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为了把滇西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培养成大学生，张桂梅老师十多年如一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用教育和知识改变了近2000名山区女孩的命运。正是有了她以及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坚持，才能让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学子们感受到“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虽然已经在经济上摆脱贫困，但一些人还存在“重男轻女”“读书无用”等陈旧落后的观念，导致一些农家子弟过早辍学。早婚、辍学让一些农家子弟陷入了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宿命。以张桂梅老师为代表的乡村教师，让更多农村孩子有了走出大山、融入城市的机会。9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国务院日前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分别简称妇女纲要和儿童纲要）。“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同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家庭、学校、社会和网络对儿童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保护”“必须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良好机制”……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解读两个纲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先后制定实施了3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儿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两个纲要立足实际，谋划未来10年妇女儿童发展目标任务，编织了妇女儿童发展的美好蓝图。让基本公共服务的阳光覆盖到每一名妇女儿童梳理两个纲要，让基本公共服务的阳光覆盖到每一名妇女儿童，成为显著亮点。妇女纲要提出，保障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确保女童平等接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儿童纲要提出，重点补齐人口集中流入地、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以及城市薄弱地区的普惠性资源短板，基本实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健康、安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保障均等享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都是两个纲要的显著特点。为此，有关部门将夯实发展基础，优化生存发展环境，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不断改善妇女儿童发展基础设施条件；支持妇幼保健机构、妇产科和儿科的建设，提高妇儿疾病诊治能力；加强儿童福利设施建设，整合配置资源，推动有集中养育需求的孤弃儿童能够做到应养尽养，兜牢基本民生的底线；支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等。“强化资源保障和供给模式创新，以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推进均等化，重点解决妇女儿童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基本公共服务的阳光覆盖到每一名妇女和儿童。”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表示。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儿童纲要将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为重要工作目标。在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儿童纲要，把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作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双减”任务的重要举措。吕玉刚说，学校要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作用，聚焦落实中央提出的“双减”任务，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家庭要充分发挥“第一所学校”的重要作用，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社会要发挥学生成长实践大课堂作用，统筹利用好社会各类资源，特别是红色教育资源、劳动教育资源，为强化实践育人创造有力条件，更好地教育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校要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密切家校联系，切实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家长也要及时全面真实地向学校反映孩子在家的思想情绪和学习生活状况，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加强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为家长提供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吕玉刚表示。与此相关，两个纲要中分别增加了“妇女与家庭建设”和“儿童与家庭”两个部分的内容，也是这次的突出亮点。“妇女儿童关系着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强调要抓好儿童的家庭教育。”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晓薇介绍，“妇女纲要从树立新时代家庭观、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等方面提出了9项目标和10项策略措施。儿童纲要从发挥家庭立德树人的作用、教育引导父母落实监护责任、树立科学育儿的理念等方面提出了8项目标和9项策略措施。”积极回应关切增加新领域新内容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妇女儿童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两个纲要也积极予以回应并提出相应目标。家庭暴力侵害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破坏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毒瘤”。两个纲要将反家庭暴力作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以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态度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反家庭暴力法，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依法严惩家庭暴力等侵犯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生了孩子没人带，是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也不敢生的原因之一，两个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包括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编制托育服务发展专项规划，强化政策引导，综合运用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扩大托育服务供给。”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余艳红说。为进一步保障儿童安全健康成长，预防和控制儿童伤害，儿童纲要增加了“儿童与安全”领域，在建立健全儿童伤害防控工作体系，预防和控制儿童跌倒、跌落、烧烫伤、中毒等伤害，预防和控制针对儿童的暴力伤害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儿童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儿童纲要提出，要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健全学生欺凌早期预警、事中处理、事后干预等工作机制，提高教职员工、家长、学生对欺凌的预防和处置能力。依法依规调查和处置欺凌事件，发挥教育惩戒作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要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依法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不得为未满16周岁儿童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年09月28日第3版

