财产，也是在第一次分配中把蛋糕做大的资本，还是为第二次分配造血的源头，如果把企业的钱都拿走了，这叫釜底抽薪、杀鸡取卵，切不可为，企业家也要有自己的定力，先做企业家，再做慈善家。我讲过企业社会责任，步步高从1.0到4.0，企业实际上1.0就是前面韩文秀副主任讲的这些，它是1.0，他要履行法律强制的社会责任。2.0提升了一步，企业在有能力的时候，参与公益事业，这是非常自强的社会责任，是自愿的，这是2.0。我们现在好多企业1.0没有做好，一下子就奔着慈善家了，这也是有点本末倒置。3.0特别重要，我们下一步在推动共同富裕当中，我希望企业要做3.0，就是企业的战略公益，企业要把自己的本行，你的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都渗透公益的精神，就像刘小钢当年在阿拉善当年在阿拉善当年推出的一个绿色公益链行动，公益行动就是一批房地产公司发起，让上游的企业一定要保持环境的指标，如果上游的供应链不符合环境的一些指标，我就不向你采购，这样的一种供应链的公益，公益就是战略公益，我们企业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市场领域，在你熟悉的市场领域里面，你来发现社会问题，然后和公益组织合作，共同来解决你在最熟悉的领域里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战略公益。实际上4.0就是社会资源，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企业的使命，这个就是公益向右，讲效率，讲持续，商业向左，讲社会责任，这个地方是左右逢源，止于至善，公益和商业就走到一起了，共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共同努力，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谢谢大家！（来源：凤凰网公益）

2019年，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南都基金会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合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项目》，拟通过定量、定性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梳理四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尤其是公民公益的发展过程，分析内在的机制、实践逻辑，更进一步地探究公益慈善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未来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启发和建议。2019-2020年，项目团队针对全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西北、西南、中部六大片区14个典型城市开展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并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组织调研等；收集了全国与各地与公益慈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制了中国公益慈善大事年表；同时对中国个体和家庭捐助和志愿服务行动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我们将通过系列文章分享项目产出成果，敬请关注。本文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报告》总括，报告指出：互嵌的社会与政府成为新时代公益的新常态。在这一新时代的情境下，公益慈善需要调整战略，很可能仍然要回归“野草公益”的时代。志愿者的互联网自组织，企业为主体的基金会公益和互联网公益，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公民化的宗教慈善可能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新的社会增长点。中国的公益慈善在过去三十年的跌宕起伏是当代中国社会继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之后的某种另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策的演变，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对原有计划体制经历了一个脱嵌、扩张、强化甚至反向嵌入，促进官办慈善社会化的过程。而在新时代，公益慈善又被治理所吸纳，重新嵌合到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去。这种重新嵌合以最近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作为最新的标志。第三次分配强调以公益慈善为主要资源的分配体制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对于这样的政策，显然不能仅仅从国家的视角加以观察，也需要从社会的视角来进行审视。而基于社会本位，可以看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仍然会是一个社会与政府的互嵌的过程。一方面政府会加大力度继续渗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干预到公益慈善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社会同样会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参与性。基于志愿性、平等性、公共性的现代公益，也仍然会努力卷入到国家的各项政策过程中去，影响到政策的实际走向。互嵌的社会与政府成为新时代公益的新常态。社会嵌入政府表现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的吸纳。中国的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政府的改革开放国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正当性的。但社会组织的正当性并未充足，所谓社会的独立常常是非制度和非正式的，其实在各个层面为国家权力所渗透。无论是“行政吸纳社会”还是“行政吸纳服务”，都揭示了在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的主导性和社会的依附性。这种治理吸纳模式的主要内容就是政府以治理的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政府以此实现了对社会的“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在国家的迫力下，不少民间公益组织逐渐被吸纳进治理体系中，服从于国家战略的大局，而那些力图保持独立的公益组织则容易受到政府慈善和商业慈善的双重挤压，不得不再次被边缘化。他们遇到空间被压缩、资源停滞、公共选择失向等挑战。不少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由于难以得到基金会支持或者转型社会企业的失败，逐渐呈现空壳化，原有的枢纽型组织和公益性的公共空间也开始逐渐消失。但是，尽管有上述的无奈，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新时代”的情境下也仍然有着政府被嵌入到社会的发展空间。因为，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和人口的流动、普通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风险社会的所谓VUCA特征，政府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难以只依靠自己，还是需要社会合作和公众参与。因此，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组织仍然有可能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继续近代以来的社会建设的脉络，也仍然有可能形成一种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隐形力量，甚至能够参与到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去，新冠疫情期间，环保组织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就是明显的一例。。而青年志愿者的互联网自组织和互联网慈善，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基金会公益，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本土化的宗教慈善这四方面可能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新的社会增长点。青年志愿者基于互联网的自组织和互联网慈善85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开始全面进入数字化生存的阶段，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一出生就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塑造。这使得他们不再对科层制等级化的现代组织有太多兴趣，而更愿意在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生存。而互联网的慈善和志愿服务可以是青年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这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显性事实。