日前，民政部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推动我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安排。《规划》总结了“十三五”社会组织发展成就。经过“十三五”时期的不懈努力，社会组织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监管执法不断强化、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发展成效不断显现。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固定资产4785.5亿元，吸纳就业1061.8万人。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实施扶贫项目超过9.2万个，投入各类资金1245亿元；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约396.27亿元、物资约10.9亿件。中央财政设立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5.8亿元，直接受益对象1300多万人次。这一系列显著成效为“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工作基础。《规划》明确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及相关发展预期指标，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保证发展方向；坚持政治属性，履行法定职责；坚持人民至上，加强能力建设；坚持居安思危，统筹发展安全。提出到2025年，党建引领、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更加健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更加完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更加定型；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达到1250万人，社会组织固定资产达到5900亿元，获得3A（含）以上评估等级的全国性、省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占其登记社会组织比例达到25%，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的社会组织占全部社会组织比例超过80%，实现社会组织发展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规划》部署了“十四五”时期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二是完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论证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发挥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作用。三是规范社会组织登记。强化社会组织登记审查，优化社会组织在层级、区域、分布、类型等方面的结构性布局，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形成社会组织登记“有进有出”工作局面，提升社会组织登记服务效能。四是健全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健全完善综合监管体制，推进社会组织制度化、精细化、专业化监管，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政治、行政、纪检、执法、财会、税务、审计、金融、行业及社会监督，加强社会组织网上活动管理。五是提升社会组织执法水平。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提升执法能力，推动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违法惩戒制度，在线索发现、证据移交、联合执法、通报整改等方面加强有关部门工作联动，施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做到执法全程可回溯、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培养，推进“互联网+行政执法”。六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聚焦内部治理、品牌建设和数字赋能，完善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开展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特色服务，形成更多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推广社会组织智能化办公系统，提高社会组织舆情应对能力和“互联网＋”服务水平。七是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对政治过硬、作用明显、贡献突出的社会组织进行表彰奖励，推动社会组织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深化落实财政部、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高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制度。八是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链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务等方面优势，推动社会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基层，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工程、部管社会组织质量提升工程。文章引用请注明转自“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

9月24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未保办）、民政部召开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进会暨示范创建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表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动员部署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未保办主任、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未保办常务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聚焦群众和社会关切，推出系列针对性措施，持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创新实践蓬勃开展，工作基础不断夯实，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自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会议部署，认真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职责，各级协调机制全面建成，多项政策举措精准实施，各类主题宣传有声有色，各项工作均取得新进展。同时，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要相比，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需要认真研究谋划，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不断改进提升。会议强调，要及早发现报告，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人员如果应发现未发现、应报告未报告，都将溯源倒查、依法追责；要督促监护落实，对履行监护义务不力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惩诫；要做好学校保护，建立健全校园安全和校园欺凌问题预防、发现、报告、处置机制，做好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加强学生心理疏导；要严格网络治理，把政策规定落实到人，转化为实际成效，持续巩固扩大网络空间治理成果；要严惩涉法涉罪，保持强大震慑，加强预防指导，落实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人员信息查询，让有前科的违法犯罪人员远离未成年人；要净化社会环境，最大程度降低未成年人受伤害的可能性；要关爱困境儿童，多拿出一些切实有效的关爱服务举措，切实保障好困境儿童权益。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以县（市、区、旗）为主体，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构建“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探索创新，用心打造、努力形成具有本地特色和全国推广价值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模式，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化建构，形成立体化、全方位保护体系。会上，国务院未保办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蔡淑敏宣读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表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表彰了199个先进集体和400名先进个人。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眉山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山东省泗水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两路派出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先后作了大会发言，共青团南京市委、浙江省委网信办、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等8个单位作了书面交流。