例如支付宝公益平台数据就显示，在捐赠人数比例方面，70后、80后和90后分别占到9%、35%和48%；90后青年群体已经持续成为主力军。青年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组织也成为他们重要的参与方式。今天的青年人不再更多参与组织化的公益工作，而是依托互联网等科技技术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形成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化”。由于他们不需要承担正式组织的成本，而又能依托互联网技术提高效率，因此这些青年人的互联网公益行动似乎呈现出比正式的公益组织更高的效能。2019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由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互联网自组织的活跃就是特别明显的例证。而政府需要适应这种新阶层青年和数字化的公益方式。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基金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与企业家的公民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趋势。在新冠病毒的武汉抗疫中，以企业家精神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基金会为平台的救援给人印象深刻。以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以及公益金融等为主题的商业慈善在最近这些年引人注目，尤其是商业领域中的科技与慈善的结合，一方面畅通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和布局影响力投资的渠道，提升了其高新技术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助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中国进入慈善经济时代，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有广阔的前景，其中就包括养老、儿童、大健康、残障人士等各种服务领域，而这个体系的构造可以说正刚刚起步，但发展神速。如果科技慈善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中，那将不仅仅是给公益赋能，而是会让整个公益慈善事业有一个革命性的提升，为中国第三次分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多样化的社区公益价值链和地域公益生态体系社区处于治理体系的基层，但却是人们彼此之间能面对面接触交流，相互之间有认同和归属的公共空间。由于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漏斗效应，都逐渐渗透和转移到基层小区，这些问题很容易形成政府和市场都很难包揽解决的“公地悲剧”，所以小区也往往会欢迎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来参与解决。因此多样化的社区公益的价值链可以帮助到这些社区的治理。上端的社区基金会可以根据小区需求和问题，通过支持建设公共设施，并依据小区以往的文化传统塑造小区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社区社会组织又通过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文化活动来发掘和培育小区中的公益骨干；在这些活动中，社会组织和居民志愿者一起来讨论和建立各种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上，逐步由小区中的公益领袖建立小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志愿团体；进而，这些自组织可以和地方政府、社区商铺一起来解决小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推动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和共享。不过今天的社区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社区自身能够解决，因此，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民公益的地方性生态系统来加以支持。这个生态系统除了包括一线社区社会组织外，还应该包括基层政府、基金会、支持性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以及卷入公益中的企业CSR部门。基金会逐步和一线的民间公益组织形成合作伙伴，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资助、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催化公益创新等方式来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支持性公益组织则是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管理乃至领导力方面的支持，包括培训、孵化、网络以及咨询等功能。这些支持性机构很多时候是担当陪伴、培力和协力的角色。这种角色使得它能够成为枢纽，连接不同的公益组织，并成为这些组织和企业、政府的中介，给公益组织输入各种能量。在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让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们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开展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形成公益的行业集群。世俗化的宗教慈善宗教乃慈善之母。各种类型的宗教和信仰，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到儒教都对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宗教慈善其实极其广泛而普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慈善一般并不被考虑在现代公益的范畴内。其实不少研究都业已指出：很多宗教在现代社会都进入一个世俗化和公民化的过程。国内爱德基金会、海外慈济功德会以及最近涌现出出来的国学基金会，都展现出世俗化的宗教慈善的巨大潜能。而且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国家也鼓励更多的宗教徒参与慈善活动。这就使得宗教慈善有可能更多地发生现代化转型，从而形成现代的宗教慈善。总体而言，公益慈善领域中社会和政府的互嵌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他者的现代性”，社会更强调跟政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但社会依然会提倡个人权利，同时也强调社群主义视角下的公民责任。未来公益的积极意义取决于这种互嵌格局的新常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助于现代国民的养成。（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1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公益慈善被提升到“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的新高度。作为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被赋予更多社会责任。如何才能回应时代要求？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是企业可以也有能力采取的两种方式。企业志愿服务是由企业提供资助和项目支持，鼓励并允许企业员工参与，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尽管物力和人力资源同样重要，资金和服务同样不可或缺，但与慈善捐赠相比，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还远远不够。 企业志愿服务应该怎样做，其发展趋势如何？《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近期出版的《企业志愿服务理论与创新实践》一书主编之一、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忠平，他同时也是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发展中的企业志愿服务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掀起了志愿服务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企业志愿服务逐渐被政府、企业、公益机构等社会各界重视起来。2014年，中央文明委印发《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各类志愿服务组织，推动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等成立志愿服务队进社区服务。”2017年，国务院发布《志愿服务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和支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2019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倡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项目资助、结对帮扶、技术援助、市场对接等方式参与志愿服务。”