据悉，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面加强，截至9月10日，全国省、市、县三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实现全覆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张志杰，国务院未保办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国务院未保办副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杭元祥出席会议。国务院未保办成员，国家表彰奖励办公室、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同志及民政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地、州、盟）、县（市、区、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成员，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相关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稿件来源：民政部儿童福利司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初次分配以市场为主体和再分配由政府主导不同，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以慈善捐赠为实现形式，而个人捐赠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1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石第三次分配相较于第二次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于，第二次分配是以政府及其部门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强制性手段实现的，而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企业、个人等多元社会力量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个人捐赠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属性来看，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本质特征。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事业为表现形态，而慈善事业整体上是一种混合型社会分配方式。它的资源来源通常包括三种渠道：一是企业或各类经济实体的捐赠，往往兼有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内容;二是政府财政对慈善事业的资助，比如，在部分发达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大量慈善组织获得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这属于再分配的范畴;三是社会公众的个人捐赠，它是社会公众在获得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所进行的自愿捐献，而这正是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也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就功能而言，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支撑。尽管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来自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捐赠，但如果过分依赖前者则可能影响慈善组织的独立性，而企业捐赠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往往牵涉商业利益、资源交换等非慈善因素。与前两者相比，个人捐赠的稳定性更强，也更符合第三次分配的初衷。如果包括高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不仅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厚实的经济基础，进而真正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功能，而且能够起到提升社会道德、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功能。2当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不过，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缓慢且个人捐赠占比低的现实与其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之间还有巨大差距。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慈善组织募集的捐赠款物总额为1500亿左右，占GDP的比重约为0.15%;个人捐赠款物总额计300多亿元，约占全部捐赠总额的25%，而企业捐赠的比重往往超过60%。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其每年的慈善捐赠额约占GDP的2%，且个人捐赠占比往往达到70%以上，如果再加上来自家族基金会的捐赠和遗产捐赠，个人捐赠的比例甚至高达80%。对比发现，以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对调节我国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功能还十分有限。企业捐赠多而个人捐赠少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一是儒家“亲亲”思想和传统“报”的观念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慈善事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亲亲”思想和传统“报”的观念。前者讲求行善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原则。比如，在我国，多数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向自己熟悉之人(如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等)捐赠;后者主张“恩有源、惠有主”，理应“知恩图报”，这也是面对面的直接资助形式在我国更受欢迎的原因。二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专业性不足。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公众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并以具有公信力的慈善组织作为实施基础。由于一些慈善组织信息不公开、行动不迅速，甚至出现以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现象，进而引发公众质疑和部分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极大地挫伤了公众参与捐赠的积极性。一些慈善组织发育不足、专业性不强，缺乏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能力，从而也难以赢得公众信任。此外，部分慈善组织出于短期成本效益的考虑，依赖主管部门的行政资源或机构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认为针对企业的劝募活动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较少，效率更高，往往更倾向于以企业为募捐重心。三是现行政策对个人捐赠的激励不足。从税收减免政策和减免程序来看，针对个人捐赠的激励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慈善税收减免政策方面，存在重机构而轻个人的情况。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中有关企业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规定已通过修订《企业所得税法》得以落地，而关于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目前还缺乏具体细则，对于个人捐赠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0%本就不高，同时也缺乏对于超出部分延期结转的政策规定;对于房屋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还存在繁多的税负和行政费用。在慈善税收减免程序方面，申请税前扣除的程序较为繁杂，对于货币形态的捐赠，个人即便拿到了捐赠票据，仍需经历多重手续;对于非货币形态的捐赠，由于定价困难，缺乏统一的发票申请标准和定价评估，导致慈善组织不偏好接收。3多措并举提升个人捐赠积极性基于个人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核心功能而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的客观事实，有必要采取多项措施来提升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其一，在尊重传统慈善文化基础上增强国民现代慈善意识。现代慈善意识不同于我国传统慈善活动中的恩赐、怜悯观念，现代慈善事业可以概况为用“自愿、平等、博爱、共享”等理念，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运作而成，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慈善法》的颁布与实施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必要在尊重传统慈善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慈善教育、舆论宣传等方式增强国民的现代慈善意识，引导其积极参与现代慈善事业。