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王忠平“政府对志愿服务的推广力度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且还在持续推进，极大地提升了大家对志愿服务的认知。”王忠平强调。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和推动下，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开始在志愿服务方面发力，十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志愿服务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十年前，企业志愿服务是企业社会责任重要呈现方式的说法还是比较创新的，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把企业志愿服务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认为企业需要提供资源和保障力量去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王忠平表示。据王忠平观察，企业志愿服务已经变成企业文化、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企业的品牌和责任竞争力的影响逐渐变大。同时，企业现在也逐步认识到企业志愿服务也需要打造品牌。“我们一直在观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布情况，我们看到一直是在增长的。现在我估计90%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都有企业志愿服务的数据，这基本上成了企业的共识。”王忠平表示。具有企业特点的志愿服务企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常态。那么，他们具体在做什么？由于是企业发起、鼓励员工参与，所以企业志愿服务与一般的志愿服务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我把企业志愿服务分为三个阶段。”王忠平表示，“第一是体验阶段，让员工志愿者有机会去体验；第二是相对持续阶段，员工有志愿服务热情，然后持续去做；第三阶段，志愿服务被融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成为重要的载体。”“现在企业志愿服务大多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可以先感受，然后再慢慢改变。” 王忠平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志愿服务的价值逐渐得到企业和员工的认可。于企业而言，通过提供经济、技术、人力、文化等支持，推动员工志愿服务，参与脱贫攻坚、医疗救援、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多元参与方式，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于员工而言，参与志愿服务不仅享受到助人的乐趣，也提高了工作技能。《企业志愿服务理论与创新实践》附录的《企业员工志愿者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员工志愿服务对员工工作绩效、企业内部社会资本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志愿服务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企业、社区和员工的多方共赢。认识到企业志愿服务重要性的企业纷纷加大对企业志愿服务的投入。那么哪些领域是企业关注并值得进一步投入的呢？王忠平认为有以下几个具体方向：第一，社区志愿服务。在周边社区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异地志愿服务的成本很高，而企业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是受限的，能随时随地开展的社区志愿服务很重要。第二，非接触的志愿服务。比如说远程志愿服务、数字化的志愿服务。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可以让志愿者摆脱时空的限制，开展很多服务。而企业和员工在这方面是具有专业和资源优势的。第三，农村志愿服务。与城市的精细化服务相比，农村有大量的需求，结合乡村振兴，农村志愿服务的空间很大。第四，国际志愿服务。《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外援助项目类型就包括志愿服务项目。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也要走出去，志愿服务是企业践行“一带一路”理念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企业走出国门，展现正能量形象。要建立制度化的保障任何一项事情的推进都离不开制度化的保障，企业志愿服务的长期发展同样如此。成立员工志愿者组织，让志愿者自己管理自己，是解决企业志愿服务管理人手不足、难以持续的有效方法之一。从成立过程来看，既有自下而上推动的，也有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两者结合的方式效率更高。 为了表示对志愿服务的重视，不少企业的一把手会成为一号志愿者。企业高管会作为员工志愿者的一份子，担任志愿服务组织理事，同时会有相关部门来具体运营，形成战略组织架构体系。“企业志愿服务涉及的面比较广，涉及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建议一定要成立这样的协会。通过协会的方式，整合内部的体制机制，推动志愿服务的规模化发展。从很多企业的实践经验来看，这种方式是比较成功的。”王忠平表示。组织架构体系建立以后，还要形成一定的管理流程、管理标准，提供政策性的支持。例如预算支持、企业志愿服务带薪假、员工服务企业配捐、培训等制度。《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9）》显示，对企业在志愿服务方面给予的支持，员工最期待的是志愿服务带薪假，其次是为志愿者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第三是为员工志愿者建立激励体系。“有了政策保障、体制保障、经费保障，再通过一定的活动落实下去，就可以制度化地推动企业志愿服务工作了。”王忠平强调。志愿服务基础设施需进一步加强如何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王忠平强调，仅有企业的参与是不够的，要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实现供需对接和效率提升。志愿者群体需要通过线上平台去发布需求、对接项目、记录服务，而且要实现全国的互联互通，目前还做不到。具体到企业志愿服务，其数字化水平还是比较欠缺的。“志愿服务在企业已经普及了，但相对来讲大多数还处在第一、第二阶段，还不涉及管理的问题，或者还没有意识到管理的重要，因此信息化建设整体来讲是比较弱的。”与此同时，现有的公共性的志愿服务平台还不能有效解决企业志愿服务定制化、个性化需求的问题。 除了线上，线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可或缺，应通过线下布局实现对线上的有效补充。例如，企业到社区、到农村开展志愿服务，需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工站这样的站点去对接。只有这样志愿者才能源源不断地通过站点来开展志愿服务。没有社区的依托、没有社工等专职人员的依托，没有载体，很多活动是开展不了的。此外，志愿服务组织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枢纽组织、技术支持组织、资金、评估等都还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为了科学评估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情况，和众泽益制定了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评价指数。该评价指数包括基础指数和发展指数，其中基础指数是衡量一个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水平的最基本指标，包括活动层面、效果层面、公司政策层面；发展指数是指导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方向的指标，包括战略规划层面、活动层面、协会建设层面、培训层面、项目评估层面。通过对评价指数的运用，以及不同年份的对比，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情况被清晰呈现出来，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未来如果能把指数变成行业标准，一定可以大力推动企业志愿服务的发展。”王忠平表示。“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光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成本太大。”王忠平强调，“志愿服务行业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做，共同推动志愿服务的整体发展。”（来源：公益时报）