其二，重视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的发展。中华民族素有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这为社区慈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社区慈善组织既能有效动员社区慈善资源与志愿力量，同时也为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途径。网络慈善依托于互联网募捐平台，具有辐射面广、受众多、互动性强、成本低等一系列优势，但因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以及募捐平台审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在为公众参与捐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因不良个案或失范行为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网络慈善的边界以及网络募捐平台运行主体的属性及其责任，并为处置网络慈善活动中的失范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其三，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专业性。公信力直接决定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而公信力的取得又取决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快捷的行动能力。为此，主管部门应督促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与行动能力上不断改善。公信力亦与慈善组织自身的专业性密不可分，有必要重视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慈善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性政策，进而加强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精细化建设。其四，完善慈善财税政策并提供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进一步提高免税比例并允许结转，以此鼓励个人大额捐赠;针对房屋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因其不属于商业行为，应免除契税等相关税负;慈善信托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方式，也需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因为仅有个人所得税的激励机制，依然无法阻止财富的积累和转移，通过遗产税和赠与税可反向激励富人群体参与捐赠。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应当为捐赠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包括推广电子捐赠发票以解决小额捐赠的发票问题、允许个人捐赠年底统一归集抵扣个人所得税等。此外，在倡导物质激励的同时，也应重视精神褒奖。有必要树立物资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的理念，通过相关机制为捐赠者、志愿者等个体参与者提供荣誉奖励、价值肯定等精神激励，完善包括不同层级的奖励机制，既使大额捐赠者得到社会褒奖，也使小额捐赠者受到社会关注，进而形成人人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作者| 陈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99公益日迎来了不小的变化。除了时间线拉长，腾讯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公益基础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另外，腾讯今年投入的资金也大幅增加，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一线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帮扶。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根据历年99公益日募款情况，每年排名靠前的始终有固定某几家大机构的身影，且他们所募款项占总募捐额的比重越来越高，筹款“马太效应”愈演愈烈。仅在99公益日短短三天时间，几家头部机构的募款额就能够突破千万甚至上亿元。这样的“吸金”能力让其他机构尤其一些中小机构望尘莫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机构尤其草根机构萌生了放弃参与99公益日的念头或疲于应付，有些机构转而将精力放在了全年发展上，“感觉真的太累了”。不过，新的规则和机制又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如此一来，大家的心态有什么变化?于行业而言，腾讯如此大规模的激励措施，是否会创造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成立于2005年12月，是云南成立较早的省级社工机构之一。2017年初，云南连心在原有工作基础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启动“公益连县”计划，扶持州市县域公益机构发展。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扶持约50家公益机构，扶持内容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持续陪伴督导、战略咨询、联合传播与筹资、资源链接与转介、议题联合实践等方面。据云南连心公共关系总监张亚贤介绍，自2016年之后，云南连心一直在为当地中小机构参与99公益日做支持，如帮助机构入驻腾讯公益平台、对接公募基金会、组织培训及辅导咨询等。而此前几年，云南连心也积极参与99公益日，但效果不是很好，筹款额从几千到几万、几十万元不等。张亚贤谈到，“我们的支持体系不足以支撑机构实现大额公众筹款目标。虽然公众参与人数能上来，但筹款额度提升还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我们这类机构这一点更为突出。今年，我们支持了十余家组织在线募款，让他们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筹款，不被抛下。同时，我们自己也联合爱心企业发起了一个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线上募款。”云南连心主任兰树记表示，近年来，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源更多聚拢在了大型基金会及一些头部机构，一线社工机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机构，长期依赖于较为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做支持，自身的业务研发及持续深耕服务方面都受到很多局限，面临许多困难。这一点，可能县域公益机构体会更为深刻。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鲁甸顺心社工”)是在2014年鲁甸地震后参与农村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家本土社工机构，2015年5月在鲁甸县民政局正式注册。据该中心主任张娥介绍，目前机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有三个：政府购买、基金会、公众筹款。2021年前，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30%、60%、10%。今年，机构运作资金构成比列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购买及基金会合作基本持平，分别为44%、51%、5%。“截至目前，我们共参加过三次99公益日众筹，筹资比例从没有超过机构整体筹资额的8%，99公益日筹款相对来说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我们在99公益日期间花费掉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已经是争取其他项目资助的几十倍了。三年来，连同配捐及各项激励，我们筹款额最高的时候也就不到13万元，而机构全员前前后后要折腾一个月。所以对于参加99公益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真心累!”张娥告诉记者。没有优质社会资源，加之服务对象也都是普通群众，熟人筹款是类似机构最为常见的操作。但在张娥看来，类似小机构“杀熟式”的筹款其实是无法持续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期待99公益日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筹资机构增设‘公益项目创投’部分，让专业筹款机构负责筹款，服务型机构专心做服务，筹款机构与服务机构良性合作，相互支持，把钱用到需要的地方，把服务也做到人心里。”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尝试成立于2013年的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同心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当地公益机构尤其县域公益机构发展。善才计划系列(包含公益慈善管理班、福建省公益传播班、善才种子项目、梁秀基金、公益英才等)是该基金会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据同心基金会副秘书长饶冰洁介绍，截至目前，基金会已支持53家县域公益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发展相对落后的闽西、闽北片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山区县域。“主要是一些志愿服务协会、扶贫助困自组织等协会类组织以及社会工作机构。