近期，我们注意到有数家基金会及机构先后发布声明，提醒有不法分子假借公益之名实施诈骗活动，且有不明情况的爱心人士因此上当受骗，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在此，小编将这些信息汇总整理，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个醒。10月28日，“上海民政”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紧急提醒！以公益为名的刷单返利和竞猜都是诈骗》。声明提到，上海民政从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获知，有人通过腾讯平台、抖音APP及其他互联网渠道，以“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及“U泉”名义进行诈骗。联劝公益已经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警处理。文中也贴出了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声明。上述情况也不是个例。11月2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称，有不法分子假借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开展的公益项目“好公益平台”名义实施违法诈骗活动。11月25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提到有不法分子冒用中国慈善联合会名义进行诈骗，有不法分子制作相关APP试图以“扶贫计划”为名进行网络诈骗。《公益时报》小编也注意到，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近期也有不少留言，疑似涉及刷单返现等活动。如下图所示：在此，小编也郑重提示大家，请勿轻信任何借公益之名开展的“捐赠返现”“捐赠报销”“公益有奖竞猜”等活动。如遇到相关情况，请第一时间向相关机构核实，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广大公益伙伴如遇到上述相似情况，也可以向我们提供线索，共同维护行业发展环境。爱心人士如想要参与公益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机构，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小编提示，“上海民政”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醒可收藏参考。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强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11月24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以视频方式举办社会组织风险防范培训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部门90余名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柳拯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培训班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重要会议上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愈加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日趋增多，社会组织领域的重大风险明显上升。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成为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必须抓紧抓好抓实抓细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培训班指出，近年来，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克服困难，全面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扎实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和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等专项行动，积极建立并发挥社会组织联合执法和资金监管等机制作用，在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完善风险防范化解体系，筑牢监管屏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要求，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刻认识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打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时期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做好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社会组织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总结社会组织领域风险。要系统梳理社会组织领域风险及形成机理，从政治、公共安全、经济、社会和法律风险等方面入手，针对社会组织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不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社会组织法律建设滞后、综合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监管力量不足等突出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略。三是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做好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工作。各级登记管理机关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将党组织活动融入到社会组织业务活动、日常管理之中，使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紧密结合、互促共进、融合发展。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建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围绕负责人、资金、资产和活动四个环节，提升监管的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互联网+”与社会组织监管的深度融合，研究建立社会组织高风险领域监测预警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加大政策宣传，提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人员和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风险意识，鼓励引导社会公众和媒体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组织监管,形成对社会组织的良好监督氛围。培训班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周立主持。江苏、湖北、四川、陕西四省在培训班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转自“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

全国首个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合作中心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挂牌。医院供图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授牌的“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合作中心”，11月16日正式在该院挂牌成立，这是在全国授牌的首个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合作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介绍，2018年起，该院联合社会各界发起全国首个“儿童无伤害”倡导行动，至今已走过四个年头。共开展300余场线上线下科普宣讲；拍摄短视频44部；创作医学科普童谣歌曲11首；撰写3部伤害预防相关科普书籍；发布意外伤害预防科普文章40余篇；研发科普教具2个。线下受益人次超3235人次，线上受益人次超1.2亿。近年来，该院在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的科普、研究、倡导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系列工作，先后成立了儿童无伤害科普讲师团队与“医二代”科普小讲师团队共同进学校、进社区宣传倡导儿童伤害预防的科普知识。此次，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还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各挑选了一所学校作为“儿童无伤害行动合作学校”，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成为首批挂牌学校，共同开展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相关的科普、研究与倡导等活动。