这些机构组织形态各异、规模大小不等，不过都有一个共通点，即专职人员大多为2到3人，运营资金大多在30万元以下。”2020年11月，同心基金会正式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因此，面对今年99公益日，基金会也尝试发起了自己的公开筹款项目。“考虑到这是我们第一年以公募身份参与99公益日，所以与其他非公募机构合作比较少。不过，我们上线的项目是善才培育计划，也是支持公益组织和人才发展的项目。为此，我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让我们支持的县域伙伴通过发起一起捐的方式来共同筹款，并通过基金会的渠道去传播县域组织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县域组织，鼓励他们去动员和激发身边的资源，鼓励大家去探索县域筹款的方法和路径。”饶冰洁告诉记者。她谈到，同心基金会参与99公益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从最初的观望式参与到联合式参与，再到鼓励所支持的县域机构共同参与的过程。虽然在99公益日筹到的款项不是机构的主要募款来源，但基金会的筹款额和筹款人次每年都在稳步增加。“随着99公益日规则的不断变化，基金会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从最初认为99公益日是一年一度的筹款机遇，到认为99公益日是一个锻炼机构能力以及向公众和各相关方展示自己的一个公益节日，是基金会讲好项目故事、传递机构价值主张的一个时机，同时也是在动员的过程中和各相关方有更多更深连接的时机。”饶冰洁表示。这一点，也体现在同心基金会对一线机构的支持上。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本社工”)是同心基金会“善才种子”项目支持的初创型社工机构之一。两年间，该项目为益本社工提供了持续的小额资助，用于机构初创的发展资金。虽然是小额资助，对该机构而言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支持。“除了同心基金会的资助，虽然还有一些熟人或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但对机构发展来说远远不够。”据益本社工负责人吴成福介绍，他们申报的“善才种子”项目今年已经完结，但因为疫情影响，机构还未接到新的项目或资助的支持。所幸在今年8月份，机构在同心基金会申请到专项资助的助老项目，支持机构度过难关，同时帮其连接和拓展了社区资源。今年，益本社工与福建省商盟公益基金会合作参与99公益日筹款，并签署了两年合作协议，99公益日是双方合作的试水阶段。“我们之所以要参与99公益日筹款，是因为机构生存压力过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已经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而99公益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筹款的契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去尝试。”行业发展需要积极引领和示范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99公益日期间，公众捐赠额从1.27亿元上升至23.2亿元，捐赠人次从205万上升至5780万，分别增长了17倍、27倍。其中，2020年99公益日公众互动量接近19亿;578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3.24亿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3.9999亿元配捐，2020年99公益日募款总额达到了30.44亿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2019年开始，地方慈善会系统开始成规模地参与99公益日并展示出超强的动员能力。据《公益时报》报道，2019年99公益日期间，在参与募捐的机构排行榜中，除第一名没有变化外，第二名至第五名几乎都被地方慈善会占据。一方面，一些行政色彩浓厚的机构敢于参与到具有竞争性的筹款活动中来，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具有行政背景的慈善会系统的参与，可能会大大挤压民间公益组织的筹款空间。此外，通过历年99公益日数据分析发现，行业资源越发集中在头部机构，其筹款额占99公益日总体募款额的比重越来越高，“马太效应”也越发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一些中小公益机构尤其一线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参与99公益日虽然意味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付出远大于回报”，但似乎又是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今年腾讯对99公益日规则及玩法的一系列调整，能够解决大家的忧虑吗?在兰树记看来，今年99公益日规则的变化是一次很好的升级，也契合了当前国家对第三次分配的要求。“腾讯更多关注到一线机构、支持一线公益项目，也有助于公益资源的均衡分配，应该会起到一定的风向标作用。”饶冰洁也表示，行业发展确实需要标杆性机构去引领和示范。“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行业生态中有不同的使命，头部机构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而那些看起来资源缺乏的县域机构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本土优势和深入群众的优势。这些触达最后一米的优势，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如何能够让行业中不同类型的机构都在99公益日这场公益盛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未来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可以探索的。”有分析称，99公益日的一系列变化也体现了腾讯今年以来新的战略格局，如从关注筹款的持续性、项目的有效性到公益机构的长效发展等。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筹款是关键的一步，但把公益项目做出成效更是重要的一环，而让公益项目产生成效并且能够回应社会关切，也是公益机构的立身之本。“99公益日已走过七年，腾讯在创造了公益行业一大盛会的同时也在着眼更长远的发展。未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平台的规则、优势资源，引导和激发更多县域公益机构的活力，促进区域公益生态的形成，让公益力量也能参与到国家所倡导的时代使命中，这一定会是一件充满价值的事情。”饶冰洁谈到。（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皮磊）

国务委员王勇5日在北京出席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政策机制，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助力扶弱济困、促进共同富裕。王勇指出，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助力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灾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完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补短板强弱项，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慈善组织，鼓励开展扶老助残、恤幼济困、助学助医等公益帮扶活动，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共同兜住筑牢民生底线，引导先富带后富、更多关爱回报社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有效监管，强化慈善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不断提升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日，《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正式发布，授予182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中华慈善奖”是全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项，自200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表彰活动，累计表彰了1187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促进了慈善事业发展。本届“中华慈善奖”评选严格依据《“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进行，民政部成立了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新闻媒体、行业组织代表组成的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评委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全面从严要求，切实做到依规评选、严格把关，经有关方面推荐、网络投票、评委会审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民政部最终确定了表彰名单。《决定》强调，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党中央、国务院对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出明确要求，慈善事业前景广阔、使命光荣。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希望社会各界以“中华慈善奖”获得者为榜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公益时报）