来源：澎湃新闻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着国家未来和民族振兴，仅2021年就出台了众多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今年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旨在整合各方力量，积极推动各方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学校保护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仅承担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任，更要健全学校保护制度，保护学生在校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未成年人权益侵害案件很多都发生在校园内，如校园霸凌、性侵害、校园周边的故意伤害案件等，都对校园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应对校园欺凌事件中，学校承担了首要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一方面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与其他机关合作，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处理欺凌事件，对学生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早在2016年，教育部会同其他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和处理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进一步细化了校园欺凌的防治规定。为了有效应对校园内发生的性侵犯、性骚扰现象，有效预防利用职业便利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学校也要把好校园工作人员的入职关，对凡是实施过强奸、猥亵、组织卖淫等一系列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人，实施“零容忍”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入职查询制度，学校要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依法履职主动开展校园工作人员的入职查询工作，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大格局。此外，学校内部还要加强教师的法律教育工作。针对虐待未成年人的高发性和隐蔽性，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都明确规定了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和违反报告义务的责任。学校老师作为密切接触学生的群体具有及时发现受虐待学生的便利条件，因此是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之一。为了落实这一强制报告责任，学校要对全体教师进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专项培训，让教师了解什么时候应该报告、如何报告、向谁报告等具体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法治校园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部分，法治校园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平安校园到法治校园，意味着工作重心不仅包括校园安全建设，还包括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培养尊法学法守法知法的革命接班人。面对新形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已经作出了一定的回应，立法、修法已经迈出了良法善治的第一步。因此，必须创新工作方式做好法治校园建设工作，塑造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打造平安法治校园。一、理念更新，将法治培养成为一种信仰。校园法治宣传教育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挑选鲜活的案例，用生动的形式来展开。要从娃娃抓起，抓早抓实，转变理念，重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将法治理念培养成为一种信仰，可以有效防止校园霸凌、校园性侵害等问题的出现。要将红色基因、爱国基因融入法治教育中，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培养尊法守法知法的革命接班人。二、凝聚力量，助力法治校园。以学校为主体，举办一系列法治文化活动，如法治校园主题演讲，法律知识竞赛等。借助社会力量，与司法机关合作，邀请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专家，通过观看法庭庭审、模拟法庭等活动，让法治理念融入校园文化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校园法治文化。同时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设置值班制度，联系校外志愿者服务机构或者乡镇(街道)未成年人服务工作站在校内值班，对个别问题少年开展个性化帮扶工作，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推动平安校园建设。三、科技融合，提升法治校园建设能力。运用法治方式和现代科技推进法治校园建设，推进校园治理精细化。一方面，重视运用物联网、5G、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校园安全设施建设水平，做到校园安全视频监控应设尽设、科学联网；另一方面，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校园治理要素数据化、治理数据标准化，推动教学网与校园治理网多网融合，逐步打造“互联网+”校园治理模式。四、特色鲜明，打造校园法治文化，重点在于实践。除了专门的法治教育，教师还应该在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中穿插法治教育。同时，仅教授学生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法治教育不能局限在教室中，应该增加法治教育实践形式。例如，可以通过警校联合开展交通安全、禁毒教育等进校宣传活动，使法律常识深入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离不开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法治校园建设。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我们要时刻以新思想为指引，通过创新法治教育模式，培育学生法治价值观，以校园法治文化营造法治校园，撑起未成年人的法治保护伞，助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助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来源：中国新闻网）

随着物价上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也迎来完善。11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新增纳入机制保障范围。新增三类特殊儿童可领价格补贴此次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在现行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4类困难群体基础上，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新增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努力使特殊儿童群体健康成长成才，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十分必要，财力也可承受。缩短价格补贴发放时限按照通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采用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SCPI)的地方可继续沿用，并参考CPI同比涨幅3.5%合理设定临界值。2. 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此次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将发放时间由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进一步缩短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缩短价格补贴发放时间已基本具备条件。经过多年实践，各地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价格补贴发放工作经验，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手段的广泛使用，工作效率明显提升，部分地方已经实现当月发放到位。为使困难群众早日拿到价格补贴，进一步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缩短发放时间、提高发放效率，必要且可行。(记者 李金磊)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